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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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范文第1篇

摘要：从不同层面使用“政策”“支柱”“体制/组织方法”“系统/制度”等框架研究老龄化趋势下的东亚、东南亚典型国家和地区养老金体系的发展情况，发现东亚、东南亚典型国家和地区养老金体系具有社会保险类型、公积金类型、混合拼盘型三种类型，养老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各自功能的耦合具有相似性，养老金系统的主要缺陷普遍为覆盖率低、收益不足，而且东亚、东南亚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面临着老龄化趋势、全球化竞争加剧和劳动力市场变迁、城镇化加速、宏观经济形势及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影响等外部挑战，因此只有维护财务稳定、促进经济竞争、实现社会公平、提高运行效率，才能实现人民负担得起、充足和可持续的养老金计划。

中图分类号：F279.1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3-0063-09

Comparative Study of National Pension System Reforms in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LV Huangqin1，2a， ZHOU Weimin2b， Che Sihan3c

（1.Channel Management Department， Beibu Gulf Property & Casualty Insuramce Co.，Ltd. Nanning 530028， China； 2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 b.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c.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Key words： welfare system； pension funds system； social security；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Abstract：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pension system in eastern and southwesten Asian countries on different layers an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olicy”， “pillar”， “regime”， and “system”. The authors find out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pension systems in eastern and southwester Asian countries， i.e.， social security， accumulation fund and mixed assorted type. Based o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alysis paradigm， the authors present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pension system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and reveal crucial disadvantages inside pension systems such as low coverage and insufficient profits along with the mutual external challenges： aging， accelerating global competition， labor migration， growing urbanization and the effect of capital market volatility. In conclusion， the pension systems in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still demand a long term development to make them sustainable， sufficient and beneficial to citizens.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also proposed for the reform of pension systems.

一、引言学术界有关世界养老金制度主要类型的划分，尤其是对福利制度发源地欧洲各国的研究，已经产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EspingAndersen依据生产模式及政治民主观点所创立的“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分法〔1〕，Ferrera依据社会风险分担方式的差异所创立的“普惠――职业”的两分法〔2〕，以及Bonoli、Marier所推崇的多维多层分类法〔3～4〕。

其中，EspingAndersen的三分法精辟地归纳了福利制度的若干重要特征：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3期吕芹东亚、东南亚国家养老金体系的比较研究以英国和爱尔兰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体制，其养老金制度既包括了带有“安全网”意义的国家养老金，还倚重体现职业特点的、以自主选择、市场运作为特点的私人养老金；以德国、意大利、法国、奥地利、荷兰、西班牙为代表的保守―团结主义体制，其养老金制度主要依靠以就业和参保关联的社会保险，同时辅以微薄的社会救助；而以丹麦、挪威、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体制，其养老金制度则更强调以一般性税收为基础的社会普遍养老金。

Ferrera的二分法则在EspingAndersen三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对上述国家福利制度的分野。比如：他明确地指出虽然英国也如同北欧诸国那样提供普遍的养老金，但显然英国更像是一种混合体制，它吸纳了更多个人主义、市场主义的成分；同样的，意大利和荷兰虽然同德国一样倾向于采用就业和参保关联的社会保险，但也从一开始就允许甚至鼓励其他形式的存在。

Bonoli、Marier则在OECD提出的“支柱”概念〔5〕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国家责任和个人责任，剥离了“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这一对曾经混用的概念，再结合对福利国家制度两大起源（Bismarckian & Beveridgean）的历史考察，做出了对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分野的新诠释。

但是，以Gough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亚洲诸国福利制度的特性从根本上有别于上述欧洲国家而独树一帜〔6〕，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包括养老金政策，往往从属于经济政策或者“社会经济政策”的范畴，其根本导向是加快货币资本流动性、提升人力资本、增进市场竞争，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研究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殖民经历对有关国家建制的早期有明显影响。比如日本对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影响，英国对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影响。（2）经济增长中的“追赶期待”。不论是20世纪中后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还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在发展模式中导入了“经济增长优先”的取向，这成为“生产型福利国家”概念得以落地的根本因素。（3）亚洲国家中央政府在社会领域的调控能力普遍较弱。家族宗族以及儒家孝文化的传统在亚洲根深蒂固，这使得中央政府有机会也有动力更多地依靠“家庭”“单位”“集体”这样一些东方概念下的“社会组织”来解决养老筹资和老年服务问题，只是保证极低限度的再分配水平，而不像欧洲国家那样更多地依赖国家对个人强有力的干预〔7～10〕。

因此，这些国家一方面被笼统地界定为“福利生产型”或者“发展型福利”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却又因其中央公积金制度、“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的社会保险制度、普遍给付制度等极富特色而备受关注。

由于各国实际运行的福利制度复杂多变，相互之间又有很强的“学习特性”，理论分析上还杂糅“体制/组织方法”“制度/系统”“支柱”“政策”等多个层面的分析元素，这些都使得希望用单一维度进行精准抽象分类的想法变得非常困难〔11～14〕。

明白这一点，对后来者研究亚洲国家养老金等福利制度及其改革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认为，唯有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结合历史发展脉络〔7〕，重点考察制度内各组成项目的功能搭配、功能演化，才能有力地解释危机应对措施、政策变迁、制度改革和体制转型的内在逻辑，最终得出有关亚洲国家或者区域间养老金体系的通识结论。

半个世纪以来，以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越南为代表的东亚、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成就显著，其经济政策广受世界各国关注〔15〕。然而，与经济发展并行的该地区独特的社会保障改革实践却并未引起国际社会保障学界的足够重视。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利用已有的关于福利体制比较研究的知识〔16〕，考察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和越南等六个东亚、东南亚国家自20世纪晚期以来应对经济危机的社会保障政策，一方面努力解释这些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养老金制度改革议题上有别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若干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关注这些国家之间的改革分歧与多样化的政策选择〔17～19〕。

二、分析框架与观测维度根据Ku & Finer所开创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把社会福利纳入三个层面分析：福利体制、福利制度和福利政策〔20〕。三者之间虽紧密联系，但仍有本质上的区分。

