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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我和爸爸、妈妈、大舅舅一同去河南博物院参观,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走进一楼,色彩鲜艳的唐老大对我们说:“我的名字叫唐三彩,我是用铁、钴、锰等元素组成的,我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相互浸润,很漂亮吧?但我含有大量的铅,毒性很大,所以大家别挨着我太近哦!”
走进二楼时,青老二又开始对我满面笑容地说:“你好,吴玮琛,我叫青铜器。我身上的花纹密密麻麻的。我是在商代早期出生的,我里面的内容涉及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非常丰富,后人就是根据我身上的文化了解了当时的人们生活、生产情况。”
刚走进三楼,瓷老三就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叫瓷器,我的品种很多,有青花瓷、斗彩瓷、五彩瓷等等。我还是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的部下吧:这是青花瓷,它的身上有一层青色的釉,因为花纹很花,因此而得名,它的特点是清静、层次分明、色彩翠蓝,能给人清心明快之感。这是五彩瓷,它和它的小伙伴——青花瓷一样,只不过再加上颜色就可以了。这是斗彩瓷,它是由上面的两个小哥哥组成的,因为它的花纹千姿百态,争奇斗艳,人们故称‘斗彩’,所以它叫斗彩瓷。”
博物院这一家子真幸福啊!
关键词: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经济分析
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就是充分利用和有效保护矿产资源,同时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加强对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对于实现矿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同时,矿产资源的综合回收利用,能提高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并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也是资源开发利用企业开展综合利用不竭的动力之源。
一、矿产资源开采利用的现状及问题
(一)开发利用的现状
河南地层较齐全,地质构造复杂,找矿条件优越,是我国重要的矿产资源省份之一。矿产资源种类多、分布广、矿产组合配套与地域分布性强、特色鲜明。截止2000年底,我省已发现154种矿产,探明储量的矿产81种,矿产地936处。现有资源储量居全国首位的有钼、蓝晶石、天然碱、珍珠岩等8种;居第二位的有镓、耐火粘土等5种;居第三位的有铝土矿、水泥用大理岩等6种;居四至十位的有晶质石墨、水泥用灰岩、金、石油、锑、煤、银、铁等28种。查明全省地下水可采资源量191亿立方米。占有重要地位的优势矿产有煤炭、石油、铝土矿、黄金、钼矿、天然碱等;具有特色的矿产有蓝晶石、矽线石、红柱石、珍珠岩、蓝石棉、独山玉等;短缺的劣势矿产为钾盐矿、磷矿、硫铁矿、硼矿、铜矿、富铁矿、铬、镍、铂族金属、金刚石等。部分矿种的资源总量预测显示,金、银、铅、锌、铝土矿、钼、金红石、建材类非金属矿等还有巨大的找矿潜力。
截至2005年底,全省已开发利用矿产80余种,矿山总数达8798个,71万人从事矿业生产,年产矿石1.95亿吨,矿产采选及其原料加工制品业总产值达1661.64亿元,占全省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7.54%,增加值比例为54.84%;矿业工业增加值对省国内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率为12.3%。采选业以煤炭、石油、天然气、金、银及有色金属为主;加工制品业以非金属、化学原料、有色、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为主。
(二)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支柱型矿产后备接替资源准备不足,矿产供需总量失衡。矿产资源利用方式粗放,综合利用水平和深加工能力较低。矿山生态环境问题较为严重,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滞后。矿政管理法规建设和执法力度薄弱。人均占有量少,资源紧缺,河南的矿产资源从总体上看,储藏总量较大,主要矿产的储量都位居全国前列,但是在矿种配置上存在缺陷,并且缺乏丰度特别大的优势资源。由于河南人口数量居全国第1位,因此,主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一般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开采强度过大,资源浪费严重。河南煤炭储量在人均水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l/3左右的情况下,原煤产量却连续18年位居全国第2位,部分老煤矿如焦作煤矿已呈衰退之势。铝土矿的人均占有量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开采量却居全国第1位,并且矿点规模小,浪费严重。在河南的产品贸易结构中有较大输出量和较高知名度的产品中,煤炭、石油、天然气、铝等都属于资源型产品,说明河南的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程度低,深加工和系列加工能力弱,因而造成大量资源和初加工产品输往外省,省内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经济效益低下。
