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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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作品范文第1篇

关键词：《月牙儿》 生活 社会的黑暗 人性

《月牙儿》让我看到了人性的丑恶、社会的黑暗，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仿佛就要被这个世界所吞没，甚至要被全世界抛弃。浅析《月牙儿》，并非要为自己生活在和平时代而窃喜，也不单单为旧社会的人而悲愤，只想唤起人们内心的真善美，让我们共同营造和谐的社会，让“她”的那句“在我的经验中，世界比这儿（监狱）强不了许多”[1]的历史不再重演！

一、《月牙儿》产生的背景

黑暗社会往往有黑暗的代表，但在《月牙儿》当中，作家并未试图塑造出典型的黑暗势力或者恶人代表。[2]《月牙儿》这部小说产生的背景，表面上是老舍不愿全部重写被战火焚毁的《大明湖》，因此只选取其中一条故事线索而著成；而深层则是抒发了作者郁积于心的复杂情感，即对穷人的同情，作为满族人的民族伤痛，以及初恋的伤情。

二、人物形象分析――“她”

《月牙儿》中的她，父亲死了，唯一的依靠就是母亲。而当家中的一切被当尽，母亲养不起两个人的时候，“饿”，使母亲改嫁。她被迫踏入那个社会，为她免去费用的校长换人了，她上街找事做，却不合心意。校长侄儿诱骗她失身，后去饭馆应征女招待，因不愿与客人打情骂俏而被辞，最终走上了暗这条路。我有对她的同情，但是也有对她的怒火，我不止一次想过：“如果她再坚持一会儿会怎样？她远走他乡会怎样？她的心灵再强大点会怎样？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可是这种无意义的假设有时连我自己都会苦笑。我站在了我的高度去评价她，看待她，殊不知，那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所以后来我对她的同情都转化成了一种愤怒，为什么社会黑暗的罪要让她来背！

三、富含深意的意象――月牙儿

《月牙儿》的亮点不仅仅在它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上，还有就是那个极富特色的月牙儿上。月牙儿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完美，一种残缺，也许这就是文中“她”的真实写照。“她”就是拥有不完整的人生，不完整的爱，像她坎坷的命运一般。在文章的最后，她说：“在这里，在这里，我又看见了我的好朋友，月牙儿！”[1]就这样的一个远在天边的月牙儿，静静地，冷冷地挂在那里，却成为了她的“好朋友”。每当她孤寂、伤心、难过时，总能看到那清冷的月牙儿。在那样的一个社会里，她的身边没有人，无人爱，无人疼，只有自己在黑暗里无尽地打滚，而那微弱的月光，就成为了她的安慰，同时又是她无限哀思的一种寄托。

月牙儿的每次出现，都呈现出不同的色调和不同的形象，它是映照人物凄苦、寂寞、希望、失望和绝望的不同遭遇时的心态的一面明镜。月牙儿既是自然界的客观景物，又烘托了人物的心境。[3]

四、结语

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人们没有了自尊，人们没有了追求，人们没有了真善美，剩下的只有那为了填饱肚子而沉沦灵魂的各种“智谋”！老舍的这部文学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它就像一杯苦茶，刚开始品尝的时候有点苦，有点涩，甚至是难以下咽，但是，当你真正去正视它，沉下心了解它时，你会发现，《月牙儿》带给你的不仅仅是一段血腥黑暗的历史，更多的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思与考量。

参考文献：

[1]老舍.月牙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05）.

[2]龚婕.一曲生命的悲歌――《月牙儿》主题解读及创作探由[J].文史杂志，2015（01）.

