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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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硕士范文第1篇
一、专业型硕士及金融全日制专业硕士的发展情况
长期以来，我国硕士教育主要是培养从事教学科研的学术型人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对应用型研究生的需求正在大幅增加。为积极主动适应这种变化，2009年起，教育部开始大力发展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在下发《通知》中明确规定：“已下达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基础上，增加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5万名，主要用于招收应届本科毕业生。”2010年至今持续缩减学术型硕士招生规模，相应增加全日制专业学位招生规模，以达到缓解本科生就业压力同时实现研究生教育培养型结构重大调整的目的。
全日制专业型硕士是相对于传统学术型硕士而言的学位类型，旨在培养专业性更强、更能适应社会需求或工作岗位需要的实践型人才。与此前的非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相比，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首先，非全日制专业型硕士招生主要面向在职人员，全日制专业型硕士则主要招收应届本科毕业生；其次，报考难度不同，非全日制专硕考试难度较全日制专硕要低一些；最后，毕业后所获证书不同，非全日制专硕一般只能获得学位证书而不能获得学历证书，也就是所谓的“单证硕士”，而全日制专硕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双证齐全。由此可见，全日制专业型硕士是国家教育部面对日益细化的职业分工和社会对于应用型人才迫切需求而对传统全日制学术型硕士做出的改进和调整，是如今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主流方向。
2010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会议审议通过了金融全日制专业硕士等19种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设置方案。方案中明确了金融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过程、学位论文等各方面要求，为金融专业硕士培养指明了方向。目前清华、北大、人大、复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都设立了金融全日制专业硕士培养点，各校积极响应政策号召，逐步扩大专业硕士在硕士招生中所占比例，并在实践培养中不断探索，促进金融硕士培养模式逐渐成熟，金融硕士成为考生报考时炙手可热的新焦点。
二、学术型硕士与全日制专业型硕士培养模式比较
下文从培养目标、招考条件、考试内容、学制、学习费用、课程设置、导师配备、学位论文要求、读博要求等方面对金融学术型硕士与全日制专业型硕士的培养模式进行比较：
1.培养目标
顾名思义，金融学术型硕士侧重于培养“学术型”人才，即对金融理论有深入了解并追求更深层次的研究和创新、适合从事教学和基础性、理论性科研工作的研究生，而专业型硕士的培养目标则为“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充分了解金融理论与实务，系统掌握投融资管理技能、金融交易技术与操作、金融产品设计与定价、财务分析、金融风险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具有很强的解决金融实际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金融专门人才”，在培养时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2.招考条件
传统的学术型硕士招生对象为本科应届毕业生，考生需参加每年一月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全日制专业型硕士招生对象与学术型硕士相同，为本科应届毕业生，招生考试于每年一月与学术型硕士入学考试一同举行。
3.考试内容
金融学术型硕士考生参加每年一月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考试科目包括数学、英语、政治、专业课综合，分值分别为150、100、100、150，其中数学、英语、政治为全国统考科目，采用全国统一试卷，专业课综合由各招生单位自主命题。
金融专业型硕士入学考试与学术型硕士入学考试一同举行，在2011年之前，考试科目与学术型硕士相同，包括数学、英语、政治、专业课综合，分值相同，其中数学、英语、政治采用与学术型硕士相同试卷，专业课综合也由各招生单位自主命题，但试卷内容与学术型硕士不同。2011年之后考试科目中数学改为经济类联考，分值仍为150分，经济类联考全国统一，其中70分数学，40分逻辑，40分写作，专业课考纲由中国人民大学统一制定，具体试卷则仍由各招生单位自主命题。总体来说，金融专业型硕士入学考试降低了对考生数学方面的要求而更加强调逻辑能力与综合写作能力，专业课命题也会侧重于考察金融实务知识和解决金融实际问题的能力。
