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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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小短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校；人事管理；信息化

高校人事管理工作，如人才引进、人员内部调配、绩效考核、年度考核、考勤、职称评聘、师资培训、考工定级、各类人员的档案管理、工资福利、离退休等在高校管理工作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大多数高校的人事管理仍运用EXCEL表格来处理事务，以致经常出现人为数据处理错误、各表格没有勾稽关系、各科室之间的数据不能及时更新或更新得不一致，这与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重要地位极其不匹配。迫切要求高校的人事管理化被动为主动，化传统的手工操作管理为数字信息化管理，使人事管理工作趋向于数字化、信息化、科学化。

1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发展的三个历程

1.1 工资计算系统时代

20世纪80年代末期，高校人事管理人员的工作量较为繁杂，用手工操作既费力又费时，且易出错。随着电脑的应用，各高校自行开发了一些计算机程序，将人力从繁杂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但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当时也只是简单地将计算从手工计算发展为计算机计算，并未实现人事信息的统计分析等功能。

1.2 数据库信息统计系统时代

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及计算机系统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人事信息管理有了更进一步的完善，将部分统计工作从手工统计发展成为数据库统计。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各类报表之间是相互独立、无法连接，各高校都要使用光盘等手段上报数据，较为费时费力。

1.3 人力资源信息系统时代

21世纪初期，由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互联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等技术运用到了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初期，实现了教职工的基本信息、工资、统计、报表等一体化，初步实现了无缝连接、资源共享。

2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的优势和功能

2.1 构建高效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员工信息管理、考勤考核、师资管理、薪酬管理等日常性工作，往往较为耗时，手工操作效率低且易出错，并且因缺少行而有效的技术手段，许多基础性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较为繁杂且不能共享。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若能充分发挥信息系统的优势，则会极大地缩减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常规性工作的时间，使得工作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大大解放人力，使管理者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其他工作中去。

2.2 优化工作流程，构建资源整合

根据规范的工作流程设立信息管理的各子模块，如：教职工基本信息管理模块、人事业务管理模块、师资业务管理模块、劳资业务管理模块、系统查询模块等，统一规范工作方法和方式，消除了过去隔离、分散等现象，实现了人事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流程化操作，人事管理系统能够详细、准确地记录所有教职工的档案、考核、考勤、培训、评聘、劳资、福利等所有信息，并在需要这些信息时能系统、快捷、准确、方便地获取。

3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操作存在的问题

3.1 对高校人事管理信息化不够重视

目前，高校都在提倡“向教学一线、科研一线倾斜”，此时许多高校都忽略了人事管理信息化建设，致使对此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反应消极，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都认为只要有几台电脑就可以实现信息化管理，对人事管理工作的认识还仅仅处于日常性、常规性阶段。殊不知人事管理信息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把各部门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系统，才能真正完全发挥信息化系统的作用。

3.2 信息系统数据库数据不完整，不准确，更新慢，共享度低

人事信息系统最为重要的是数据库的完整和准确。但高校大量的人事信息系统基本上都是在近几年才建立起来，建立之初由于录入环节的把关不严等导致数据的不准确；由于数据库本身设计上的不完善、不准确等导致数据的不完整；由于对教职工信息变动掌握的滞后性导致了数据库信息更新速度慢。以致使人事信息系统的可信度及使用效率较低，无法及时为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提供准确无误的数据，影响了管理层的决策。

首先，人事部门以工作范围为依据，划分为人事科、师资科、劳资科、档案科等科室，学校教职工的人员进出、各部门之间的人员调配、人员考勤等归属于人事科；教职工的职称评聘、培训与进修等归属于师资科；教职工的档案管理在档案科；教职工的福利待遇兑现等在劳资科。各科室都在自己的业务范围、权限范围内管理着教职工的信息，在本科室的工作范围内单独建立一套基本信息库，并对信息库进行维护。其次，在人事部门以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教职工人事信息管理工作，教职工的教学信息归属于教务部门，教职工的学术信息等科研信息归属于科研部门等。虽然数据库的建立是一劳永逸的，但各科室之间数据不能相互融合、互通，则需要对每一个数据库逐一操作录入，增加了工作人员的重复劳动，增加了人力资本。

3.3 管理人员的信息化业务素质需进一步提高

在人事信息化管理的背景下，工作人员不仅要精通本职工作的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要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有较高的信息素养。但实际上，高校人事管理工作者普遍是知识面窄，观念老旧，缺乏创新精神，计算机知识面更为狭窄，在工作过程中无法跟上计算机技术的节拍，无法使用深层次的信息技术，这与目前各高校要求的人事管理信息化是相悖的，也直接影响了高校的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4 加强高校人事管理信息化的对策和措施

4.1 正确认识人事信息化管理的意义、作用

各高校的管理者应该正确认识到高校人事信息管理不单单是简单的人事信息和数据的罗列与汇总，更为重要的是要对数据进行加工分析，为学校的各类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有关信息。正确认识人事信息化管理并不是一句口号这么简单，这要我们实实在在付诸于行动，不然人事管理信息化也仅仅只是一句空话，一个好的系统建设需要学校的领导层面在政策、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进行投入和支持。

4.2 制定规范的信息化管理的章程，加快人事信息的更新速度

高校的人事信息不仅量大、繁杂而且是动态的，它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这就要求我们及时了解教职工的动态变化，定期维护和更新相关的信息。做到信息建设的分工协作，将人才引进、人员调配、考核与考勤管理、师资建设、档案管理、劳资管理等人事信息按各部门的职能划分到各个科室，各科室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共同做好信息建设工作。应该广泛宣传人事信息及时更新与否涉及到教职工的切身利益，充分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一旦自己的人事信息变动就应积极主动地到有关部门进行备案。

