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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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哲学范文第1篇
国际上对儒家生态哲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裔学者和美国有关中国哲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中。杜维明较早提出了“超越启蒙心态”的问题，认为应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金则代替自私自利的原则，把“天人合一”发展成为“更为全面的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哲学的自然观方面，他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存有的连续性”的概念，认为中国哲学的“气”是物质和思维的统一，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存有的连续的本体论”;他还提出了“儒学生态学”的概念。玛丽・塔克尔提出了“气”可以对生态哲学做出贡献的七个具体方面。[1]成中英提出，儒学是包容性的人本主义，在圣人那里，天地人在道和太极的本体宇宙论上三位一体，人是“自然的完成者（consummator）而不是征服者，是自然的参与者而不是掠夺者”。[2]罗泰勒认为，儒学关注人类与宇宙的内在关联，当人性得以实现时，“仁”作为人性之核心亦成为宇宙之中心。因此，“成仁”就是要超越人类自身，这是儒家生态学的根源所在;儒家的仁就是生态学。[3]
关于儒家生态哲学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具体人物也有不少研究。布拉克雷（Donald Blakeley）分析了《论语》中的三原结构的动物价值论问题。艾文荷（P. J. Ivanhoe）认为《荀子》中有一种可称为“快乐的对称”（happy symmetry）的“清晰且非常有趣的环境伦理观”。[4]日本学者桑子敏雄认为，朱熹把人如何与他的环境宇宙相关的思想整合进了一个相容的系统。“这种整合不仅导致了对环境宇宙展现的结构的解释，而且导致了我们对一个困难问题的探究，即我们在何处定位最基本的价值，并且根据这一价值评价人的行为。” [5]艾周思（Joseph Adler）指出，宋代新儒家把“恕”拓展到自然界，使“应”（感应）具有了环境伦理的意义。其他如黄勇分析了二程的事实与价值统一的思想。[6]韦巴（Ralph Weber）研究了天人合一的“合”的形式，白诗朗（John Berthrong）则对“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把儒家关于修养和社会伦理的洞见扩展到新的领域”的八种设想。
二、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已开始对生态哲学或环境问题展开研究。当时的讨论热点是天人关系问题。1992年，中国政府在主题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里约宣言》上签字，此后“可持续发展”成为政治与学术话语。因为传统哲学的“究天人之际”的主题和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重合，于是引发了学界对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关系的探讨。
（一）以“天人合一”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正如余谋昌先生所说：“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作为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7]学者们在研究儒家生态思想时都不能绕开“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季羡林、汤一介、张世英、余谋昌、牟钟鉴、陈来、蒙培元、李存山、柴文华、何成轩、胡伟希、陈国谦等学者都论述了天人合一含义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
在1993年，牟钟鉴就著文，认为“天人合一”表明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的‘天’或‘天地’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自然界’的概念，当然也包括自然界的神秘性和超越性;其‘人’的概念，大体上相当于‘社会人生’，群体与个体都在其中了。因此，天人关系基本上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8]同年，季羡林在《东方》创刊号发表《“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1994年李存山发表文章认为，天人合一之“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接触与符合”;另一类是“客体就在主体之内，或客体是由主体的活动所产生”。[9]
陈国谦吸收冯友兰哲学思想，提出了“环境境界”的概念。他指出：“环境哲学是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形上学反思”;环境哲学的功用“是提高人的环境精神境界，使人的环境意识从人与环境的彼此分离提高到人与环境相融一体”。[10]张世英深入比较了中西哲学关于主客关系的思想，认为中西方各有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思想。[11]在90年代天人关系的讨论中，主张天人合一和主客的“互补”成为主调。
胡伟希则认为，“‘天人合一’这一古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自然与人类合一’的意思。”[12]他还指出，将“天人合一”的观念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理解，认为“天人合一”的意思是提倡人类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这一观点“深化了对儒学的认识，并为传统儒学如何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和前景。”[13]
对于“天人合一”思想的现实意义，汤一介说：“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是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解决当前存在的严重‘生态’问题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合理思路。”[7]
（二）以生态伦理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导方向
生态伦理学，也称环境伦理学，“主张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际关系的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把伦理‘公正’概念扩大到对生命和自然界的关心，道德‘权利’概念扩大到自然界的实体过程，尊重生命的生存权利。”[13]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工业国家。然而，早在中国先秦时期，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已经蕴涵了生态伦理学的思想。随着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成为学者们所青睐的研究方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力图发掘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并探讨其现实意义。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从儒家传统的人伦概念中寻找生态伦理的意蕴。
