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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法渠道销售药品的形式更加隐蔽
(一)形式特点:
1、个别药品经营企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出租柜台、代开税票等形式,为无证经营者提供了“合法”平台,严重存在着销售假劣药品的隐患。
2、合法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授权委托的药品销售人员,超出企业法人的委托授权范围,以合法企业销售人员身份,自行组织货源销售药品。
3、一些流动药贩,以零售药店或诊所为主要目标,采用售完结帐方式,把药品放在这些诊所或药店销售。其特点是价格高、品种少、数量小。一旦查处,案值较小,以此逃避法律制裁。又因流动药贩居无定所,查处非常困难,且多数难以追根溯源。
4、药品经销商与医疗机构联合,开办所谓的“专科门诊”。看病是假,售药是真,专科门诊用药大多不经过医院药房,一般由科室直接开方售药,具有很强的欺骗性。
(二)稽查要点:
1、出租柜台、代开发票的违法行为。重点通过检查药品购销记录进行核实。
2、销售人员的违法行为。检查供货方提供的发票、清单、帐号、开户行及用印是否与委托企业一致,必要时与委托企业联系、查证。
3、流动药贩的违法行为。流动药贩一般不给购货方留存资质证件,多是白条收据(仅列清单)。
4、“专科门诊”的违法行为。注意重点检查“专科门诊”处方的流向,看是否在医疗机构的药房取药,并检查核实药房的购进、验收记录。
(三)典型案例:
今年9月份,我分局执法人员在某医院检查该院购进药品渠道时发现,某供货公司提供的《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法人授权委托书、销售人员身份证复印件等资质证件齐全,一般讲,由此即可初步判定该供货渠道合法。但在检查该销售人员提供的供货发票和供应药品清单时,发现发票和清单上的印章存在字迹大小不等,制作粗糙等疑点。经与该公司核实,发票、药品清单均不是该公司的,印章是伪造的,所供应的药品也不是公司的(是业务人员自行组织的货源)。由此查处了一起医疗机构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案件。
二、制售假劣药品的手段在逐步升级
(一)形式特点:
1、假冒名厂名药。以贱充贵,以此充彼的成份做假,转向假冒名牌畅售品种。这类假冒药品仅靠药品检验机构的检验报告尚不足以认定(有时检验结果可能是合格的)。从药品外包装及药品本身上难以识别真假。
2、中成药添加化学药品成份。以补肾、降糖药为多。补肾类主要以假冒合法企业的厂名、厂址、盗用正规药品批准文号,或者虚构厂名、厂址、乱编批准文号等,其特点是包装过分豪华,价格奇高。
3、通过扩大宣传保健食品成份含量、功能主治、疗效,把保健食品宣传成药品销售,以欺骗群众。
(二)稽查要点:
1、说明书疑点多。假冒药品的说明书一般存在纸质质量较差、裁切不规范、印刷不清晰、标点符号使用错误、错别字等疑点。
2、夸大功能主治。利用人们对中草药“使用安全”及藏药、蒙药的好奇心理,虚列名贵中药材品种,夸大功能主治,且说明书用语不规范。
3、以保健食品扩大宣传其功能主治、疗效的稽查,应以检查其非法印制的宣传广告以及在媒体上的违法广告为主。
三、典型案例:
我国近30年的改革过程中,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其中城市化水平对于社会贫富差距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回归系数为0.539),这与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现状是相吻合的。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农村的劳动力表现出了一种面向城市的为求生计而萌发的主动性流动,这样的主动性流动一方面推动了城市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则由于农村高文化素质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使得文化素质本来就低的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进一步下降,影响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甚至下降,形成了农村更落后,城市更现代的状况。另外,农民向城市流动过程还包括了一些被动性的原因,主要表现就是失地问题非常严重。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征地的趋势成为必然,但是二元经济结构把农民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广大农民权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土地农转非的利益驱使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甚至原本就很低的土地补偿金都无法按时如数地发放到农民手中。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部门低价征用农村土地,使农民蒙受了至少2万亿的损失。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征地程序与法规的不健全,土地征用出让甚至还成为不少地方官员寻租的重要途径,原本属于农民的各种合法权利被现行的某些不合理的制度体系转移到了其他人所属的社会利益集团中,造成了社会中不同成员财富水平的巨大差距和对立的局面,社会福利无谓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失地农民无地可种,必须自谋出路,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进城务工成为了新的谋生途径。但是现实中机会的不平等和一些人为的障碍致使失地农民在向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又难以找到新的、稳定的收入渠道。再加上难以为本来就少的补偿资金找到有效的增值渠道,失地农民常常是坐吃山空,进入城市后很有可能沦为新的城市贫民。这样一来,虽然城市化进城加快了,但是社会贫富差距也被拉大了。