所谓体制，是指有关组织形式的制度，是管理机构和管理规范的结合体或统一体。至于福利体制，是指国家和社会经济在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关于生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对固定关系〔21〕。换言之，福利国家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总和，其中涵盖了其历史发展因素的影响、国家制度安排的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国家角色和国家功能的定位、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商品化与非商品化二者之间的矛盾、社会科层化和社会整合等诸多因素〔22〕。可以认为，福利体制本身很难因为短时期或偶然的内外部因素改变而发生变化。而福利制度意味着一种“体制格式”，每个单一的被推行的福利政策都在系统性的体现福利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福利制度是一种连贯一致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福利制度可以出现不同的类型。至于政策，是指国家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

因此，制度变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策调整之后满足体制改革最终目标的方法。当社会经济环境不断改变时，相同福利制度国家做出的反应可以在第一时间被轻易观察到；当面对经济危机时，国家社会保障领域会形成新的消费和储蓄政策网络。这些政策修订将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它可能会直接导致系统配置的重大改变，我们称之为结构性改革；另一种情况是，当涉及到制度层面时，这些改革则是体制演化的固定规律〔23～26〕。在本文的讨论中，政策分析是切入口，系统分析是核心，制度层面分析是基础〔27～28〕。

三、东亚、东南亚国家养老金体系的发展

（一）社会保险类型：日本和韩国

日本和韩国作为二战后的新兴发达国家，其经济制度均以产业立国，倚重出口，因此，均采取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通过五十余年的改革和发展，基本形成了覆盖全民的、多层次多支柱的、稳定的公共养老金制度〔29〕。韩国和日本均以收入关联的社会养老保险为制度核心，以企业和职工共同缴费作为筹资来源〔30〕。

在韩国，养老金分为三个层次（见图1）：第一层是所有企业职工及其配偶都必须参加的半积累制国民养老金方案，但特殊职业人群如公务员、教师和军人等则享用特殊职业养老金，而65岁以上的低收入人群根据其家庭收入情况，每月能领取10万韩元至20万韩元的养老金补助（韩国基本年金法，2014年）；第二层是退休津贴、企业年金（包括DB计划和DC计划）以及个人退休养老金计划（IRP）；第三层是个人退休养老金计划（PPS），18岁以上公民可通过自愿购买由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提供的相应的养老金保险产品来加入该计划，每月缴纳约定的金额，最终养老金水平取决于市场利率和投资收益。

图1韩国养老金制度在日本，养老金也分为三个层次（见图2）：第一层是覆盖全体公民的基础养老金（BP），是与收入无关的额外所得，有助于完善老年收入保障机制；第二层包括员工养老保险（EPI）、国家养老基金（NPF）和互助养老金（MAP），其中员工养老保险覆盖所有企业职工，个体经营者和职工少于五人的企业则可自愿参加国家养老基金，互助养老金是公务员、教师这样的特殊职工享有的；第三层则是由几个单独的计划组成即退休援助（RA）、就业养老基金（EPF）、企业型DC/DB养老金以及税收资格养老金（TQP）等，受惠人员包括企业职工的一部分〔31〕。

（二）公积金类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养老金制度都建立于英国殖民时期，秉承了“自力更生”的基本概念。这两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已经建立了以公积金为主体的单一型养老保障制度，其基本宗旨是为退休职工或提前非自愿脱离劳动力队伍的职工设立一项强制性储蓄计划保护其收入来源，该计划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职工。就养老金而言，两国政府均采取监督和管理措施，而不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经过半个世纪的改善之后，公积金退休计划已经发展成为一套有效的、有组织的且成熟的系统。

新加坡养老金制度的核心是中央公积金（CPF）制度（见图3），它提供了大部分社会保障功能，社会风险分担和再分配不再存在，个人完全依赖于供款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图3新加坡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制度还包括政府养老金计划（GPS），是公务员无需缴费且现收现付的养老金计划；同时还有针对武装部队人员的储蓄和员工计划（SES）。除此之外，还有补充退休计划，即企业没有参与、企业职工私人自愿参加且享受税收优惠的养老金计划。为了应对长寿风险，中央公积金的领取向“年金化”方向发展，新推出的终身入息计划使得目前50岁及以下拥有至少4万元公积金最低存款的国民，能够自动加入该计划成为会员，并从80岁开始领取每月固定收入，直到终老。

与新加坡类似，马来西亚的养老金制度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它针对不同的特定人群有不同的计划（见图4）。在马来西亚，有一个针对公务员制定的由政府财政全额资助、受益者不用做任何贡献、且有固定金额的固定福利养老金计划。企业职工获得养老保障的主要途径是成为职工公积金（EPF）的成员，EPF是一个建立在固定缴款的基础上、积累储蓄在个人账户里的指令性计划，该计划为企业职工提供养老住房和医疗保障。另外，福利部门有责任减轻公民的贫困，每月为60岁以上、贫困潦倒、体弱多病又没有近亲者提供300元人民币的养老补助。除此之外，武装部队基金（LTAT）是1972年8月由议会通过的对于所有现役军事人员都是强制要求的DC计划，同时它也可以作为所有军事人员的自愿储蓄计划。

（三）混合拼盘型：中国和越南

中国作为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经济转型国家，自1993年开始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并于4年后正式确立了全国企业统一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框架，之后，又用了16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起了一个多支柱、多层次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实现了从制度上覆盖所有人群（而非每个人）的阶段性改革目标〔32〕。当前，中国的第一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主要由三条线路组成：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是由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共同组成，统筹账户由职工所在企业缴纳，个人账户则全部由职工个人承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则略微复杂，各地区实施标准略有不同，但都是由地方社保机构统一管理，当地居民按各地标准自愿参保；2015年11月中国养老金“并轨”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将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单位缴费比例和个人缴费比例与企业职工一致，全国养老金改革同步，缴纳的比例统一。此外，中国还引入了第二层针对公务员、事业职工和企业职工的企业年金以及第三层个人储蓄养老保险（见图5）〔33～37〕。

