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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问题意识 科艺活动 幼儿教育
19世纪的哲学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认为:“直觉知识与理性知识的最崇高焕发,叫做艺术和科学,它们既不同又相互关联。”随着现代科技发展和对思维科学的研究,人们发现科学和艺术有许多相通互补之处。幼儿园科艺有机融合活动作为我园课题研究的核心方向,融科学与艺术教育于一体,以“真、善、美”辩证统一理论为基础,从幼儿性格思维特点出发,选择可直接感知的自然科学现象,主要以“科艺小实验”、“科艺小玩偶”、“科艺小造型”等活动形式依托科艺集体活动、科艺区角活动等平台开展,目标在于培养幼儿的探究力、想象力和创新精神。
幼儿爱模仿,可塑性强,他们的学习兴趣与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密切相关,让幼儿积极参与活动,培养兴趣是关键。唤起幼儿的活动兴趣,才能启迪他们的非凡智慧。而我园科艺有机融合活动无疑是最适合孩子们滋生活动兴趣、萌发探究愿望的一块沃土。
一、培养幼儿的探究兴趣,营造宽松的学习环境,提供丰富的活动材料。
从人的服装到电脑电器、从天上的星星到地上的电灯等,无不吸引着幼儿的注意。让幼儿积极感受科艺的教育真谛,宽松的学习环境,以及丰富的活动材料很重要。
心理研究表明:母亲会使婴儿感到足够安全。教师为孩子创设具有安全感的学习环境,需要对他们好奇好问的探索加以鼓励支持。如一次饭后散步,几名小朋友在树底下发现了一个小洞洞:“这是谁的家?蚂蚁吗?”我鼓励他们:“那我们就按自己的猜想试一试吧。”在科艺区角活动中,孩子们带上好吃的食物撒在洞口并耐心等待。通过观察,他们惊奇地发现:蚂蚁怕冷,气温升高了才会出来。有孩子不小心踩死了蚂蚁,怎样才能既方便观察,又不伤害它们呢?孩子们经过反复尝试,制作了各种各样的蚂蚁观察器,并在里面放上了蚂蚁喜欢的食物,放到经常出没的地方。通过探究,又有了一些新发现。一次次有价值的探索,孩子对蚂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样宽松的学习环境中真正有了收获,也进一步培养了孩子的探究兴趣。
玩中发现、玩中探索、玩中创造是幼儿学习的天性。给孩子提供材料,调动多种感官,不断动手操作探索、动脑思考,使孩子主动获得知识经验。他们经历操作、发现、合作、交流和创造的科学探索过程,感受到自己的发现和成功,获得愉悦的情绪体验,从而萌发不断探究的兴趣。如科艺小实验“玩磁乐”活动中,我提供了多种活动材料,让他们自己动手操作,给予他们充分的探索时间。最后孩子们得出结论:磁铁会相互吸引,也会相互排斥。在实际操作中发现磁铁的新秘密――能隔着一定厚度的物体吸铁,他们还用磁铁玩起了科学小实验“沙中寻宝”等游戏。孩子们亲身感受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及成功的喜悦,对探究兴趣的培植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二、呵护幼儿的探究兴趣,满足好奇心和探究欲,培养问题意识。
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瓦特发明蒸汽机、牛顿发现地球引力都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好奇心是孩子们智慧燃烧的火花,是创造的种子,是培养问题意识的根本之源。
在科艺小造型“小小降落伞”活动中,教师问:“为什么有的伞儿降落得快,有的伞儿降落得慢呢?”浩浩说:“可能一个上面破了?”迪迪:“是一个伞重,一个伞轻。”天天叫起来:“是橡皮泥,橡皮泥重!”磊磊:“橡皮泥重,伞儿一定降落得快吗?相同重量的橡皮泥,为什么伞儿降落速度不一样?”丁丁:“那我们怎样才能使降落伞降落速度更慢一点呢?”这些问题的提出,巧妙地将孩子制作和探索科艺小造型的兴趣进一步升华了,小小降落伞成了引领孩子走向科学殿堂的“阿拉丁神灯”。
