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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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六甲王朝 马六甲港 郑和下西洋 兴起
马六甲王朝概况
马六甲王朝,明代称其为满剌加国,其王城为马六甲市。该王朝所辖马六甲港,位于海峡最狭窄部分,是天然优良港口,港宽水深,既隐蔽而便于防守,又无浅滩和树林,不受风暴侵袭,船舶可安全入港;此外它扼东西要道,是印度洋、南中国海和爪哇海季风的交叉点,在帆船时代,季风起着不可估量的动力作用,成为推动马六甲良港发展的重要原因。①因此,马六甲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马六甲王朝取代爪哇成为新的转口贸易中心奠定了基础。
对于马六甲王朝建立的时间,中国古籍记载是1403年,而西方学术界却对这一问题有不同认识。不过在美国学者保罗・惠特利《十五世纪时的商埠满剌加》的这篇论文里,最终认可了明朝史书对满剌加建立时间的记载。不过,对于永乐帝何时赐封满剌加国王这件事,中国古籍的记载却稍有出入。然而,不管明朝对满剌加正式册封的时间是1405还是1409年,这都不能抹掉明朝正式册封过满剌加这件事,所以笔者在此不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明朝对马六甲王朝发展的作用
对于明朝政府对满剌加的庇护以及郑和下西洋促进满剌加贸易的繁荣这些事情的看法,则是随着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东南亚整体史和国别史研究的深入,逐渐改变了以前那种认为明朝政府的庇护以及郑和下西洋对满剌加的繁荣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看法。因此,现在一些学者认为满剌加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并非是明朝政府的册封和郑和下西洋带去的大量贸易机会所导致的,而是因为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东南亚的大环境,特别是爪哇贸易中心的衰落,驱使满剌加作为一个新的中转口贸易中心,在15世纪发展成一个著名国际商港,在国际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不可否认明朝在满剌加的发展过程中同样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满剌加位于东南半岛的最南端,立国之初只是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因而经常受到北方强大的暹罗的侵扰,被迫向暹罗屈服,进贡方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满剌加的发展壮大。在郑和下西洋前夕,明朝派遣中官尹庆到满剌加赐封满剌加国王,满剌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请求明朝保护,以此来摆脱暹罗控制。“此处旧不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耳,无国王,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所辖,岁输金四十两,否则差人征伐。永乐七年已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统率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抱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剌加。是后暹罗莫敢侵扰。其头目蒙恩为王,挈妻子赴京朝谢,进贡方物。朝廷又赐与海船回国守土。”②由此可以看出,明朝对满剌加国王的册封增添了满剌加外部的稳定因素,对满剌加摆脱暹罗的侵扰起了一定作用,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满剌加经济的发展,为其在15世纪成为中转口贸易中心提供了条件。因而,明朝在满剌加的繁荣过程中是起到作用的,只是这个作用并不是如中国古籍以及以前的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即满剌加的繁荣主要应归功于明朝对其的保护以及郑和下西洋给其带去的贸易机会。
区域优势与马六甲王朝的兴盛
一些学者主张从外部寻找满剌加贸易繁荣兴盛的原因,主要是看到满剌加立国之初,是一块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是一个偏僻的渔村和海盗巢穴。仅仅住着二三十个当地土人,和一些从米南加保移入的种植者和商人,他们靠简陋渔具捕鱼为生。③而满剌加的气候朝热暮寒,国内缺少农业资源。“其国东南是大海,西北是老岸连山,皆沙卤之地,……田瘦谷薄,人少耕种。”以及“旧隶暹罗”等等。他们把满剌加天生环境的缺陷以及建立之初面对的北方强敌暹罗和南面的敌人麻诺巴歇这些因素综合考虑之后,便认为满剌加这个初生的国家如果要在暹罗和麻诺巴歇这两个强大的邻国公开敌视的情况下获得任何生存的机会,它就得寻找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又因为明朝对满剌加的册封以及“是后暹罗莫敢侵扰”,因而他们便顺理成章地把满剌加繁荣的关键归功于明朝。约翰・卡迪对这一问题也持这个观点,在他的代表作《东南亚历史发展》一书中就有所体现:“在十五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当地的形势和外部的干预,促成了马六甲海峡为商务交通重新开放。其决定性的因素是明朝政府和印度主要贸易界(他们恰巧是穆斯林)的迫切需要恰好一致,它们要镇压实际上存在于整个十四世纪的令人讨厌的海盗行径,这种海盗的劫掠使通过海峡的贸易活动陷于瘫痪。明朝中国发现新建的马六甲城邦的马来统治者是一个忠诚的臣属,他在晚年改信伊斯兰教,以便加强他同穆斯林商人打交道的地位。”④
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因素那就是东南亚当时的大环境。在满剌加立国之前,在马六甲海峡之所以没有出现一个独立政权,是因为在7～13世纪室利佛逝帝国控制了这条海峡,掌握了海上转口贸易垄断权,维持了五个多世纪繁荣。在室利佛逝灭亡之后,13世纪初,麻诺巴歇建立,进行对外扩张,也极力控制马六甲海峡。不过到13世纪末,麻诺巴歇王国陷入政治混乱之中,缺乏安全保护的东西方商船畏惧海盗的劫掠,被迫绕道巽他海峡,此时马六甲海峡没有了室利佛逝时期的繁荣,但是这些商人们仍然迫切希望能有一个政权能够重新控制马六甲海峡保护他们的商船。“随着室利佛逝的崩溃,马六甲海峡的重要地区出现了混乱和海盗,这种恼人的情况引起了最初的政治冲动,这种形势迫切需要建立商业控制下的安全避难港。”⑤再加上麻诺巴歇因国内政治混乱而无力统辖马六甲海峡地区,拜里迷苏剌便利用这个机会在马六甲海峡建立了满剌加。
虽然一般认为土地贫瘠、粮食缺乏对一个新生政权来说是致命缺陷,但是这仅仅是针对陆地政权而言,对于满剌加,却是一个例外。满剌加正好利用粮食缺乏这一点来加强其同爪哇的贸易联系。因为爪哇是海岛地区的农业中心,所以它是供应满剌加粮食的主要地区之一。因而爪哇的商船频繁往来与满剌加,运去大米和胡椒,换回印度棉布和以丝绸和瓷器为主的中国商品。这种经济联系减少了满剌加与爪哇的敌对关系,加强了他们之间的经济交流。除此之外,原先与满剌加敌对的暹罗也在逐步与满剌加进行贸易往来。暹罗主要向满剌加出口大米,进口香料、胡椒、织锦等。同时缅甸勃固也向马满剌加出口粮食等,而婆罗洲东海岸也一样。
除此之外,统治者政策也是满剌加繁荣的重要因素。公元1414年,拜里迷苏剌与苏门答腊波散王国公主结婚,并改信伊斯兰教,招徕许多穆斯林到满刺加经商,特别是吸引了巴塞的穆斯林商人到满剌加进行贸易。因为当时的香料和稻米贸易主要操纵在爪哇人手里,胡椒贸易则被巴塞人控制,在他们来到满剌加进行贸易之前,麻诺巴歇与巴塞王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已很频繁,爪哇人把香料和稻米运到巴塞,换取胡椒。此时麻诺巴歇日渐衰微,而巴塞国势正盛。巴塞又是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最早的地方,有许多穆斯林商人在这里聚居。因为拜里迷苏剌改信伊斯兰教便把巴塞很多穆斯林商人吸引到了满剌加,为满剌加带去了重要的胡椒贸易,随后越来越多的爪哇人也将香料和稻米运到满剌加,这促使了满剌加的进一步繁荣。
满剌加经济的繁荣,使它取代了巨港和爪哇成为东南亚新的中转口贸易中心。因此“在十五世纪形成了一个以满剌加为中心的贸易圈,并形成南北两条弧线。北部弧线形成较早,包括从占城、越南、柬埔寨及泰国沿海直到满剌加;南部弧线是从菲律宾群岛经过婆罗洲、西里伯斯、马鲁古群岛、巽他海峡、再从爪哇、苏门答腊直到满剌加。”⑥这个区域性贸易圈出现,不仅使沟通东西方的中介贸易空前高涨,而且使整个东南亚地区内部经济交换和联系大大加强。
结 语
综上所述,满剌加不是一个靠着军事征服而繁荣强盛的国家,而是依靠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据点,形成了百货集散的中心,而成为了一个贸易极为兴盛和经济无比繁荣的国家。由室利佛逝到麻诺巴歇再到满剌加,表明了任何一个能够支配马六甲海峡的政权都一定会从过往这里的商业中获益匪浅。因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海岛地区,海上贸易与农业同样重要,那些无法发展任何重要农业基础的国家,因为有机会纳入主要的贸易潮流,便为他们的政权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因此,地理位置是论述满剌加经济繁荣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此外海岛地区旧的贸易中心的衰落为满剌加作为新的中转口贸易中心的崛起提供了契机等,所以在讨论满剌加经济的繁荣时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功于明朝的保护和郑和下西洋带来的商机。(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