老舍作品范文第2篇

当价格与价值完全背离，销售成为一种数字游戏时，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听到黄鹤楼1916典藏版香烟一包卖到1000元时，我已经不吃惊了。我知道这或许只是吉尼斯数字纪录游戏的新开端。

每根香烟50元，抽的不是烟，而是身份。一个个先富起来或正在富起来的人，正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物质图腾。从国窖1573到黄鹤楼1916，对生活必需品的奢侈化，走上了一条快速道。

最富有想象力和拥有特别通道的人，都在为全社会的财富权势阶层服务，引导渴望阶层晋升的人士，步入奢侈品消费行列。为腐败阶层提供簇新的攀比炫富工具，为行贿者提供更有指标性的行贿物品，同时获取了腐败溢价收益，那高高在上的阿拉伯数字，就是他们小聪明的溢价收入。腐败制造业已经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朝阳产业，中国现实决定了它的生命周期依旧看长。

什么都可能成为奢侈品代码，比如房子。资本与权势的黑手伸向哪里，哪就会滋生让民众自卑绝望的奢侈品，比如大蒜，比如辣椒。经由对一个个生活必需品的垄断与支配，特权富贵阶层炫富之余，炫实力能量，他们生活的巨大乐趣竟然从剥夺穷人开始。他们没有敌人，只有恶作剧的对象。精神上的堕落，造成空前的残忍。他们自成一体，过着体面光鲜的日子，还要穷人的难看。这就是丧失了伦理底线的中国资产阶层的德性。我腐败我快乐，但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快乐。让大众成为无法参与富贵金钱游戏的可怜虫。

穷得只剩下钱，绝非富人的撒娇，而是其真实生命状态的写照。上海有一位男士，每天的目标是花掉10万元，他必须通过消耗皇家礼炮才能完成任务。接受邀请的朋友，经常被一字排开的炮口所惊吓，喝高之后，他们一听到皇家礼炮就浑身哆嗦，“那不是酒，是敌敌畏啊!”通过豪宅、名车、金表、时装、鞋子、挎包、项链、脚链、手链、雪茄诸如此类的奢侈品，新富阶层那股压抑不住的内心膨胀感和自我炫耀的冲动得以宣泄。大众媒体的超级媚态，凸显着这种爆发性炫富冲动的价值，并塑造着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世界奢侈品协会指出，2008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首次超越美国，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超过94亿美元，占全球比例高达27.5％，仅次于日本。有人指出，在未来一两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在中国，奢侈品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概念。比如美女，比如博导、教授。

衣食住行全面奢侈品化。在上海等地举办的国际顶级奢侈品展上，有2000元一两的茶叶、1万元一瓶的白酒、1200万元一套的家具，其中价值257万元的手表、2万多元一瓶的法国干邑等千万元以下的商品相当好卖。所有最好元素的叠加，在制造琳琅满目的顶级奢侈品，比如中国文字里的“鑫”，以及民间高人创造的诸多“福禄寿”的最高级合成物。最高级物品是一个比想象力的运动，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出的。把最高级由形容词变成名词，失去实用功能或者甚微的奢侈品创造系列，显示了人们满足虚荣心的卓越才干。在那些东西面前，权贵以及附庸们眼波流动，那是装饰其平凡肉身的神物。而对老百姓而言，则灼伤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因自卑而却步，那是一个与他们无缘的世界。物质把世界分割成不同的种姓。我们不再是一体。

老舍作品范文第3篇

关键词：市民世界；京味；幽默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7-0189-01

老舍是一位生活积累厚实、创作激情旺盛的作家，他的创作跨越了两个时代——现代和当代，成就卓著。老舍来自市民阶层，对他们的生活、习俗了如指掌，他的创作是写他最熟悉的生活。他的作品主要以他对市民阶层的深刻了解，塑造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市民阶层形形的人物形象，开辟了现代文学创作题材的新领域。从作者伦敦早期三部小说看，老舍的创作兴趣与写作水平都在渐渐提升之中。刚开始创作时，有“幽默冲淡了正义感”的倾向，但自幼濡染京城满族文化，使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方言，描绘北京风土人情，以喜剧方式演绎悲剧的风格特点，为现代文坛吹来了全新的风，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风格是“京味”。它是作家对北京特有的风土人情、特殊的文化趣味的精妙展示所形成的一种独特审美趣味。“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画卷。在《骆驼祥子》中老舍的画卷长廊里有寿棚寿席、巫婆的请神画符、坐花轿的婚礼、热闹的赶集庙会等，古都底层社会的众生相以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细节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古老、颓败的皇城根下的四合院与胡同市民的生活情趣、文化取向被演绎得生动无比。老北京人要面子、讲排场、喜气派，向往精致的生活艺术，讲究老礼与老规矩，追求散漫、苟且偷安、温良敦厚的生活态度，老舍在北京市民的庸常百态中揭示了其文化心理构成，也形成了“京味”的风格。这样的“京味”气息弥漫于老舍作品气氛的营造之中、人物形象塑造、风俗的刻画之中。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描写，有大量的对其精致、高贵、雍容的赞叹与欣赏，也有对美的不可避免的衰败与凋谢的惋惜与伤感。

