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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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银行范文第1篇
和二级市场已上市公司的持续信息披露相比，由于IPO市场的发行公司首次向公众投资者披露关于其筹资项目的信息，因此信息不对称程度尤其严重。早期研究者如Logue（1973）以及Ibbotson（1975）都观察到IPO折价发行的现象，Ljungqvist（2007）关于IPO市场研究的经典综述表明，全球所有经济体各个时期的IPO市场都存在显著的IPO折价现象，并且指出，解释IPO折价的最主要因素是发行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IPO折价也就越大。早期对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的研究正是从解决IPO市场信息不对称视角展开的。BoothandSmith（1986）的理论模型认为，缓解IPO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机制是引入拥有声誉的投资银行承销股票发行。不同于发行公司的IPO发行是和投资者之间的一次交易，由于投资银行需要在IPO市场与投资者进行反复博弈，因此，投资银行拥有激励形成并维护自身的“声誉资本”。CarterandManaster（1990）认为投行声誉可以吸引那些高质量低风险的发行公司，这些发行公司通过选择具有声誉的投资银行向市场发出关于自身质量的信号，因此，投行声誉可以起到一种鉴证作用（Certification）。ChemmanurandFulghieri（1994）则从信息生产（informationproduction）的视角强调投行声誉是通过投资银行设立更加严格的对发行公司的审查机制建立起来，不同于CarterandManaster（1990）模型中投行声誉是历史形成因而是外生给定的，ChemmanurandFulghieri（1994）模型把投行建立并维护声誉视为模型内生变量，拥有声誉的投资银行由于投入更多成本挖掘发行公司的真实信息，因而平均而言可以选择更加高质量低风险的发行公司成为客户。
尽管早期对投行声誉功能的研究大都支持投行声誉功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降低IPO折价率的结论，但是近年的实证研究则发现投行声誉和IPO折价率不相关甚至呈正向相关关系。MichaelyandShaw（1994）使用投资银行的资本金规模度量投行声誉，对1984至1988年的美国IPO市场开展实证研究，Carteretal.（1998）则运用IPO墓碑公告中承销商排名对投资银行进行打分度量投行声誉，上述研究都发现投行声誉显著降低了IPO折价率，较好地支持了投资银行在IPO市场中的信息鉴证和信息生产功能。然而，Cooneyetal（2001）对1981至1998年的美国IPO市场研究表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投行声誉和IPO折价率呈正相关。Logueetal.（2002）则发现投行声誉和IPO折价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该文解释原因是IPO市场中的投资银行承销活动越来越复杂，Logueetal.（2002）发现正式承销前的投行造势活动以及IPO股票发行后的投资银行后市支持活动对于IPO折价率及发行后的股票长期收益率影响越来越大。正是由于发现投资银行声誉功能和IPO折价率不存在早期理论研究所预测的简单负向相关关系，近年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发行公司与投资银行相互选择、投资银行问题等多个方面对投资银行在IPO承销市场上的金融功能研究进行拓展。
发行公司与投资银行相互选择是否影响投行金融功能发挥
HabibandLjungqvist（2001）对1991至1995年的美国IPO市场开展实证研究，发现如果运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解释投行声誉功能对IPO折价率的影响，将会出现正向影响，也即拥有声誉的投资银行反而导致更高的IPO折价率。HabibandLjungqvist（2001）对此的解释是，发行公司对于投资银行的选择是经过其对于发行付出的成本以及折价率权衡之后进行的，因此投资银行的选择事实上是内生的，这导致最小二乘估计出现有偏结果。运用Probit回归方法，HabibandLjungqvist（2001）发现公司特征以及发行特征都会影响发行公司对投资银行的选择，公司规模越大、盈利率越低，花费在股票推介活动中的费用越高，以及公司的发行股票占总股份的比率越高，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发行公司通过降低IPO折价率得到的利益越多，因此也就越有可能聘请拥有声誉的投行承销。在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方法控制了投资银行的选择效应后，HabibandLjungqvist（2001）发现投行声誉对IPO折价率的影响由正向变为负向，尽管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Fernandoetal（2005）进一步拓展了HabibandLjungqvist（2001）的研究，不仅允许发行公司对投资银行的选择，同时也考虑投资银行对发行公司的选择效应。发行公司将根据投资银行的信息鉴证能力、股票推介及销售能力等标准进行选择，同样投资银行也将根据发行规模、顺利发行的难易程度以及发行公司未来进行后续股票融资的可能性来选择发行公司。因此，更高能力的投资银行将和从投资银行视角看能为其带来更高费用收入的发行公司相互选择。Fernandoetal（2005）针对美国市场1970至2000年13059个IPO以及股权再融资样本开展实证研究，支持了拥有声誉的投资银行和高质量发行公司相互选择的推论。这一推论间接地表明，以往实证研究简单地考察投资银行声誉功能对IPO折价率的影响有可能受到投行和发行公司相互选择效应的影响。Kimetal（2010）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方法考虑了IPO折价率与投资银行承销费用相互之间的内生影响。由于一定程度上，投资银行对IPO发行公司的收费度量了投资银行和发行公司的相互选择效应，因此Kimetal（2010）的结论也就克服了以往研究仅仅单方面考察投资银行功能对IPO折价率影响的缺陷。Kimetal（2010）的结论是IPO折价率和投资银行承销费用呈现互补关系，因此可以把承销费用理解为投资银行的直接收费，而IPO折价率则是投资银行的间接收费。并且低质量的发行公司不仅要向投资银行交纳更高的发行费用，同时也面临更高的IPO折价率。
投资银行有效汇总并处理投资者信息的功能
早期对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的研究更多地强调拥有声誉的投资银行对发行公司信息的鉴证功能和信息生产功能。然而，在IPO发行市场，虽然和单个投资者相比，发行公司有可能拥有更多信息，而投资者整体却有可能拥有比发行公司更多的信息。因此，近年对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研究的一个拓展是强调投资银行有效汇总并处理投资者信息的功能。
（一）累计投标询价的使用与投资者信息处理
ShermanandTitman（2002）指出，不同于早期投资银行在IPO发行中采取固定价格的定价方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投资银行采取更为复杂的累计投标询价的IPO定价机制。在累计投标询价中，投资银行可以决定邀请哪些投资者参与询价，参与询价的投资者随后对于IPO的价格及其认购需求提供初步信息，最后投资银行根据这些信息确定发行价格并决定给予投资者分配的股份份额。由于投资者拥有或分析发行公司的信息需要付出成本，投资银行为了得到更多关于发行公司的信息需要给予投资者更多折价。因此，最终投资银行将在得到更多信息的收益和给予更高IPO折价的成本权衡上进行选择。CornelliandGoldreich（2001，2003）对投资银行采取更为复杂的累计投标询价制度从而有效汇总并处理投资者信息的金融功能提供了实证支持。CornelliandGoldreich（2001）获得投资银行累计投标询价的具体数据并把参与报价的投资者分为两类：一类投资者在报价时提供了具体的认购价位以及意愿认购数量，而另一类投资者则只提供了愿意以市场价格认购的意向。CornelliandGoldreich（2003）发现前一类投资者的报价确实提供了关于IPO发行定价的有价值的信息，而CornelliandGoldreich（2001）则提供了投资银行把更多股份分配给前一类提供了信息的投资者的实证证据。Aggarwaletal（2002）分析了1997至1998年9家投资银行承销的164个IPO样本，发现机构投资者参与询价将增加IPO发行价格调整的可能性，并且机构投资者也获得了更多的股份分配，而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参与也会导致更高的IPO折价，这支持了投资银行同时采取股份分配和IPO折价的方式获得投资者信息的功能。除了采取累计投标询价的方法激励投资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投资银行还可能选择在发行前通过尽职调查的方法替代累计投标询价产生信息。那么投资银行通过累计投票询价处理投资者信息和尽职调查揭示发行公司信息两者是否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HanleyandHoberg（2010）研究表明，投资银行在发行前的尽职调查中产生更多的信息，将导致IPO折价率下降8%，从而可以减少通过累计投票询价对投资者信息处理的需求。