注释
①③余思伟:《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2、51页。
②马欢:《赢涯胜览》・《满剌加条》。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广东中山是珠三角产业集群最密集的城市。2008年，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建设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对中山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介绍了中山及周边地区的产业集群情况，并对地区产业集群与保税物流中心的互动效应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产业集群 保税物流中心 互动效应
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分布情况
（一）中山特色产业集群情况
中山市以全省1％的国土面积、不到2％的户籍人口，建成了珠三角产业集群最密集的城市。全市拥有国家级产业基地 26个，省级技术创新专业镇14个，省级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7个，累计获得国家、省名牌名标、免检产品342个，连续多年创造了全省地级以上城市第五位的经济总量。作为珠江西岸最具特色的经济体，最大经济总量的地级市，专业镇比例全国最高的城市，产业集群对中山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政府的经济报告中随处可以见到“产业集群”、“专业镇”、“一镇一品”等字眼。中山的产业集群主要以装备制造、医药制造、五金、电子信息、家具、服装等为中心，具有分布行业相对较多，产业以专业镇为聚集焦点的发展态势。
（二）中山周边地区产业集群分析
中山的地理位置处于珠江口西岸的中心位置，上连广佛、右接深莞、左邻江门，下靠珠海，是天然的物流中心，同时，在整个珠江西岸来说，中山是唯一一个拥有保税物流中心的城市，相比珠江东岸的东莞、深圳，其辐射的范围将非常的大，珠海、江门、湛江等地区都可以以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作为其保税物流的节点，潜力巨大。本文以江门和珠海产业集群为例。
江门产业集群。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的江门市，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摩托车、五金卫浴、不锈钢、水龙头、麦克风等10个在广东乃至国内外都有一定知名度和较强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一共有14个专业镇，新会区司前镇主要以不锈钢、五金制品形成产业集群，大鳌镇以集装箱行业形成产业集群。
珠海产业集群。珠海作为中国的特区，其产业本身就具有鲜明特色，近年来，珠海主要形成了以格力为龙头的家电电气产业集群、以伟创力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以高栏港石化基地为龙头的石化产业集群、以三灶生物医药专业镇为龙头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以炬力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以金山软件为代表的软件产业集群、以天威飞马和纳思达为代表的打印耗材产业集群等七大产业集群。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概况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是珠江口西岸唯一的保税物流中心，是目前广东省最大的保税物流中心。总规划用地4600亩，分三期开发。首期建设801亩，总规划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一期第一阶段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其中仓储面积为16万平方米，包括单层仓库47000平方米、二层仓库51000平方米、三层仓库62000平方米，集装箱重箱堆场2万平方米。该中心交通便利，物流辐射能力极强，区位优势明显。保税物流中心（B型）将为企业提供“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进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口岸和出口退税、物流信息处理”等六大政策服务。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与地区产业集群的互动效应
（一）地区产业集群对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影响
挖掘保税物流潜力，提升物流量。产业集群本身最大的作用是对产业链整体优化、产业链同级企业竞争后可以带来最小的成本以及非常优秀的制造质量。产业集群也意味着该集群作为某产业的集聚中心，必须有一个集聚然后分散的网状物流过程。无论是分散的聚集过程还是聚集的分散过程，物流在其中都起到关键作用。产业集群、尤其是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加工贸易产业的快速发展， 加速了全球保税货物的流动，催生了巨大的保税物流需求，产生发展保税物流的迫切要求，可以说，中山保税物流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保税物流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保税物流的发展。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产业链不断完善、延伸，企业之间原材料、零部件和成品之间的相互配套非常紧密，加工层次越来越多，加工链条越来越长，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越来越高。加工贸易产业集群的动态发展对区域物流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中山要加快建设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配套的保税物流服务体系，即能实现全球采购、转口贸易、国际配送、流通性简单加工和增值服务、物流信息处理等一站式服务功能的载体，使货物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最低的风险分拨配送到各目的地。
同时，以产业集群的发展促进政府科学规划，合理制定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和保税物流协调发展的规划，明确区域内城市的物流发展定位、重点与分工。合理集成物流资源，使产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在空间上、功能上实现最佳结合，改变区域物流规划条块分割状况，构建层次化、差异化的区域保税物流体系。
（二）中山保税物流中心对地区产业集群的影响
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将给珠江西岸产业集群带来变革。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作为珠江西岸目前唯一的保税物流中心，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将会影响着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的未来发展模式，作为分散的集聚和集聚的分散节点，中山保税物流中心将对产业集群的变革产生一定的作用。
中山的产业集聚，与中山原有的产业基础相关，与众所周知的政府主导型的苏州模式以及市场自发型的温州模式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有关研究认为，中山的产业聚集模式主要以早期的个别企业带动，形成小规模聚集，然后随着政府的大力推广专业镇而形成大规模聚集，而有些产业还处于小规模聚集的形式。随着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中山及周边的产业集群从完全以代工为主，甚至于二次外包代工的加工型聚集为主的模式，逐步转移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发展并重的模式。通过保税物流中心可以有效整合物流资源，推进地区物流中心服务水平，促进全球供应链形成，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将进一步促进产业聚集和区域聚集，对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降低产业集群企业物流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从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可知，从最早的理论框架模型慢慢转变到实际成本模型，而成本模型中，很多的文献把矛头指向了运输成本，也就是物流成本。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看，成本动因确实是产业转移、集聚、分散的推动因素之一。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成，恰恰是能够给予中山及周边地区的产业集群企业带来新的成本降低的动因，而这些动因也必将把中山的产业集群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成本洼地。