老舍的市民世界有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三类。老舍十分擅长描绘家境小康的旧派市民形象。如《二马》中的老马先生，《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太等，善良、驯顺而又保守、怯懦，还有浓厚的宗法封建色彩是他们的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老舍在刻绘人物病态精神时使用夸张手法，达到漫画式对传统文化和北京文化颓废心态的鞭挞。“新派市民”的形象，在《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过。其中既有兰小山、丁约翰之类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一味求“新”、求“洋”而堕落，老舍以漫画式肖像手法对新派市民予以嘲讽。老舍同情地注视着从事个体劳动的城市贫民，此类市民形象勤劳、善良、质朴、坚韧，祥子是其中的代表形象，在旧社会的扭曲挤压之中，最终沦为城市流氓无产者。

《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四，《赵子曰》中的赵景纯，《二马》中的李子荣，是老舍理想市民形象的代表，老舍天真地赞美他们的侠义并以“大团圆”喜剧作为结局。

从创作伊始，老舍就在小说中注入幽默色彩，把幽默看成是作品的剂，自我调侃与以“笑”泄“愤”。早期老舍的作品有些许低级趣味和失之于油滑，经历了世事沧桑的磨砺，讽喻与抒情、悲剧、正剧、喜剧融合，成为了老舍独特的幽默风格。

老舍的语言通俗、直白，却又加入了文学性，考究而不粗陋，生动形象，干净利落。语气、句式、说话的神韵都带有北京文化的烙印，充满“京味”，在北京市井浅显通俗的口语中挖掘出精制动人的美感。

在三四十年代，老舍并没有羸得普遍的好评，但在不多的评说中，都注意到他是特色作家。五六十年代老舍在文坛名声大振，被誉为“人民的艺术家”，但对老舍小说及其文学史地位的系统研究仍不多。直到后，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一文发表，如何界定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才成为学术界重视的课题。80年代前期主要的老舍研究成果有宋永毅的《进入多维视野的老舍研究》这篇综述，80年代后期的专著有宋永毅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孙钧政的《老舍的艺术世界》以及赵园的《北京：城与人》，甘海岚的《老舍与北京文化》，还有吴小美和魏昭华的《老舍的小说世界与东西方文化》，陈霞文和石兴泽的《老舍创作论》，谢昭新的《老舍小说创作基本心理研究》等等，海外也有许多学者关注老舍研究，如新加坡王润华的《老舍小说研究》。有关老舍研究的书目，有《老舍研究资料》（吴怀斌、曾广灿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老舍年谱》（张桂兴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老舍研究纵览》（曾广灿著）、王惠云、苏庆昌的《老舍评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等等。

参考文献

[1]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N].新华日报1944-4-17.

[2]老舍.老舍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3]老舍.三年写作自述[J].抗战文艺.1941，（7）.