“为什么太阳白天出现,而月亮晚上出现?打雷是怎么回事?”孩子越好奇,提问就越多,这是他们探究世界的焦点,是新的认识需要与自己已有的心理水平不相适应的具体表现。教师应持呵护鼓励的态度,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引导孩子们自主探究。著名教育家斯宾塞说过:“应引导儿童自己探讨推论,给孩子讲得少些,引导他们发现得尽量多些。”对一些稍加点拨就可以得出答案的问题,可适当对孩子进行反问引导加以揭晓;对于通过简单操作探索可以获取答案的问题,可鼓励孩子通过探究发现答案;对于有一定难度的问题,可启发他们通过进一步探索合作、交流学习找出答案,培养幼儿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点燃思维的火花,启发想象力。
很多科学发现往往源于某种基于形象的想象,如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等,都是从某个场景的形象或意象出发触发了灵感。爱因斯坦说过:想象比知识更重要,如果把大脑比做一颗恒星,想象就是恒星四射的光芒。
在幼儿园科艺有机融合活动中,往往要求教师“返老还童”,设法熟悉孩子的心理,窥孩子之所想,施孩子之所乐,善于捕捉和点燃幼儿思维的火花。如科艺小玩偶“蜗牛”活动中,孩子们自编了一首儿歌,边画边念。在设计“小蜗牛去旅行”路线时,有孩子把蜗牛画到了地图线的外面,我顺势引导,打破原来的画纸局限,放开让他们痛痛快快地“画”,让蜗牛想去哪就去哪,让孩子想象的火花随性绽放。
教师还要善于做“导游”,尝试启发和引导孩子的想象能力,为他们打开想象和创造的闸门。如大班科艺小造型“自制喷泉”活动中,在看、想、讨论、尝试等环节对孩子进行激发想象,最后,活跃的思维和灵巧的双手使孩子创作出了神奇而独特的喷泉造型,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容小觑。由此可见,在幼儿园科艺有机融合活动中,启发引导和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尤为重要。
激发孩子的兴趣是活动关键,而引导孩子动手动脑探究是整个活动的核心。唯有唤起孩子的活动兴趣,才能启迪他们的非凡智慧。实践证明:科艺小玩偶、科艺小实验、科艺小造型等幼儿园科艺有机融合活动,作为激发孩子兴趣的手段非常成功。活动中,我们与孩子一起感受生活中的千姿百态,聆听大自然的各种神奇,共同探索身边的科学秘密,丰富自己的感知和艺术创造体验。科艺有机融合活动让心灵自由绽放,更让兴趣与智慧获得比翼齐飞的动力。
参考文献:
虽然我们同在一个城市,同一个单位,工作也一样,但是我真的不能和你一起去喝咖啡。因为我的家在农村,乡下还有年老多病的父母需要赡养。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需要加班,需要让严厉的老板对我有个好印象,别让我卷铺盖走人。请别用那样的眼神看我,不是我爱表现,也不是为了给苛刻的老板献媚,因为这份对你可有可无的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一起丢了这个饭碗,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到父母家蹭饭,而我,只能吃昨天的那点积蓄。
还有,虽然我们的收入基本相同,甚至我比你还要高一点点,但是我真的舍不得一杯咖啡几十块钱的消费。当然,我知道咖啡厅里的轻音乐,会使人心情得到放松,感到惬意。但是你可知道,几十块钱去喝一小杯咖啡,对我来说是多么的奢侈。当端起咖啡时,你闻到了浓香,可是我却看到了父母餐盘中那水煮的青菜。本是去消遣的,我却会心生愧疚。
请不要说我的心思太重。你不知道,你的工资负担的只是你自己小家的日常开销,时不时地还能享受到父母的补贴。可是相同的工资,我要拿出一部分给父母日常开销,还想照顾一下哥姐家的生活,因为当年是他们自动放弃了上学,我才有机会享受到城市的阳光。剩下的我还要攒起来,因为我的父母没有医保,我需要有一点积蓄,给他们作应急的救命钱。除掉这些,你是知道的,我还有多少钱来享受生活?