由于加工贸易生产企业、特别是现代大中型生产企业生产所具有的物料品种繁多、库存量大、配套性强等特点，以客户为导向的“网络订单”、“按单生产”模式，“零库存”、“供应商库存管理（VMI）”、“即时生产”、“小批量多批次”及“门到门销售”等现代物流管理和生产经营模式大受业界青睐，并被广泛运用。加工贸易生产企业迫切需要通过选择各类保税物流平台，将仓储、运输、包装、配送等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专业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保税物流中心通过提供深加工结转等政策及功能优势，以保税形式吸引跨国公司将他们的物流配送中心入住并开展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物流服务，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和非核心业务的外包。通过开展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物流服务，达到最靠近生产工厂、物流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同时，为关联企业提供便利的服务和良好的竞争发展条件，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服务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及国内、国际市场的有效连接，并增强供应链的柔性，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形成珠海港+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双核心产业集群中心纽带。珠海和中山在经济发展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的方向中，有着各自的优劣势，如珠海陆地面积狭小，产业布局空间有限，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物流资源有限，尚难以支撑大港口运作，但有珠三角最佳的深水良港建造自然条件。此外，广珠轻轨、广珠铁路、港珠澳大桥三个项目将珠海的物流能力有一个极大的提升，届时珠海港、机场空港的“双港”和铁路，将为珠海打造珠三角西部交通物流中心奠定良好基础。
中山的情况与珠海正好相反，中山的经济水平在珠江西岸一直处在一个领先的阶段，同时，产业集群也相对比较明晰，物流货源多。中山港虽然还是依然货物进出繁忙，但是缺乏大型深水良港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山只能建设内河港，建造中的广珠铁路也不经过中山境内，难以构建公铁海联运的现代物流体系。但是，随着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中山的物流特色将会凸显出来。
未来中山的物流可以看到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在珠三角地理位置的中心地位，A字型公路主干网结构的中心位置（见图1），另外一个就是珠江西岸唯一保税物流中心的建设，保税物流中心本身有着政策的因素，在接下来若干年中，政府也不太可能再在珠江西岸再建如此规模的保税物流中心，因此，珠海和中山在珠中江都市圈中可以先行一步，优势互补，建立珠海港与中山保税区的“双核心”架构，推进珠海、中山交通和物流同城化。有了珠海的海港和中山的保税物流中心，其物流巨大的纽带已经形成，中山及周边地区产业集群的未来发展路径也会随着物流的节点而逐渐聚集，相信不久的将来，珠江西岸将会形成珠海港+中山保税物流中心的双核心产业集群中心纽带。
成为推动临港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源泉”。保税物流与中山港的区港联动将促进中山市以保税物流、加工贸易、生产为主的临港产业迅速崛起，成为推动临港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源泉”。一是促进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发展。装备制造业是关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基础性产业，具有范围广、技术含量高，与其他产业关联大，带动能力强等特点。《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中山要重点发展临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和健康产业基地”。大型装备制造业是港口依存型产业。当前，中山临港产业的发展已初步形成规模，以中山港和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为主体形成了港口物流及相关服务业发展区。利用保税物流中心的平台，将有力的推动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二是促进贸易和物流业的发展。原有产业的扩大和新产业的出现，通过投资所形成的初级乘数效应，刺激以贸易、物流和加工业为核心的外向型产业群在整个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再经由产业的向前关联（比如发展商或在当地销售等）与后向关联（比如在当地的贸易与资本货物的购买等）效应使保税物流中心的利益惠及更多的第三和第二产业。
随着贸易、物流、出口加工等主体功能的逐步完善和主导产业群的日益壮大，保税物流中心对城市及其所在的地区的相关产业发展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王非，冯耕中.我国物流聚集区内涵与形成机理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0（24）
2.江育春.基于加工贸易产业集群的保税物流体系整合与创新[J].物流科技，2008（4）
3.文妮佳.加工贸易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珠三角临港产业集群的发展[J].中国水运，2007（4）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3篇
1989年，在西安召开的“长安・东亚・环太平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提交的论文《文化研究的模式构拟方法――以传统思维定向模式为例》，批判了传统文化孕育成的“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思维偏向，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应只是对海开放，强调重新向西开放，提出重开丝绸之路的构想。那时笔者在陕西师大任教，基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考，建议把重开丝绸之路作为国策：“从中国经济文化的宏观布局上看，欧亚贯通的陆路大动脉给我们输入新的血液，给全国发展的总体布局带来有益的变化，从根本上扭转重东轻西的文化偏至，实现资源、交通、人才等多重因素的优化配置与良性循环，搞活全国一盘棋，从宏观上带动地方，彻底解决中西部闭塞、贫困和落后局面，促进其经济文化的腾飞，从而大大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文化研究方法论》，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8页）
今天，要研究四千年前的西北史前玉文化分布，理所当然地要关注西玉东输这样一种中国特有的资源调配现象，由此便进入到玉石之路的调查。这才逐渐地意识到：在之后由来华的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说，虽然已经流行世界，却不符合国人对此路的认知习惯。近几十年来，国内学界把这条路称为“昆山玉路”或“玉石之路”。若是兼顾中西视角，可以像唐代诗人常建所咏（《塞下曲・玉帛朝回望帝乡》），采用古汉语习语“玉帛”一词来命名较妥当。名字问题中隐含着从西学东渐以来的本土文化自卑感到恢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后的话语策略问题。
2008年问世的英文书《丝绸之路史前史》的作者俄罗斯学者库兹米娜认为：“旧世界历史中的主要现象之一就是伟大的丝绸之路，在古代和中世纪，这条连通中国、欧亚草原、中亚、印度、西亚以及欧洲的贸易路线，那时还延续到拜占庭帝国、威尼斯甚至更远的地方。丝绸之路过去用来从中国输出丝绸，而反过来，商人从罗马和其他国家向天朝大国（中国）输入玻璃器、珠宝以及其他高艺术价值的商品。”（Kuzmina，E.E.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p.4.）这是从国际视角对这条路的贸易情况的说明，没有顾及到中国本土视角。如果我们能够分析丝路中国段形成过程中的物质传播及其多米诺效应的因果链条，尝试论说丝路起源和贸易整体构成；再从比较文化的形象学角度，解析四类主要的传播物品的每一种在文化接受方所激起的精神回应，就能清楚地看出对每一种西来的物质要素神话化的文化再编码过程。我将此过程初步概括为四种主要物质的互动，即玉、马、佛、丝，称之为“丝路形成的多米诺效应”。
以往对丝路形成史的研究，海外视角注重的是对西域的科考探险和外文语种文献的发现，国内视角侧重在中西交通的历史、地理和贸易对象方面。无论是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都侧重于现象层面的研究，缺乏一种因果关系的整体把握，未能进入到揭示丝路文化现象所以然的理论层面，即关注和诠释如下的深度问题：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条文化传播路线？在这条古老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上，是何种物质要素率先登场，并发挥着依次催生或拉动其他物质要素的作用？