4.3 加强全局观念，做到资源共享

高校人事在管理工作中，会和其他各部门如科研处、教务处、二级部门产生大量的信息交流，必然存在着大量的重叠信息，这就要求人事部门整合其他各部门的数据库建立起一个丰富的、统一的、一致的、灵活的数据中心库。所有的数据皆源于此，这就要求在信息采集时，确保其是真实可靠无误的。

4.4 提高人员的信息化素质

21世纪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的竞争，在人事管理信息化的过程中，人是尤为重要的，是第一位的，信息系统只是一种辅助的管理手段，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信息系统的使用者。首先，高校应该任用具有专业管理知识和计算机技术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其次，高校应该不断加强人事管理者信息技术运用方面的培训，努力提高管理人员的信息化水平，做到信息技术水平与专业管理水平齐头并进的发展，以适应人事管理信息化发展的需要。

5 结论

高校人事管理信息化是对高校人事管理的流程化和规范化，简化了工作流程，减少了工作量，使得高校人事管理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加强高校人事管理信息化建设，对提高高校管理水平，促进高校管理科学化，保障高校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梁晓宁.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管理实务.

[2] 徐锋.高校二级学院人事信息化管理刍议.教育探索，2007，12.

[3] 黄含其.论高校人事管理信息化建设.湖南商学院学报，2008，12.

[4] 吴诚斌. 高校人事管理信息化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管理研究 ，2011，02.

[5] 万莉云.谈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J].人才资源开发，2005，04.

现代小短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高职学生；实效性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高职学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高职学校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高职学生的这种特点大大增加了高职学生管理工作的难度。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方式，具有信息化、现代化、实时性等特点。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广泛地应用于高职学生的管理。

一、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独特之处

教育技术手段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运用到的一切教学手段，主要包括物化的教育技术手段以及智能化的教育技术手段。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将信息网络技术应用于学生管理中，由此形成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与传统教育技术手段相比，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有其独特之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特征就是在教学活动中以学生为主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教学目标方面，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要求教师在进行教学目标的确定时要以学生需求为依据，促进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二）在教学内容方面，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要求教师要根据学生的需求进行内容的选择，并选取适合学生学习的内容；

（三）在教育方法方面，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小组教学的方法，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在相互讨论中增强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与他人进行合作的能力，为以后踏入社会奠定基础；

（四）在教育形式方面，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要求教师采取灵活多变的教育形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提倡终身教育。

二、通过Internet网络实现对高职学生的实效性管理

Internet网络是现代教学技术手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通过电脑来实现世界范围的通信，是一种信息传输系统。将Internet网络应用于高职学生管理，可以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变被动管理方式为主动管理方式，学生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管理。学生可以随时利用Internet网络主动调取相关信息进行独立思考并对自身作出规划，实现自我管理。

三、通过多媒体课件改善高职学生的学风

在传统教育技术手段的应用过程中，高职学生经常存在不爱学习的现象。但是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自己动手，那么学生学习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为此，教师将多媒体课件引入高职学生的管理中，要求高职学生自己制作多媒体课件以改善高职学生的学风。通过这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动手制作多媒体课件来增强自身的动手能力；另一方面，在自己动手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学生能够自觉地学习相关课本知识，独立进行思考，并对在制作多媒体课件过程中遇到的知识难点，能够主动地去查阅相关资料，以解决难题，从而改善高职学生的学风，提高教师对高职学生的管理效率。对于教师而言，可以通过学生自己制作的多媒体课件了解学生对于课本知识的掌握程度，了解学生的关注点以及看法，从而能够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选取合适的教学形式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多媒体课件具有直观性、立体性、系统性等优点，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管理，可以变抽象为具体，激发学生的兴趣与积极性，从而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接受教师的管理，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

四、通过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增加师生之间的交流

通过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对高职学生进行管理，可以对高职学生的执行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在传统的管理过程中，教师将任务布置给学生，然后学生自己独立完成，并在完成之后上交完成成果。教师只能看到学生的完成成果，却看不到学生在完成结果的过程，不利于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如果教师将现代化通信手段应用于高职学生的管理，那么教师可以借助现代通信工具，随时与学生进行联系，询问学生进度，并对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予以解决。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教师可以提高对高职学生的管理效率，实现实时管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学生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对高职学生进行管理，有利于结果的反馈。在传统的管理过程中，学生在进行结果反馈时通常会采取面对面的方式，这种方式受到时间、地点、天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十分不方便。而如果教师采取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对高职学生进行管理，那么学生则可以通过网络、手机等现代化通信手段进行汇报工作，不再会因为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汇报延误的现象。同时，教师还可以将学生的结果反馈以及自己对学生的评价制作成电子档案，并通过现代通信手段传送给家长，并与家长进行交流，将学校教育与家长教育结合起来。

五、结语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方式，具有信息化、现代化、实时性等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信息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在高职学生管理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参考文献

[1]沙胜南.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在高职学生管理中的实效性研究[J].才智，2011（31）.

[2]孙顺英.开放教育班主任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科学大众，2012（7）.

[3]袁蓓.浅谈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发展趋势[J].教育界，2011（24）.