区域经济从字面上看也许不新鲜,“七五”计划时期提出的“梯度规划”以及东
中西部划分都包含区域经济的概念。“但是只有中国发展到目前的水平,区域经济才成为一种现实,并使区域经济规划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钢明认为,从内容上说这是对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真正超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市场发育结果。”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王小广说,区域经济崛起表明,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个质的变化,也就是城市化、工业化从小板块向大板块集聚,市场发展产生了统一的需要,产业发展产生了规模集聚的需要,资源组合产生了配置效益的需要,城市化标志的人口集中、工业化标志的产业集中将使我国现代化从“点”向“面”的发展飞跃和提升。
“省际壁垒”:区域经济的最大障碍
有关部门发现,目前地区保护行为已经由过去禁止本地资源外流为主转变为限制外地产品进入当地市场为主;保护手段由直接下发“红头文件”转变为制定一些只有当地产品才具备的所谓技术、质量、环保或安全标准;保护范围也从产品扩大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
目前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土地价格“优惠”和减免地方税上,且愈演愈烈。土地方面,沿海地区工业用地竞相压价的结果是每亩地价仅为开发成本的一半左右;税收政策方面,各地主要在地方企业所得税减免时间长度上攀比。
以邻为壑、竞相让利,导致一些地区可利用土地迅速减少,国家和地方税收流失。在出口贸易中竞相压价导致企业利润压缩并频遭“反倾销”,还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危及可持续发展。
区域经济与政府转型相辅相成
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考验着区域内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也考验着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水平。“东部区域经济腾飞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它们能否成为中国的‘火车头’,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如何与中西部地区更好互动,否则无法形成新一轮‘中国雁阵’,也谈不上起飞。”袁钢明说,“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中,最重要的是区域统筹,因为它能够涵盖所有其他方面。东部区域经济是‘水桶的长板’,而‘水桶的短板’才是决定性的。在合理的区域经济体系中,应该通过市场竞争形成‘龙头’来推动整体发展,这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绿肥;光叶紫花苕子;箭舌豌豆;播种量;播种期
中图分类号:55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4)23-5713-03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4.23.023
绿肥是一种优质有机肥料,对改良和培肥土壤有较好的作用,又是可再生的生物资源,是作物高产优质的基础[1]。烟田翻压绿肥能使烤后烟叶常规化学成分更加协调,对提高烟叶产量、改善烟叶品质均有较好的效果[2-6],绿肥与化肥配施能明显提高土壤微生物量碳、微生物量氮和土壤的供氮能力[7],提高土壤脲酶、酸性磷酸酶、蔗糖酶、过氧化氢酶的活性[8,9]。近年来,中国的云南、四川、湖北等烟区大量引种苕子等绿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研究遵义烟区绿肥适宜播种量与播种期等栽培技术对提高当地绿肥生产与利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基本情况
1.1.1 绿肥播种量试验基本情况 试验设在贵州省仁怀市中元管理区,海拔1 100 m左右,供试绿肥品种为光叶紫花苕子和箭舌豌豆,每个品种针对高粱-绿肥模式和烤烟-绿肥套作模式各安排了一个试验,试验地土壤pH及基本养分状况见表1。
前作为烤烟的试验地在烤烟采烤期间,将双行垄的地膜揭除,并将种子撒播在垄面上后进行松土锄草,深度3~4 cm,播种时间为2010年9月10日,2011年3月27日调查各小区绿肥鲜草产量。前作为高粱的试验地在高粱收获之后翻耕松土、碎土,每公顷施过磷酸钙150 kg,绿肥种子撒播,覆土深度3~4 cm,播种时间为9月15日,4月4日调查各小区绿肥鲜草产量。
1.1.2 绿肥播种期试验基本情况 试验设在贵州省仁怀市中元管理区,海拔1 100 m左右,针对光叶紫花苕子和箭舌豌豆各安排一个试验,两试验安排在同一块试验地,其土壤pH 6.2,有机质18.20 g/kg,碱解氮113.23 mg/kg,速效磷18.28 mg/kg,速效钾152 mg/kg。前作玉米。试验于2011年播种,光叶紫花苕子的播种量为每公顷60 kg,箭舌豌豆的播种量为每公顷75 kg,以2012年4月5日绿肥鲜草翻压量作为最佳播种期的评价指标。
1.2 试验设计
1.2.1 播种量试验设计 光叶紫花苕子播种量设5个水平,每公顷播种量分别为30、45、60、75、90 kg。箭舌豌豆播种量亦设5个水平,每公顷播种量分别为45、60、75、90、105 kg。前作为高粱的试验地各处理不设重复,前作为烤烟的试验地各处理设3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
1.2.2 播种期试验设计 每个品种按播种时间设9个水平,分别为8月10日、8月20日、8月30日、9月10日、9月20日、9月30日、10月10日、10月20日、10月30日,不设重复。
2 结果与分析
2.1 光叶紫花苕子及箭舌豌豆适宜播种量试验结果
2.1.1 光叶紫花苕子不同播种量对鲜草产量的影响 光叶紫花苕子不同播种量试验结果(图1、图2)表明,无论是高粱-绿肥模式还是烤烟-绿肥套作模式,随光叶紫花苕子播种量的增加,绿肥鲜草产量表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前作为高粱的试验以每公顷播种量75 kg处理有最大值,前作为烤烟的试验以每公顷播种量60 kg处理有最大值。对于高粱-绿肥模式,光叶紫花苕子的播种量(x)与鲜草产量(y)存在以下关系:■=-7.146x2+1 090x-504 2(R2=0.978);对于烤烟-绿肥套作模式,光叶紫花苕子的播种量(x)与鲜草产量(y)存在以下关系:■= -6.968x2+1 002x- 585 0(R2=0.973)。
由表2可知,前作为烤烟的试验光叶紫花苕子每公顷播种量60 kg处理与45 kg处理的鲜草产量差异达到显著水平,与30 kg处理的差异达到极显著水平;当每公顷播种量超过60 kg时,鲜草产量反而表现出缓慢下降趋势,但处理间的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对于光叶紫苕子,播种量相同的处理,高粱-绿肥模式的鲜草产量比烤烟-绿肥套作模式的鲜草产量增加幅度为12.7%~25.4%,平均增幅为20.5%。
2.1.2 箭舌豌豆不同播种量对鲜草产量的影响 箭舌豌豆不同播种量试验结果(图3、图4)表明,无论前作是高粱还是烤烟,随箭舌豌豆播种量的增加,绿肥鲜草产量表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且每公顷播种量75 kg处理有最大值。对于高粱-绿肥模式,箭舌豌豆的播种量(x)与鲜草产量(y)存在以下关系:■=-8.480x2+1 485x-29 753(R2=0.896);对于烤烟-绿肥套作模式,箭舌豌豆的播种量(x)与鲜草产量(y)存在以下关系:■=-6.511x2+1 129x-20 309(R2=0.976)。
由表3可知,烤烟-绿肥套作模式下,箭舌豌豆每公顷播种量75 kg处理与60 kg处理和45 kg处理的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当每公顷播种量超过75 kg时,鲜草产量反而表现出缓慢下降趋势,但处理间的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对于箭舌豌豆播种量相同的处理,高粱-绿肥模式的鲜草产量比烤烟-绿肥套作模式的鲜草产量增加幅度为10.6%~26.7%,平均增幅为20.6%。
2.2 光叶紫花苕子及箭舌豌豆适宜播种期试验结果