（二）投资银行调整发行前价格对IPO折价率的影响
Ritter（2011）对近期研究文献的梳理表明，投资银行通过对发行前价格调整来反映投资者信息，因此投资银行对发行前价格的调整对IPO折价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资银行通常会在发行前制定一个价格区间，在接受投资者初步报价后，投资银行会根据其对投资者认购意向信息的挖掘分析而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Ritter（2011）指出，如果这一价格向下调整，则IPO折价率几乎为零，也即没有折价；而如果这一价格向上调整，则IPO折价率急剧上升，平均约为50%上下。Aggarwaletal（2002）提供了投资银行调整发行前价格以反映投资者信息的实证证据，Aggarwaletal（2002）对1997至1998年共9家投资银行承销的164个IPO样本开展的实证研究表明，当机构投资者向投资银行提供了对发行公司股份高需求的信息后，投资银行对发行价格上调的同时也增加了IPO折价率或者向这些机构投资者分配更多IPO股份。LjungqvistandWilhelm（2002）也提供了类似的实证证据，针对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IPO样本研究显示，投资银行对IPO价格的正向调整会导致投资银行分配给机构投资者更多的股份或者给予更高的IPO折价率，然而IPO折价率和分配给机构投资者的股份数量却是负相关的，这表明投资银行只采取股份数量或者IPO折价率两者之一作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信息的补偿。最近的研究如Ince（2010）表明，投资银行对发行前价格的调整取决于投资客户提供信息所揭示的对IPO股份的需求状况，并且这种调整是非对称的。如果投资客户揭示了发行股份的负面信息，则投资银行将调整发行价格以充分反映负面信息，然而，如果投资客户揭示了发行股份的正面信息，则投资银行对发行价格的调整程度大约只反映了信息的21%左右。为什么投资银行没有充分调整价格以反映正面信息，Ritter（2011）认为有可能是因为投资银行激励不足，并且价格充分上调也意味着发行失败的可能性更高。如何使投资银行更加充分地调整价格使之反映市场信息，JenkinsonandJones（2009）对欧洲投资银行的实践进行了分析，发现欧洲的IPO发行公司往往聘用一家投资银行提供发行前准备工作的咨询服务，而延迟决定对承担定价及股份推介工作的投资银行的聘用决策。因此，更多投资银行参与信息处理和IPO定价有助于使投资银行充分调整价格反映市场信息。Ritter（2011）还指出，香港IPO市场中的部分发行公司向投资银行支付了激励费用，这将有助于投资银行对发行价格的充分调整。
投资银行提供非价格制定服务对其金融功能的影响
近年来更多的研究发现投资银行除了通过承销活动中的股票定价和推介等功能影响发行公司IPO折价率，投资银行还有可能通过承销前的融资、提供分析师报告以及承销后的后市支持等非价格服务对IPO折价率产生影响。LiuandRitter（2011）的论文为理解投资银行提供的非价格服务金融功能的重要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LiuandRitter（2011）理论模型建立在对IPO市场发行公司对投资银行服务供求分析的基础上，尽管投资银行服务的供给市场竞争充分，但是由于发行客户重视获得如明星分析师报告、特定行业经验等非价格制定服务，而这些非价格服务是相对稀缺的，这导致投资银行可以在细分市场上获得一定的垄断力量。因此，LiuandRitter（2011）理论模型解释了众多投资银行充分竞争的市场供给和发行客户愿意接受高IPO折价率并存的现状，同时也对投资银行提供融资服务、明星分析师报告、后市支持等其他金融功能的重要性给出了合理解释。
（一）融资关系是否有助于增强投资银行在IPO市场中的信息鉴证功能
Schenone（2004）和Duarte-Silva（2010）都讨论了投资银行和发行公司之间的融资关系对投资银行信息鉴证金融功能的影响。随着美国对分业经营监管的放松，很多投资银行由于自身或者隶属的金融集团对发行公司提供贷款因而拥有对发行公司的私人信息。因此，这类投资银行通过和发行公司建立融资关系，从而更大程度地发挥了股票承销中的信息鉴证功能，降低了发行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Schenone（2004）实证发现，和没有建立融资关系的发行样本相比，IPO之前建立的投资银行与发行公司之间的融资关系能够降低IPO折价率大约17%的幅度。Duarte-Silva（2010）提供的实证证据则基于已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样本，同样发现投资银行和发行公司之间的融资关系有助于降低发行公司和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然而，ChaplinskyandErwin（2009）却给出了相反的证据，通过对比研究30家收购投资银行建立IPO承销服务的商业银行在收购后的投行业务与收购前的独立投资银行承销业务，ChaplinskyandErwin（2009）并没有发现商业银行和客户之间的融资关系有助于商业银行承销业务的开展，反而发现商业银行在收购投资银行业务后出现承销业务的下滑。ChaplinskyandErwin（2009）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商业银行和客户之间的融资关系与投资银行承销业务之间很难实现协同效应。
（二）分析师报告与投行承销是利益冲突还是功能互补
投资银行内部的分析师团队通过参与IPO路演过程的推介活动以及在IPO发行后为公司股票价格提供分析预测，从而在IPO承销前后发挥重要作用并对投资银行在IPO市场的金融功能发挥存在重要影响。然而近年的研究对于分析师预测和投资银行承销功能之间是存在利益冲突还是功能互补存在较大争议。CliffandDenis（2004）对美国IPO市场1993至2000年共1050个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IPO折价率和分析师给出投资建议的频率以及强烈买入的推荐正向相关，这支持了发行公司为了获得投资银行的分析师服务而愿意向投资银行付出高折价率的成本。FangandYasuda（2009）针对美国IPO市场1983至2002年的样本实证研究也发现，利益冲突导致投资银行的分析师更有可能给予发行公司买入推荐，并且这种利益冲突的影响对于拥有声誉的投资银行中的非明星分析师尤其显著。Gaoetal（2011）进一步指出，投资银行捆绑IPO承销服务以及随后的分析师报告自从1993年以来已经成为投资银行业务活动的常规。Martin（2010）则发现，IPO发行中的牵头投资银行内部分析师更有可能在发行后的原股东持有股份解禁期结束前给予乐观推荐。另一方面，Spindler（2006）认为投资银行为发行公司提供的分析师服务有利于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的发挥。分析师报告为投资银行在IPO承销活动中的信息鉴证提供了另一条信息的渠道，从而有助于投资银行功能发挥，缓解发行公司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此外，分析师对于发行公司信息挖掘上的投入还将缓解投资银行和发行公司之间的问题。Spindler（2006）上述推论也间接得到了Ljungqvistetal（2006）提供的实证支持，Ljungqvistetal（2006）发现就投资银行的行业整体而言，并不存在分析师报告和投资银行承销业务的利益冲突，过于乐观的分析师报告也无助于投资银行获取承销业务。LiuandRitter（2011）通过分析1993至2008年的美国市场IPO样本发现，由于发行公司重视获得投资银行的明星分析师报告和投资银行拥有的特定行业经验，因此宁愿付出高折价率的成本，这导致同时提供明星分析师服务的投资银行承销IPO折价率提高9%，而同时拥有特定行业经验的投资银行承销IPO折价率将提高3%至5%。因此，从LiuandRitter（2011）的观点看，分析师报告和特定行业经验和投资银行股票承销功能存在相互促进功能互补的关系。Ljungqvistetal（2009）对投资银行提供的分析师报告给出了另一个解释，投资银行主动提供分析师报告或者更积极的分析预测，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当前的联合承销资格，而联合承销资格使投资银行现在和发行客户建立起业务关系，这将有助于将来获得利润率更高的主承销业务。因此分析师报告提供了一个机制，使新建立或没有声誉的投资银行有可能参与和拥有声誉的投资银行的竞争，而竞争有利于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的发挥。