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在矿产资源的开采过程中,由于缺乏环保意识,采掘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乱堆滥放,压占、采空塌陷等损毁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同时也造成了对大气水体、土壤的污染,加剧了水土流失,并产生了塌陷、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二、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问题的经济根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省在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过分地强调人的作用,忽视自然界固有的规律性,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利用,造成了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生态灾难,对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总之,我省对生态资源和环境是一种破坏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使用。究其原因,首先是企业对资源的不负责任的乱采滥用,但这只是浅层次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府宏观调控的不到位、产权界定不明确等。下面主要从经济根源方面来加以分析。
矿产资源属于环境资源,而环境资源大都是一种公共物品或者是俱乐部产品。大卫・弗里德曼这样定义公共物品:“我主张将它定义成这样一种物品,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换句话说,公共物品一旦提供出来,生产者无法排斥那些不为此物品付费的个人,或者排他的成本高到使排他成为不大可能的事。从公共物品难以排斥他人消费或者排他的费用高昂这一点来分析,将会发现我们的生态环境,如空气、水等都具有公共性物品的属性,因而对空气和水的消费和利用就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在这一点上,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是相对的,可以用下面的图1和图2来说明。
图1给出了私人物品的需求线。DA代表消费者A对此产品的需求,DB代表消费者B对此产品的需求,在价格为P的情况下,A,B各自得需求量为Qa,Qb;A和B对此私人物品的总需求就A的需求量和B的需求在同一价格水平上横向累加的和,即Q1=Qa+Qb。
图2代表了公共物品的需求线。由于公共物品的消费是不排他的,因而每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量都是相同的。但每个人对此公共物品都有其主观评价,因此愿付出价格是不同的Pa,Pb;总价格应为各个消费者(此处为A和B)所愿支付的价格之和P。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公共物品的数量是公共的(非排他的),而付费的意愿是私人的;私人物品的价格是公共的,而数量是私人的。
环境资源由于大部分都是公共物品,因而其在使用过程中付费的困难可想而知。对于野外美丽的风光来讲,许多人可以自由观赏和游玩,从中获益,但要某个人付费却办不到。同样的,对于工厂排污造成的公害来讲,由于它污染了空气和河流,会对许许多多的居民产生影响,但是要其中一个人站出来阻止工厂的排污行为也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外部效果都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从而都难以使个人承担责任(无论是支付费用,还是出面制止)。这是公共物品或具有公共性属性的资源所遇到的义务上的困境。这个权力和义务上的困境,在经济学上称为“免税乘车”或“搭便车问题”。