“仁”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传统意义上对于“仁”的理解，学者大多关注于“仁”所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随着对于儒家生态思想的深入研究，“仁”由传统的人的伦理扩展出生态伦理意义。王正平认为儒家“仁”的思想，在生态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先哲从‘天人谐调’思想出发，确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只是以生为道’，尊重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歌颂生命价值，倡导‘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物我兼照’，‘衣养万物’，‘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的超我的仁爱观念，是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先声。”[14]对于“仁”的生态意义扩展，是根据“仁”的人的伦理推导出来的。张永刚指出，“儒家主张‘天下归仁’，把万物作为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把原本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情感扩大到天地万物之中，维护着天地的‘生生之德’。”[15]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把自然的‘生’与道德的‘仁’等量齐观，使‘生’不仅具有宇宙论的意义，也被视为人类道德的根源。”[16]蒙培元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以及围绕生态哲学问题发表文章多篇，对于儒家哲学的“生”、自然的目的性、仁的差异性与普遍性等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而又深入的论述。他指出：“自然界作为生命整体，当然是有内在目的的。”自然的目的就是生生，是向完善、完美发展，故可称为善，善即是目的。人是自然目的的“实现原则”，由此他特别强调儒家的“为天地立心”“不是为天地立法”，而是对于自然的照管;是肯定自然生生不息的事实，把自然的生生不息作为价值，自觉地、主动地帮助自然实现生生不息的过程。[17]柴文华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儒家思想和现代生态伦理学共同的思考客体;[18]何成轩也认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当今生态伦理相吻合。[19]任俊华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表现为天道与人道一致的生态伦理信念，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念以及仁爱好生的生态伦理情怀。[20]
陈义军认为，“仁”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和中心问题。“由于‘仁’内在天然地具有一种可以不断外推的特征和心理机制，‘仁’的实现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推己及人的过程，如此推衍，行‘仁’就不但要爱自己、爱别人，而且可以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这是儒学内含的由人道推衍天道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道德视野的一次革命性拓展。”他进一步说明董仲舒将“仁”扩展到爱鸟兽昆虫，无所不爱才是真正的“仁”，“从此，施仁的内在规定性便有了实质性进展，并且获得了生态道德的意蕴。”[21]学界有很多学者持这种观点，赵媛、方浩范也指出， “儒家的生态道德是一种真正地推己及人，由己及物的道德。它以‘仁爱’为基点，把人类社会的仁爱主张，推行于自然界，其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目的，首要是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其次才是对自然万物的爱护和同情。……同时，儒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的价值，但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又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也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为了使自然界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必须把管理社会的原则推广到自然界中去，对天地万物施以仁爱的精神，在人与自然界中建立起协同互济，相互制约的秩序。”[22]
（三）以解读概念为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主要方法
学者们在进行儒家生态思想研究的时候，主要采取的方法是选择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命题加以解析，从中发掘出具有生态意义的内容。
前文中提到的“天人合一”、“仁”都是学者们非常看重的概念，学者们通过对儒家思想中这些重要的概念进行详细的阐释，从中找到生态思想的因素。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概念，如“时”、“通”、“民胞物与”、“尔汝群物”等，学者们也做了解析。
“时”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概念。儒家的“时”的范畴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孔子的“使民以时”，孟子的“待时”，荀子的“应时”都具有生态意义。“儒家认为‘天’即自然界有着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荀子基于对自然界的认识，提出了‘天行有常’的著名论断，即人类社会出现种种殃祸，正是有悖规律所导致的。尊重自然规律，当然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农业生产实践，儒家提出了‘取物以顺时’等符合生态农业规律的思想，认为人们应该根据时节，即按照大自然的节奏、生命万物的节律以及四季来决定什么时候该‘取物’，什么时候不该‘取物’。”[23]
笔者曾对“通”这一概念，做了全面的解析，论述了“通”的生态意义。“通”的意义在于自然规律向生态规律的转化。“‘通’范畴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儒家自然哲学关于自然物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认识，由此使我们可以对天人合一获得一些新的理解，认识到人和自然的生态一体性、相关性与依赖性。尤其是，人与自然的精神的沟通能够促进当今人类在面对生态危机时，能承担更大的责任。”[24]
可以看到，解读概念的研究方法就是选择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对其进行详细解读，发掘其中的生态意义，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入。
三、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研究互动得到加强。国内儒家生态哲学研究在吸收当代西方生态哲学的基础上、基于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而展开。关于具体人物，如孔、孟、荀、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等都得到了研究。然而，儒家思想中还有许多有关生态思想的内容等待学者们去发掘。笔者认为，研究儒家生态思想不仅能够拓宽儒家思想研究的道路，重新理解儒家思想，有利于儒学自身的发展，而且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新思路，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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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艾周思.感应与责任：周敦颐与环境伦理的儒家资源[A].Mary Evelyn Tucker，John Berthrong.儒学与生态[M].彭国翔，张容南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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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赵媛，方浩范.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前沿，2008，（3）.
