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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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故事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大小非，分离均衡，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全流通，并购重组，资本市场

一、研究背景

大小非的逐步解禁对我国的资本市场有着怎样的影响，业界和学术界众说纷纭。安信证券（2008）认为减持对市场的影响更有可能是通过"挤出效应"来体现的，减持对市场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效应"，减持规模的积累令投资者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担忧。

从长期看，陈晓升（2008）认为应该对大小非进行客观认识和估计，在享受了股改红利之后同样不应忽视股改的"下半场"大小非本身也是市场的一部分，有自身的话语权。我们也于2008年初撰文从托宾Q理论的角度对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套利进行了分析，本文正是基于这种套利观点，进而通过博弈论讨论这种行为为后市场带来的主要的变化：市场分化将逐步加速，出现一批业绩优良有较好发展前景的蓝筹股和大量的廉价的"仙股"分化并存的现象。

二、非流通股股东与现存流通股股东的博弈模型

（一）模型的假定与说明

将A股的上市公司分为优质公司和劣质公司两类，其中具备以下两条件的为优质公司：（1）遵循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无套利的定价。（2）在所属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业绩优良、红利优厚、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公司。否则，为劣质公司。

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指出，大股东在二级市场的交易行为就会透露出关于公司状况（博弈论中的类型）的信息（博弈论中的信号）。那么，普通投资者就可以通过观察那些交易信息来判断公司的情况（类型）。在模型建立之前，对基于此理论建立的模型进行了下述假定：首先，假设非流通股股东拥有信息优势，对于公司股价是否合理、公司是否优质具有较多的信息。而市场流通股东较少地知道公司的真实经营信息，不能简单地观察出公司的优劣，他们主要观察大小非股东的减持与否来大概地推断有关公司的信息。这种情况极大地增加了现存流通股东预期的不确定性，进而形成市场的恐慌和低效率。其次，按照初步测算的2008年6月中旬A股加权平均动态市盈率20多倍左右来看，优质公司的大小非解禁对市场的冲击理论上来说是有限的，优质公司的大小非减持并不存在明显的套利机会，这个阶段的错误定价反而可能带来投资的机会以及并购的机会等。而劣质公司的重置成本很低，所以，取得股票的成本会成为左右他们是否减持的决定因素之一。劣质公司的大小非减持会显著伤害到现存流通股东的利益，打击市场信心。再次，模型中假设非流通股股东先行动，流通股股东总是观察非流通股股东行为后行动。

（二）模型的建立

同居故事范文第2篇

    许劲松认为，武城县公安局作出的不能认定交通事故的结论与现场事实不符，武城县公安局没有履行法定职责。遂向武城县人民法院提起交管行政确认诉讼，要求撤销武城县公安局作出的《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

    被告武城县公安局辩称，其下属的武城县交警大队对此次事故已经进行了处理，并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5条规定“道路交通中发生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经公安机关调查不能确认是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违章行为造成的，其损害赔偿纠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作出了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的结论，这本身就是履行法定职责，不存在不作为的情况。

    [裁判要点]

    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武城县公安局具有处理交通事故的法定职责，其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5条之规定作出《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属法律适用错误，于2003年11月12日一审判决：撤销武城县公安局作出的《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限其在十日内重新履行法定职责。

    被告武城县公安局不服一审判决，以其所作出的《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属技术责任认定、不具有可诉性为由，提起上诉。他们还认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也就是说，只有过失才能构成交通事故，而本案是武城县卫生防疫站的执法人员故意追车所造成的，不属于交通事故，因此请求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定，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点评]本案争议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车辆相撞事件是否属于道路交通事故

    该案中，机动车辆驾驶人员均经考核取得驾驶资格，故其对道路交通法规、规章是明知的，违章行为对任何驾驶员来说都有故意性，其对损害后果的认知态度则成为判决一个交通事件是否是交通事故的关键。追车事件中，被追方为逃避卫生行政管理，高速逃逸；追赶方为严格行使权力，高速驾车追赶。双方均应知道自己高速行车的行为是不应当采取的违章行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损害后果却没有预见，或者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损害后果却轻信能够避免，故而双方对损害后果的态度是一种过失。如果双方知道自己的行为必然会发生这种损害后果，公安机关也不会通知各方当事人去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而应以刑事案件立案侦察了。因此，该撞车事件应认定为道路交通事故。

    （二）武城县公安局的《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是否具有可诉性

    武城县公安局在作出的《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中未对本次事故中各方当事人的责任作出技术认定，故该通知不属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范畴；该通知还从程序上驳回了当事人要求作出责任认定的请求，直接影响了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应当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

    （三）武城县公安局作出的《不能认定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5条是针对不能确定各方当事人的违章责任的情况，所规定的解决纠纷方式，不能作为是否属于道路交通事故的判决依据，故武城县公安局据此认定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是不正确的。

同居故事范文第3篇

成绩查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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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学校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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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故事范文第4篇