（三）投资银行是否为IPO发行公司提供持续监督功能
投资银行除了为IPO发行公司提供发行前的信息生产和鉴证以及定价服务外，是否还能在发行公司上市后提供持续监督功能？理论上说，投资银行有可能提供持续监督的金融服务，然而在实证中，投资银行在IPO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监督金融功能和上市前的信息鉴证功能很难区分。Kovner（2012）利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提供的自然实验检验了投资银行对于其已经通过IPO上市后的发行客户的重要性。Kovner（2012）发现金融危机中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和美联银行陷入困境对于其已经通过IPO发行上市的公司股价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些公司在其投资银行陷入困境的窗口期内累计下跌5%。而对于那些拥有机构投资者或大股东为公司提供监督服务的上市公司而言，其股价的负面反应要小得多。和Kovner（2012）采取的研究场景及实证方法相类似，Fernandoetal（2012）也利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五大顶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倒闭这一事件作为独特自然实验场景开展实证研究，从而检验投资银行业务关系对于其已发行上市客户的重要性，并且这一研究也检验了投资银行为公司客户提供多种金融功能和服务的相对重要性。Fernandoetal（2012）发现投资银行的股票承销功能对于公司客户而言最为重要，在雷曼兄弟倒闭前十年内获得过雷曼兄弟股票承销服务的公司客户在其倒闭的7天窗口期内平均损失4.85%的股票市值（经Fama–French–Carhart四因素模型调整后），这意味着大约230亿美元的市值损失。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单独获得雷曼兄弟其他金融服务的公司客户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市值损失。Fernandoetal（2012）的研究首次表明了投资银行股票承销金融功能在投资银行多种金融服务中的相对重要地位，同时也支持了Kovner（2012）提出的投资银行为IPO发行公司提供持续监督功能的重要性。
IPO市场中的问题对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的影响
（一）投资客户以交易佣金转移IPO折价收益
IPO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是投资银行金融功能发挥的重要前提，但与此同时，信息不对称也造成了投资银行和发行公司之间的问题。投资银行作为一个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金融中介机构，也有激励利用IPO市场高度的信息不对称，为自身谋求利益。LoughranandRitter（2002，2004）以及Reuter（2006）都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股高科技股上市高峰期间，由于新兴的高科技行业很难在短期内被普通投资者理解，IPO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急剧上升，此时投资银行利用在承销过程中分配股份的权力为自身谋求利益。Reuter（2006）提供的一个实证证据是，共同基金因为认购得到高折价的股份而赚取的每一美元，大约有85美分被投资银行以客户交易佣金的形式获取，而作为回报，投资银行把更多的IPO发行股份分配给相关客户。因此，投资银行拥有激励在信息不对称程度上升的时期进一步提高IPO折价率，从而获得更高的私人利益。Nimalendranetal（2007）和LiuandRitter（2010）进一步提供了投资银行和投资客户之间利益分配的实证证据。Nimalendranetal（2007）发现，在IPO股份分配之后的6天内，投资客户通过更多交易高流动性的股票向投资银行输送客户交易佣金，以此换取投资银行给予的IPO股份分配，这一实证结果在网络股泡沫期间是显著的。LiuandRitter（2010）对1996至2000年的美国市场56个IPO样本研究发现，投资银行分配IPO股份给予其他公司高管将会导致这些公司更高的IPO折价率，而得到股份分配的公司高管将促使该公司更有可能在未来购买这一投资银行的服务。Goldsteinetal（2011）对美国市场1999至2005年的投资银行通过IPO股份分配获得的投资者转移收益进行了初步估算，发现投资银行大约获得的IPO折价收益的45%，因此问题使投资银行拥有激励进一步提高发行公司IPO折价率。
（二）投资银行与投资客户的后市购入协议
投资银行在分配IPO股份的时候还有可能和投资客户签订关于后市购入股份的意向协议，例如投资客户在参与累计投票询价的阶段就有可能显示愿意在后市购入2倍或3倍于其认购IPO股份的意向。Hao（2007）首次通过构建模型讨论了后市购入协议对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的影响。首先，后市购入协议可以使投资银行承销的IPO股票价格在后市获得更好的市场表现，同时也节约投资银行的后市支持费用，并且后市购入协议使投资者因为认购到IPO股份而获得更多好处，因此投资银行也能间接从分配到IPO股份的投资者处得到更多的利益分配。在Hao（2007）的模型中，和投资者签订后市购入协议将导致投资银行提高IPO发行价格，但同时也更大程度地提高了IPO发行后的股票交易价格，因此总体增加了IPO折价率，从而增加了投资银行和分配到IPO股份的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由于投资银行和投资者之间的后市购入协议数据很难获得，Griffinetal（2007）利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1997至2002年IPO样本的发行和交易数据提供了间接证据。Griffinetal（2007）实证分析得到IPO发行主承销商分配股份的投资者，平均而言在IPO发行后第一个交易日净买入相当于该股票总发行股份8.79%比率的股份。这些在后市购入股份的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并且更多地发生在那些活跃的承销量巨大的投资银行承销的IPO样本中，尤其是缺乏踊跃认购的IPO样本。此外，这些机构投资者买入的股份并未被长期持有，而是在未来较短时期内被卖出。所有上述实证证据都支持了对IPO股份分配拥有更大影响力的投资银行更有可能通过与投资者之间的后市购入协议获得利益，因此也使投资银行拥有更强的激励提高IPO折价率。
（三）在发行公司持有股份能否减轻投资银行的问题
实证研究中对投资银行在IPO市场中因问题损害发行客户利益的直接证据很有限，部分研究从另一视角开展对投资银行问题的实证，即如果投资银行在发行客户中有较多的股权投资，那么投资银行和发行客户之间的问题是否会减弱。LjungqvistandWilhelm（2003）实证发现，通常投资银行会在发行客户上市前通过下属风险投资机构间接持有发行公司的股权，在2000年以前，投资银行在大约44%左右的发行公司中持有股权。因此，如果投资银行在这些发行公司中持有的股权越多，其问题应该越弱，因而其IPO折价率应该越低。LjungqvistandWilhelm（2003）针对美国市场1996至2000年共2178个IPO样本的实证分析支持了上述推论。LiandMasulis（2003）发现上述结论对非牵头的投资银行仍然成立，但是对于牵头投资银行而言更显著。
新兴市场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研究
