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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爱济世
中国医学从来都不仅仅只是治病救人、活人性命,而且还主张仁爱救人,赤诚济世。博爱济世的医德要求可以分成不同的层次,层层递进,从低到高不断发展,提升到更完美的人生境界。
第一个层次是“仁爱”。强调爱人“医乃仁术”是我国古代对医术的高度概括,医学是对人的生命的关怀,这种关怀应该基于一种内在的德行,而不是外在强加于医者,作为一个医者比起其他的职业更需要“爱人”一个缺少“仁爱之心”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医者。因此,医生要仁慈善良,热爱病人,珍爱生命。《内经》说“天极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谨遵“生命神圣”就是坚持“主性命者在乎人,去性命者亦在乎人,养性命者亦在乎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晋代名医杨泉在《论医》中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
第二个层次是“博爱”。强调医者不仅要爱人而且强调要广泛的爱、平等的爱、推己及人的爱。医者要对所有的患者一视同仁,不分高低贵贱,而且要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孙思邈《大医精诚》认为,行医时“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还要常“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医学家寇平主张同等对待每一个人,他说:“痴聋喑哑不可以欺瞒,英雄豪杰不可以趋奉,富贵之家不可以犀象脑子以为圆,贫贱之家不可以麻渣曲末以为散。高低无二药,贫贱一般医。。晋葛洪在《肘后救卒方》中写到选药尽量“简、便、廉、验”,以适应偏僻之地贫苦人群需要“兼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皆能主办?”
最高层次就是“济世’。“悬壶济世”是这种思想的最好表达。强调通过博爱达到济世的最高人生目标。医者通过热爱病人,平等地对待病人,认真治疗,以用心拯救人的生命来成就自己的事业,同时也实现“济世”的崇高人生理想,达到二者的完美内在统一。在儒家博爱济世思想影响下,中医传统观念中素有“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说法。经》中谈到医者的职责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北宋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名言,充分显示出行医济世的观念备受推崇3《大医精诚》中着重论述的另一个观点“以济世为良,而愈病为善”。龚廷贤在《医家十要》中也倡导“一存仁心,乃是良签,博施济众,惠泽斯深。”行医被视为实现其济世理想的重要途径H。
2.清廉尚义
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主张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相一致,传统医德思想提倡廉洁行医,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摆正义与利的关系、廉洁医风被认为是古代医家行医治病的根本宗旨。医家应始终将病人的生命和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如果将谋利作为行医的目的,那么许多危害病人的事就会出现,医学就会失去其仁学的本性而走向反面。要求医生医风正派,清廉正直,不贪敛权势,不沾惹财色,不营谋私利H。比如,孙思邈指出:“医人不得恃己之长,专心经略财物。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缪希雍在《神农本草经疏》中有“切勿趋炎附势,重金钱而草人命。清末费伯雄从学医的目的,告诫人们“欲救人学医则可,欲谋利学医则不可。”5徐大椿批判了见利忘义的行为,更是明确地指出如果专门计较利害,那么最终可能导致义利皆失。他在《医学源流论》中说到“声名日起,自然求之者众,而利亦随之。若专求利,则名利必两失,医者何苦而蹈彼也,’。
中国历史上清廉尚义的名医不胜枚举。据《东垣老人传》记载,东垣老人李杲是元代名医,很多年轻人向他求学,其中有一位少年罗天益,李杲问他:“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罗天益郑重地回答说:“亦传道耳。终于罗天益成为李杲的高徒。罗天意也不负老师重望,成为一代名医。脍炙人口的“杏林春暖”的故事,三国时代名医董奉治病不受报酬,只要在他的园子里栽杏树。然后用杏换的粮食救济贫苦人家。直到现在“杏林”已经成为中医界的代称。还有“但愿世间无疾病,不患架上药生尘”的明代医生张大经“志在救人,行医治病,从来不计诊金和药资。的清朝名医徐大椿等。这些事迹被历代医者广为传颂,其重道义、轻名利的做法倍受称道。
3.精于医道
医生要有精湛的医学专业技术和高度负责任的行医态度,才可以更好地避免失治、误治事件发生。明代医学大家徐春甫《古今医统》指出“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
首先要求勤奋治学,提高医学专业技术水平。做一个称职的医生,要时时精研业务知识,要想在医学上-194-有所成就,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医史中伟大医家无不是因勤奋治学而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缪希雍在《神农本草经疏》中有“祝医五则’,“须努力学习,博览医籍;精研医术,卜识药草”;被尊为“医圣”的东汉张仲景在疫病流行、尸横遍野,其家族成员大部分死亡的情况下“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终成伟大医学巨着《伤寒杂病论》。
其次要有探索创新精神。时代在前进,医术也在发展。先贤虽然多有贡献,但也有错误和不全面之处,这就要求医者既要继承先人的优秀经验,又不能泥古,所以要注意和掌握医学的新经验、新方法,新成果。神农尝百草之滋味,辨千泉之甘苦,一日遇七十毒。明朝的伟大医学家李时珍穿草鞋,背药篓,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全国的大山名川,听取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终于写成《本草纲目》。这部伟大的着作,吸收了历代本草着作的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正是这种探索创新精神使得中国传统医学不断发展,也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医学宗师。