一、中国古代车的起源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国家之一，相传黄帝时已知做车。但由于车是一种形制较为复杂的交通工具，所以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期，它的发明，不仅不可能是一人所为，而且也不可能是一日之功，在其创制之前，必然还有一段漫长的萌发和完善过程。轮是车上最重要的部件，“察车自轮始”（《考工记》）；因此，轮转工具的出现和使用是车子问世的先决条件。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随着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创制出许多轮转工具，如纺线用的纺轮，制陶用的陶车和琢玉用的轮形工具等等。纺轮出现的时间最早，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七千多年）遗址中就发现了它的踪迹。(1)继纺轮之后，陶车出现了。山东、河南、河北、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都出土了轮制陶器，(2)这标志着陶车在当时已普遍使用，其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某些自然现象，也给古人以启示，“圣人见飞蓬转而知为车”（《淮南子?说山训》），“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续汉书?舆服志》），“蓬”，指蓬草，“转蓬”，即蓬草团随风旋转。古人运送物品，最初主要靠背负肩扛或手提臂抱。进而采用绳曳法，即将绳子系在物品上用人力拉曳。但这种运输方法，物体着地面积大，因而磨擦阻力很大。为减少磨擦，后来利用树枝为架，两杈之间绑以横木，横木触地，其上载物，即所谓橇载法。但是这种木橇在平滑的地面上行进，还比较省力，如遇颠簸不平的路面时，仍很费力。古人进而把圆木垫在木橇之下，借其滚动而移动木橇。这种圆木与木橇的结合，可以说是车的雏形，装在木橇下的圆木可以视为一对装在车轴上的最原始的特殊形式的“车轮”，其车轴的直径恰好等于车轮的直径，而且两者是一个整体。这种车轮的出现，是人类在更高的阶段上对轮子的功能的利用。因为陶轮仅在转动中带动泥坯作回旋运动，而车轮则在滚动中减轻了车子对地面的磨擦，因此，陶轮这一类轮转工具可认为是车轮的前驱。在古代西亚美索不达米亚苏末（Sumer）部族生活过的地区的岩画中，就有在一个木橇底下加上两个圆点的运载工具图形。这两个圆点就代表着圆木。(3)这种原始车的图形虽然在我国目前尚未发现，但可以推论，我国古车也必然经历过类似的演变过程。由于圆木触地面积仍然较大，滚动时要以人作原动力，靠杠杆撬动，依然很费力，于是人们便缩小车轴的直径，以减少圆木的触地面积。最初的车轮和轴是固定的，轴与车辕之间有一个滑动槽，轴在滑槽中转动，车轮就随着车轴滚动。车轮是一对用圆木砍制成的没有辐条的圆盘，后来为了不受圆木直径大小的限制，改用木板拼接，这种圆盘式车轮在古代叫作“辁”。(4)有了车轮，车的创制就成为可能的事情了。利用车轮滚动而行，减少了车与地面的磨擦，既省人力，又可多载重物，还可以长途运输。车的问世，标志着古代交通工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

二、商至秦的独辀车

《史记》记载，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相传夏代还设有“车正”之职，专司车旅交通、车辆制造。当时有一个叫奚仲的人，就曾担任过夏朝的车正，在其封地薛（今山东滕县）为夏王制造车辆，并“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续汉书?舆服志》）。可以推测，车子在夏代已相当普遍。虽然夏代车的实物至今尚未见到，难言其详，但从有实物可考的晚商的车制已较为完备这点来看，上述的推测是合乎事物由简到繁的发展顺序的。 到目前为止，我国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车形象和实物均属商代晚期，即公元前14世纪前后。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车”字作（《甲骨文编》卷十四）、（《商周金文录遗》二三吊车觚），是车的象形字。车的实物，在河南安阳殷墟先后发现了十八辆，(5)由于深埋地下，年深岁久，出土时车子的木质结构已全部腐朽。考古工作者根据黄土中保留下来的朽木痕迹成功地对它们进行了剥剔和清理，经过复原，使距今三千多年的商车完整地再现在人们面前。（图1）综合这十八辆车的资料可以看出，商代的车子都是独辀（辕），辐条多为18根，车厢平面为长方形，面积较小，一般为0.8×1.3米，通常可立乘二或三人。衡多为长一米左右的直木棒，衡的两侧各缚一人字形轭，用以架马。从商代车马坑中大都埋一车两马来看，商代的车大多为两马驾辕，至商末周初始见四马驾车。

以上资料表明，至商代，我国古代造车技术已相当成熟，商代的车基本上具备了汉以前独辀车结构的大致轮廓。在其后的一千多年中，独辀车虽然多有改进和发展，但从总体结构上讲，还没有突破商代独辀车的形制。继商车之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车实物在考古中也多有发现，如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房山琉璃河、甘肃灵台白草坡、山东胶县西奄陆续发掘了西周的车；在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了春秋的车；在河南洛阳中州路、辉县琉璃阁、河北平山中山国墓葬中也先后发现了战国的车。这些都为人们了解周代的车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从形制上看，周代的车与商车基本相同，但在结构上却有所改进，如直辕变曲辀，直衡改曲衡，辐数增多，舆上安装车盖。在车马的配件上也更加完备，增加了许多商车上所没有的零部件。如车轐、铜銮、铜輨、铜。为求坚固，在许多关键部位都采用了青铜构件，如变木辖为铜辖，轭上包铜饰，并有一套用铜、铅、金、银、骨、贝和兽皮条等材料制成的饰件和鞁具，制作精美，名目繁多。驾车的马也由商车的二匹增加到三匹、四匹、甚至六匹。车驾二马的叫“骈”，车驾三马的称“骖”，车驾四马的名“驷”。《诗?大雅?烝民》：“四牡骙骙，八鸾喈喈”，四牡，即四匹公马，其中驾辕的二马叫服马，两旁拉车的马叫骖马。车驾六马为“六騑”。周车以驾四马为常，因此，周人多以“驷”为单位计数马匹，又因先秦时经常车马连言，说到车即包括马，说到马也意味着有车，所以，“驷”也是计数车辆的单位。《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就是说齐景公有一千辆车和四千匹马。四马加一车称为“一乘”，说到有多少乘，也就意味着有多少组与之相应的马。“元戎十乘”（《诗?小雅?六月》）即指战车十辆，马匹四十。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独辀车发展的鼎盛时期，流行了上下近千年。这一时期的车，在构造和装饰方面远比商代车坚固、豪华，可以说已达到完美阶段。尽管已出土的周代的车多已腐朽，但如根据车上保存下来的铜车器和车饰，把一些年代接近、结构相当的车的部件和饰件综合装配在一起，就可以组装出一辆在形制和尺度上比较准确的周代车子。虽然它并不是某个车马坑或墓葬里的完整车子，但它却再现了周车昔日的风貌。（图2）

构成周车的主要部件有：

辀 驾车用的车，为一根稍曲的圆木，长一般在2.8—3.2米之间。《左传》隐公十一年：“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即指这种高而曲的车辀。辀和辕是同义词，其区别是单根称辀，双根叫辕。

衡 辀前端一根用以缚轭驾马的横木。周代车衡为曲衡，长度达2.5米。衡的正中部位装有“U”字形或桥形钮，缚衡的革带（即“”）穿过钮将衡系结于辀颈之上。衡的两侧还装有四个“U”字形铜环，名，用以穿马缰绳。

