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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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意见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存款保险；影响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涵义

（一）定义。存款保险制度，简而言之，就是以存款机构为投保人，按一定存款比例向专门设立的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一定的保险费，当该机构发生危机或面临破产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按照保险赔付额度进行赔偿的制度设计，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信用，起到稳定金融秩序的作用。

（二）起源及发展。存款保险制度，最早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据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之初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美国先后有9755家银行倒闭，存款人损失约14亿美元。为了稳定金融秩序，恢复市场发展信心，美国国会于1933年6月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并于同年成立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从1934年1月1日正式实施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开启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先河，并为美国的金融秩序稳定和存款人利益保护起到巨大作用。

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效抑制了银行大批破产倒闭状况的继续发生，帮助大多数银行度过了金融危机，此后，各国都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纷纷仿效并结合自身特点，研究设立存款保险制度，以此作为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持存款人对银行体系信心的重要举措，并进一步促进其国内的金融体系稳定，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伴随着各国银行危机的不断发生，存款保险制度越来越受到重视，截至2011年3月，世界上共有111个国家建立了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三）类型。从广义上看，存款保险制度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即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前者是指一国或地区没有对存款保险作出具体制度上的安排，由于政府在以往银行发生危机或倒闭时，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保护，因而形成了公众对存款保护的预期；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一国或地区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存款保险的存款人、存款保险机构以及有问题银行的处置等作出明确的法制规定，它要求银行参加存款保险，并接受存款保险制度的管理，当受保银行发生危机或面临破产倒闭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全部或部分存款。

二、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一）保护存款人利益，提高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当投保银行面临危机或破产倒闭而不能支付存款人的存款时，投保银行就可从存款保险机构那里获取赔偿或取得资金援助，或被接收，兼并，存款人的存款损失就会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有效保护了存款人的利益。

（二）有效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维持正常的金融秩序。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存款保险机构会对相应的银行机构进行一定的监督和管理，在有问题银行面临危机或破产时，还能提供一定的财务援助或对存款人进行赔付，这实际上增加了一道金融安全网。同时由于社会公众对该制度形成一定的信任和保障预期，也可有效防止银行挤兑风潮的发生和蔓延，从而促进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为银行业适度竞争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促使公众获得优质廉价服务。尤其对于中国来说，国有及大型商业银行已形成一定的垄断之势，不利于中小银行的发展。存款保险制度是保护中小银行，促进公平竞争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使存款者形成一种共识，将存款无论存入大银行还是小银行，该制度对其保护程度都是相同的。同时还可以分散公众的存款风险。

（四）有利于革新传统观念，提高公众风险意识。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我国公众对于储蓄存款的风险认识不足，对银行的认识和了解不够深入，基于二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公众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不利于金融市场改革后，对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也不利于金融改革的推进。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以上方面都是存款保险制度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存款保险制度同样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是存款保险制度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使得存款者风险意识下降，特别是在利率市场化实现以后，他们就可能不顾银行经营风险，将钱存到愿意支付最高存款利息的银行；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风险约束机制也会弱化，在经营活动中就可能为追求高额利润而过度投机。

二是一定程度上会导致部分银行敢于铤而走险。也就是说，存款保险制度刺激银行承受更多的风险，鼓励银行的冒险行为。因为银行知道，有存款保险机构作为最后贷款人挽救它们，为了追求高收益，它们可能会走向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本来目的相反方向。

三是产生逆向选择问题。由于存在存款保险制度，因而存款人更敢于冒险选择高回报的高风险银行，从而损害经济资源和市场约束的效率。在自愿参加保险和存款保险费率统一的情形下，经营好的银行将会推出存款保险体系，经营不好的银行也要缴纳更高的保险费用，从而威胁到存款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银行体系性风险也将扩大。四是存款保险制度本身也有成本。

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对于中国的意义和影响

2012年7月16日，人民银行在其的《2012年金融稳定报告》中称，目前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与此同时，上述报告还称，2012年还将探索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有效途径。与利率市场化一样，存款保险制度在近一两年内，被业界广泛讨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揭开了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序幕，而存款保险制度将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是为了确保改革成功，减小改革风险的奠基之作。