（一）新兴市场投资银行金融功能发挥研究
新兴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对严格的金融市场监管和金融机构的国有股权控制。Chenetal（2005）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投资银行中的国有股权比率和投资银行的财务绩效之间呈负相关，这部分地表明国有股权控制损害了中国的投资银行功能发挥。JiaandZhang（2010）在Chenetal（2005）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投资银行的国有股权控制细分为地方政府控制和非地方政府控制，实证研究政府控制对投资银行功能发挥的影响。JiaandZhang（2010）发现中国的投资银行基本上都是国有控股，并且大多数投资银行的最终控制人是地方政府，因此政府行为对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的发挥产生很大影响。JiaandZhang（2010）的实证证据表明，地方政府控制的投资银行承销的地方发行公司IPO，相比于非当地政府控制的投资银行而言，表现出更低的财务绩效和更差的长期股票收益率。Tian（2011）则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平均高达247%的IPO首日折价率主要受到政府对于IPO定价监管和IPO发行额度控制的影响，并非受到投资银行的金融功能发挥的影响。
（二）产业组织和公司金融交叉视角的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研究
从产业组织的视角看，IPO发行公司和提供股票发行服务的投资银行构成了股票发行的上下游行业，IPO发行公司提供了可供发行的股票产品，而投资银行则提供股票承销服务。IPO发行公司所处行业的产业竞争状况对其投资银行的选择从而投资银行金融功能发挥的影响是什么，这一从产业组织和公司金融交叉视角出发对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的审视，将极大地丰富研究者们对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的认识。目前这一研究还刚刚起步，较有影响的文献为AskerandLjungqvist（2010）。这一研究发现当IPO发行公司所处行业竞争较为激烈时，同一行业的竞争对手会避免使用同一投资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目的是为了避免商业信息的泄露。AskerandLjungqvist（2010）利用投资银行合并和部分行业监管放松形成的外生冲击，实证发现如果分别承销同一行业两家竞争对手公司股票发行的投资银行合并，则其中一家公司更换投资银行的概率增加30%。同样，由于部分行业监管放松造成该行业的竞争程度加剧，也会造成该行业中的发行公司避免使用竞争对手的投资银行。AskerandLjungqvist（2010）进一步发现发行公司避免和竞争对手使用同一投资银行的因素会导致投资银行和其发行客户之间形成较为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并且收取更高的承销费用。
（三）行为金融视角的投资银行金融功能研究
投资银行范文第2篇
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1年在上海、深圳和香港完成的企业IPO筹资总额近730亿美元，几乎达到纽约证交所（NYSE）和纳斯达克（NASDAQ）两大市场IPO筹资总额的2倍。万得资讯（Wind）的统计显示，尽管市场持续下跌，2011年A股包括IPO、配股、增发、可转债等在内的筹资总额高达7083亿元人民币。同期，香港IPO的融资总额达357亿美元，连续第三年摘得全球交易所融资的桂冠；随着欧元区深陷债务危机，包括普拉达（Prada）、嘉能可（Glencore）、美高梅（MGM）和新秀丽（Samsonite）等跨国公司，相继在香港完成了标志性的IPO。同期，纽交所和伦敦证交所（LSE）的筹资总额分别为314亿美元和180亿美元。
港交所IPO领先全球
香港交易所仍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首选：2011年，中国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共有38宗，融资总额为119亿美元，占中企海外集资额的86%。根据Dealogic的统计，2011年中国企业海外IPO融资前10名中，港交所占9家。
不过，随着2011年下半年的市况动荡与转弱，有近40只新股推迟或搁置在香港上市，创下10年来新高；招股规模亦大幅缩减，75%的上 新股定价低于指引价的中位数。德勤（Deloitte）的报告称，当年香港共有90只新股上市，新股家数比2010年同期下跌12%，总融资额357亿美元，比上年减少40%。
德勤认为，零售及消费、金融服务，以及能源及资源业在香港资本市场最受关注。零售及消费企业通过在香港上市，可提升品牌知名度，有助于进军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金融服务机构必须融资以应付监管机构对流动资金的要求；能源及资源企业在“十二五”计划及内地城市化加快的背景下，通过在香港上市进入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商品进口市场。
中企赴美IPO急转直下
2011年对于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来说流年不利：支付宝的股权转移事件；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广泛运用的“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简称VIE）结构前景不明；独立研究机构浑水（Muddy Waters）与香橼（Citron）积极做空东南融通、中国高速频道、嘉汉林业等中国概念股。在上述因素影响下，当年16家中国企业通过美国IPO筹资22亿美元，较2010年暴跌84%。2011年下半年，仅有土豆网成功赴美上市，迅雷、盛大文学、拉手网、凡客诚品等纷纷推迟赴美IPO进程。
面对惨淡的市场环境，2011年包括盛大网络在内共有22家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宣布或者完成私有化退市，在所有257家中国概念股中占比8.56%。
罗仕证券（Roth Capital Partners）的统计显示，当年共有包括BMP太阳石、中国消防安全、康鹏化学、中国安防、乐语中国、环球教育、富泰电气、SOKO健身、天狮国际、同济堂药业在内的10家公司完成私有化，市值总额达到35亿美元，超过同期中国企业通过美国IPO的融资额。华兴资本CEO包凡认为，香港未来将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科技类企业的理想上市地。长期来看，中国优秀高科技公司的核心投资者必定来自本土。
信心不足阻碍并购交易
信贷市场收紧、欧元区面临崩溃风险以及资本市场动荡不安等因素打消了很多企业开展并购交易的想法。彭博（Bloomberg）的统计显示， 2011年全球已宣布的并购交易总额为2.26万亿美元，仅比2010年上升3.2%。2011年的10大并购交易中有8宗在8月之前宣布，此后欧洲市场遭遇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跌幅，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也首次调降美国信用评级，随后连续降低欧洲各国与金融机构的评级。
彭博的数据显示，高盛（Goldman Sachs）是2011年全球并购交易头号顾问，涉及金额达5370亿美元，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高盛全球并购业务联席主管Yoel Zaoui在展望市场前景时指出，欧洲债务危机可能会阻碍并购市场在2012年的复苏。由于现金充足的企业推迟了一些主要的收购活动，市场肯定有被抑制的并购需求。并购的关键推动因素是信心，但目前市场信心严重不足。
中国引领企业与投行市场
全球性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在2011年12月的报告中预测，2015年亚洲将超越北美，成为全球成长最快，也是最大的企业与投资银行市场（Corporate & Investment Banking，简称CIB）。
届时，亚洲在全球企业融资领域的收入规模将达7900亿美元，占全球CIB市场的45%。中国和印度将是两大“成长巨人”，中国新增的CIB收入规模将与美国或欧洲不相上下，产生的批发银行收入的增长将占亚洲总体增长的60%。
投资银行范文第3篇
一、投行业务我国商业银行开展存在的不足