生态哲学范文第2篇
摘要：生态危机的表面上是人与自然的异化所致，其深层次原因是人与人现实异化的突出展现。要解决好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需建构全球生态文明，其中一条重要的哲学路径是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关键词：生态危机；哲学；异化；文明
随着工业化的全球推进，人类面临的最大共同问题是全球生态危机。这个问题在哲学视野下折射出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同一性，其表层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一、生态危机与生态哲学
生态危机（ecological crisis）一般指生态系统崩溃的可能性，人类活动引起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受到损害，甚至生命维持系统受到破坏从而危及人类的福利和生存发展。[1]生态平衡状态时，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高度适应，种群结构和数量比例长久保持相对稳定，生产与消费和分解之间相互协调，系统能量和物质的输入与输出之间接衡。生态系统受到外界干扰造成损坏可通过负反馈机制自我调节得以修复而维持稳定与平衡。但当外界干扰压力很大，使系统变化超出生态阈限时，自我调节能力丧失，整个系统受到严重伤害乃至崩溃，当严重到威胁人类生存时，导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表现为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秩序紊乱、生命维持系统瓦解、严重危害人类利益、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
生态哲学作为生态学和哲学综合形成的学科，用生态系统方法研究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早期的生态哲学宣扬人和宇宙的统一性，确认自然界的和谐和完整。生态哲学拥护者反对非理性的工业发展、技术统治的理性主义和大都市主义等。
二、生态危机表层哲学解读：人与自然的异化
肇始于古希腊的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战胜恶劣的自然界，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但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使用工具能力空前强大，技术的滥用对自然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恶果，数次出现生态危机的兆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遭遇空前的异化。
在西方，长期以来人类中心论占据主流思想，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关活动固定在主客两极化的框架内。人类把自己当作世界中心和自然主宰，把世界当作对象，把天地万物看成技术原料，可任意向大自然索取。在我国，“人定胜天”的观念影响很深，把“与天奋斗”、“与地奋斗”当作豪迈气魄肯定。20世纪30年代，美国西部由于滥垦滥牧，植被遭破坏导致“黑色风暴”，1934年“黑色风暴”带走3亿多吨表土，毁坏数千万亩农田。中国在2005年，因环境污染引发冲突达5.1万起；中国目前表现出生态系统退化、水土流失加剧、濒危物种激增、 天然湿地大片消失、人工林树种单一化等生态危机的迹象。生存环境恶化使我们省悟，导致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本身，人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要和谐。
三、生态危机深层哲学解读：人与人的异化
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并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窒息或文明的中断。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破坏和污染，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演变为严重的生态危机。世界文明发展史研究表明：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中美洲的玛雅，中国的楼兰，这些文明的兴衰都和所在地区森林数量、质量和植被分布密切相关。
人与人关系的正常综合表现是人类文明。石器时代的原始文明，人们须依赖集体力量才能生存，生产活动靠采集渔猎等。铁器出现创造的农业文明为时一万年左右。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工业文明，开启人类现代化生活。世界工业化发展使征服自然达到极致；全球生态危机表明地球无力支持工业文明继续发展，需开创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生存――生态文明。卡逊在《寂静的春天》警告指出，“我知道并没有一个村庄经受过如我所描述的全部灾祸;但其中每一种灾难实际上已在某些地方发生，并且确实有许多村庄己经蒙受了大量的不幸。在人们的忽视中，一个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这个想象中的悲剧可能会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2]
四、生态文明的重要哲学路径：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得出结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统一，将人与自然关系定位在积极调谐关系上，不主张征服自然，强调人既非大自然主宰，也非大自然奴隶，而是大自然朋友。人与自然关系处理得当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应该成为生态文明重要哲学渊源。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质的解决应该依靠道德和政治。正如摩莱里所说，“你会清楚地看到自然的最简单而又最好的教诲，它总是处处与通常的道德和政治不相容的。”[3]
儒家倡导“畏天命”，敬畏自然，对自然界不能随心所欲，对自身行为要警觉；倡导“知天命”，要求人们去认识、掌握自然规律，认识天人关系，达“不逾矩”境界；倡导“制天命”，人类可利用自然为人类谋福利，使天地万物为人类发挥好作用。道家以崇尚自然、敬畏天地作为人生行为基本皈依；道家认为天、地、人“本是同根生”，要“知常”、“知和”、“知止”、“知足”；道家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佛教认为，公平对待所有生命及其权利，建立合理生态平衡观，改善生态环境。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主张整体论、内因论与有机论；逻辑思维强调主客一体的整体思维方式，擅长类比与串联式思维；行为范式注重将人类德性推广于自然界，强调合理取材、善待自然、知止知足；以“和”为贵的人文情怀不仅局限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之间，而且渗透于人与自然之间。正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是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2][美]R.卡逊著,吕瑞兰译.寂静的春天[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3.
