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价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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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价值的要求范文第1篇
世界上总会有一种大家都能普遍认同并向往的价值存在，不论怎么的历史文化背景，怎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总有一些是共同的。比如对自由、人权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儒家学说中强调的：君子和而不同，正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民主作为一种价值体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是能够被全世界、全社会、各种族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理念，但是具体到各国家、地区，又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民主，其价值就不具有普适性，而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条件因地制宜来实现的。
一、民主价值的普世性
民主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在本质上是权利意识，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公权的要求与主张，他要求和主张国家权力应当属于人民、属于占社会主导地位的人们。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平等观时说到：“大家知道，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1]恩格斯的论述说明无产阶级的等级观以与其对立的资产阶级等级观为依据，可见二者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只不过无产阶级更要求广泛彻底的实践。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阶级在平等观上的相通性说明了人类的平等观在不同阶级之间具有普遍性。这同样也应当适用于对民主普世性的理解，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不同阶级、不同人群在思想观念上肯定存在差别，但是不能否认其在精神上的一致性和价值取向上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思想文化的进步性。民主观念的差别是历史与社会条件造成，而其中包含的一致性、共通性是人类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成果，我国第一本民主白皮书《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共通性。
因而民主价值的普世性是指民主作为全世界所共同追求的一种信念、价值观来说是普世的，是被大家所共同接受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发展，经济的发展推动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民主价值的内涵也在不断地被吸收、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说，民主价值具有普世性。
二、民主制度的非普适性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之下，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手段是否具有普适性，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制度安排呢？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对于美国民主和西方普世主义的阐释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亨廷顿出版的政治学经典《失衡的承诺》中，通过深入分析美国的民主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的特征，同时也分析了西方国家，甚至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理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相信美国理想的普遍有效性，但也理解他们应用于其他社会的局限性。[2]
通过亨廷顿的论述，有两点是可以得出的：首先，民主在世界各国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政治土壤中，同时各国对民主理念的认识程度也各不相同。其次，美国的民主具有其独特性，亨廷顿眼中的美国民主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在自由民主的信仰和追求上比其他国家更加强烈，但在其他国家应用的过程中，其局限性暴露无遗。这两方面说明了一个道理：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民主模式，如果说存在有这么一个模式，那自古希腊创立城邦民主制到目前为止的几千年中，这个世界为什么没能形成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民主制度呢？
从现代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来看，随着政治文明、经济水平的发展，各国民主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各国的民主程度也不尽相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力推行某种民主模式，往往会带来南辕北辙甚至背道而驰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国家的民主化为开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正在兴起，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席卷南美、拉丁美洲，并来到亚洲打破了当时苏联的。但是这次轰轰烈烈并延续至今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浪潮给人民带来的不是意料中的民主平等、自由和谐以及经济繁荣，而是水土不服的各种后遗症。西方的民主政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但也带来社会进一步分化，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变得虚弱不堪。
