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通信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国人通信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国人通信范文第1篇

尽管许多家庭将通信技术视为一种积极的工具，但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进行的研究表明，被通信技术搞得不知所措的用户数量很大，来自澳大利亚的数据显示，感觉无奈以至于需要逃避的用户占40%，美国和英国为37%。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有17%的中国用户感觉不知所措。但是，根据今天的由BT赞助的研究报告，人们已经发现了一些可以帮助增加幸福感和避免技术淹没家庭生活的简单措施。

对上述每个国家1000多人的调研以及对本地家庭的深入访谈表明，那些经常感觉不知所措的人更有可能对他们的总体生活不满意。相反，那些感觉能够控制其通信技术使用的人则更可能对生活有更高的满意度。这促使BT推出了“每天五份”的均衡通信食谱，以帮助家庭充分利用通信交流。

该研究显示这四个国家的人仍然首选面对面交流，这打破了我们只通过技术进行交流或我们正在失去参与亲身互动的愿望与能力的谬论。此外，英国人对亲身交流的偏好最高，在英国接受调研的人员中，有65%指出面对面沟通是他们的首选交流方式(澳大利亚为59%，美国为50%)。而在中国，只有46%的调研对象首选面对面交流，其次是即时通信。研究还显示，中国有90%的成年人和超过75%的中小学生每天都在使用即时通信。

而且，中国还是一个游戏用户很多的国家。在接受调查的中小学生中，有55%每天玩游戏，美国紧随其后，为49%，而英国和澳大利亚分别只有26%和30%。社交网络在英国中小学生中最受欢迎，有超过90%的中小学生每天使用社交网络，美国为81%，澳大利亚为80%，而中国只有61%。

指导此项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陈国青认为，那些更了解如何使用通信技术的家庭与技术有着更均衡、更积极的关系。他说：“通信技术正在改变社会的互动方式，而且由于个人通信设备的爆炸性增长、WiFi和宽带的不断提速，现在正是开始策划这种改变的绝佳时机。有关通信技术对我们产生良性影响还是不良影响的讨论有很多。研究显示，大多数人将通信技术视为一种积极的工具，但是也有案例表明人们并未管理他们的使用— 不一定是数量，而是使用方式。”

BT中国研究中心总裁张杰指出：“制定了通信技术使用管理规则的家庭和个人几乎全都感受到了通信技术对其生活的积极影响。重要的是，此项调查表明技术本身不是问题。我们可以拿它与食物做比较。要保持健康，您需要有均衡的食谱。使用技术也是这种情况。为此，我们推出了均衡通信食谱—帮助您保持与技术健康关系所需的每天五份的等价物。”

作为此项研究的一部分，来自全球各地的63个家庭都要写出其每小时通信技术使用情况的日记。有趣的是，许多家庭在填写日记后决定改变他们的行为。

这是BT与清华大学合作进行的研究项目之一。BT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合作始于2009年，内容着重于新技术、新媒体、新兴行业以及许多不同领域的产业化，例如通信媒体、社交媒体、社交电视、IPTV、网络捆绑和融合服务。

附录：

1，关于此次调查的数据

在这四个国家中，用户每天使用通讯技术达7小时以上的百分比为：

澳大利亚-11%

中国-16%

英国-19%

美国-21%

在这四个国家中，认为每天使用过多时间在通讯技术上的用户百分比为：

澳大利亚-44%

中国-29%

英国-59%

美国-43%

即时通信-中国使用即时通信的人数最多，与儿童相比，成人更喜欢即时通信，90%的成人每天使用即时通信，儿童为75%

社交网络-社交网络在英国儿童中最受欢迎，有超过90%的儿童每天使用社交网络，其中50%每天花在社交网络上的时间为1-3个小时

儿童(每天使用)

英国-98%

美国-81%

澳大利亚-80%

中国-61%

成人

英国-74%

美国-71%

澳大利亚-64%

中国-62%

更喜欢的交流方式

英国

面对面-64.9%

邮件-9.3%

社交网络-7.9%

美国

面对面-49.9%

手机短信-15.1%

打电话-10.9%

澳大利亚

面对面-58.9%

邮件-12.5%

打电话-11.2%

中国

面对面-46.3%

即时通信-20.3%

打电话-16.2%

感觉对通讯技术不知所措，以至于想逃避？

英国-37.1%

美国-36.9%

澳大利亚-40.1%

中国-17.0%

为了帮助成人和儿童保持一个健康的通讯生活，BT推出了“每天五份”的均衡通信食谱，这个“食谱”也许可以帮助人们保持与技术的健康关系。

2，BT帮你均衡通信技术应用

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通信、工作和娱乐方式。由剑桥大学主导、BT赞助的一项国际调查发现，随着人们花越来越多的时间通过科技在公司和家里进行沟通交流，有些人对技术已无法抵挡，同时也让有些人希望“逃避”。