既然资源环境是无偿共享的,企业和个人在其生产要素组合中,必然倾向于选择那些包含较多的不计价的生态资源和较少支付费用的人工和资本的组合方式,以获取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与之相伴而生的是,环境投资在经济投资中只占很小的比重,环境恶化的数值被有意无意地低估。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出现投资者过度使用环境资源这一公共物品,却没有人来保护和改善的问题。这就导致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高于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由多重目标集合而成的发展目标。在有限的环境资源约束下,资源配置的方向强烈趋向于增长,并且在制度和政策的评判规则发生变更之前,这类以经济增长取展的短期化行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重视经济增长甚于重视经济发展,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
另一种情况是,有些环境资源属于俱乐部产品。实际生活中,有许多物品是不可分的,在它的容量约束之内是可以同时由许多人来消费的,有可能超过了一定的规模就会发生拥挤,矿产资源也属于其中之一。而拥挤总是意味着有限的消费容量和无限的消费规模之间的冲突,第一个考虑到这个事实的是布坎南,他说:“有趣的是这样的物品和服务,它们的消费包含着某些‘公共性’,在这里,适度的分享团体多于一个人或一家人,但小于一个无限的数字。公共的范围是有限的。”
因此,这种介于纯私人物品和纯公共物品之间的产品或服务就是“俱乐部产品”,俱乐部产品有两个特征:排他性和非对抗性。排他性是指其具有某种资格、并遵守俱乐部规则的单个会员组成――共同消费;非对抗性是指单个“会员”对俱乐部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或减少其他会员对同一物品的消费。但是,俱乐部产品在消费上的非对抗性是有临界点的。一旦过多的会员加人,非对抗性就会消失,拥挤就会出现。无论是公路、桥梁、野营地、风景点等,均属于俱乐部产品(或称之为可拥挤货物)。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对于俱乐部产品的一定供应水平而言,增加额外使用者的边际成本在开始拥挤之前一直为零;然而,使用者不断增加,当超过这一范围时,增加额外使用者的边际成本趋于无穷大。
由以上分析可知,环境资源由于其本身的资产性质(要么是公共物品,要么是俱乐部产品),使得作为共有资源的生态环境与个体的联系不像其他权属资源的生态物品那么直接和清晰,而市场系统本身不具有反映这类资源社会稀缺性的作用,既无生产足够量的动机,也缺乏保护和投资的刺激机制。这表现在:个人对环境资源不可能进行投资和生产,不仅因其成本过大,而且因为其收益几乎不可能得到实现,且在短期内还看不出其效果如何。即收益――成本问题在环境资源方面很难解决,因而造成了环境资源的破坏性使用,以牺牲自然资源为条件来换取自身成本的降低,刺激经济增长。
因此要实现河南省矿产资源的持续开发利用和环境的良性发展,必须确定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方针,运用法律、市场、计划三个手段,从科技、环境保护、立法、价格体系、宣传政策、管理等方面来实现开源与节流并举、开发与保护并重,把节约资源放在首位的原则。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确保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互相统一。
参考文献:
1、张帆.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M].上海天民出版社,2000.
2、蔡衡.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管理实务[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3、王志电.河南省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探讨[J].河南省情与统计,2001.
【关键词】人才战略 人才规划 政府职能转变 顶层设计 评估机制
【中图分类号】C961.9 【文献标识码】A
人才兴则事业兴。十报告提出,要“推动我国由人才大国迈向人才强国”,作为实现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工具――人才规划,一直是党和国家强调的重点工作。“十五”以来,人才规划作为专题规划纳入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自此我国人才规划从“临时的、个案性的人才计划”走向“长远的、系统性的人才战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要“培养和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的人才目标。此后,人才战略规划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各地纷纷致力打造“人才高地”,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源动力。与“看上去很美”的宏伟目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发展领域的系列乱象:人力资源大而不强,人才结构与数量失衡;培养与使用错位,基层人才不适用、高层人才不够用;人才工程交错林立,“帽子工程”满天飞。换个角度来说,这正是人才规划未能发挥预期作用的表现。