因而实践证明，西方所标榜的民主模式并不能完全移植到除西方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环境和发展阶段，决定了他们需要符合国情和发展需要的民主制度，而不是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可见，并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民主模式可以照搬照抄，民主制度不具有普适性。
三、结语
普世性与普适性，实质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当中，个性中包含共性，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只有共性而没有个性的事物，或者只有个性而没有共性的事物。因而，民主价值也是如此，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是二者的统一。民主价值的普世性即是民主价值的普遍性，如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在民，多数人决定，人民统治以及相关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基本价值，是不受时间、地域限制的，能够成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追求；另一方面民主价值的特殊性即是民主的非普适性，即各国在建立民主制度过程中，或利用民主手段进行政治统治的过程中；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程度不同而形成的具有不同特质的实现方式和制度模式，如城邦民主、共和民主、代议民主，竞争民主、协商民主、自治民主，以及同一民主体制的不同实现方式等。这些具有特殊性的民主价值实现形式，必然要受到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国情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制约，虽然其中有的在一些条件相同的国家和社会中有共同之处，但没有任何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和实现方式可以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所以可以这样认为，民主的一些基本价值具有普遍性，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能够得到不同国家的不同人们的共同认可，因而具有普世性；民主的具体实现方式具有特殊性，要受到历史文化传统、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限制，不可能在不同国家实行某一种模式，因而不具有普适性。
正确并区分民主价值的普世性与民主制度的非普适性，可以为我们正确地对待民主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承认民主价值普世性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吸收和借鉴人类以往民主政治实践的有益成果；另一方面民主制度模式的非普适性意味着：必须拒绝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坚持民主普世性与非普适性的两点论，我们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 做到既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又能吸收借鉴西方民主优秀、先进成果并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民主价值的要求范文第2篇
这本书由著名翻译家王太庆等译出,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此书一出,恰中当时中国之需:中国社会刚刚告别绝对主义价值观时代,逐渐步入相对主义的价值世界,人们急切想了解迅速发生的价值变迁,寻找现代价值重建的路径。此书,由此流行。
15年过去,中国人似乎有些遗忘宾克莱此书的价值了。但国家从总体上由温饱过渡到小康的处境变化,以及整体上遭遇现代化纵深地带的价值难题,逼使我们依循宾克莱的相对主义思路,观察、描述和分析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变迁。
价值误读:描述当代
中国价值世界的前提纠谬
近30年,中国的价值世界发生了太多裂变,但不论是实证研究,还是总体判断,都需要建立起对当代中国价值进行观察、描述和分析的恰当前提。但正是某些前提预设,构成我们进入当代中国价值世界的障碍。
第一,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价值变迁就是传统价值观崩溃、现代价值体系建立的过程。但人们似乎愈来愈期待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价值体系。是不是存在一种区别于所有现代国家的、别具中国国家特色的价值观?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价值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馈或者提升,中国30年来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势,决定着中国人价值观变迁的整体走向。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中,市场经济的兴起、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即中国社会变迁总体上向现代格局的推进,注定了中国的价值变迁向现代价值的逼近态势。现代价值体系的核心理念,正是借助1789年法国大革命广被世界的“自由、平等、博爱”。就此而言,凡是试图进入现代天地的国度,就不存在因国别建构的现代价值。中国亦不例外。中国特色,不在价值独特性上承诺,而在运行方式上显现。