4.学制
金融学术型硕士一般学制为三年，前两年安排在校学习课程，第三年进行实习或科研项目以及毕业论文答辩，修满规定学分、完成实习并通过论文答辩者准许毕业，获准毕业后颁发学位证书与学历证书。
金融全日制专业硕士学制一般为两年，第一年安排在校学习课程，第二年进行实习及毕业论文答辩，修满规定学分、完成实习并通过论文答辩者准许毕业，获准毕业后同样颁发学位证书与学历证书。
5.学习费用
学术型硕士录取为国家计划内（非定向、定向）的硕士生按国家规定享受免学费待遇。录取为国家计划外（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的硕士生须缴纳学费，一般为8000元/年，不同专业有所不同。对于自筹经费生、特困生等考生可通过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或者商业贷款缓解学费的压力。
全日制专业硕士从2010年开始少部分录取为国家计划内（保送）的硕士生按国家规定享受免学费待遇，大部分专业型硕士须缴纳学费，一般比学术型硕士高，根据学校不同学费有所差异，平均为30000元/年。
6.课程设置
根据培养目标的不同，学硕与专硕的课程设置也有较大差异。学术型硕士的课程设置偏向理论性，目的在于拓宽和加深学生对于金融各分支领域的理解和认识，以及授予学生经济金融研究方法、学术规范等，例如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统计回归分析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等，教学方式采取传统课堂教学居多。专硕课程设置则偏向实践与应用，所学课程大多与金融领域各职业具体相关，例如金融理论与政策、银行经营管理、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金融统计分析与数据挖掘、资产定价与风险管理等，教学中多采取课堂教学与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目的在于在此过程中锻炼学生面对金融实务问题的解决能力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以提高学生硕士毕业后对于社会需求和岗位要求的适应能力。
7.导师配备
学术型硕士一般配备一名校内老师作为导师，指导学生学习实践及学位论文的完成。而对于全日制专业型硕士，除了从校内老师中选择导师外，也会吸收来自金融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承担专业课程教学或担任导师，大部分院校采用“双导师制”，即为每个专业硕士配备两名导师，一名由校内老师担任，一名由来自各金融机构的在职人士担任。
8.学位论文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一般要求为理论研究、调研报告等，金融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范围较广，可以是理论研究、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毕业设计等，学位论文答辩形式也可多种多样。
9.读博要求
学术型硕士一般有部分报送读博名额，学生根据自身意愿和条件可以申请直博，金融专业型硕士则没有直博机会，有读博意愿只能参加统一考试经录取后入学。
三、总结
作为开设仅三年的专业，全日制专业型硕士曾经面临多方质疑，社会对于专硕的就业前景持消极态度，而在上文对金融学术型硕士与全日制专业型硕士培养模式进行对比之后不难发现，全日制专业型硕士是国家教育部门为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硕士就业而对传统研究生教育进行的改进和创新，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未来方向。学术型硕士与全日制专业型硕士“花开并蒂”的局面一方面能够保证继续为科研及教学工作输送适合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利于改善长期存在与研究生教育的社会需求与硕士毕业生不能有效匹配的问题，双管齐下，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向更高层次迈进。
参考文献：
[1]李莹.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1）.
[2]刘红奎.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弊端及改革[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9（6）.
[3]薛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J].北京教育，2007（11）.
[4]程瑶.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探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0（19）.
[5]教育部.金融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2010.
[6]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2009.
