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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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广告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意识形态；民族性

中国广告的历史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科技等各个领域。广告文化也反映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面镜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意识形态称之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在理论上，它是一个由“政治观念、法律观念、宗教、哲学和艺术等各种具体的意识形式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

一、意识形态是构成广告传播时代精神意蕴的重要因素

1．政治观念成为广告其精神意蕴的重要因素之一。1)皇权与封建礼教观念在广告中的体现。禹铸九鼎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广告事件，这也是政治观念成为广告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的开始。以鼎代指国运，当时产生的九牧、九州等概念都成了今天中国的代称。除此之外，秦车和仪仗都是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广告宣言书。

2)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在广告中的体现。1931年10月5日，“美丽牌香烟”广告将东北二省地图及铁路干线大幅画面刊登在《申报》头版，提醒人民注意东北形势。广告语为：“国人爱国，请用国货”，“热血同胞，不可不知万宝山事件，爱国男儿不可不吸万宝山香烟”，体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吹响了时代的号角。

3)政权思想、政治路线在广告中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广告主要反映巩固国家政权、树立国家形象、发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设的政治意识形态。

4)和谐思想在广告中的体现。第一，体现环境和谐的观念：计划生育、环保的广告大量出现。如2001年，在中央电视台《广而告之》栏目中播出的系列公益广告——《老马的故事》，告诉我们要爱护环境，讲究社会公德，建立和谐社会。第二，体现祖国和谐的观念，出现了很多庆祝香港、主题的广告作品。第三，体现与世界和谐的观念。获全国第二届广告作品展一等奖的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广告，以一轮初升的太阳为主体画面，跑道向外有无限延伸的宽阔感。跑道上方一架飞机在飞翔，广告语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广告创意生发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体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与世界接轨。

2．哲学观念、宗教观念、艺术观念丰富了广告传播的精神内容。1)哲学观念完善了广告文化精神的内容。许多广告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如《文帝亲尝汤药》、《闵损单衣奉母》、《杨香扼虎救父》、《朱寿昌弃官寻母》、《董永卖身葬父》等年画广告作品，以真人真事宣扬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千岛湖风景旅游管理局所做的千岛湖电视广告，字幕是：“纯，淳，醇，心泊千岛湖，杭州千岛湖”。广告的创意亮点正是道家思想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反映。

此外，为无国界医生做的公益海报《愈合战火中的创伤》，画面采用刨可贴将子弹贴起来，体现了无国界医生救死扶伤、热爱和平的精神，也传达出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

2)宗教观念完善了广告传播的精神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像成为人们寄托愿望的广告载体。龙门石窟药方洞涉及了针灸疗法，以广告的形式提醒人们按病索方，以示佛祖显灵。

3)艺术观念完善了广告文化的精神内容。随着广告媒体的不断变化发展，广告中所体现的艺术观念和意识形态也不同。

原始社会中，广告传媒技术低下，表现形式和种类比较单一，体现出具有萌芽性质的艺术观，具有很浓的民族特色。在当时，商业行为一般只有“商、贾”两种经商方式，一种通常采用物物交换的“实物广告”，一种通常采用以听觉的刺激达到广告效果的“音响广告”。

文字和印刷媒介出现后，形成了招牌、幌子广告、对联广告等广告形式，在此阶段，艺术观念传统朴素。广告一般采用直观描绘的方法，如药店就画一个药葫芦，表示行业的性质0采用中国传统社会中喜闻乐见的蝙蝠、元宝、桃、莲、葫芦、如意、八卦、龙、凤、福、喜、禄、寿等大量的吉祥造型符号，反映了中国民族文化特有的心理内涵。

l9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广告媒介逐渐向中国移植，出现了报纸、杂志、路牌和橱窗陈列等新的广告形式，还有车身广告、小册子广告、样品广告等等，广告媒介形式多样化，注重艺术性。广告开始重视创意和编排，图形与广告语表现得富有创新意识。如：二十年代，梁新记双十牌牙刷采用“一毛不拔”作为广告语，这话原出自“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本来是带有贬义的，梁新记却用“一毛不拔”来说明牙刷耐用、不易脱毛的特点，新颖独特。

二、意识形态是形成广告传播民族个性的主要依据

按照本尼迪特克所理解的：“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民族性是文化的第一属性”。广告文化的第一属性也是民族性，其核心原因在于广告文化反映的意识形态具有民族性，它是民族意识形态的一面镜子。东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反映这种民族意识形态的广告也不同。

西方文化是一种开放型文化，在题材的选择上也非常大胆、开放，可以将总统作为广告调侃的对象，也可以非常坦然地展示人的欲望，利用“性”做诉求的广告比比皆是。在第45届戛纳国际广告节上获金奖的一则巴西的止痛药广告，直接以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桃色事件为背景而制作。画面上是一脸沮丧的克林顿前额上贴着莱温斯基笑容满面的照片，克林顿的头像旁边是一瓶TY-LENOL止痛药。广告标题十分清楚地点明：“TY—LENOL，特效强力，医治特别头痛的问题。”

然而，古老的中国文化发源、发展于相对封闭、内省的心理环境，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讲究中庸，在艺术表现上追求“哀而不伤，乐而不”。古代的贞节牌坊正是以表彰死了丈夫，而独自守寡一生的妇女，是象征此人从一而终的有力广告。美国人追求个人享受、个人意志、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国广告在题材选择上与此形成鲜明反差。在中国文化崇尚的价值体系中，国家、民族、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长虹广告的广告语是：“太阳最红，长虹更新”、“长虹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完美体现了长虹以国家、民族昌盛为自己使命的民族精神。

意识形态广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跨国广告；建构；解读

身处当代社会，我们生活在符号的世界里，而广告为其中之甚。它无孔不入，元所不在。而广告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孤立的促销商品的经济行为。在实践中证明，广告具有改变世界的传奇力量，它并非元足轻重，而成为影响当代文化，制约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具有强大意识形态性的事物。陶东风甚至认为：广告已经成为塑造大众信仰、世界观、价值观的最重要媒介之一。而这一切怎样发生?尤其在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今中国，跨国广告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中国大众又会如何解读呢?