关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对于中国的意义和影响，作者认为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保障。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加快改革进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些都将调整经济结构摆到了突出位置，要想从根本上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肯定离不开金融机制调节这根指挥棒，只有实现银行业的充分竞争和保障金融秩序稳定，中小民营和科技型企业才能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才能有效的改变经济产业结构，促进中国经济向更高层级迈进和发展。

（二）有利于防范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当前，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让经济体中所蕴含的金融风险逐渐暴露。比如近期市场对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和地方债务、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表示担忧。业内分析人士表示，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广大储户的利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会使得存款者风险意识下降，特别是在实现利率市场化以后，储户更愿意选择存款利息高的银行，可能会不顾银行的经营风险。与此同时，存款保险制度会刺激银行承受更大风险。但不管怎样，加快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将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创造了条件，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市场化制度保障。

（三）增强我国金融机构活力。市场经济发展越深入，市场机制越健全，市场竞争就越充分。有了健全的存款保险制度，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就要缴纳更高的保险费率甚至退出市场，这可以激发金融机构的活力和提高经营业绩的动力，提高我国金融机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和避免行政关闭金融机构产生的巨大社会冲击和负面影响。

（四）构建更加严密的金融监管体系。对中国银行业的监督，过去是由央行和银监系统进行监管，而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将增加一道对银行监管制度，构建一道新的风险“防火墙”，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构建起稳固的“金融安全网”，有效避免银行机构风险扩散传染效应。

（五）提高公众金融风险意识，保护存款人利益。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公众对于银行的经营风险有了清晰的认识，有利于公众分散存款风险，从而保护存款利益不因银行系统风险遭受损失。同时，社会公众风险意识的树立，反过来又能促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为中国向新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迈进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薛德余.存款保险制度研究.

[2]孙犇.存款保险制度与中国选择.

乡村治理的意见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民工；新农村建设；人力资源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一、当前农村的现状

（一）农村青壮年人口减少，乡土人才流失严重

一方面由于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存在着较大的比较收益差距，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的发展前景、发展空间有限，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尤其是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也纷纷涌进了城市，留守农村的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最终导致农村劳动力人口正在日渐减少。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至多在农忙或过春节时才大规模返回家乡，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外地定居，甚至有不少选择举家搬迁，他们的小孩也有很大一部分在到入学年龄后就离开家乡。因外出打工或举家外迁，流失的几乎都是农村中的“精英”分子，这使得培育新型农民几乎变得更加困难。可以说，由于当前农村常住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人口规模的急剧缩减，乡村很难开展一些集体活动，留守农村的人口也显然很难支撑农村长远的治理和发展，新农村建设的人口瓶颈突显，容易导致一系列的危机。

（二）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收入甚微

虽然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推进阶段，但是农民的生产仍然比较落后。这种现象在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尤其突出。由于受到自然、历史和传统的因素制约，我国农业依然处于散、小、乱的生产格局状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太多，农村土地分割严重，规模经营难以推广。农村依然采用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在生产力方面不能追求生产工具的革新，不依赖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科技的支撑，只依靠简单的劳动投入，其维持机制是用劳动替代农业技术和资本。同时，由于缺乏创新意识，导致特色农业缺乏，科技含量低，农产品附加值较低，使得众多的农民无所适从或盲目跟风而损失惨重，也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很大的冲击。

（三）农村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落后，不适应现代文明生活

由于几千年以来农民都是在分散孤立和封闭状态下生活，缺乏文明的公共生活习惯和现代文明的熏陶，不适应现代文明生活的要求，科技环保意识不强，脏乱差现象在农村依然比较严重地存在。现实中在农村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精神寄托的有形设施、文化组织和无形的精神正在日益的衰落和消失。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现存文化站 文化中心及各类文化基础设施简陋，大多已经超过其服役年龄，老化情况严重。[1]此外，农民对待文化消费依然持保守态度，对待新生事物接受较慢，创新意识不强，轻视文化知识的学习，生活格调不高，富含知识性和艺术性的文艺活动在农村也鲜为人知，与城市相比差距甚远。因此，改变农村的生活方式，大力革除传统的陈习陋俗，已成为促使农民生活方式走向现代化文明的当务之急。同时，农民法制观念不强，法制意识淡薄，民主监督意识不强，最终导致农村容易成为各种纠纷、冲突的泛滥地，也常常沦为各种欺骗和陷阱中的受伤者。比如一些地方的农村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法律陌生、不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被逼无奈才求助于法律维护合法权益、不信法、不用法、以理代法、“惧法厌讼”与缺乏权利意识等现象。