三是行医态度要审慎严谨、认真负责。行医者要有强烈的职业责任心,要秉着审慎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医生在诊脉、用药、疗疾,各个环节都认真负责,慎察慎断,决不粗心马虎;看病时“不得多语调笑,谈谑暄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清代医生怀远《古今医彻?医箴》写到“凡疗疾,药救固迟,丹救亦缓,惟心救最灵。要非药与丹之缓也,苟中心不切,则视之易忽,而审之不精,安能得病之本末。”诊治时要专心认真、严谨,才能找出疾病的症结。《大医精诚》也提到“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性命关天的大事,不能草率,随意。
4.儒雅有“礼”
作为医生还要塑造自己温文尔雅、谦和有“礼”的职业形象。
儒雅指学识深湛,又兼具气度温文尔雅,这两者互为因果关系,只有学识深湛,才能真正做到气度温文尔雅;而气度温文尔雅,则是学识深湛的外在表现。众所周知,中华医学深奥广博,是一个整体而综合的体系,虽然是医学,却具有人文、地理、环境、气候、心理、伦理等复杂内涵。很多着名的古今医学专家都强调全面而且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医生成才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智慧之源。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要学习医学专业知识还必须做到博学多才。这样有助于医者融会贯通,更好地掌握医术。由于内在极度丰沛的精神滋养,优秀的医者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温文尔雅的独特气质,这种气质能够增强医者的人格魅力,让病者景仰信赖,全身心地配合治疗。如唐代孙思邈主张医学、史学、哲学、文学、天文、地理等都要阅读,才能于医道无所滞碍。清代吴鞠通的观点是:“医也儒也,德可尚矣’(《医医病书?医德》)。上等中医都是儒医,这等既医且儒者,更要加倍地讲德。譬如晋代名医葛洪是着名的儒生、道士和医家,集三种身份于一身。
节约是一种美德,节约是一种智慧,节约更就应成为一种习惯和风气。建设节约型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共同行动,从节约一滴水,节约一度电,节约一粒米开始,持之以恒,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将节约这个“传家宝”进一步发扬光大!共同阅读励志勤俭节约的演讲稿2020最新,请您阅读!
励志勤俭节约的演讲稿1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勤俭是美德节约是责任“。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优良传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鞠躬尽瘁、艰苦朴素的光辉事迹,更是彪炳千秋。中华民族正是具有这种精神,才能生生不熄、不断繁衍、兴旺发达。勤俭节约还是我们国家的建国方针,正是这一方针,才使我们国家甩掉一穷二白的帽子,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人出现一种比阔斗富的不良现象,把勤俭的美德当作“过时”的观念加以否定,以致出现以铺张浪费为荣,艰苦朴素为耻的歪理。浪费的现象普遍存在,在我们的学校里也屡见不鲜,例如:水龙头中的长流水,教室、办公室中人去灯不熄,教室外的垃圾桶里还可以用的书本、文具、还没有吃或者没有吃完的水果、点心、牛奶,扔掉的一次性的碗筷、塑料袋等等。勤俭节约真是一种过时的观念而应该丢弃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经济在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尚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在城市里,还有许多下岗工人靠社会救济金生活,在农村,还有许多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在西部山区,还有许多人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奔波。我们国家还没有富裕到可以比阔斗富的时候,勤俭节约的美德不能丢。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应该时刻牢记勤俭是美德,节约是责任这句话。
勤俭是建立在“勤”与“俭”的结合上。只有勤奋才能创造劳动成果,只有节约才能珍惜劳动成果,而两者的实现贵在行动。为此我校少先队、团委和学生会将本周定为我校的节约环保周,希望同学们身体力行,勤俭节约。
同学们,让我们养成勤俭的美德吧,我们就会拥有终生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同学们,让我们尽到节约这份责任,牢记这份责任吧!为了自己、为了学校、为了社会、更为了国家,让节约永远的伴随在我们的左右吧!
谢谢大家!
励志勤俭节约的演讲稿2尊敬的领导、同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古人云:勤俭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古人云: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古人又云:勤俭永无穷,坐食山也空。古人云了又云,意在告诉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勤俭节约是我们的传家宝啊!滚滚历史长河,多少古圣先贤。克勤克俭,如数家珍!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成春秋五霸。宋襄公,衣求蔽体,食求果腹。改革变法,鼓励农桑,而列战国七雄。魏武帝曹孟德,布衣素食,劝妇耕织,扫平北方,纵横中原。致使三分天下有其二。唐太宗李世民,乘轻骑,住寒宫。减轻徭役,休养生息。才有贞观之治,天下为家的盛世局面恰恰相反,商纣王,酿酒为池,悬肉为林。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牧野之战,倒戈相向,终自焚于露台。周厉王,穷奢极欲,千金买笑。百姓道路以目,诸侯八方烽起。最后社稷倾覆,暴尸于荒野。唐明皇李隆基,“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终酿成安史之乱,而挥泪马嵬坡前。正所谓“古往今来无不行,独有天地常悠悠”正所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勤俭节约今安在,以史为镜看今天!”
在当今时代,勤俭节约有了更加深刻,更加科学的内涵。通过这次关于“科学节约,提升管理”的学习,使我们更加感受到作为一名__人对于我们这个企业大家庭兴衰荣辱的责任。假如我们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以一颗无限感恩的心对待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说科学节约不就是伟大的生产力吗?