一、意识形态与广告

何渭意识形态?从早期的者将意识形态界定为统治阶级的“信仰体系”或“虚假的信仰体系”，到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再到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论”，意识形态已不再是暴力政治的附属物。

根据文化研究学派学者理查德·奥曼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一群拥有共同利益的人的观点——如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个社会或者经济阶层、一个职业群体、一个产业等等”。而美国学者米米·怀特则将“观点”进一步扩充为“价值、信仰和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被“一种文化的文本……特别地体现与规定着的……特殊范围的价值、信仰和观念”，这种东西会“使其使用者产生特殊知识和立场”。归根结底，则所谓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能影响他人的价值、信仰和观念等精神性因素而已。

然而，价值取向、生活哲学、观点信仰等精神因素本身并不构成意识形态。真正的意识形态还要与“霸权”相结合。即只有当某个特殊的观点在某个范围中压倒其他不同观点，享有特殊的话语霸权，并且把本观点泛化为具有普遍的、永恒的适用性时，意识形态才会产生。而意识形态是具有特殊性的，即它只是特定群体的特殊观点和价值。而这种特殊的知识、立场、观点，往往会被它的产生者——特定的社会群体有意或无意地普泛化，扩大到超出特定范围，具有超常的适用性和正确性，即一种话语强权。

而当代，形形的广告正是按照这样的流程，进行着意识形态化的运作：广告中最常见的修辞与叙事技巧是意义的嫁接，建构出观点、信仰、立场与价值，再与大众媒介的霸权实现合谋，对不设防的受众进行天长日久的渗透和包围，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受众的无意识，使其“自由地同意”(feeconsent)，甚至主动配合意识形态的牵引，最终将某种属于特定群体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普泛化。而当人们消费商品的时候，他们不只是“使用”对象，用萨持的话来说，“他们同时也买进了一个观念，而且对这个观念进行了奇怪的处理”。美国广告学学者朱丽安·西沃卡在对美国广告史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广告业……作为销售商、品味制作人、教育家、流行文化创造者以及历史学家，多方面、多层次地影响和塑造着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同样，广告也在介入和塑造着我们的生活。

二、经济全球化下跨国势力在中国的渗透和影响

经济全球化，即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形成和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靠性增强。而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逐渐向全球化浪潮打开了大门。无疑这意味着，国际资本和成熟的知识经济力量对中国经济和广告业的介入和影响以及大量的国际广告公司和外国商品广告的涌入。

有资料显示，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50家在华投资，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汽车、通信、精细化工、钢铁和家电以及信息、医药、新材料等极为重要的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fdi(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2004年中国内地实际利用外资(存量)占cdp的比重达到34．12％，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了中国内地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跨国企业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得到各方面的肯定和重视。如《南方周末》制作的(2005世界500强在华最佳投资企业排行榜》，第一财经、零点调查等制作的(2005中国最具影响跨国企业》等。而由中华英才网等联合主办的{2005中国大学生最佳雇主》调查也显示，前十大最佳雇主为：海尔、ibm、宝洁、联想、华为、中国移动、微软、lg、西门子、ge其中6家为跨国外企。

有人描绘了一天处于跨国公司商品包围的生活：“早上，用高露洁的牙膏刷牙，喝雀巢的牛奶，然后开大众的汽车上班，通过壳牌沥青铺就的公路，来到办公室，用装有微软windows的ibm电脑办公，然后用三星手机约同事一起去麦当劳吃午餐。晚上，没准会去看～场时代华纳出品的电影……”而对于商品的推广，跨国公司～向不遗余力。如宝洁公司已经数年稳坐全球广告投放费用的头号宝座。2006年央视广告招标，2005的标王宝洁以3．94亿元再次蝉联。

与此同时，许多国际广告公司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使中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广告市场之一。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广告年营业额的增长超过1000倍，广告费占gdp的千分比，也从0．24上升到9．3。据预测，中国广告市场还有2至3倍的增长空间。现在中国正成为全球广告业竞争的主要舞台。

而加入wto后，中国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和国际化。按照《服务贸易减让表》的规定，2003年底，中外合资广告公司允许外资控股；2005年12月11日起，允许建立独资的外企广告公司。

“3年之后，盛世长城会把总部搬到中国。”国际第四大广告公司——美国盛世长城ceo凯文·罗伯茨2005年12月在北京大学表示。对中国放开广告市场雄心勃勃的还有全球另5大集团——奥姆尼康、wpp、ipg、电通以及哈瓦斯。

跨国广告公司凭借其所拥有技术、品牌、资金上的优势严重地冲击着国内广告公司。1．由于“全球捆绑”协议，在华的外国品牌——通常也就是广告业的高端客户——大多由跨国广告公司。例如ibm的广告在美国由奥美，到了中国也必须找奥美的分公司或在当地的合资公司进行合作。即跨国广告公司为跨国品牌服务。2．进～步抢夺本土高端客户。2005年5月10日，奥美宣布获得了新联想集团全球品牌广告及联想“th~nk”系列产品的广告业务。3．不断地并购和扩张。

可以说，跨国势力在中国的渗透正在重构中国经济和广告业的生态。而中国大众也正在日渐处于跨国公司商品和广告及其所传递的意识形态的包围当中。

三、在华跨国广告中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冲击

由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几乎都是西方经济势力在扩张和流动。则在华的跨国广告中，跨国公司和跨国广告公司共同建构和传递了西方的意识形态观念，给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反照和冲击。