轭 驾马的人字形叉木。外表全部或局部包铜饰，轭首系在衡左右两侧，轭脚軥架于服马颈上。骖马的轭不缚在衡上，而是直接架在马颈上。

銮 装于轭首或上的铜制车饰物。其下部为方銎座，上部为扁球状的铜铃，铃上有放射状孔，内含弹丸。车行时振动作响，声似鸾鸟齐鸣，所以也可以写作“鸾”。一般车子只在轭首上装銮，共计四銮。高级的车子则除四个轭首上装銮以外，车衡上的四个轭顶也各装一銮，共为八銮。

车厢 又称“舆”，是乘人的部分。周车的舆较之商车的舆要大，一般能容乘三人。车厢平面皆为横置长方形，即左右宽广，进深较浅，车厢四周围立栏杆，名车軡。构成车軡的横木叫轵，竖木名。车厢后部的軡留有缺口，即登车处，叫。车身上拴有一根革绳，供乘者上车时手拉，名绥。贵族男子登车要踏乘石，妇女则踩几。车厢左右的軡因可凭倚，故又称輢。在立乘时，为了避免车颠人倾，在两边的輢上各安一横把手，名较，形如曲钩。车厢前端置一扶手横木，叫轼。这种横木，有的车三面皆有，形如半框。行车途中对人表示敬意即可扶轼俯首，这种致敬动作也叫作“式”。车厢底部的四周木框叫轸，轸间的木梁称桄，桄上铺垫木板，构成舆底，名阴板。阴板上再铺一块席子，名车茵。早期茵席为苇草编织，晚期则用锦类丝织物编织而成，豪华的车则以兽皮辅垫。讲究些的车，舆上还立有车盖，形似雨伞，因此又称伞盖，用以遮阳避雨。

轴 用以安轮的圆木杠。《说文?车部》：“轴，持轮也。”横置在舆下，固定方法是在舆两侧的轸与轴交接部位，各安一块方垫木，名轐或輹，因为其形状像伏着的兔子，所以又叫伏兔。用革带缚结，以防舆、轴脱离。轴外为车毂，毂外的车轴末端套有铜车軎（即）来固轴阻毂。軎呈圆筒状，上有穿孔，用以纳辖。辖俗称“销钉”，铜制，上端铸以兽首或人像，约三四寸长。车轮贯在轴端上，为防其外脱，就要用辖插入軎孔里。辖是古代车上关键的零部件之一，没有辖，车就不能行驶，故为保险起见，辖端还有健孔，以穿革带，缚牢防其脱落。

轮 多用坚木制成，轮径多在1.4米上下。由毂、辐、辋等部件组成。毂是车轮中心有孔的圆木，中心孔名壶中，用以置轴。为了美观，毂上刻画有各种纹饰，称篆。由于毂是车轮上最吃力的部件，所以在其上加装金属饰件，用以固毂，套在毂两外端的铜帽名輨，嵌在毂壶中的金属管称辋。车轮的外圆框，是用两条直木经火烤后揉为弧形拼接而成。因此弯木称，两的接合处凿成齿状，以求坚固，所以辋又叫牙。牙边还装有铜鍱（牙），其上有孔，以细皮条穿绑，遂使牙木互相接牢而成一圆轮。毂与牙构成两个同心圆，其上均有榫眼，名凿，用以安辐。辐是接连毂和牙的木条，近牙一端较细，称骹，接毂一端较粗，名股。插入牙凿的辐榫叫蚤，装入毂凿的辐榫名菑。每个轮的辐条数按文献记载是“三十辐，共一毂”（《老子》），但从考古资料看，周车轮辐数，早期（西周）在18至24根之间，晚期（战国）除少数车达到30根以外，大多数轮辐仍是26根。

毂、辋、辐是车轮的基本部件，而车的质量好坏就在车轮，所以对它们的质量要求很高。相传古人制毂用杂榆木，制辋用枋，制辐用檀木。周车除了毂牙和辐、辀和轴等部件的组合是采用榫卯结构以外，大多数零部件的组合还是利用兽皮革带缚扎。这些革带也有自己的名称，如缚衡辀的革带名；缚轴、轐舆的革带称；缚轭、衡的革带叫等等。缚扎之后，其上涂胶，胶干后再髹以黑漆，这样就可使各零部件之间的结合更加坚固牢靠。

由上述情况可知，我国古代独辀车的形制至周代，已日臻成熟和完善。制造一辆车，已不是一二个人所能胜任的事了，而是需要多工种的合作，经过大小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因此制车业已成为当时集大成的综合性手工业生产部门，制车水平也是当时生产水平和工艺水平的集中反映。

《考工记》称，造车的工匠为“车人”，车人又有分工，制造车轮和车盖的叫“轮人”，而轮人之间也有分工，先制成毂、辐、牙的所谓“三材”，然后“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即一些制轮工匠先各自按分工制成“三材”，最后由技术最高的工匠将它们组装成车轮。另外，“舆人”负责制车厢；“辀人”专管制曲辀；“鞄人”则为“攻皮之工”，制做各种缚扎车部件的革带和马的鞁具。其它如“攻金之工”，负责铸造各式铜饰件，“设色之工”负责绘画纹饰、髹涂油漆。可见一车之成，是经过木工、金工、皮革工和漆工等精细分工、集体劳动的结果。所谓“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正是对当时制车业的真实写照。周代马车性能之优越、结构之合理、做工之精巧、装饰之华丽，在同一时期的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在周代，马车已不仅是王公显贵出行游猎时的代步工具，而且也是战争中的主要“攻守之具”（《六韬?虎韬?军用第三十一》）。为了掠夺他国的人畜和土地，各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争战。当时各国军队的主力是战车兵，军事编制是以战车为主，攻防的主要手段也是战车。所以，拥有战车数量的多寡，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当时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之说。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也是为了赢得战争，各国都把先进的制车技术运用到制造战车上，于是各类战车应运而生，一度成为时代“骄子”。