人才战略规划为什么落地难
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到位。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分界,可谓人才规划体制改革的元理念,如得不到厘清,就会导致两个方向的负面后果:一方面,如果规划目标涉及的职能领域太多,要在有限人力物力约束条件下满足所有目标几乎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影响,我国人力资源虽然丰富,但市场配置作用长期受到限制。人才评价机制僵硬、行政审批架屋迭床、科研经费政出多门等一系列问题,使人才市场遭到制度性分割。人才规划在这种体制性痼疾面前,显然力有不逮。
二是顶层设计的统筹失灵。从横向政府职能领域的角度来看,人才几乎贯穿于每一个政策领域,在“发展规划”时代,脱离大环境而存在的人才规划,只可能是自说自话,遑论助力经济发展目标。而综观人才规划、教育规划、科技规划等众多战略规划之间,还缺乏一个协调的机制设计,如何让纵横交错的发展战略规划发挥合力,共同助力于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这一问题还亟待探索。从纵向政府层级的规划体系来看,有的地方的人才规划基本上还停留在对国家人才规划的简单复制。如果说作为国家层面的人才规划,重在引导,而不限于细节,充分给予地方政府人才发展的空间,那么地方政府的人才规划,应因地制宜,为衔接国家战略方针提出更切实的措施,否则规划方案一旦口号化,将沦为绩效宣示工具,甚至形象工程。
三是规划方案的模糊问题。从人才规划方案来看,从较高的国家层次到地方政府层级,从目标体系到配套政策措施,人才规划都存在模糊化的问题。在具体措施上,出现了以原则对原则、“行政谚语化”的倾向。有的规划方案虽然大谈“落实”,但实际上只是把一些一般性的工作思路当作操作路线图,对于覆盖范围、目标群体、执行方、资源分配方式等配套信息都没有明确。这种“谚语”化的规划方案的一个后果就是,不同专题领域、不同地区的人才规划高度相似,看似是在建立“共识”,却伴随着政策“去实质化”的风险。
四是评估机制的错位缺位。一方面,规划评估的重点与规划目标逻辑上并不是铁板一块,评估的指向性不明。一边是国家对人才“质量”三令五申的强调,一边是规划文本中对人才“数量”坚持不懈的重申。从目前可考的人才规划评估报告来看,可测量的评估指标体系还是相对单一,集中对人才数量、结构、学历等信息的简单汇总,政策指导意义并不明确。另一方面,人才规划评估的制度规范尚未建立,特别是终期评估与年度评估机制的建立,各地人才规划评估的内容差异较大,评估结果较难进行横向和纵向上的对比。评估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诊断,根据诊断结果,才能确定在下一政策周期应如何调整新的规划方案,激励相关规划主体就有关不足进行改进。
人才规划改革路在何方
人才规划愿景宏伟,但如果不能落实,就成了空中楼阁;围绕人才规划调查、编制和实施所开展的大量工作,就只是在层层负重的行政体制上再添一根稻草。基于此,人才规划改革路在何方?执行难应如何破题?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重新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人才活力能否得到释放,关键在于政府简政放权的决心与魄力。创造人才能够自由成长的空间,该由用人单位办的就交给用人单位,该交给基层的就交给基层,该由市场运作的就交给市场。具体来说,应明确规划的重点内容,将人才规划与教育规划、科技规划、经济发展的核心工作紧密挂钩,梳理内在规划系统的内在作用链条,发挥人才战略的宏观管理作用;应建立政府人才管理服务的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规范人才评价机制中的行政审批,打破自由流动、竞争与发展的体制障碍。
二是配套制度供给,实现管理的精细化。战略管理理论提供的一个思路是,不能描述的就无法衡量,不能衡量的就无法管理。人才规划重在实施管理,战略的提出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对于战略目标的分解、对接与执行。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规划如何对接?规划目标与手段措施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一致?人才规划应如何处理与其他科技、教育工程之间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都要求人才规划放弃粗放式的概念管理,而应该落实到更小的目标和更微观的操作路线图。具体来说,首先,建立年度人才计划,并解释年度计划是如何分步骤实现战略目标的――包括配套政策工具、资源分配、时间表、路线图等,以此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和约束力,如果年度计划的单独设立有难度,至少要在部门年度工作计划中体现出来;其次,构建部门预算与规划活动之间的联系,在制定预算与年度工作安排之时,就将中长期人才战略纳入考量;再次,建立一套有效的监测反馈机制,便于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政策方向。