1．自我个性的彰显

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推崇集体主义，着重面子，讲究秩序，团结一致。而西方则推崇个人主义，突显自我，与众不同，不在乎别人的想法。

中国现代的消费族群中，新生代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新生代泛指6—25岁的青少年，他们追逐流行时尚，关注“个体自我”，用着新人类的语言与人交流。精信广告在调查中发现，83％的被访者表示“总在寻找展现自我的空问”，他们注重自我享受，但不是自我放纵。针对于此，许多跨国公司的广告都是个性十分，“我就是我，晶晶亮”(雪碧)，“我有，我可以”(佳得乐)，“我行我酷”(三菱小菲手机)，“我就喜欢”(麦当劳)等等诸如此类的广告语无不暗示着一个个体现个性化、差异化、解构传统、反叛权威的主体。“个人主义”成为极具号召力的口号，人们在其中找到并肯定了自己的个性，使自身的主体地位得以确认，并隐含了对人生模式单一化的反抗和对主体存在的维护。娱乐化、游戏化、解构崇高、纪实性的个人化等多元共存状态，跨国广告宣扬的这种生活模式具备了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韵精神内核，对中国传统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宣扬绝对主体、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去中心化”的解构。

2．传播新女性形象

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多被认为是～个温婉可亲的贤妻良母。而很多广告中，女性只是依附和取悦男人的角色。而在现代，中国女性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女性来说，男女关系中，越来越强调一种伙伴式平等的关系。而跨国广告打造了～系列切合时代气息的新女性形象：独立、智慧、自信、时尚、自尊自爱、宽容及富有人格魅力，她们不再是男权社会中的点缀，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其中以宝沽为最。其旗下飘柔广告(李奥贝纳)从“吵架篇”、“谁说女孩子不能学飞机工程篇”、“老师篇”到现在的“指挥家篇”，皆以“自信”为品牌诉求。飘柔传递出，自信包含外在的自信，也包含内在的自信。外在的自信可以表现为良好的仪表，如柔软顺滑的头发。内在的自信则体现为积极乐观、自主向上的人生态度。只有内在和外在的自信完美地结合，并通过正确的技巧表达，才能展现自己最美好最自信的一面，更主动而坚韧地去实现生活的梦想和人生的目标。

转贴于中国

而“惊喜从肌肤开始”的玉兰油(盛世长城)，则塑造了众多既爱工作也享受生活美丽知性的新女性形象。尤以由赖致宇领衔制作的玉兰油多效修护系列广告，三支广告巧妙地选用了同一故事场景：一个广告拍摄的现场，并由此场景中的三位职业女性(模特、设计师、导演)来分饰主角，各自道出自己的肌肤问题，巧妙地把整个系列的三款产品串起来。三位女性成熟、自信、时尚、前卫、重事业、注意自身表现，让人过目难忘。

其实女性解放未必指个个都当女强人，而是指女性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生存方式，而女权则意味着女性维护自我尊严、人格及利益的权利。宝洁广告中的女性自然地表现出充分的自信、自主和权利，同时又没有对男性尊严的刻意贬低。中国

3．传递勇于竞争、敢于挑战的动感精神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强调和谐，宽容礼让，知足常乐，顺其自然，是一种相对静态内敛的世界观。而西方提倡竞争，敢于挑战，勇于探险，开拓进取，元沦对人事还是对待自然，是一种很具扩张性的外向型世界观，充满动感。很多跨国广告都传递了这样一种精神。

如耐克的“justdoit(想做就做)”广告，它给大众勇敢积极的信念，把运动明星“神化”，使得品牌不单是代表运动鞋，更代表体育运动、代表运动文化、代表勇于挑战的运动精神。瑞士豪雅表携手姚明和中国跳水队，凸现“挑战自我、追求成功、卓越品质”的品牌气质。百事可乐广告从“新一代的选择”、“渴望无限”到“突破渴望”，都以最流行的音乐明星和体育明星打造出年轻、向上的运动精神。

同时，跨国公司也会注重广告的本土化。一位经济学家曾指出：美国公司海外业务的成败取决于是否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存在的区别；取决于负责国际业务的高级经理们是否愿意摆脱美国文化的影响。在跨国广告公司协助全球品牌把产品打入中国这个新兴市场时，其任务往往在于把商品和本地价值观念做细致的结合，为本身就代表全球化的商品创造地方风格，使地方的消费者能够接受。可口可乐广告的中国化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按惯例，可口可乐的广告宣传和品牌定位都要可口可乐总部统一控制和规划。但从1999年开始，可口可乐在中国推出的电视广告选择在中国拍摄，请在中国的广告公司创意设计。近几年来，可口可乐在中国的贺岁广告备受称道。身着红色小肚兜，头顶一撮发的小阿福形象自2001年春节推出以来，深受中国大众的喜爱。2002年春节，阿福邀请小朋友一起剪纸，喝可乐，伴着“龙腾吉祥到，马越欢乐多”的对联展开共迎新春。2003年，阿福来到北方小乡村。阿福与小朋友一起滑雪放鞭炮，同时出现“可口又可乐，羊年喜洋洋”的对联。而2006年春节，真人刘翔和卡通人物“阿娇阿福”共同出演“带我回家”的主题广告，生动地演绎“没有一种感觉比得上回家”，释放人们渴望回家过年，合家团圆的新年情怀。浓浓的中国味和“阿福”的形象就深深的印在消费者心中。这就是因为企业了解和注重中国大众重情、重家、希望吉祥热闹合家欢的价值观念。

