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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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子小说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白先勇；情；《孽子》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01-03
白先勇的成长经历让他有一种无法释怀的孤独感。而作为一个作家，他最得心应手的弥补方式莫过于在笔下的人物中寄托自己的情感缺失。于是，在《孽子》中白先勇竭尽全力去捕捉情感，用饱蘸情感的笔尖抒写，让人物出入于各种各样的情感纠葛，运用圆熟的、绚烂之极又归于平淡的语言将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
一、钟情于“情”的原因
白先勇的童年生活孤寂冷落，小时候生的一场大病让他有了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导致他过早的开始观察生活。这一段特殊的经历，使他变得异常敏感，会时时有莫名的悲哀之感。在他的作品《孽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段经历在他心中刻下的印记。如李青用从严经理那儿借得的钱给小弟买萝卜丝饼吃这个细节。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意图。从小缺失的那份爱，作者通过自己笔下的人物去代自己给予，代自己感受，用一种另类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情感体验。
战争中的流离变迁又使他对生活环境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迁居台湾后的家族兴衰更使白先勇对人生的幻灭无常有了深刻而直接的体会。①这导致作者痴迷于漂泊和流浪，时常流露出一种渴望停留又不敢放心停留的挣扎。在小说《孽子》中不乏这种情感的表现，“昼夜颠倒的流浪日子里……醒来的那一刻，心中确实渴望着有一间能长久栖留的居所，可是有人要收容我的时候，我却又借故溜脱了。”②无论是严经理还是王夔龙，想要让他从此安定下来的时候，他都选择了逃离。正所谓：“放逐母体牵系着的是被迫远离乐土，远离一个情感上认同的家。因此它可以转化成失乐园或乌托邦的寻求，人在这些未确定的空间里寻找归宿感。”③他陷入不安、焦虑、躁动，不停地寻找，又不住地叛逃。因为现实中不存在他的乌托邦。对此，作者借郭老的口给出的解释是：“这是你们血里带来的……你们的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④
关于自己的性取向，白先勇虽然认为“那是一种蛮珍贵的感情”，但是同性恋者身份的确认仍使他承受着道德等方面的压力。他感受到一种浸入骨髓的孤独感。他渴望来自家庭的温情，渴望来自社会的理解，渴望被自己敬重的父辈接纳。于是，《孽子》中的李青留恋弟娃曾经带给他的温暖，不停地找寻弟娃的影子；他不自觉的理解了母亲，和遭受相似悲惨命运的母亲在心灵上结成同盟；他在傅老爷子的面前完成了“孽子”到“人子”的转换。
与此同时，身处异国他乡的无根感、漂泊感也如虫蚁一样啃噬着他的心灵。综合以上种种，不难看出，白先勇的心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情感空洞”。他在人物的身上倾注大量的情感，或者表现在文字上，或者让这些人物去作为这些情感的施行者。虽然这些人物遭受社会和家庭的抵制，无法从容的流溢出光辉的情感，但是作者心中的郁结由此而得以舒缓。
二、钟情于“情”的表现
白先勇饱含着浓浓的情来写《孽子》，这种情感的表达主要依托两种方式：一是饱蘸情感的笔墨。如小说的卷首语：“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就充溢着浓浓的感情，流露出礼赞。二是人物身上积聚的情感。饱含情感的笔墨需要在阅读的过程细细体悟，可意会而不不可言传。这里主要谈谈第二个方面。
小说中的人物总是以歇斯底里的方式表达积聚的情感，是一种极端的情感爆发。小说结尾，王夔龙跪跌在傅老爷子墓前，悲伤地恸哭，“好似一头受了重创的猛兽……发出最后一声穿石裂帛痛不可当的悲啸来。”⑤阅读整部小说，包括白先勇的同一题材的其他小说，类似的情感抒发形式屡见不鲜。同性恋者不被社会接纳，不被家人关注的现实生活困境，让他们日久积聚的情感只得寻求这种不正常的方式来倾注。如此，龙子杀死阿凤，吴敏宁愿去侍候乖戾的张先生，老鼠钟情于偷窃等等。这不再是不可理解的偏执，只是一种适用于他们而不被大众所认可的情感发泄渠道罢了。
人物身上的情感主要表现在对亲情和家庭的留恋上，具体为父子情、母子情和兄弟情。这些来自家庭的天伦之乐，对于这个特殊的群体是那么的难得。“他们心里都怀着自己对于苦难生活仅存的一点点温暖和希望。”⑥他们始终在追寻，而又始终没有能够真正拥有。
母亲在这个特殊群体扮演着特别的角色，她们和“孽子”有着相似的命运，成了“孽子”们的同盟者，给予他们关心和理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中曾说：“人类为什么有深重的罪恶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的内心深处都藏有俄狄浦斯情结”，⑦这个在情感上缺失和受挫的特殊群体和母亲之间“有了一种暧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孽子小说范文第2篇