2.2.1 光叶紫花苕子鲜草翻压量与播种时间的关系 光叶紫花苕子播种时间试验结果(表4)表明,光叶紫花苕子翻压时的鲜草产量及其与杂草的总鲜重均随播种时间的延迟而下降,9月30日以前播种的处理,绿肥生长旺盛,能抑制杂草的生长,10月10日以后播种的处理,绿肥对杂草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翻压时杂草的鲜重随绿肥播种时间的延后而增加。光叶紫花苕子翻压时的鲜草重量(y)与播种时间(x,8月10日即x=0,8月20日即x=10,依此类推)存在以下关系:■=-425.8x+43 732(r2=0.96),回归方程达到极显著水平。根据回归方程,若要使绿肥鲜草翻压量不低于22 500 kg/hm2,则播种期不能迟于9月29日,若要使绿肥鲜草翻压量不低于15 000 kg/hm2,则播种期不能迟于10月16日。
2.2.2 箭舌豌豆鲜草翻压量与播种时间的关系 箭舌豌豆播种时间试验结果(表5)表明,箭舌豌豆翻压时的鲜草产量以及其与杂草的总鲜重均随播种时间的延迟而下降,9月10日以前播种的处理,绿肥生长旺盛,能抑制杂草的生长,9月20日以后播种的处理,绿肥对杂草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箭舌豌豆翻压时的鲜草重量(y)与播种时间(x,8月10日即x=0,8月20日即x=10,依此类推)存在以下关系:■=-639.3x+48 289(r2=0.960),回归方程达到极显著水平。根据回归方程,若要使绿肥鲜草翻压量不低于22 500 kg/hm2,则播种期不能迟于9月19日,若要使绿肥鲜草翻压量不低于15 000 kg/hm2,则播种期不能迟于10月1日。
3 小结与讨论
无论是光叶紫花苕子还是箭舌豌豆,适宜的播种量对构建合理的群体结构和提高鲜草产量有积极作用,遵义烟区光叶紫花苕子每公顷播种量60~75 kg为宜,箭舌豌豆每公顷播种量75 kg为宜。
在遵义烟区烟叶采烤结束之前,将垄面进行适当处理后播种绿肥种子,虽然比高粱-绿肥模式下整地后再播种的鲜草产量下降20%左右,但仍然能为下季烤烟提供一定数量的鲜草翻压量。
从8月10日至10月30日,播种越早,次年绿肥鲜草翻压量越大,且箭舌豌豆的的早播效果好于光叶紫花苕子,而光叶紫花苕子晚播的效果好于箭舌豌豆。因此,建议在海拔1 100 m左右的烟区,箭舌豌豆的播种期最好在8月10日至9月19日,最晚不迟于10月1日,光叶紫花苕子播种期最好在8月10日至9月29日,最晚不迟于10月16日。
参考文献:
[1] 孙聪姝,王宏燕,王兆荣,等.长期培肥定位试验耗竭阶段各培肥物质对土壤有机质持续效应的研究[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1998,29(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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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战略
二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技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别是2O世纪8O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改变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也证明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动用全球资源、启用全球投资回报最高区位、获得国际经济竞争能力、控制能力的关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贸易性和非贸易性两种,其中非贸易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形式,也是企业大力推行R&D、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驱动企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源泉。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第一次把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加快,但仍显不足。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遵循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规律,适度发展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而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是企业投资阶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资成功的关键,加强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结构特点
1.地区集中性。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在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亚洲等地区。截止1997年,累计在上述三洲的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22.08%、31.45%、18.05%,共计71.58%;而在拉美、非洲、欧洲分别仅为10%、11.07%和7.35%。从国别分布看,投资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国及少数石油、铁矿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到1997年底,我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累计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有19个,累计存量投资占到总投资的90%。
2.资源指向性。中国自然资源种类相对齐全,总量大;但人均量少,开发成本高,有些资源还比较短缺。因此,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导向性明显。1988年,中国17家最大的跨国经营企业中,有10家属资源开发型。1985年以来,中国一些企业在摩洛哥、尼日利亚、美国、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个海洋资源丰富的国家投资渔业开发,已经运回数十万吨渔货;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区开发林业资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运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在泰国南部的合艾橡胶园附近开办合作公司,累计已向母公司运回1万多吨天然橡胶,满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国治金进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亚总投资2.8亿澳元开发铁矿,在以后30年内将运回2亿吨高质量的矿砂。
3.发达国家占主导。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1979—1990年,其投资总额在发达国家占67.09%,在发展中国家占32.91%;其中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在发达国家为576.95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128.91万美元。当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趋于下降,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减小;而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趋于上升,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增大;但从总体存量投资看,发达国家依然占优势。如1979—1997年,上述两项指标在发达国家分别为51.61%和428.49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8.39%和138.43万美元