成立投资银行业务部是近年来各大商业银行的普遍做法，商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但我国的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经营管理水平还相对较低，商业银行的运行规律与投资银行有很大不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有现成技术优势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是在体系之内，商业银行里传统业务所释放的强大信号会很容易将其独特新颖的制度、理念淹没。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中开设的投资银行业务运行存在一些不足：
1.业务范围受限
近几年综合经营在国内银行业的步伐逐步加快，但目前的监管政策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我国商业银行在分业经营的监管条件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有着限制，只能部分经营。连接资本市场与资本运作相关的一些业务项目不够顺畅，经常需要作出变通处理。《商业银行法》明文规定，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股票业务，也不得向企业投资，这样商业银行在股票包销和证券交易上就不能提供此类服务。目前IPO经营牌照对商业银行也没有开放，商业银行想直接为客户进行IPO业务也无法展开。
2.金融创新不足
缺乏竞争力的投行产品和服务在国内商业银行很普遍。国内商业银行由于长期处于实行分业经营，没有投行业务牌照，尽管具有客户资源、资金、信息、网络等方面的优势，缺乏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创新产品和业务平台，创新能力弱。
3.业务差异化不明显
目前我国国内商业银行在探索投资银行类业务时，同质化经营的趋势非常明显。从短期融资券承销业务可以看出它的竞争白热化。国内商业银行这单一产品的白热化竞争态势，与投行产品种类缺乏、监管部门逐步放开的综合经营政策有关。国内商业银行与国际商业银行相比，缺乏其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清晰的投行差异化战略，包括业务种类的差异、客户规模的差异、客户选择的差异等等。
4.人力资本缺乏和创新能力不强
面对迅速扩张的市场，人才的缺乏会导致银行业务创新能力不强。由于国内商业银行长期的分业经营，商业银行人员在工作中大多形成知识结构趋于单一，对企业管理、企业财务、资本市场方面的知识研究不多。投资银行业务是一项高度专业化、智力密集型的金融中介服务，投资银行业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它要求队伍成员是精通经济、金融、法律、财务等专业知识，并具备一定从业经验的高级人才，这样才能保证业务的高效开展。
二、我国国内商业银行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策略建议
1.准确市场定位
混业经营将是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方向，目前投资银行业务也是商业银行发展的必然选择，投资银行业务在商业银行的综合占比会越来越高，为了更好的分得这份业务份额，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定位将摆在显著地位。我国商业银行如何开展好投资银行业务，首先要尽快找准市场定位。商业银行应针对不同客户的综合特征，分析潜在需求，做出准确定位，把投行业务作为一项主体业务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1）从产品业务定位来看
商业银行要抓住产品属性的特点，进行产品优势定位。从产品业务发展情况来看，商业银行应有效融合和发挥智力、渠道及牌照优势，着力发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务、并购业务和资产管理等业务，积极探索金融工具交易型业务以及和专业机构合作的权益类顾问业务，用较低的资本耗用，创造较高的手续费类收入。
（2）从客户定位来看
商业银行投行业务的客户定位应首先在建立在现有客户分类的基础上，把客户进行分类，分析其潜在的需求做到准确定位。商业银行的投行业务应选择服务于稳定和争取优质客户，不断筛选出在稳定型或成长型行业中具有技术先进、规模经济、经营稳健的公司为核心客户。同时，给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财务顾问服务，这样也可以形成一个广阔的市场。在担任政府部门的财务顾问的过程中，争取到较为优质的客户，从而赢得投资银行和传统银行业务的市场先机。
（3）从形象定位来看
这是商业银行的一种整体定位，根据商业银行的特点，根据自身特点，设计出与其他金融机构形象的不同，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提升知名度。
（4）从长期布局的定位来看
国内商业银行应在当下分业经营的大局下，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在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大力发展投行业务，紧密抓好资本市场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的交叉区域，把它作为业务创新的重点领域进行突破。
2.加快投行业务创新
现代金融业已经呈现出高度国际化和集团化，投资银行间业务竞争日趋白热化，使得服务价格不断不断下降，同时成本在不断上升，这样传统业务处于无利可图的地位。对我国商业银行来看，在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同时，面临在规模、业务水准、风险管理等方面拥有明显优势的外资银行强烈冲击，积极开展业务创新是提升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1）创新的认识要到位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主题，对于集知识、技术、信息、资金、人才等诸多优势于一体的投资银行来说，创新更是塑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本要素。一个企业中获利能力强的核心业务是其本身想要健康、持续发展，并在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的保障，同时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进行业务创新调整。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投资银行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2）业务创新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发展投行业务还处于产品推广阶段，为打造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牌，商业银行应加强企业产品创新，传统的证券承销是国内商业银行重要业务，现在投资银行则以并购咨询和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创新型业务转移，建立投资银行业务研发体系，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开发并推出市场前景良好的投资银行业务产品。创新能力主要有研究设计能力、产品创新能力、市场创新能力以及服务创新能力等方面。商业银行在自身发展进程中大力推动产品改进和服务创新，才能在投资银行业激烈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如工商银行业务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得益于该行强大的投资银行业务创新能力。第二，商业银行应建立一套符合市场需求的投资银行业务创新机制，不同于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这个机制要求根据投资银行业务项目的具体情况，提供符合客户个性化要求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这就要求从业人员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创新精神，在实际业务运营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长处，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将业务创新放到首要位置，从根本上促使从业人员的创新动力保持持久。第三，当然商业银行创新要在合规的前提下创新，近年来，合规风险受到广泛关注，监管趋严，商业银行在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时，一定要做到合法合规和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稳步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创新，以金融危机为鉴，注重创新与风险控制的统一。