爱看电影的人称道：徐立功对李安日后导演生涯具有影响。李安的第三部剧情片《饮食男女》已是十几年前的电影。影片里的父女情感与饮食文化，传为重要精神。这样的精神，依然在徐立功的心里。他在自组电影公司后，曾以琦君的《橘子红了》拍摄为电视剧集，在两岸迅速火红。
徐立功依然着墨于家庭文化的美好传承，进行多年的《饮食男女2》，终于拍摄完成，由电视剧《孽子》导演曹瑞原执导。影片里的场景在两岸，有台北与杭州，尤其是杭州为主要地点，包括正在兴建的精致休闲区、精巧又符合现代饮食观念的素食餐点。蓝正龙的服装搭配得很有特色。两代人的爱情重任系于归亚蕾与曾江。归亚蕾戏份重，负责逗观众哈笑，有鲜丽的服饰、时尚的发型，国标舞还舞得颇具功力与柔态。而曾江不温不火的演出很具火候，将这几年很多电影会关心的老人失智也带入。老人失智的问题很令人沮丧，但曾江饰演的严父角色倒是对女儿说了一句有禅机的话，大意是：能把你们姐妹忘了，不牵挂也不错啊。
忘，也是件有福气的事。这句话为现代人很恐惧的阿兹海默症作了新注。
电影最吸引人的部分，于我而言，是一道道的美食。洁白的大厨房、厨师利落的切工、精制的餐盘、食物的故事、食物的品名，就着杭州的美景，让食物与人达到放松的气氛。即使影片的时代背景，从少年到老年的相遇时间带着模糊，却带出两岸的爱情交流、网络游戏开发。圆梦是不分年纪与年限的吧。这部电影以“好远又好近”的副标，让人咀嚼这滋味。
孽子小说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白先勇 小说研究 大陆
白先勇是首批被引入大陆的台湾作家之一。1979年《当代》创刊号编入《永远的尹雪艳》，其后《游园惊梦》（《收获》1979年第5期）《思旧赋》（《作品》1979年第11期）相继在大陆刊载，大陆地区关于白先勇的研究也随之深入，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白先勇热”。在至今32年的研究中，大陆地区公开发表的有关白先勇研究的论文约470篇，有关的学位论文仅近十年就有63篇之多[1]，出版了有关白先勇研究的专著4本[2]，召开过一次“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大会”，一次新书首发暨研讨会。
在这30多年中，大陆对白先勇的研究成果丰硕，极具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白先勇研究的4本专著与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此外，关于白先勇的“访谈”与“传记”等资料也渐多，为研究白先勇的生平与作品提供了广阔的素材。2001年刘俊发表《白先勇研究在大陆：1979-2000》对大陆地区前二十年的白先勇研究进行纵向梳理，同时横向点评了大陆地区白先勇的研究工作，丰富了白先勇研究内容的广度，拓展了白先勇研究的维度。
刘俊的文章对大陆地区白先勇八十与九十年代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尽管白先勇至今只推出了36个短篇与1部长篇小说，但对于其作品内容的挖掘与艺术技巧的探讨却一直在继续。不同时期关于白先勇研究的侧重点并不一样。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与显赫的家世，成为八十年代早期研究中必然考虑的因素。研究者将这一因素深化到对作家具体作品的研究中，全面探讨小说作品的总体艺术特征。具体文本分析不再拘泥于简单的作品认知，而是通过背景与文本细读深层次把握。九十年代的研究则在对重点篇目的挖掘中，突出关于作品主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白先勇笔下女性主题、悲剧意识、救赎主题、乡愁主题、放逐主题等领域，对白先勇的研究也由局部眼光转入全局把握。《白先勇论》《白先勇小说艺术论》《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等专著先后出版，集论文之大成，突破了以作者文学创作道路为依凭的传统路数，转而以多角度新方法进行研究。由此可见，在前二十年的研究中，对于白先勇文本与主题内容的研究贯穿始终，同时采用了多元研究方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随之扩大。
然而关于大陆地区近十年的白先勇研究梳理尚未见公开发表。二十一世纪之后大陆关于白先勇的研究迎来了新时期，随着从“人”为本的研究视角的转变，近十年的白先勇研究视域也有所突破。本文仅以白先勇小说为例，对近十年大陆地区关于白先勇的研究进行简要梳理。
新时期的白先勇小说研究，除继承上世纪的成果以外，对于小说经典篇目的解读与作品的分析更加深入，对于小说各个主题的研究成果也更加丰硕。张晓玥的《书写无言的痛苦——论白先勇小说》[3]、徐苏的《白先勇笔下的“陌生人”、“边缘人”、“世界公民”》[4]、朱美禄的《醉境中的自我形塑——白先勇小说解读》[5]都是其中的代表作，研究角度的转换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从传统的历史沧桑转为对“人”自身的探索。现代性的角度对于作品的认识更强调从原有的背景中解放出来，以“人”为本，将“人”放入小说环境中去，而不是小说环境下的人，强调人物的内心挖掘与身份认同。历史与背景对小说的影响渐渐淡去，研究者更多从人本身的角度去观照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人物内心的呐喊与身份认同的彷徨重建了小说世界，在小说研究中窥见白先勇内心的慈悲观照与悲悯情怀。