图5中国养老金制度

同为经济转型国家的越南，其社会保险制度由该国总理于1995年2月16日签署颁布实施法令19/CP后设立，并于同年10月1日起生效。越南的社会保险制度由强制型和自愿型两部分组成（见图6），且都是基于固定收益的现收现付筹资制度。目前，强制型社会保险的贡献率为24%，其中17%是由企业支付，另外7%则由职工个人支付。关于强制型社会保险基金的分配，3%为短期利益分配，1%分配给工伤和职业病保险，剩下的20%则分配给残疾以及养老保险。自愿型养老保险制度于2008年实施，主要针对非正规就业的人群和农民。然而与强制型养老保险制度相比，自愿型养老制度则没有任何短期效益，不保证最低养老金，没有提前退休的可能性。

图6越南养老金制度

四、东亚、东南亚国家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外部挑战及其路径和目标（一）外部挑战

1.老龄趋势

东亚、东南亚主要经济体将在21世纪上半叶逐渐迈向人口的全面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得有关国家，特别是那些实行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的国家面临支付压力，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弥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的财政责任。在此背景下，提高在职劳动者的缴费或纳税水平、降低退休劳动者的养老金待遇水平、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引入基金积累制缴费确定型养老金制度或者是非积累制缴费确定型养老金制度将成为这类国家的主流政策选择〔38〕。

2.全球化竞争加剧和劳动力市场变迁

经济活动特别是产业的全球化意味着国际贸易竞争加剧和金融市场更加开放。历史上发展中国家由于在世界贸易经济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长期依赖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因而它们比欧美发达国家更需要通过实施“竞争性节俭”的社会保障来提高本国商品和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尽可能多地留住国际投资。目前，虽然他们的养老金等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也有面向资本利得的税收，但其主体仍然是基于劳动就业等经济活动收入的课税（或缴费）。这就使得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非常敏感，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给养老金制度带来了进一步的挑战。

3.城镇化加速

亚洲开发银行的《亚太地区关键指标2012》别章节“亚洲的绿色城市化”显示，从1980年到2010年，亚洲城镇人口增加了10亿，超过世界所有其他地区新增城镇人口的总数。其中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最快，在1949年到2010年的61年间，城镇化率从10%提高到50%，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实现相同水平的城镇化用了210年，欧洲用了150年，北美用了105年。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将导致不平等程度逐步加深，城乡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城市贫民窟越来越多，这给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东亚、东南亚国家提出了严峻挑战〔39〕。

4.宏观经济形势及资本市场的波动性

在国际金融危机、外部环境趋紧的影响下，东亚、东南亚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困难比预想的还要严重，经济短期减速甚至中长期下滑的风险已经显现，已经出现了投资增速下降、经济增长出现放缓的迹象，同时，消费不景气，对经济增长拉动减弱。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干预的重要实现形式和调节工具。在经济萧条时期社会保障收入增加缓慢而支出增加迅速，在经济繁荣时期社会保障收入增加迅速而支出增加缓慢，这样社会保障的收入和支出变化就会自发地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从而在宏观上和周期上具有调节与缓和经济波动的作用，是政府干预经济、促进增长的重要环节，是化解和抵消经济波动风险的有力手段，是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制度保证。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的调节稳定作用，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金融和产品市场日益一体化给养老金制度带来了其他压力。更开放的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增加，贸易模式的变化给政府带来了要降低非工资劳动成本的压力（比如社会缴费）。这种压力在那些养老金是由捐款得到资助，较小程度上由一般税收资助的通用系统提供的国家非常严重。

养老金制度的成熟度是另一个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因素，这个不稳定因素是指退休人口的共享资源是受益人和贡献者的比例的函数（受益人和捐助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如果这些比例依然增长，并且在未来将继续增长，那么这个制度仍在成熟的过程中，而当这个比例不断上升时，制度的潜在财务风险就会逐渐暴露出来。

（二）改革的路径和目标

1.维护财务稳定

如何维护和加强社会保障项目自身的财务稳定是制度改革与发展本身的首要难题。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在那些以俾斯麦式社会保险为核心制度的国家，财政约束和财政依赖正变得日益紧迫。

自1970年以来，也就是制度创立仅20余年之后，日本韩国出现过数次因为财政补贴养老金缴费过多而难以为继的情况，迫使政府不得不着手降低养老金待遇和提高养老金缴费水平。中国政府近年来也加大了对养老金制度的投入，但仍捉襟见肘。

这些事实不仅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制度选择甚至福利体制的质疑，也让学术界和后进国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以一般性税收作为融资来源的普遍给付的社会养老金模式。进而，人们重新回到了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在老年经济保障的责任划分中，政府和个人究竟应该如何分担？如果政府负有更多责任，那么增加养老金系统资金流入则是必然之选。一个国家缴款型福利和非缴款型福利的搭配结构，也直接影响到养老金制度的整体面貌，甚至是体制特征〔40〕。

2.促进经济竞争

亚洲数次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持续可靠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源于充分杠杆化了的繁荣的虚拟金融经济，更源于产业蓬勃发展、劳动就业充分、岗位创造活跃、工资稳定提升的健康的实体经济。而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赖以稳定运行的前提，恰恰是上述实体经济本身的稳定。否则，在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高起、企业生产开工不足的情况下，强制性社会保险缴费作为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主要部分之一，不可避免地会对企业复苏造成负面影响，进而打击企业的雇佣能力和生产能力，最终有损经济增长。这一特性也可以解释为何越来越多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迅速从单一的缴费型向缴费型、普惠型和积累型混合的复合型制度转变：引入普遍养老金巩固减贫效果，降低第一支柱养老金的比重，提升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养老金的分量，倡导个人对养老责任的负担，这些都可被视作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的策略性考虑。