3.投资银行业务发展中的客户关系管理
（1）与客户形成良好的合作
首先要建立健全客户档案，把握好客户满意度和客户心理预期，其次要与客户建立畅通无阻的沟通渠道，通过关系营销与客户形成一种长久合作稳定的关系。
伴随经济金融全球化，外资银行正在逐步扩大与我国商业银行在业务范围上的竞争，我国银行迫切需要加快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建设，优化与客户的合作关系。通过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运用，对现存大量和零散的客户信息进行分析，利用各种数据之间的关联性，衡量客户的需求、辨别其赢利能力，风险度、信用度、满意度及忠诚度等指标，给予为优质客户较为满意的服务，为银行管理层及时提供有效决策支持，提升我国银行竞争能力与赢利能力。
投资银行范文第4篇
[论文内容提要]企业并购是投资银行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业务，投资银行的并购业务是指投资银行为协助企业进行合并与收购而展开的一系列融资服务活动。本文就我国投资银行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存在问题及对策提出探讨。
一、我国投资银行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
企业并购是投资银行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业务，投资银行的并购业务是指投资银行为协助企业进行合并与收购而展开的一系列融资服务活动。
(一)投资银行可以帮助企业并购更有效率地完成
对于各国企业并购的程序与形式，并购的各种谈判，各种并购方式的优劣，并购的法律、法规，政府行为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等专业知识，企业一般是不具备的，而投资银行的财务顾问及专家一般都具备这些专业知识。因此，并购企业有必要取得投资银行的帮助，以便对并购交易进行全面的策划。论文百事通同时，投资银行～‘般具有丰富的融资经验和广泛的金融网络，而企业并购通常涉及的金额较大，仅靠并购企业白有资金往往难以完成大型并购交易。因此，并购企业需要投资银行的融资支持，通过投资银行帮助筹措资金，设计合理的融资方案，促成企业并购的完成。投资银行的财务顾问一般都有参加并购策划的实际经验，他们以其在企业资产评估，财务处理，并购法律、法规运用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并购双方服务，从而使企业并购更有效率地完成。
(二)投资银行对企业并购中的买方和卖方的积极作用
对企业并购中的卖方来说，投资银行的积极作用则表现为帮助它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将标的企业出售给最合适的买主，而对企业并购中的买方来说，投资银行的并购业务可帮助它以最优的方式用最优的条件收购最合适的目标企业，从而实现自身的最优发展。对敌意并购中的目标企业及其股东而言，投资银行的反并购业务则可帮助它们以尽可能低的代价实现反收购行动的成功，从而捍卫目标企业及其股东的正当权益。在我国，投资银行积极参与企业并购还能够产生重大的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投资银行能在企业并购中发挥桥梁作用，引导企业并购的方向
企业的并购重组要符合我国企业战略性发展的需要，必须以投资银行为桥梁。借助投资银行，企业可以进行高效的资本扩张，可以完成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重组，这是企业扩大规模、增强实力的便捷途径。我国企业效率普遍很低，通过借助投资银行市场化的改革与重组技术，对其实行全面重组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目前我国正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通过投资银行催化企业进行并购活动是实现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投资银行依据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在企业并购与重组中能起到导向作用。
二、我国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投资银行业及并购方面的法律法规
我国在并购方面制定的法律法规较少，也还没有《投资银行法》，相关法律体系残缺不全，这严重影响了企业问并购业务的规范开展，投资银行开展并购业务也是在没有相关法规明确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整体效率受到很大影响。以现有的最具法律性权威的《证券法》来看，并没有明确指出证券公司可以开展并购业务。这对于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发展显然是很不利的。我国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经济活动中的并购业务非常复杂，不但涉及复杂的企业运作和管理问题，还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约束和法规依据，许多投资银行的业务操作十分不规范，而且违规操作现象严重；在并购过程中行政干涉严重，强迫性并购、垄断性并购等违反市场秩序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投资银行对企业并购业务不够重视，并购业务所占比率低
我国目前真正完全按照西方投资银行的体系建立、运作的投资银行并不多，严格说来只有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家，另外还‘些大的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从事着投资银行的部分业务。其余大部分较小的证券公司、投资公司规模不大，运作程序不规范，人员素质不高，管理不标准。投资银行业务包括传统业务、创新业务和引申业务三类。随着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作为创新业务的企业并购业务在投资银行的收入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了现资银行的核心业务。投资银行的业务结构高度偏重传统型业务，这与现资银行的要求不相符合，也与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改革以及外资对我国企业并购现状极不相称。
(三)缺乏专业型人才，投资银行的规模现状不适应我国正在发展的并购市场
企业并购业务是高度专业化的业务，而且我国转型时期复杂的经济状况也增加了企业并购的困难，对投资银行的专业化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国投资银行在总体上专业化素质不高，缺少从事并购业务的高级专业人才和企业运作的专家型人才，缺乏具有国际理念的并购方面的管理人才。而我国目前这些方面的人才尤其是综合性人才还相当稀缺。企业兼并、收购、重组等外部交易型战略实施社交涉及金额巨大，市场价值估测难度很高，交易程序手段复杂多样，所以需要投资银行家这样高素质的顶尖人才。投资银行自身的实力和信誉很大程度J-决定了一项并购业务能否成功。我国投资银行的最大题是规模小，经营规模是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在并购过程【f1的错误观念使得政府行政干预过多