当我们节约了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甚至一个纸杯,当这种行为成为我们的一种需要、一种习惯、成为理所当然。我想只有这时作为__人的自豪感才会从心底油然而生。大家说,对不对呀?当我们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节约了一分一秒;当我们提高了服务水平,不再吝啬我们的问候与微笑。只有这时候,我们才会感受到企业的坚定步伐与我们自身的发展。大家说,对不对呀?科学节约就像一场竞赛,是和自己、和时间,和习惯势力的竞赛。这次以“科学节约,提升管理”为主题的学习活动,直指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反躬自问,潜移默化。无须大刀阔斧亦能巧夺天工。因为我们都明白刻进血液里的才是制度!
我们相信,只要从我们企业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我们自身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我们的企业必将走向更加繁荣昌盛的明天!今年我们的企业同样面临着世界经济大衰退的考验,迎接着经济危机的挑战。但是只要我们一分一厘、集腋成裘。我就不相信积跬步不能致千里!我就不相信纳细流不能成江海!我就不相信成绩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谢谢大家!
励志勤俭节约的演讲稿3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从牙牙学语起,第一个会发的音是“妈妈”,第一个会写的词是“中华”,会唱的第一支歌是《我爱北京_》。从那时起,稚嫩的心啊,就一心向着我们的祖国“妈妈”。人生道路上十七个春、夏、秋、冬,我们很庆幸,时时充满欢乐,处处铺满鲜花,老师曾教导我们,只有祖国的富裕和强大,才能使幸福之花永放光华,因此,为了使我们的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使这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站稳脚跟,从现在起,必须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因为只有节约,幸福之花才能永放光华;只有节约,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就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说法。有的同学会问:“现在我们的生活这样好了,还需要勤俭节约吗?”我的回答是:“当然需要。”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精神,它不以物质是否丰富为前提。
生活贫困要勤俭节约,生活富裕也要勤俭节约。俗话说:坐吃山空。历“今日花天酒地,明日乞讨过街头”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国五代时期有李存审“赠簇教子”的故事,李存审出身贫困,40年为国征战,100多次被敌箭射中骨头,后来他做了大官,看到孩子们整日吃喝玩乐,从小娇生惯养很不放心,他就把过去从骨头中拔出的箭头送给孩子,告戒他们不要忘记勤俭节约,并说“当知尔父起家如此也。”
我国西部地区和一些偏远的山区,经济比较落后,生活在同学勤俭节约,为改变自己和家乡的命运而奋斗。
随着我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勤俭节约的精神内涵更加丰富,继承这种精神要从现在做起,古人的话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意思是说,节约是美德中的美德,奢侈是邪恶中的邪恶。如果我们从现在起,节约没一滴水,那么日积月累,我们就可能节约一个江河;节约没一张纸,日积月累,我们就可能节约一片森林;节约每一度电,我们就可能节约一个小型发电站!那么,既然节约这么重要,就让我们从现在起,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幸福之花用放光华而努力奋斗,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吧!
谢谢大家!
励志勤俭节约的演讲稿4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从我刚刚学会说话的时候,妈妈就教我了一首古诗《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妈妈常常对我说:“我们的每餐饭都来自不易,都是农民伯伯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还有朱子治家里有句名言我想大家都会知道,就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可见我们的先辈都知道勤俭节约才是持家之道呀。
古人说:奢能灭志,俭以养德。姥姥常对我说:她小的时候,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了,有时候家里没有粮食吃,甚至要吃田野里的草根和树皮!现在大家的生活富裕了,可是也不能浪费,如果每个人都浪费的话,我们的资源就会很快用光的,有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用一点少一点的!如果我们坚持勤俭节约,把节省下来的物资捐献给贫困地区的人们该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啊。
所以我倡议大家都来参加“光盘”行动!去饭店吃饭,吃多少,点多少。不浪费!大家也可以开动脑筋看看身边哪里可以节约。我现在就把家里的洗菜水,淘米水攒起来浇花,洗完澡的水可以冲便池,随手关灯等等。大家行动起来,小手拉大手告诉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节约从我们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
励志勤俭节约的演讲稿5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姥姥今天非常生气,我心想:姥姥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我就问:“姥姥,你今天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呀?”姥姥告诉我:“今天,我走到楼梯口时,有一位阿姨把一些新鲜的小白瓜和馒头扔进了垃圾箱。她怎么这么浪费呀!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扔掉了?太不节约了。我就是遇到这件事我才生气的!”
难怪姥姥生气,我知道贫困山区的小朋友们上不起学,家庭条件很困难,一个馒头在山区都是宝。相对比,我们不能因为生活好去浪费粮食,要懂得生产粮食的农民的辛苦。粮食里饱含着农民伯伯的汗水。所以,我们要懂得“粒粒皆辛苦”!节约粮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到的。
我们现在的小朋友生活太幸福了,都被家长捧着、宠着,什么事情都要家长干,不会节约,更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要什么有什么。贫困山区哪儿有这么好的条件呀!想一想,我们与贫困山区的差别有多大?以后,我们不能随便再浪费粮食了!