老舍作品范文第4篇

关键词：《茶馆》；京韵语言；老舍；话剧民族化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1-0019-02

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其戏剧作品以《龙须沟》、《茶馆》为代表作。老舍话剧的风向标作用，使一部分当代戏剧作品继续保持了浓郁而独特的“京味”风格。这些作品无论是在语言的运用，还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显得“京味”十足。众所周知，我国的话剧艺术是舶来品。刚开始，这种由西方引进的艺术品种未必会被中国的民众所接受和欣赏，所以，我国的“话剧”自然就存在民族化的过程，这是历史之必然。以剧中人物的台词为主要表现要素的“话剧”，当然是以“人物语言”为核心的，这就与中国传统的戏剧（戏曲）拉开了距离。这可以说是我们学习西方戏剧最主要的收获。应该说，观众在欣赏一出话剧时，首先应是来自于“视听”方面的感受的。这里的“视”指的是观众观看整个舞台布置的物理空间，以及感受人物的形象、造型，还包括观众感受人物浅显的外部动作等；而这里的“听”，指的是观众领悟人物的台词语言和舞台音响效果等。而在这些“视听”方面的元素中，是以人物的语言为基础的。假如将人物的语言取消，那就不能称之为话剧。所以说，人物的语言是带动其他视听要素的先决条件。因此，对戏剧语言的改良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改良可以是以白话的方式呈现，也可以是以带有某种韵律或某种地方特色的方言为主的方式呈现。如此，话剧就有被大众接受的可能。因为观众首先听懂了语言，才谈得上了解作家作品的艺术内涵。试想，如果观众觉得连台词都生涩，尽是一些学生腔、欧美腔的话，那就自然不会对话剧产生亲切感，更谈不上欣赏话剧、普及话剧了，这会有碍于话剧民族化的进程。但是，如果话剧的语言是通俗易懂的，是大众喜闻乐见的，甚至是带有生活化的语言，那么，这就对推动话剧的民族化非常有益了，也有利于话剧艺术的宣传和普及。而语言大师老舍就是开启京韵话剧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对话剧语言的改良是整个话剧民族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20 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而老舍话剧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作为当代“京味”创作的一种重要参照和示范的同时，也在不断激励着戏剧工作者们对他的这种“京韵”作品创作模式的创新和提升。

其实，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历程是久远的。从文明戏到爱美剧运动、国剧运动，再到无产阶级戏剧等的发展。一路走来，中国话剧就有一个接受和适应外来戏剧的过程，毕竟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国外文化，必须融入本国的特色，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艺术样式。“五四”大力倡导白话文，但当时的文化启蒙，使得主流创作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是抱有一种彻底的、整体的否定态度的。那时欧风美雨的来袭，使得文人们对西方文学因素竟相吸纳与模仿。当时所谓的白话文，的确做到了弃文言，但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它已远离了普通大众，并没有真正融入民间，反而成为了反传统化的小众艺术，这与倡导者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他们希望运用新文学作为工具和武器来唤醒民众，以求开启民智，改良社会。而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并没有盲目跟风，没有盲目追求文学作品的西化，特别是语言的西化。他揭示出了新文学长期存在的问题，并作了理性的思考：“抗战以来，我们感到文艺的最大缺点是未能深入民间”，民间对新文学作家作品知之甚少，“原因主要是文法，叙述的方法，西洋的结构与中国的平铺直叙不相合，此外还有语言的问题”[1]。因此，在老舍看来，文艺作品想要深入民间，除了叙述方法、结构之外，语言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以至于老舍在创作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戏剧的创作中十分注重人物的语言问题。

一、《茶馆》京韵语言的艺术

应当说，文学作品是靠语言文字流传下来的。一部作品的语言是否通顺、流畅，是否具有深意，或者说是否用老百姓、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等，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多时候，也是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能获得成功的标志之一。“语言关”应该是作家们需要认真攻克的问题，而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语言风格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凸显个性，使自己的作品脱颖而出，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否则，有再好的构思，却没有精彩的、恰当的语言做支撑的话，那么，文学作品也是不能很好地建立起来的。而老舍的《茶馆》在语言方面的成就是显得十分突出和明显的。这部戏虽然没有脱离时代的背景，而且还和政治有牵连，但在戏里却没有政治口号和标语，也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一板一眼的舞台腔、话剧腔，有的是悲与喜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多用北京当地方言或俚语、俗语等，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而又不失剧中人物的身份特征。语求俏似，使得人物形象具体生动、呼之欲出。