市场化水平对于我国贫富差距的影响相对较小,表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确实拉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自1978年开始至今,中国经历了近30年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自1992年又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基本改变了过去政府下达计划、管理生产、制定价格、分配物资、资金和人员等一系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在相当程度上走上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目前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作用或者重要作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提高了效率,改善了要素配置状况,是中国近二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之间还很不均衡。尽管在许多重要部门和许多地方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但在其他一些部门和地区,进展还相当有限。经济市场化进程在不同部门和行业间的不均衡性,导致了生产要素分配的差异,进而会影响生产过程,造成行业间利润率水平的差异,行业间利润率水平的差异最终会表现为不同行业间员工的收入水平的差异;经济市场化进程在区域间的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东、中、西这三大区域分上。近30年改革给我们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国家和人民的福利水平都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提高,这样的提高过程是与改革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改革进程的差距必然会形成最终福利水平的差距;由于不同区域存在着增长幅度的差异以及一定时期内政策的倾斜性,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就因此而形成;从中国整体来看,社会贫富差距也就被拉大了。
工业化水平是与贫富差距成负相关的,这说明我们可以通过继续推进工业化来解决目前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或者说目前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仍然不够彻底。这里首先要明确“工业化”的真正含义:“工业化就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者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种变化最早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这些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都与资本品工业相关联,所以最好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来说明。这些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加强了伴随现代化工厂制度、市场结构以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经济组织上的变化。因此,工业化实际上就是以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为代表的重工业化,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后工业内部结构演变的最终结果。一般认为,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消费结构升级,对资本品工业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使得发展资本品工业的供给条件越来越好,资本品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不断下降,即霍夫曼系数不断下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过去20多年当中,我国的轻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这与霍夫曼定律中第一阶段的特征相符合;而近几年来汽车、钢铁、机械等制造业和房地产、煤炭、电力等制造业前向和后向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其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高增长的主导产业,重工业比重明显上升,这符合霍夫曼定律中的第二阶段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目前出现汽车、钢铁、房地产等行业的高速发展并不是什么反常现象,很可能就是我国进入重工业化时期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不要仅仅根据经济发展短周期规律来采取产业调控政策,而要以积极态度促进和引导这些主导产业的发展。