【关键词】三国 奏议文 曹植 诸葛亮
《文心雕龙•章表》:“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魏初奏议文秉承汉代余绪,以平实为主,不尚华丽,表章如此,奏疏更是如此。曹丕认为“奏议宜雅”,与“诗赋欲丽”不侔,亦对继承汉代奏议渊雅文风有所引导。总体而言,曹魏时期奏议文多关乎时政,平实畅达。例如,王朗《谏文帝游猎疏》、王肃《谏征蜀疏》、陈群《明帝莅政上疏》、高堂隆《星孛于大辰上疏》、杜恕《请令刺史专民事勿典兵疏》等,皆言之有物,文风质朴。然而,魏晋时代,文学已然自觉,创造美丽,追求新变,是这一时代文学之历史使命。在此情形下,曹魏奏议文亦生发出华彩丽靡的一面,此与曹丕、曹植之文密切相关。
曹魏奏议文浮华之风肇始于曹丕上书让禅。关于曹丕禅代事,《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有翔实记载。先是左中郎将李伏上表言符谶,以为禅代合之。曹丕览之,令示外。于是,魏王侍中刘廙等、太史丞许芝等、侍中辛毗等、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等轮番奏言符谶事,请以代汉。曹丕下令逐一辞之,反复申述“吾之斯志,岂可夺哉”。接下来,献帝册诏魏王禅代天下,尚书令等、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侍中刘廙等又轮番奏请,曹丕又先后十次下令辞禅代、让玺授,同时三度上书让禅。最后,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敢以死请”,曹丕终于下令受禅,曰:“群公卿士诚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孤亦曷以辞焉?”《文心雕龙•章表》云:“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曹丕此番让禅表演颇下工夫,可谓繁文缛节,虚词连篇,完全背离其父遗训,为魏代公牍文开启浮华势头。叶适《习学记言序目》“魏志”云:“魏文之所欲者禅代尔,而符瑞章奏,劝进辞让,前后节目,连篇累牍,存之极无谓,然可以见其辞烦而理寡也”。
建安时期,以三曹、七子为中心,邺下文人集团创作云蒸霞蔚,彰显文学之自觉。曹丕长于诗赋,虽经历了从文士到皇帝之变化,“好文学”之性情未曾改变,不免为奏议文文采之注入创造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时下文人趋驰骋才,不仅表现于挥毫公宴,亦见于对扬王庭。《文心雕龙•章表》云:“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琳、阮瑀章表为时人所赞誉,可惜不传于后世。曹植表文代表着这一时期奏议文发展之新变。
关于曹植文学创作,历来治文学史者多以曹丕登基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段:前期以《白马篇》之类作品为代表,英气勃发;后期则以《赠白马王彪》等诗文为代表,深沉抑郁。我认为,曹植的文学活动可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诗文为主,建安时期洋溢着蓬勃朝气,黄初时期则满含沉郁;太和时期可以独立为第三阶段,以表文为主,兼容前两个时段之特质,热情与哀愁并注,英气与忧郁交织。曹植文学创作阶段两分法论者无疑重视其诗赋,对于章表类应用文体不免有所忽视。实际上,章表不仅是曹植最后阶段的主要创作,亦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和时期,曹植人到中年,经历了从少年得志到备受打击的人生剧变,心态有所改变。如果说黄初时期的痛苦在于同室操戈、萁豆相煎,此时曹植的忧虑则主要是盛年不再,功业无成。加之魏明帝曹叡即位,虽然同样遭受猜忌,但曹植的境遇毕竟比曹丕时期有所改善。因而,此时的曹植愈发有一种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激情,视辞赋为“小道”,渴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此种心态与情绪正是借助这一时期的奏议文来传达的。在太和阶段,曹植奏议文主要有《求自试表》、《又求自试表》、《谏伐辽东表》、《转封东阿王谢表》、《上卞太后诔表》、《谢妻改封表》、《入觐谢表》、《求存问亲戚疏》、《上疏陈审举之义》、《上书请免发取诸国士息》等,英姿勃勃,惊采艳艳,汉魏奏议质朴文风至此为之一变。例如,《三国志•魏书》本传云,太和元年(227),曹植徙封浚仪。
二年(228),复还雍丘。曹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因而上疏求自试。这篇表文意在言说时局,主动请缨,对时光流逝的焦虑、对命运不济的哀伤全部转化为建功立业的渴望,急迫的心情带着少年式的理想豪情与狂躁不羁,不免显得情绪化。不难发现,在这篇表文中,曹植只是一厢情愿地述说着自己的志向与意图,甚至全然无视此文之阅读者——君主的感受,并未从奏议文如何为君主接纳的角度做任何努力。此种奏议撰写方式无疑来自曹植的诗性气质。作为建安之杰,曹植文笔之精彩为世人所折服。刘勰《文心雕龙•章表》赞云:“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曹植表文感情充沛,气势流贯。读其文,音节浏亮,朗朗上口,词采华茂,唇齿余香。其勃勃英气令人感佩,其绚丽华彩令人心仪。曹植生前既有“绣虎”美誉,以此二字理解其奏议文,饶有意趣。曹植此类文章在奏议文发展史上有特殊意义。魏晋六朝时期,曹植诗文被评论家公认为典范之作,其表文亦为冠冕。李充《翰林论》:“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亦云:“陈思之表,独冠群才。”由此可见,曹植表文对于奏议文体华美之风渐起实具引领之功。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据中原之地,文化基础雄厚,加之执政者雅好文学,广纳贤士,文学成就尤为显赫。相形之下,吴蜀二国地势偏僻,文章之士远逊于曹魏,加之执政者尚朴务实,文学气象远不及曹魏。从奏议文发展来看,曹魏奏议文数量较多,且有趋于华美之态势,吴蜀奏议文数量较少,且秉承汉代质朴文风,未有新变。吴国奏议文以陆逊、陆凯、陆抗、华覈等数量较多,且关乎政务,文章质实。蜀国奏议文以诸葛亮为代表,志尽文畅,深得汉文遗风。例如,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率军北伐曹魏,临发,上《出师表》。此表为诸葛亮奏议文代表作。文章首先分析时局,言明利害,劝诫后主谨遵先帝教诲,倚重忠良,远离群小,君臣一体,以期兴复汉室。接下来,作者追忆三顾茅庐旧事,感念先帝知遇之恩,言说北伐志向,明确讨贼职责。文章结尾,作者再次劝谏后主谘诹善道,察纳雅言,并表达老臣之赤胆忠心。文章观点鲜明,说理质朴,感情诚挚,文辞晓畅,不以文采炫目,不以新奇争胜,却能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林纾云:“并不着意为文,而语语感自血性中流出;精忠之言,看似轻描淡写,而一种勤恳之意,溢诸言外。”又如,建兴六年(228)十一月,诸葛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上《后出师表》,作者竭忠尽智力挽时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腔忠诚喷涌而出,与前表声气相通。