三是规范规划评估,形成规划评估的长效机制。建立人才规划评估机制,需力求避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普遍存在的评估价值导向不清、评估主体欠整合、评估指标不科学、绩效信息不透明、评估方法单一、评估结果运用不充分等普遍性的问题。具体而言,应明确人才规划的评估主体,由规划编制部门负责牵头指导,将规划评估工作的流程规范化、制度化;应秉承精细化管理的理念,建立科学的、主客观指标结合的评估指标体系,注意规划运行期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而不能单单依靠座谈会的形式来应付规划评估;重视规划的周期性评估工作,不仅要进行中期评估,也要重视年度评估和终期评估,分阶段、分步骤地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监测,做到心中有数;评估的数据应得到有效使用,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接受公众监督,通过效果分析等方式实现人才规划的反馈与修正。
四是引入公民有序参与,为规划执行增效保质。发挥人才规划的作用,还需要广泛的政治参与来提升决策的政治合理性。由于政府和职能部门既负责规划目标的设定,也负责执行、监测与评估,因此,他们有充分的动机去操纵和规避负面信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进一步提升人才战略规划的可操作性与执行力度,有必要引入更多外部参与,如开展第三方独立评估与监测、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让“外脑”帮助人才规划更好地落实。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我国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和科学体系评估研究”(项目编号:13BZZ04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余仲华:《我国人才战略规划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才》,2005年第4期。
“第二大国”的规范管理压力
业内普遍注意到“暂行”两个字,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是我国最早开始器官移植的机构,所长华教授一直参加规定的讨论,他对记者解释:“目前我国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太大了,出台管理办法的国内外压力比较大。”
亚洲最大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这样概括中国器官移植的现状:“起步较晚、治疗不规范、发展不平衡、一哄而起。”1960年吴阶平教授完成我国首例肾移植手术至今,中国已经发展为器官移植数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上世纪90年代,由于技术壁垒的突破和患者经济能力的提高,中国进入器官移植的全速发展期,1993到2002年的10年间,中国肾移植的增长率为322%,美国为141%;年均增长率达到14%,美国为4%。黄洁夫副部长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从事肝移植的医院超过500家,而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医院不过100家,有资格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在香港特区,能够从事肝、肾和心移植的医院仅各一家。黄洁夫说:“目前全国开展肾、肝、心等器官移植的医院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器官移植医疗资源过剩与90年代初的医院分级管理制度有关。黄洁夫说:“一家医院要通过三甲医院考核,其中一个硬指标就是必须完成5例以上器官移植,这就导致一些医院为了达标不择手段,从外面请专家带着病人到本医院做手术。”当时医院从事器官移植并不需要卫生行政部门审批,也不需要在专业协会备案。器官移植成为医院塑造品牌的竞争资源。“有的医院以为能够做器官移植,就代表着医院的医疗技术达到了一定水平,觉得很荣耀,结果片面追求器官移植例数。”黄洁夫说。