调查显示，通信技术本身不是问题的根源，关键在于我们使用它的方式。你可以将它比作食物。保持健康的方法不是不再吃—而是找到一个适合你的食谱。通信技术与此类似。

为了帮助人们，BT为使用通信技术编制了一套“一天5件事”的建议。如果你考虑一下这5件事，你和你的家人就能开始形成和保持一个均衡通信食谱。

明智

在进行任何改变之前，你需要了解你和家人使用技术的方式。

参加此次调查的许多家庭都对他们的技术使用习惯感到吃惊和害怕。保留一份家庭使用技术的记录，这样就可以帮助你清楚识别好习惯和坏习惯以及可能希望进行的改变。

位置、位置、位置

思考一下技术在家里的位置

家长经常抱怨孩子放弃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在自己的房间玩电脑或视频游戏。同样，孩子们也认为父母在家里办公让他们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的关心。将电脑和游戏机放在一个集中位置可以让你的家庭分享他们在线所做的事情，或者至少能让所有人都在一个地方。

制定规则

为如何、在哪、什么时候使用技术设定一个界限。

我们的调查显示，科技的使用规则减少了焦虑和不知所措的感觉。规则取决于你：尝试从餐桌移除技术，晚上组织一次有或没有技术的家庭游戏，让家长控制管理上社交网站的时间或者使用电脑的时间，又或者共同制定一个每天发送短信数量的协议。

只需记住，无论引入什么规则，都必须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充分讨论，而且，在某些时候，家长需要与孩子一样多的规则！

教育

做个好榜样：讲明并演示均衡与安全性在技术使用中的重要性：

家长必须要做个好榜样，因此应思考自己的行为。例如，与家人在一起时避免不必要地查看你的智能手机。孩子们很容易从你那里学到坏习惯。

此外，孩子使用技术的年龄越来越早，从一开始就教会他们安全、负责地使用科技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确保孩子采取正确步骤确保自身安全是十分重要的。

国人通信范文第2篇

我喜欢看历史书，秦皇汉武的征伐让我热血，大唐霓裳让我向往，宋代士大夫的风采让我倾倒，明末百姓的苦难让我倍感凄凉，清朝的没落让我神伤，近代的呐喊更让我热泪盈眶。。。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而立之年的中国人，汉族，努力工作还房贷还车贷，用国产奶粉喂女儿，我不是团员更不是党员，长这么大唯一可算有政治倾向的就一根红领巾......我对意识形态什么的没有了解，也没有欲望和兴趣，在我看来，我根本不在乎GC还是MZ，至于国家间的纠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肯定站在自己国家这边，难不成我去为他国摇旗呐喊？？

中国有没有梦？我觉得有，因为中国是13亿个中国人的中国，只要他们有梦，中国就有梦。

我这样一个自诩热爱中国的小民来说，我的梦有两个：第一个小得不能再小~努力赚钱，给我老婆女儿父母更好的生活。

第二个或许又太大~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在哪个国家哪户人家，而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既然如此，那我选择爱她，敬她！我真真正正的希望看见她用最美丽的姿态站在世界的最高点，因为那本来就是她应该出现的地方。

我的梦想能不能代表一些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代表，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的梦想属于我，我只代表我自己。

这些梦想我觉得很真实很淳朴很简单也很复杂。

简单的我自己努力就可以做到，我相信！

复杂的呢？

网络上那些社会公众的精英们，他们总是在说政府如何腐败，如何无能，如何的不可救药。他们在现有体制下赚钱然后移民，争相离开这个“地狱”。

但我不行啊，就算我想，我也没这能力，那留在中国的我总要做些什么，全世界有最基本社会政治知识的都明白！腐败是大问题！而我这样一个在中国如同砂砾一般的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我好像无力去改变什么，我能怎么办？