苏轼云:“孔明《出师》二表,简而且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三国志》本传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诸葛亮为人诚笃,作风勤勉,虽满腹经纶,却不以诗书自炫,不以文华骋才。建兴六年(228)春,街亭失守,诸葛亮戮斩马谡以谢众,且上疏自贬。文章简明扼要,不矫情,不雕饰,真诚自然。又如,诸葛亮上表后主言身后事,文章亦简练明快,不加润饰。陈寿云:“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李充《翰林论》云:“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后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刘勰以曹植表文为典范,但对于诸葛亮表文亦推崇:“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曹植表文华彩炫目,诸葛亮表文醇厚感人,代表三国时期两种不同奏议文风。二者虽华实异旨,然皆以情为文,彰显本真个性,为后世所推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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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出版了不少戏曲史方面的专著,但是,关于戏曲正式形成的准确时间尚无定论。因为中国戏曲源于民间,且被正统观念视为贱业,难入正史,可靠的史料实在太少。几十年来,我们都是在方志、前人笔记、稗官野史中爬罗剔抉,所获有限。即如目连戏,我们现在唯一拥有的早期资料还是只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的那宝贵的二十六个字,但那绝不是目连戏的最初形成时间。因为孟元老所看到的已经是由“构肆乐人”作为中元节例行的“节令戏”在公开演出,而且能连演八天。不过,这也同时证明了《目连救母》最早呈现于舞台,极有可能是在民间,是一个由民间始创的剧目。奇怪的是,周贻白先生《中国戏曲史发展纲要》中提到的“河市乐”,是北宋的“太平兴国”(公元976年)年间东京官府和民间所流行的演唱形式,却不是正式戏曲。而孟元老入京则在“崇宁”(1102)初,怎么会在从到崇宁之前这不长的一百二十多年间,中国戏曲就正式形成了?显然,在这一百二十来年内,戏曲的形成和发展,目前还有一段历史记载的空白。一百二十来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但用于发展一种艺术门类,却不能认为它不够长。
对这段“空白”怎么办?目前只能还到《东京梦华录》中去找点蛛丝马迹。这里,就不厌其烦,再引书中卷五“京瓦伎艺”条:“崇、观以来,在京京瓦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教坊减罢并温习: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称心等。般杂剧:杖头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悬丝傀儡,张金钱、李外宁,药发傀儡。……筋骨上索杂手伎……球杖踢弄……讲史……小说……散乐……舞旋……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从中可见当时民间伎艺门类之丰富多彩,有名的艺人众多。而且演出是“不以风雨寒暑”间断,观众是“诸棚看人,日日如是。”的盛况。
这一条中提到的“孔三传”,王灼《碧鸡漫志》中也有记载:“熙宁、元丰间,泽州孔三传,始倡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中说:“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八仙、说唱。”吴自牧的《梦梁录》“妓乐”条也说:“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说明这个唱诸宫调的孔三传,相当有名,所以几本书都记着这个民间艺人。也说明“诸宫调”在北宋流传相当广泛,包括“士大夫皆能诵之”。而孔三传所唱的诸宫调,有故事情节,有说有唱。
上引的几种书中,关于歌舞的记载更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
书中关于杂剧记载不少。对于北宋的“杂剧”,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说成是“宋之滑稽戏”,并说“中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说得非常准确。这里引洪迈《夷坚志》中所记的一次杂剧演出:“蔡京作宰,弟卞为元枢。卞乃王安石婿,尊崇妇翁,当孔庙释奠时,跻于配享而封舒王。优人设孔子正座,颜、孟与安石侍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仅蒙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颜子。颜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名世真儒,位貌有间,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恐拱手云:‘不敢!’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愤愤不能堪,径趋从祀堂,挽公冶长臂而出。公冶长为窘迫之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对蔡卞促成王安石配享孔庙,极尽讽刺之能事。这类在御前、官府即兴讽刺时事的演出,前人均称为杂剧,记载颇多,如“三十六髻”、“二圣环”等,但都没有唱。确如王国维先生所说,不是以演事实为主,而是以所讽刺的内容为主。类似今天的“小品”,但却上承古代的“优孟衣冠”。但《夷坚志》所载讽刺王安石故事,出场的人物已发展到六个之多,而且表演上注意到刻划人物性格之不同,特别是子路和公冶长,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只是虽然有众多的人物,也有情节,还不好就称之为戏曲,但和戏曲已经很接近了。上述的这些北宋“杂剧”,没有唱的记载。而《武林旧事》中,所列举的南宋二百八十段杂剧,则大半有唱。说明其间只差一个加入唱的过程。
如前所引,我们知道北宋时有许多即兴演出的“滑稽戏”(杂剧)、还有许许多多的歌舞、傀儡、诸宫调、说书等门类。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还载有:“教坊大使,在京师时,有孟角球,曾做杂剧本子;又有葛守诚撰四十大曲;又有丁仙现捷才知音。”这不,有本子、有曲、有演员,具备了这些条件,只需要组合到一个故事里,就成了戏曲。由于大部份资料,都是文人所见的城市或官方的演出,没有更多民间演出的反映,目前还没有找到关于这个合成过程明确的文字史料。但以一百二十来年的时间,完成这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合成”过程,应该是足够了。
如果按上述只缺一个“合成”阶段的资料,那么,在崇宁年间,正式出现了《目连救母》这么出大型戏,也就顺理成章。可不可以说:《目连救母》是现知的中国最早在民间成型的戏曲剧目呢?因为孟元老所记,早于南戏《张协状元》,而现有资料,尚未发现其他剧目。而且,《张协状元》之前,也不可能没有大型剧目,否则,《张协状元》的出现,不也太突兀?