第二,当代中国价值变迁的基本情形,显现为中国人的价值缺失和价值紊乱。这是对当代中国价值变迁的一种否定性断言。30年改革开放,促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工商社会。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农业社会的稳定价值体系崩溃了,革命社会的价值引导力丧失了。但“旧的”价值已去,“新的”价值尚未形成。在主观感受上,人们觉得价值彻底流失了,中国陷入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潭。因此催生两种寻找现代中国价值基准的偏向,一个偏向是通过传统的价值视角衡量现代的价值。中国的传统价值也有两种,一是中国古典传统价值,一是新传统的价值。中国古典心性传统价值注重的是个体心性修养;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前者的现实支持力量较弱,后者的实际号召力下降。于是,我们对中国人过往的主流价值的失落感到颇为遗憾,对现实价值世界深怀一种拒斥的哀怨心态。
第三个偏向是以现代规范价值视角审视变动着的中国价值结构。对西方而言,现代价值从最初的萌生到最后的成熟,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西方国家对于现代价值的规范表达、体系建构,是当下中国人无法完成的价值建设任务。变迁中的中国人价值状态是流动性的,既能够捕捉到一些传统信号,也能够捕捉到一些现代信息。但是,它既不能在模式上归结于传统价值观,也不能在构成特点上归结于现代价值观。这是我们今天对中国的价值世界进行把握、理解、概观的时候常常有点价值失语的原因。譬如,今天中国人几乎都追求发财,财富的理念转化为金钱的理念,支配性地影响人们的行动,这是生存逻辑引导的价值抉择。没有发现这种追求背后的价值理念,就等于无视人生尊严的事实基础或者物质基础。因此,千万不能把今天的中国单纯地误读为一个功利社会。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悖反组合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结构性特点是可以捕捉到的。
第一,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具有明显的边际性。所谓边际性的价值观,就是多种价值,古典的、当下的、规范的价值观,在边际之间寻求界定、却又难以准确界定的价值观。它表现出与各种既有的价值构成相类似又不足以明确归类的状态。因此,它不是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在中国,一切价值都在边际游走。比如,断言中国没有集体关怀,但中国人对集体终究比西方人关注;比如说中国人纯粹讲功利,但生活中存在不少的利他行为;比如断定中国人纯粹追求个人利益,但现实中有声势浩大的公益活动;比如说人们对狭隘私利无比偏好,但人们在维权中体现出正义追求;比如说中国没有制度化的平等建构,但人们对平等的强烈渴望毫无疑问已成主流。然而如果断言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科学这些基本的现代价值,已经鲜明地体现在中国的价值生活世界之中,从而可以用来衡量今天中国的价值结构,那显然为时过早。
第二,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现出行为导向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一个人的行动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价值、动机、愿望,有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换言之,人们对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对现实世界进退的权衡,对趋利避害行动的决断,究竟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理念而作出的相关选择,未曾了然于心。价值模糊化导致人们对行为价值判断的疏离。上个世纪90年代,王蒙宣讲逃避崇高,王朔演绎痞子文化,就已经体现出中国人对价值问题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完全是因为某种价值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但在行为当中又需要价值指引的悖谬态势所导致的一种价值迷失状态。在各种价值观念间游走,似乎是当下中国人价值选择的趋同景象。
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构成性特点是边际的、模糊的、不确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人价值观没有凸显引导人们行为选择的核心理念。尽管凸显而出的诸核心价值还不明晰,甚至时有悖反,然而价值观的基本轮廓仍然崭露出来。
首先,当代中国人表现出以自由为主流追求的价值特征。自由是人类诸价值中一个引导性的、核心性的价值理念。在中国所谓60年、100年和5000年三大传统,即在传统、(中国人追求的)西方现代传统和中国古典传统中,自由都是核心价值。三者的差别仅仅在于实现自由的方式不同。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价值观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市场经济把人们从日益繁重的生存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了,人性、个性与多元化变成了社会政治价值的主流。在今天的中国,自由的核心价值理念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动力。没有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追求,中国人根本难以设想自己民族的现代素质和个人选择。在这点上,我们必须对整个30年来价值变迁的最核心、最具有内聚力、最具有感召力,而且代表这个时代特点的价值构成特点,加以紧紧地把握。长期以来,人们把自由价值当作中国人自由散漫、散沙一盘的精神导因,认定讲自由就必然没纪律,这其实是中国人价值认定的严重误区。现代自由是规则下的自由,即哈耶克所谓“法治之下的自由”。从行为模式上看,个人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财富,促成权利与繁荣的连接,是中国近30年走上迅速发展轨道的重要原因。但从构成上讲,30年以自由为核心追求的价值观,远没有形成规则下的自由理念和自由价值。自由的价值导向是明晰的,但显现为一种缺乏规则有待规范的解放状态。
其次,当代中国人在行为价值导向上以功利为基本的价值导向。近30年的中国,在行为选择世界中放开了狭小的、经济选择的价值空间,人们开始能够明确表达和追求个人的利益和愿望。当下人们好像非常痛恨国人的功利价值导向,认为这是人欲横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低俗价值取向。
对中国来讲,如何集聚起持续发展的价值动力,是一个如何有效建立功利导向的问题。30年来,中国在经济世界的活动,是人性获得解放的主要动力源,它使人的生活获得尊严,使人明确认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功利价值是撬动中国人重新进行价值思考的动力,而不是价值灾变。