生态哲学范文第3篇
休闲的生态本质决定了它可以帮助人走向生态文明。休闲就是一种成为‘生态的人’的过程。生态文明下的‘人’不仅是指身体机能的平衡发展，还要在社会交往中实现自我的外在价值并能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休闲首先就被理解为这种‘成为状态’，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同时，“休闲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3〕21“它对于人‘成为人’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并在人类进步的历史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从人性的三个方面即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意识属性去解读休闲的生态内涵。首先，休闲有助于维护人体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的自然属性也称生物性，它是人类最基本和本能的需求。包括：生命安全的需求、食物的需求、休息和睡眠的需求等。休闲作为缓解疲劳，调节人体机能的活动，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并陪伴着人的每一天。比如：唱几首、跳几下、参加体育活动，这些都是放松心情，解除身体上的疲劳的休闲方式，而且是必要的休闲方式。有人说，中国的社会还不是那么富裕，讲究休闲貌似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因此忽视休闲甚至批判休闲。然而，人不是机器，不能一直劳作，人体的生态系统的平衡就是需要劳逸结合。况且休闲也是一种生产力，休闲得好，既让人身体健康，又让人身心愉悦，这样就能提高人的效率，反之会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这是常识。其次，休闲有助于促进人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全面发展。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属性是指在劳动和生活中与周围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如生产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等。人是一种社会动物，那么就需要通过与别人的交往而不断的‘成为’———成为社会中的人。这就决定了人不仅具有内在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外在价值也不断得以证明，得以体现。这是人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同时也是一个挖掘、创造自我的一个过程。因此，通过休闲活动，我们不仅仅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同时也知道了我们是谁。最后，休闲有助于满足人的精神系统的需要。人的意识属性一般又叫做精神属性，它是建立在人体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精神系统。它作为人性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具有更复杂的结构。人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产层面，相反，价值意识系统对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状态尤为重要。休闲就是在人的追求由物质转向精神的过程中形成的，伴随人类历史的进步，形成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状态。然而，大工业革命的到来却挑战了休闲的地位，使休闲失去了生态本质，人的生态性也遭到了破坏，人的丰富主体性消失，变成了“单向度的人”。机械化水平不断的提升，人也不得不成为机器上的部件。当一切变成功利化的工具只为效率服务的时候，人变得压抑而匆忙。正如马惠娣所说：“愈来愈物质化的社会,致使片面的物质享受和可怕的精神贫困正撕裂着当代人。面对人类这样的场景，尼采曾哀叹‘人死了’；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人被异化’；贝尔悲楚地呐喊‘我是谁?’；海德格尔则追问‘存在的意义’；弗洛姆直陈人类正在‘逃避自由’。人类的精神源泉遭到了严重的污染。”综上所述，休闲的生态本质能促使人走向生态文明。休闲的功能和意义不仅仅是释放工作和生活压力，解除体力上的疲劳，恢复身体机能的平衡。同时也是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从根本上讲就是人走向生态文明的过程。正如杰克•道格拉斯认为“必须重新发现一个完整的自我概念———精神和肉体、理智与情感———才能创造一个真实的自我和全新的世界。”它所强调的应该是满足基本生理需求之上的身体健康，身心协调，人与自身精神和社会文化的有机统一。
二、休闲使社会走向生态文明
休闲可以通过丰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促进社会全面平衡发展，最终使其走向生态文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大众传媒、大众交通的发展，个体因子在社会交往中消失。我们通过网络社交、数字卡片、或是职业识别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关系，人变得符号化并片面性地相互联系，有机的社会生态系统处于分裂和疏离的状态。然而，“人类是需要亲密关系的动物，我们不仅仅需要一起做什么，我们更需要具有多种意义的‘在一起’。”休闲就不断地为丰富和发展社会关系创造条件，比如参加志愿者服务机构、宗教、社区等。它试图通过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让人与人、人与社会多层次的联系在一起，如同自然生态系统内，组成的成分越多样，食物链网的组成越错综，生态系统自动调节恢复稳定状态的能力就越强。这样，当人融入到这样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时，我们找到了自己的“生态位”，我们不再孤独。所以休闲“就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人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存在空间。”然而，在当今社会，随着技术异化的产生，休闲也发生了“异化”，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走向生态文明的进程。原本技术的发展应该为休闲提供时空的可能性。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将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交通、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休闲资源和新的休闲方式让人更充分的利用闲暇。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因此感到轻松。一方面，更多的休闲方式的选择让人不知所措。人们为了休闲而休闲，导致“时间”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不能满足人的所有休闲需求。另一方面，即便人们可以拥有时间去休闲，但由于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沉迷于技术化大生产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追求物质利益也变成社会衡量一个人外在价值的基础。