湖南的地方戏曲的历史同样模糊,我们现在拥有的一条最早的史料,也是前面提到过的《浏阳县志》卷十六职官二“政略”载:杨时在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知浏阳县事时,曾经禁过“俳优戏剧”。这事可出在孟元老入京之前十年,并且是在距长沙一百多里的小县城浏阳,不仅出现了“俳优戏剧”,而且达到能“罔民财”遭到官府的禁止的程度,就很值得注意了。当然,我们同样无法知道这时在浏阳的“俳优戏剧”所演唱的声腔和内容,更不知道它来自何方。
但是,《浏阳县志》和《东京梦华录》中两条史料所记,几乎是同一时期发生的民间戏剧活动。既然开封有了连演八天的《目连救母》,湖南浏阳也有了能“罔民财”的“俳优戏剧”,说明北宋末年不但戏曲已经正式形成,而且已向四处扩散,以至进入湖南的浏阳县。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在孟元老看到的东京《目连救母》演出前后,这出戏也可能进入南方甚至湖南呢?中元节祀祖在宋代之前几百年,全国已成盛典,而《目连救母》又是中元节的节令戏,湖南又是“信鬼好祠”的楚地,更有可能在中元节祭祀时接受它。即使不是北宋时就进入湖南,至少也可以说首先进入湖南的大型剧目就是目连戏。如果目连戏不是最早的剧目,何以解释湖南各剧种历来都奉《目连传》为“戏祖”、“戏娘”、“戏蔸子”呢?
假定此说能够成立,那么,《目连救母》和湖南地方戏曲的形成、发展就密不可分。我们从目连戏本身剖析,也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出湖南戏曲发展的轨迹。那就是它那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的过程,以及它那些无所不包的内容,似乎都能说明湖南戏曲和目连戏在同步发展。简直可以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研究湖南目连戏,同时也是研究湖南戏曲的历史。
还有一点:湖南戏曲界过去所奉的戏神,有奉唐明皇,有奉后唐庄宗,唯独祁剧祀北宋艺人焦德,并尊称为“焦德侯爷”。戏班祀焦德的少见,是不是焦德当面讽刺宋徽宗“花石纲”劳民伤财,千里迢迢把奇花异草运到御花园,都成了“芭蕉”(巴焦――湖南俗语,形容干枯了的东西为“乌焦巴干”)之语,在民间流传深远,为艺人所景仰。是不是这故事也在宋代流传到了湖南呢?我想如不在宋时传入,也就失去祁剧祀之为戏祖的现实意义了。
宋朝南渡之后,东京不少习俗带到江南,东京的艺人,也大量流迁到江南,虽然没有找到南渡时如何把《目连救母》带到南方的确切记载,但南方各地目连戏流传之广、之久,至今保留的民间演出本之多、却是不争的事实。
是不是可以说:在宋代,《目连救母》就流传到了湖南?也正因有这么一个大型剧目的影响,推动了湖南境内戏曲活动的发展,为湖南地方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为有这么一出伸缩性强、包容性广、流传极便的戏,促使湖南各地民间艺人得以容易地方化,而逐渐形成具有各地的不同语言、音乐的剧种。
十七一地一目连现象
“一地一目连”现象,已为目连戏研究者所公认。在湖南,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剧种一目连,甚至是一个戏班一目连。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凡是唱过目连戏的剧种,不管保留多少,哪怕只有少数单出,都各有不同。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既和“目连救母”故事本身的发展分不开,也和它本身容易传播分不开。
竺法护所译《佛说盂兰盆经》只有几百字,到了俗讲僧讲唱的变文,故事就发展得相当丰富了。在日本发现的《佛说目连救母经》(见日本吉川良和《关于在日本发现的元刊 〈佛说目连救母经〉》,载《戏曲研究》第37期),是元代宪宗元年(1251)的本子,1304年由日本人在广州买了带回去的。这个本子比变文情节更为丰富,其中目连的父亲名字,由变文的辅相变成了傅相,而且有仆人益利,使女金支,罗卜回家时有左邻右舍告诉他母亲在家的行为。有人怀疑《佛说盂兰盆经》是国产(包括日本学者),我还不敢说;但这本《佛说目连救母经》,我可以肯定是完全国产。这已经是元代的本子,比《东京梦华录》所记的《目连救母》演出,又晚了一百多年。但是,从中仍然可以看出:不但僧侣演唱的变文丰富了经,而且发展成了戏曲;戏曲演出又可能使佛经进一步丰富。即《佛说盂兰盆经》――变文――(戏曲)――《佛说目连救母经》。也就是说:一代又一代的僧人和民间艺人,以各种形式不断丰富和充实目连救母故事,这本经书本身就说明目连故事不断发展的轨迹。