四、中国大众对跨国广告的意识形态解读

广告文本的性质也是一种“生产性文本”，其意义是在受众解读过程中产生的，它也是一种受受众控制的文本。广告文本对受众有“塑造”作用，而同时受众对文本有控制性。所以，对于广告的意识形态，我们不仅要分析它的意识形态内容，也要分析受众对广告文本的接受特征。在后一方面，英国文化研究派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代表作就是霍尔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制码，解码》一文。在这篇论文中，霍尔批评流行的传播学理论把传播看作一种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运动。他指出，信息的发送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被接受。

生产传送信息，而阅读(消费)产生意义。意义的产生又依赖于受众中存在的三种解码立场，此即著名的“霍尔模式”：其一是“支配一霸权立场”，它假定受众的解码立场跟传播者的制码立场完全一致，这意味着制码和解码的两相和谐，受众“运作于支配代码之内”。其二是“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这似乎是大多数受众的解码立场，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

一方面承认传播者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也保留自己与之不同的独特意见，形成协商的立场。第三种为“对立码”，受众能了解传播者的制码意图，但是用一种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他们每每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读出新的意思来。而中国大众对与跨国公司广告的意识形态解读也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中国大众会对跨国广告实践前两种解读模式，或多或少地接受广告建构的意义，即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在华跨国广告中建构和传递的西方意识形态观念。但一旦跨国广告冒犯了其根深蒂固的文化界限，则他们相应会做出对抗性的解读。

2004年9月份的《国际广告》杂志第48页，刊登了一则名叫“龙篇”的立邦漆广告作品，画面上有一个中国古典式的亭子，亭子的两根立柱上各盘着一条龙，左立柱色彩黯淡，但龙紧紧地攀附在柱子上；右立柱色彩光鲜，龙却跌落到地上。广告寓意：右立柱因为涂抹了立邦漆，把盘龙都滑了下来。引起争议后，杂志社给媒体发来声明向广大读者致歉。

2004年l2月，一则在电视上播放的名为“恐惧斗室”的耐克篮球鞋广告片被国家广电总局叫停。该片采用“中国武术高手、类似‘飞天’的东方美女、龙”等形象代表“恐惧力量”。该片被认为违反了“广播电视广告应当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尊重祖国传统文化”和“不得含有亵渎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的有关规定。

2005年6月中旬，麦当劳系列打折广告的《讨债篇》中：在一个音像店门口，一位顾客希望老板能给予优惠的价格，但老板表示，优惠期已过不予优惠，这位顾客竞双腿跪地抱着老板的裤管乞求，画外音则响起“幸好麦当劳了解我错失良机的心痛，给我365天的优惠……”。此广告在西安、成都、郑州、广州等地播出时，引起当地消费者的轩然大波。后麦当劳公司自己撤播了此广告。

前两个案例中，都有使用中国元素。也许他们的创意原来只不过想表现商品的特征或精神，但是对于中国大众来说，难以接受。因为这些中国元素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象征，尤其是龙是华夏部落不断融合的文化产物，以至于到现在具有统一信仰和加强凝聚力的功能，成为了中国人的民族图腾和精神归属。而对于广告，中国大众解读为中国元素遭到了贬低甚至是侮辱，进而指认为是中华民族遭到西方的嘲弄。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人牢记国耻，心态自尊敏感。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对于中国文化低人一等的隐射，而这竞来自日本和美国在华的跨国公司。

尽管制作者也许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了解，轻易地将“中国元素”引入广告其中，并且将他们最终安排一一败在詹姆斯这个西方人的手下。因为这样的创意对他们来说，非常自然的符合美国人的思维逻辑——耐克身后的是强势的美国文化。因此这样的一则广告，可以解释成耐克无意“侮辱”中国人以及中华民族，也是耐克无意识的显示出了它所代表的美国文化的优越感。

而“麦当劳广告事件”当中，除了民族情绪，就是它未顾及文化环境，以自己以为轻松幽默的方式，表现出非常不尊重消费者的观念。

好的跨国广告，首先应该学会了解本±文化，学会尊重民族感情。

五、结论

意识形态广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广告；意识形态；策略

现代广告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且无所不在，而且正越来越深入地进入意义生产这一领域，广告不仅仅“广而告之”产品与服务，还在指引人们购物的同时输出某些观念，给人们以意义，给人们以种种美梦和由这些美梦所标识的生活方式，并试图速成某些惯例，把消费者纳入这一“意义”框架。换言之，广告首先推介和生产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大众在消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时获得的实际利益，还包括他们同时获得的某种“精神享受”，并把这种双重满足或通过广告词直接言说，或通过营造氛围实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其次通过在大众媒体上的广泛传播，通过把受众建构为广告主体，使创设的某种观念化的说辞和极具诱惑力的意象推广到大众中去，竭力使之成为大众的利益和观念，在此广告完成了它的意识的制造和传播。当这一观念或意象成为大众或某一群体的自觉不自觉的观念或意象时，意识形态便发生了。

正如理查特·奥曼所言：最常见的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这个群体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社会的利益或者人类的利益。①换言之，最常见的广告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广告角色的利益（广告主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广告受众的利益乃至社会或人类的利益。本文试从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和广告受众的假想主体化来探讨广告颇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策略。

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游离于两种意见之间。其一，一种某个阶级特有的信仰系统；其二，一种可能以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矛盾的幻想信仰系统，即伪思想和伪意识。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则认为，意识形态不存在真实与否，他将其定义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②以此来认识广告意识形态不无道理，因为看似虚拟的广告世界中充斥着“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广告意识形态更有其独特性。