在主要的工业部门当中,自1997年以来,生产高档消费品的工业部门增长最快,其次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这两个资本密集型部门都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和从业技术壁垒,因此使得很多不具备相应技术水平的剩余劳动力难以从业,从而纷纷转向城市中工资率最低的劳动服务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固然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但是长期的低工资水平势必拉大与其他不同部门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拉大使得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消费倾向逐渐发生变化:按照需求收入弹性来划分,低收入水平的消费人群只能消费正常品甚至劣等品,而高收入消费人群则可以消费奢侈品。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将直接导致社会生产供给的变化,整个社会将大量从事具有高附加值的奢侈品的生产,而忽视低档产品的生产。这样,低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者剩余将进一步缩小,整个社会将会形成一种为富人消费服务的畸形生产和消费结构。因此,从根本上讲,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就业才是解决就业问题进而缩小收入差距问题的根本途径。在解决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提升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使其具有进入技术类行业的准入资格;不同种类的教育和培训是主要方式。另外就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不要一味地照搬国外的经验,大力提倡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要着眼于中国国情,在最近的一段时期内,在不断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与技术水平的前提下,要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解决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作为产业发展的目标;在解决就业的同时,还应该注重就业人员收入水平的差异问题,如果解决了就业,不同的部门之间(例如工业部门和劳动服务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差距过大仍然会造成社会成员贫富差距的拉大,这样一来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地解决。因此在今后我国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产业如何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更要考虑产业内劳动力收益的问题。
作为衡量发展的三个维度,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可以有效地解释和说明目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不难看出,我国目前的社会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是发展的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中国过去30年所经历的这个阶段是与库兹涅茨关于收入分配的“倒U形曲线”理论相吻合的。这个阶段及其所带来的阵痛将随着在经济、社会发展种种问题不断得到解决而逐渐消除。
1.国产棉花“三丝”现象比较普遍。由于我国棉花大部分是人工采摘,棉农挑拣“三丝”意识差,导致棉花中不同程度地含有“三丝”。即使有很少一部分新疆机采棉,也因种植棉花多年连续大量使用地膜,废旧地膜被风刮到棉花植株上面,使加工后的皮棉中含有碎小废旧塑料薄膜。棉纺厂要接受对染色性要求严格的订单,只有选择澳棉、美棉和巴西棉。“三丝”已经成为我国棉花最大的质量问题。
2.我国棉花品种单一,无法满足棉纺厂多种纺织品种的需要。我国目前以种植细绒棉为主,新疆有少量长绒棉。我国种植的细绒棉纤维长度大多集中在28mm左右。而进口棉的品种涵盖了粗绒棉、细绒棉和长绒棉,纤维长度覆盖23mm至38mm,马克隆值高的可达到7.0,可选性强。
3.我国棉花主产区棉纤维的强力很低,不能满足我国纺织企业生产高档纺织品的需要。2014年,我国西北内陆棉区的棉花产量将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70%以上,但大多数棉花的断裂比强度在28cN/tex以下,有的甚至为24cN/tex,严重制约着我国棉花的可纺性。澳棉、印度棉和部分美棉的断裂比强度在31cN/tex以上,西非棉的断裂比强度也都在28cN/tex以上。
4.我国棉花长度不能满足纺高支棉纱的需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高密高支纺织品以轻柔舒适特性为广大消费者所青睐,但生产60支以上的棉纱需要31mm以上长度的棉纤维,如果改用长绒棉会大幅增加成本,所以纺织企业只有选用长度1-7/32的澳棉或MCU5印度棉;为了降低成本,生产高档气流纺棉纱又不得不用长度23mm到26mm的进口棉,例如印度的V797。
5.我国皮棉中掺杂掺假现象时有发生。受利益驱使,一些不法企业在棉花加工时掺入精梳落棉、水洗棉等,并有200型棉花加工厂向400型棉花加工厂发展的趋势。2012、2013棉花年度收储期间,我国主要港口的进口精梳落棉比不收储时价高1000多元/吨仍供不应求,收储一旦结束,马上滞销价落。本人在一储备库看到入库的棉花,短纤维率之高,前所未有。我国棉花标准没有短纤维率指标的限制,从而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进口棉除了印度棉偶尔发现有在皮辊棉中掺入棉短绒外,其他国家的棉花几乎没有发现此类现象。