但当代中国在充分肯定功利的行为价值导向的同时,却没有形成平等的、规则的功利价值观。功利是权力导向型的:或者权钱勾结,权力仅仅保障一部分人的功利追求,而另一部分人根本没有谋求功利的契机、满足功利要求的空间;或者竟然直接是权力自我满足的功利,丛生的腐败成为人们谴责功利价值取向的重要理由。今天人们对功利追求的怨恨之强烈,就是因为功利追求的不平等和不规则、分配正义的未满足,进而导致均平价值的回流、绝对平等价值的怀旧。
民主价值已经成为中国制度建设的观念基础。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们对的追求、对法治的推进、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推动、对基层民主的制度化建设,都体现出中国近30年社会变迁中民主价值的政治功用。在政治理念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积极呼应,很准确地体现了民主的价值感召力。在中国,民主曾经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竞争性选举更是被当作权钱勾结的虚假民主。今天,作为“好东西”的民主也顺带给选举民主了。人们对民主价值的认可,已经逐渐脱离意识形态的羁绊,并依托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
民主价值的要求范文第3篇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与英国学派理论内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国际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也同样呈现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点。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特点是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但它更愿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其中存在着把各自独立的国家粘合成一个社会的各种共同价值,“秩序”与“正义”就是英国学派较为关注的两个内容。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条约必须遵守;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8]他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因为维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观、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以及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主权国家。可以看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宏观的宪法性国际制度,如主权制度)、规则、共同利益能够规约国家的行为并使国家尊重彼此的主权权利从而促进合作、达成协调(妥协)、规约战争、维护和平,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国家的独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标更是体现了国际正义的价值要求。从这方面看国际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国学派对秩序格局的维护还有另一层理解,即强调大国的责任与战争的作用。在英国学派看来,秩序具有本体论地位,它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9]大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均势政策(包括战争),是国际社会追求秩序目标的重要制度或准制度。这样,小国的主权权利与合法利益荡然无存,强者统治的秩序不是将正义踩在脚下,就是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在这里,英国学派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民主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前面分析的英国学派和国际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英国学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对于秩序与正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早期观点相对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或是在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然而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在涉及到人权的国际干涉问题上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10]英国学派的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人际之间的平等具有更基础的意义,世界正义应该优先于国际秩序,[11]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学派前辈对秩序与正义的理解。也许在这些新生论家看来,世界主义民主或超主权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也应该高于国际政治民主,“人权高于主权”代表了这样一种思考。应该说在英国学派内部就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在此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对国际民主的价值定位也比较暧昧和模糊。
四、国际民主:不同侧重与共同呼声
民主价值的要求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治教育 政治价值观 中学生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8-0107-01
在中学教育中,需要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以及正确的人生观和政治价值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只有从小培养中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才能保证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但目前学校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不利于中学生的健康成长。