（四）农村缺乏资金支持，发展面临困境

资金流向遵守效益优势的原则，哪里收益高就必然流向哪里，所以当前城市资金不但难以流向农村，即使是农村自有资金也难以留住，而不断的被城市吸走。农村发展资金的缺乏，导致关系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得到有效改善，路、电、水、气相关设施不尽如人意。据有关部门初步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15万亿元至20万亿元。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总量巨大，仅仅依靠国家财政投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其中大部分仍然要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2]这当然与我国当前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健全、业务单一、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和管理粗放等原因有关，同时与农民工的收入投向也有很大关系。所以，随着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和农民工工资相关保障的完善，如果能够动员返乡农民工将资金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来的话，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二、返乡农民工具备的潜在优势

（一）农民工规模较大，在农村易形成能量效应

农民进城后不可避免地要与城市居民接触，这就势必会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强烈冲击，权益意识较强。由于农业的季节性和传统节日，农民工群体表现出了流动的周期性，他们大多数几乎每年总有一段时间会回到家乡，在此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们所接触过的、经过自己一番加工的关于城市生活方式的内容带给了农村居民。他们的这种载体作用不仅表现在实物形态，更重要的乃是生活观念层面。[3]目前，我国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已达相当规模，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数量逐年增加，2003年为1.1亿，2004年为1.2亿，到“十一五”期末，我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人。无论是从精神的影响上，还是从物质的提供上，返乡的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回流有效改善了乡村建设缺乏中坚力量的状况，如果充分发挥和利用好他们的优势，将会有助于加速推进我国乡村文明建设的进程。

（二）农民工见多识广，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农民工绝大部分流入发达城市，见过世面，眼界开阔，他们整体素质较高。他们中多数人年富力强，在外经历过无数风雨，接受过培训，有一技之长，从事着不同职业，社会阅历丰富，信息辨别能力强，能接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思想观念比较开放。在农业种养殖中，知道运用科学和技术进行生产和经营，善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方法和观念进行大胆尝试。在农村各项改革中，能深刻理解中央关于农村的各项惠民惠农政策，并积极参与和给予大力支持，有利于中央各项农村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农村社会的治理和发展。同时，因为在城市从业的经历，通过耳闻目染和身体力行，也使他们表现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许多观念，如有着比较强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组织观念、市场意识、合作意识、法律意识等等。在农村比较崇尚“能人效应”，一旦返乡农民工成功返乡，必将在群众中引起“鲶鱼效应”。

（三）农民工主体中青年人居多，生活和消费方式有所改善

返乡农民工开始改变传统的消费观点，他们出来打工不只是为了挣钱回家，更多的是为了寻求自我发展、实现自身价值。更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并通过各种途径充实自己，享受精神消费。特别是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成长在改革开放后较好的生活环境中，从小受到以城市文化为主题的报刊广播和影视的影响，他们的行为观念已经相当城市化、现代化。[4]他们占据了农民工总体相当大的比例，现在走上工作岗位，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求知欲更旺盛，善于接受新事物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可塑性强。他们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等消费方式有别于上年代农民工。比如在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他们逐渐变得讲究个人卫生，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培养了一些健康的兴趣爱好。而且，回到农村后，他们将这些良好生活方式和习惯以及健康的兴趣爱好直接辐射给其他农民，对改善农村的村容、村貌、文明卫生习惯有极大帮助。农民工总体上显示出参与政治事务、关心国家大事和相关时事政策的较高积极性和极大热情。尤其是在今年的村级“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中，很多农民工不惜高额路费和几番周折专门回村参与村级干部的选举工作，投入自己神圣的一票，其中还有一部分农民工主动参与村级“两委”人员的竞选。