现代小短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终端卷烟；营销水平；现代培训体系

本文旨在从提升终端卷烟营销水平的视角，通过构建卷烟客户的现代培训体系，促推岳阳县卷烟市场营销上水平。本文在对零售户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对零售户类型进行划分，并确定不同阶段下不同类型客户的培训内容。之后，根据相应的培训内容确定现代终端培训体系的组织架构、工作流程及管理制度，同时，制定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下客户培训的指导标准。随后，构建烟草行业现代终端培训体系，并在岳阳县进行现代终端培训体系的试验。

在现代培训体系中，我们将客户分为初级客户、中级客户和高级客户三类，客户分类的标准是客户文化水平、看店人手充裕度、参加培训的交通状况、入网时间和客户分级。我们利用熵值法对调查结果进行主成分筛选，并进行权重分析，之后结合权重大小设置判断标准将客户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类。

将培训内容分为行业认知、营销能力和业务管理。行业认知课程包括烟草专卖法基础知识、烟草行业体制与政策、烟草行业发展形势、卷烟零售许可证管理。营销课能力程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类。初级营销课程包括零售终端柜台品牌陈列规范与技巧、卷烟的明码标价规范要求、卷烟商品基本知识、销售沟通技巧；中级营销课程包括卷烟消费心理分析及应对技巧、重点培育品牌及新品牌推广技巧、岳阳县卷烟营销专题内容Ⅰ；高级营销课程包括岳阳县卷烟营销专题内容Ⅱ、企业文化及卷烟品牌文化。业务管理课程分为基础业务课程和客户分类课程两类。基础业务课程包括网上（手机）订货系统使用技巧、银行电子结算办理与使用方法、卷烟真假烟识别技巧、卷烟货源供应办法；客户分类课程主要是零售客户分类及评价服务标准内容。

针对不同客户施行不同的课程标准：① 初级客户的培训内容：对行业认知必须展开详细了解，因此选择讲师授课，且是必修；初级营销课程是关键，且应当是客户经理现场指导，属于必修课程；业务管理方面的基础业务课程和客户分类课程都应当是必修课程，采取讲师授课方式进行。② 中级客户的培训内容：行业认知采用材料宣传的行业认知课程，属于必修；中级和初级营销课程都是必修；业务管理课程也是必修。③ 高级客户的培训内容：行业认知、初级和中级营销课程、业务管理课程都是选修课程，且选修课程必须选择三选二；高级营销课程是必修的。

卷烟客户现代培训体系的实施流程为：

① 首选明确我们培训的目的。培训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培训目的，主要体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培训，已经我们培训了能获得什么。② 确定各个辖区进行培训的对象。我们培训中的对象就是针对整个岳阳县整、零售客户。在选择培训对象时须考虑受训者所具备的能力是否能掌握受训内容及将培训内容进行效果转化、受训者的培训动机、培训态度等。③ 针对每个培训对象明确该对象的培训课。我们的培训课程与培训对象都是一一对应的，针对每个培训对象都有相应的培训课程。有什么样的培训对象，就有什么样的培训内容。④ 制定培训过程中的培训方式方法。培训形式和方法多种多样。培训形式和方法直接影响培训效果。要根据企业培训现状、培训内容、培训资源等因素来合理选择。⑤ 选择培训教师。培训教师是培训的实施者，对培训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根据培训课程选择相应的培训教师，是培训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培训教师主要有内部专职教师（烟草公司经验丰富的客户经理或者部门领导）或外聘教师等。不同风格的培训讲师适合不同的培训内容，要根据培训内容来选择。项目组建议以内部专职教师为主要培训教师。⑥ 明确我们培训的地点以及时间。合理的安排培训时间和培训地点会有效保障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实施，从而提高我们的培训效率。受训人在满意的培训环境中会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培训效果。为确保培训效果，最好选择安静的培训场所，注意室内的光线、温度、通风等条件。⑦ 明确培训组织机构。培训计划中要明确培训的组织机构，保证培训工作的高效开展。在培训这一管理活动中涉及人员多，内容广，事务繁杂。必须明确培训的组织机构，落实每项事务的具体负责人才能专人专事，有利于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⑧ 明确我们培训的评估方式。对培训效果进行检验，就要进行培训效果评估。培训效果评估的方法包括定性评估法、定量评估法、问卷评估法、比较评估法等。⑨ 在实际工作中的培训费用一般是指实施培训计划的直接费用。编制企业培训预算时要认真研究企业的培训需求，根据企业的经济势力，选择最有效的培训方式。根据这些，做出经费预算。⑩ 做好我们培训的后勤保障工作。一个培训项目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特别是规模比较大的培训，后勤保障工作也影响着培训工作的成败。

卷烟客户现代培训体系需要在企业文化环境中才能发挥出最大成效，而企业文化作为现代培训体系的重要内部因素，也影响着企业的群体价值观念。促进现代培训体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与企业文化的配合，将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现代培训体系管理标准相结合，在人才引进后应当让员工深入了解企业文化，并明确认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念，通过多种形式将企业文化渗透在员工的日常工作中。而现代培训体系也应当通过民主管理，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公平性，提升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形成企业员工广泛认可的组织文化，保障现代培训体系与企业文化的有效结合，从而保障企业的长期发展。（作者单位：岳阳市烟草公司岳阳县分公司）

参考文献：

[1] 董秀明.挖掘利用好零售终端的六种价值[J].上海商业，2011，04：8-11.

[2] 陆勇，刘冬梅，何非.推进现代化卷烟零售终端建设[J].重庆与世界，2011，23：78-80+90.