战车，按用途不同，可分为几个类型，如戎路，又称旄车，以车尾立有旄牛尾为饰的旌旗作标志，是一种主帅乘坐的指挥车。轻车，也称驰车，用以冲锋陷阵。阙车，补阙之车，即用于补充和警戒的后备车。苹车，苹同屏，车厢围有苇草皮革，以为屏蔽，作战时可以避飞矢流石。广车，一种防御列阵之车，行军时用来筑成临时军营。这些战车统称“五戎”，观其用途只有三类，第一为指挥车，第二为驰驱攻击的攻车。攻车是三代时战车的主要车种。第三是用于设障、运输的守车。这些战车的形制同上，只是为挥戈舞剑之便，将车盖去掉。另外有的还在车轴两端的铜軎上装有矛刺，以便在冲锋陷阵时刮刺敌方的步兵。战车皆立乘，乘员是三名身着盔甲的车兵。一名甲士，为车长，称“甲首”，因其位在车厢左侧，所以又名“车左”，职责是持弓主射，同时指挥本战车和随车步行的“徒兵”，或驱车冲杀或屯车自守。另一名甲士，位在车右，因此名“戎右”，其任务是披甲执锐，直接与敌方厮杀格斗。如车遇险阻或出故障，他必须下去推车和排除故障。另一位是驾车的驭手，称“御”，位居车中，作战时只管驭马驾车。马车装备的武器有远射的弓矢，格斗的戈戟，自卫的短剑和护体的甲胃与盾牌。主将所乘的旄车，还要设置“金”（即钲）鼓和旌旗。主将或鸣金或击鼓，以指挥所有战车的进或退。旌旗标明主将所处的位置，它的树立和倾倒成了全军胜败存亡的象征。每辆战车还配备十几名步兵（后来有的增到七十二人），称“徒兵”，分列在车两边，随车而动，配合作战。作战时，每五辆战车编成一个基层战斗单位。车战时，战车先呈一线，横列排开，“五车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六韬?犬韬?均兵第五十五》），使各车之间保持适当的间隔距离，既防敌车冲阵，也使各车互不妨碍。先秦时期，曾发生过大小无数次的车战，对这些戈戟如林、车马交错的车战场面，文献中多有记载，其中以屈原在《楚辞?国殇》中的描绘最为形象和悲壮。马拉战车速度快，南征北战，进退神速，从而增强了军队的机动性；长短齐备的青铜兵器和完善的防护装备，发挥了当时武器的最大威力；战车上置鼓建旗，可充任指挥中枢，方便了各车之间的通讯联络。所以说战车是当时军事装备技术的集中体现者。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战争已由过去的“中原逐鹿”扩大到北方山地和江南水网地区，适于平原作战的战车已难以施展其冲锋迅速，攻击力大的特长。“毁车以为行”（《左传》昭公元年）的事时有发生，因此战车的地位开始下降，随着步兵地位的提高和骑兵的出现，战争开始由车战向以步、骑拼杀为主的形式转变，于是战车逐渐失去了“天之骄子”的宠位。汉代以降，曾盛极三代的战车和车战终于被淘汰了。先秦时期，马车分两种类型，即立乘与坐乘，但至今考古所发现的先秦的车实物除舆有大小之分外，形制大同小异，均属于立乘的“高车”，即战车，而坐乘的安车尚未有实物发现。1980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的车马坑中发现了两乘彩绘铜车，八匹铜马，两个御车铜俑。(6)其中一辆（简报上称二号铜车马）的辔绳末端清楚地标有“安车第一”四个字，说明该车当是安车模型。这一非常发现，在先秦时代的坐乘车实物出土之前，无疑成为人们研究先秦坐乘车制的最直接的实物资料。二号铜车马处处仿照真车马制造，其大小尺寸，均是真车真马真人的二分之一。车的形制仍是先秦时独辀车的形制，但车舆呈凸字形，分前后两室，前室为御官俑驾御处，俑为跽坐姿态，双手执辔御车，后室则是车主人乘坐处，全车通长3.28米，高1.04米，总重量达1800公斤之多，车马整体是用青铜铸造，共有3400多个零部件，车马上竹、木、丝、革等质料的部位，也全部用金属逼真地仿制出来。车马通体施以彩绘，为变体龙凤纹、云气纹、菱形纹等图案，线条流畅，极富立体感，犹如镶嵌一般，将车装点得富丽堂皇，华贵典雅。制造这辆车马采用了铸、銲、铆、镶嵌、錾刻、冲凿、错磨等工艺，充分体现了秦代的冶金铸造技术的高度水平，也反映了秦代制车业的高超技术。该车可以说是古代独辀车制造技术的最辉煌的成果和集大成的代表器物。由此车可以看出，立乘车与坐乘车的最大区别在车舆形制不同。立乘车，车舆浅小，呈横长方形，置于车轴之上，四周围以栏杆，后留缺口而无车门，上不封顶，只立车盖。而坐乘车的车舆宽广，呈纵长方形，如二号铜车马，舆纵长1.24米，横宽0.78米。四周屏蔽，上封顶，后设车门。考察该车的形制和装饰，可以窥见先秦乘坐的安车之一斑。独辀车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始创、完善、极盛几个发展阶段之后，在秦、西汉初期便逐渐衰落下来，随着双辕车的崛起，独辀车终于为岁月所湮灭。

三、汉代的车

西汉是双辕车逐渐兴盛的时代。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后，独辀车逐渐演变为双辕车。但这一演变究竟始于何时？文献中不见记载。从考古资料看，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晚期。在河南淮阳马鞍冢战国晚期墓葬的1号车马坑、(7)甘肃秦安秦墓中，(8)均发现有驾一马的双辕车。另在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漆卮上也绘有驾一马的车。(9)陕西凤翔秦墓中还出土了陶制的双辕牛车模型。(10)这些均可视为是双辕车的滥觞，从而开两汉车制大变革之先河。西汉武帝以前，独辀车尚与双辕车并存，及至西汉中晚期，双辕车开始逐渐普及，东汉以后便基本上取代了独辀车。这一变化过程，从考古发现的西汉晚期与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和汉墓壁画上有大量双辕车形象这一点上，可得到证实。双辕车的结构，除辕变为两根外，其它各部位与独辀车基本相同。双辕开始仍为上扬曲身的形式，为防止车辕折断，往往在车辕中部到轭軥之间加缚两根木杆，以加固车辕，后来逐渐演变为平直的形式。双辕车的出现，改变了独辀车至少系驾二马方能行走的局限，使单马拉车成为可能，从而使我国古代车由驷马高车进入了单马轻车的发展新阶段。汉车总的说来可以分为三大类：小车（马车）、大车（牛车）和手推车。“小车，驾马，轻小之车也”（《释名?释车》），源自先秦时的驷马车，只是将单辀变为双辕，其结构也较简单。在汉代，军队的编制除步兵外，骑兵就是最主要的军事力量了。武帝时，三次出兵北疆，抗击匈奴，每次仅精骑就达十万之众。大量的马匹被征以为军用，而作为日常乘行的拉车用马则受到严格控制。基于这一社会原因，再欲用驷马拉车便很困难了。所以人们不得不借助改造车的形制来寻求解决的办法。双辕驾一马的小马车，或许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并很快得以普及发展。