所以人们宁可放弃这样的机会，甚至批判休闲。比如在中国就有“丧志”的说法。当然这种价值导向也影响了休闲业本身的发展，比如作为传统的旅游业。它最初的动机也在于休闲，但如今却变成了一种赚钱的手段，完全忽略了活动主体的内心感受和休闲效果，扭曲了原本的休闲功能和性质。人不再是休闲的主体，而是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关系存在，二者的目的是为了创造经济效益。至此，休闲沦落为经济的附属物。产生休闲的“异化”现象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缺少一种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从而导致价值观过于单一化，错误引导了人的休闲行为，背离了休闲的本质。通过最小成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来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这不仅仅让“人被贪婪和无尽的欲望控制着，且离休闲愈来愈远。传统休闲价值在社会的嬗变中被肢解得愈来愈凌乱；休闲价值的精髓也愈来愈多地被物质主义所浸染。”不可否认的是，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确实丰富了人的休闲内容，但却不能就此取代休闲，比如维系稳定的家庭关系。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我们更享受与家人在一起共进晚餐的时间，即便同样都是劳动，但家务却不会让我们觉得无聊。从社会关系层面来讲，目前，在美国流行一种“咖啡机文化”，其实就是为员工提供一个减压放松的场所，不同部门的人在此交流不仅能交流经验，激发灵感，最重要的是培养了员工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发展出现断裂，需要一种全面发展、有机平衡的生态观念，才能促进社会走向生态文明。同样，休闲的愉悦不能仅仅停留在感官的愉悦和满足，比如消费主义。我们被贪婪和无尽的欲望所控制，在自由时间里无度的消费，似乎在消费中感到实现了自我，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亵渎。这种休闲的物质化使休闲失去了生态本性，发生了异化。应该将休闲上升到文化的范畴，使休闲不仅是一种感官享受，同时更是一种精神体验。“她使你在精神的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它是有意义的、非功利性的,她给我们一种文化的底蕴,支撑我们的精神。”所以，休闲的价值绝非在于实用，而是一种文化构建。休闲“以特有的精神理想赋予人的经济技术行为以真实的意义,使她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或科技力量保持一定的距离或相对的独立性，形成一种对社会发展进程有矫正、平衡、弥补等功能的人文精神力量。”休闲最终促使社会走向生态文明。
三、休闲使人与自然共同走向生态文明
休闲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做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远古人在自然界面前的脆弱地位使人对自然既惧怕又崇拜，人们在劳动之余的蹦蹦跳跳来放松自己或在岩石、陶器上雕刻和绘画来表达对自然的尊重。这是人类最早的休闲方式，也反映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是一种和谐共生的生态观。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人的主体性开始萌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东方的有机观念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地域内，长江和黄河作为养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奔腾不息，神圣的土地在中国人的思维里是生存之根。大自然的厚爱使得中国人懂得顺应天时，懂得人是生活在天、地之间。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这种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的休闲讲究心灵的平静和身心的调和，在这样的状态下去感受自然和生命的真善美的统一。老子主张，人要活得自然、自由自在，心性尤其要悠然散淡。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非常有代表性地表达了休闲之境界———自我心境与天地自然的交流与融合———体悟到了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和谐统一。在西方，星罗棋布的岛屿和沿海的地理形成了众多的城邦国家，寒冷的气候和地质不能满足人的自给自足，人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对自然抱有好的期望，认为人以外的自然事物是没有价值的。因此，西方的休闲关注的都是人的发展，追求人的感官刺激和极限挑战，强调为人们提供激发基本才能的变化条件，从而实现其意志、知识、责任感和创造能力的自由发展。
自然在休闲体验和审美情趣中消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遭到破坏，这必然阻碍了生态文明的实现。就像很多西方人已经不再把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在这里且不谈东西方旅游资源分配的不均问题，只分析自然在休闲理论视野被忽视的原因。许多著作都已论及了欧洲人和北美人在面对群山、大漠和海洋时感受到的不是恐慌和紧张，而更多的是敬畏和赞叹。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们不再对自然有恐惧感，所以开始拒绝欣赏自然的机会。至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困扰”人类。相反，人类开始利用科技的力量，相信在人工的环境中也可以创造这种休闲体验，比如极限运动、迪士尼游乐场等等。当然我们不否认科技的手段能为人的休闲创造愉悦的感官体验，但科技还是不能与自然力量相媲美的，就算我们能利用谷歌地图或是其它的网络设备用手指走遍整个地球，也难有亲临自然的情感回应。所谓的“破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讲这个道理。在大自然中行走，眼随景移，心随景动，胸襟和眼界自会不同。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人站在矮处，视野会很狭小，站得越高，就会看得越辽阔。都市空间狭窄，唯有在山水之间，才能得到一种心灵的成全；唯有在山水之间，才能养出博大的胸怀。休闲体验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动，它可以维护人类自身发展，可以为自然生态平衡提供可能。只有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能使人与自然共同走向生态文明。一方面，这种休闲体验可以有助于自我认知的发展。在无边无际、巍峨、硕大的自然壮观中我们产生了情感回应，包括紧张的、兴奋的、交织着被征服的和忧虑的复杂的精神体验。这个时候我们就被一种超越人类的力量推向想象的极限，就像在空旷的沙漠产生关于死亡的感觉和思考一样。在这种体验中感受自我，感受到我们仅仅是风景的一部分，渺小而谦卑，值得一提的是，这不是一种主观体验，而是一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到也能够亲身感受到的在自然环境中渺小的处境。这样一种新的体验丰富了我们的经验，尤其是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上我们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我们意识到在超越人类能力和控制的范围内，还有“新的价值形式”。因此自然教会我们谦卑，换句话说，就是尊重非人类自然界中事物的内在价值，这是一种生态观念。在自我和环境的互动关系中，我们能重新审视自己在这其中所处的位置，这一新的感悟便是我们的非凡之处。另一方面，积极的休闲体验是独特的也是令人难忘的，它能激发我们对自然的兴趣，进而形成保护的欲望，产生一种生态意识，促进我们对自然环境的伦理关怀。尤其是在我们学会谦卑之后再去审视人类现今遇到的环境问题，便会发挥积极地教育功能，就是这种态度的转变，让我们承认“人不是在自然之上，或是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