（四）农民工收入提高，资金实力相对优越

在农民进城务工政策出台以前，农民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大农业――农业、畜牧业和林业，收入结构比较单一，收入水平也比较低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在2010年2月做客凤凰网《大政经》栏目时指出，进入新世纪以后，十年的时间，农民收入结构的本身变化是非常的明显，过去都认为农民主要的收入应该来自农业，从现在的情况看，已经说到了一个临界点，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去年是5153元，这其中来自于真正所谓农业、畜牧业、林业，大农业这一块的收入大概就是50%，一半，还有40%是来自于工资性收入，就是打工，有的是进城，有的是在乡镇企业，还有10%来自两块，这是新的概念，一块叫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有些房子出租，存款的利息，财产性收入大概不到4%，还有6%多一点，叫转移性收入，就是政府给的各种补贴等等，现在的收入结构，我说今年是个临界点，可能到明年，来自农业大概会降到49%，50%以下。[5]从中可以发现，外出务工的农民相对于在家务农的农民收入要高出很多，资金实力相对比较优越，他们的资金投入将会有效弥补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缺口。

三、返乡农民工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人力资源的操作性分析

由于制度、经济、素质和城市发展壁垒导致农民工无法实现城乡之间的顺利转移，必然产生大量农民工的返乡问题。[6]农民工的返乡会给一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生机，所以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要把返乡农民工作为培育新型农民的人力资源，要做好宣传和引导，积极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提供有关支持和扶持，促进农民工的优势转化。

（一）创造环境，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农民工自身的各方面素质不断得到提高，有些已能承担一些技术要求较高的工程，而且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已经积聚了不少创业基金，并有着极大的干事创业激情，敢于打破常规进行创新。但是由于诸多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农民工群体依然要保持着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状态，所以农民工输出地需要为返乡农民工的作用发挥创造环境，广辟渠道。返乡自主创业将是今后农民工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许多农民工通过打工实践，学会了本领，掌握了技术，拥有了资本，具有饱满的创业激情，为了将返乡农民工在城市学到的本领转化为带领群众致富的手段，当地政府应统筹规划安排，优化自主创业的环境，采取积极的政策扶持、资金支持、科技保障和信息鼓励等措施帮助他们解决创业问题，引导他们树立“处处可创业、行行可创业、人人可创业”的大创业观。当然，鉴于以前的历史教训，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工作可以做，但千万不能一哄而上、“逼民创业”。

（二）积极宣传，发挥返乡农民工作为村级组织带头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农民工自身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较高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以及良好的道德修养。如何利用农民工这方面的优势来影响和提高农民群众的各方面素质，或者说要想切实有效地促进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就必须充分发挥农民工在各方面的良好示范效应。参与基层组织工作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要大力宣传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意义，支持和鼓励素质高、群众反映好，有经济和市场头脑的返乡农民工参加竞选。如果他们能够成功竞选村级组织带头人的话，相信在上级的细心培养、指导和引导下，他们必然能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各项惠民惠农政策，宣传法治理念和科技环保理念，坚持依法办事，能运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带领广大群众走科技致富之路；必然能将城市的先进文化和文明输入乡村，改变乡村的旧俗陋习，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内容，提升农民群众精神生活的档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工这一群体不仅有助于促进农民整体素质提高这一任务的实现，同时也为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持续前行的动力。

（三）做好服务，为返乡农民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

农民工长期在城市生活，返乡后，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觉已不同于出乡前的生活习惯，他们带来了外面世界的“新鲜”信息，丰富了其他农民的眼界。农民工在外是一个社会化过程，农民工返乡，将外地的文化传播给了当地的农民，促进了不同区域文化和文明的融合，扩大了农村的开放程度，改变了输出地的社会生活，加快了输出地的社会变革过程。[7]但是新一代农民工对农业种植和养殖缺乏经验，所以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要根据返乡农民工返乡的势态，积极做好农业生产、农业技术及经济作物种植、畜牧业发展、林业发展，就业技能的相关培训、宣传引导和服务等工作，将农民工返乡的压力转变为积极发展地方经济的人力资源优势。同时还应积极鼓励返回农民工参与农业产业化开发，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鼓励农民从事规模化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及流通经营，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激发农村活力。

参考文献：

[1] 郑金侠. 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 群文论坛, 2011(5).

[2] 邱兆祥. 农村金融：关键是要完善服务功能[EB/OL]. finance.省略/roll/20061020/0905988263.shtml

[3] 刘程, 邓蕾, 黄春桥. 农民进城务工经历对其家庭生活消费方式的影响―――来自湖北、四川、江西三省的调查[J].青年研究, 2004(7).