目前在教育者中普遍形成了一种狭隘的教育质量观,政治生活只能附属于学习生活,学生仅仅成为学习的工具。目前存在着以成绩好坏评判学生优劣标准的倾向,教育者缺乏对学生政治生活的足够重视,从而学生政治生活开始出现弱化、甚至空白的现象。这样不利于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民主意识的形成。
一、政治教育背景
我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学生从小就有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因此,学校作为培养学生的机构,应当为中学生的政治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但是目前中学生政治教育弱化的现象不利于中学生政治价值观的形成。
时代要求个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但是目前中国存在着政治认同感和政治服务观危机。当前中国公民正确合理的价值观主要依赖于人民的政治认同感和政治服务观的形成。政治认同感是人们以特定身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仪式上的归属感,其中最重要的政治认同是国家和民族,但是目前中国存在着政治认同危机。政治服务观是指政治发挥的管理职能最主要的功能在于服务,而不同于以前的管制民众,但是目前人们政治价值观中仍然存在着参与政治就是为了做官的观念。
良好的学校的政治教育生活能够让学生从小就养成正确的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学生政治价值观的形成以及确立,是中学生通过自身与外部环境交流,不断深化对世界的理解,不断自我发展,形成价值体系的过程。但是中学生正在成长的过程中,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因此需要对中学生进行政治价值观引导以及培育,使广大中学生获得身心健康和素质的全面发展。所以中学生时代是学校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教育促使中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价值观的重要阶段。
二、现阶段中学政治教育弱化的表现
第一、学习成绩成为政治生活的标准,表现在干部选举、学生评比以及各种活动的参与与成绩挂钩。大部分教师选择班干部、团干部时注重的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并非学生的组织能力,在挑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时,均挑选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作为备选人,甚至学校举办的各种文艺活动,都优先考虑学习成绩优秀者。这样在学生心中也形成了只有成绩优秀的学生才能够成为班干部、三好学生的观念。
第二、学校各种教育活动意义弱化。升国旗仪式氛围不严肃,入团仪式不举行,已经是目前中学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如果这些仪式教育不能使学生感受到政治情感教育,那么这些活动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第三、重视纪律轻视服务的班干部管理活动。班干部为班级管理者而非服务者的观念往往在学生们的心中存在,不利于中学生政治服务观的形成。对班干部管理班级的狭隘理解,弱化了学生参与管理活动的积极性。
三、政治教育弱化的原因分析
第一、狭隘的教育质量观。以掌握知识的多少来衡量学生优劣,从而重视考分高低,而知识之外的其他素质培养完全可以不关心。故在中学生的政治生活中往往以学习成绩为评判标准,学生的政治生活沦为学习生活的附庸。
第二、教师对学生政治教育的忽视。表现在狭隘的教育质量观支配下,教师一方面重视学生的学习,另一方面忽视了学生的政治教育活动。体现在不重视学生入团仪式,升旗仪式等等,教师往往认为组织学生入团以及学生的升旗仪式都是团委和学校的工作,与自身无关。这种态度直接造成了学生对政治生活的不关心。
第三,家庭对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视。大多数家长认为学习生活才是学生谋生的手段,只有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才有出息,学生成绩是父母关心学生学校生活的唯一主题。故家长往往强调学校加强对学生纪律的管理,这样就强化了学校的纪律控制,弱化了学生的政治教育生活。
四、对中学政治教育的思考
第一、增强学生的体验,促进学生政治价值观的形成。要通过情绪体验激发学生形成政治认同感,在学校的仪式教育中,可以制造出仪式庄严、肃穆的氛围,如教师须和学生一起对国旗行注目礼,唱国歌,以身作则,感染学生;在班级的主题班会中,让学生们自己组织,培育其主动学习的能力,让学生心灵产生震撼,让学生形成政治服务观,通过服务的体验促进学生政治服务观的形成。教师应该在可能的前提下,为学生提供条件,提供服务,让学生管理服务意识得以形成,从而形成政治服务观。
第二、引导学生民主意识的形成。要促进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让学生从小就形成一种民主意识,教师要成为学生政治生活的引导者,认可学生的主体地位。一方面要培育学生以民主观念管理班级的能力,一方面要培育学生自我组织活动发展民主的能力。
第三、教育者应该对学生进行人权教育,形成人权意识。人权教育能够促进学生的民主政治生活,让学生形成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从而丰富学生学校的政治生活。一旦学生形成人权意识,那么可以促进学生民主知识的获得,民主精神的形成,让学生以主人翁的精神参与班级的管理活动,形成民主监督,有利于班级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
中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中学生正确政治服务观的形成,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崛起。但是目前教育者对学生政治生活的忽视,导致的中学生政治教育的缺失,迫切要求教育者加强对中学生正确价值观培育的重视。只有教育者真正认识到学生政治生活的意义,让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创建民主的生活,才能让中学生拥有正确的政治价值观,成为对和谐社会建设有用的人才。
参考文献
[1] 英配昌.中小学学生政治生活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05:15―30.