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资区。中国企业累计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形成三大核心区:(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1979—1990年,在这三个核心区的企业数和投资额比重分别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计分别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别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计分别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别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计分别占28.61%和58.01%。
5.投资重心呈阶段性转移。中国企业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1979—1984年为自发探索阶段。此阶段兴办企业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资1.27亿美元,年均2100万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发展中国家。(2)1985—1991年为起步阶段。1985年,对外贸易合作部制订了海外开办非贸易企业审批办法,1987年国务院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跨国经营试点,促进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仅1987年就兴办海外企业124家,投资4.1亿美元,为前8年的1.7倍,出现了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计兴办企业1008家,投资13.95亿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苏联等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1992年国务院批准首钢扩大海外投资和经营权,标志着中国海外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2—1998年,开办企业1288家,投资12.02亿美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分别为25.56%、49.39%和74.44%、50.61%,呈现出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占比例上升,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资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发展态势。
6.投资行业和存量增长的空间分异日益明显,投资地区不断趋向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以专业贸易公司为主,地区多选择在出口市场集中的东南亚和少数发达国家,且主要投资餐饮、服务业。这是由投资主体的实力有限所决定的。80年代后期,投资主体从专业贸易公司发展到大中型工业企业,由邻近发展中国家向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辐射,投资结构转向资源开发、机械制造、交通运输等。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投资进一步向东欧和韩国等国家拓展,地区、行业亦更加多样化。在发达国家主要投资机电、高新技术研发;在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开发和纺织、玩具、摩托车、自行车、电视机等行业为主。从投资增量上看,亚洲持续走强,非洲、拉美等投资日益加速,欧洲、北美缓慢提升,澳大利亚及若干国家近年则呈现存量投资递减的趋势。1979—1990年,在亚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分别占总投资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欧洲的投资分别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亚洲、非洲、拉美、欧洲的累积投资分别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计投资分别增加4.91、10.60、8.22和3.03个百分点;北美、大洋洲的累计投资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别减少4.08和23.60个百分点。1998年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分别达0.68亿美元和0.9亿美元,占总投资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亚等8个国家的存量投资比上年净减221.4亿美元。从国别分布看,1979年开始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到1990年投资国家和地区达106个,美国、加拿大、香港等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存量投资比重为82.42%。到1997年扩展到146个,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前8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总投资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因素对投资影响很大。美、日、欧洲诸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选择地理上接近或历史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中国亦不例外。港澳及东南亚在地域上与祖国大陆或我国毗邻,华人、华侨集聚,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历史上同中国的经济往来就十分频繁。因此,中国许多跨国经营企业对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投资环境较熟悉,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不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在此投资有利于回避风险、积累经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提高投资绩效。所以中国对外投资初始阶段的首选区位在该区。同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关系融洽,投资的制约因素较少。因此,对外投资最初多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战略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并非资本剩余国,经济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不高,仅有少量的OIL优势,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投资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与调控等因素,呈现不平衡的集聚状态。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中国为实现赶超战略,开始注重向发达国家投资,来学习和借鉴国外技术,因此投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大量增加;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引发的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强化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成为中国企业的重要选择。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格局的形成。