[4] 潘寄青, 谭海燕, 李娜. 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转移及就业路径探析[J]. 当代青年研究, 2009(2).

[5] 解读2010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大政经》系列访谈之七. 农民收入结构进入临界点非农收入超50% [EB/OL],news.省略/special/2010nongye/201002/0216_9506_1548176.shtml

乡村治理的意见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肝硬化；综合性心理护理；心理健康状况；遵医行为；生存质量

[中图分类号] R473.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4）06-0111-03

肝硬化是一种慢性进行性肝脏疾病，症状反复发作，病情迁延难愈，晚期可出现严重并发症，预后较差[1]。肝硬化病情较复杂，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易伴发焦虑和抑郁心理健康问题，对患者生存质量影响较大[2]。近年来研究发现综合性心理护理有利于肝硬化患者病情的控制，增强治疗效果[3，4]。本研究观察了综合性心理护理对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心理健康状况、遵医行为和生存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肝硬化患者80例，均来源自2009年1月～2013年6月我院内科门诊或住院治疗的患者。纳入标准：符合2008年全国病毒性肝炎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5]，并经超声或CT等检查证实。排除标准：伴有肝性脑病、肝癌或病情恶化发生严重合并症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将其分为心理护理组和常规护理组各40例。两组性别、年龄、病程和Child-Pugh分级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治疗方法

两组均予以保肝、利尿等常规治疗，常规护理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心理护理组予以综合性心理护理，干预时间均为8周。综合性心理护理具体内容如下：①心理干预：掌握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采用心理护理与心理疏导方式，改善患者的心理情绪障碍，帮助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使患者保持愉快的心境和乐观情绪，积极参与治疗。②认知干预：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健康教育，介绍肝硬化相关知识，提高其认知，使患者认识到肝硬化需长期治疗。③饮食和行为干预：养成良好饮食和行为习惯，遵循低盐、低脂、高热量和高维生素饮食原则，对血氨增高者限制蛋白摄入；有腹水者采用低盐饮食，严禁烟酒及辛辣、粗糙和刺激性食物，避免情绪激动和过度劳累，保持排便通畅。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肝功能、心理健康状况、遵医行为和生存质量变化。

1.3 观察指标

1.3.1 肝功能指标 采用生化分析仪测定丙氨酸转氨酶（ALT）和天门冬氨酸转氨酶（AST）。

1.3.2 心理健康状况[6]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对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分。SDS和SAS量表均含20个项目，分4级评分，其中轻度抑郁53～62、中度抑郁63～72和重度抑郁>72；轻度焦虑50～59分、中度焦虑60～69分和重度焦虑>70分。

1.3.3 治疗遵医行为的评估[7] 从按时服药、定期复查、合理饮食、戒烟戒酒、规律作息5项了解患者的遵医行为，根据是否遵医例数计算百分比为遵医率。

1.3.4 生存质量的评估[8] 世卫组织推荐生存质量表进行评价，此量表由7个领域构成，每个领域均采用1～5级评分，计算其总评分，项目评分越高说明其生存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8.0软件。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肝功能变化

两组干预前ALT、AS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8周后，两组ALT、AST均明显下降（t=2.39、2.36、2.97、3.02，P < 0.05或P < 0.01），且心理护理组下降值更明显（t=2.24、2.22，P < 0.05）。见表2。

2.2 两组干预前后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两组干预前SAS和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8周后，两组SAS和SDS评分均有明显下降（t=2.37、2.30；2.90、2.86，P < 0.05或P < 0.01），且心理护理组下降值更明显（t=2.21、2.23，P < 0.05）。见表3。

2.3 两组干预后治疗遵医率比较

心理护理组患者按时服药、定期复查、合理饮食、戒烟戒酒、规律作息这5项的遵医率均明显优于常规护理组（χ2=7.44、6.65、7.31、6.27和4.51，P < 0.05或P < 0.01）。见表4。

2.4 两组干预前后生存质量比较

两组干预前生存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干预8周后，两组生存质量评分明显上升（t=2.91、2.36，P < 0.05或P < 0.01），且心理护理组上升值更明显（t=2.14，P < 0.05）。见表5。