3.实现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是任何一个社会保护项目需审慎对待的核心原则。然而“养老金制度的公平/不公平”在各个国家却有着千差万别的含义和表现形式。不同国家由于权益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多元化问题，包括不同代际之间的公平，主要是处于改革前后不同年代的“新人”“中人”“老人”权利义务的平衡性问题；而代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平，则涵盖职业、性别、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性问题。在日本、韩国，体现为工人和其他社会类别之间以及不同年龄群组之间的再分配不公平；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则是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缺乏再分配机制的不公平问题。针对这类问题，有关国家近年来整合原有的、碎片化的、分割的养老金制度，积极引入调剂金和养老金待遇指数化调整等机制，以提升社会公平性。

4.提高运行效率

养老金制度运行效率的提升，对于那些人口众多、财力有限、地区发展不平衡、非正规就业广泛存在的东亚、东南亚国家来说，通常是一个难题。当国家大刀阔斧地削减财政对公共养老保险的支持，甚至取消部分养老金福利项目的时候，制度本身的财务稳定性的确是提高了，但却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暴露在全球化竞争、宏观经济波动、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风险之下〔41〕；但如果要下决心为全体国民提供体面的老年经济保障，就必须将拓展融资渠道、加大财政补贴、提高费/税水平、改革税收体系、盘活变现国有资产等纳入一揽子改革计划中做通盘考虑。同时，面对多样化的劳动力市场，进城农民工、非正式职工、家庭办公工作者、兼职人员日益增加，政府还必须竭力提升养老金制度的弹性和可携带性，降低劳动力流动给制度带来的管理成本。

五、结论现代国家或者文明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如何让人们“体面地老去”，因为年老并退出劳动力队伍，这是个人没有办法抵御的自然风险，需要国家有制度安排，但各个国家的解决方式却大相径庭。以往的研究虽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但没有一个能够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同为生产型福利体制却出现了机构不一，以及为什么面对来自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这种社会经济挑战时，这种分歧明显扩大了。比如在中国，“全民退休金制度”曾在改革开放前（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对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实施过，获得过较多的社会支持和民众支持。但到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在内都变成经济发展的配套。当时的决策者把经济发展的一些原理或者一些规律套用到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制度上，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中国的正式养老保险制度虽然基本实现了人群意义上的覆盖，但仍有一半以上的公民个人并没有被养老保险制度真正覆盖。在中国只有少量的农民参保，且他们可获得的养老金水平很低。即使是被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的从业人员，其养老金的实际替代率也不足50%，而且不同群体的养老金待遇差距很大。经过分析，本文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福利政策/制度/体制下的生产制度系统已经发生变化。

从政策的角度看，为东亚、东南亚国家老年人提供养老保障有三个可能的政策选择：（1）扩大正规社会保障覆盖面；（2）推行互助形式的小范围保险；（3）实施更激进的社会救助（社会养老金）。

其中，前两个政策都要求参保人付费，是付费型的社会保障。第三个则是一个全面普遍性的政策设计，就是一个都不能少，人人都能被纳入到公共养老金体系里面去。尽管付费型的社会保障有其优点，但国际上的经验表明，在扩大农村地区的覆盖面和脱贫方面，它在发展中国家是不成功的，最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往往被排除在外，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支付能力。因此，东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希望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通过缴费型社会保障来获得养老金，并实现全面覆盖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为了扩大覆盖面而强制要求低收入的居民付费，又会损害他们的基本权益。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学者认为，前两种政策途径对于生活在贫困线上下的高风险群体是不适用的，而社会养老金较为可行。

而从制度的角度看，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养老金制度由两大类板块组成：一类是以社会保险为核心，辅以较高的政府财政补贴，谓之“保障型”福利体制；另一类是以强制积累为核心，辅以有限的政府财政补贴，谓之“竞争型”福利体制。当然，如果算上近几年在中国农村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社会养老金，当前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则应该为三种。第一类主要采取DB型的财务给付模式，待遇的确定通常与人口抚养比、工资水平、缴费年限等人口和就业制度紧密联系，因而容易受到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波动、宏观经济恶化等因素影响而造成收支不平衡的问题；第二类主要采取DC型的财务给付模式，待遇的确定取决于基金在劳动者生命周期内的总缴存水平和总积累水平，因而其影响主要来自资本市场和投资业绩的不确定性。当然再加上基础养老金作为托底，又可以衍生出其他两类制度形态：一是国民年金+职业制年金；二是国民年金+积累制年金。

当我们站在国家体制的角度来分析，逻辑将变得更加清晰。国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从老百姓手上收取保险费并给予必要的补贴；要么采用收税的方式，通过制度安排给老百姓提供保障。换句话说，就是政府是否应该靠公共财政来实现居民的养老经济保障？这种保障是否可行？对此，各方面争论很大。

奉行自由主义观点的人认为，从社会正规制度安排来看，人们的养老保障至少可以从社会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商业养老保险三个渠道获得。而对于当前广泛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覆盖面不足、保障水平过低、筹资来源不稳定等现象，他们认为由于制度设计的局限性和制度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才最终使弱势群体游离于养老保障的制度之外而没有得到体制上的保护。因此，他们呼吁构筑弱势群体的老年救助制度应为解决弱势群体养老保障的选择，而没有必要人人都被同一个制度所覆盖，造成效率低下。

而倡导国家干预观点的人则认为，从制度安排上来看，一个全覆盖的、全体百姓共担风险的养老金体制是成本最低的，它的核心在于它是以国家信誉来构建养老金体系。因为养老金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跨越代际的资源转移和再分配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信誉产品，就是你信则有，不信则会产生很多纠纷。国家提供养老金实际上是在以国家信誉做担保，让老百姓相信社保部门发放养老金不是敷衍，社保部门保管养老金是尽心的，社保部门运营养老金不是谋利的，这样一来能够显著地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这种依靠国家信用、以税收为基础、保障基本水平的普遍养老金体制，由国家财政来牵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把体系内现有的各种保险、政府投入以及个人的支付整合起来综合使用，会给国家参与区域和世界经济竞争留下更多的空间。

当前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本文所谈及的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养老金制度都面临严峻和紧迫的改革任务，都需要各国决策者审慎权衡、全面比较上述多种养老金改革方案，以实现总体改革和发展目标。