相比于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视域也有了扩展。关于白先勇小说的研究不仅是小说文本和历史文化解读，新时期更侧重白先勇与地域（特别是上海）关系的研究、白先勇与其他上海作家的比较等研究视域。这两个新的视域拓展了白先勇研究的视野，成为这一时期白先勇研究的特色成就。
白先勇与上海的渊源最早追溯到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后白先勇随家族迁居上海，在上海度过了两年半时光。繁华的十里洋场给童年的白先勇留下了深刻印象，被儿童记忆放大的繁华烙印为白先勇的大陆印象，成为白先勇小说中民国时期的辉煌缩影。2001年陆士清发表《白先勇与上海》，指出“上海，使白先勇看到了当时的世界，而白先勇则收藏了上海，”一句话道出了上海与白先勇小说密不可分的关系。五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白先勇，在他的作品特别是《台北人》系列中，创作出众多具有“大陆情结”的台湾外省人，众多“大陆情结”的意象具化，多是繁华上海。而这些情结的根结，却是昔时上海代表的民国岁月。白先勇在五十、六十年代关于上海的书写，恰恰填补了1949年前海派笔下的魔都与1980年后王安忆等人书写上海中间的空缺，成功连接了“上海神话”，上海不再仅仅是一座城，更是凝聚了许多作家心血与思想的城市文化存在。经过现代海派的书写、五六十年代白先勇小说的回忆、八十年代上海作家的发展，成功将上海文化书写成为一个整体，发展为中国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
2011年第四期《文学评论》上赵艳发表《论白先勇的上海书写》集前文之精粹，进一步指出“上海，是白先勇对人生、文化、时间之宏阔思考的支点之一。”白先勇小说中对上海的书写，实际上是对上海逝去的繁华致敬，也有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命运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不仅指出上海作为城市在白先勇小说中的意义，同时也引申出身为上海人却无奈成为“台北人”的种种联系。在白先勇成功连接“上海神话”之后，白先勇小说中的“上海精神”也成为上海在地域之外的影响主流。上海城市文化散落在异地上海人身上，最终聚拢为上海精神。上海城市文化的潜移与异乡上海人的遭遇研究结合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关于白先勇与其他地域的研究也有例可依，作家与地域的紧密联系大大拓展了作家作品的研究内容。
除了作家与地域的联系以外，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比较也成为了热点，特别是大陆兴起的“张爱玲热”“红楼梦热”等等，使得白先勇与张爱玲、白先勇与施蛰存、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红学研究的比较也成为新的领域。特别是白先勇与上海作家的比较成为一大特色，其中白先勇与张爱玲的比较成为新时期研究的一大亮点。李爽的《张爱玲与白先勇的人生记忆与文学创作的相似性分析》[6]一文就白先勇与张爱玲两人的经历与创作分析，指出两位作家同是出身上层社会，同样经历了十里洋场的繁华和家族的没落，对于从繁华到平凡有着深刻的感受，偏好以小说刻画人物，描述人性。江莎的《“传奇”的上海书写——论白先勇与张爱玲笔下的上海》[7]则从两位大家作品的角度出发，阐述白先勇与张爱玲在小说中同时将四十年代十里洋场展现淋漓。
更多的白先勇与作家比较研究则旨在呈现作家的不同特点，不仅仅是粗略的背景比较，而是从人物命运、经历等具体的角度出发研究二者小说的不同。王桂荣《白先勇与张爱玲笔下女性命运的沉浮》[8]从女性的人生经历（浮萍人生）、精神感受（月光爱情）和不可抗拒的命运三个角度分析了二者笔下女性命运的差异。李沁园《试析张爱玲与白先勇小说中的命运和人性》[9]则是通过人物命运中透出的不同偶然性——荒凉的意境与无常的哲理，人性刻画中展现出露骨的扭曲和含蓄的麻木两方面表现小说中命运与人性的变化。在这些对比中，既有具体的人物命运、女性生命的对比，也有宏观的人性挖掘、审美意旨的差异。正是这些不同角度的深入，让白先勇小说研究在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对比中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符立中的专著《张爱玲与白先勇的上海神话——台港后上海文化学》对白先勇与上海、白先勇与张爱玲比较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符立中从考据的角度出发，探寻白先勇小说与上海城的关系、白先勇小说人物的原型等。尹雪艳应是上海“衣雪艳”，朱焰则是当年上海名演员朱飞与金焰的结合，朱青代指白光，蓝田玉联想到的影星王熙春，甚至配角老乐师林三郎也让人想起当年上海歌谣作家杨三郎。白先勇在看似漫不经心地起名中似乎搬来了当年上海滩各路名家，从中便可隐隐窥见当时的上海风华。
白先勇与张爱玲的渊源，除了身世与经历外，符立中在著作中探讨关于他们同是师承《红楼梦》的渊源。此外，白先勇对于《红楼梦》的研究，《红楼梦》对于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影响等，也伴随大陆的红学热成为关注的问题。正是在对于白先勇与《红楼梦》关系的进一步深入，扩展了白先勇与中国古典文学、白先勇与文学传承等多个课题，值得人们去探讨和补充。