本文提出一种有关丝路（中国段）发生史的文化传播多米诺效应的理论解释，认为是华夏文明起源期对新疆和田玉石的发现和持久需求，拉动中原国家与西域之间的物资贸易之路的构成，即先出现一条运送玉石的路线，从而奠定丝路中国段的早期历史（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0世纪）。随之而来的是西域和中亚的马匹大量进口（公元前10世纪――公元19世纪），更进一步拉动丝绸作为交换玉石和马匹的筹码（张骞，公元前2世纪――公元10世纪），开始陆续出口或转口贸易，并强化着这条路线上双向物资流动交换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引发公元1世纪前后的西佛东输的过程，特别是佛教石窟寺从喀什到于阗、龟兹（克孜尔石窟），再到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和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公元3世纪后佛教石窟寺建筑与佛陀塑像的渐次向东传播，其路径居然和一千年以前周穆王西游中亚的路线惊人的一致。
从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商品流通之程序看，所谓的丝路，自西向东运输的物品，是玉在先，马紧随其后，佛教和佛像又在马匹之后。丝绸即帛，是作为交换玉和马的中原一方筹码，大量地和持续地自东向西运动。要追问这四种物质要素彼此之间的关联，应是一种原生和派生的逻辑关联，即因果链的关联：没有西玉东输的需求，就不会有作为运输工具的马和骆驼伴随着玉石一起向东的旅程，也不会有大规模的东帛西输；同样的，没有玉石东进中原的黄河河套路线，也就不会有佛教石窟寺东向传播，沿着河西走廊直到晋北的大同盆地的线路轨迹（从敦煌莫高窟到云岗石窟）。
就构成丝路中国段的各种物质要素而言，丝不是决定性要素，而是派生物质。原生性物质是西域的玉料。过去只知道新疆和田玉，九次考察重新确认甘肃玉矿多处，即“玉出二马岗”（临洮的马衔山、肃北的马鬃山），以及渭源县碧玉乡。如今第十次考察又聚焦到渭河上游的武山县鸳鸯山的鸳鸯玉（如今大量用来生产旅游纪念品――夜光杯）。这种墨色中透绿的蛇纹石玉，早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沿着渭河输入中原。所以说渭河道是玉石之路和西玉东输现象的最初原型。
就文献记载情况而言，没有比周穆王更早的确实材料能说明中原与西域关联的这条路早期的物质交换情况。《穆天子传》所反映的穆王西游之路线问题，以及玉帛交换问题，都超出文学想象范畴，成为值得做出历史考证的真实对象。把《穆天子传》讲述的西域“群玉之山”和穆王团队“载玉万只”带回中原国家的行为，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有关昆仑山“多玉石”的内容对照起来看，神话历史的真实性就显山露水了。从仰韶文化时代的六千年前，到周穆王时代的三千年前，玉石之路在三千年时间里向西拓展了两千多公里，从渭河源，直抵昆仑山下的和田河（古人以为是黄河源）和喀喇昆仑山的叶尔羌河。
以上大致说明：从“重开丝路”说，到“玉帛之路”说，二十多年的学术发展是一个逐渐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人是语言动物，必然生活在自己所使用的话语中。言说方式的变革意味着思想的变革。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经济及对外贸易也有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中国出12产品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反倾销，这给我国经济及贸易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主要论述了我国企业屡受反倾销之害的主要原因及我国的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与改革开放的历史相伴相长的国际反倾销浪潮却给我国外贸出口前景投下了阴影。现在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已达 480多起，涉及的产品达 4000余种 ，使我 国每年至少损失 100—200亿美元的出口。国际社会频繁的反倾销调查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一、 倾销及反倾销概述
所谓倾销是指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倾销本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因此，WTO及其前身 GAq--I~都制定并完善反倾销协议，各国也制定自己的反倾销法规，对倾销行为进行打击，以维护公平贸易秩序。但许多发达国家利用制度上的优势，以合法的理由为借口，通过更加隐蔽的方式设置贸易障碍，以保护其本国的自身利益，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所以，对于国外的反倾销，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一种贸易保护的措施，它是新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贸易保护的最高级工具之一，具有高度隐蔽性的特征，能够利用反不正当竞争的合法行为作掩护，实施贸易保护，行之也最有效。
二、中国企业屡受反倾销之害的主要原因
(一) “非市场经济”问题
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的第 2款第 7条是专门适用于 “那些对贸易实行全面的或大范围垄断且国内价格有政府制定的国家”，即非市场经济国家。该条款承认，在确定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的价格比较，是存在特殊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世贸成员国可以将相同产品的价格，或以产 自另一个国家 (第三国际)的相似产品为基础确定的产品价值，作为从这个国家进口的正常价值。只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案例中确定正常价值所使用的方法是适当的而不是不合理的，这种确定就是有效的。这些条款事实上造成了在实行反倾销措施时，允许使用不同的标准。理论上应找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第三国作为替代国，但美国、欧盟国家、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国都曾被选作中国的替代国。尽管是相同产品，但生产条件、技术水平、原料选用问题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本构成、资源开发方式和经济水平差异问题使我国很难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二)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纵容反倾销
反倾销是世贸组织赋予的一项合法权利，反倾销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法律问题。面对国际反倾销调查，我国企业应从法律的角度去寻找原因与对策，而不是逃跑或过分关注法律以外的其他动机与因素。我国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如无力支付高额的律师费用、不懂反倾销的运行机制和法规、不重视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市场或希望坐享其成，借助其他企业的应诉保住自己的出口市场等原因拒绝应诉或应诉不力的后果，不仅引发高比例倾销案成立的裁定，还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进口国企业不断运用反倾销手段对我国施压。
(三)价格竞争诱发反倾销
中国企业长期以来，出口受国家宏观调控，一度出现亏本出口以求换汇的目的。虽然现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情况已发生改变，但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似乎还没有从市场经济中学会调整目标，重新定位自己的企业和产品，一味用从前的经营策略出1：3产品，主要表现在出1：3产品时，采取价格策略，即以低价作为进人市场的方法，将开拓国际市场的希望寄托在低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价格优势上。在具体产品出口时，部份企业又会恶性竞争，不断压低价格报价，甚至不惜成本地同国内企业或其他国家企业竞争，这种做法不仅造成国外对我国产品质量的质疑，而且使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指控。
三、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商会作用，加强政府宏观管理
我国外贸商会建设远远滞后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本可以由行业协会来统筹管理的工作无法落实，造成了不良后果。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充分利用商会开展国际市场调研工作，及时全面地掌握有关信息，在企业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能够迅速传递信息的桥梁。一方面，商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管理好行业的经营秩序，防止企业之间出现低价竞销的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使企业能够通过分享市场份额，达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商会本身的特点，促进商会、商检、海关和企业的沟通合作，发挥商会的协凋作用。对一些出口商品，只有商会核定符合行业协议价格的，海关才允许出口，这样就能有效地避免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混乱。同时，加强政府交涉和管理。首先，国家有关部门要对不应诉或应诉不力的企业给予严厉制裁，将反倾销应诉与出口管理结合起来，制定真正体现 “谁应诉、谁收益”的具体措施。其次，需要同家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如规定出口定价，禁止低价出口，惩罚低价竞销者等。