6.人为混级加工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收储这3年,一些棉花加工厂为了使低马克隆值的后期棉花交储,把后期的霜黄棉和拔秆剥桃棉与前期的高马克隆值籽棉混级加工,严重影响了棉花的染色性和强力。
7.个别棉花加工企业诚信度差,在加工棉花时伪造产地,甚至将高含糖的苏丹棉和墨西哥棉重新打包后刷上了中国的产地标识,造成了严重的质量隐患。例如有一家棉花加工企业,因转圈棉被发现后退回了所交售的储备棉,该企业在网上公开说明自己退储的棉花是由澳棉加工而成,由于诚信度原因,虽然该批棉花确实接近澳棉的质量指标,但没有棉纺厂愿意按澳棉的价格购买和使用该厂的棉花。这就是诚信缺失的代价。
食品毒理学动物实验是食品毒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的重要手段。为研究食品中外源化学物的性质、来源与形成、它们的不良作用以及可能的有益作用及其机制,动物常被作为实验的对象来确定这些物质的安全限量[1]。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对动物实验都有抵触心理,在实验中过度恐惧和紧张的心理以致学生失手将实验动物捏死或者致残,导致实验操作失败的事件屡有发生,这样既无法顺利展开教学,也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笔者针对学生在动物实验中的恐惧心理,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形式对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及金山学院的食品质量安全专业学生进行调查,帮助学生在毒理试验中克服恐惧心理,使之具备动物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以期达到顺利开展实验教学的应有目的。
一、调查对象及方法
1.调查对象。本次问卷从动物伦理及学生的实验心理出发,对福建农林大学食品科学学院和金山学院食品安全与质量专业的学生进行了调查。
2.调查方法和内容。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金山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发放问卷58份,回收55份;食品科学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82份,回收82份。共140份,回收137份,总体回收率为97.8%)。调查内容包括动物实验相关经验、对动物实验的看法、实验压力和如何对待受试动物等。
二、结果分析
1.动物实验相关经验调查。
受访的同学中,大多人都只看过家禽屠宰,未亲手做过家禽屠宰,亲手做过屠宰的仅为13.87%。随访中,我们了解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烹饪的简化是造成学生动手能力较少的主要原因,同时缺少解剖相关经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实验心理素质造成了影响。
2.屠宰经历对学生实验心态的影响。
食品质量安全专业的学生不同于医学、动物学专业的学生,大多数学生未接触过活体动物学实验,缺乏相关的实验经验,数据中显示经历过屠宰或解剖的学生,再次接触到相关实验,大多数同学能保持心态平和,只有26%的学生出现心理压力。相比之下,缺乏相关屠宰经验的学生有68%存在心理压力,因此,具备实验经验对缓释实验压力有较明显的作用。
观看屠宰及解剖教学视频是目前高校进行教学预习的主要手段,为进一步研究观看教学屠宰视频是否能减轻学生实验的心理压力,我们通过调查,分析了教学预习视频对学生实验心理压力的缓释程度。结果表明:是否看过屠宰视频对学生的心理压力影响不大,有压力的学生比例都保持在70%左右,起不到较好的缓释作用。
3.学生对动物实验的看法。
被调查学生中的大多数人(64.23%)不反对动物实验,反对动物实验的人数为35.77%,其中89.80%的学生认为动物实验残忍是无法接受的主要原因。另外,目前使用较多的实验动物是鼠类[2],这可能也是学生抗拒动物实验的内在因素。从数据中我们可以初步看出,不反对动物实验的人数较多,但这些学生中仍存在着对实验动物实验痛苦、实验动物福利和相关动物实验原则等方面的疑问。因此,对学生宣讲实验技巧、动物福利和动物价值观等,对学生明确动物实验目的和树立正确生物伦理观有积极作用。
4.学生对待受试动物的心态情况。
毒理动物实验中,实验人员的心态是实验成败的关键,也是本次调查的重点。经过问卷后我们发现大多数学生都感到动物实验带来的压力,这一比例占了总人数的71.53%。有研究人员认为,在动物实验中学生对动物有几种不同的心理:一是好奇心理;二是恐惧心理;三是同情心理;四是宠爱心理,尤其女生的心理波动更为明显[3]。再者有50%以上的学生认为动物实验残忍和恶心是压力的主要来源,这与学生没有家禽宰杀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有63.50%学生认为处死解剖是实验中最恐惧的,可以独立完成实验的人数仅占13.14%,虽然经过老师讲解示范后该数值上升至33.58%,但仍有超过60%的学生不敢动手操作。因此找寻一种处死解剖相对缓和的方法是解决实验过程中恐惧的关键。
5.性别对学生实验心态的影响。
经过数据比较后,我们发现性别因素对实验心态有较大影响,83%的女生都对动物实验存在心理压力,而相比之下,男生在这方面则好得多,比例不到一半。因此设法克服女生在实验中胆小的天性是解决学生实验心态的一大重点,也是一难点。
6.学生对动物实验预备措施的看法。