生态哲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生态价值；哲学意蕴；影响
中图分类号 X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14）13-0109-01
科学发展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因此，重新认识生态价值，树立良好的生态价值观，对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强生态保护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笔者从生态价值内涵、多维分析等方面分析了该命题。
一、生态价值内涵
一般认为，价值为经济学上的概念，同时更是一个哲学概念，从哲学角度看，价值考察主体应与客观属性之间的关系，为判断客观主体性的范畴，具有目的性、社会历史性和实在性等特点。生态价值是一个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域。
在生态学上，人类认识生态价值历程可反映出人类的生产过程。人类认识生态价值的历程同样是人类认识能力提高的过程。因此，可以说生态价值思维在人类改造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包括两种思维模式，一种为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一种为二元分离思维模式。在生态学中，人类与环境相互影响，表现出动态性、层次性和整体性特点，即从价值哲学角度看，衡量生态价值可从生态系统角度来分析。
从实际来看，生态主要体现在对人类的有用性。当前，人类中心论的观点仍然是环境保护运动的主流价值观。因此，生态观、生态价值观等，不是回到原始社会，而是实现生态价值的最大化，从而理性开发保护生态环境。
二、生态价值的多维角度分析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恶化，重新认识生态价值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人类核心价值之一便是生态价值，对人类的经济、社会和生存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1）从人类生存角度看，生态具有前提性价值，因为生人类居住的家园。生态环境为人们提供了水、阳光、食物和空气等。对生物圈来说，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价值每年在16～54万美元之间，比1999年各国GDP总值高出1.18倍。拿水域生态系统来说，该系统在为人们提供水产品同时，还具有排涝抗旱、调节小气候的功能。因此，生态系统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前，人们发展速度前所未有提升，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资源枯竭和耕地减少等问题。中国环境问题也较为突出，因此需重新认识生态环境价值。
（2）从对经济影响的角度看。生态环境为人们提供了不少的商业交换价值财富，因此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生态对经济的影响，可反映在投入、收入等方面来体现，同时也体现在负面损失、治理费用等。比如由于生态环境破坏，人们患上疾病，则在治疗费用、劳动损失等方面。因此，这同样要求认识生态对经济的价值，采取理性的态度看待生态经济价值等。
（3）环境事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为了改善生态环境，一条有效的途径便是为当政者施加政治压力，在发生环境事件时，非政府组织、绿党等可直接采取政治行动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由于地球本身的物理作用，在全球化日渐扩展的背景下，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生态环境在国际事务中的问题更加重大。当前，数以千计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在世界舞台上活跃着。但生态价值同样可以负面形式出现。
（4）生态价值的文化意义分析。生态环境如果非常好，则会给人一种天然合一的美好感觉。这种情境在《论语》中具有记载。而在《阿弥陀经》中也对美好生态环境有了详细的描述，即无污染、水流清澈、空气自由清新。因此可以说，和谐的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终极关怀之一。
三、生态价值的实现
和谐社会是一个相互协调的社会，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需要与生态实现协调。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当前，由于环境问题日渐突出，应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价值的实现，尽可能实现生态环境的最大化。
（1）提高生态环境一直，加强生态文化建设。众所周知的一个实验为温水煮青蛙实验，生态环境问题也是这样，生态环境恶化，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是人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生态价值，近年来出现了忧患意识。由于大范围生态事件、生态问题频发，使得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逐步提高，这就要求持之以恒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提高生态环境意识应加强文化建设，重视生态环境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综合利用书籍、网络和视频网站等，广泛宣传生态环境建设，普及生态环境基本知识，把人们的意识转化为自觉的行动。
（2）实行科技兴国战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就要求我们充分重视科技的力量，采用生态代价低、可持续发展模式，不仅要注重生态的经济价值，同时注重科技进步，尤其要注重人们素质的提高，提高科技水平。同时，逐步提高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确保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4%以上。
（3）加强制度建设，建立有效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运作机制。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盲目逐利，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对环境产生较大的冲击。但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错位、越位和缺位等现象。