我思前想后，折磨我许久以后我做出了选择，那就是相信，相信中国现在的执政党，我选择相信他们明白腐败问题，食品问题，污染问题，而且愿意去改变，愿意去避免这种历史上不断重复的愚蠢错误！是的，我相信！

国人通信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加坡；国家认同；文化主导；内生动力

中图分类号：D73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108-05

新加坡是一个以移民为主建立起来的国家，种族、语言、文化错综复杂，是一个标准的“多元性质国家”。[1]就是这样一个“多元性质的国家”，秉承多民族一体的理念，实现了多民族混居、多民族共学、多民族共进，并成为全世界解决多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典范。新加坡国家认同培育实践形成的从“制度”到“文化”、从“外生”到“内生”、从“共存”到“一体”的演变路径为我国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鉴于此，本文将着重对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范式转型、动力转换以及使命转变展开思考和讨论，以期为推进我国国家认同培育问题提供借鉴。

一、从“制度”到“文化”：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中的范式转型

就一般意义而言，国家认同源于三个方面，即“族群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以及“制度认同”。新加坡独立建国后首先采取的便是“制度认同”的构建策略，并通过这一策略相对成功地实现了国内种族的和谐、宗教的宽容、社会的稳定以及济的腾飞。然而，“制度认同”强调通过现实利益的恰当分配来实现国家认同，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当各方利益主体未能获得利益满足时，这种认同的基础就会松动，甚至断裂。事实也证实了这一认同模式的局限。伴随着新加坡后发优势的逐渐消失，利益增量日益难以满足各方主体的需求，依赖“利益满足”而构建起来的“制度认同”也就出现了危机。面对这一危机，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复兴东方文化、打造新加坡价值观的措施来进行应对。换句话说，传统以“制度认同为主，文化认同为辅”的国家认同构建范式已经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文化认同为主，制度认同为辅”的新式的国家认同构建范式。

1.制度认同――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初期的选择。所谓制度认同模式，就是国民基于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认可，进而产生的对整个国家认可认同的建构模式。这种认同模式建基于利益导向的自然选择。即它是一种主体基于制度依赖而获得个体

利益满足从而逐渐产生的对制度乃至制度背后的国家认可的认同模式。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初期选择“以制度认同为主，文化认同为辅”的模式具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新加坡在建国初期缺乏一种国民之间天然凝聚在一起的历史传统和自然偏好。广大移民对于这块陌生的土地难以快速建立相应的认同。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更多把它当作一个生活的暂居地，希望在这里可以成就一番事业，然后再回归故里、光宗耀祖。“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十分渺茫。新加坡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我们把它继承过来，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2]在新加坡，主要由四类人群构成了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通常用CMIO（C=Chinese，M=Malay，I=Indian，O=Others）来表示。[3] 69这四类人群之间没有很强的宗法血缘关系，由于“宗族血缘关系”“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新加坡国民内生共同体的产生非常困难，那种依靠族群认同来构建国家认同的模式也几乎不可能。与此同时，由于历史上英国殖民者长期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以及日本侵略者的从中挑拨，使得四大群体之间不仅难以形成历史文化传统的共同体，反而彼此之间矛盾重重，难以调和，这使得希冀通过文化认同来构建国家认同也变得十分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求借助外生力量来推动国民共同体的构建。一方面，囿于新加坡建国初期国家生存危机的考量，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全盘西化的实用主义做法，以期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进而快速实现自立。另一方面，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选择通过“施惠”于民的举动来凝聚民心，消弭冲突，进而铸就新加坡共同体。这直接体现在以利益识别为基础的“制度认同”。这一“制度认同”体系包括了混居组屋计划、语言政策、节日安排、宗教政策、制度、社会群众组织管理、基层管理等有利于共同体构建的各种政策措施。其核心问题仍然是通过制度的构建来实现主体利益的合理分配，即通过使个体获得现实利益以使其认可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进而认同新加坡国家、新加坡共同体。

可以说，新加坡在构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采取“制度认同为主，文化认同为辅”的策略实为无奈之举，这种模式在新加坡建国初期担负起了国家认同构建的历史重任。但值得注意的是，深植于全盘西化的实用主义背景下的制度认同模式也存在诸多隐患。