符立中除了对白先勇与的小说与上海联系做了考据外，对于九十年代研究较少的文学改写问题也做了一个系统的补充。对于白先勇作品的改编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阐述。《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孤恋花》《孽子》《最后的贵族》（《谪仙记》）《花桥荣记》等小说相继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戏剧等。其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话剧，2008年）《玉卿嫂》（电视剧，2006年）《最后的贵族》（电影，1989年）则是由大陆出品的文学改编。符立中对这些改编作品做了诠释与比较，填补了这一研究的不足，同时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近十年的白先勇研究，不管是从横向的领域扩展还是纵向的课题深入上都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于前一时期研究的不足也有了补充。2006年以后，白先勇将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昆曲的宣传上，随之研究白先勇与昆曲也成为白先勇研究的一大热点。白先勇小说在大陆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搁置，相反与当代学术热点结合，拓展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消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剔除“宿命论”的消极因素，研究者更多将小说置于社会思想等领域下进行评论，经典作品也能阐释出新意。对于白先勇小说创作中受到的影响（如地域、其他作家）等研究不再是一笔带过。同时对于以白先勇小说改编的多种艺术形式也有了关注，虽然与小说间的对比仍有不足，但这为以后的研究留下了值得深入的研究空间。
从以上的研究历史回顾和梳理中，不难发现白先勇小说在大陆研究成果丰硕，研究特色明显，同时在对研究成果的梳理过程中也隐隐拓展了关于白先勇小说研究以后的发展方向。就目前的资料来说，可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家与地域的联系。从近十年开始，对于白先勇的分析已不仅止于台湾人这一身份上，大陆研究更多强调白先勇小说与大陆地域的文化联系，更深层次上是作家与大陆文化的渊源。上海作为白先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大陆地域代表，对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挖掘在近几年也颇受重视。不仅仅是上海，桂林、重庆、南京这些白先勇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也给白先勇留下了大陆印象。会说故事的桂林火夫老央，重庆长江上目睹的逃难者的身亡，这些大陆记忆对于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也有影响。这些地域文化除了对小说主题的凝聚外，也被具体化到小说人物身上，如《花桥荣记》中的桂林老板娘等等。但是白先勇与其他地域的联系并不如他与上海一样深入挖掘，以白先勇与桂林为例，大陆研究者并未充分研究桂林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白先勇眼中的桂林就如老板娘口中的话：“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10]在小说中，白先勇对于桂林文化也有所提及，《天雷报》《薛平贵回窑》等桂林地方戏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也有重要作用。这些地方文化与人物对白先勇的影响，并没有进一步的整理。对于白先勇与地域的研究，应该得到更充分的拓展。
第二，表现方式比较。白先勇的作品因为饱含历史的沧桑感与人道主义光怀而备受称赞，但是对于作家的思想内涵多是通过作家本身的经典篇目的阐释与小说主题的归纳发展而呈现，主要探讨的也是白先勇小说主题的呈现方式与结果，而不是原因。大陆的研究多探讨小说怎样去呈现、呈现出怎样的结果，而甚少去思考为什么是以如此的方式去呈现。白先勇的小说渊源除了本身的经历，是否还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白先勇是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人物，但是对于现代主义对白先勇小说的具体影响，大陆的研究却寥寥无几。白先勇在创作小说时选取的创作方法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而他选择的原因却并不为人所研究。因此，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比较便显得必不可少。在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比较中，才能将白先勇创作的原因与小说主题的呈现原因进行主要比较，在比较中寻找渊源。在对白先勇与其他作家的对比中，寻求白先勇思想与众不同的地方并加以探究，才能真正从全局的视角来真正认识小说，认识作者。