由于观念的原因，Lj前我国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资产晕组【可临重重障碍。住现有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财税体制下，各级政府经济利益目标最大化的实现，依赖于地方政府行政边界内所属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常常会于自己的种利考虑，直接出面以行政手段来干预企业的重组事务。我国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政府和企业对投资银行的作用认识不够，企业的行政特点比较明显。我国1E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企业尚未完伞进入市场轨道运行，政府在企业并购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的并购中，政府的介入叮能会使并购的交易成本降低，使并购活动进行得比较顺利，从而在一定程度淡化了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的力量。
三、我国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业务的对策
(一)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快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
投资银行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可能的范围内积极拓展业务，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外国经验，进行制度创新。应快对投资银行的设立标准、设立程序、业务范围、基本经营规则、分监合并、财务会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事项作法律卜的明确规定，并在适当时机出台《投资银行法》等相关法律。同时，现有的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也存在着不利于投资银行及企业并购发展的矛盾，也应对现有有关法律法规加以适当修订与补充。进一步完善相关企业并购与反垄断方面的法律、法规，确保企业并购在法制轨道健康运行。而对于目前不利丁投资银行及企业并购发展的一相关法律法规，应对其加以适当修订和补充。相关法律部门应根据投资银行在企业并购业务方面的实践和经验，尽快建一套比较完善的投资银行或企业并购方面的法律体系和业务准则。为改变我国投资银行的融资瓶颈问题，在法律上应对融资渠道做出明确的规定，…定程度上放宽对资金管理的限定条件，扩大和完善投资银行的融资渠道。
(二)调整业务结构，在并购业务方面树立自己的特色
我国的投资银行必须转变观念，彻底摆脱埘传统型业务的过分依赖，把企业并购业务作为公司的核心业务发展，充分利用现在有利的经济形势增加并购业务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投资银行要想在并购场上发挥主导作用，就必须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树立并购业务的特色，在业务的技术含量上拉开与其他市场中介的差距。业务特色是市场定位的核心，投资银行除把并购方案精心设计好之外，还应在融资安排、企业评估定价与企业整合等方面进行创新，将自身定位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之J。从国外投资银行业发展来看，大券商的优势事实上并不表现在三大传统业务上而是表现在新兴领域如并购业务、项日融资、金融工程、风险投资等。
尤其是并购业务不仅使投资银行获得了高额的顾问收入，而且还能通过为客户提供短期融资而获得利息收入，并购咨询业务已经成为促进投资银行成长，体现核心竞争力，降低利润波动，抵御系统风险的重要的利润增长点。所以我国投资银行应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投资银行的成功经验，大力开展二大传统业务之外的其他项目，并把并购业务作为我国投资银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三)培养并购业务专业人才，逐渐推动投资银行的规模化建设
并购业务不仅需要系统地掌握和分析信息，而且需要高度发挥的构思和创意，更需要调动和组合资源实施方案的能力，这需要大量精通并购业务的高素质专业人才，目前活跃在我国并购市场上的操作人员大多数是以前的发行人员，无论在操作上，还是在思维模式上，他们都难以满足并购业务发展的需求。因此，专业人才的培养对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开展显得特别重要。投资银行本身也要积极参与并购重组，加速资本集中，向规模化转变，组建有竞争实力的投资银行参与竞争。目前我国有多家具有丰承销资格的证券公司，可是这些公司都存在着注册资本、资产规模偏小的状况，与国外的大券商相比，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国际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历程表示，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大型券商占主导地位，成为行业龙头与支柱，是投资银行业务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为了提高我国投资银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通过兼并重组扩大规模，加速产业集中应该成为我国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当务之急。为改变我国投资银行专业素质普遍不高的现状，投资银行应该加强与国外投行的交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对员工的技术培训，提高员工在企业并购业务上的专业素质；积极培养和引进熟悉企业并购业务的高级专业人才。新晨
投资银行范文第5篇
1.我国投行业的优势
一方面是熟悉国内市场。我国本土的投资银行有两个主要优势：一是可以很好地和政府沟通，了解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快速地作出反应，二是可以很好地根据本地企业的需求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另一方面是自身发展不断完善。1978年后经济改革发展的初期，中国投行的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但是随着市场不断开放与发展，经济的市场化需求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中国加入WTO更是需要市场经济的投资金融机构，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因此，我国的投行是一个不断进步与完善的发展过程。
2.我国投行业的劣势
一是规模小，难与国外大公司竞争。以证券公司的投行部为例，2012年底，我国有109家证券公司，大多数证券公司的服务项目以及经营方式类似，效率低，创新水平低,抵抗风险的水平差，这大大制约了我国投行业务的发展与壮大。二是资本运转效率太低。中国的债券市场大多数以国债和政府主导的政策性债券为主，公司债在我国市场发展还处于萌芽时期，极其落后，在这种特殊的体制和市场环境下导致了我国投行的资本效率落后。三是经营业务范围小。经营品种少与中国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有关，还有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上许多高端的金融产品还没有出现，这是影响我国投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四是缺乏经验和有效的风控机制。我国的投行发展时间都较短，管理经验和业务水平相对国外投行还较落后，风险意识和风险控制还很淡薄，各项制度还有待完善，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五是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落后。在经营理念上，大多数专业人员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企业长远的发展与建设，导致企业在信誉、服务等方面越来越差，让顾客失去信心；其次，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处于转型期，投行业的管理体制与国际相比较，还很落后，且同行业之间竞争相当激烈。
3.我国投行所面临的机遇