总体来看，尽管亚洲国家在福利制度和福利政策层面存在诸多差别，但其生产型福利体制的本质并未改变。只要追赶式经济增长在长时期内仍然是亚洲各国发展的首要任务，那么其养老金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其他经济制度而言，就还会具有明显的依附性和配套性。因此，我们建议，分析亚洲国家养老金改革议题的基点不仅要落脚在政策层面，追踪短期内的政策调整，还要充分认识这种配套性和依附性，从中期的制度层面和长期的体制层面理解亚洲各国社会保障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进而实施行之有效的长期可持续的改革发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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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范文第2篇

【摘 要 题】比较教育研究

【关 键 词】高等教育/大众化/东南亚/比较

东南亚各国独立后不久，在发展中国家掀起的“经济救国”浪潮推动下，开始制定和实施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并取得出乎意料的成绩。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人才短缺的问题。技术力量不足，劳动力素质差，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使东南亚各国意识到，要发展经济，必须有各级各类人才。由于人才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东南亚各国根据各自的情况，相继制定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受教育的机会、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策略和措施。

一、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策略

1.老校挖潜与兴建新校并举

为了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东南亚国家首先在原有的高等学校身上做文章，具体是给这些学校增加经费、设备和师资，增设专业，逐年增加招生数。例如，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菲律宾的菲律宾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都是在这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的，后来都成为了亚洲知名的大型高等学府，每年招生逾万人。

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东南亚各国政府还兴建了一大批高等院校。例如，印尼在独立之初只有3所学院，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有243所高校，到1986年时有44所国立大学和650所部立、私立高等学校。菲律宾1946年时只有十几所高校，到1987年则有1169所。泰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只有5所官办高等学校，到1983年时已有各类高等学校241所，1998年为630所。

2.鼓励私人办学，放宽对私立院校的控制

允许私人办学是促进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重要措施。私立院校在满足广大民众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菲律宾和印尼来说，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的私立高等学校数所占比例分别为72%、93%和11%，在校生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85%、67%和39%(Unesco，Statistics Yearbook，1987)。

在东南亚国家中，菲律宾私立高等学校的历史较长，印尼和泰国私立高等学校的历史则较短。印尼和菲律宾的私立高校在二战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泰国则在7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所发展。这是由于在1969年以前，泰国一直不允许私立院校的发展，只是到了政府实在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的时候才有所松动。

泰国私立院校由大学事务部统一管辖，并通过下设的“私立大学委员会”对私立院校实施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学校除了只有内部行政管理权外，各种学术活动和教育指标都必须接受政府的统一“指导”，从而保证了私立高等院校的质量。私立高等院校的一些专业，如大众传播、统计和工商管理的毕业生比历史悠久的公立大学毕业生更受劳务市场的欢迎。

菲律宾政府一直鼓励私人办学，但在70年代以前，政府对私立院校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没有严格的规章，致使很多私立院校乱收费，滥招生，教学质量低下，受到社会的责难。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菲律宾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对私立院校进行整顿。首先，规定所有私立院校都要先取得教育文化体育部的批准，才能颁发毕业证书、文凭或授予学位等。其次，支持几个民间的“认可委员会”对私立院校定期进行考核认可，以控制私立院校的发展，保证最起码的教育质量。

1961年11月，印尼公布“高等教育法令”，该法令同时为私人办学大开绿灯。为保证私立院校的教育质量，从一开始印尼政府就对私立院校的设立、教学计划、经费及师资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并成立了“私立高等学校委员会”来加强对私立院校的领导和监督。1978年，印尼政府决定对私立院校进行整顿，以加强质量管理。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原来几乎没有私立院校，但是为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两国也开始允许私立院校的存在与发展。新加坡从1987年起在中等教育阶段推行自主化政策，后来逐步推广到初级学院和高等院校，并且在1994年将新加坡管理学院升格为大学，这是一所私营性质的大学。1996年马来西亚的高等院校开始私营化。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尔说：过去，由于马来西亚私人没有提供教育设施的能力，所以政府有责任为人民提供大专教育。现在，私营经济已经具有这种能力，我们可以将它交由私人去发展。不过，他也强调，有关大专私营化的政策将由政府制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政府政策的调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清一色的公立院校，逐步向公、私立院校兼有的方向发展。据马来西亚教育部2001年5月31日公布的数字，2001年马来西亚已有各级各类私立院校666所。新加坡除了已有一所私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学以外，还有若干所私立学院。

3.创办开放大学，办学形式多样化

“开放式”大学是发展中国家值得借鉴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模式。开放大学投资少，容量大，教育方式灵活，采取宽进严出的入学政策，既使有志求学的人有门可进，又能保证毕业生有一定的质量。开放大学这一模式对高等教育不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东南亚第一所开放大学是1971年泰国创办的兰甘亨开放大学。兰甘亨开放大学实行开放式招生的政策。凡是高中毕业生、受过中等教育的公务员或同等学力者都可申请入学。该校以培养具有学术水平的人才为目标，当年招生3万多人，1983年最高峰时，在校生曾达到80多万人，以后逐步下降稳定在45万左右。兰甘亨大学现已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开放大学。第二所远距离教学系统的开放大学—素可泰探玛提叻大学成立于1978年，办学的宗旨是：使高等教育民主化，促进终身教育，满足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现有在校生12万多人。

两所开放大学规模如此庞大，国家的投资却是很少的。兰甘亨大学校长塞坤·暖沙功1984年5月10和11日在泰国《淡炎叻》报上所发表的《兰甘亨开放大学究竟是造成问题还是解决问题？》中谈到国家拨给两所开放大学的经费时说：当前，国家拨给两所开放大学的预算2亿余铢，而两校承担培养50多万学生的任务。与此同时，国家拨给其他12所大学的教育经费超过58亿铢，但它们仅承担培养5万学生的任务。因此，开放大学是在国家投资人均只及民办小学生人均数字（人均364铢）的情况下进行教学的。