心理压力指的是人在察觉到或认识到自己正面对着至关重要而又难以应对的环境要求时产生的一种倾向性生理反应的身心紧张状态[4]。由调查结果可知,先前预习和开展实验动物默哀对实验心理压力的缓解起不到较好的作用。有一部分学生认为实验前动物默哀只是作秀形式,对实验动物最终的结局无法改变,少数学生(28.46%)认为观看影片等实验前预习有造成心理紧张的倾向。实验前告知实验动物来源信息,对缓解担忧也起不到很好的作用,仅42.56%的学生认为有用处,36.50%的学生认为无效,这进一步验证了实验压力大多来自学生认为实验过程残忍。通过此项调查可以得出,单纯通过心理引导的方式无法舒缓学生对动物实验的心理压力,应配合其他教学手段进行。
7.实验人员对动物实验与考试成绩取舍的看法。
将毒理学动物实验与最终成绩相挂钩,经过调查后发现,84.67%学生会因为成绩而进行动物实验,为了获得更高的成绩,57.66%的学生会选择触碰、抓、捏等相对简单且较为缓和的实验步骤,43.07%的学生接受处死解剖小白鼠。从数据中显示,实验成绩对实验的开展具有较强的驱动力。实验成绩是一种学习需要,对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学习应激,得到的结果是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动力[5]。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调查综合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缺少动物相关解剖经验,对学生进行动物实验操作时心理压力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2.实验操作过程的血腥残忍是造成心理压力的主要原因。
3.现行的实验前默哀及实验预习对学生恐惧心理的消除影响不显著。
4.成绩对顺利开展动物实验具有较大的驱动力。
关键词:城镇居民收入 耐用消费品 消费函数 实证分析
我国耐用消费品市场近年来有了快速的发展和变化,学术界对其变化的规律做了大量研究,从消费者行为、区域经济等角度揭示了相关规律,但尚未结合城镇居民收入差别与耐用消费品购买量进行数量分析。本文试图运用我国1995-2004年统计资料,建立耐用品消费需求函数,从而得出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耐用品需求的实证分析。
城镇居民收入层次差距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基本分析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直接带动了城镇居民收入和耐用消费品购买量的普遍提高。但在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耐用消费品购买量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和耐用消费品购买量差距也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普遍提高,1995―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282.95元提高到9421.6元,增长119.98%。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增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基尼系数1994 年为0.370,2004年上升到0.469,上涨近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是国际通用衡量贫富差距的方法,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0.4至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且0.4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我国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警戒线。依据我国统计年鉴的城镇家庭收入分组方法,将所有调查户依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排队,按10%、10%、20%、20%、20%、10%、10%的比例依次分成: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直至最高收入户等七组。如果依据这种分组方法来测算,差距则更为直观。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组25377.17元与最低收入组2862.39元之比为7.87倍,高于世界平均3.29倍的水平。2004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最高收入组16841.82元与最低收入组2855.15之比为4.66倍,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1995―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分组平均倍数分别为0.39、0.79、……直至4.68;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按照分组平均倍数分别为0.29、0.57、……直至3.02;从这组数据比较看出:随分组排序倍数差逐步扩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消费支出倍数差扩大更快。从代步工具平均百户年底拥有量按照分组平均倍数的情况看,自行车分别为0.07,升为0.10,后又降为0.05;摩托车分别为从0.31到1.20;汽车分别为从1.17到21.48;自行车差距小、摩托车适中、汽车差距大,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自行车和摩托车差距小于人均收入差距,汽车则大于人均收入差距。从新旧四大件平均百户年底拥有量按照分组平均倍数的情况看,洗衣机、冰箱、彩电差距小,例如洗衣机为从0.08仅升到0.26;空调适中,其倍数为从0.65到5.98;家用电脑、摄像机、微波炉、健身器材差距大,例如健身器材为从0.43到12.58;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洗衣机、冰箱、彩电差距小于人均收入差距,空调基本持平,家用电脑、摄像机、微波炉、健身器材则大于人均收入差距。