过剩的医疗资源加深了国内原本巨大的器官供需鸿沟。来自非官方的诺华肾移植登记网和范上达肝移植登记网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完成肾移植手术约8000例,肝移植手术近4000例,同期美国完成器官移植手术14492例。截至2006年3月22日上午11:00,来自美国器官资源共享网络(UNOS)的数据显示,美国等待器官移植人数是91671,而仅以肾移植为例,我国的等待人数达30万人。僧多粥少导致市场无序竞争,对供体的争夺能力成了核心竞争力。黄洁夫2006年年底接受《财经》专访时指出:“器官移植有成为医院挣钱工具的趋势,这与我国政府正致力于认真研究和逐步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做法是背道而驰的。”此外,尽管卫生部1999年曾明令禁止外国患者在华接受器官移植,巨大的价差仍然使我国成为重要目的地,西欧肾移植手术费高达17.3万美元,我国规定价格在4万~6万人民币之间,但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上海给日本人做肾移植的费用开到了8万~10万美元。
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上海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告诉记者:“医院在2000年完成了国内第一例‘脑死亡捐献’手术,2005年完成181例肾移植和172例肝移植,接受在地下医院器官移植失败的患者二三十例,这是非常可惜的经济损失和供体浪费。造成病人选择地下医院的原因是大医院的爆满排队,那些就地能取得器官源的小医院请的是外来医生,有的甚至用第一例手术费、药费全免的办法争夺患者。但器官移植不是开完刀就万事大吉了,患者要与医生打一辈子交道,做药物调整,即便术后一年仍需每月一次复查至终生。经验不足的小医院很难处理排异反应和感染。”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阳介绍,中心接收的因移植过程处理不当、操作不规范导致二次移植的病例占器官移植总量的10%~20%。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前段时间刚结束的第二届全国肝移植学术研讨会上公开表示:“由于供体来源质量不高、手术适应症把握不好等原因,中国再次肝移植的数量增加。加强对器官移植的规范管理成为当务之急。”
艰难的“暂行规定”
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华教授向记者表示:“暂行规定的颁布,是法规建设的一小步,也是器官移植规范管理的一大步,万里毕竟迈开了第一步。”华认为,《规定》第一次从医疗机构认证和医生资质论证角度对器官移植手术进行管理,有利于把资源集中在几大中心,提高利用率。《规定》第一次明确指出,人体器官移植前,必须将人体器官移植病例提交本医疗机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进行充分讨论。未经捐赠者及其家属同意,不得摘取活体器官。但华同时表示,《规定》留有几点遗憾:活体器官捐赠者并未指明亲属和非亲属,关键的“脑死亡”问题并未提到,“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在业内形同虚置,资源控制在非卫生部手上,实施起来比较困难。华说:“《规定》并未从根本上管理好器官来源。”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认为:“国内各地技术差别较大,经验程度不同,全国性的管理规范很难一步到位。”
自1984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民政部联合关于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后,我国器官移植立法工作长期处于“真空状态”。1985年,武汉国际器官移植学术会议召开,全体中国代表发出了“关于急需解决器官移植工作中供体来源问题”的呼吁。2000年4月,卫生部正式启动脑死亡法规的制度规划,几年来多次组织有关专家在武汉、杭州、长沙、北京等地就脑死亡判定标准、技术规范、管理条例进行起草和修订。同期开展工作的还有另外一个“器官移植条例”起草组,两组相互独立,原因是避免把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人为地连接到一起,将脑死亡的意义局限到了器官移植一个方面,使脑死亡法具有很浓厚的功利性。2003年《中华医学会杂志》公开发表了《脑死亡判定标准(成人)(征求意见稿)》,迄今为止,此“征求意见稿”仍是医疗工作中脑死亡判定的唯一依据,华自2003年起完成了12例脑死亡捐献手术,他的“球”,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状态。
器官移植立法工作进行多年,业内人士称立法进程几起几落。有观点认为:“器官在我国是高度稀缺资源,立法涉及各方利益再分配,其中不仅是大小医院和医生的利益,也包括部委利益和地方利益。”
2011年1月18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就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听取各地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基层群众意见和建议。1月21日至22日,走出中。南海,来到河南省鹤壁市、安阳市一些社区和农村,走村人户,与群众面对面亲切交流。
让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放心、更舒心
河南省鹤壁市是一个资源型工业城市,长期煤炭采挖形成了大量的煤炭沉陷区。过去,不少生活在老城区的矿工居住在棚户区内,条件艰苦。1月21日下午,一下飞机就乘车赶往老城区。