2.文化认同――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发展的转型。这种“制度认同”的国家认同构建模式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伴随着新加坡后发优势的逐渐消失，新加坡的发展速度也在不断下降，这种国家认同构建模式日益面临能否持久的危机。因为这种模式的核心是不断满足公民持续增长的利益需求，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构成了其生存的基础。在经济增长持续变缓的情况下，无疑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更为稳定和持久的国家认同构建模式。“以文化认同为主，制度认同为辅”的新型国家认同构建模式应运而生。

“以文化认同为主导”的国家认同构建策略强调每个新加坡公民共享相同的价值观、拥有相似的历史回忆。无疑，这对于建国初期的新加坡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及在“制度认同”的持续助力之下，不同种族之间日益宽容、理解，容易达致共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产生了共同的记忆――新加坡的腾飞。巨大的成就以及由此激发的强烈的国家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得新加坡政府有机会、有条件提出适合新加坡全体国民的共同价值观。1991年1月5日，新加坡国会通过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共同价值观。[3]69

与此同时，新加坡社会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也迫使“制度认同”作出转变。诚如前文所述，深受全盘西化实用主义思潮影响的新加坡社会，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日益渗入到了新加坡民众的思想和生活之中，使得新加坡青年的劳动意识、工作意识出现了下滑，而享乐思想、思想不断蔓延，导致新加坡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犯罪率上升、吸毒等社会问题。[3] 134这些“娱乐至上、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看电视长大的麦当劳少年”[4]成为了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原本的“西化发展”成为了“西化堕落”。新加坡政府在经过思考后认为，向传统寻求经验、向东方文明汲取营养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因此，新加坡政府开始向东方、向传统寻求经验，继而希望通过传统价值观的恢复来改善国民意识，进而推动新加坡的再次繁荣。

总之，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记忆的“文化认同”作为一种更深层次的认同，使得新加坡的国家凝聚力获得了更为持久和稳定的提高，也构成了新加坡在以后发展过程中继续实施的国家认同构建模式。

二、从“外生”到“内生”：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中的动力转换

新加坡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构造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国家认同构建网络，其内容涵盖了新加坡居民的生活、学习、休闲、宗教、政治参与等方方面面，这种通过制度安排来唤醒、鼓励、引导甚至强制性植入的国家认同过程，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伴随着“制度认同”模式的衰落和“文化认同”的兴起，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中的动力机制发生了转换，即由传统主要依靠外力推动的认同转变为主要依托个体内心意愿驱动的认同。

1.外力推动――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中的传统动力。诚如前文所述，新加坡并非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其形成建立源于自身区位优势所吸引的移民群体。这一现实情况使得新加坡公民内生国家认同感的自然偏好和原发动力几乎没有。新加坡政府必须通过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构建来推动国家认同的生成。因此，建国初期的新加坡政府主要通过外部力量（主要表现为 “制度认同”）来实现国家认同的构建。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混合组屋计划。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存在着严重的“屋荒”问题，据有关学者统计，新加坡市区有84%的家庭住在店铺和简陋的木屋区，其中40%的人住在贫民窟和窝棚内，只有9%的居民有自己较为稳定的住房。[5]而且，由于英国殖者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使得各种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隔阂，民族间关系紧张，冲突、矛盾时有发生。新加坡政府面对这一问题，果断采取措施，利用行政手段将各种族居民的原住地进行拆分，并通过组屋计划将各种族人群进行混合安置。正是这种强制安置以及“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才使得新加坡政府打破了世代以硪灾肿濉⒀缘、宗教、语言为基础的自然社区，也才得核心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3]87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坡政府运用的便是“当地居民很不愿意的方式”，[6]即通过外力来推动各族人民相互宽容，进而达到相互的认同、达到对国家的认同。

第二，多语与双语并行的语言政策。在一个新国家成立时，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定国语，并制定出一套适应本国需要的语言政策。[7]建国初期，出于地缘和政治的考量，新加坡将马来语确定为国语。但是，由于掌握和使用马来语的人在整个新加坡的比例非常低，使得新加坡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构建一套更为有效的语言政策，以促成多种族之间的有效交流。考虑到新加坡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语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以及对外贸易中英语的重要意义，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以马来语为国语，重视英语，平等对待各种族语言的语言政策。同时，新加坡政府有意提高英语在国内生活中的作用，例如在官方场合使用英语、高等教育采用英语授课等。[3]76这样，新加坡通过英语的普及基本铸就了国家认同的语言基础，使各种族人民能够运用非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也使各种族能够突破原有的语言隔阂，以实现更好的理解、交流与交融。