（一）悲与喜的幽默风格

《茶馆》的故事发生在皇城北京，为了具有时代感和地方性的特征，剧中的人物语言几乎都是纯正的北京口语，句子短，常用一、两个字、词表达丰富的含义，句法灵活，更为自然贴切地传递着北京的政治文化气息、历史变迁和市民的个性化特点等。例如，“我饿着，也不能叫鸟饿着！……一看见它呀，我就舍不得死啦”；“我已经不吃大烟了！我改抽‘白面’啦。”，“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

老舍曾指出：“有一点可是很清楚，就是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假若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文艺的因素之一的缘故吧。[2]”老舍借着这些幽默风趣的语言，把对黑暗社会的讽刺、批判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联系起来，在微笑中蕴藏着严肃和悲哀，留给人们无限的回味与思考。展现了清末社会的众生相，把悲、喜剧有机地杂糅起来，以喜剧的形式表现了最为悲切的内容，形成了悲喜结合的幽默风格。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日到来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下层市民在乱世中所做的种种挣扎。

（二）浓郁的民族色彩

老舍本人熟悉北京方言，在《茶馆》中自然能够恰当地应用地道纯熟的北京方言，使作品更具地方色彩，也更接近现实生活。他的语言风格的独特性表现在能提炼日常生活的口语，创造地摹仿欧化语法及句式，描写简捷洗练，能从西方戏剧中吸取营养，经过上百年融合，改造，创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第二幕开头，茶馆老伙计李三的语言别具一格。清王朝已经灭亡十几年了，李三还是不愿意剪掉他的小辫子，他还说道：“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了呢！”，利用“凉”、“良”的谐音，表明了李三内心极度凄凉、悲观厌世和对掌柜王利发的不满之情，通俗简练。然后用几句大白话把社会底层无文化，又不懂政治的小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大有世风日下、世态炎凉之感。在第一幕结尾，两位下棋的茶客，突然一句：“将！你完了！”一语三关，既是棋局的结束语，又暗示康顺子命运的悲惨，还预示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第一幕结束时的这四个字言简意赅、铿锵有力。

老舍就是这样通过加工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使其词语、句式、语气以致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渗透着北京味儿，同时也饱含了深刻的民族色彩，这是话剧民族化的体现之一。

（三）人物个性化的语言

除了剧中语言饱含着民族色彩外，我们还可以领悟到剧中许多具有个性化的语言。“没有生活，即没有活的语言；没有生活，掌握不了语言”[3]，老舍戏剧中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是基于对生活的仔细观察的：“我有一些旧社会的生活经验，我认识茶馆里那些小人物。我知道他们做什么，所以也知道他们说什么。以此为基础，我再给这里夸大一些，那里润色一下，人物的台词即成为他们自己的，而又是我的”[4]。

老舍很善于根据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选取符合他们心理的个性化语言。王利发的语言谦恭、周到，善于应酬各色人等；常四爷的语言豪爽耿直，表现了他为人正直，敢于说真话的性格；宋恩子、吴祥子的语言则阴险狡诈，目中无人，所以，《茶馆》中出场人物的台词不多，有的极其精简，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民族化的追求

老舍的《茶馆》是典型的白话剧，在《老舍话剧的艺术世界》一书中有这样的评价：“在运用鲜活的、纯净的北京语进行文学创作和话剧创作方面，老舍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他不但是‘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的先驱者之一，而且是完全凭借纯北京语创造了现代文学语言的独一无二的作家。”而且，老舍对国语的探索是孜孜不倦的：“老舍早年的作品似乎是把注意力放在从北京土语提炼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他后来的作品似乎就是有意识地在使北京语向普通话靠拢得更近，水融”。

老舍剧作是通过语言来凸显民族化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剧中人物满场流利的“京片子”，老舍十足的“京味”风采便显现其中了。不仅如此，老舍剧作的民族风格还体现在他对传统戏曲艺术的充分借鉴上，不仅是在语言上京味儿突出，而且在结构安排、人物刻画等方面，都显示出了老舍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吸收与借鉴，还有幕与幕之间，数来宝的灵活串场，更是为戏剧增色不少。