民主价值的要求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绿党；价值观；五位一体；启示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38-02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有其产生的客观条件与社会背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暴露的一系列问题引发了新社会运动的兴起。随着环保主义、女权主义、和平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蓬勃发展，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以提倡生态的永继生存及社会正义宗旨的政党——绿党。其以全新的生态政治理论和草根民主为组织特点，成为现实政治中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新型政党。绿党的产生，不仅对当代欧洲的社会发展、政治观念和政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模式和国际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分析绿党的绿色价值观及政治、社会主张，对全面把握和理解当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当前我国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一、绿党的“绿色”价值观
绿党是早期的环境保护团体依靠其环境伦理思想逐步发展壮大的，当绿党真正成为一个党派走上现实政治舞台，其视野就不仅仅局限于生态环境方面。传统政党关心的也是他们要关心的，人类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他们需要解决的。因此，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为了选票而被现实政治环境所逼迫，绿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伦理思想体系，其价值观具有鲜明的“绿色”。
1.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政治伦理价值观
绿党继承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社会中各国诸多政党都秉承的基本价值理念，又赋予了这些价值理念更多的时代内涵，同时对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政治策略方面进行了与传统政党不同的重大调整。绿党的价值观更加注重强调平等，认为自由是平等的自由，而且是在集体自由前提下个人的自由。这并不是说绿党漠视或抹杀个人自由，而是强调在同等条件下，当各种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各个不同群体之间、每个个体之间平等的自由；是更看重整个世界整体利益得到保全情况下的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绿党强调民主是实现自由和平等的手段和制度保障，因此他们积极贯彻和实行基层民主。绿党不但在组织政策上限制领导的权利，鼓励积极发挥基层的作用，在社会经济政策上还主张社区经济，认为这种小规模的区域自治能够使民主更有效地落实到每个人。
2.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价值观
绿党凭借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重视而产生与发展，但对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却有着全面系统的见解，自绿党一出现，就扮演着与传统政党特别是右翼政党相抗衡的角色，并给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它强调的社会正义是以平等为基础、最大限度保护人权的正义，这种人权不仅是普通国民的人权，还包括移民、残疾人、甚至吸毒者的权利，绿党的社会伦理思想和其政治伦理思想、环境伦理思想是相联系的，是其对生态的关怀在社会的延续，是基层民主、非暴力、女权主义等思想的必然表现。
3.以生态优先为核心的环境伦理价值观
与传统的生态思想一脉相承，伴随着现代工业急速发展而引发的无数环境灾难，绿党的环境伦理思想出现后逐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走上历史舞台。德国绿党提出的四个基本价值观之一的生态优先观是绿党环境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生态优先原则有其特定的定义，正如罗宾·埃克斯利所指出的：“我们不要把生态优先狭隘地理解为蚂蚁和艾滋病毒比人类还重要，或者人类的活动反要从它们的利益出发，而是人类一切经济技术方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应服从于是否符合生态要求。”[1]归纳起来，绿党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价值观主要表现在：第一，整体论、系统论的思维方式，不以人类为中心，仅仅将其看作自然界普通的成员。第二，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这种价值具有独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三，尊重和保护自然的多样性。认为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只是自然
界中普通的一员。第四，环境正义。绿党认为人和自然、人和自然界其他存在享有同样的生存权利；环境正义也是一个社会正义的问题，强调代际公正和男女公正，强调国家间的平等。
4.以“小即为美”为核心的经济伦理价值观
绿党的政治伦理思想、环境伦理思想和社会伦理思想都是绿党所追求的目标，而实现这些目标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经济的调节，这样也就产生了绿党的经济伦理思想，形成了绿党特有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绿党基于生态考虑，奉行“小即为美”的经济发展原则，尤其主张对现代的社会经济模式进行变革，实行区域自治特别是经济的自治。它甚至认为应该废除传统的民族国家而根据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重新分配政治权利，给予自然条件相似的地域以充分的自治权，这样小规模的经济体可以自给自足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使得人和自然能够和谐地相处。它对各个经济领域都制定了与其价值观相符的政策，特别是与环境相关的农林、能源等经济领域，绿党都要求用生态发展观去规范它们，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不能蔑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它还主张征收生态税，提倡公民的适度消费。绿党认识到无限制增长的危害并力求改变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总之，绿党的伦理思想深刻地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等主流价值，表现了对自然和弱势群体的关切，并主张积极地社会变革以应对当今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对我们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绿党伦理思想对我国“五位一体”建设的启示
党的十报告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意味着党和政府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奋斗目标。而绿党的“绿色”价值理念与政治、经济、社会及环境政策，对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重要启示。 1.加快民主化进程，实行基层民主是政治建设的制度保障
绿党的民主目标是使人们有权自主地决定和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除了坚持每个公民享有基本的民主权利，绿党通过创建非集中化的民主体制，赋予基层组织以充分独立的自治权，主张必须优先考虑基层的决定，使权力从集中化的官僚体制向基层转移。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建设需要整体性思维，但是必须从地方落实，结合当地条件并尊重当地居民自己的选择是必经之路。正如党的十报告提出的“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充分表现了民主的重要性以及党和国家对民主化建设的重视。