第三，民主政治制度。在建国之初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意识到了国内不同种族之间政治利益表达能力存在差距这一现实问题。为了平衡国内各种族之间的力量，尽可能满足各方主体的利益要求，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保证各种族利益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和实现。一方面，新加坡通过立法保障各种族的基本利益，例如《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一款规定：“始终不渝地保护新加坡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集团的利益应是政府的责任。”第二款更是明确表示“政府应承认新加坡本土人民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在政府雇员和国会议员结构中推动各种族成员数量平衡。特别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马来人在国会议员中数量减少这一新情况，新加坡采用了三个候选人一组的“集选区”制度。该制度是1988年由新加坡选举委员会在当年大选前推出的一项制度，它针对一些较大的选区，明确规定在这些选区参加竞选的政党必须同时推出由4-6名候选人组成的候选人团队，其中至少分别包括一名印度裔和一名马来裔候选人。这对于华人占主流的新加坡社会（华人、马来人、印度裔约占总人口分别为76%、16%和 6%，其他各种族占2%）而言，客观上有利于保证少数族裔的候选人更大可能地当选国会议员，避免候选人可能均为华裔所垄断。

2.内力自生――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中的新型动力。新加坡制度认同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问题，这就使得外力推动下的国家认同在“制度认同”这一中介环节出现了断裂，由于外力推动模式缺乏其他路径来推动实现国家认同，这使得原本的“制度认同破裂”极易导致“国家认同断裂”。毋庸置疑，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因此，新加坡政府开始转向了构建“我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价值观”的内力自生的国家认同动力模式。作为行政首长的李光耀也多次强调“新加坡人”这一概念，并号召大家作为新加坡人团结起来。[8]

由上图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外力推动下的国家认同必须经过制度认同这一中介环节，而内力自生则可直接实现国家的认同。当然，“内力自生”也并不是完全抛弃了“制度认同”的作用，而是着意使“文化认同”承担起主要职责，避免出现在外力推动模式下可能出现的国家认同断裂。

具体而言，所谓内力自生国家认同模式就是指个体经由内心的体认而产生的对国家的一种依归、顺从，这种认同不经中介而自然生成，是个体的一种主动心理活动。显而易见，这种内力自生国家认同模式必须获得个体主观上的对于国家的认可、遵从，也就是说必须使个体将国家归化为自己生存的家园序列，而不能是“浮萍般的暂住地”。这一过程需要国家获取个体内心最深处的认同，其中，最关键的是让个体能够产生同国家命运一体的认知、情感、意志。这无疑需要新加坡国民能够认同新加坡的历史、文化、价值观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等。

上述内力自生国家认同的基本要素在新加坡建国初期都是很难实现的。但是，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新加坡人民同政府一同创造了“新加坡奇迹”“亚洲四小龙”等一系列辉煌成就，使得国民在享受荣耀的同时获得了与新加坡政府共同奋斗的宝贵记忆。正是这充满奋斗汗水的历史记忆使得新加坡国民可以内生国家认同感，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力自生国家认同”的开始。之后，新加坡政府开始大力宣扬新加坡精神、新加坡价值观等传统文化，这使得新加坡这片土地上原有的东方元素再次复活，这一重生的文化力量同样为内生性的国家认同构建提供了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内生性的动力已成为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主导力量，但如同认同范式的转换一样，这种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制度认同等外力推动，其同样需要相应的制度支持，以此共同协力进行国家认同的构建。

三、从“共存”到“一体”：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中的使命转变

近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构建实现了巨大的突破，国内各种族间基本实现了和谐共处，各宗教也得以宽容共生，整个国家都处在相对和谐的状态之中。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出现了对外移民大增的趋势。[9]可以看出，新加坡在进行国家认同的构建中虽然通过制度性的强制力和有效的经济政策使得国内各种族、宗教以及文化团体实现了互益共生，然而，这一过程却没能生成“一体”意识。这就使得“作为历史上殖民化最完整的社会之一的新加坡”[10]没能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中最自主、最自信、最有认同感的国家。发展共同体意识，构建一体化的新加坡就成为了其国家认同构建发展的主要方向。