总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基本分析,只能通过统计数据的总量和分组对比进行判断,属于描述性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依据。缺乏对资料进行统计推算,相应建立经济模型并提高实际解释能力,比较分析各解释因素的影响机制,从而缺乏获取实证检验对理论假设的支持和提高本研究的科学信度;缺乏对按照分组平均倍数产生的原因,以及平均倍数差距间强度比较的科学解释,对是否导致描述性研究错误无法做出科学判断;缺乏对居民收入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之间解释变量的拟合程度和时间序列相关的研究,从而难以对未来两者之间的发展做出预期。
耐用品消费函数的经济模型建立
消费需求函数说明了收入分配是消费需求的重要变量,收入差距悬殊与消费需求水平正相关。考虑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层次差距,依据我国统计年鉴1995-2004年城镇居民收入分组平均每百户年底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建立以收入差距为基础的耐用消费品消费函数为:
C = α+aβ1Y +bβ2Y +cβ3Y+
dβ4Y+eβ5Y+fβ6Y+gβ7Y
其中C 为总消费;Y为总收入;α为常数,表示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消费;β1、β2、……β7分别表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最高收入户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a、b、……g分别为各收入阶层的比例系数。
根据经济学理论可知,β1>β2……>β7,a+b+c+d+f+d+e+f+g=1,aβ1、bβ2、……gβ7可以定义为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MPN),即指增加的耐用品拥有量占增加的收入中的比例。同时把城镇居民总收入、各收入阶层的比例和各收入阶层的平均每百户年底拥有的某耐用消费品数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Eviews4.0建立时间序列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即可验证消费函数并得出各阶层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但是以收入分配为基础的耐用消费品消费函数,与一元线性消费函数有重大区别。一元线性消费函数自变量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相关性,而上述耐用品消费函数因变量本身等于自变量的加总,极有可能使自变量之间产生高度相关。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则解释变量之间有可能发生多重共线性问题,使回归结果难以令人满意。本文将上述公式中的自变量加以分解,使各个阶层的消费、收入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方程,并应用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关统计资料,利用Eviews4.0分别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其结果可分解为C1=α1+ aβ1Y,C2=α2+ bβ2Y,……C7=α7+ gβ7Y等函数形式。其中Y是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C是城镇居民某耐用品的平均每百户年底拥有的消费数量,aβ1、bβ2、……gβ7是各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上述方程组由于自变量各自独立,因此避开了多重共线性问题。以摩托车为例可得:
C1 = 0.2265 Y - 4.8435(R2= 0.8728 D.W= 0.8511)
C2= 0.2956 Y - 6.2300(R2= 0.9103 D.W= 0.7670)
……
C7= 0.4723 Y - 8.9508(R2= 0.8925 D.W= 1.0149)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回归系数还是可决系数R2值均符合线性回归要求,D.W均小于2,说明都具有正相关。且各阶层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呈递增趋势。
如果将(2)至(8)函数中的aY、bY、……gY分别用各组人均可支配收入Ya、Yb、……Yg代替,消费变量C仍然是某耐用品的平均每百户年底拥有的消费数量,可以计算出各组边际消费倾向(MPC),仍以摩托车为例得到:
C1 = 1.5792Ya - 30.5096 (R2= 0.8195 D.W= 1.9648)
C2= 1.0385 Yb - 24.0783 (R2= 0.8914 D.W= 1.6712)
……
C7= 0.1324 Yg - 2.2548(R2= 0.8581 D.W= 0.7951)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R2值符合线性回归要求,D.W小于2具有正相关,且各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
收入差距影响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实证分析