第三，作品的改编与比较。白先勇的作品一直广受大众好评，历年来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并搬上舞台和电视，扩展了白先勇小说的受众范围。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小说研究与其他的艺术研究并不相同，各种改编无形中也拓展了小说研究的范围。研究者对于其他艺术形式对小说本身的删改，对于删改后的艺术形式与原有小说侧重点的不同也应该充分注意。在作品的改编中，改编者的认识必然对“二次加工”的改编作品产生影响，造成改编者对白先勇小说的主题内容不同理解的动机与目的也不尽相同。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新时期不少白先勇小说改编的作者正是白先勇本人。白先勇在对原本小说改编的过程中，是否遵循本来意志进行改编，或者将某些内容进行“二次加工”等问题也是在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些主题思想的深入与细化也成为了小说研究的一个支流，应得到广泛的认识。
白先勇在大陆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对作家本人产生了影响，作家自80年代来往于大陆后甚至在大陆进行了新书《圆梦——白先勇与青春版》的首发式。近十年的大陆地区白先勇小说研究也表明白先勇小说的研究在大陆也将持续下去，结合时代特色以世界华文文学的视域审视，突破传统以新思维进行进一步研究，成果将更加突出。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的突破为新时期白先勇小说在大陆的研究迎来了新的。最后以白先勇《惊变——上海漫记》中的题记作为本文结束：
【转调货郎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我只待拨繁弦转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宝当年遗事弹。
——《长生殿》唱词
参考文献：
[1]数据参考刘俊《白先勇研究在大陆：1979——2001》.华文文学，2001（1）.同时参考中国知网相关数据，包括白先勇个人文章与白先勇访谈.
[2]数据参考国家图书馆，白先勇个人传记不算在研究专著内.
[3]张晓玥.书写心灵无言的痛楚—论白先勇小说.文学评论，2007（2）.
[4]徐苏.白先勇笔下的“陌生人”、“边缘人”和“世界公民”.名作欣赏，2011（30）.
[5]朱美禄.醉境中的自我形塑—白先勇小说《岁除》解读.名作欣赏，2011（23）.
[6]李爽.张爱玲与白先勇的人生记忆与文学创作的相似性分析.安徽文学，2008（5）.
[7]江莎.“传奇”的上海书写——论张爱玲与白先勇笔下的上海.语文学刊，2006（21）.
[8]王桂荣.白先勇与张爱玲笔下女性命运的沉浮.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9（3）.
孽子小说范文第4篇
［关键词］江淹；江郎才尽；原因
“江郎才尽”是南朝历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研究者多从文学风尚转变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这是很有道理的。一般认为江淹“才尽”发生在入齐以后，特别是永明年间，而这正是“永明体”诗兴起、南朝文学风尚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不过对于这一看法，我认为还有必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探讨。
据曹道衡、俞绍初等学者的研究，江淹现存的诗赋文大多作于宋末，能确定作于永明年间的只有《郊外望秋答殷博士》、《铜剑赞》、《自序传》等很少几篇。不能排除有作品散佚的原因，但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江淹永明后确实很少创作。而且从各种情况看，我还认为，即使有少量作品，他的写作风格基本上也没有改变。总之，当永明文学时代到来以后，江淹始终没有顺应接受新的文学风尚并改变自己原来的风格，是可以肯定的。所谓“江郎才尽”主要就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一生中跨越几个文学时期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新的文学风尚兴起以后，在前一阶段已经成名的作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积极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原有风格，努力跟随时代潮流的变化；第二类是尽管不很情愿，但还是对自己原来的风格多少做一些改变，以适应新的文学风尚。当然他们在新时期的创作成就很可能比以前逊色，这也可以说是“才退”或“才尽”。也有部分作家则像江淹一样，与新文学风尚保持疏离拒斥的关系。总之，江淹的情况是可能有的，但并不是必然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江淹没有能像许多作家那样多少融入文学的新风尚中呢？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类似江淹这种情况的作家不乏其人。由于年代近，保存的材料多，其中很多人“才尽”的原因是能够弄清楚的。以他们为参照来看江淹，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我认为探讨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三方面情况：永明时期文学活动的特点、江淹在永明时期的身份地位以及江淹的个性特征。前两者是客观方面，后者是主观方面。