泰国的经验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有的国家开始设立自己的开放大学。印尼于1984年9月在雅加达开办了一所全国性的开放大学，第一学年就招生6.5万。人们把开放大学的设立说成是印尼政府及教育工作者的一系列富有创新精神、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新加坡于1994年建立开放大学；马来西亚在1996年建立开放大学。开放大学灵活的办学方式和开放性的招生政策，的确是满足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好办法。

4.放宽招生政策，入学途径多样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使高等学校的入学途径也趋于多样化。为适应高等学校扩大规模、增加学生人数的需要，东南亚各国在招生政策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

以前，泰国大学不多，因此各大学大都单独组织考试。20世纪60年代以后，泰国大学迅速发展，报考大学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从1962年开始，改由国家组织联合考试等方式选拔招收学生。目前，泰国大致上形成了5种招生方式：①国立大学联合招生；②学校自行招生；③定向招生；④免试推荐入学；⑤免试入学。任何高中毕业生，除获得毕业证书外，都应通过某一种招生方式，才能进入大学学习。但国立学院或私立大学可自定资格，最低下限应有初中文凭。持有职业技术中学和普通中学文凭者均可报考。

菲律宾高等学校除要求报考学生有中学毕业证书外，还需参加入学考试。1973年以前，入学考试由各校自行组织，从1973年开始，规定必须通过全国统一考试。统一考试最初是由私立考试促进基金会(FAPE)和教育文化部合作举办的。1975年教育文化部新成立了“国家教育测验中心”(NETC)，统一考试就由该中心负责。统一考试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保持国家各种类型人才的平衡。现在菲律宾全国设有1300个考试中心，每年9月26日举行考试。每年大约有97%的中学毕业生参加统一考试。

新加坡政府规定，受过中等教育（包括大学预科和初级学院）并获得高级考试普通考试证书的学生，才能进入大学学习。从1975年开始，所有报考者都须通过由新加坡教育部与剑桥地方考试委员会联合举行的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考试。由于各个学院都有各自的入学标准，因此考生被接受进入某一学院或学科学习之前，还必须参加与所学学科有关的科目测试，达到规定的标准，才能被正式录取。例如，报考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考生，按规定要在大学预科学满3年，通过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级考试并加试有关科目后，方可入学。而艺安技术学院则只要求考生能通过普通教育证书的普通级考试就可以录取。从2004年开始，新加坡将实行新的大学入学标准，使进入第三级教育机构学习的途径更加多样化。

二、经验与教训

首先，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新加坡可以说是这些国家中最为成功的范例。独立之后，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发展高等教育，但反对脱离国家需要的盲目发展，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配合。根据这一原则，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比较实事求是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实施计划，并及时根据国家的需要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从而使新加坡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及总体发展水平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基本相适应。例如，1980年新加坡共有大学生22511人，其中理工科占62%（而同年菲律宾和泰国理工科学生分别仅占21%和19.5%）。相反，菲律宾和泰国则屈从于社会压力，不顾社会的供求关系，大量开设人文、社会、工商管理、法律等花钱少、易上马的学科和专业。菲律宾工商管理学科的比例竟达40%，1986～1987学年，主修文理、师范、工商管理和法律的学生占在校学生的63%。泰国开放大学中修习上述学科的学生占98%。上述状况不仅使菲、泰两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失调，也造成这些学科毕业生的失业。

其次，在数量大发展时要维持高等教育的质量。20世纪70、80年代是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高等学校数和在校学生人数都迅速增加，但这种发展往往是无序的发展，并以低质量和大量专业人才的失业为代价。特别是在菲、印、泰三国，低质量、低效率问题比较突出。从数量上看，菲律宾可以算是一个高教大国，但是这一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除少数几所水平较高的院校（如菲大）外，大部分高等学校的水平普遍较低，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高等学校就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学店”和“文凭工厂”。印尼和泰国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泰国两所开放大学的招生数约占其全国学生总数的70%，所设专业大多数是一些投资少、容易上马的，加之采取开放式招生，要求过低，其教育质量就难有保证。而印尼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放松了对私立高校和开放大学的质量控制，导致了教育质量下滑。

从以上对东南亚国家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策略的简要介绍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在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可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的需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发展过程中，要时时关注数量发展与维持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不可为了追求数量而降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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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范文第3篇

品牌就是财富

1998年，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带队踏上越南，迈出了TCL进入新兴国家市场的第一步。

TCL开拓海外市场第一站选点越南，基于以下考虑：越南政局稳定，与中国相邻，习俗相近，人均收入较低，发展潜力巨大。当时，越南电视机的产能已达300万台，而市场需求量仅60多万台。日本、韩国彩电几乎占了当地90％以上市场份额，索尼、三星和LG等品牌的影响如日中天。

一支从没经受过国际营销训练的“土包子”队伍，要从这些著名跨国公司口中夺食，似乎有些异想天开。然而，初出国门的TCL经销人员不畏强手，7年来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硬是凭150万美元启动资金，撬开越南家电市场的门缝，并占据了当地20％的市场份额，年销量均保持50%以上增速，改写了日韩品牌“独霸天下”的格局。

TCL集团公司副总裁、海外事业本部总裁易春雨是开拓越南市场的先锋。他描述当时的情形是“市场变化莫测，情感跌宕起伏”。因为TCL进入越南之前，另一家中国知名彩电刚在越南市场败退，大家心里压力很大。而越南人对中国产品存有偏见和误解，认为中国货质次价低，对日韩产品的忠诚度很高，甚至把 摩托车直称为“HONDA”。在这种情况下，TCL还肩负着为中国产品“正名”的重任――多一台质量有保证的TCL电视机进入越南家庭，中国产品的信誉度就增多一分。

当时，TCL越南公司采取了几项对策――产品研发上，开发适合越南市场的超强接收、防雷等彩电功能；生产上，强化品质控制，形成了较好的口碑；服务上，提出“三年免费保修，终身维护”的承诺；策略上，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以各国际品牌不愿去、不屑去的边远市场作为突破口。

没有样品，TCL员工们就拿着宣传册到处磨嘴皮；没有汽车，他们就骑着摩托车四处出击；没有销售网络，他们就做起一手收钱一手交货的原始交易；语言不通，他们入乡随俗学起越南语，千方百计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现任越南公司总经理的邓伟文回忆起当年“扎硬营、打死仗”的征战经历，仍有一种满足感：“那时，每卖出一台机，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胜利――TCL的胜利，中国产品的胜利!”