1.共存意识――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初级阶段。就国家认同的层次来讲，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共存，二是一体。一个国家在进行国家认同构建的过程中，应首先生存于这个国家，而后才可能同这个国家相融，以至一体。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道路就遵循着这样一种历史轨迹。上文已经就新加坡在住房、语言、教育以及政治参与等各方面的制度进行了介绍和解读，我们发现，新加坡初期国家认同构建的着眼点更倾向于使多种族的国民共生、共存于新加坡一国之中。例如，在新加坡的混合组屋计划中，新加坡不同种族的人被强制安排在一起生活，无论其是否愿意，其必须努力m应这种共居的生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初期的新加坡政府并没有采取使双方进行融合的策略，而只是努力使双方变得宽容，其目的仅仅是使各种族居民可以共同生存于同一空间之中；在语言政策方面，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英语，并把英语塑造成了“第一语言”，其目的也只是为方便国民沟通，而不是使全体国民将其视为新加坡人的语言、视为他们自己最爱的语言；在政治上，新加坡政府努力将国民政治活动限制在政府的管控之内，而不愿意太多调动国民的政治参与性。

无疑，新加坡在国家认同构建的初期较好地完成了共存意识的搭建，这种共存意识保证了新加坡在独立建国后能够有效地应对国内和国际的风云变幻，并为新加坡带来了经济的腾飞。然而，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对于政治权利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它们开始日益关注那些影响自身实际生活状况的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并希冀在现有政治制度框架下寻求更广阔的政治空间。但是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基础，多种族的国民虽然生活在一起，很难形成“新加坡人”的整体印象。不得不说，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加坡国民移民潮同缺乏这种“新加坡人”的想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就需要政府构建更为有效的国家认同策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由“共存”到“一体”的国家认同策略转变，即如何真正让每一个国民深切感受到自己是新加坡一份子的“新加坡人”教育。

2.一体意识――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进阶转型。一体意识是生存意识的进阶，是国家认同发展的高级阶段，相对于生存式的被动的国家认同，一体意识强调对个体主观的认同情感、认同意志和认同行为的唤醒，即个体自觉将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以至于整个生命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真正地将自己视为国家的一份子，将国家视为自己的国家。

在一体意识的构建过程中，新加坡在思想文化上有意复兴东方文化，重点宣扬“新加坡人”“新加坡价值观”；在政治上，新加坡逐渐放松了对社会团体、利益集团等民间机构的控制，赋予公民更多的政治自由和更为广阔的政治参与空间；在民生问题上，新加坡政府通过强化居民委员会职能，进一步丰富了新加坡组屋居民的文化生活，促进租屋内的居民更好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第一，复兴东方文化、儒家文化的活动。由于新加坡本身属于亚洲儒家文化圈，因此，20世纪后半期，新加坡政府开始注重对东方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应用，希望以恢复传统的方式来唤醒蕴藏在国民心中的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并以此凝聚国民意识，构筑属于新加坡自己的国民文化、国民精神，例如，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末在全社会进行的“礼貌月运动”“敬老周运动”“推广华语运动”[3]139等活动。

第二，放松政治管控，畅通公民参与的渠道和途径。在独立建国初期，新加坡为应对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和挑战，采取了威权主义治理模式，以期能够集中精力应对困境、发展经济。然而，面对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国民普遍的政治意识的提高，新加坡政府原有的统治策略面临着失效的威胁。基于此，新加坡政府主动适应民主化浪潮，放松了对政治的控制，进一步开放了国民参与政治的途径。例如，在学校，新加坡政府就鼓励学校开展政治辩论活动，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不同的政党、发表不同的政见，并展开讨论；在社会领域，新加坡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NGO、NPO组织，这些组织开始成为市民社会十分重要的力量，它们也逐渐能够为各自的利益对政党施压等等。[3] 163-165可以这么说，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国民感受到自己是新加坡的国民、自己是新加坡的主人，由此萌生出愈来愈浓厚的国家认同感。