将建立在以收入差距为基础的耐用品消费函数应用于我国城镇主要耐用消费品的实证分析,并选取较有代表性的新旧代步工具和新旧四大件进行比较,可列出边际分析表1和R2、D.W表2。
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变化趋势分析。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变化趋势反映了耐用消费品市场受居民收入层次差别影响的强度不同。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小于零为劣等品,大于零为正常品,小于1为必需品,大于1为奢侈品,见表1。从代步工具看:自行车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小于零,摩托车和汽车则大于零,反映了摩托车和汽车为正常品,自行车为劣等品,将成为城镇居民不使用的代步工具而退出市场。摩托车和汽车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随着居民收入从低到高排列而不断增加,其中汽车特别显著,最低与最高收入户倍数为23.254,反映了它主要是最高收入户的代步工具。从新旧四大件看:所有商品均为正常品,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随着居民收入从低到高排列而不断增加,其中最低与最高收入户倍数,洗衣机最低为1.3598,健身器材最高为93.226。反映了洗衣机和彩电是城镇居民普遍使用的耐用消费品,微波炉、空调和家用电脑已经普及,摄像机和健身器材主要是最高收入户使用。冰箱的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随着居民收入从低到高排列而先增后减,反映了冰箱是城镇居民普遍使用的耐用消费品,但高收入户已经减少了对它的消费偏好。
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趋势分析。边际消费倾向总是表现为递减的趋势。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随着人们的收入或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增加的消费占增加的收入的比例总是递减的,见表1。
解释变量的拟合度分析。解释变量的拟合度R2反映了模型对因变量拟合程度。R2越接近1,其拟合值与实际值越接近。见表2。从代步工具看:自行车最低到最高收入户基本相同,大约在0.9097~0.9289之间,反映各类收入差距变化较小。摩托车最低户和最高户较低,中等户较高,大约在0.9157~0.9574之间,反映了中等收入户变化较小,而最低和最高收入户的变化较大。汽车最低户低到0.7849,最高户高到0.9961,反映了各类收入差距下变化由大到小的状况。从新旧四大件看:彩电、微波炉的最低户和最高户都低,中等户较高,例如彩电大约在0.9347~0.9422之间,反映了中等户变化较小,而最低和最高户的变化较大。冰箱、空调、洗衣机、家用电脑、摄像机由低到高变化,摄像机低到0.5529,家用电脑高到0.9657,反映了各类收入差距下变化由大到小的情况。健身器材低收入户基本不拟合,中收入户基本拟合,高收入户则拟合较好,反映了高收入户变化较小。
解释变量的序列相关分析。D.W用来检验随机误差项是否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如果序列不相关,D.W值在2附近;如果存在正序列相关,D.W值在0~2之间;如果存在负序列相关,D.W值在2~4之间,见表2。从代步工具看:自行车均大于2,存在负序列相关;摩托车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关;汽车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关,但最高收入户正序列相关较强。从新旧四大件看:洗衣机均大于2,存在负序列相关,最高收入户负序列相关较强。彩电、冰箱、空调、微波炉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关,彩电中收入户正序列相关较强,冰箱低收入户正序列相关较强,空调低收入户正序列相关较强。家用电脑、摄像机、健身器材均小于2,存在正序列相关,家用电脑、摄像机正序列相关的强度不规则波动较显著,健身器材则平稳。
通过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组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实证分析,得到多数耐用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而递减,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随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低到高排列而不断增加,以及具有正序列相关和多种变化拟合度的结论。这一结论对于指导我国耐用消费品市场面对不同城镇居民收入分组条件下如何采取不同的对策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深刻理解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通过分析收入分组递减倍数,为制定和研究收入政策服务;深刻理解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原理,并应用城镇居民收入分组产生的不同耐用品市场边际消费拥有量倾向,制定生产与销售战略,增加企业经营成功的机率;深刻理解解释变量拟合度和序列相关原理,并应用城镇居民收入分组产生的不同的耐用品市场的序列相关方向及强度,决定企业产品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张艳华,李秉龙.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定量分析[J].农村经济,2004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