永明年间是南朝历史上文学繁荣的时期，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势，可以发现它与刘宋时期相比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文学集团现象。据学者的研究，在永明年间先后存在过王俭、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子良、豫章王嶷、随王子隆、宜都王铿等组织的文学集团，其别以竟陵王子良的西邸集团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长、文学成就最高。永明年间新的文学风气全都是依托于这些文学集团，并主要以集体活动的形式产生的。声律说的创立和永明体诗的产生离不开西邸文人集团的活动，这是人们熟知的。在王俭文人集团中首创了“隶事”这一对齐梁文学发生了重要影响的活动（《南史·王湛传》：“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
［1］807）在文学集团中，集体创作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创作形式。萧子良经常亲自组织文人们一起创作，如同作《桐赋》（子良、王融、沈约）、《高松赋》（今存谢朓、王俭、沈约之作）、《拟风赋》（子良、谢朓、王融、沈约）、《永明乐》（《南齐书·乐志》：“永平（明）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2］196今存谢朓、王融、沈约之作）、《药名诗》（子良、王融、沈约）、《郡县名诗》（子良、沈约、王融、范云）、《抄书诗》（沈约、王融）、《游仙诗》（子良、沈约、王融、范云、萧衍、陆慧晓）等。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从诗题看，子良不在场，而沈约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心人物。例如沈约、谢朓、王融、刘绘、范云、萧衍同作鼓吹曲，沈约、谢朓、王融同咏乐器，谢朓、王融、柳恽、虞炎同咏座上一物等。据粗略统计，永明时期的文（除朝廷诏敕章表之外）和赋现存约167篇，其中产生于三人以上集体创作形式中的有9篇，产生于文人集团中的有74篇，共占49.7%，诗现存约284首，作于三人以上集体创作形式中的有65首，作于文人集团中的有103首，共占59.2%，可见这一创作形式在当时的重要性。
关于江淹在永明时期的身份地位，有三方面情况值得特别提出。首先，他永明五年（一般认为永明文学是从这一年开始走向兴盛）时44岁，永明时期活跃的作家中，除沈约是47岁、比他略大外，其余范云37岁，刘绘30岁，任昉28岁，萧衍24岁，谢朓24岁、王融21岁，都比他小得多。其次，他在刘宋时已取得很高的成就，获得了盛名，而别的作家基本上都是永明年间成名的，就是沈约在宋时也还没有十分出色的作品。最后，他在永明年间官骁骑将军，据《宋书·百官志》，这一官职是四品，《南齐书·何戢传》载武帝欲加何戢常侍，褚渊不同意，说：“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2］584，可见骁骑将军地位不低。而在永明五年至十一年期间，沈约先后任太子家令、中书郎、太子右卫率（七品）、尚书左丞（六品）、御史中丞（五品），谢朓先后任太子舍人（七品）、随王文学（六品），范云先后任尚书殿中郎（六品）、子良记室参军（七品），任昉先后任子良记室参军（七品），尚书殿中郎（六品），王融先后任丹阳丞（八品）、中书郎（六品）。总的说江淹和多数永明作家在官阶地位上也是有明显差异的。
在阅读江淹作品及有关他的史料的过程中，我渐渐形成一个印象：江淹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孤僻、狷介的人；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看，他有近似自我封闭的心理倾向。下面我试图从几个方面对此加以证明。
江淹的这种性格心理特征在他的作品中有明显表现。他经常直接表达自己孤高自守、不愿随世俗俯仰浮沉的决心，例如“宁归骨于松柏，不买名于城市”（《去故乡赋》）、“请学碧灵草，终岁自芬芳”（《还故园》）、“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暮心欲谁寄，江皋桂有丛”（《外兵舅夜集》）、“虽不敏而无操，愿从兰芬与玉坚”（《江上之山赋》）、“拾一代而笑浅，访古人而求深”（《伤友人赋》）、“信规行之未旷，知矩步之已难。虽河北之爽垲，犹橘柚之不迁。及年岁之未晏，愿匡坐于霸山”（《哀千里赋》）、“学不为人，交不苟合”（《自序传》）等等。还有很多时候是托物言志，如“杜衡念无沫，石兰终不暌”（《冬尽难离和丘长史》）、“乃御秋风之独秀，值日秋露之余芬。出万枝而更明，冠众蘤而不群”（《金灯草赋》）、“冠百草而绝群，出异类之众伙”（《莲花赋》）、“使杜衡可剪而弃，夫何贵于芬芳”（《应谢主簿骚体》）等。而在他的两篇书信《报袁叔明书》和《与交友论隐书》中，这种思想更是抒发得淋漓尽致。