[3] 王伟.聚焦终端“软实力”提升――浅析如何建立卷烟零售客户利益保障机制[J].中国市场，2015，06：72-73+146.

[4] 陆勇，刘冬梅，何非.推进现代化卷烟零售终端建设初探[J].中国商贸，2012，07：38-39.

[5] 任传鹏，彭品志，丁日佳.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卷烟品牌营销渠道控制力研究[J].科技和产业，2012，05：27-31.

现代小短诗范文第4篇

在20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诗”运动中，周作人通过翻译介绍，着力建构“小诗”这一新诗体，赋予其特定的美学内涵和诗学特征。但在广泛的创作实践上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限制了“小诗”的发展。由于模糊了“小诗体”和“小诗形”的区别，诗体的要求被简单地置换为大小体积的概念，其含混性和暧昧性带来的矛盾和弊端也就一直延续下来。对这一创作潮流的重新梳理，将引发我们对现代汉诗诗体建设更深层次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体会现代汉诗营造自身美学内涵时所遭遇的困难与问题。

【关键词】 小诗/译介/诗体探索/美学内涵

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小诗”运动，是新诗在符号形式上实现了对旧体诗的变革，确立了自由诗这一主导形式后，针对新诗资源的不足和创作实践的消沉，力图借鉴外来资源，纠正早期白话诗的贫弱，寻求自身发展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小诗”勃兴的短短几年时间里（1921—1924），围绕它展开的翻译介绍、创作实践和批评三者互相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风靡一时的文流，对于拓展草创期新诗的艺术表现力，使新诗从旧诗词的情调、风格和格律的窠臼中进一步解放出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在另一方面，作为早期新诗着力营构的一种诗歌体式，“小诗”集中典型地凸现了当时的新诗人寻找“自我”表达和艺术策略之间的冲突，彰显了评论家在新诗发展方向的设计和构想中存在的矛盾和疑虑。作为一种崭新的诗歌“范型”，“小诗”有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种诗体，它到底能不能成立？这样的问题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辨析。

一

在20世纪20年代的诗人和评论家的文章中，常常使用“小诗”、“短诗”、“短歌”、“杂诗”等名目不一的称谓来指称当时诗坛上短小的诗作。“小诗”这一概念虽然常被时人提起，而且早在1919年就写下以《小诗》为名的短诗，但这更多地只是一个便利的说法，除了指代诗形短小外，并没有特定的美学内涵。在多数情况下，“小诗”代表的是诗形的“短”或者表达内容的“杂”，瞬间的体验、零星的思想都可以搜集起来，用两三句话加以传达。因此，其内涵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认定，显得含混而笼统。

“小诗”能够作为一个具有自身诗学内涵和美学特征的概念，用来特指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一种诗歌体式，并在文学史上留下较为清晰的面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周作人的着力推荐，得益于他一系列翻译、介绍小诗的文章。① 周作人对“小诗”的译介有一个由浅入深，由作品到理论的过程。在1916年发表的《日本的俳句》和1921年的《日本的诗歌》两文中，周作人开始用“小诗”指称日本的诗歌，但重在介绍诗作，并没有对“小诗”作明确的定义。一直到1922年发表《论小诗》一文，将“小诗”命名为“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并且追溯了“小诗”的传统渊源和外来的影响，归纳了“小诗”的特点，“小诗”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才被赋予了一定的美学内涵，以一种区别于旧体诗的新诗体的面貌，渐渐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当时专门刊发诗歌作品的《诗》杂志，从第一卷第四期（1922年7月发行）起，将所刊发的诗歌按性质、风格的不同分类发表，专门设立“小诗”一栏。② 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尝试作“小诗”的人甚多，也说明了在翻译、批评与创作的共同作用下，“小诗”这一命名在当时已被普遍接受。

“日本诗歌”是作为一种可资借鉴、在内容和形式上兼具了新的品质的诗歌“范型”被周作人翻译、介绍到中国新诗界的。周氏精通日文，对日本的俗歌、短歌、俳句、川柳等诗形的历史和发展变化相当熟悉，对石川啄木、松尾芭蕉、小林一茶等人的诗歌风格心仪不已，认为“日本的歌实在可以说是理想的小诗”，它“适于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③“颇适于抒写刹那的印象，正是现代人的一种需要”。④ 他十分推崇日本诗歌“用了简练含蓄的字句暗示一种情景”⑤ 的特点，而且强调其要点“在于有弹力的集中”，要“将切迫地感到的对于平凡事物之特殊的感兴，迸跃地倾吐出来”。⑥ 这是对小诗诗质特征的概括——既要浓缩凝练，又要意在言外。

周作人在对日本诗歌的反复吟味中读出了小诗的含蓄和集中，同时对其“调子和气韵”也很重视。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日本俳句的翻译中。在日本诗歌诸多诗形中，周氏尤其看重俳句幽玄轻妙的俳谐特色，不仅选择俳句作为最早翻译的日本诗形，而且对俳句的起源、变化有详细的介绍，对俳句的形式、性质及其内容的适应范围有理论上的探讨。由于倾心于俳句“利用特有的助词，寥寥数语，在文法上不成全句而自有言外之意”，⑦ 周作人在翻译时充分调动现代口语的表现功能，力图精密、微妙地传达出诗作原来的风格。他曾举古诗“漠漠水田飞白鹭”一句为例，认为“意境虽好，七个单音太迫促了，不能将这印象深深印入人的脑里，又展发开去，造成一个如画的诗境，所以只当作一首里的一部分”。⑧ 针对这种“单音而缺乏文法变化的中国语”⑨ 的不足，周作人在翻译时往往选择在句中使用双音节词增加音节数，以此舒缓诗作的促迫感觉；有时也将末尾的名词译为单音节词，以求一种点到为止、有松有紧的节奏感。如：