在汉代，双辕马车因乘坐者的地位高低和用途不同，又细分为若干种类。结合出土的汉车实物、模型以及形象图，与文献记载对照，现能确认的有：斧车、轺车、施轓车、轩车、軿车、辎车、车、栈车等。

斧车 一马拖乘的兵车，因其舆中间竖立一柄大钺斧，故名。甘肃武威雷台汉墓曾出土一辆铜斧车模型，车舆正中插立一柄铜钺斧。(11)斧车因自重减轻，也称轻车。从汉画像砖中的斧车形象看，可乘坐二人。据《续汉书?舆服志》记载，县令以上的官吏，出行时都加导斧车。可知斧车只是一种由兵车演化来的仪仗车。官吏出行时，用以壮威仪、明身份。

轺车 也是一种轻便快速的小马车。（图3）《释名?释车》说：“轺，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其形制渊源于战车。汉初时轺车还是立乘，后来改为坐乘，一车可乘坐二人，御者居右，官吏居左，因车四面空敞，就是坐在车内也可以随意极目远眺。轺车一般系驾一马，但也有驾二马的。因轺车结构简单，快马轻车，因此为一般小吏出外办理公事或邮驿传递公文时乘坐的马车。

施轓车 是由轺车发展来的一种马车，所谓“施轓”，即在车舆两侧（即輢）加置长条形板状物，“板”的上沿向外翻折。这种呈板状物的“轓”，用竹席或皮革制成，附加在舆两侧以遮挡车轮卷起的尘泥，因此“轓”又有“屏泥”、“车耳”之称。施轓车是中、高级官吏出行时坐乘的轻快主车。为体现等级差别，当时规定六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只准“朱左轓”，即将左边车轓髹以红色。二千石的官吏方允许“朱其两轓”。车前多驾二马。

轩车 是汉代供三公和列侯乘坐的轻便马车。车舆两侧用漆或加皮饰的席子作障蔽。据山东沂南出土画像石中的轩车形象，可知轩车的形制与双辕轺车近似，只是舆两侧的障蔽高大，人坐在车中，只能望见前后的景物，而两旁却因遮挡，不能外窥。

軿车 一种带帷幔的篷车。双辕单马，方形车舆，四面施以帷幔，成“四面屏蔽”状。车盖硕大，且四边稍稍上卷，呈盔帽形顶。车门改在前面，舆内仅容一人，御者坐在车舆前的轼板上。軿车是妇女乘坐的车。

辎车 也是一种双曲辕驾单马的带篷车，其形制和軿车基本相同，略有不同的是车门设在车舆后面，车辕较长，直伸到车舆后边，以供乘者上下时蹬踏之用。它是一种适于长途旅行乘坐的车，既可载行李，夜间又可卧息车中。一般辎车和軿车可并称“辎軿”。辎、軿车在汉代都是极为舒适而又装饰华丽的高级马车，专供贵族妇女乘坐。

车 是普通的载重货车，也可坐人。（图4）其形制与驾牛的大车基本一致，但挽车的牲畜却是马。它和牛车同属一类，官吏车马出行时，从其后作为行李车，所以在马车中，这种车是比较简陋的。车的模型或形象图，在考古资料中常有发现。1975年在贵州兴义东汉墓中出土了一辆铜车模型。(12)其形制更接近牛车。这种车大量为当时地主、商人所用。

栈车 栈，又写作轏，是以竹木条编舆的篷车。《说文?木部》载：“栈，棚也，竹木之车曰栈。”这种车的形制是车舆较长，其上为卷篷（蔑席），前后无挡，双直辕，驾一马，既载人又拉货，为民间运货载人之车。