同时，加强生态方面的法律建设，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积极推进评价体系的改革，重视环境保护法规的刚性因素。在评价地区发展中，把治理环境考虑在内，积极应用和推广绿色GDP评价体系，采用集合指数，也就是恩格尔系数、人文发展指数和二元结构系数等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四、结语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但是良好的生态环境，仍需人们的辛勤劳动。在这种新形势下，需重新认识生态价值的哲学意蕴。在本文中，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从生态价值哲学意蕴、生态价值的实现和生态价值多维分析等方面分析了该命题。
参考文献：
[1]杨长智.生态价值的哲学意蕴[J].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
生态哲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万物一体；生态哲学；泰州地域；文化特征
[基金项目] 本文为泰州历史文化研究课题“泰州哲学思想研究”（编号：WYS090305）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052-2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前进方向和共同价值追求。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土壤中的泰州哲学思想，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和精神，又彰显了泰州区域文化的个性。泰州市民崇尚舒适，追求安逸，为人处世不事张扬，待人接物讲究中正平和，邻里之间注重团结互助。尤其是王艮明确地提出“止至善者，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讲求天人合一、人际和谐、身体安逸，向往“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理想社会。这种追求和体现祥和安泰的区域文化思想，其出发点与同志提出的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是何等的一致。纵观泰州历史文化，一批先贤对包括和谐理念、与时俱进、重教尚文、天人合一等的一系列生态思想观念，都有着极其丰富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其中，“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思想既反映了泰州哲学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深刻价值理念，也打上了泰州区域优秀生态文化的深刻思想印记。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也对当今西方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历代的思想家们对“天人合一”思想多有宏论和创新的阐发。史料记载，西周时期周宣王时，尹吉甫作《蒸民》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中含有人民的善良德性来自天赋的意义。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较低，人类对于自然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因此，人必须依赖自然而生存。于是，人们在“敬天”、“事天”中，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能够从自然之中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到了春秋时期，庄子最早提出了“万物一体”的思想。庄子认为天地、万物和人是齐同的，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他认为人与天本来是合一的，只是因为人的主观区分才破坏了统一。人处于自然的状态，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就是“天人合一”的表现。孔子认为，“天”是一切现象和自然变化过程之根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万物是自然的产物。万物包括人，都是自然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在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人和万物是相统一的，人性与物性是相通的。能充分发挥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帮助天地培育生命；能帮助天地培育生命，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了。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性天相通思想。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到了战国时期的《易传》，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最高代表。《易传》认为，人类和万物都是天地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天地自然相统一。“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天地是万物的根源，有万物之后才有男女组成的人类社会。“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与天地自然互相沟通、协调和统一。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了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天人同类说”，他认为天、地、人是一个统一体，把天、地、人三才串联、贯通起来的则是“王”。他在《王道通三》中解释“王”字时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因此，社会政治生活要“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因为君王就是现实世界中代替天统御臣民和万物的无上主宰。尽管董仲舒学说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但其天人关系的论述还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宋明以降，“天人合一”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理学家们摈弃董仲舒的“天人同类说”，开始从心性本体论的高度论证“天人合一”思想。王阳明把“天人合一”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整体观。在《书朱守乾卷》中，他说：“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在《传习录》中，他指出：“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就是说，如果人人都能做到，整个社会就会凝聚成既有秩序又有等差，既相亲相爱又不分彼此的和谐整体了。