(二)转变企业经营观念，积极应诉
首先转变传统的经营观念。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一直遵循 “创汇第一、利润第二”的经营思想，但是随着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必须使外贸出口企业尽快建立和健全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机制，使企业的经营目标转移到追求利润最大化上来。这样出口企业就能提高 自律意识，着眼大局 ，考虑整个行业 的利益 ，改变我国外贸中低价竟销、出口增量不增值的现状，为国家争得应得的利益。其次由于倾销指控一成立，其造成的损失不会只是某一家企业，而是整个行业、整个民族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因此要想胜诉，每一个涉诉企业必须团结起来积极应诉。实践证明，在反倾销问题上是否积极应诉，其结果大不一样。我国应诉的企业，即使最后裁决倾销成立，其倾销幅度也仅为原来被指控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何况相当部分的反倾销调查根本就不成立。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应诉反倾销案件
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和国际通行规则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是外经贸行业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需要，也是推进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整顿外贸经营秩序的需要。反倾销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案件进行应诉，否则工作将无法开展。中国需要加速建立反倾销法律体系，以国际公认的反倾销法则来规范自己的竞争行为。这不仅是我国的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而且也是在国内市场进行反倾销执法的需要。尽管我国反倾销方面的立法才刚刚起步，《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初步改变了反倾销应诉无法可依的局面，这既可以保护国内企业的正当利益，又可以用来制约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的歧视。今后要加强对企业的法律法规的宣传与教育，加大对某些不良行为的制裁，进一步完善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应诉国外反倾销案件。
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题】分析与借鉴
【关 键 词】香港/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制造业/经济转型
【正 文】
长期以来，香港以其高度发达的商贸、金融、咨询等第三产业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急剧变迁，香港经济不断地面对新的危机和挑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香港经济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排名大幅下挫。针对这一状况，香港政府于1998年提出发展创新科技战略[1]，试图以发展高技术产业为基础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但时至今日，从香港当前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此举收效有限，创新科技产业对GDP 的贡献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相反，在金融危机期间备受争议的香港服务业如金融、地产已逐渐走出低谷，继续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香港经济是否一定需要制造业的支撑”这一问题被重新提出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从高技术产业与国际竞争力关联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历史上香港几次重要的经济转型以及近10年来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及其动因进行深入分析，探讨香港重建基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 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际竞争力
高技术在国际上有其特定的含义，按联合国组织的分类，高技术主要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以及环境保护技术和管理技术[2]，它的出现表明了人们对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充分的认识。高技术产业化就是高技术通过研究、开发、应用、扩散而获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的过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把研究与开发（R&D ）经费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以及研究开发人员占总体人员的比重，作为界定高技术产业的标准。
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紧密关联。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观点，国际竞争力指一国或地区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各国、各地区通过贸易方式在国际市场上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对竞争力决定因素进行描述和分析，李嘉图（D.Ricardo）曾指出，比较成本如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差异的存在是国际贸易的基础。随后， 克鲁格曼（P.Krngman）扩展了比较优势的内涵并提出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认为比较优势的获取不能仅局限于先天自然资源，它更是一个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和经验积累的后天人为创造过程。克鲁格曼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引入了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开始隐含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际竞争力的关联。
比较优势理论虽然是竞争力因素分析中最古典、也是经济学家最深信的一种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的基础理论，但在目前日益国际化的经济环境中，开始不断受到质疑而逐渐被竞争优势理论所取代。波特（Poter）认为， 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优势因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机遇以及政府的作用。在这六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竞争优势发展分为要素推动、投资推动、创新推动和财富推动四个阶段，优势产业的建立和竞争力的提升最终通过创新来发动，而技术创新因素则包含在这些因素中，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部分。因此，波特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其主导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而“（初级）生产要素非但不再扮演决定性角色，其价值也在快速消退中”[3]。这里，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与半人工、融资等；另一类是高级生产要素，包括现代化的通讯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电脑科学家与工程师）、从事尖端科学研究的各大学研究机构等。随着知识经济端倪初现及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由初级生产要素而产生的竞争优势越来越薄弱，高级生产要素则越来越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高级生产要素的获得需要在人力与资本方面大量而持久的投资，“越来越多的工厂管理者开始将其熟练工人看作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4]，因而提业更具决定性和持续性竞争优势基础。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领先的技术优势而不是传统的比较优势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决定因素，高技术及其产业化与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紧密关联。