汉代马车的种类复杂、名目繁多，除上述几种车外，见于记载的还有皇帝乘坐的玉辂、皇太子与诸侯王乘坐的王青盖车、皇帝亲耕时乘坐的耕车、仪仗中载乐队用的“鼓吹车”、“金钲车”、乐舞百戏中的“戏车”、行猎用的“猎车”、丧葬用的“辒辌车”、载猛兽或犯人的“槛车”等等。尽管类型众多、名称各异，但如果就乘者的姿势而言，还可以把所有的车分为站乘的高车、坐乘的安车两大类。西汉初，乘车时还讲究扶轼俯首之礼，保持端正的姿容，因此多立乘高车。至西汉中期后，统治者讲究舒适、享受，坐乘安车才渐成风习。东汉以后，就无车不坐乘了。由于当时“贵者乘车，贱者徒行”，所以出门乘车与否标志着人的身份的尊卑。而乘何种车，有多少导从车及骑吏，又是乘车者官位大小的象征。汉代的车舆制度始创于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以后继位的皇帝又都陆续增补修定，于是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复杂的乘车制度。如上所述，不同等级的官吏都有相应的乘车。这些车虽名称不同，但实际上形制基本相似，有差别的只是构件的质地（金、银、铜等）、车马饰的图案（龙、凤、虎、豹等）、车盖的大小和用料（布、缯等）、车篷的形状、用料以及驾车的马数量的不同而已。另外，除大小贵族和官吏本人乘坐的主车外，还规定了导从车和骑吏的数量。如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前有三辆导车，后有两辆从车。三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二人；骑吏皆骑马、带剑持棨戟为前列开道。总之，乘坚策肥，前呼后拥，是贵族官吏们表现其地位和权势的绝好机会。所以，车马出行成了统治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已发掘的汉代画像石墓内多有反映车骑出行的石刻画，史书中也不乏类似的记载。汉代交通发达，除乘人的马车以外，载货运输的牛车数量也大量增加。牛车自古就有，因牛能负重但速度慢，所以牛车多用以载物。因其车厢宽大，又称大车、方厢车。牛车最初是商贾们用来载货贩运的运输车。古代中国历来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因此自古重农轻商，商人虽富，但在政治上却无任何地位，被划归为“庶民”、“小人”之列。在崇尚马车、以马车明尊卑的时代，乘牛车被视为是件“卑贱”的事。所以，大小奴隶主贵族死后，随葬品只用马车，而绝对不用牛车。至今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有随葬的牛车坑，大概正是这个缘故吧。这种重马车、轻牛车之风至秦汉犹存。因此，汉初“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一事，被史学家认为是一种反常现象而载入史册。汉代车舆制度曾明确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续汉书?舆服志》），所以牛车在汉代就成为商人们运货载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了。不少富商大贾拥有成百上千辆的牛车。汉代牛车的模型多有出土。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牛车模型，形制为双辕，双辕前端缚一半环状槅（即牛轭），槅驾一牛。轮较小，低于车厢，辐十支。长方形车厢，后有栏板，略高于边栏，上有横杆，车厢前空无栏，上坐一“驾车奴”，手执赶牛棒御车。武威另一处汉墓（磨咀子）出土的木制牛车模型与雷台铜牛车形制一样，只是车厢前有栏板。由此可见，汉代牛车与今大车略同。汉代牛车由于采用直辕形式，所以支点较低，在平地上行车时远比曲辕的马车平稳安全。加上辕直，制做时便可选用较粗大的木材，提高了车辕的坚固性，而无须像马车那样附设加固杆。汉以后，人们坐车不求快速，但求安稳，于是直辕的优点渐渐显出，直辕车开始盛行，而曲辕车渐渐被淘汰。无论是乘人的马车或载物的牛车，皆须在较宽敞的道路上行驶，而不适于在乡村田野、崎岖小路和丘陵起伏地区使用。因此在西汉末东汉初，一种手推的独轮车在当时的齐鲁（今山东）和巴蜀地区（今四川）出现。四川成都汉墓的画像砖，四川渠县燕家村、蒲家湾汉代石阙，山东嘉祥汉武梁祠的“董永故事”画像石上，都有独轮车的形象。独轮车的特点是，结构简单；两个把手前端架置一轮，把手间以横木连接，形成一个框架，其上或坐人或置物。轮两侧有立架护轮，行车灵活轻便；一般只一人推动，或加一人在前面拉，载人载物均可。在狭窄之路运行，其运输量比人力负荷、畜力驮载大过数倍。这种手推车在汉代并不叫独轮车，而是称“爃”（音茕）。《说文?车部》曰：“爃，车揉规也，一曰一轮车。”这大概是对独轮车的最早记载。以后又有“鹿车”之称。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中说：“鹿车窄小，载容一鹿也。”据专家考证，应劭一说，实为望文生义的解释。汉代井上汲水多用辘轳，属一种轮轴类的引重转动器，而这种手推车就是由一个轻便的独轮向前滚动，形似“辘轳”，所以称其为“辘车”。此说更为合理。(13)至于“独轮车”之名，要晚到北宋时沈括写的《梦溪笔谈》一书中才看到。相传三国时蜀相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以运输粮草。“木牛流马”是从汉代的辘车改制而成的。“木牛”即指辘车，不用牛马也能行车，好像一头不吃草的牛，“流马”意即独轮转动灵便，运行轻快，如同能流转疾奔的马。辘车起源于穷乡僻壤之地，自然使用者也是广大的劳苦大众。另外，当时一些贫寒文人或落魄之士，因无资格乘马车，于是坐这种辘车。独轮车是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它以自身经济而实用的长处，历二千余年而未绝迹，至今在我国一些山区或边远乡村中，各种式样的独轮车仍在使用，尽管它们的名称各异，但形制却相差无几，可以说都是渊源于汉代的辘车。据考证，在欧洲出现独轮车已是离汉代一千年以后的事了。

四、两晋南北朝至唐的牛车

汉代乘坐马车，礼仪繁缛，要受许多所谓“乘车之容”、“立车之容”等条规的限制，乘者必须时刻保持着君子风度，而不能随心所欲。这些对汉代以后兴盛起来的士族阶层确实是件使人拘束的事。于是他们开始把喜好转向牛车。

牛车行走缓慢而平稳，且车厢宽敞高大，如稍加改装，在车厢上装棚施幔，车厢内铺席设几，便可任意坐卧，这对于养尊处优、肆意游荡的士族大姓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所以，魏晋以降，牛车逐渐得到门阀士族的青睐，乘坐牛车不仅不再是低贱的事，而且已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了。特别是东晋南渡以后，江左牛多马少，也是牛车兴起的原因之一。

据记载，晋元帝继大统之后，始造大辂，由于马匹缺乏，改驾六马为四马。其后皇帝喜乘牛车，大臣们自然竞相仿效，辅佐晋元帝即位的王导，以丞相之尊，也乘坐“短辕犊车”。乘牛车也和乘马车一样，有上下等级之分。诸王乘犊车，因以云母饰车，故又叫“云母车”。这是一种带屏蔽、驾八牛的豪华牛车。三公有勋德者乘“皂轮车，驾四牛，形制犹如犊车，但皂漆轮毂，上加青油幢，牛丝绳络”。诸王三公还可并乘通幰车，“驾牛，犹如今犊车制，但举其幰通覆车上也”，幰，即车上的帷幔。“通幰”，即在牛车顶上自前到后悬挂的一张大帷幔。一般大臣乘油幢车，“驾牛，形制如皂轮（车），但不漆毂耳”。（以上几条均见《晋书?舆服志》）及至南北朝时，牛车更是日益风行。北魏皇帝出行时乘坐的大楼辇，要“驾牛十二”（《魏书?礼志四》）。可见北朝使用牛车之盛，比两晋有过之而无不及。北朝如此，南朝亦不逊色。正是由于士族大姓贪求舒适，醉心享受，各种高级牛车便迅速发展起来，以致车速快、舆敞露，属于汉代轺车系统的那类马车乃完全绝迹。甚至郊野之内，满朝的士大夫“无乘马者”（《颜氏家训?涉务第十一》）。谁要骑马或乘马车，还会被别人弹劾，有的士大夫从来就没见过马。乘牛车之风习，直至隋唐五代也鲜有变化。《新唐书?车服志》曰：“一品乘白铜饰犊车，青油纁，朱里通幰，朱丝络网。二品以下云油纁、络网。四品有青偏幰。”综观上述情况，可知当时统治者乘坐的高等牛车主要有“通幰牛车”和“偏幰牛车”两种，其中又以前者地位最高。“偏幰”，即牛车的帷幔只遮住车的前半部。这两种车在帷幔底下还有车棚，棚一般有檐，早期的檐浅，至唐代，棚檐已变得很深，称为“长檐车”。 通幰牛车形象最早见于甘肃嘉峪关晋墓壁画中。(14)该车双辕双轮，车厢形似太师椅，有卷席篷顶，其上覆盖一张大帷幔。这种通幰车装饰比较简朴，以后逐渐向豪华奢侈型发展。如敦煌莫高窟61窟宋代“火宅喻”中画的通幰牛车，（图5）长方形车厢上立棚，呈封闭状。车门设在后边，垂遮帷帘。棚前和两侧开有棂格窗。棚顶呈拱形，前后出长檐。棚顶四角各立一柱，四柱上支撑一顶大帷幔。帷幔绣以梅花图案，四周边垂缀丝穗，极华丽。御车人扶辕步行。主人则坐卧于高大严密的车棚内，可谓逍遥自在。从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画像砖上，可以见到偏幰车的形象。(15)其形制也是双直辕驾一牛，棚顶前施一帷幔，遮住车的前半部。（图6）除这两种高等牛车外，考古资料中还常见一种立棚但不施幰的牛车。(16)这类牛车大概属于“油幢车”之类，为一般官吏或地主所乘坐。民间所用牛车，多是无棚的“柴车”，敦煌壁画中一些唐代“农作图”上，就绘有卸辕等待拉运粮食的这类民用牛车。