枯枝上乌鸦的定集了，秋天的晚。

许多声音呼着晚潮的贝类呀，春天的风。

给他吮着养育起来罢，养花的雨。

同时用语气助词“呀”、“吧”等对应俳句句末的“切字”（“在俳句尤为重要，每句必有，……他的意义大约与‘哉’相似”⑩），并与“着”、“了”等虚词相配合，营造一种徐缓优美、余音袅袅的韵味。如：

柳叶落了，泉水干了，石头处处。

易水上流着，蔥叶的寒冷呀。

虽然周作人屡次提到日本诗歌的“不易译”、“如同嚼饭哺人一样”，但他通过翻译借鉴外来资源，以求拓展早期新诗艺术表现力的意识仍然相当鲜明。他从诗的内质和节奏两方面着力建构“小诗”的诗学内涵，力图在诗的具体做法上为当时的新诗人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诗歌新“样式”，回应了诗坛“增多诗体”(11) 的提倡。在兼顾传达原作的精髓与保持、发挥本国语言特色两者上，他的翻译体现了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和转化的努力，(12) 朱自清因此称赞他的翻译“实在是创作”。(13)

二

作为早期新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周作人对日本“小诗”的热情译介，无疑是为新诗坛吹入了一股新鲜的东洋风，为创作主体寻找恰当的情感表达方式提供了参照的可能。这一做法对当时在诗歌建设道路上苦苦寻找出路的众多诗人来说，影响颇大。

然而，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在被广泛实践的过程中，“小诗”自身的美学特征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思考和切实的体现，其内涵一直处于较混杂的状态。在1921年到1923年的实际创作中，虽然作诗的人很多，发表的诗作很多，(14) 但真正实践了这种诗体探索并体现了周作人倡导的“小诗”风格的作品却不多见。在当时，写诗的人普遍感到旧诗词因为受思想的束缚，为了成就整篇的诗句，而将偶然吟得的一两句话铺张成八句或四句，以致陷入僵硬老套的窠臼。在“诗体解放”的主张下，他们努力地寻求将自然流露的“诗思”真实恰切地表达出来，首先就表现在对偶然所得的诗意的重视和突出上，“我以为写诗全凭灵感：感到那里，就写到那里；那怕只有一句，就写一句；一句也可以成好诗的，不必硬凑。”(15) 应该肯定的是，“小诗”这种新的诗体将诗人和读者长期以来为旧体诗所塑造和规范的想像力释放了出来，显得活泼自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气息。捕捉到生活中的诗意，显然是作诗的第一步；但把诗意直接摆到纸上，是否就是作诗的全部呢？

1924年，胡怀琛出版了专著《小诗研究》，指出“小诗二字，是近日诗坛上很流行的一个名词。……或称他做短诗，但不及小诗普遍。我以为就字义上说，小诗二字，也很妥当，所以决定称他为小诗”。(16) 胡怀琛将当时盛极一时的“短诗”称作“小诗”，并不是出于对这种诗体诗学特征的概括，而更多的是出于当时“小诗”这一命名被“普遍”认可，觉得“妥当”。值得留意的是，他述说自己之前创作短诗，坦言“在当时我不叫他是小诗，只叫他是诗意。以为只有诗的意思，而没有做成诗；其实也就是所谓小诗了。”(17) 可见，在胡怀琛眼中，“小诗”就是诗意，并不包含更多的美学追求。而诗意，离“做成诗”，显然还有一些差距。梁实秋在批评冰心的小诗时就曾指出：“单纯的诗意若不是在质里含着浓密的情绪，不能成为一首好诗，因为这种诗只能在读者心里留下一个淡淡的印象，甚或印象全无。”(18) 胡怀琛却认为小诗“篇幅短，究竟容易做；略微有了一点意思，或者是本着一种自然的感触，随便写出来，也就是一首好的小诗。”并且据此判断“小诗的成绩，很可观了。”(19) 这种对小诗的理解和判断是相当随意的，事实上是延续了早期新诗人对白话诗的简单理解，将诗意等同于诗，又将“小诗”的“小”简单的理解为诗形的“短”，实际上是无意中取消了小诗作为一种诗体应有的艺术规范。而过分强调小诗的“随意”和“自然”无疑会给人造成新诗容易作的错觉，助长了自由诗粗制滥造的倾向。在小诗创作“红火”了几年之后，胡怀琛试图对“小诗”作出某些归纳和概括时，对这一诗体的诗学内涵仍然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这种现象颇为耐人寻味。