广告在它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未像现在这样进入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现实世界：功成名就、下岗待业、奋斗拼搏、甜蜜爱情，入世、申奥、伊拉克战争、文体赛事，广告为每一件产品都粘上了通向现实世界的无数链接，广告的触角已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在广告世界中，“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不同于阿尔都塞的相关本义，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而广告意识形态所提炼或创设的这种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则是完全有意识的，有着其明确的目的。它在提倡“送礼送健康”的新观念时，目的直指“收礼只收XXX”；它在儿子因疏忽了对父母的照顾而心怀歉疚时，借小孙女之口点题：小“为什么不给爷爷奶奶买XXX？”这种借天真的小女孩之口说出的话犹如道德拷问，质问着对父母的不够孝顺，但如此大的道德问题最后只轻轻落在了：未买XX口服液。那么根据广告逻辑，其隐含主题则是：买了XX口服液=孝顺父母。该命题似无不妥，作为受众而言，自然不会对一则广告的思维和推理是否合乎逻辑大加推敲。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人指出了一条对老人表示关爱和孝心的途径——购买保健品。这一点非常体贴地为忙忙碌碌无暇顾及老父老母而心怀歉疚的现代人找到了一条快捷方便的弥补方式。而另外一些广告则假托老人之口，从老人的角度回应了上述命题：“收礼只收XXX”，进一步证实了该命题的合理性和正确性。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场景：商家在商场醒目处陈设着保健品专柜，促销员的推荐进一步印证着消费者脑中的上述命题，于是，手拎包装精美的保健品拜年的行人几乎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正如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个体觉得自己在直接自由的把握现实，但实际上，他的意识由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所限定，在这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中，广告意识形态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就如波斯特所表述的：广告占据一个能指，亦即占据一个词，这个词与广告所促销的物体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关系，但却被附加到那物体上，产品本身并非首要的兴趣所在，必须在该产品上嫁接一套与该产品没有联系的意义，才能把它卖掉。③而现实世界则在广告商手中被分解成各种要素，这些要素就如那些漂浮于交流空间中的能指，它们被广告商们凭兴致任意地附着在商品上，这些被粘附在商品上丰富、泛滥的意义使得平庸的商品闪耀着炫目的光彩，而这些外在的东西由于是从传统美德和现代时尚中精选出来的而极大地迎合了受众。由于这层普遍存在着的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使现代人在快捷地享受物质产品的同时还享受着被赋予其上的精神快餐，广告场景就这样在现实世界中被皆大欢喜地呈现。[page_break]广告受众的主体化：一种无实质的构想主体

广告场景在现实世界中的呈现还有赖于现代广告的另一策略：把广告受众建构为主体。作为一种日趋圆熟的攻心术，现代广告的突出特征是在表象上模糊了广告主客体的界限，在把消费者作为广告对象研究和揣摩之后，通过广告中的种种代言行为和技巧，让“受众化”的广告角色通过自我言说的方式来最大程度上影响和掌控受众的心理和行为。

广告画面中的言说者不再仅仅是笼统的、不明社会角色的漂亮演员或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丽尤物，而是通过他们的衣着、道具、场景，以及他们在广告中的言说方式被赋予了各种身份，诸如工人、农民、教师、摄影师等职业，子女、恋人、成功白领、家庭主妇等社会角色。加上大量非职业（或非著名）演员的启用，他们普通的长相、自然或生涩的表演使身负多重社会角色的受众不自觉地从广告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在广告商其他技巧的合力作用下，对号入座。

某一护肤品品牌，在其不同版本的电视广告中展示了演员、小学教师、摄影记者、年轻工人，他们的言说者包括老公老婆、老爸老妈等各种社会群体，广告角色衣着普通，长相平凡，以及在演员化妆间、工厂换衣间、小学校园等普通场合中平民化的言谈举止，一切都在昭示着受众：“他们”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他们”。

在另一则洗衣粉广告中，真正的“家庭主妇”们则成为了主角，广告采用街头或入户随机采访的形式，选择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字幕显示）采访家庭主妇，她们带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并不流利、似无台词准备的语言表述，在镜头前略显拘谨的体态，更在直接地告诉受众：“她”就是你们中的一员，没准“她”还是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她”不是我们特意选用的演员，而是我们在街头采访或入户采访中的巧遇；她们是在代表你们说话，并非公司在自卖自夸。

当然，广告中还有大量的脸蛋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但即使是这些星光灿烂的名流，也多被披上一层平民化的外衣，他们与我们一样，有烦恼和不满，他们（她们）头发枯黄干涩，岁月的流逝把皱纹、白发和疾病留给了他们，忙碌在外而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他们面临着工作和学业的压力、成功的希冀、失败的苦恼、人际关系的复杂等种种人间喜怒哀乐，如同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感同身受。

于是，消费者从被言说的对象似乎变成了言说者，既为客体又身兼主体，他的一直处于纯粹的被说教者位置而产生的逆反甚至敌对心理渐渐消融，他们渐渐开始坚信：广告是与己相关的而不是强权的“他者”了。

广告似乎在构筑一种“源自生活”又美妙无比的“现实世界”，从而让受众进一步确证其在广告情境中的主体意识。一种奇特的逻辑产生了：电视广告通过把广告主体构建为一个处于“现实世界”的具象化的“消费者”，而使得作为消费者的广告受众扮演了两种角色——广告话语的主体和客体，恰如由广告商和广告主导演的受众的“自言自语”。在此，让·波德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受众既被构建为客体又被构建为主体，既是物又是上帝，于是面临着主置的不可能性，即主体根本上的无实质性。④