3 讨论

肝硬化是内科常见病和多发病，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由于肝硬化病程迁延不愈、症状不易改善、病情常复发，晚期患者可出现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腹膜炎等各种并发症，部分患者由于对治疗失去信心，产生焦虑或抑郁等复杂的心理健康问题，不能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和护理，减少肝功能的反复异常，从而引起患者肝功能的逐渐恶化，降低临床治疗的效果，增加了并发症的发生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后[9]。因此，对肝硬化患者实施心理护理，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遵医行为和生存质量显得特别重要。

近年来研究表明心理护理干预能缓解肝硬化患者心理压力，提高其遵医行为，提高治疗效果及生活质量[10，11]。李维玲等[11]研究发现心理干预能提高肝硬化患者治疗遵医行为，有利于其治疗和康复。冯华[12]研究发现在药物治疗肝硬化同时予以护理干预可提高其治疗依从性，巩固其治疗效果，稳定病情，提高其生活质量。本组结果发现干预8周后，心理护理组肝功能、SAS和SDS评分下降值比常规护理组更明显，且心理护理组患者按时服药、定期复查、合理饮食、戒烟戒酒、规律作息遵医率明显优于常规护理组，提示综合性心理护理能明显改善肝硬化患者肝功能，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并能提高其治疗遵医行为。同时研究也发现干预8周后，心理护理组生存质量评分上升值比常规护理组更明显，提示综合性心理护理可提高肝硬化患者生存质量，改善预后。综合性护理干预的核心内容是心理干预，通过积极有效的心理护理与心理疏导方式，改善其心理情绪障碍，提高了其心理应激能力，并结合认知、饮食和行为干预等方面护理干预，改变以往错误认知，纠正以往错误的饮食和行为习惯，使患者认识到肝硬化需长期进行治疗，提高其治疗遵医行为，从而改善患者的肝功能，减轻患者的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增强临床治疗效果，提高了其生活质量和预后。

总之，综合性心理护理能明显改善肝硬化患者的肝功能，减轻患者的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改善心理健康状况，并能提高其治疗遵医行为，增强治疗护理依从性，提高肝硬化生存质量，改善其预后。

[参考文献]

[1] Erwin Biecker. Diagnosis and therapy of ascites in liver cirrhosis[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11，17（10）：1237-1248.

[2] 武文柳，兰凤敏. 心理干预对肝硬化病人抑郁和焦虑状态的影响[J]. 现代临床护理，2009，8（4）：49-51.

[3] 芦宝莲，王阳，罗建英，等. 护理干预对肝硬化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 齐鲁护理杂志，2013，19（3）：80-81.

[4] 邵丽婷，熊飞. 心理护理干预对肝硬化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J]. 当代护士（学术版），2011（11）：109-110.

[5]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J]. 中华传染杂志，2008，23（6）：421-429.

[6] 梁月连，黄焰，谢丽珍. 心理护理干预对肝硬化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J]. 吉林医学，2013，34（12）：2350.

[7] 郑翠玲，翟德翠，张志刚. 护理干预对乙肝肝硬化患者院外遵医行为的影响[J]. 齐鲁护理杂志，2011，17（16）：32-33.

[8] 侯彩秀，赵红莉，桑亚华，等. 肝硬化患者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研究[J]. 护理学杂志，2010，20（3）：52-54.

[9] 周俊卿，李红. 乙型病毒性肝炎后肝硬化患者的心理护理[J]. 临床误诊误治，2011，24（8）：104-105.

[10] 张立平，冯亚平，张天骄. 护理干预对肝硬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 吉林医学，2009，30（18）：2110.

[11] 李维玲，袁梅. 护理干预对肝硬化患者依从性与生存质量的影响[J]. 中国当代医药，2011，18（7）：125-126.