“小诗”表面上看似简短、自然，实际上在捕捉和表现诗意上最容易落入琐屑、浅陋中。朱自清在《诗》一卷一号上发表他尝试创作的三首短诗时，特地作了一个长序，对短诗“啴缓和美的节奏”和意境及音节上的“集中”进行了一番阐述，并引用俞平伯的信说：“短诗所表现的，只有中心的一点。但这一点从千头万绪中间挑选出来，真是极不容易。读者或以为一两句耳，何难之有；而不知神思之来，偏不难于千百句而难于一二句。”(20) 因而感叹“世间往往有很难的事被人误会为很容易，短诗正是一例。”(21) 小诗之难，就难在如何用心感悟自然万物、捕捉生活中涌上心头又稍纵即逝的“诗意”，将其转化为可以想象、揣摩并能激发读者情感的“意象”，并用意象暗示一种情景，传达一种心境。日本俳句“以象写意”的方法实际上沟通了传统诗词写景抒情的模式，暗合了人们心中对传统小令的审美定势，在简短的诗形中有助于情感的表达。但这种写法却没有在当时的小诗创作中得到真正的体现。对日本“小诗体”的粗疏理解导致了创作的简单化——缺乏对诗意的提炼和开掘，忽视对诗歌意象的选择、打磨、组合和转化，诗人主体对生活瞬间的感悟就无法得到集中而有力的体现，只流于一般的抒情和说理，“失了那曲包的余味”，(22) 也就失去了“小诗”触动人心的力量。

此外，“小诗”创作的散文化倾向也限制了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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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9年，周作人翻译日本诗歌时就曾感叹“只用散文说明大意，也正如将荔枝榨了汁吃，香味已变，但此外别无适当的方法，所以我们引用的歌，只能暂用此法解释了。”(23) 后来他介绍日本的俗歌，既想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又期望保存本来的若干风格。这两方面的顾忌使他“不得不抛弃了做成中国式的歌谣的妄想，只能以这样的散文暂自满足。”(24) 周氏的翻译，主要是依赖字词本身所具有的语气，来造成一种啴缓和美的效果，而不是依靠情绪的点的跳跃来形成诗歌的内在韵律，而后者，恰恰是诗歌这一文类区别于其他体裁的特质和精髓。再加上他基本不顾日本诗歌原有的字数和格律，采用的是一种“散文语体”、“散文句式”来传达语义，这在当时或许是一种权宜之计，却使诗的内在节奏略显平淡。正如有论者指出：周氏的翻译“走的基本是‘以文为诗’的路子，追求文法的‘组织精密’，却极少考虑诗是否应该有自身独特的节奏”、“忽略了诗的音节节奏和语义之间因和谐、紧张、错位而产生的效果”。(25) 另一方面，在诗歌的外部形式上，始终维持一句到底的形式，并不作分行的处理，显然是重视诗句语调的缓甚于情绪的跳跃和跨度。要用这样一种散文的句式、文法和舒缓的语调来“迸跃地倾吐”“切迫”的感觉，似乎并不容易做到，反倒有可能阻滞了小诗在诗质上对“弹力的集中”的追求，也无法确立其作为一种“诗体”在形式上的最基本的样式。毕竟，分行书写是诗歌的一种基本格式，它在有起有迄中沟通了读者的阅读经验。

周作人曾经区分了印度的小诗和日本的小诗两者在思想上的差别——一为冥想，一为享乐，但他用散文句法译介的日本小诗在诗形上却与泰戈尔的“散文诗”不期而遇，不谋而合。二者明显的散文化倾向作为其广泛影响的一面、伴随着各自独特的思想被接受下来，无形中加剧了诗坛重“文法”而轻“诗法”的不良倾向。当时的许多“小诗”，句式随意、分行很不规则，在诗歌的形式上缺乏自觉意识。例如诗人徐玉诺发表在《诗》月刊上的诸多“小诗”、“杂诗”，基本上就是无题的“散文诗”，在诗质和诗形上都没有体现出“小诗”的特点；而1926年“海音社”的诗人谢采江出版《荒山野唱》，其中的“小诗”专辑——“弹簧上”的“小诗”，就都是一句到底的散文式句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倾向被当时的评论家称赞为新诗的“两个新的特质”之一，即“诗的音调与形式已完全和‘词’不同而和散文相近，有些新诗并且连分行写法也弃而不用，而用散文的写法。”(26) 在那个“唯新是举”的年代，这似乎成了一种可喜的现象。创作思维的散文化和外部格式的非诗化从内外两方面偏离了“小诗”的诗体探索，削弱了它的价值，这种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是导致“小诗”在1925年后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逐渐衰亡的内在原因。

三

“小诗”在迅速升温、引发了一股竞相模仿的创作潮流并赢得众多读者的同时，也招致了相当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成仿吾认为小诗是“犯不着去制造的一种风格甚低的诗形”，号召青年朋友们要“急起而从事防御”。(27) 梁实秋则警告诗人小诗“是一种最易偷懒的诗体，一种最不该流为风尚的诗体。”(28) 面对创作与批评一“冷”一“热”的巨大反差，我们不禁要追问：“小诗”到底能不能作为一种诗体而成立？它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胡怀琛在考察小诗与中国旧诗的关系时，将一些“小诗”改为“一联律诗”、“半首绝诗”，或“几句词”，声称“前人所做的旧诗词，固然可以改为现在流行的小诗；就是现在所流行的小诗，也可以改为旧式的诗词”，而且觉得“两样的写法，不过是形式上的不同；在实质上，毫无分别。……正不必是非此即彼。”(29) 这里所谓的“小诗”，其实和传统的诗词并没有什么差别，只在于打破文言和韵律的束缚，以口语入诗，在诗的精神上仍是一种旧的情调、一种抽象的说明、或一种游戏的姿态。如果“小诗”和“旧诗词”之间真的“毫无分别”，并且可以随时的改写，那么这样的“小诗”也能称为一种新诗体吗？它还有提倡的必要和发展的可能吗？缺乏现代的精神和新鲜的趣味，小诗就难免要重蹈前人的覆辙。朱自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流行的大多数短诗“在新的瓶子里……只有感伤的情调和柔靡的风格；正和旧诗、词和散曲里所有的一样。”(30) 并以此鼓励诗人多创作长诗，“以调剂偏枯的现势！”(31)