我国加快民主化进程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和解决都与民主密不可分。民主是防止腐败的有效手段，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对当权者进行有效的监督，由于我国处于激烈的转型期，必须构建新的政治文化，发展社会力量，加快体制改革，扩大基层民主，以确保“五位一体”建设实现相互衔接。
2.发展社区经济和生态经济是解决我国中西部经济问题的有效途径
我国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上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现在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很多人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下。绿党“小即为美”的经济伦理思想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我国中西部自然资源丰富，环境气候独特，完全可以将国内自然资源重组和经济生产规模非集中化、小型化，将分散化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归地方性社区所有并服务于它的经济结构。这样的经济结构的优点在于：第一，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当今社会生产的集中化和规模化的弊端已经显露无遗。我们在发展地区经济时应充分考虑当地的情况，有利于保护环境，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第二，可以给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为解决当地人民的生活问题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证。只有人民普遍富裕，物质基础得到了保证，生态文明的实现才能成为可能。第三，基本生产生活单位的小规模符合人性特征，有利于
实现和谐社会。只有在小规模小尺度的生产单位和生活社区中，才能激发和维持人们整体认同感与自觉关怀意识，才能够保证人们对自己生活权利的全面把握，从而促进人们之间的了解与合作。
3.提倡关怀伦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影响了社会的和谐。要建设和谐社会，绿党对弱势群体关怀的伦理思想值得我们借鉴。社会发展的前提是稳定，如果社会不稳定其他一切都是空谈，霍布斯的丛林社会不能保证人们其他价值的实现。如果我们不对弱势群体给予应有的关怀，社会的稳定状态就有可能缺失，来之不易的安定状态就会危机四伏。
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用关怀来弥合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现代社会生活中，公平、公正是调整人们关系的主要准则。但公正伦理的调节不能完全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因为公正伦理的出发点是单独的个体和人类的理性，人与人之间是分离的，彼此处于竞争的状态，每个人都力图获得优势和胜利。换言之，公正伦理在强调个人权利、自主、独立时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如果仅仅依赖公正伦理调整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便难免出现人际关系的疏离、冷漠、失衡等不和谐状况。这样，人际关怀就成为社会文明发展与社会稳定过程中的重要道德需求，关怀伦理因而也成为调整人际关系的重要伦理原则。关怀伦理以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为价值取向，其出发点是处于具体关系和联系中的人以及人类的情感，人们处于相互联系中，需要彼此依赖、合作甚至妥协。关怀伦理能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去缩小和消除竞争造成的距离。所以，关怀是实现现代社会生活和谐必需的道德要素[2]。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应该重视关怀道德情感的形成，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充满关怀的社会能激发人们关怀他人的需求，达成人们之间的理解，从而有利于形成相互关爱的和谐关系。所以，我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建设，必须营造充满关怀的道德情境，并将之覆盖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从而实现社会和谐。
4.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自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绿党伦理思想中的整体主义思维与自然价值理念，对唤醒我国国民的公民意识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当德国绿党走入执政殿堂、各国绿党成绩斐然之后，绿党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大，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和认识改造事物的方式。
环境保护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在现代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它表现为人们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又体现为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合理配置国家权力资源的各种思想。公民意识主要体现在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
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几十年来，环境保护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环境问题却日益严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伴随着负面的结果，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来换取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导致环境污染加剧。绿党所强调的环境保护与环境正义的思想及努力，给我们许多启示。绿党的价值观唤醒了公民对地球、对自己家园的关怀，使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地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监督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合理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表现出社会责任感。这一切都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一旦公民的主人翁精神在环保领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必然会对其他领域起到极强的促进作用。
总之，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我们要积极借鉴绿党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发展地区经济时应充分考虑当地的情况，合理整合国内的资源结构，利用我国中西部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这样既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又能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