本文系中央财经大学“211工程”三期创新人才培养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
金融硕士范文第2篇
在学习方面，我的专业是国际金融。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能够胜任金融相关工作和适应国际竞争的专门人才。我学习了商业银行经营学、银行会计、金融理财、信贷管理学、证券投资、财政与税收、金融监管、金融客户经理、国际金融、货币市场理论实务、金融法规等核心课程。通过自己的努力我曾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我除了热爱自己的专业外，还利用课余时间学计算机知识，这使得我能操作各种网络和办公软件。我曾在学校图书馆兼职管理人员，这使我更加有机会去图书馆阅览群书。但我觉得参加工作后更加需要学习的!有了实践更会有针对性，竞争的压力与专项技能的要求将需要你不断地学习!因此学习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在生活上，从小到大的生活也是我养成了我吃苦耐劳精神和自理自立的能力，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正派的作风。我的时间观念也比较强，约好的时间总会提前到达。我热心待人，诚实守信，这使我与同学关系融洽。此外，我爱好广泛尤其是体育方面，课余生活积极参加打球，跑步等运动。
在工作上，我对工作热情，任劳任怨，责任心强，具有较强的组织、宣传和交际能力，有一定的创意和艺术细胞，注重团队合作精神和集体观念。尽管曾担任多种职务，让我花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会更累一些，但我觉的这是值得的。因为努力的工作让我的综合能力得到培养，例如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人处世、组织协调能力以及社会工作能力等等。本人还注重实践活动能力的培养，积极参社会实践活动，在校期间曾在图书馆兼职管理人员，工作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
金融硕士范文第3篇
1、是小说《帝少黑道专宠妻》。简介：乱世黑道，群美雄起，黑道之上，美女当道，姚梓城不要别的，只要能够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即可，一刀在手，傲视黑道。左殺右仁，谁与争锋，手掌血酬，黑道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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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章屋网 ）
金融硕士范文第4篇
摘 要：《世说新语》是一部产生于玄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小说。“六经告退，庄老方滋”，儒学式微而玄学大兴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思想背景，由此儒学在此时期销声匿迹似乎成为了人们的固定认识。但事实并非如此，玄学与儒学在魏晋时期似乎有一种共融关系。本文旨在通过对《世说新语》的文本分析，进而述及魏晋时期玄学与儒学的共融关系。
关键词 ：《世说新语》 孔门四科 玄学 儒学
一、《世说新语》及其成书的时代背景
《世说新语》产生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此书采集前代遗闻轶事，按类编排，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所涉及的人物种类繁多，个性鲜明，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士人黎庶。通过该书，可以大致了解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许多著名人物的风貌、品行、思想乃至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习尚，因此《世说新语》一书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世说新语》问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哲学思想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具体表现为整个时代几乎都沉浸在以玄学为主导的思想中，以至在汉代以国家意识形态长期占据思想界主导地位的儒学，在此时期都处于一个衰败并被玄学遮蔽的阶段，甚至给人造成一种儒学在这个时期销声匿迹的错觉，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儒学在此时期依旧在社会思想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将在后文中对此进行论述。
玄学的出现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并不是如孤峰突起一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突然出现。其实，玄学的滥觞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汤用彤先生在其著作《魏晋玄学论稿》中有云：“溯自扬子云以后，汉代学士文人即间尝企慕玄远。……则贵玄言，宗老氏，魏晋之时虽称极盛，而于东汉亦已见其端矣。”[1]但东汉之谈玄又与魏晋之谈玄有着显著的差别，汤用彤先生总结为：“汉代偏重天地运行之物理，魏晋贵谈有无之玄致。二者虽均尝托始于老子，然前者常不免依物象数理之消息盈虚，言天道，合人事；后者建言大道之玄远无朕，而不执著于实物，凡阴阳五行以及象数之谈，遂均废置不用。因乃进于纯玄学之讨论。汉代思想与魏晋清言之别，要在斯矣。”[2]概言之，东汉谈玄深受自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至东汉谶纬神学一脉的影响，将天道具体化；而魏晋玄学则是将天道进一步抽象化，上升到了哲学本体论的探讨。简单地说，汉朝谈玄总要与现世人事相联系，总是为现实而服务。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不再关心人事，从现实生活转向个人内心，成为一种士人精神层面的追求。《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生活于南朝宋，正是处于玄学极盛时期，其思想不可能不受到玄学的影响。此外，《世说新语》中所涉及的人物，上自东汉时期，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好与玄学从滥觞发展到高峰的时期相重合，因此该书中涉及到的人物也有喜爱玄学、崇尚谈玄的可能性。如《文学第四》中便有何晏与王弼两位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的轶闻：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3]