江淹自称“仆本恨人”（《恨赋》）、“忧人”（《从建平王游纪南城》），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愁怨嗟恨的内容。从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来看，这不是为文造情，而是他的真实的思想性格的表现。这种特异的心理思维特征有利于他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抉发出人类情感的幽微世界，但是就一个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的人来说，总是处于消极负面的情绪中，这样的心理素质是不健康的。从他的这种心理素质，也可以推出他性格上的另一种缺陷。像这样习惯于独自咀嚼自己的情感体验、经常沉浸在悲伤中的人，一般而言不大容易得到周围人的理解，他们与别人相处交流会比较困难。这自然会促使他形成孤僻固执的不良性格。另一方面，这种性格反过来又会使他更难以与别人接近，而且更增加了他精神痛苦的程度。他的诗文中有很多便抒发了他因孤独而产生的内心痛苦。
江淹的文学创作具有独特的风格，本文不打算对此作全面分析，只提出两点。第一，他善于营造幽峭、荒僻、寒苦的艺术境界。例如“蔓草萦骨，拱木敛魂”、“摇风忽起，百日西匿。陇雁少飞，岱云寡色”（《恨赋》）、“云清冷而多绪，风萧条而无端。猿之吟兮日光迥，狖之啼兮月色寒”（《去故乡赋》）、“惟江南兮丘墟，遥万里兮长芜。带封狐兮上景，连雄虺兮苍梧。……上皓皓以临月，下而愁雨。奔水潦于远谷，汨木石於深屿。鹰隼战而橹巢，鼋鼍怖而穴处”（《思北归赋》）、“崩隍千仞，毁冢万年”（《青苔赋》）、“日落长沙渚，曾阴万里生”（《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寒郊无留影，秋日悬清光”（《望荆山》）、“万壑共驰骛，百谷争往来。鹰隼既厉翼，蛟鱼亦曝鳃。崩壁迭枕卧，崭石屡盘回”（《渡泉峤出诸山之顶》）。其次，他喜欢使用奇特的句法、生僻的字词，形成一种拙涩生新的风格。例如“意夺神骇，心折骨惊”、“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忧而填骨，思兮乱神”、“道尺折而寸断，魂十逝而九伤”等。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难字僻字，有时甚至是大量拼凑堆砌（如《学梁王兔园赋》等篇）。钱钟书《谈艺录》中论作家人格与作品风格的关系说：“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3］根据这一观点，他的创作风格也可以作为论据证明本文上述论点。
江淹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中经常使用带有凝固、收缩、内敛意味的动词或形容词。据统计，在现存江淹的作品中，共出现“凝”33次，“隐”25次（不含《为建平王聘隐逸教》一次以及联绵词“隐辚”），“含”20次，“郁”20次（不含“酷郁”、“蓊郁”等联绵词），“敛”16次，“滞”15次，“晦”15次，“闭（閟）”11次。这类词用得如此频繁，似乎不是偶然现象，这种行文特点应该也是他的内向性格的不自觉的表现。
江淹在继承吸收文学传统的选择方面与宋齐时的多数作家很不相同。他的创作受屈原楚辞的影响很大。他有明显模拟楚辞的作品，如《遂古篇》、《杂词》、《应谢主簿骚体》、《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山中楚辞五首》等；即使在其他诗文中，他也经常运用楚辞中的艺术手法，特别是以香草比人格的手法；他的《闽中草木颂十五首》序中说：“恭承嘉惠，守职闽中”，显然出自贾谊的《吊屈原赋》；在《灯赋》中，他直接赞美“屈原才华，宋玉英人”。他也很喜欢司马迁、嵇康等汉魏作家，他的《诣建平王上书》、《报袁淑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有明显依傍《报任安书》、《狱中商梁王书》、《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痕迹。这种文学趣味与他的性格似乎也有关系。以上作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与世俗社会相处大抵不甚融洽。屈原反复自叹“国无人莫我知”，司马迁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嵇康更是多怪少可、牢骚满腹、一肚皮不合时宜。因为江淹性格上与他们有相似之处，自然容易与他们产生共鸣；而他看重这些作家，又会反过来强化他的性格中孤独不合群的因素。
关于江淹的事迹记载，有的也能反映出他的性格。他的《自序传》说：“（青少年时）所与神游者，唯陈留袁叔明而已”，又说“少年尝倜傥不俗，或为世士所嫉”，这些话出自本人笔下，应当是实情。《梁书》本传说：“会南东海太守陆澄丁艰，淹自谓郡丞应行郡事，景素用司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于选部，黜为建安吴兴令。”［4］249南朝时府主僚属向府主求官的现象很普遍，但是像江淹这样认准目标便固求不已的情况则很少见。结果这一行为触怒了景素，江淹被贬到吴兴任县令达三年之久，在仕途上遭到了一次很大的挫折。