近几年,在国家财政支持下,鹤壁市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一大批居民喜迁新居。新建的山城区馨苑小区原来就是鹤煤集团的工矿棚户区。过去低矮漏雨的平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楼房。宋荷莲是鹤煤集团的车工,原来一家4口人居住在50平方米的破旧平房内,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棚户区改造后,三个多月前搬进了90多平方米的新房。走进宋荷莲家,她高兴地带着总理参观三室一厅的房子。房间里装修一新,宽敞明亮。寒冬腊月里,家里用上了电暖气,暖洋洋的。关切地询问买房的花销,宋荷莲说,50平方米的老房子不用花钱就换了同样面积的新房,超出部分按低于成本价购买。对当地负责人说,棚户区改造是一项民心工程,要坚持抓下去,让更多的棚户区居民早日住进新房。
离开馨苑小区时,已是傍晚时分。在驻地简单吃了晚饭,又到淇滨区兰苑小区看望群众,并在小区居委会与居民围坐在一起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座谈。
兰苑小区是鹤壁新区“城中村”改造的示范村,居住着2800多人。居委会10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内坐满了人。他们中有农民工、个体户、教师、低保人员等。关切地说:“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就是让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放心、更舒心。评判政府工作报告、‘十二五’规划和政府工作,你们最有发言权。”
物价问题关系群众生活,总理十分牵挂。进城务工人员张宇靖首先发言,他开了一家服装门市。从服装行业问起了物价变化。张宇靖反映,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比较大,服装价格变化倒不大。说起物价,大家纷纷发言,总理向经营超市的王烁问道:“今天鹤壁市鸡蛋的价格是多少?”王烁回答:“一斤4.46元。”听后说:“还不算太高,全国今天的平均价格是一斤4.84元。最近各地的土豆价格比较高,南方有些地方的土豆每公斤价格都过3元了,圆白菜价格也比往年高出不少……”总理对商品价格了如指掌,让不少人发出惊叹。四季青集团董事长李东顺接过话头说:“农副产品价格高,重要原因是中间环节加价多。”说:“农产品流通环节最薄弱,实行组织化经营、农超对接,可以解决流通环节薄弱的问题。这项工作今年要下大力去做。”
又将目光转向了淇滨区九州路办事处劳动保障所工作人员李小明,问起了医疗保险等情况。李小明向总理报告了群众参加医疗保险的标准和报销比例。听后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基本做到了全覆盖。今年要继续提高参保标准,‘十二五’末要达到300元,基本解决群众的医疗保险问题。”大家听到这个好消息,热烈地鼓起掌来。
杨晓慧曾是运输公司的一名修理工。企业倒闭后,作为一个"4050"人员,她在政府帮助下到了山城区人社局工作。她感慨道,三年失业经历,让她特别了解失业人员的难处和苦处。说:“希望你能帮助更多的人就业,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给他们。”杨晓慧频频点头。
年轻的张珂是一家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她介绍了自己办公司的艰辛历程,从几个人起步,6年内发展到160多人,为居民提供了2万人次家政服务。她特别提到,去年9月国务院提出了规范和扶持家政服务业的5项措施。她先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又找来报纸细细读,感到家政服务业发展天地广阔。听后说:“人民生活迫切需要发展服务业,但是现在这个行业比较薄弱。要加大支持力度,鼓励家政等服务业发展,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需求。”总理的话,让张珂信心满怀。
十分关心群众住房问题。居住在山城区阳光家园小区的梁瑞芳,是鹤壁市第一批从棚户区搬到新房的居民。梁瑞芳说:“搬进新房的当晚,母亲和自己高兴地在地板上睡了一夜。”说:“我到鹤壁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了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而后,还向大家详细了解廉租房、公租房的建设以及商品房的价格情况。
一再要求大家多讲政府工作的不足,多提对政府工作的要求。有的人建议,公共卫生服务范围应该再扩大一些。比如对儿童在注重体格检查的基础上,增加对智力和神经筛查等;有的人提出,一些原来参加过工作的临时工,补交养老保险金有困难时,要考虑采取相应措施……
人们讲的都是自己身边的事,说的都是老百姓的心里话。总理认真地倾听着、记录着,不时地回答着。