正由于这样不断地增添其内容,各剧种的目连戏都长短不一,多寡不等,同一块牌也各有千秋。我的理解是,它们同源异流。《目连救母》作为戏曲传入湖南后,并没有固定剧本,而由各地的历代艺人不断加以丰富和创造。
目前我们动不动就说到“剧种”,这个词的普遍运用是近六十年的事。以前在民间,习惯只叫“某地班子”或“某某班子”,这些戏班间互相合作、交流、渗透的现象比比皆是。即如六十年前,荆河戏班和常德汉剧班,可以互相搭班;这两种戏班又都可以进入辰河戏班;湘剧班和衡阳湘剧班也是如此;祁剧班不但和衡阳湘剧搭班,而且和广西桂剧、广东汉剧、江西楚南戏都可以同台演出;巴陵戏在省内可与湘剧同台,省外可和湖北汉剧合作。民间艺术很难用今天的行政区域来划分,尤其是一种风行的时尚,其传播、流行与相邻地域关系密切,却不受行政区划限制。因此,研究目连戏和湖南地方戏曲的历史,从单一的剧种去寻求是不容易的。我们也无法说目连戏先见于哪个剧种,而现有剧种的目连戏,也和邻近省份剧种的目连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能就事论事,硬来争谁先谁后、谁源谁流,有什么必要呢?
不过,就现有资料来看,前面我已列表说明,湘剧只存三个长短不一的残本和两个老艺人保留的“牌名”,就以这些残缺的资料比较,五种都不尽相同。只能说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戏班,目连戏的演出本都不完全一样。就近几十年来看,湘剧目连似乎消失较早,但清乾隆时的金德瑛(桧门),作有观剧诗三十首,光绪三十一年(1905)其裔孙金圊伯“宦游来湘”,征得湘人王先谦、皮锡瑞、易顺鼎、叶德辉等人的和诗,后由叶德辉印成《桧门观剧诗》。这些诗,金德瑛原作中有一首吟《目连》,和诗也同样都有一首吟目连的,易顺鼎诗中说:“试检《湖南通志》看,目连原是澧州人。”把民间传说也写进去了。王先谦则说:“不乖臣子兴观义,只有《精忠》与《目连》。”也可能就是《岳传》和《目连》同演(见《湖南地方戏曲史料》(一))。可见在光绪年间,长沙还唱目连戏,不过可能已没有时而台上、时而台下的演法,否则这些人的诗中,不至于毫不涉及。我们对现有的这些不完整的剧本和牌名,无法考证其准确年代,只能大体说是清代和民初的。不过,《目莲记》这个残本,较之省内现有剧本,却独树一帜。前面提到的“孤埂”、“打埂”、:“三殿”审、“骂鸡”,之前还有 “巡风鬼”一块牌;“四殿”审耍儿郎,都是各本所无,必然另有来源。我还在进一步探索中,说不定竟可能证实目连戏最先进入湖南是在长沙一带,这只能“且待下回分解”了。
中国戏曲的流传,历来都是靠师授徒学,口传心记,代代相承,这种传授方法,一直保留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戏曲的传播,更不可能有别的途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看过一些清末民初的老艺人高腔手抄本,大部分只有曲文,科、白相当简单,甚至只是内容提要,并且以个人主演的角色边本居多。前面提到的三本《梁传》,就是这种性质的本子。我还听说过一些老艺人“偷戏”的故事:他们知道别剧种有很能叫座而自己剧种没有的戏,便去偷看,记了个大体情节,回来照演不误。凡是会戏多的艺人,都有凭情节即可搬演的能耐――“搭桥戏”(提纲戏)普遍存在也可印证。由于艺人没有文化,才出现这类不完整抄本以及“偷戏”或“搭桥”的现象,不敢想象在八、九百年之前的民间的戏曲传播,能有多少文字传抄,很可能就是故事梗概的流传。不然,也无法解释同一个湘剧本子,竟然记下两出不同的“洪钧作乱”;而我手头的同为湘剧的三种残本和两份“牌名”,竟然各有千秋。正因为没有文字抄传,演出时,各地艺人由于习俗、方言之不同,就出现了就地取材,各自增减和创造现象。不然,就更难解释庞杂的“一地一目连”甚至是“一个剧种一目连”、“一个班社一目连”现象。