乡村治理的意见范文第4篇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二十字”方针和“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总体目标，按照“点、线、面”同步推进的工作思路，扎实抓好省级中心村建设、自然村整治、美好乡村示范带建设和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常态化管理等工作，努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农民幸福美好家园。

二、工作重点

重点围绕“点、线、面”，全面开展美好乡村“省级中心村建设工程”、“美好乡村自然村村庄整治工程”、“美好乡村示范带建设”和“农村环境卫生巩固提升工程”四大工程，突出抓好8个省中心村，提升已建5个省中心村，整治100个自然村，推进两条示范带建设，打造凤青线样板路，推进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全覆盖常态化管理。

（一）省级中心村建设工程。1.合理选点、规划先行。按照“五个优先”和“两个结合”原则为2014年省级中心村。各地要结合镇村基础、人口规模、资源禀赋、民俗文化等，切实加强分类指导，注重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编制中心村建设规划。2、精心实施、打造精品。中心村建设重点饮水安全、污水处理、村内道路、供电、通信网络设施、村庄绿化亮化、河塘沟渠治理和“三线四边”治理等方面，不建大广场、大门楼、慎砍树、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群众生活条件。注重把美好乡村建设与旅游发展紧密结合，与提高农民收入、发展“一村一品”经济紧密结合，促进农民增收致富。3.提升标准、完善管护。对已建设5个省级中心村，加强中心村活动场所、道路、水电、公厕等公共设施及村庄绿化的管理和维护。探索采取乡村投入和农民自筹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管护基金，专门用于村级公共设施管护，巩固美好乡村建设成果。4、联动考核，实施奖补。2014年，市美好乡村建设领导组将成立美好乡村建设考核组，根据《省美好乡村建设考核验收办法》对8个中心村进行考核，其考核成绩直接折算我市对8个中心村的考核成绩，并直接纳入该乡镇、街道目标管理考核成绩，根据得分高低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各1名，分别奖励20万、15万、10万元，鼓励奖若干名，每村奖励5万元，我市不再另行组织考核。

（二）美好乡村自然村村庄整治工程。4.突出自然村整治。以“三清四修五化”为主要内容，即清垃圾、清污泥、清杂物、修整危旧房屋、猪圈、旱厕、院墙，实现道路硬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环境美化、公共设施配套化，推进村庄整治工程，不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原则上每个行政村至少要整治一个自然村，条件允许的可适当增加整治的自然村数。5.强化“三线四边”整治。以行政区域为主体，推进铁路沿线、公路沿线、江河沿线以及城市周边、省际周边、景区周边、村旁屋边等“三线四边”的环境整治，从整体上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大力开展垃圾、建筑、广告标牌、矿山治理和绿化改造提升等“四治理一提升”行动，重点清理沿线生产生活垃圾，对居民沿路建房、违章搭建进行综合整治，对高速公路和城市出入口区域，杂乱无序、违法设置的广告牌，依法进行治理；将河流无专人保洁区域纳入乡镇保洁范围，适当增加保洁人数；对交通沿线可视范围内地段进行修复治理；结合千万亩森林增长工程，开展“三线四边”绿化，整体提升绿化档次和水平。

（三）美好乡村示范带建设工程。6.巩固提升绿化净化工作。各地要结合实际，加大工作力度，加快绿道系统建设，实现示范带全路段绿化，形成绵长、整齐、优美的绿化带。对示范带沿线村庄内的道路、农户庭院、村庄空闲地，见缝插绿，进行植树造林，或种果、种花，提高绿化率，形成四季有绿、季相分明、乡土自然的绿化景观。示范带沿线集镇、村庄严格落实农村垃圾处理设施、保洁人员、经费保障、制度建设“四个到位”，公路两侧清扫保洁任务，按属地管理原则分解到沿线乡镇、村，实现保洁常态化，确保沿线集镇、村庄清洁干净，确保全路段无成堆垃圾。

（四）农村环境卫生巩固提升工程。7.完善考核机制。采取“4+3+1”方式，即全年开展4次暗访、3次季度明查、1次年终总查方式，对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进行常态化考核。考核结果按比例2：4：4计算全年考核综合得分，全年考核成绩以综合得分高低为序，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分别奖励25万、15万、10万；在季度考核中对前三名乡镇、街道分别奖励3万、2万、1万元，后两名乡镇、街道在季度通报会上表态发言。8、试点推进，全面铺开垃圾分类减量化。总结推广宁墩镇纽乐村垃圾分类减量化处理经验模式，在甲路镇、中溪镇选择1个村（省重点中心村必须纳入）开展农村环境卫生分类示范试点，全面实行垃圾分类减量化和市场化，农民每人每年12元自付经费足额收取，同时扎实开展农村“十星清洁户”评选活动和村旁屋边环境整治，并在6月底之前完成试点工作，从7月份开始在全市实行垃圾分类减量化。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要把美好乡村建设摆上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建立清洁工程乡镇党委书记负责制和中心村建设乡镇长负责制；分管负责人要抓好组织协调、具体建设等工作。积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切实调动农民参与积极性，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投身美好乡村建设。

