乡镇人才工作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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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人才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基层；农机管理；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7.06.011

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施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2016年的补贴资金更是超过了250亿元，为基层农机的普及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农机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磨损、老化以及各类故障问题，为了保证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需要基层农机站提供完善的农机管理服务，及时解决农机问题，基层农机管理服务的改革工作势在必行。

1基层农机管理的作用

基层农机管理服务组织是指以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为骨干的乡村农机服务组织。基层农机管理服务组织具有稳定、健全的乡镇农机管理服务体系，是农机化发展的基础，承担着农机管理、农机具和新技术的推广等社会化服务，根据主管部门的安排，利用农作物成熟期的时间差，组织农机跨区作业，以提高农机的作业效率。

2现阶段基层农机管理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2.1管理体系尚不健全

受农村经济条件逐步提升和购机补贴力度增大的双重影响，近年来基层农机的保有量呈现上升趋势，在给农业生产活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直接增加了农机管理服务的压力。但是农机站的管理服务体系却并没有得到与时俱进的完善和优化，因此就不能为各项管理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通过调查发现，一些基层农机站的人员流动性较强，许多技术人员被抽调到其他业务部门，导致管理服务队伍人员数量不足。

2.2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

基层农机管理服务工作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周期性，往往难以引起基层政府的足够重视。例如在农忙时节，农机设备使用频繁，容易出现机械故障，农机管理服务的重要性得以体现。而在农闲期间，农机设备被搁置起来，加上大多数农户缺乏科学的农机养护和检修意识，因此农机管理服务工作也变得“可有可无”。基层农机管理机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由于地方政府的重视不足，农机管理服务机构难以吸引到更多的专业性人才，机构自身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

2.3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升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农机设备的科技含量也在不断增加，出现了许多自动化的农机设备。这些高科技含量的农机设备固然能够极大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但也对农机管理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如不能熟练掌握新型农机设备的操作方法，就很难提供正确的管理和服务。另一方面，农机站管理服务人员的年龄普遍偏大，虽然有着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创新能力都相对较差。

3完善基层农机管理服务的具体对策

3.1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基层农机管理服务工作能否落实到位，对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都起到了关键性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切实加强对农机管理服务工作的重视，并结合地方实际，为农机管理服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便利。

3.1.1因地制宜出台支持政策 在农忙时节增设农机管理服务站点，适当提高农机管理服务人员的福利待遇等。在有了政策保障后，农机管理服务人员要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切实提高农机管理服务的实效性，不仅要在农忙时节做好农机设备的故障维修工作，还要利用平常时间，帮助农民完成定期检修和养护操作。

3.1.2增加农机管理服务的资金支持，拓展资金来源渠道 地方政府可以与当地的民营企业相结合，通过企业募捐的形式，增加农机管理服务的资金投入。同时，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为地方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实现农企的协调发展。

3.2健全农机管理服务体系

基层农机保有量大增，管理任务日趋艰巨，管理工作开展的重要性日显突出。由此，顺应时展潮流，健全农机服务管理机构，是实现农机管理有组织依托的关键。在健全农机管理机构的基础上，建议有计划地在乡镇一级设置专属服务机构，明确其具体的职责要求，充分发挥服务机构在农机推广中的重要作用。设置服务机构，同时应按适当比例，派驻农机安全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技术推广、维修指导等工作。

乡镇人才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2篇

2006年12月，在清华大学“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研讨会上，河南省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应邀演讲。此前，刘朝瑞曾作为首位登上北大报告厅的县级市的市委书记，为北大学子讲解中部农区县域经济与新农村建设。在听惯了专家们的高谈阔论之后，刘朝瑞带来的基层工作的丰富实践与深刻思考让听众耳目一新。

“长得不帅，思想很帅”，一位老领导对刘朝瑞的这句“中肯”评语，在邓州乃至河南都流传甚广。外表朴实、农民出身的刘朝瑞在任何场合都不惮于谈他的农民情结，2001年，刘朝瑞针对基层工作提出“三问”，曾引起全社会的强烈震撼与共鸣。多年来，他对“三问”的思索与求解，以及发展县域经济独辟蹊径的做法，都让外界刮目相看。

求解“三问”

“2000年是我们基层干部和群众关系最为尖锐的时候，干群对立，积怨很深。”一次，刘朝瑞下属的车子在半道上陷到了泥坑里，这位下属拿着烟到附近找老百姓推车。老百姓问他：你们是不是乡干部？你们是不是来收税的？听说都不是，老百姓们才把车子推上来。有老百姓说，如果是乡干部或是来收税的，那我们还给你推个球！时任西峡县县长的刘朝瑞听说了这个事情后，非常感慨。