据《南齐书·良政传》，江淹与刘怀慰、袁彖友善；江淹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与别人的交往情况，如集中为数不少的与文友的唱和之作；从他的《伤友人赋》、《知己赋》等看，他与袁炳、殷孚等结下了深厚友谊。这种情况与本文观点并不矛盾。性格孤僻的人不会全无人际往还，他们在与众人交往方面有困难，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可能有真正的知心朋友。
《梁书》本传说江淹“少孤贫好学，沉静少交游”［4］247，一个人成年后的性格往往受到童年生活很大的影响，很明显，江淹的性格与他小时候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又由于出身、经历等原因，江淹思想中常常表现出一种自卑与自尊混合的形态。例如他屡屡自称“孤贱”，“蓬户桑枢之民，布衣韦带之士”、“愚陋”、“贱士”，而现代心理学认为，自卑感正是造成自我封闭的心理缺陷的根源。
江淹的这种性格特点，前人已经有所认识了。隋王通《中说·事君篇》：“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江淹之鲠亮先几。”清王夫之《古诗评选》：“文通于时，……脉脉自持，一如处女。……故或谓之才尽，彼自不屑尽其才，才岂尽哉。”从不同角度提及了这个问题。
由是可知，永明时期文学活动的群体性特点、江淹在官位年龄上与新兴作家的差距以及他的孤僻狷介性格，这些决定了他不能进入到新的文学活动圈中去；在新的文学风尚已经兴起的情况下，江淹此前创作的巨大成就和盛名、他的固执性格又决定了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也决定了他对新的文学风尚和新的作家群体怀有不以为然的态度。此外，这样一种对他的创作生命不利的环境变化，也很容易引起他原有的自我封闭这种心理弱点更趋于严重。这样，要他改变原来的创作风格就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了。从消极方面看，这是由于情势所迫；从积极方面看，这也未尝不是他与新的文学风尚抗衡较量的一种方式。当然，他不需要以文学创作作为谋生手段，也并未把它作为立志为之献身的事业，这两点对他作出这种选择应该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江淹集中有《感春冰遥和谢中书诗二首》，其一为：“江皋桐始华，敛衣望边亭。平原何寂寂，岛暮兰紫茎。芬披好草合，流烂新光生。冰雪徒皎洁，此焉空守贞。”其二为：“暮意歌上春，怅哉望佳人。揽洲之宿莽，命为瑶桂因。观书术不变，学古道恒真。若作商山客，寄谢丹水滨。”春冰形象显然是作者人格的写照，确信自身“皎洁”、又清醒认识到自身的不合时宜、但是决心“守贞”即不去迎合外界形势，这与上面分析的江淹的性格特征十分吻合。“观书术不变，学古道恒真”一句，清楚地表现了江淹固守原先行为信念的态度。这两首诗俞绍初年谱说“或作于”宋泰豫元年，但没有说出理由。我想，它们很可能就作于永明年间，诗中所表露的正是他面对文学形势的变化所怀有的想法。
永明时期作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富有群体意识、好奖掖后进。沈约在这方面可算是一个典型，当时著名的文人大都经过他的揄扬吹嘘；任昉喜好交结朋友、提携后辈也是为人们熟知的；此外谢朓“好奖人才”［1］352，曾经赏识过江革、到洽、孔觊；王融也赏识过柳恽诗作，向萧子良推荐孔休源，并请胡谐之推荐江革，等等。这与江淹的情况恰好形成鲜明对比。在江淹那里这些事是从未有过的。这也可以从反面证明，江淹的性格确实是他无法适应新形势、从而“才尽”的一个原因。
江淹不能与永明文学相融合，应该与永明时期新兴的作家们也有关。由于文学观念趣味的不同，这些人本来对江淹就未必十分佩服，当江淹有了不合作的表示后，他们大概也对他采取了或隐或显的冷淡排斥的态度。这样双方自然难以发生接触。沈约当时以善于组织团结作家著称，又颇能赏异量之美；但是我觉得他那种逢人必赞的做法，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为了保持“一代文宗”地位而实行的处世策略。既然江淹不能对他有什么妨碍，他也就不会主动与江淹联系了。（唐李冗《独异志》中说，沈约心僻恶，见人一善如万箭攒心。这与史书中的沈约形象判若两人。虽然是小说家言，但从两面性格的观点看，可能也有一定的真实性。）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从个人角度看，江淹“才尽”在当时情况下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就文学风尚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而言，这又是一个特别的、带偶然性的现象，它不可能对南朝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产生显著的影响。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关于江淹的那个有名的“郭璞索笔”的故事，我想很可能是由永明时期新兴文学群体中人的杜撰发展而来。他们与江淹是同时代人，在文学趣味上与他对立，江淹的情况当时一定是一个为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他们中又不乏小说创作才能的人（如沈约作有《俗说》，任昉作有《述异记》），因此他们中有人编造这样一个故事，自是情理中的事。
［参考文献］
［1］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