这正说明了《世说新语》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并体现着清言谈玄的时代风气。更值得一提的是，玄学一词初见《世说新语·文学篇》[4]，可见《世说新语》与玄学必然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世说新语》是中国小说史上志人小说一派的重要代表。其实，志人小说的出现是汉末以来门阀世族品评人物及魏晋以来门阀世族崇尚清谈的结果。“汉代郡国举士，注重乡评里选，而品藻人物的风气大盛于东汉之末，一旦毁誉，往往决定人的终身，主要依据则是其人的言谈举止及轶闻琐事。……魏晋士大夫好尚清谈，讲究言语举止，品评标榜，相扇成风，一经品题，身价十倍，世俗流传，以为美谈。好事者予以记录，集成专帙，流行于世，往往成为后生学习名士言谈风度的教材。”[5]《世说新语》一书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正是魏晋时期品藻人物与崇尚清谈之习尚的产物。魏晋时期崇尚清谈与玄学关系密切，上文已有所涉及，在此便不赘言。而魏晋时期品藻人物之习实际上是与汉朝选举官僚的人才选拔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西汉武帝时期施行的察举制与曹魏时期出现的九品中正制。西汉武帝时期，政治人才选拔主要依靠察举与征召两种方式。察举制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通过考察，将治内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向朝廷推荐，经过朝廷考核后授予官职。察举制度有许多科目，主要有孝廉、秀才、明经、贤良方正。察举制发展到曹魏时期出现了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在察举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物家世、声名、品行等更多方面进行综合考核的选官制度。实际上，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就是对人物进行品评与分类。这类选官制度从汉朝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步由一种选拔政治人才的方式成为了社会习尚，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门阀世族的兴盛更催化了品评人物成为社会风尚的过程。
对于人物的品评实际上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社会价值观与人才观。《世说新语》将人物分为三十六门，这每一门不仅是一种按其突出特征对人物的分门别类，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作者的社会价值观与人才观。一本书的章节编排顺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作者或是编撰者的价值判断，如钟嵘《诗品》将汉魏晋南北朝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而《诗品》一书恰恰分为三卷，第一卷的内容正是对归入上品一类中诗人的评价。其实，通过对《世说新语》的编排顺序的考察，便可以窥见作者刘义庆的社会价值观与人才观。
二、《世说新语》与“孔门四科”
《世说新语》一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是由《德行第一》《言语第二》《政事第三》与《文学第四》组成，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恰恰是为后世儒家所称道的“孔门四科”。
所谓“孔门四科”，大致产生于春秋时期。在《论语·先进》中有这样的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6]即孔门弟子根据其学业所专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因此关于“孔门四科”的具体内容，许多后代学者将德行、政事、文学、言语视为“孔门四科”。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孔门四科”也作了详细的记述：
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7]
司马迁的这段记载与《论语》一致，可见“孔门四科”的内容就是德行、言语、政事与文学。对于“孔门四科”，宋刑昺提出过非常有影响的解释。他认为，《论语·先进》所载的这段话，是“孔子闵弟子之失所，言弟子从我而厄于陈蔡者，皆不及仕进之门而失其所也”，遂举荐弟子中才德尤高而可仕进者。从刑昺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孔门四科实际上是从仕进从政的角度考虑划分的。“孔子办教育主要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为了培养‘贤才’，实现改良社会的政治理想。”[8]实际上，“孔门四科”就是儒家对仕进人才提出的四个要求与标准，它与后世出现的察举制及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如汉代察举制有孝廉这一科目，其实孝廉就是“孔门四科”中德行一科的具体体现。左玉河教授在其论文《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中指出：“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以后，‘科’并未成为学术‘类名’被广泛使用，而是作为官吏考试的科目加以运用。……孔门虽分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所谓‘四科’，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成为类分学术的标准，‘科’仅仅是官吏科举考试的类别。”[9]这段论述更突出表明了“孔门四科”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联系。