这种“无实质性”的主体，恰似广告主手中的玩偶，假借了消费者的形象和外壳，而被填充进广告主所构造的“血肉”，如此而成的“广告主体”的各种具象依需而定，但也有其规律性的共性：一个有足够收入能自由选购产品的“主体”，一个有某种“需求”但不知如何满足的“主体”，一个消费了该产品而获得魅力或极大满足的“主体”。这样构造的主体并非没有契合人性，在马斯洛看来，人是不停地产生需要又不断地满足需求的动物，人在满足他的基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以后，他有归属和爱的需要，有尊重的需要，包括被人爱和爱他人，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归属某一群体和被群体接纳和承认的需要，在一切需要被基本满足之后，他又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希望事业有成，渴望成功。显然，广告深谙如何激发人的潜在需要和欲望，并提供了惟一的解决之道：消费某产品。当然，如此简捷的解决之道在经过一番炫目而巧妙的修饰之后并不显得单调乏味和可笑。因为在广告中，消费“主体”不仅在消费产品，更在享受着由此而带来的种种精神满足：亲情、友情、恋情；孝心、爱心、诚心；成功、光荣、豪情。这有赖于广告中被依附在产品上的丰富“意义”，当大众在认可这些意义而消费产品或接纳该“意义”时，广告的意识形态便产生了，广告角色（广告主）的利益就这样变成了社会大众的利益。

注释：

意识形态广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关键词：重庆卫视；回归；电视文化；意识形态

    2011年3月1日，重庆卫视全面改版，高举“主流媒体、公益频道”的旗号，不再播出商业广告，减少电视剧和外购外包节目，同时增加新闻节目、自办文化栏目、公益广告和公益宣传片。一石激起千层浪，业界和学界对重庆卫视的改版褒贬不一，对重庆卫视“公益频道”之路能走多远也看法不一。时隔一年，2012年3月26日晚，重庆卫视对部分节目做出调整，黄金时间重新播出电视剧，外界认为重庆卫视再次改版已初现端倪。虽然重庆卫视并没有彻底推翻先前的频道定位，也没有再次进行全面改版，但从电视文化所涉及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重庆卫视“回归”的可能性。

一、重庆卫视现有的塑造意识形态模式存在缺陷

    意识形态是人脑海中的一种思想体系，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它指导人们的各种行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需要通过一定的“文本”来承载，各种信息的传播成为了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种传播媒介都有控制和塑造意识形态的功能。电视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信息传播工具，几乎任何文本都传达一定的意识，试图灌输给人们一种观念和认识。电视塑造意识形态的模式有其自身特点，违背了这些特点电视就很难充分发挥其传播作用。

    首先重庆卫视所塑造传达的意识过于直白。电视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具有隐蔽性，意识形态总是隐藏在一定的叙事策略中，现实代码和技术代码都镶嵌在意识形态代码之中，并服务于意识形态代码。电视文本中蕴含的意识形态需要通过解码被人们“自愿”接受，如果这种意识形态代码过于直白，就会遭到人们的抵触。现在的重庆卫视一味宣扬红色精神，如《天天红歌会》、《记忆》等节目，其中设置的价值导向不言自明。

    受众并都是处于被动接受低位的，电视所灌输的思想并不一定都能深入观众的内心，观众的解码具有多元性，受众的类型也不尽相同。重庆卫视所营造的“红色文化”氛围，直接告诉人们感恩党的领导，高唱对党的赞歌，观众无需解码，无需思考就能知道电视所想传达的含义，这对于那些主控式的受众或许是有用的。但是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接收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主控式受众日益减少，协调式和对抗式受众日益增多。他们对电视节目的意图有着一定了解，因而不完全听信电视传达的信息，甚至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所以重庆卫视在协调式受众特别是对抗式受众中不会收到预期效果，人们会认为此种电视节目过于教条和死板，意识倾向过于明显，给人一种强迫感，从而产生厌烦心理。没有收视率的保证，传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其次重庆卫视传递的观念并不仅仅服务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电视是国家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法规等都要通过电视传达到社会中去，因此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对电视的监管和控制，把它当成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我国更是把电视看成党和政府的喉舌。重庆卫视去年的全面改版是因为地方领导的意愿，不管它的策略是电视频道的差异化定位，或者是品牌差异打造公益频道，如果没有地方领导的支持，没有地方财政拨款，改版不可能如此大刀阔斧，底气十足。而这次的节目调整与地方领导的更换又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这不得不让外界产生猜疑，重庆卫视的改版可以说与政治权利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我国，言论的主导权掌握在政府手中，为了维护社会根基和党的统治，中央政府对电视这一最为大众化的媒体管制一直十分严格，所以不会允许电视以服务个人权利的形式出现。当某一电视频道出现这种倾向时，不仅地方政府要被换血，电视频道也无法生存。重庆卫视在领导被换的同时对节目进行调整，正恰恰说明了这一点。电视文化传播的理念和意识必须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服务，而不能沦为个人权利的工具，从这一点上，重庆卫视的“回归”势在必行，否则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将无法生存。

二、重庆卫视违背了电视文化生态链的规律

    在当前电视文化泛娱乐化状况下，重庆卫视迈出探索公益频道建构第一步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有学者认为，重庆卫视去年的全面改版，变“迎合”为“引导”。在受众本位和眼球经济驱使下，庸俗、低俗、媚俗的节目内容长期是电视荧屏的座上宾，一味迎合受众低级趣味，省级卫视的威慑力和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重庆卫视却主动提升受众的收视品位和格调，使受众收视体验实现了从观看到观赏的转变。这一看法不无道理，重庆卫视的探索可以给我国省级卫视定位转变提供一些参考和思路，也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在所有的文化当中，电视文化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处在一个文化生态网络中，受文化生态的制约和影响。电视媒介的制作人员在电视文本的意义建构中，自然而然就会把主流文化的意义内涵作为自己创作的参照系。但实际上由于受频道资源、时间以及收视率等因素的制约，媒介工作者不得不把放弃个体化行为，向最具有观众的市场靠扰。这并不是说让电视一味去追求收视率而不考虑社会效益，而是将收视率与社会效益相结合，创造出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而不是像重庆卫视，“红色”文化占据半壁江山，节目形式单调乏味，充满说教意味，致使收视率步步下跌，2011年四月，重庆卫视排名全国第34，省级卫视中排名第22，比改版前大幅下跌。