其实，诗无论长短，只以艺术的优劣来评判。长诗和短诗，各有可贵之处，然而在所表达的情感上，却也各有倾斜。长诗适合将那些曲折委婉、层叠顿挫之情，在一唱三叹的回环盘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短诗则可能将所承载的感情以精简深刻的方式加以传达。而小诗则不仅要短，更要“小”，要小而巧，巧而精，如电光火石，忽然而起，忽然而灭，却能紧紧抓住并即兴抒发刹那间涌上心头的、瞬间的感兴和领悟，显得紧凑而动人。小诗体在诗形和诗质上是互相对应的，它有自身的表达范围，有所能也有所不能，这是小诗的短处，也是它的长处，更是它诗体的内在规定性。小诗的容积既小，若想用它来包罗一切错综复杂的感情，则往往负载的情绪过重。这是当时的“小诗”创作中的另一种流弊。对此，周作人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日本诗人如与谢野晶子内藤鸣雪等都以为各种诗形自有一定的范围，诗人可以依了他的感兴，拣择适宜的形式拿来应用，不致有牵强的弊，并不以某种诗形为唯一的表现实感的工具，意见很是不错。现在的错误，是在于分工太专，诗歌俳句，都当作专门的事业，想把人生的复杂反应装在一定某种诗形内，于是不免生出许多勉强的事情来了。中国新诗坛里也有这样的事，做长诗的人轻视短诗，做短诗的又想用他包括一切，未免如叶圣陶先生所说有‘先存体裁的观念而诗料却随后来到’(32) 的弊病，其实这都是不自然的。俳句在日本虽是旧诗，有他特别的限制，中国原不能依样的拟作，但是这多含蓄的一两行的诗形也足备新诗之一体，去装某种轻妙的诗思，未始无用。”(33)

出于对中国新诗坛的就近观看，周作人对小诗诗体的把握显得比较冷静和客观。他是将小诗作为一种在诗质和诗形上都有自身诗学内涵、可以为当时消沉的诗坛提供某种可操作性实验的诗体加以推广和倡导的。他认为“小诗”有自己适于表达的对象和范围，“足备诗体的一种”；同时也只是新诗可能出现的众多形式中的一种，因此并不想用它囊括一切。正是基于对“小诗”的内在规定性的深刻体认，他才着力营构这一诗体，并在它为举世所诟病的时候，仍坚信“现在一时的消沉是不足介意的，只须更向前走去，自然可以走到别一个新的境地。……小诗的是非，本没有千古不易的定理，……那世俗的笼统的诟病只是一种流行的话，不足凭信。”(34) 遗憾的是，当时试验作“小诗”的人，真正有明确的诗体意识的并不多，风靡一时的创作潮流遮蔽了内在的贫弱。由于模糊了“小诗体”和“小诗形”的区别，诗体的要求就被简单地置换为大小体积的概念，其含混性和暧昧性带来的矛盾和弊端也就一直延续下来。虽然20世纪20年代的“小诗”在此后的诗歌写作中常有余响，(35) 其活力、特质及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也一直为人所关注，新世纪更有论者提出小诗“是汉语诗歌的正根”，因此要“拿小诗来‘练功’”、“找回我们借以安身立命的现代汉诗之精神指纹和语言归所”。(36) 但这些探索也只是落在诗形的长短规范上，而未能看到小诗弱点的延续，恰恰反映了瞬间的感悟、灵感式的哲理对诗体的内在要求和呼唤。

对“小诗”的反思和阐述，其实不仅是针对当时的创作，它也指向了一个更基本、更深层的问题，即新诗的诗体问题。新诗是否需要相对稳定的体式？摆脱了旧诗词的自由诗是否还需要形式的规范？“破坏”后的新诗“建设”应该如何在诗歌文类的意义上得到落实？这是新诗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本质问题。“小诗”的倡导和实践，正是应对这一内部危机的一种尝试。周作人说：“现在自由有了，正需要限制。”(37) 这里的“限制”不是指具体的格律的限制，而是指一定的诗体意识在诗质和诗形上对自由诗的引导和规范。新诗在精神上当然是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但是作为一种主体表达方式，它的创作规则和艺术手段应该落实到具体的诗歌形态（体式）上，并在一种较为稳定的诗体探索上建立起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新诗才能为自己寻找并创造出新的发展机制。20世纪20年代的“小诗”运动，虽然在中国新诗坛上初步建立了一种新诗体，但当时的诗体建设是相当粗糙和简陋的，“运动式大发展”(38) 使得很多具体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实践，理论与创作之间也没能形成很好的回应。对这一创作潮流的重新梳理，将引发我们对现代汉诗诗体建设更深层次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体会现代汉诗营造自身美学内涵时所遭遇的困难与问题。

注释：

① 从1916年开始，周作人陆续发表了《日本之俳句》（1916），《日本的诗歌》（1921），《日本诗人一茶的诗》（1921），《日本俗歌四十首》（1922），《石川啄木的短歌》（1922），《论小诗》（1922），《日本的小诗》（1923）等文章，翻译介绍日本诗歌。