上文曾述及《世说新语》是魏晋时期品评人物风气的产物，而魏晋时期品评人物之习尚又与官僚选拔制度联系密切。既然《世说新语》的成书深受品评人物风气的影响，那么在此书中必然会体现出作者对人物品评的标准。众所周知，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每一个人都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而存在，或多或少总要受到其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思想与价值判断上。因此，《世说新语》不仅反映了作者刘义庆个人的人物品评标准，更隐含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群体特别是士族阶层对于人物的评价标准。
《世说新语》上卷的四篇是以“孔门四科”来名篇的。由此可见《世说新语》将“孔门四科”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顺序列于上卷，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刘义庆的社会价值观及人才观是与儒家的标准相一致的。虽然在玄学之风的笼罩下，儒学在魏晋时期处于一种衰败式微的状态，甚至给人一种销声匿迹的错觉。其实，魏晋时期的士人是以儒学为里，而以玄学为表。由于魏晋时期的士人更多的将注意力转向了个人内心世界的探究，而玄学正好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大多数士人表现出对于玄学的痴迷，这是浅层的、容易外化出来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儒学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而在思想上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又经过长时期的沉淀，儒学及儒家思想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尤其是在政治观念与伦理价值上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王俊飞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对此有一段较为精彩的论述：“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儒学，它那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以及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始终蕴藏着潜在的生命力，是维护和支撑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所包含的实用性内容，是现实政权存在所不能缺少的。儒学思想的实用性特征是太具有理想气质的玄学思想所无法完全取代的。于是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孔圣表面上依旧受到尊崇，而儒学却事实上衰微的现象。我们可以从政治层面和精神层面这两个方面来总结这一段时期的思想状态，即：政治层面实质上依旧是儒学的，而理想层面则被玄学所取代。”[10]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儒学共同存在、发展，甚至产生了共融。
三、魏晋玄学与儒学的互通与共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风大盛而儒学式微，似乎已经成为了人们对此时期社会思想方面的固定认识。实际上，玄学的盛行只是此时期社会思想的突出现象，并不能因玄学风靡于世就说儒学在此时期毫无影响。玄学对于生活在魏晋时期的士人来说只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弥合与满足，而儒学对于士人的影响则是潜移默化的。虽然魏晋时期“六经告退，庄老方滋”，但注重门第家学的士族对子孙的教育培养依然是以儒学为基础的，儒家的经典依然是每一个士人的必读书目。因此儒学并未失去其影响力，只是在此时期的思想界不再是儒学大一统的局面罢了。
儒学不光在魏晋南北朝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出现了与玄学的共融。这种共融表现为此时期一些士人一方面遵循儒学规定的道德伦理与个人修养的遵循，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玄学的欣赏与肯定。
关于玄学，顾名思义，是玄远深奥之学，其思想的内核是有无之辩，即一种对宇宙万物的本体论层面上的关注。而玄学的外在表现则是放浪形骸与对现实的超脱，我们不妨将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视为魏晋玄学的注脚。《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不少放浪形骸的士人的言谈举止与行事为人，他们鄙弃礼法，行为狂荡不羁，是玄学的极端化。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士人依旧遵循着儒家所规定的礼法及道德规范，而他们所受的教育仍旧以儒学为主。实际上，魏晋时期大多数士人与两汉时期的士人都有接受儒学教育的共同教育背景，而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魏晋时期的士人还有着对以老庄为核心的玄学的接受与肯定，这是后者所不具备的，而这恰恰反映了魏晋时期儒学与玄学的共融。