2 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分析
2.1 香港经济史上三次重要转型
香港经济自1841年开埠至今共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第一次转型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这使得香港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城市，香港也由渔农经济转为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第二次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的政治形势迫使香港由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转变成为以港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港，从而走上工业化道路[5]。在这一阶段，香港本地制造业蓬勃发展，1952—1966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5％，整个70年代也基本稳定在25％以上的水平。第三次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要在中国内地进入改革开放后，在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下，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北移，从制造业主导型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体系。在这一阶段，香港经济已经开始从以劳动密集的“低增值”经济向知识和技能密集的、以服务业为主的“高增值”经济转变，这表现在香港的企业把低增值和劳动密集的工作程序分散到中国大陆和其它地区，而往往把高增值和需要精确专业知识的产品生产与服务继续留在香港[6]。据统计，香港的电子、制衣、纺织、玩具、钟表、制鞋、塑料等主要制造业部门已将70％—90％左右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和生产线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7]。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制造业北移暂时缓解了香港本地工资和地价的高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压力，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也为香港今后所继续承受的产业结构转型的阵痛埋下伏笔。
2.2 1994—2003年间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
在对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IMD）一年一度《世界竞争力年鉴》所公布的香港综合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基础上，通过其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分析，试图给出1994—2003年间香港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注：由于《世界竞争力年鉴》当年公布的数据为上一年的数据，故本文将其公布的各年竞争力排序普遍前移一年。），并揭示导致这一演变过程的动因。下面根据香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把1994—2003这10年间香港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1996年；第二阶段为1997—1999年；第三阶段为2000—2003年（如图1所示）。
附图
图1 1994—2003年香港竞争力排名演变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IM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1995—2002)，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Lausanne， Switzerland有关数据整理。
（1）第一阶段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香港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1979年相比，1995年香港GDP增长12.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7.92％；1994年香港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23080美元，超过新加坡（21430美元）、韩国（10549美元）和中国台湾地区（13022美元）[8]。1997年香港人均GDP已达到26050美元，超过英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1994—1996年，香港连续3年被IMD评选为世界第三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同时于1996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选为世界经济发展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香港已发展为以国际贸易和金融业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贸易、信息、物流中心城市。
这一阶段虽然在国际市场上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但香港经济基础过于薄弱的特征已开始显现。20世纪80年代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北移和拓展，到90年代初，香港本地制造业已呈现出集融资、采购、设计、推销、货物中转的生产控制中心和服务中心于一体的虚拟化特征；第一产业（农业和渔业）和第二产业（制造业、建造业等）相继萎缩，对GDP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而第三产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等）迅速发展，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香港的产业结构是否失衡，是否出现空洞化，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9] （见表1）。
表1 1994—2003年香港经济结构演变情况经济活动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农业及渔业(1)
0.17 0.14 0.13 0.12 0.10 0.10 0.08 0.08 0.08 0.10
工业(2)
16.43 16.08 15.50 14.71 14.90 14.60 14.22 13.39 12.48 11.40
制造业
9.19 8.34 7.32 6.54 6.10 5.80 5.83 5.23 4.50 4.10
服务业(3)
83.40 83.77 84.38 85.17 84.90 85.30 85.70 86.53 87.50 88.50
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饮食及酒店业 26.22 26.62 26.66 26.13 24.60 24.80 26.42 26.71 26.90 27.30
运输、仓库及通讯业
9.69 10.06 9.83 9.28 9.20 9.60 10.23 10.22 10.60 10.50
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
26.77 24.41 25.14 26.54 24.20 23.40 23.68 22.55 22.20 23.10
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
15.92 17.32 17.60 17.39 19.90 21.60 20.54 21.81 22.20 22.40
楼宇业权
12.17 13.28 13.05 13.01 14.60 14.30 12.60 13.09 13.20 12.60
非直接计算金融中介服务
-7.38 -7.91 -7.91 -7.17 -7.70 -8.30 -7.78 -7.86 -7.70 -7.50
数据来源：根据《港澳经济年鉴2003》（港澳经济年鉴社），香港政府统计处有关资料整理。
（2）第二阶段
从9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经济经过多年过热发展，已经具备了泡沫经济的典型特征：房地产快速发展获得超常规的暴利，香港楼价急剧攀升；在地产业泡沫的带动下，香港金融业迅速膨胀，加快了香港经济泡沫化的速度。1994—2003年10年间，香港本地制造业的比重由1994年的9.19％下降到2003年的4.10％；服务业的比重从1994年的83.40％上升到2003年的88.50％。因此，产业过于单一，经济增长及就业过分依赖服务业成为这一阶段香港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香港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根据IMD公布的数据显示， 香港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从1997年开始大幅下挫，由1996年的第3位跌落到1999年的第12位，经济竞争力更掉落到1999年第25位，在亚洲“四小龙”中跌幅最大。