“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到泰州学派阶段，则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从“身”是天地万物之“本”角度出发，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在《勉仁方》中，他说：“夫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物不获其所，即己之不获其所也，务使获所而后已。是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万物育’，此予之志也。”在这里，王艮把王阳明的“心”与万物同体巧妙置换为物质性的“身”与万物同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艮的“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万物育”的“万物一体”观，是从整体的生态角度来讲的，这既与其师王阳明着眼于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万物一体”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也使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从此赋予了生态文化的内涵。王艮在其《语录》中多次讲到“万物一体”，如“万物一体之仁”、“万物一体之政”、“万物一体之德”、“万物一体之道”、“万物一体之志”等，但其核心在于强调“人”与“万物”关系中的主体作用，也就是人在与自然、社会关系中的主体作用。“圣人以道济天下，是至尊者道也；人能弘道，是至尊者身也。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以天地万物依于身，不以身依于天地万物。”王艮认为当时社会是“天下无道”的社会，故而坚决不去当官，并表白说：“隐居以求其志，求万物一体之志也。”这种“以身为本”的“万物一体”思想，实际上倡导的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反映了他心忧百姓疾苦，立志改变社会面貌的宏大志向。人与自然、社会，被王艮统一在“为生民立命”的“万物一体”教育之中。在此基础上，王艮还提出了“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他把人的“身”看作是适应自然的“天性之体”。《语录》中，他说：“天性之体，本自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当思则思，思通则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尝缠绕？要之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他不但有著述，还有实践，在《年谱》中有一段记载，他看到父亲常在溪上张网捕雁，每日能捉获十余只。为了保护鸟类，他说服父亲“焚其网，纵雁飞去”。这种行为，体现了王艮保护自然的思想本质。可以说，实现从个人到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是王艮“万物一体”思想命题的出发点。学派重要传人、王艮之子王襞在《语录遗录》中进一步指出：“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充拓得开，则天地变化，草木蕃殖，充拓不去，则天地闭，贤人隐。”“希天地者，希天之自然也。自然之谓道。天尊地卑，自然也，而乾坤定位矣。”就是说，自然界的鸟啼花落、山峙川流、天地变化、草木蕃殖等，都属于“希天之自然”现象，所以“自然之谓道”。在这里，王襞把道学家们的不可捉摸的“天理”之“道”变成了现实的“自然”之“道”。在“自然之谓道”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率性之谓道”的思想主张。他说：“吾人至灵之性，乃天之明命于穆不已之体也。故曰：天命之谓性。是性也刚健中正，纯粹至精者也。率由是性而自然流行之妙，万感万应，适当夫中节之神。故曰：率性之谓道。”“性本具足，率性而众善出焉，天命之也。率天命之性，即是道。”既然“道”出“自然”，人就当顺自然之性去行动。在他看来，人的“良知之灵”是“本然之体”，“良知本性”是“天之灵而粹精之体”，它们自自然然地体现在人的“一体之慈”之中。不管是圣人，还是普通百姓，都可以率性而行，率性而为。由论证从自然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王襞追求的是一条顺应个体人性要求的自由社会理想。学派重要传人徐樾进一步提出了“率性修道”说。在《波石语录》中，他说：“圣贤教来学，率性而已”。于是，“心即性”、“性即道”，“率性而为，即为至道。”这一主张，又被颜钧大为发扬，上升到造化天地万物的地步，提出了著名的“人心为贵说”。在《论三教》中，他说：“人为天地心，心帝造化人，是仁惟生，是生明哲。”而且“人心”被颜钧看作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者和创造者，因而他到处张榜传教，宣扬“救人心火”。在《明尧舜孔孟之道并系以跋》中，他说：“但洗思虑嗜欲之盘结，鼓之以快乐，而除却心头炎火。”应该说，颜钧的“人心为贵说”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他在《告天下同志书》中提出的要人们“以仁天下之心”去“易天下为功业”的思想，应该值得人们高度肯定。
泰州哲学思想中，除了如儒派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重要生态思想，道家和佛家的生态思想也对泰州生态文化发挥了重大影响。从东汉至两宋，泰州盛行道教。至今的城隍庙，是江苏省境内现存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规模最大的道观。道家崇尚“自然”、“不争”，追求精神层面和谐自得。这与泰州学派“万物一体”的生态哲学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泰州的佛教文化古老而深厚，对泰州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影响。陆游为光孝寺撰写的《泰州报恩光孝禅寺最吉祥殿碑记》中的“最吉祥”，不仅成为泰州佛教文化的核心，而且也逐步成为泰州生态文化追求的显著标识之一。可以说，泰州生态哲学思想中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的主张，升华了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形成了鲜明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地域文化特色。从文化形态上看，形成了泰州地域独特的儒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五教并存的良好生态环境。在这种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生态文化观照下，泰州人的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也显现出“温和、宽厚、雍容、大度”的特点。而从物质形态上，则形成了泰州得天独厚的江淮海“三水交汇”的“水绕城、城抱水，水城一体、街河并行”的水城特色。凤城河、溱湖湿地、千岛菜花、水上森林公园、古银杏公园等风景区，都显示出泰州“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之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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