第一，就思想领域来讲，要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即要在历史维度充分认识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业已形成了各民族交错杂居分布、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彼此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体多元格局。在现实和发展维度，要始终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自觉加强“五个认同”教育，加强民族团结教育，通过推动建立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通过文化嵌入、经济嵌入、社会嵌入和情感嵌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培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第二，就政治与社会领域而言，通过“放权社会”来实现“一体意识”的培养较为符合我国的国情。“放权社会”本质上是公共部门借助社会力量来解决日益庞杂的社会事务的一种治理方式，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一般而言，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让个体直接参与到既有的权力运作中来，例如听证会制度、公示制度等其他扩大公民政治与社会生活参与的活动；二是将权力下放，由其他治理主体进行运作，例如NPO、NGO组织的兴起。“放权社会”有利于使公民更多地参与政治生活，它增加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也提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联互通平台。无疑，它将有利于国家认同的构建。

第三，就教育领域而言，我们更多地应该考虑公平的问题，即通过公平地对待来让整个国民群体感觉到“一体意识”。我们要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更多地考虑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要进一步完善高考制度，使身份、需求、能力相同的人能够获得相同的结果。具体而言，就是要对教育领域内的活动进行三维的考量：一是要考虑平等原则，即受教育基本权利和机会的分配要平等；二是要考虑差异原则，即要使具有不同需求、不同能力的人获得不同的教育资源，实现他们不同的愿望；三是要考虑补偿原则，即要使教育资源的配置能够缩小受教育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并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予以补偿。[14]只有通过公平地对待受教育者，才能真正地让它们感受到自己归属于同一个群体。也只有这样，“一体意识”的构建才能真正实现。

结语

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呈现出一种“文化、内生、一体化”的策略倾向，这使得新加坡的国民统合得到了有效的实现。当然，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国情，这就决定了每一个国家在采取国家认同教育的过程中必然具有其特殊性。然而，这种特殊性绝非独立于普遍性之外。也就是说，新加坡的“文化、内生、一体化”的国家认同构建策略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五个认同”“三个自信”“三个离不开”的基础上，学习借鉴新加坡“文化、内生、一体化”的国家认同教育经验，以此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往交流交融教育研究，进而优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关键。

参考文献：

[1]J.A.Fishman. Language in sociocultural change [M].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191-223.

[2]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M].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1998∶3.

[3]李志东.新加坡国家认同研究（1965-2000）[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曹云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加坡的个案分析[J].东南亚研究，1996，（1）.

[5]马志刚.新加坡道路及发展模式[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426.

[6]John S.T.Quan. In search of Singapore’s national values[M].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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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秦秋霞.公民教育的边界――公民教育c相关概念的辨析[J].教育科学研究，2014，（2）.

国人通信范文第4篇

国外的个人信用评估系统

完善的个人信用评估系统是信用社会的基石。西方发达国家的个人信贷已非常成熟，这就得益于其已拥有完善的信用评分系统和信用管理系统。大家最熟悉的莫若美国的Fair Isaac推出的FICO评分系统了。

FICO评分系统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庞大的客户数据库和久经考验的科学评分系统。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信用得分，得分的依据来自社会各部门。信用信息的共享是这种评分系统得以存在和发挥效用的基础，这也是中国目前欠缺和亟需努力改善的方面。

FICO模型依靠五方面的信息评判客户，即客户偿付信用的历史纪录（35%）、客户已拥有的循环信用账户的数目(30%)、客户建立信用记录的时间差长短(15%)、其他非银行信用的使用状况(10%)以及客户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是否申请了过多的信用账户(10%)。

国内已存在的个人信用评估模型

虽然FICO模型非常完善，在实践中也久经考验，但各国有不同的文化渊源和国情特点，将别国模式照搬到中国，显然是不可行的。然而依照相同的思路，找出在中国国情下与信用水平相关的指标体系，据此衡量个人的信用得分，却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银行在实践中也是依据此原则操作的，只是过去更多凭借信贷员的个人经验和判断。而设立某种模板作为一个地区统一的实施标准，是近两年才出现的。那么中国的银行又把考核指标锁定在哪些项目上呢？（见表一）

该评分表总计100分，可以看到，由于中国目前信用记录缺乏，在FICO中占主导地位的与信用记录相关的因素，在中国的评分系统中多集中在第四部分，仅占20%。相比国外同行，我们更看重客户的客观信息，如婚姻、收入、财产等，更重视其还款能力，而客户的信用纪录，则是他的经济“硬件”还款能力和“软件”还款意愿的综合反映。当然，忽略还款意愿只是中国银行业的无奈之选，因为我国的信用管理体系还很不成熟，金融同业的数据共享刚刚实现，而银行业和其他部门信息共享的系统也还在建设中。