我们不妨从《世说新语》中举一些例子来进行论述。如《德行》篇的第一条：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煗。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这段记载正是王勃在其名文《滕王阁序》中所用“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典故的出处。徐孺是一个超世绝俗的隐逸之人，谢承《后汉书》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绝俗。前后为诸公所辟，虽不就，及其死，万里赴吊。”而陈蕃则是一个心忧天下的仕宦大夫，《汝南先贤传》有关于陈蕃的记载：“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有室荒芜不扫除，曰：‘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又《海内先贤传》曰：“蕃为尚书，以忠正忤贵戚，不得在台，迁豫章太守。”可见陈蕃积极入世，其人生观及价值观符合儒家思想的要求。在陈蕃的心中，徐孺是一个贤者。他刚到豫章不入府廨，而执意要去看望徐孺，可见他对徐孺的重视。谢承《后汉书》说：“蕃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陈蕃对徐孺的礼遇与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陈蕃之所以认为徐孺是贤者，正是欣赏徐孺绝世高蹈的隐逸风度与他那种不忘旧恩、万里赴吊的情义。对徐孺的欣赏，正是陈蕃对于外化表现为超世高蹈、放浪形骸的玄学的一种肯定与接受，陈蕃的思想未必单单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他也有希望超越世俗的一面，只不过陈蕃的主导思想是儒学一派的。其实，徐孺本身就体现着玄学与儒学的共融，他一方面绝世超俗、放浪形骸，另一方面当闻知故人过世，便不远万里地以绵渍酒藏之鸡中去吊丧，而且他的酒还必须是自家的酒。由此可见，徐孺实际上也有着符合儒家要求的一面，他也不是完全的超脱一切世俗礼数，只不过徐孺思想中超凡脱俗的玄学思想占主导地位。从徐孺和陈蕃的例子中，便可以看出早在东汉末年便有了玄学与儒学共融的现象，只不过那时候玄学还没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仅仅是一个雏形。
魏晋以后，玄学大盛于世，儒学式衰，但儒学绝对没有销声匿迹，只是其在汉朝大一统的无上地位被玄学遮蔽而已。实际上，儒学思想在人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了。《世说新语·德行》中有这样一条：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
如今一个普通的八岁儿童，倘若误伤自己的指头后，往往都是因肉体上疼痛而嚎啕大哭。但年仅八岁的范宣大哭的原因却不是疼痛，而是想到了《孝经》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其实，范宣大哭的真正原因是范宣认为自己误伤了手指是对孝的背离，是对父母的不孝。这一条记载真实反映了魏晋时期“孝”这一儒学核心思想的深入人心，即便是一个年幼的儿童都知道“孝”的重要性，并为自己做了“不孝”的事而失声痛哭。可见儒学思想在魏晋时期并没有失去其影响力，而是成为了一种集体意识，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在玄学大盛的思想背景下，儒学广泛地被人们接受，也广泛地在世间传播，只是儒学表面上没有玄学那样成为显学而受到关注与追捧罢了。要说一个人完完全全地脱离儒学的影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魏晋时期的士族为了能使家族长兴不衰，尤其重视子孙的教育。而教育的核心内容便是以六经为主的儒学，而不是以老庄思想为主的玄学。由此儒学便随着教育，早在一个人幼年时期便产生影响，可谓是影响深远。而对于贵虚无的玄学的研习，往往是个人的兴趣所致，并不是受教育的结果，因此一个人对于玄学的喜爱与研究，是一种尊崇时尚风气的表面现象，只能反映出一个人紧跟时代潮流与风尚罢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式微是不争的事实，但儒学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早已成为了一种以教育为载体而代代传播的集体意识，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而玄学虽然在本时期大行于世，但玄学给世人的影响并没有儒学的影响那样的根深蒂固。其实，儒学在此时期与玄学并不是一种对立的紧张关系，而是一种互通共融的关系，而这种共融突出表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儒玄兼治。
注释：
[1][2]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三联书店，2009年第1版，第47-48页。
[3][南朝宋]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第2版，第234页。
[4]许结：《玄学谈辩：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四）》，古典文学知识，2004年，第2期，第110页。
[5]王红，周啸天主编：《中国文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22页。
[6]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110页。
[7][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2185页。
[8]王齐洲：《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兼释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孔子研究，1998年，第2期。
[9]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中州学刊，2004年，第5期。
金融硕士范文第5篇