    虽然在电视节目的评估中不能仅仅只看重收视率，但是收视率却是传播效果的保证。首先重庆卫视主流思想宣传阵地的实现要依赖于人们对这个频道，对频道节目的认可，如果收视率无法保证，就难免会有电视台故作深沉之嫌。其次，重庆卫视每年有一半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拿着纳税人的钱做出的却是没人愿意看的电视节目，不得不说是一种资源浪费。最后，重庆卫视的“高雅”节目形式实质上是在远离百姓生活，剥夺了老百姓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我们应当鼓励电视台的创新和品质提升，但前提必须是遵循电视文化生态链的基本规律。一旦违背这一规律不仅会使电视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会背离 百姓的生活。

三、重庆卫视摒弃电视文化作为消费文化特征的举措不合时宜

    重庆卫视去年改版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全面禁止商业广告的播出，目的是为了打造中国首个公益频道。重庆卫视将宣扬“红色”理念、禁播商业广告等同于公益，未免有失偏颇。

    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消费文化，首先是对具体的、个别的商品的购买和消费的引导；其次是对生活方式消费的组织和引导；最后是开辟新的生活风尚和消费领域。这些作用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公益广告，还依赖于商业广告的存在。国外的公益频道，在播出公益广告的同时，还选择性地播出商业广告。电视引导消费并在消费文化中起到催生剂的作用，如果一次性地将电视与消费相剥离恐怕是很难实现，而且也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首先在中国电视台的最主要收入便是广告费，重庆卫视禁播商业广告后，原广告收入部分由重庆广电集团通过综合经营自身平衡1.5亿元，剩下的1.5亿元由重庆市政府补给，这种一半费用由政府买单的做法令外界质疑。国外公益频道的标准之一便是不受政府的控制和管理，但重庆卫视的财政来源都要依靠政府，怎么能保证节目的独立和公正呢。真正的公益频道，必须独立性强，与政府与商业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电视台大部分运营资金要靠政府拨款，这难免会使其沦为党派政治意识形态甚至个人利益的代言人。

    其次重庆卫视禁播广告后，自给不足，运营混乱，为了减轻其他频道的运营压力，化解内部层层矛盾，重庆广电集团在改版后开始大幅裁员。由于不再经营广告，卫视广告中心首当其冲一次性裁员20%，剩下的人员则转移到地方台。再者，为了缩减开支、开源节流，集团内部工资集体下调，一线采编人员的工资甚至下调了15%左右。这一举措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工作人员报酬的减少，也很难保证节目的质量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在电视台融资渠道不完善，经济收入来源单一，社会捐赠机制未健全的情况下，盲目摒弃商业广告，否定电视文化作为消费文化的特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也值得业界探讨很深思。

    重庆卫视改版一年来，在公益频道之路上所做的探索为我国电视频道定位的转变提供了经验，在电视文化泛娱乐化和一味迎合受众的语境下，所寻求的差异化定位值得探讨。但重庆卫视改版似乎先天不足，允许电视台全面改版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不够完善，同时改版是在与政治权利的捆绑下进行的，导致后天畸形。所以在地方领导更换后，又迅速做出调整，放出“回归”讯号。通过上述探讨，重庆卫视在不久后“回归”的可能性很大，可能会依然坚持公益频道定位，但与目前各省级卫视的运营模式不会相差太远。

参考文献：

[1] 余鸿钧.  不再播放商业广告后,重庆卫视怎么办[J]. 青年记者. 2011(10).

[2] 叶晶晶.  重庆卫视改版的“前因后果”[J]. 新闻爱好者. 2011(19).

意识形态广告范文第5篇

广告显性霸权

广告显性霸权是指广告对控制对象的信息接收和行为选择上的一种强迫，这种广告霸权是外在的，是通过观察就可以感受到的。它包括广告信息对受众感官的冲击、广告宣传对企业的压力和广告形式对其他媒介文化的制约。

我们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广告，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很多广告，狭隘地讲这就是一种广告的显性霸权，广告信息对目标受众的感官霸权还不仅仅表现在广告的不请自来，以及对私人时间和空间的侵犯和掠夺，还表现在广告信息诉求的霸气十足。广告宣传对企业的压力源于企业生产导向向营销导向的转变。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管理制度已使产品的生产不再是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将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及时销售出去则成了企业的当务之急。而在各种促销策略中，广告以其持续不断的影响力当仁不让地成了企业的首选促销手段。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广告作为强有力的促销利器，帮助企业赚取了大量利润，正因为如此，企业对广告的依赖也越来越强。对企业而言，广告已不再只是企业可供选择的一种促销工具，它已慢慢地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可以制约企业行为的独立力量，广告宣传对企业的霸权也随之出现。

广告对其他媒介文化的霸权是传媒商业化的必然结果。对现代传媒而言，节目制作和经营管理无疑是媒介生存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因素，在生存才能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后者又显得比前者更为重要，而广告则是媒介商业化运营中无法回避的课题，它已成为现代绝大多数传播媒介生存的主要支柱，广告对传媒的重要性足以使它影响到节目制作和内容编辑。

广告对其他媒介文化的霸权除了表现在对其文化生存空间的挤占以外，还表现在对其他媒介文化资源的控制和滥用。以电影为例， 广告商在利用电影媒介进行产品广告宣传的同时，也在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使电影文化资源为广告创作服务。就这样，以经济资本为后盾，广告霸权获得了一次次的成功。但这种明显带有暴力倾向的硬性传播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感，不但在广告宣传效果上打了折扣，而且这种“野蛮”的运行逻辑也使广告背负了越来越沉重的道德负担，策略上的改变势在必行。