几个回合下来，TCL在与日韩品牌的对垒中，终于实现了“蚂蚁”扳倒“大象”的目标，在东盟市场撕开了一道“缺口”。2004年底，TCL越南彩电厂的产能增加到60万台，预计2至3年内还会扩大到100万台以上，并且开始出口欧盟，成为第一家基于越南出口欧盟的彩电厂商。2005年，丁CL的出口出现历史性的突破，以后还要在越南逐渐做到内外销持平，成为TCL布局在越南、面向东盟乃至全球市场的彩电制造基地。

易春雨说：“TCL的海外之路本来就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既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导，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凭着我们的品牌、勇气和智慧，摸着石头过海。”

文化聚集能量

企业竞争最终是企业文化的竞争。中国企业能在东盟站稳脚跟，多数是较好地发挥了中国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优势。TCL选择东盟作为产品跨出国门的练兵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看中东盟与中国的人缘、文化渊源关系。

“选择东南亚，一方面是它离中国较近，在支持方面比较容易做到位。而且，东南亚有一个华人经济圈，这对中国企业拓展业务有帮助。另外，东南亚国家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中国企业切入比较容易，中国人比较容易融入当地社会。”不少TCL资深员工都这样总结。

TCL印尼公司的起步虽然稍晚于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分公司，但在TCL的全球版图中，印尼公司被定位为东南亚板块中最大规模的一个公司。因为印尼有20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2．2亿的庞大人口、355万台的彩电和空调市场容量，是国际家电巨头角逐的地方之一。

钟云光个子不高，却是个有朝气的年轻人。2002年6月，原任TCL香港分公司总经理的他被调来印尼，主持TCL印尼公司工作。他带领几个同样年轻的人，赤手空拳在印尼打天下，硬是把TCL的“大旗”插在这片陌生的国土上。

他自谦没有什么“秘诀”，但对于“文化”的独特作用深信不疑：“中国人出国闯天下的武器，一是靠勤奋，二是靠智慧。中国人的智慧，是千百年来中华文化精髓的积淀。这是有些外国企业所无法比拟的。只要我们按照经济规律，很好地发挥这些智慧，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他分析认为，印尼是东南亚华人最多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为来自福建、潮汕、梅州的第三、第四代移民。华人充分运用自己天生精明的生意头脑，掌控着印尼80％的批发、零售渠道，在商业中占绝对主导地位。TCL印尼公司将这个庞大社群视为最大的资源。职员、制造端和销售端合作伙伴以及销售渠道都以华人为主，中国的资金、专业技术、产品与华人的商业智慧相得益彰。

在TCL海外分公司当中，当地员工占到了3／4，不少高管、主管也是当地人。TCL总结海外用人之道时，首先强调找对适合的人，即找到对中国产品有好感，熟悉中国文化的人。其次要学会尊重人，尊重员工的习惯、想法和理念。在此基础上的激励才有效。最后是要给员工发展空间。在TCL，没有日韩企业常有的“天花板”，本地人才有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TCL越南公司培养了一大批本地化的员工，大部分中层管理干部由越南籍员工担任。他们随着企业的发展不断的成长与成熟，成为TCL越南公司一笔巨大的财富。

服务彰显诱惑

TCL在海外销售的产品都是根据当地特点而定的。根据当地文化习俗、气候特征等不断改进产品模式。比如，越南潮湿酷热，俄罗斯寒冷而干燥，两地人对彩电要求就不一样。中国的产品直接拿过去无法销售，必须就地改装。

TCL非常注重服务。有一次，一位TCL中方主管到离河内500公里以外的坚江省乡镇拜访客户，一位农民想买彩电，但犹豫不决，不知什么牌子好。这位主管给他讲明了TCL的服务政策，并带着技术员花了1个多小时来到农民家里，帮忙架天线、搞调试。半个小时后，TCL电视机出现了清晰的图像和声音，比隔壁邻居的日本彩电强得多。朴实的农民感激之余为TCL做起了“义务推销”，该村近半农户购买了TCL彩电。

TCL在越南市场奉行“精耕细作”策略：首推“3年免费保修，终身维修”服务承诺，每个城市设立24小时热线电话，一有投诉立即应对；针对越南气候特征，推出超强防雷彩电；成立TCL越南青年基金会，每年组织越南优秀青年团员代表到中国学习考察……

东南亚国家范文第4篇

政策环境因素对南亚东南亚国家留学生来滇留学的影响很大，也决定了我国宏观上对招收南亚东南亚国家留学生政策导向。根据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教育部牵头制订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为推动区域教育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提供了大契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发展留学生教育，既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撑。“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应从多个层面采取积极的政策和措施来应对机遇和挑战。

(一)政府层面

加强战略规划对接和政策磋商，探索云南与南亚东南亚留学生教育合作交流的机制与模式；积极签署双边、多边和次区域教育合作框架协议，逐步疏通教育合作交流政策性瓶颈；打造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学术交流平台，吸引各国专家学者、青年学生开展研究和学术交流，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构建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体系，促进师生的自由流动，推动跨区域学分互换与学历互认系统的建立，增强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区域内高等教育的质量。