一、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在Markowitz的资产组合理论基础上，Sharpe（1964）、Lintner（1965）和Mossin（1966）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即CAPM。CAPM的本质是存在无风险资产和无限卖空的资产组合理论。它不仅考虑了单个投资者的决策，还考虑了加总他们确定市场均衡。在资产组合理论中，资产的价格外生地给定，且不受任何投资者的影响。给定这一价格，投资者形成他的概率分布，并且允许投资者的预期不相同，但是CAPM也是有很多缺陷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CAPM是一个静态的单期模型，在显示情况中，投资者往往面临的是动态的多期的情况，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二是资产收益率必须是线性相关的是CAPM的一个隐含假设，排除了一种日益重要的金融工具-衍生证券的定价。因为衍生证券的收益率往往表现出很强的非线性关系。三是CAPM中还有一个假设仍然受到批评：即假设所有资产是可市场化的。虽然由外国法规问题导致的某些投资限制在国际CAPM中得到了考虑，但是，诸如人力资本是不可市场化的。因此，市场组合不能准确的确定。Black（1972）考察了最初的CAPM，他发现，无论是无风险资产的存在还是投资者以无风险利率借款和贷款的要求都不是该理论成立的必要条件。然而，当不存在无风险资产时，就会产生CAPM的另外一种不同形式。他的观点如下：无风险资产的贝塔为零。由于无风险资产的收益不存在波动性，因此它不会随市场一起变化。假设能创造一个与市场无关的投资组合，那么它的贝塔就是零。可以说零贝塔CAPM比CAPM前进了一步，但是零贝塔组合必须依靠卖空才能实现，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进行卖空的操作。许多机构投资者是被禁止卖空或者在卖空方面受到限制。
二、指数模型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有两个限制：包括所有资产的理论上的市场组合;与实际收益率相对应的预期收益率。在实际应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时，我们采取的是指数模型的形式，并用实际收益率代替预期收益率。指数模型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指数的组成与收益率易于测量。
三、多因素模型
在指数模型中，市场组合的投资回报率总括了宏观因素的总体影响，但在现实中，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并非只有一个，而是从多个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中获得。多因素模型是指假设证券回报率由一些系统性因子的变化决定的模型。
四、套利定价理论（APT）
套利定价理论是CAPM的拓广，由APT给出的定价模型与CAPM一样，都是均衡状态下的模型，不同的是APT的基础是因素模型。套利定价理论认为，套利行为是现代有效率市场形成的一个决定因素。如果市场未达到均衡状态的话，市场上就会存在无风险套利的机会，并且用多个因素来解释风险资产收益，并根据无套利原则，得到风险资产均衡收益与多个因素之间存在近似的线性关系，而前面的CAPM模型预测所有证券的收益率都与唯一的公共因子的收益率存在着线性关系。
五、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
美国金融学家Black和Scholes在有效市场和股票价格遵循几何布朗运动等一系列假设条件下，运用连续交易保值策略退出了著名的Black-Scholes定价模型。Black-Scholes定价模型的核心在于设计一个套期组合策略，使得期权市场投资的风险为零，这是对期权定价公式建模思路的高度概括。
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的基本假设如下：1.允许使用全部所得卖空衍生证券;2.没有交易费用或税收;3.在衍生证券的有效期内没有红利支付;4.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5.证券交易是连续的;6.无风险利率r为常数且对所有到期日均相同。
六、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
John C.Cox、Stephen A.Ross以及Mark Rubinstein于1979年在论文《Option Pricing： A Simplified Approach》中首次提出了二项式模型（Binomial Model），该模型建立了期权定价数值法的基础。Cox在文献中首次提出了美式期权的二叉树方法，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虽然有许多优点，但是它的推导过程难以为人们所接受，而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其比较简单、直观，不需要太多的数学知识就可以加以应用。
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和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是两种相互补充的方法。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推导比较简单，更适合说明期权定价的基本概念。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基础上，即在给定的时间间隔内，证券的价格运动有两个可能的方向：上涨或者下跌。虽然这一假设非常简单，但由于可以把一个给定的时间段细分为更小的时间单位，因而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适用于处理更为复杂的期权。随着要考虑的价格变动数目的增加，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的分布函数就越来越趋向于正态分布，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和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相一致。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的优点，是简化了期权定价的计算并增加了直观性，因此现在已成为全世界各大证券交易所的主要定价标准之一。
参考文献：
[1]威廉.F.夏普著.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胡坚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