FICO系统中个人的信用得分是在大量信用记录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而国内的评分系统虽详尽，但分值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缺乏数据上的支持。

基于数据和计量结果的

个人信用模型研究

本文选取某商业银行截止到2006年底的8万多存量房贷客户数据，选用线形回归模型，试图找出可能影响违约的因素，进而完善信用评分表，在审批新贷款时给予更可信的指导。

综合研究多个因素对贷款质量的影响本模型试图找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因素来解释贷款的质量。我们使用国际通行的贷款五级分类来表示贷款质量，设定五级分类中的次级、可疑和损失为违约，而正常和关注均视为贷款状态正常。解释贷款质量的因素很难做到像评分表那样全面，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与贷款质量的关联性，构造了由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和收入作为解释变量的三因素模型。需要指出的是，结合银行通行的衡量月供额占收入比重的标准，回归模型中收入的数据由月供额的2倍来替代。而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也通过一定方法予以量化，其具体设置。（见表二）

可以看出，随着教育水平和家庭稳定性的提高，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的赋值逐渐加大。

回归结果显示：收入、婚姻状况和教育水平对于贷款质量的解释均很显著。其中，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与贷款质量成正相关关系，说明学历越高，家庭结构越稳定，贷款的质量越好，违约可能越小。这证实了我们的预期，也符合现行信用评分系统的设置。而收入与贷款质量则呈现负相关关系，就是说，收入越高，贷款的质量越差，违约的概率越高。这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但由于收入数据是由月供的2倍替代的，所以结果也可以解释为：月供越高的房贷客户，越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违约，比如收入的突然变动等。而可能性更大的原因是部分房贷客户为了获得高额贷款，捏造出高收入证明，导致贷款质量下降。所以银行审批贷款一定要严格审查收入证明的可信程度，比如对于一些自由职业的客户，对于其收入水平的认定，不能仅仅依据其提供的收入证明，还要实地考察，并结合其帐账簿和纳税情况等综合认定。

针对性地研究婚姻状况对贷款状态的影响回归结果还显示，婚姻的系数相比收入和教育更大，这说明相对于收入和教育，婚姻状况对于贷款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一些。这可能和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有关，中国人家庭观念重，婚姻和子女会让人们趋于安定，从而贷款的违约可能下降。

本文中，有效样本数为86399，违约数为970，所以样本违约率为1.12%。若以婚姻状况不同把样本分为离婚、未婚、丧偶、已婚无子女、已婚有子女和其他6个子样本考察，则各类人群的违约率将呈现巨大差异，具体数据见图一。

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只有已婚的两类人群违约率低于样本的平均违约率，已婚无子女客户的违约率是0.97%，比样本平均水平低了0.15个百分点；而已婚有子女客户的违约率更低得惊人，只有0.03%，仅是样本违约率的1/37。所以我们采取设定虚拟变量的方法，进一步考察结婚与否以及有无子女对违约率的影响。

首先验证结婚与否对贷款质量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结婚与否的确影响人们的还贷行为，已婚者更倾向于按时还款。

我们再验证有无子女对贷款质量的影响。回归结果证实：有无子女对人们还贷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已婚有子女的人是社会责任感最强的人群，所以他们在贷款的偿还上有优于其他各类人群的表现。

建立个人信用评估体系的建议

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对贷款质量的影响都显著为正，所以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婚姻状况的稳定，信用评分应逐渐增加。而计量中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经分析，可能是由部分客户（尤其是贷款金额较大的客户）收入稳定性差和收入证明不可靠造成，这提醒我们在评分过程中，要认真审查客户收入的稳定性和收入证明的可靠性并同时给出相应评分，以修正收入评分的偏差。

国人通信范文第5篇

1、首先需要打开手机，然后进入到微信官网手动解绑。

2、选择在微信页面右上角的“帮助与反馈”选项并点击进入。

3、在新打开的页面下选择“微信解除限制”选项然后进行点击打开。

4、输入要填写的号码，接着点击“发送验证码”，进入到的新页面输入验证码并确认，这样就可以解除限制了。

5、最好在解除限制后的24小时以后再登录，并在登录后建议立即更改违规的相关内容。

6、提示成功。界面上就会提示正在解锁中，等待一段时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