广告隐性霸权

广告隐性霸权是指广告宣传对受众的一种文化规约力和广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受众的一种控制力。与以往公开的暴力的压迫和强制不同，广告文化的权威是匿名的、隐蔽的，广告只是在宣传，它并没有强迫人们必须做什么，但却往往引起相当一致的行为：说着同样的广告语，用着同样的产品，接受同样的消费观。广告的这种匿名权威最终让人们在热衷模仿和追求时尚中消弭了自主性，弱化了创造力。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广告的隐性霸权是难以的，因为它不能像公开的霸权那样培植出反抗的力量，被广告的这种匿名的权威所控制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反抗的意识，同时也便失去了自我。

在广告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面前，大众除了认同广告的意识形态利益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生活实践的意识内容以适应消费社会以外，似乎没有别的什么更好的选择。就这样在广告宣传的意识形态利益和大众生活观念的非自觉性之间构成了一种模式运动，运动如何开展完全掌握在商业利益集团手中，而大众却只有顺应和肯定，根本无力反抗。因为广告在推行这种意识形态霸权的过程中已将受众个体塑造成了意识形态主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广告意象形态大行其道，消解着意识形态的霸权，并对人们的心智和行为实施软控制。

工业化社会复杂的生产过程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而基于生存需要对信息的知晓欲却越来越强，不断更新的传播媒介满足了人们的需要，成了人们了解外部信息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工具。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传媒的过分依赖使创造了媒介的人反而被传媒所控制。媒介向人们提供了经过形象化处理的几乎所有现实的“副本”，这些经过刻意加工的意象形态成了人们模仿的行为“范本”，文化意象化成为一种必然。媒介主导的消费模式也顺其自然地由原来的商品消费变成了今天的形象消费。人们开始按照媒介所塑造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意象进行消费选择。广告敏感地捕捉到消费行为的这种转变，适时地塑造各种多姿多彩的意象形态，力争通过广告将人们带入到具有人文象征的某种情境之中，使每个广告接受者都希望能像广告所展示的那样重塑令人羡慕的自我形象。广告正是凭借着各种令人目眩神迷的意象形态“影响人的潜在的感情，渗透人的无意识，在洪水般的灌输中，按照商品化逻辑操纵人的心理和行为”。

和意识形态的强制性灌输不同，广告的意象形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同样有效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举止、政治态度、审美趣味。在意象形态时代，我们虽然感受不到意识形态控制下的那种压抑和恐惧，但和意识形态相比，意象形态的控制更显得绵绵不绝，影响深远，大到世界观、人生观，小到看什么书、用什么样的牙膏刷牙都受广告的意象形态左右。在这里，意象已不仅仅是一些视听符号，它代表着一种观念和意识，左右着人们的消费行为。

2.受众耽迷于跨国广告所营造的情境之中，以西方的生活模式来设定现代化的目标。

受众对广告产品的价值判断和广告的价值生成更多地依附于外在参照系统。对外在参照系统的过分依赖不可避免地导致价值取向上的良莠不分，从而造成人们对所谓消费时尚的盲目趋附，这也正是部分跨国广告能发挥它的消费示范作用的原因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往往把自己的推销宣传活动解释成先进文明的施予，而跨国广告以其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制作工艺将创作文本在各种媒介上连篇累牍地推出，构筑了一个个“梦幻般的王朝”，让人置身其中，乐而忘返，并以此来预设自己追求的目标。当现实不能给实现这种目标以希望时，人们又会表现出一种心灰意懒。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说，由对外来文化的膜拜和钦羡所导致的自卑会造成一种盲目的模仿。

3.广告的消极示范效应扭曲了人们的心理常态，导致“炫耀性消费”、“消费陋俗”等畸形社会行为的出现。

广告促进“炫耀性消费”的逻辑过程表现为：广告先行向你展示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充满魅力的世界，为“炫耀性消费”者提供了可资“炫耀”的资本来源。然后，广告设计者巧妙地将广告中的人文意义转移到产品或服务上，让你确信只要消费即可进入这样的世界，获得炫耀的资本。这类广告通常都是以高收入者为对象，这种“炫耀性消费”的消极示范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广告凭借其特有的“欲望的模仿”机制重塑社会消费行为，而社会消费又制约影响着个人家庭消费，个人收入的变化往往滞后于个人消费观念的变化，与高消费者互相攀比导致了低收入阶层的超前消费，从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如果说“炫耀性消费”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人们消费行为的一种共同心理，虽不被接受但尚可理解的话，那么“消费陋俗”作为落后文化的表现，则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些消费陋俗的出现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要彻底根除并非易事，而广告的消极示范作用更使这种消费变本加厉，严重地污染了社会风气。

4.广告语成为一种重要的话语再生方式，进而影响主导文化。

为了谋求在市场中的脱颖而出，广告的表达常常语出惊人，违背常人观念，追求所谓的“新、奇、特、怪”，在这种广告文本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观念主张及与之匹配的价值判断。为了使更多的人接受这些广告，“广告词作者还迅速地从发展神速的娱乐世界中吸取和使用新的术语和短语。他们经常将这些术语和短语与通俗文化中更为通用的语言相混合，与消费者所用的词语相混合”。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广告语成了一种重要的话语再生方式。毋庸置疑，这与大众传媒普及和广告出现的频率有关，当广告语成为一个区域年轻人的权威话语时，就会对不了解这些话语的人产生一种压力，迫使他们去接受和了解这些话语，以便跻身于“符号名流”之列而不被时代抛弃。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接受这些广告语的同时也接受了这些广告语负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最终“环境的广告化”必然导致主流文化的变异。同时，作为语言这种符号的“符号”之图像、音像、音乐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负面效应也值得我们警惕。

总而言之，广告是价值判断的提供者，它所传达的标准一旦被社会认同，就会成为一种社会共同的指标和原则。现代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必须有一个健全的广告生态。这包括建立人与人的和谐发展，保持对个体尊严、平等、独立、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尊重和维护。只有这样，广告的世界才会更加健康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