3.目标国外资政策、市场及开发潜力。外资政策对外资的进人至关重要,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分布和与中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双边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一致,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源比较丰富,且资金、技术短缺,多处于卖方市场,外资政策宽松,欢迎有利于增加就业的资源开发等劳动密集型投资,这正符合我国的投资特点。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稳定,技术先进,市场广阔,对外资开放领域有严格限定,资金需求主要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因此,随着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市场需求转变、外资政策调整及中国投资实力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进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资欧美的产业,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劳动、资源密集型投资转向发展中国家,并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增多,呈现地区多元化和布局趋向平衡的特点。这是适应全球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举措。
三、区域战略分析
1.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目标取向。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产品的成熟阶段,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开拓市场,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应选择收入和消费水平接近的东道国;到标准化阶段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应选择劳力成本较低的东道国。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对外投资应选择边际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和贸易带动优势的地区投资来促进出口和产业结构优化。折衷理论首次提出了区位优势是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企业应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源、技术、资金、优惠政策,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收益。上述理论从发挥和寻求比较优势的动因上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取向。因此,中国企业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布局亦应基于多重目标:(1)增加企业综合竞争能力。投资于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市场广阔的东道国,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益,培育企业与世界跨国公司抗衡的能力。(2)带动出口。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今后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对外投资应选择能带动本国设备、半成品出口的国家,并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遵循“投旧引新”的原理,把轻纺、传统化工、机械等“边际产业”投向一些发展中国家,重新获得发展优势;同时,立足长远,向发达国家投资,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突破各种限制获得资金和市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结构优化。(4)增加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人均矿产资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许多矿产资源已经或者即将制约经济发展,环境压力日益增大,应投资于国外资源丰富区,以获取资源,减轻国内环境污染,赢得新的发展空间,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总体战略。对外投资按投资方向可分为向发达国家的上行投资和向发展中国家的下行投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区位选择上应以下行投资为主,兼顾上行投资。这由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对生产和贸易的经济效果产生的影响所决定。发达国家有完备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环境优越,投资于发达国家可以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信息。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层次高,我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难以发挥,在市场上尚难同它们直接竞争。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结构相似,文化环境接近。它们工业化水平较低,从生产原料、工具到成套设备都需要进口。我国拥有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现有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与优惠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场。同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还可以旁敲侧击,利用东道国的配额和优惠政策主攻欧美市场。如通过投向一些非洲国家,利用它们享受西欧的特惠关税,主攻西欧市场;对拉美直接投资,可利用北美对该区的优惠政策,广泛利用北美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3.不同区域的投资战略。(1)稳定提高亚洲的投资。如前所述,中国在亚洲的对外投资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削弱了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但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亚洲丰富的自然资源,如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中亚的石油、铁、钾盐等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无论是中国的小规模优势、适用技术优势还是特色技术优势,如陶瓷、刺绣、园林、中医中药等都适合于在本区投资。同时在本区投资也易于推行“投旧引新”的战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突破因产业结构趋同导致的贸易壁垒和摩擦。本区的港澳台和东南亚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该区各国和地区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较好。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不断推进,澜沧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得到了沿河各国和联合国开发署的高度重视;中亚地区的经济开发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这都有利于中国拓宽对亚洲的投资领域。因此,亚洲不仅是中国过去和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阵地,还将是今后加强投资的重要地区。