五、太平车与平头车

北宋在历史上被认为是个武功不振的封建王朝，在其建国时，北方和西北有辽、西夏政权与之对峙。而辽、西夏所控制的广大地区都是产马之地，这就造成北宋马匹来源困难的处境。继而金取代辽，雄踞北方，最后南下灭了北宋。及南宋建立，偏安江左，良马更是奇缺。因此两宋承袭隋唐之习，驾车以牛为主，间有骡、驴。自两宋始，乘轿之风渐兴，统治者畏惧乘车之颠簸，而醉心于坐轿之舒适，出行时但求安稳不求快速。由于两宋对制车业极不重视，致使我国古代制车技术自此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近代也没有很大的改观。而原先远远落后于我国的西方制车技术却逐渐得到发展，并很快超过了我国。当西方已出现转向自如，轴舆间装配有弹簧的豪华型四轮马车之时，我国却还在沿用自汉代以来就一直使用的双辕双轮车。历代车制除在车舆的形制和装饰上有所变化外，其基本形制无大改进。 宋人或骑马或乘轿，极少乘车，因此宋代的制车业便主要以制造载货的运输车为主。这种载货的车当时称“太平车”。这种“太平车”的形象人们从宋代的一些以车、船为题材的画中可窥见一斑。北宋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十余辆不同式样的车，其中几辆用四匹或两匹健骡拉的大车即是太平车，其形制和文献所记载的完全相符。不同之处是拉车的牲畜头数没有二十余，且车后也无系随的驴、骡。（图7）从图中可以看出，太平车的行走方式与以前的车不同，即由人驾辕，牲畜拉车，缰绳一端缚绑在骡颈的轭套上，另一端缚扎在车轴上。显然采用这种人驾辕、骡拉车的系驾方法，车速是很慢的，正适于但求负载多，不求行车快的要求。太平车是作为短程运输之用的车，在当时还有一种用于长途运输的载货车，叫平头车。平头车“亦如太平车而小，两轮前出长木作辕，木梢横一木，以独牛在辕内项负横木，人在一边，以手牵牛鼻绳驾之”（《东京梦华录》卷3）。除《清明上河图》以外，五代卫贤《闸口盘车图卷》、宋朱锐《溪山行旅图》、《盘车图》等画中也有这种车。它们都是一牛驾辕，辕牛前有拖曳的三牛或四牛。车身高大，轮与车厢齐平，车厢上加拱形卷篷，在长途跋涉时以防货物遭雨淋和日晒。卷篷和车厢之间有一隔板，似为堆放车夫的行李物品处。车夫在一旁行走，用手牵牛鼻绳。在这几幅画中，这种平头牛车均是几辆车结队而行，想必是一支支有组织的长途运输队。这种牛车运输队在宋代极为普遍，每年全国各地向东京“纳粟秆草，牛车阗塞道路，车尾相衔，数千万辆不绝”（《东京梦华录》卷1）。

同居故事范文第5篇

谈起清朝，人们想到的往往是许多屈辱的往事，以及令人不齿的责任人：勤奋而无知的皇帝、颟顸而贪婪的官员、在小股外国侵略者面前一触即溃的无能军队、食古不化的知识分子，还有缺乏创新精神、甘心给洋大人当买办的民族企业家。总而言之，全是败家子。

说来奇怪，这些不肖子孙花了上百年，才把清帝国的江山败完。看来，他们似乎有的是家产可败，除了上千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国土和数以吨计的文物，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财富。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颐和园、清东陵等富丽堂皇的清朝名胜古迹，都在无声地诉说那个时代空前的经济繁荣。

正如清朝的版图远大于明朝一样，清朝的财富也远多于明朝，甚至要多出好几倍。按照英国经济史权威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在公元1600 年左右，明帝国的GDP 达到960 亿“国际元”，占全球GDP 总量的29%。清朝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国的GDP 萎缩到828亿“国际元”，占全球GDP 的22%，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也被印度莫卧儿帝国取代。但到了前夕的公元1820 年，中国的GDP 膨胀到2286 亿“国际元”，占全球GDP 的33%，为明帝国GDP 最高值的2.38 倍，2 倍于刚被英国征服的印度，稳居全球第一。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使清帝国可以养活空前庞大的人口――爆发时已经达到4 亿大关，国民的生活水平还略高于明朝。