（二）增强工作合力。市美好乡村建设各协调指导组要切实履行指导职责，加大工作力度，形成统筹推进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完善市级领导联系乡镇和市直单位帮扶美好乡村建设制度，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组织在美好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强宣传工作和舆论引导，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加大项目结合、资金整合和力量联合的工作力度，研究制定2014年资金整合意见，确保有更多的项目和资金推动美好乡村建设。根据中心村建设任务，进一步调整市领导联系、市直部门帮扶美好乡村工作制度。

乡村治理的意见范文第5篇

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关键在党。近年来，星火村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四治一体”乡村治理模式，形成村域“事务自治、秩序法治、文明德治、管理共治”的治理新格局，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出具有“星火特色”的乡村振兴新格局。

以自治为根本，为乡村振兴添活力。星火村积极探索乡村自治的新路径，以党建为引领，建立“村党总支—分支部—党小组—村民小组”组织架构，健全完善村民自治体制机制，把广大党员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真正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评”。全村划分4个子网格，20个微网格，设有“星火先锋”“星火驿站”党建服务站点，为村民搭建自治议事平台。每个驿站建有驿站管理小组，由村民小组长担任驿站组长，村民推荐产生驿站成员，围绕村重点工作开展组内各项事务，至2017年至2018年5月，1年半的时间内共拆除农户违章50475.64平方，企业违章7359.88平方，成功创建上海市无违建村；2019年3月就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并荣获2019年度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专项竞赛“先进居（村）委”荣誉称号；在幸福家园创建中，840户通过区级验收，创建成功率达98%，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治理活力，引导村民参与民主决策，激发村民自治内生动力。

以法治为保障，为乡村振兴强推力。星火村紧针对乡村治理面临的薄弱环节，建立和完善《村规民约》《埭头公约》，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积极整合律师、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等司法资源，对症下药，为村民提供优质、便捷、精准的法律服务。注重聘请乡贤社贤，组建一支知法懂法的老娘舅队伍，帮助调解邻里纠纷。充分运用身边人“现身说法”“以案说法”形式，做好法律宣传解释工作，让法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在村民宅基上打造“平安驿站”、“法治长廊”，集中宣传宪法法律知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在村域范围内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2018年获评“零上访村”，2019年获评“金山区民主法治示范村”。

以德治为遵循，为乡村振兴增引力。星火村充分发挥德治在乡村治理中净化风气、凝聚人心的作用，不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发展乡村文化事业，建成以“育星火精神，铸红色村魂”为主题的村史陈列室，室内分为“农耕生产、纺织、家庭生活用品、红色记忆”四个板块，陈列着村民自发捐赠的200多件老物件，呈现了星火历史风貌，串起了红色经典文化村史，有利于激发村民文化认同。夯实乡村文化宣传阵地。汇编《不灭的火种》、《星火简报》等刊物，传承“勇于创新，吃苦耐劳”的星火精神。深化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发动村民挖掘身边的好人好事，并通过歌曲、小品等形式予以呈现；开展“晒家风、亮家训”活动，在埭上亮出家风家训，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营造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

以共治为平台，为乡村振兴添动力。星火村坚持以“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为路径遵循，实现了乡村振兴发展成果与村民共享的目标。针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到的惠民实事项目，村党总支按照“三重一大”制度，召开村民代表、村务监督委员座谈会，听取村民意见诉求，并将表决结果在村务公开栏公示。组建由青年村民、外来媳妇组成的“星煋”乡村振兴青年服务队、“星惠”巾帼志愿服务队等特色队伍，并搭建党员志愿者服务平台，通过“支部定岗、自我认岗、公示明岗”，开展“幸福家园创建月评季考”等工作，使村域内的河、路、绿化等责任到人，形成村域事务“齐参与、共管理”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