1998年，香港政府已逐渐认识到发展高技术产业对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重大作用。董建华在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指出，“过去多年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将来仍然会为香港的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但是，由于香港的经济基础过于狭窄，一旦金融和房地产业受到冲击，香港经济便陷入困境。”[1] 针对这种状况，他强调创新与科技的重大作用，认为“创新和科技对于增值活动、提高生产力，以及增强竞争力都极为重要”[1]，从而坚定了发展创新科技、实现经济转型使香港成为华南以至整个亚太区域的“创新科技中心”的决心。1999年，董建华在第三份施政报告中再次关注创新科技，并明确提出政府为促进创新科技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10]，包括：拨款50亿元成立创新及科技基金；在未来十年成立专注“中游”研究的应用科技研究院；积极输入必要的科技专才；兴建“科学园”、“数码港”等其他创新与科技计划。1999年11月，香港政府正式推出名为“创业板”的二板股票市场，努力为创新与科技企业提供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
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香港很多著名企业开始投资大力发展高技术企业。1999年3月，盈科公司宣布与香港政府合作发展数码港计划； 和黄集团宣布与内地大型中药集团合作，在香港兴建符合国际GMP标准的中药生产基地和新药研究开发中心；香港新世界发展提出兴建“生物科技城”计划；2000年初香港新鸿基地产决定斥资10亿港元在香港设互联网服务中心。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香港各界普遍认为“香港要再创繁荣，不能过分依靠资产价格膨胀，必须有更广阔的经济基础，更多利用科技和创意，提高本港产品与服务的价值”[10]，因此，发展以高技术导向的制造业以实现香港经济的新一轮转型已经成为香港政府、企业界的基本共识。
（3）第三阶段
进入21世纪，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突发性变迁使得香港经济出现较大波动。2000年香港经济开始复苏，当年经济增幅高达10.5％，这是近13年来香港的最高增长率，也是亚洲乃至全球的最大增幅。据统计，2000年头11个月，香港整体进出口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7.8％，其中转口货值增长19.2％；重要支柱产业旅游业快速增长，访港游客达到130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5％。根据IMD公布的数据，2000年香港经济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排名均有较大提升，分别达到第4位和第6位。由于“9·11”恐怖袭击所导致外部环境逐渐恶劣，2001年香港经济再次陷入低潮，全年经济增长仅0.1％，失业率一度高达7.4％，综合竞争力开始下滑，并持续跌至2002年第10位。2003年香港在克服了“SARS”事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后经济开始复苏：GDP出现V型反弹；失业率转为下降；持续了五年多的通货紧缩也趋于缓和，显示整体需求疲软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善；综合竞争力排名逐渐回升，达到第6位。
3 香港重建制造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探讨
3.1 香港重建制造业的必要性
通过对香港国际竞争力排名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发现，这10年来，尽管其排名有较大波动和起伏，但总体来看，无论经济竞争力抑或综合竞争力的排名均呈现下降趋势。究其动因，归结如下：
（1）小型开放式经济体系。香港经济发展及其竞争力不断塑造的历程表明， 作为一个“小型开放式经济体系”[11]，香港经济对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变化有敏锐的反应。“小型”意味着系统对环境的依赖，高度的开放则意味着环境对系统影响的直接和强烈，因此香港经济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9·11”恐怖袭击、2003年“SARS”事件均给香港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造成香港竞争力排名的较大波动。
（2）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同其他最具竞争力的中小型经济体相比，香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断萎缩（如表2所示），经济增长过分依赖金融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因此，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突变或恶化时，香港经济也就会随之产生大的波动并会遭受严重的打击。
表2 部分最具竞争力的中小型经济体工业生产指数国家/地区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中国香港
综合
97
96.6 90.2 84.7 85.1 82.4 76.4
制造业
96.3 95.5 87.2 81.7 81.2 77.7 70.1
新加坡
制造业
103.4 108.2 107.7 122.6 141.4 125.1 135.6
韩国
综合
108.5 113.6 106.2 131.9 154.1 156.1 167.5
制造业
108.2 113.1 105.6 132 154.6 156 167.4
奥地利
综合
101 107.4 116.2 123.2 134.1 135.2 135.4
制造业
100.7 108 117.8 124.9 137.3 138 138
爱尔兰
综合
107.6 127 152.1 174.6 201.5 222.2 239.5
制造业
108 129.5 157 180.6 209.1 231.3 250.4
芬兰
综合
102.9 111.8 122.1 129 144.3 143.1 145.5
制造业
102.5 111.8 123.5 130.9 149.9 145.7 148.1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2003年8月《统计月报》整理。
我们知道，制造业从来都是支撑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基础，而服务业始终是围绕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来进行的，是依附于制造业而生存的。现代经济发展表明，1元制造业产值可以带动1.8元服务业产值，一个制造业工作机会可以创造三个服务业工作机会。香港乃至世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不能离开工业发展这个基础，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必须有工业发展的配合。从国际角度看，当今世界竞争力最强的中小型经济体，其产业结构均大致呈工业35％、服务业65％的比例，并且掌握某一工业领域的领先技术以及高技术，如1997年新加坡、芬兰、中国台湾产业结构的比例分别为0∶35∶65，4∶34∶62，2∶35∶63。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较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产业结构比较合理，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均达到35％，同时较早认识到世界经济中心的形成与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科技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因此在工业调整中注重发展高技术产业，并加强了政府对科技发展宏观调控的力度。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对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变化有敏锐反应的“小型开放式经济体系”，香港需要一个有利于经济及就业稳定发展的多元化产业结构。值得指出的是，结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香港现状（高昂的土地成本和人力资本），重建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无法取得竞争优势，因此发展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已势在必行。近几年来，虽然香港政府提出大力发展创新科技以推动经济转型，“兴建了科学园、数码港等设施，通过研究资助局、创新及科技基金、应用科技研究院，以及支持各类科技创业和科技培育计划，推动了研究与开发”[12]，但从目前来看，这些政策措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董建华也承认“科技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相对上是有限的”[12]。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结构看，香港经济显著特征仍然是知识生产的能力远远弱于知识利用的能力。由于香港政府多年来所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远远少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直接导致香港的科技竞争力与起点相近的韩国、新加坡或中国台湾相比，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如表3所示）。