② 《编辑余谈》，《诗》，1922年第一卷第四号。

③⑥ 周作人：《论小诗》，《觉悟》，1922年6月29日。

④⑦⑨(33) 周作人：《日本的小诗》，《诗》，1923年第二卷第一号。

⑤ 周作人：《石川啄木的短歌》，《诗》，1922第一卷第五号。

⑧⑩ 周作人：《日本的诗歌》，《小说月报》，1921年5月。

(11)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12) 当时诗坛上对松尾芭蕉的《古池》一诗有三种译法：曾译为“古潭蛙跃入，止水起清音！”周作人译为：“古池——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成仿吾则认为应该保留俳句原有的音节，译为：“仓寂古池呀，小蛙儿蓦然跳入，池水的声音。”周氏的翻译，取的既不是式的传统“五言”的句法，也不完全服从于原作音节的要求，而侧重于在“汉语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传达诗人对“自然的诗境”的领悟。参见周作人：《日本的小诗》、《〈陀螺〉序》；成仿吾《诗之防御战》。

(13)(22)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14) 当时的报刊杂志刊登的“小诗”很多：《时事新报·学灯》先后登载刘大白的《旧梦》（101首），宗白华的《流云》（48首）；《晨报副刊》先后登载王剑三（统照）的《小诗》（76首），冰心的《繁星》（164首）、《春水》（182首）；江席珍的《黄花》（93首）；《诗》则登载汪馥泉的独句小诗《妹嫁》（29首），且开辟了“小诗”的专栏，在诗坛形成一股“小诗热”。

(15) 陈斯白：《杂诗·序》，《诗》，1922年第一卷第五号。

(16)(17)(19)(29) 胡怀琛：《小诗研究》，商务印书馆1924年6月。

(18)(28) 梁实秋：《〈繁星〉与〈春水〉》，《创造周报》1923年第12号。

(20) 朱自清：《杂诗三首·序》，《诗》，1922年第一卷第一号。

(21)(30)(31) 朱自清：《短诗与长诗》，《诗》，1922年第一卷第四号。

(23) 周作人：《日本的诗歌》，发表于《小说月报》1921年5月。但在该文篇末作者特意指出“是两年前的旧作”，也即作于1919年。

(24) 周作人：《日本俗歌四十首》，《诗》，1922年第一卷第二号。

(25) 王中忱：《定型诗式与自由句法之间》，《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冬之卷。

(26) 刘延陵：《前期和后期》，《诗》，1922年第一卷第四号。

(27) 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创造周报》，1923年第一号。

(32) 云菱：《小评坛·小诗的流行》，《诗》，1922年第一卷三号。

(34)(37) 周作人：《〈农家的草紫〉序》（作于1924年，刊于该书1929年初版本），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本色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35) 王珂：《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现代小短诗范文第5篇

藏友是徽商后裔，其祖辈是一位儒商，旧时在南京经营的典当行为南京“徽州铺本最大”的四大典当行之一。近日，其将祖辈遗留的一幅潘天寿早期书法条幅向我展示，我是近水楼台先睹为快。这幅用绫裱原装的书法条幅长134厘米，宽33厘米，保存完好。上行书“江岸草萧萧，江云乱眼飘。无愁茅屋底，痛饮读离骚。懒寿”。款下铃有边长2.8厘米的方形阴文“潘天授印”。条幅右引首上下边角各钤有一枚“牛人所藏”长方形阳文收藏印。“牛人”何许人也?不得而知。整幅书法挥洒纵横，气势磅礴，富有节奏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精品。

潘天寿(1897～1971年)，浙江宁海人。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别号阿寿、懒道人、雷婆头峰寿者等。年轻时，自感“无干事之才，只有书画尚能胜任”，在诗、书、画、篆刻等方面潜心探研，造诣颇深。其和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并称20世纪“中国画四大家”，并享有现代中国画教学奠基人称誉。潘天寿书法大气沉雄，丰姿挺劲，自具风貌，但书名为画名所掩。1923年春，任教于上海民国女子工校并兼任上海美专中国画系国画习作课和理论课教师。同年改名“天授”为“天寿”。这幅条幅所书年代当为1923年期间，为潘天寿26岁左右时书写。落款“懒寿”在其书画作品中也不多见。

潘天寿这幅五言诗句。第一句“江岸草萧萧”可见杜牧“无媒径路草萧萧，自古云林远市朝”，以及郁达夫“一种秋容不可描，夕阳江岸草萧萧”；第二句“江云乱眼飘”源于杜甫《朝雨》中“凉气晓萧萧，江云乱眼飘”；第三句“无愁茅屋低”可见《全唐诗》冯渚《燕衔泥》中“尔莫厌老翁茅屋低，梁头作窠梁下栖”；第四句“痛饮读离骚”源自南宋词人张元干的“扫去胸中冰炭，痛饮读离骚”。在20世纪20年代的黑暗历史背景下，潘天寿妙用前人诗句成一首短诗，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今天看来，这副对联仍不失为一幅诗与书俱佳的精品。

潘天寿的书法与画法相通，即如其所言“书中有画”。他参以画法作书，字幅大小、疏密、斜正、错落，一任自然。他的行书善用侧锋，运笔方圆并用，变化多姿，沉雄飞动。那种率意洒脱的线条美，方正奇崛的结构美，显得非常协调且具有画意。难怪中国画大师余任天先生说：“没有潘天寿的书法，就没有潘天寿的绘画。”潘天寿存世书法作品凤毛麟角，唯恐有遗珠之憾，故将藏友这幅祖传潘天寿早期书法条幅介绍给大家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