(二)高校层面

举办区域大学校长论坛，推进学校间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如红河流域大学校长论坛；鼓励有合作基础、相同专业背景和发展目标的学校缔结姊妹关系或组建联盟，逐步深化拓展留学生教育合作交流，不断延展教育务实合作平台；高校间共同开发语言互通开放课程，逐步将周边国家语言课程纳人各国高校教育课程体系；拓展政府间语言学习交换项目，联合培养、相互培养高层次语言人才；云南高校抱团“走出去”，做好云南高等教育的整体宣传，打造云南高等教育品牌，增强对南亚东南亚国家留学生的吸引力；主动与国外大学或国外大学联盟建立合作关系，推行“N+X”双联制学位计划，促进学生的国际流动。总之，云南高校要立足各自发展战略和云南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规划，与沿线各国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交流，重点做好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来华留学质量、优化境外合作办学、助推企业成长等各项工作的协同发展，全面打造南亚东南亚留学生的首选来华留学目的地。

东南亚国家范文第5篇

当前态势

东南亚国家中华文报刊发展最为兴盛的当属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一般而言，海外华文媒体相对于当地官方语强势媒体来说仍属于弱小媒体。 但在这两个国家，华文媒体已成为当地主流媒体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出版的《联合早报》，它不但是新加坡的主流华文报，更通过电子媒体的协助，成长为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华文大报，也是唯一获得中国官方批准在中国公开销售的外国中文报纸。此外，报业控股公司还出版 《联合晚报》、《新明日报》和《星期五周报》等3份华文报纸，2001年1月17日新创刊《大拇指》周刊以及其他3份华文期刊。

马来西亚现有华文报共18家，华文期刊63种，是海外拥有华文日报最多的国家。马来西亚华人约占总人口28%，但18家华文报的日销售量超过马来文报和英文报。其中南洋报业集团属下的《南洋商报》和朝日报业集团的《星洲日报》、《光华日报》是主要的华文报。

相对而言，其它东南亚国家华文报刊则处于复苏发展期。印尼是全球华人最多的国家，但在1966年至1998年苏哈托军政府统治期间，政府禁止兴办华文教育以及禁止出版、发行华文报刊。近几年随着政府放松对华文出版业的管制，华文报业得到复苏。世纪之交，印尼诞生了11家华文报纸，具有代表性的有《世界日报》、《印度尼西亚商报》、《和平日报》、《新生日报》和《国际日报》。

另外，菲律宾的《商报》、《世界日报》，《菲华日报》，泰国 的《世界日报》、《新中原报》等都具有很高水准。越南现有华文报纸《西贡解放日报》、《越南经济新闻》。柬埔寨从1999年开始复办华文报纸，现有《华商日报》、《柬华日报》和《柬埔寨星洲日报》等华文日报。1998年《缅甸华报》创刊，目前为缅甸唯一的华文报纸。

面对挑战

东南亚国家华文报刊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继续承载其传扬中华文化，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功能。

纵观华人东南亚移民史，多以劳工和商贸为目的，在迥异的社会环境和当地族群把政的情况下，海外华文报刊是其维系民族文化的重要纽带，是为身处异质文化环境中的华人提供身份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的有效工具。由于华人移民和新一代华裔越来越多使用当地社会主流语言，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华文水平普遍下降，东南亚中文报都面临读者减少的困境。据王士谷先生《海外华文报刊的量化分析》中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东南亚十国华文报刊由1082家锐减到655家。究其原因，东南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大多引进西方自由经济发展模式，向西方国家开放国门，导致西方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涌入，从而对中华文化造成冲击和削弱。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多民族社会，华人约占其定居人口的77%(约为250万人)。虽然有4种官方语，却独尊英文，以之作为团结和沟通各族的中立语，以及行政、经济和教育的主要媒介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为了引进外资、促进种族和谐，在本地中小学和大学推行英文教育。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一代受英文教育者开始进入阅报年龄，中文报和英文报之间的差距便从发行量上体现出来，而且越来越大。接受全英文教育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阅读中文报的能力每况愈下，对华文也缺乏感情。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选择英文报纸。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华文报面对着强势英文报的竞争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根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郝晓鸣博士的调查显示，新加坡受英文教育者倾向于阅读英文报纸，受中文教育者倾向于阅读中文报。而在29岁以下年轻人中，受英语教育者大大超过受中文教育者。照此趋势，中文报纸的读者基础将在未来10年至20年受到严重挑战。由于英文强势不可逆转，到下个世纪，新加坡的中文报和英文报纸之间的差距将继续加大。

机遇与展望

多元文化的冲突给华文报刊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必须看到，华文报刊的传统优势依旧存在，这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首先，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根深蒂固，这是华文媒体奋起的文化因素。很多世纪以来，中华文化在东南亚打下深深的印记――“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深受东南亚国家推崇。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华文报刊因应形势，坚持独特的文化特色，不仅是华人世界的宝贵财富，也是东南亚国家的力量源泉。华文报刊立足于华人群体的沟通，维护华族权益，反映华族心声，致力于华人融入主流社会，也使自身成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构成的一部分。

华文报刊在稳定既有读者群的同时，还不断在内容形式诸方面积极探索，以吸引新的受众群，培养其对华文报刊及中华文化的兴趣热爱和忠诚。正如《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在推出重大版面改革时指出，“（联合早报）要用年轻人的语言和年轻人说话，要以他们关心的课题和内容吸引他们，希望引起他们阅读华文报的兴趣，从而将他们渐渐引入早报及其它丰富多彩的华文宝库中。” 同时，华文报刊也开辟了许多文艺专栏、副刊推介中华文化。如新加坡《联合早报》、《联合晚报》的“根”文艺专版，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的“艺海”文艺版，泰国《新中原报》的“艺术快报”、“集萃”、“神州新姿彩”，菲律宾《世界日报》的“寻根”版，印尼《呼声》、《千岛日报》的学习汉语专栏，都有着浓郁的中华文化色彩。

21世纪东南亚华文报刊面临的一个共同机遇，就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互动文化交流带动新移民和华文教育的发展，为华文传媒的发展提供契机。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为海外华文媒体提供更丰富的新闻内容，“报道中国”成为海外华文传媒热点。如菲律宾华文传媒广泛采用中国新闻社、新华社的稿件，《世界日报》与《商报》经常将中国重大新闻刊在头版。新加坡《联合早报》在2003年也进行了改革，从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多层次增加了对中国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