表3 香港与其它新兴工业化国家科技竞争力国际排名比较（2002）（注：如果没有特别表明年份即为2002年数据。）
中国香港 新加坡
中国台湾 韩国(排名)
(排名)
(排名)
(排名)
R&D支出
R&D支出总额(百万美元，2000)
761(34) 1746(26) 6326(13) 12249(8)
R&D支出总额占GDP百分比(2000)
0.481(42) 1.883(15) 2.045(12) 2.653(7)
企业R&D支出总额(百万美元，2000)
182(36) 1082(23) 3964(13) 9196(6)
R&D人员
R&D总人数(千人全日约当单位，2000)
6.7(41) 19.4(32) 104.1(10) 137.9(9)
企业R&D人数(千人全日约当单位)(2000)
3.2(40) 10.2(25) 70.2(10) 94.3(7)
获取合格工程师难易状况
6.20(38) 7.74(13) 7.26(24) 6.47(33)
企业技术
资助技术发展
6.14(15) 7.79(3) 6.68(9) 5.05(26)
企业技术合作
6.19(15) 7.02(5) 6.38(13) 5.38(27)
企业与大学间知识转让充分程度
4.93(16) 6.65(4) 5.82(8) 4.84(17)
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7.81(7) 8.34(2) 7.26(13) 6.58(24)
R&D资源重新配置
基础研究对长期经济发展支持度
5.80(22) 7.26(6) 5.58(24) 6.47(12)
科学论文的数量(1997)
2548(30) 1353(37) 5512(19) 5411(21)
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2000)
4.1(35) 4.0(37) 4.2(32) 3.7(42)
科学与技术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
6.39(26) 7.87(13) 6.47(25) 5.82(30)
批准授予国民专利件数(1999)
24(42)
30(41)
18052(5) 43314(43)
批准授予国民专利件数年均增长速度(%)(1999) -38.46(13) ×
9.96(16) 20.65(13)
国民在国外获取专利件数(1999)
×
×
2486(17) 7764(10)
数据来源：根据IM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 2002有关资料整理。
2004年香港经济再度复苏，全年经济增长达到8.1％，为四年来最高。其中，出口贸易在前11个月的实质增长达15％；服务输出在前三季增长近70％；访港旅客突破2100万人次，比前年同期升近四成。私人消费开支在首三季增长7.4％，是10年来的最高增幅。各项数据表明经济形势正在趋于好转，但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改善仅仅是建立在外部经济环境改善的基础之上，“由于内地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系出现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同步快速增长，对香港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增，令本港去年多项经济指标都出现双位数字增长”[13]；旅游业成为推动香港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仅内地“个人游”便带来额外65亿元旅游消费收益及16500新增职位[14]；高技术产业对香港经济的贡献率仍非常低，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仍在下降， 香港经济结构失衡的压力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缓解。为了获取持续竞争优势，避免经济运行频繁波动，香港重建以高技术为导向的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实质性转型非常必要。
3.2 香港发展高技术产业为导向制造业的可能性
（1）香港发展创新科技的优势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著名自由港，香港在推进科技创新和高科技城市建设具有明显的优势，如完备的市场经济制度、较强的科技成果商品化以及产业化能力、国际金融中心的融资能力、国际信息中心所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强大的服务能力、国际贸易中心的较易获得各种科技研究与开发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从而可以大大缩短高技术研究和开发时间，降低成本的能力等方面均是香港重建以高技术为导向制造业的重要基础。
（2）CEPA给香港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香港与内地为加强两地之间的经贸联系，于2003年6月29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主体内容，有关承诺已由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CEPA签署后，逐步实行商品贸易零关税，服务贸易降低门槛，贸易投资便利化，必将促进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加，诸多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由于CEPA对“港产品”界定中仅要求30％的工序在香港进行的产品便可算作港产品，香港的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可以将大部分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工序迁至内地，实现成本优先战略；而将部分附加值高的工序留在香港，实施差异化战略。这样在换上“香港制造”的品牌后将可以取得显著的增值，大大提高边际利润率。而在CEPA的框架下，以香港自由港环境、内地市场前景、零关税的优惠以及内地高质量技术人员的输入，这样的环境甚至优越于一些高技术产业发展非常出色的小型经济体（如芬兰、爱尔兰），有利于吸引海外投资者对香港进行战略性投资，促进香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重建香港基于高技术导向的制造业。
（3）高技术导向的新一轮港深一体化合作逐渐开展
与香港毗连的深圳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最早提出以发展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之一，近20年来，深圳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智力与技术资源最密集的地区。目前，深圳正就未来发展进行定位及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迫切需要同香港进行新一轮深层次一体化合作。深圳的优势体现于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高技术产业在国内外的辐射能力强、以市场为导向和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体系以及政府对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大力支持等方面，同香港形成互补关系。
港深两地高技术产业合作可以涉及到技术基础设施、R&D系统、 企业技术网络和社会创新环境等各个方面[15]。根据两地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合作既可以发生于R&D人员与资金投入、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中试、生产制造、 市场推广和销售的技术创新链任何环节；也可以产生于两地的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以及政府与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所形成的区域创新系统的开发上。
4 结束语
香港经济在经过三次转型后而形成目前以发达的金融、资讯、商贸等服务业为主要支撑产业的经济结构，工业的比重已经降至2002年的12.48％。来自现代经济发展的资料及近10年香港国际竞争力大幅波动的事实表明，制造业的空心化和经济基础的过于狭窄将会导致经济运行不稳定，因此，对香港来说重建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制造业是必要的；同时作为小型开放性经济体特别是依托中国内地独特的竞争优势，香港进行新一轮经济转型以实现高技术产业为导向的制造业重建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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