(2)有重点的发展对欧美、大洋洲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欧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导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注重对欧美的投资,目的是追求美国高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领先地位。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中国跨国公司更应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市场容量大,资源丰富,投资环境优越,与我国经济联系强,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顺差的来源国,在本区投资有利于冲破贸易壁垒,广泛利用外资,学习先进技术、管理方式,获得丰富的信息,增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目前,我国在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主要以开发资源、低水平加工业居多,无法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今后应改善投资结构,以长远利益为主。由于中国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限制,对上述地区投资规模不大,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3)积极发展对拉美、非洲、中东欧国家的投资。这些地区不仅有我国紧缺的若干自然资源,而且我国产品和服务在这些地区也比较适销对路,市场前景较好。我国的家电、服装、纺织、皮鞋、丝绸等轻工产品和餐饮业在中东欧很受欢迎,而该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对我国企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石油、铁、铬、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市场潜力大,易于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非洲总体上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但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扎伊尔、赞比亚等石油、铜、铬、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强,前景广阔。当然,该区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混乱,但大部分国家投资环境较好,整体的潜力较大。
(4)加强对区域经济组织内部的投资。目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紧密性区域组织已经形成,它们的贸易活动以经济区域和经济实体内部循环为主,外部循环为辅,实行严格的有差别的内外政策:区域内实现了商品、资本、劳务自由流动,取消关税和贸易壁垒,统一工业和产品标准,而对区外进口则缺乏优惠条件。这些区域性组织的对华贸易保护日益加强,如199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欧盟对华反倾销达20多种,覆盖了从日用品到家电到工业品,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华反倾销也不断增多。因此,传统出口很难进入。但中国企业在欧、美仍有很大市场空间。应通过强化投资,绕过关税壁垒,将贸易摩擦变成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分享经济集团内部企业的优惠待遇,开发这一广阔的市场。另外,还要注意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对环太平洋国家投资,深化与本区的贸易、金融关系,继续以港澳为依托构建21世纪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亚太圈外。
四、建议与对策
1.加强宏观调控。政府支持十分关键。首先,要制定优惠的税收、信贷政策,并加快人世为企业的非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还要通过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法、产业引导法等,辅以有效的汇率、还贷能力管制,加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战略管理,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行为;其次,实施技术情报支持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对重点投资目标的政治前景、市场潜力、制度、劳动力市场进行及时分析,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布局;第三,制订区域和产业相协调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强化支持重点投资区的重点企业,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战略。对中小企业和“边际产业”主要强化信息支持和投资方向引导,使其发挥最大的比较优势,获得投资收益。
2.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和专门人才。大跨国公司多施行全球战略,力求区域和产业投资最优化。加快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一批强大的投资主体,是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重要举措。同时,人才是企业实行对外非贸易直接投资的关键,世界上许多一流的跨国公司都确定了以人为本的制胜战略,如英特尔、西门子、松下等。我国应加强人才战略,培育出更适应于不同地区发展创业的专门人才。这些人应了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瞬息变化的市场、金融、政局,科学决策,及时规避风险,推动投资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华商网络的“窗口”优势。根据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选择最优的东道国。力求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协调,并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行业优势的转变,使投资重点向经济增长速度快、潜力大、综合投资环境好的地区转移。注重利用基于“亲、地、神、业、文”五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华商网络,发挥它熟知当地工商界状况、法律、经营习惯等“世界”优势,选择经济效益高、投资风险小的行业和国家,促进海外投资的地域结构优化。
参考文献
[1]张纪康。国际直接投资[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33-57.
[2]魏后凯。区位决策[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14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