“为什么干部交通工具先进了，与群众的距离却远了？为什么基层干部文化素质提高了，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却少了？为什么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基层干部的意见反而增多了？”从民办教师、乡镇干部一步步干上来的刘朝瑞，对基层群众工作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总结的这“三问”迅速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从微观上看，‘三问’的实质在于，很多基层干部对群众没有了真感情。”刘朝瑞告诉《决策》，通过进一步思考他发现，一些领导干部天天讲抓大事，其实很多大事跟老百姓都不沾边。有一次，刘朝瑞在调研走访中发现，有个村子里的水坝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被冲坏了，但一直到2000年还没有修复，致使当地很多田地无法灌溉。

“老百姓的大事是什么？就是怎么盖房、能不能吃上干净的水、生病了有没钱去看、孩子长大能不能娶上媳妇等等，这些对农民来讲是天大的事，但我们恰恰没有去关心和解决，这样群众怎能没有意见？”刘朝瑞认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政治原则，但许多地方正是打着这三个原则的旗号，去漠视、忽视甚至侵犯群众的具体利益。

2003年，在“7・1”讲话中提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刘朝瑞反复琢磨这句话，困扰他多年的“三问”终于从中找到了答案。

“总书记的讲话就是对‘三问’精辟深刻的回答，如果我们基层干部都能向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把群众利益再小的事都当作大事来慎重处理，那这‘三问’就不存在了。”2003年底，刘朝瑞调任农业大县邓州，他开始在实践中破解“三问”。

“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要立足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邓州这几年就是抓住了这几个‘最’，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先后完成了村村通工程和‘空心村’治理，并且在133个示范村开展以‘修路挖塘’为重点的村庄整治，修建村内道路，净化村内坑塘，并因地制宜兴建村级游园和文化茶馆，让有线电视和宽带进村入户等。”而这其中最让刘朝瑞感到满意的就是太阳能进村入户工程。

在农村，很多地方洗澡是个大问题，大部分农民一般都是夏天在河里洗，冬天基本不洗澡。“能不能给农村每家每户都安上太阳能热水器？”刘朝瑞很快把他的这个想法付诸实施。

经过测算，一台太阳能热水器加上配套设施共需980元，由政府补贴350元，其余由老百姓自愿筹集资金。2004年下半年，政策出台后，出乎刘朝瑞意料的是，推广的太阳能热水器非常受当地农民欢迎。截至2006年底，邓州共推广8738台。2007年，邓州市计划推广5000台，而到目前为止实际申报已达6500台。

“我们一定要带着真感情来做群众工作，我们是为老百姓干事，而不是为了干事而干事。”刘朝瑞经常告诫下属，集中精力干大事，大事要抓具体，人民群众切身相关的小事也是大事，有时小事做不好反而是大事。

“做好事也要讲道理”

为什么为群众做好事，反而得不到老百姓的满意？这是让很多基层干部困惑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很多基层干部“老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敢用，新办法不会用”，那么新时期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新办法”来做好基层工作？

刘朝瑞思考的结果是“用民主的办法来治理乡村”。然而民主并不是新鲜的东西，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就提出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乡村治理机制。自1992年制定村民自治法以来，基本解决了民主选举的问题，村务公开解决了民主管理问题。但长期从事基层工作的刘朝瑞发现如果决策不民主，管理也民主不了，只有决策过程的民主才能带来管理和监督的民主。

在总结多年基层管理经验和研究中央文件精神的基础上，2004年，刘朝瑞提出以民主决策为重点的“4＋2”工作法。“4”即支部会议提议、“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2”就是决议公告和实施结果公告。

“‘4+2’工作法立足于决策过程的民主，实质就是建立一个完整、流畅的决策程序。”刘朝瑞认为，走程序不是走形式，按程序的决策一定比没程序的决策更民主，同时还培养了基层干部和老百姓程序的观念，程序的观念就是民主的观念之一。

“在农村，筹集资金搞建设是最难的事情。像邓州这样一个拥有578个行政村、百万农民的农业大市，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各项公益事业能顺利进行，同时能妥善处理和化解基层中的各种矛盾，都和我们运用‘4＋2’工作法密切相关。”据邓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万洪志介绍，在“村村通”工程、村庄整治、推广“杨树经济”等基层工作中，通过“4＋2”工作法，启动基层民主程序，村民纷纷自觉自愿出资投劳，而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