三、结语

语言的正确运用是话剧民族化向前推进的要素之一，而京韵语言的运用是《茶馆》的一大特色。实际上，话剧民族化的进程远没有结束，也还不仅表现在戏剧语言方面，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加以民族化改造。那么，如何吸取国外戏剧的先进理念，但又要保持中国话剧自身发展的特色，创造出老百姓喜欢看，能欣赏的话剧，是摆在每一位戏剧工作者面前的问题。我们在复排经典的同时，如何与时俱进，而又不失本国传统文化的成分，这是我们在话剧大众化与民族化的探索之路上所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J].国文月刊.1942（14）.

.[2]老舍.谈幽默[M].老舍.老舍文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老舍作品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视角 传统文化 西方文明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现代中国作家中一些目光如炬、洞察深刻的巨匠往往能透过中国积贫积弱的惨淡表象，从文化、国民性的视角探索民族衰落的病源，老舍无疑是其中卓越一员。人们大多将老舍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归为三类，即“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这三类市民各自体现了老舍对待文化态度的不同方面，代表老舍思考中国现代社会文化视角的三个分支。

一、以传统文化落后方面为视角，分析中国现代社会的积贫积弱

老舍把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方面作为探究现代中国的一个视角，将现代中国的积贫积弱的根源归为传统文化落后方面的积淀，其作品中的“老派市民形象”将这一视角演绎地尤为明显。

《四世同堂》创作于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老舍在此阶段亲眼目睹了偌大的中华民族在外邦面前的“怯懦”。最典型的是作品中的祁家老太爷，他不问政治，更不关系国运，日本人进了北京，导致他成了亡国奴。不过这些在他看来并不十分要紧，无非就是自守自家大门，过自己的日子。老舍对于祁家老太爷这类人物主要是批判了他们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庸庸碌碌，投射的是一种“怒其不争”的态度。在老舍看来，是因为传统文化的落后方面千百年来积淀在中国人的心中，磨平了中国人的棱角，使中国人丧失了抗争的勇气。当屈膝不再被看做是耻辱，反抗已成为了“分外之事”，看似庞大的中国在岛国面前的不堪一击自然不足为奇。国运之所以维艰，是因为缺乏雄健的国民，而这一切正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习惯了的传统文化养成的逆来顺受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

传统文化的落后方面是老舍思考中国现代社会的视角之一，同样是解构着民族的悲剧，他并没有像当时许多左翼作家那样只是从悲剧表象中的看到了阶级分野。老舍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落后方面一直侵蚀着国民的灵魂，阻碍着国家的进步，这一视角承接了鲁迅探索国民性的主题，在三十年代文坛，为探索现代中国社会的病源提供了更多向度的开掘。

二、以西方文化的畸形影响为视角，思考现代中国新旧交替的阵痛

老舍的创作与同时代忧心国运的小说作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不仅把中国的衰落归因于广大国人的因循守旧，使批判的矛头单单指向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止在于“老人迂腐”，同样源于“新人浅薄”，因此他对迅猛涌入的西方现代文明持一种谨慎、近似于排斥的态度，这种态度主要体现在作品中“新派市民”形象的塑造中。

《离婚》中的张天真便是此类人物，他表面上过着模仿西洋人的“现代生活”，然而骨子里的尽是纨绔子弟的不学无术，他虽然天天看报，然而不关心报上的国事，所感兴趣的也都是些低级趣味。国家的现代化需要国民思想上的真正觉醒，像张天真这样的“新派市民”并不是觉醒了的中国人，不过是在新时代中的堕落之辈，民族复兴的重任显然不能由此类人承担。老舍是一位身处于两种文化交替之中的知识分子，早年英国讲学经历让他看到了西方文明丑恶的一面，生于老北京的他对于传统文化也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发觉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半新不旧”的困境，现代中国人在传统文化落后积习和西方文化畸形影响下正承受着新旧交替的阵痛，因此仅仅依靠西方文化并不能使中国回到正确的复兴轨道。

三、以传统文化积极方面为视角，探索中国现代社会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