21名代表发言后,已到22时30分许。屋外,夜色已深。深情地说:“感谢你们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政府工作报告是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的。只有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才能把政府工作做得更好;只有多听批评性意见,才能不断进步,把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办好。”
把农村建设好,让人们愿意留在农村
在与社区居民座谈后,22日上午,又来到鹤壁浚县黎阳镇水峪新村,在村委会召开农民座谈会。狭小的办公室里,坐满了本村和附近村庄的农民、农技推广人员、合作社负责人、乡村教师等。
总理刚刚坐定,水峪新村党支部书记王根福抢先发言。他讲了水峪新村的新变化,提出自己的建议:村民合股开办企业,希望在贷款政策上给予倾斜。总理问道:“为什么不能贷款?”王根福答道:“没有东西作抵押。”“房子没有产权,土地属于集体。解决农民贷款难,首先要解决抵押问题。”总理边问边说。
“食品安全广受社会关注。我们计划流转1万亩土地,专门种植无公害蔬菜,能不能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孙乃霞向总理问道。“用流转土地生产绿色食品,值得鼓励。但土地流转要坚持三条原则:一是农民自愿,二是要科学管理,三是把利益的大头留给农民。”大家对总理的回答报以热烈掌声。
鹤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毕桃付反映说:目前,农业技术人员比较少,一个人要联系四五个村,现在大批农村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妇女和老年人,接受新技术能力差,我们工作起来比较吃力。“你反映的是―个大问题。”回应道,“农技人员匮乏和劳动力素质偏低,不但使农技推广受到影响,也使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困难。农业现代化不是让农民都出去打工,而是要把农村建设好,让人们愿意留在农村。”
残疾人孙炳良8岁得了骨髓炎。在政府的扶持下,他
从家电修理干起逐渐走上了致富路,还办起了培训学校。他现场作了一首诗:炳良今年四十三,八岁残疾步履艰,党和人民救了我,政府就是我的天,炳良自强自立了,要为国家作贡献!真挚的话语,感动了在座的人们。称赞道:“从你身上我们看到一种精神。对于残疾人,我们要给予更多的扶持。”
从搞好菜篮子工程,到提高种粮效益,从发展农业机械化,到加强基层卫生所建设……农民们的发言朴实无华,总理的回答实实在在。座谈会成了总理与农民们的交流会和谈心会。最后,说:你们的肯定,是对政府的鼓励;你们的意见,是对政府的鞭策。政府和农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把农业搞好,把农村建设好。
当天傍晚,来到鹤壁市浚县白寺乡前岗村卫生所。他走进处置室、观察室、诊断室一一察看卫生所设施、医药用品等,向正在值班的医生张宪生和姬军唐详细询问村民们看病就医及报销情况。当了解到卫生所设施和条件还比较简陋时,说,要改善农村基层医务所的基本医疗设施,努力做到小病不出村,稍微大点的病不出乡,为村民们提供廉价、方便的医疗服务。他还来到72岁的村民姬田家里,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到位于鹤壁新城中心的裕隆超市调查农产品市场价格和商品供应情况。
打好抗旱保丰收硬仗
近一段时期以来,华北、黄淮等地降雨持续偏少,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江苏、安徽等省出现不同程度旱情。
1月22日清晨,天寒地冷,呵气成霜,走进鹤壁市淇滨区钜桥万亩粮食高产核心示范区,实地察看旱情。示范区一眼望不到边,绿色从脚底向天边延伸。寒冷的空气里,麦苗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白霜。走到麦田深处,蹲下身子用铲子扒开表层土壤仔细察看墒情,只见表层土壤干旱,下面的墒情还不错。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农业部小麦专家组副组长郭天财是这片示范区的首席专家。他对总理说,去年秋天这里下过一场透雨,地下墒情不错。但是,一冬没有雨雪,100多天有效降雨不到3厘米,旱情正在持续加深。拔起一根麦苗,仔细地察看着叶片和根系,了解小麦生长状况。郭天财指着总理手中的麦苗说:“河南麦苗壮,六片叶十条根。高产示范区2010年小麦平均亩产达695公斤。要想再有好收成,就必须立足抗大旱、抗长旱,抗旱夺丰收。”赞同地点着头。
麦田四周空旷,寒风劲吹,站在地里全不在意。他问道:“如果春节以后还没有下雪,这块麦田是不是就要浇第一遍水了?”郭天财点头称是。嘱咐道:“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又问道:“当前应该如何抓好春管这个关键环节?”郭天财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十六字诀”:“以浇为主,措施前移,分类指导,科学应对。”郭天财刚刚在农业部参加了抗旱专家小组会。专家们认为,黄淮和华北冬麦区到2月中旬再没有降雨,旱情就会变得非常严重。现在就要做好抗旱浇地的准备。看到麦田四周水渠环绕,听说这里井水丰富,放心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