“什么是民主，最直接表现是协商和妥协，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学会妥协就是在民主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除了用民主的方法做基层工作，刘朝瑞把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总结为：第一，基层干部做好事也要讲道理，这是领导干部执政的出发点。不讲道理做的好事就是不得民心的好事，或是动机不纯的好事。第二是得理也要让人。得理不让人就不是公务员，政府不能和群众论输赢，应该对老百姓宽点再宽点、厚点再厚点。第三，政府不能报复老百姓，不能怀着报复的心理来处理，惩治的只是极少数人。

“这些方法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要求很高，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刘朝瑞告诉《决策》。

“三抓带动”

从西峡到邓州，刘朝瑞工作过的地方都是人口多、以农业为主的贫困地区。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有一个论断：贫困的地方，一般是低收入带来低储蓄，低储蓄带来低投入，低投入带来低效率，低效率带来低增长，低增长带来低收入。刘朝瑞对这个贫困恶性循环有着切身的体会。

在他看来，这个怪圈还派生出许多怪圈，如财政越穷吃财政饭的人越多，人越多越加剧财政困难，财政越困难投入社会事业越少，就业更加困难，挤进机关的人就越多；行政乱收费造成经济环境恶劣，企业负担越重、办企业越少，就加剧了乱收费等等。而且一旦陷入这些贫困怪圈就会产生锁定效应，很难跳出来。如何打破这个怪圈，发展县域经济？

2004年初，刘朝瑞带队赴浙江几个比较发达的县市考察。浙江之行给了刘朝瑞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学浙江，要学其神而不只学其形，邓州与浙江表面上是差在工业上，实质上是差在企业家群体上。

“从理论上讲，根据经济学上的二八法则，即在任何特定的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只要能控制具有重要性的少数因子，即能控制全局。”刘朝瑞认为，农业大县困难在于最初的突破，必须从关键少数中寻求突破，有了这个突破口，农区的低水平恶性循环才会逐步打破。

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刘朝瑞开始在邓州探索他的“三抓带动”战略。

“三抓”就是抓住一批有一定资本积累、发展潜力强的人，即优势农户、经济能人和企业家。通过优化创业环境和给予鼓励政策，培育这三种人。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企业家资源，一方面积极引进外地人才，另一方面把现有的企业家、本地拔尖人才和科技工作者，培养成企业家队伍，最终形成企业家群体。在具体做法上突出重点人群，也就是“五路大军”：一是挖掘本地的致富能手和企业家，二是引进外地企业家，三是鼓励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四是动员转业军人建功立业，五是调动市乡基层干部中有经济头脑的人兴办实业。

“‘三抓’具有裂变效应，可以发挥关键少数的‘鲶鱼效应’来带动重要多数，从而一举撬开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口子。”刘朝瑞认为邓州3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他当初的判断，2006年，“三种人”对邓州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70%。

“‘三抓’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应当成为催生县域经济裂变的大战略。”刘朝瑞认为，相比一些地方单纯靠招商引资而言，邓州的“三抓”战略关键在于培育一个县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县域经济的四种现象

除了“三抓”之外，在刘朝瑞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颇具邓州特色的“五不”、“三为主”。“五不”就是不盲目趋同，不强求培育龙头企业，不追求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追求完整的工艺流程，不盲目搞产业升级。“三为主”，即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以中低档次消费品制造业为主，走农区工业化的新路子。

“现在县域经济发展往往结构趋同、容易追风，很多地方都追求大企业、大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而看不上配套产业和传统行业。”刘朝瑞认为这些做法值得反思，政府研究指导经济要务实，不能理想化，必须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县域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同县域的基础不同、优势不同、阶段不同，发展的方法和路子也不会相同，但一个共同选择是必须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在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原则上要不求高、不求大、不求精，只求准、只求优。只有因地制宜，准确定位，才能培育起有别于其他地区、有市场前景和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和特色经济，县域经济才会有强劲的竞争力和旺盛的活力。

正在攻读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刘朝瑞，特别善于观察和总结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在各种会议上，刘朝瑞经常要求大家注意几种现象：第一种是骑自行车现象。要想保持稳定就要有一个较快的速度。在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时，不能仅解决过去的问题而不前进，必须边发展边解决问题，等经济社会发展了有些问题可能都不成为问题了。如果一开始就陷入解决问题中，那只会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第二是打扑克现象。问题不在于牌好牌坏，而在于怎么去整合资源，所以区域经济发展要提高整合资源的能力。

第三是大盖钉现象。要把面上的力集中到点上去突破。一个贫困地方，这也抓那也抓，肯定突破不了，必须集中精力培育优势产业，抓住关键带动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