虽然目前找到的目连戏剧本,其“正传”部分大体用了郑之珍《劝善记》的情节和曲文,这却可以证实《劝善记》的“跋”中所说“好事者不惮千里求其稿,赡写不给, 绣之梓以应求。”是真实的。也就是说郑本演出之后,就有不少人去求抄本,抄不过来,只好付印。那时候没有知识产权之说,郑本一印出来后,坊间大概很快就出现了仿刻本。目连戏已在各地盛行,这么一个篇幅浩繁的大戏,一旦有个印本,戏班自然乐于接受,其传播也更迅速和广泛,才形成这一部分大体一致的现象。但在实际演出中,大多却并没全按郑本,情节也有出入,其中就看得出历代少民间艺人自己的创造。就以与郑本相同的第一块牌“元旦上寿”来说,前边都按郑本演,实在有点索然寡味。湖南祁剧演出本却在后半部份让刘贾的儿子龙保,来给姑父母拜年,这也是情理中的事。龙保娃娃丑饰,既结巴,又愚蠢,开口就闹笑话。一段打诨,这块牌才演完。观众看后,傅家如何在元旦对天善颂善祷,没留下多少印象;这个龙保的笑料百出却谁也不会忘记。
“博施济众”,郑本是一折戏,湖南却是四块牌(南方有目连戏的剧种大多如此)。其中何氏弟兄上场,郑本只唱了一支[吴小四],一支[半天飞],傅相周济之后,教育了他们,弟兄说“今日得君提掇起,免教身在污泥中”。而在湖南地方戏中,叫“兄弟求济”,是可以独立演的单出。这对兄弟叫何有声、何有名,祖是阁老,父为尚书。一对破落家庭的纨绔子弟,开始还顾面子,不好意思去求周济。犹豫再三,毕竟挡不住饥饿,丑态百出,最后只好去了。傅相先让二人吃碗面,弟兄千方百计想多吃对方碗中的面条。傅相给了他衣服、银子,兄弟俩转过身就商量当了衣服去赌钱,是丑行的重头戏,以道白为主。后面的“花子求济”,是瘸子和瘫子用尽心机攫取对方的米,都使观众笑得合不上嘴。把傅相济贫的善行,却丢到爪哇国去了。这两块牌除唱用郑曲而外,都是以念白为主。傅相的周济没感化台上这些人,而留给观众印象深的只是这些闹剧,实际上已经喧宾夺主。
“尼姑下山”在全国各剧种中,都衍化为折子戏精品《思凡》,在湖南地方戏中,却更发挥得淋漓尽致,如“但得生下个孩儿,兀的不快煞了我。”两句,常德高腔却尽情发挥:
“倒不如下山去找个媒婆,
说合那年少哥哥,
我与他同起同眠同快活!
生下五个男娃娃,
再养两个女娇娥,
做一个五男二女,七姊妹团圆。
叫爹是他,叫妈是我,
‘爹’的‘爹’,‘妈’的‘妈’,
扯的扯,拉的拉,
哎呀呀!儿呀,儿呀!
活活的快煞了我,快煞了我。”
这一段的表演,更是夸张地想象一群高矮不一的孩子,围绕在身边,喊喊叫叫,扯扯拉拉,尼姑双手高低不同地逐一抚摸,那种母性的骄傲、满足和快乐,哪一个观众不为她这种妇女正常的追求所感动而喝采?(附带说一点:1952年后,已把“同起同眠同快活”改成“同起同眠同干活”以达到加强其“思想性”的目的。幸亏那时候没提倡计划生育,否则,“五男二女”也会改的。)
我们再看看祁剧的“傅相嘱子”。当傅相上香时,先唱郑本[尾犯序]:
天地神明听拜启,
未报深恩枉生尘世。
接下来就是大段放流:
“安人妻!想老夫年登五十有七,没病而死,
你还悲伤怎的,忧愁何来?
我和你半世夫妻,
并没有伤谗半句。
我在杭州受戒回来,
你毁坏我的白螺,
我与你争了几句,
你,你休要记怀了。
安人妻呀!我今一死别无所嘱,
我家九世经堂,
你带了罗卜、益利,
持斋把素,念佛诵经,
切不要毁斋戒。
吾今临终别无所赠,
我有这数珠一串,相赠于你,
挂在你的项上,锁定你心猿意马。
又道是妇人之德,莫大于三从,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
如今我死,你要从子了。
安人妻呀!有道是苦海茫茫,回头是岸。
纵有那亲者,不在你的眼前重。
安人妻,你须牢记,须牢记,
我和你夫妻恩情一旦分离。
你须要,斋僧道,广布施,
敬奉三官,如我在日。
你若是依我这几桩事情,这几桩事情,
我死地府九泉,吾当足矣。
夫妻好比同林鸟,
大限来了各自飞,各自飞!”
接郑词:
休垂泪,叹人生在世,都有个别离时。
我说不清是艺人发挥了郑本,还是把自己原有的演出本加入郑本。但祁剧演出本不仅强调了傅相的临终嘱咐,体现了夫妻死别的感情,而且郑重其事,相赠数珠,为后来在刘氏身上,可以一再用数珠做戏留下伏笔。和郑本比较,应该是更有戏一些。
“母子团圆”,刘氏到长亭接傅罗卜,罗卜先见到邻舍李公,听说刘氏在家开荤,气急晕倒。刘氏迁怒李公,大骂之外,还摔碎了水罐,所以辰河戏的长亭一段,就成为一块独立的牌:“长亭打罐”。
这里只举了几折郑本作对比,是因为郑本也源于民间演出本所改编,略举几例,说明民间艺人即使在郑本广泛刊行之后,吸收了郑本,仍然保留其原来剧场效果强烈,观众喜欢看的部份不能舍弃,所以并不完全照搬;当然也可能是在郑本的基础上加以丰富。民间艺人可不管儒、释、道的什么伦理、教义,只不想让观众看得打瞌睡,更不想观众离去,于是尽可能保持其可观性。所以,说“正传”统一于郑本,是指主要结构而言,各剧种仍有各自的演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