清朝中前期，中国有过一次史无前例的长期经济增长，这次增长并不全部来自于古代国家经济的支柱――传统农业。从公元1650 年到1820 年，中国的耕地面积仅从约4000 万公顷增长到7370 万公顷，提升了84%。在此期间，农业技术的改进是有限的，玉米、红薯、土豆等美洲高产作物的普及程度也并不很高，大部分中国农民依然习惯于种植和食用稻米和小麦。与此同时，欧洲出现了工业革命，每年都推出数以百计的科技发明，并且在世界其他地区大肆扩展殖民地，无所顾忌地掠夺其资源财富。许多学者都言之凿凿地声称，正是从公元1650 年（ 或1700 年） 到1820 年，中国由于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和缺乏海外殖民地，失去了此前领先于西方的位置，从此落后于西方，并在此后与西方的较量中全面溃败，这都是清朝落后的政治制度和保守的科技文化思想所决定的。经济数据讲述的故事与此完全不同。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从公元1700 年到1820 年， 中国的GDP 年均增长0.85%，这一增长速度在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中高居第三位，仅略低于发生工业革命和广占海外殖民地的英国（GDP 年均增长0.94%） 和白手起家、因而缺乏可比性的美国（GDP 年均增长2.72%），而领先于所有其他欧洲列强。这方面最典型的反面例证当数法国和西班牙：两国都积极参予工业革命，连续推出发明创新，同时广占海外殖民地，版图总面积甚至比清帝国还大，其GDP却不足清帝国和印度莫卧儿帝国的五分之一，只与此时闭关锁国、驱逐外国人、严禁火器、大搞科技倒退运动的日本相当。从GDP 规模来看，从公元1700 年到1820 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和缺乏海外殖民地的中国并未被西方落下，反倒不断扩大着对西方的优势：公元1700年，包括英、法、德、意、荷、西、葡等国在内，西欧的GDP 占全球GDP 的21%，中国的GDP 占全球GDP 的22%，旗鼓相当；但到了公元1820 年，已从拿破仑战争中恢复、工业革命成果丰厚，并把大半个地球都变成了自己殖民地的西欧各国GDP 总值占全球GDP 的23%，而告别“康乾盛世”已久的中国GDP 却占全球GDP 的33%，约等于西欧各国GDP 总值的1.5 倍。

看来，科技创新和军事扩张都不足以保证经济的长期繁荣，反倒很容易导致短暂繁荣之后的长久停滞、以至于衰退。

那么，究竟什么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繁荣呢？

答案只能从经济本身去找。自从人类告别物物交换的原始社会以来，经济的核心内容就一直是货币流通。优良的行业由于资金持续流入，每年都收益丰厚，被称为“金饭碗”；普通行业资金在旺季流入，在淡季流出，因此在某些时期收益不错，某些时期则收益微薄，甚至亏损，时好时坏；较差的行业由于资金持续流出，长期亏损，不时出现企业破产倒闭的现象。所以，货币长期流入的经济体，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会持续繁荣；反之，货币长期流出的经济体，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会江河日下，经济规模持续萎缩。

既然持续繁荣的经济体需要长期流入的货币，那么它们一定能长期提供可供货币交换，而且是货币提供方长期需求的紧俏产品。这些产品既得是货币提供方不可一日或缺的，还得是货币提供方无法在本土生产的。公元1820 年之前的中国和印度正是因此不断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货币注入，从而得以长期经济繁荣。与中国和印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列强，它们不能向中国和印度提供后者长期需求的紧俏产品，即便有一些这样的产品，也很快被中国和印度实现了本土化生产，例如玉米、红薯、土豆、烟草、辣椒等被西班牙出口到亚洲的美洲作物。此时，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以茶叶、陶瓷和丝绸为主，印度出口到欧洲的产品以胡椒、肉桂、丁香等香料（ 佐料）为主。茶树、胡椒、肉桂、丁香都是热带或亚热带植物，无法在欧洲生长，欧洲虽然在公元7 世纪开始生产丝绸，公元17 世纪开始生产陶瓷，但其品质暂时还无法达到中国陶瓷和丝绸的水平。另外，陶瓷易碎，丝绸易破，茶叶、胡椒、肉桂、丁香也都是每日常用的消耗品，所以欧洲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是大量的、广泛的、持久的。

亚洲卖给欧洲这么多商品，欧洲本来也打算向亚洲输入等量的商品，以保持贸易平衡或盈余。不过，欧洲卖给亚洲的钟表、望远镜、葡萄酒等亚洲不能生产的特色商品价格昂贵，消费者有限，“欧洲热”时断时续；钢琴、羽毛笔、假发、紧身裤等欧洲特产则与东方传统文化冲突，完全不被亚洲市场接受。即便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成果――新式织布机织出的各种布匹，在亚洲也销路不畅。以南京布和松江布为代表的中国布和印度布物美价廉，这些手工产品出自数量众多、技艺精湛的家庭作坊群，在市场竞争中完胜英国工厂的产品，反而大量被欧洲商船带回本土，把英国货从欧洲市场上排挤出去。为了挽救在市场自由竞争中被亚洲家庭作坊打得落花流水的本国纺织工厂，英国被迫用行政命令，强行摧毁印度数以万计的家庭纺织作坊，造成印度社会的严重动荡，令一百年后的甘地切齿痛恨。在英国无法直接统治的中国，英国布只能靠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低价倾销来维持市场份额，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850 年以后化学染料工艺成熟，使欧洲纺织品的颜色比中国纺织品更为多样和鲜艳时才告结束。于是，欧洲列强只能源源不绝地向中国和印度市场注入以白银为主的货币，以换取茶叶、胡椒等它们长期需求而又无法在本土生产的亚洲特产。

据巴雷特和阿特曼等经济学家的统计，从公元1600 到1799 年的2 个世纪内，西班牙统治的拉丁美洲共生产了11.2 万吨白银，其中超过4 万吨以各种渠道流入中国，流入印度的也有2 万吨左右。也就是说，西班牙在美洲的经营开发，一大半都是在替中国和印度打工，西班牙人工作得越努力，中国和印度就越富裕，而西班牙自身则少有寸进。类似的事情，也在发生在其他欧洲国家身上。欧洲人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大航海和工业革命，亚洲人则安全地坐享其成。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对亚洲极为有利的贸易模式，中国和印度可以经此持续获得欧洲资金。难怪当欧洲人在中国和印度周边大肆抢占殖民地的时候，并未受到这两个亚洲大国的阻止，反而获得一定程度的欢迎和鼓励――有谁会拒绝人傻钱多、主动上门的主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