第一，国内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我国投行业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978年至今，中国GDP年均增长高于9%，产业结构的优化不断调整我国的经济布局，加入WTO之后，进口关税的降低和政府配额等制度的取消，使生产高档产品的企业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为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第二，公司治理环境不断改善。借鉴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和治理机制，国内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科学管理公司的能力，科学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产权交易与转让等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要由券商等中介机构直接参与；创新型企业以及中小型企业的数目很大，分散广，在IPO等方面对投资银行业务提出了很大的要求；高质量的上市公司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基础，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我国投行业的发展。第三，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与优化，将有利地保障证券市场良好运行；促进证劵交易制度的国际化，实现证券发行制度过渡到注册制；在信息披露制度方面，信息的透明度会更加增强。
4.我国投行面临的威胁
第一，实力强的竞争对手。随着中国投资银行的业务对外开放，一大批国外的大型券商和投行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将对我国本土的投行造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第二，法制不健全。投行业务市场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诸多法律缺位问题，中国的《证券法》虽已出台，但是还比较笼统，投资银行法还没有出台，对投资银行业市场准入和准出经营标准方面缺少相应法规标准，这直接导致投资银行的业务操作不规范，法律意识淡薄，难以对违规行为采取有力惩治；风险监管不到位，无法给我国投行的发展提供稳定长久的发展环境保障，我国的证券公司离真正意义上的现行还具有相当大的差距。第三，专业的投资人才十分匮乏。我国投行的生产过程和产品是无形的，是具有代表性的脑力密集型产业，在行业里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专业的金融人才，尤其是具有良好专业知识、思维敏捷、创新能力强以及具有丰富经验的投行经营者和管理者。由于中国投行发展的时间较短，专业的投资人才比较匮乏，目前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人员多数是边学边干，缺乏系统专业的训练，难以满足投资银行业务的需要。第四，汇率变动。中国的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所以汇率的波动就给投资活动带来未知性，增加了投资风险。第五，行业集中度很低。我国投资银行业里小规模的资产投行占多数，投资银行数量众多，市场份额平均化使投资银行难以将业务创新作为主要发展方向，从而难以对金融创新发挥主导地位的作用。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趋势
1.投行经营规模化
投行的规模化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考虑，投行整体资产、业务规模的扩大，数据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投行的发展趋势。1980年美国投资银行资产额为640亿美元，仅相当于当年美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2%，1988年资产总额则增至4760亿美元，占比为8%，为1980年的4倍。从个体投资银行资产规模来看，1994年美国资产规模最大的投行所罗门兄弟公司，资产额为172.73亿美元，资产规模仅次于花旗银行。如今，世界上的投资银行业务由为数不多的大型投行所占据,它们的资产比例、盈利规模超过整个市场的30%，至今已达到了强势的垄断。上世纪90年代，美国即出现了5家资本净值超过20亿美元的投资银行。与此同时，大型投行间的强强联合造成了许多实力超群的投资银行如高盛、花旗等。
2.经营国际化
近30年，投行界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国际金融领域里出现了资产证券化、金融自由化和证券市场全球化等几大趋势。资本市场打开了国界，资本在各国市场间逐步实现资本管制放宽，直至今天的局部自由流动。美国投资银行也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突破国内金融制度的限制，以及国际间资本流动的限制，实行经营国际化，实现了监管套利。美国投资银行还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广泛开展业务创新，在国际同行业的竞争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1991年，欧洲债券市场中，业务量最大的承销商、做市商中有6家美国投资银行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国际股票一级市场上，名列前茅的承销商均为美国投资银行，美国投行所占资产份额高达70%。至今，美国投资银行的优势地位仍然被其不断的创新巩固着，新兴国家的资本市场，虽然也以迅猛的速度在发展，但美国的霸主地位从未被超越过。
3.经营集中化
高度集中是美国投资银行业的一个显著特征。1986年，所罗门兄弟、第一波士顿、摩根斯坦利、美林等排名前8家最大投资银行占美国投资银行总资产超70%。但由于市场价格波动的作用，投资银行之间力量、资产排名上也出现一定的微调，当然个别投资银行的实力变动，不能影响整个美国投资银行业高度集中的行业特征。美林、雷曼兄弟、摩根斯坦利等主要投资银行仍然占据着证券的垄断地位。规模经济在投行业盈利模式上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所有投行都经历了一个由小规模发展壮大的过程。1998年，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铸就了投资银行的另一个巨头，成立美国历史上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
4.业务多样化
历史上的美国投资银行的经营业务十分广泛，但在1933年后受到新颁布证券法的诸多限制，投行业务逐渐紧缩，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业的盈利能力，破坏了一贯完整的金融产业链。为了摆脱这些限制的束缚，美国投资银行选择国际化经营趋势，开展了新一轮的金融创新，业务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1980年，创新业务发展越来越快，各种衍生工具的出现使投行业务真正实现了多样化、全方位的发展。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73年美国投资银行的经纪业务的佣金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为56%，到1986年降至21%，不足10年前的一半。在传统业务上，投资银行利用自有资金对股票的投资非常有限，一般为规避风险，保留自有本金，增加资本流动性，投资银行不得不保留大量的现金头寸。但至今投资银行投资、持有的权益投资规模仅次于养老基金，超过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5.专业化程度逐渐提升
美国投资银行正在由不规范到规范转变，业务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在转变的同时各大投行在互相竞争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特有的比较优势，专业化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综合化经营并不要求投资银行从事所有的业务，相反只有将目光集中在自身的优势业务上面，扬长避短，才能在投行业脱颖而出。只有按照这种方法才能跟上投行发展的大趋势，兼顾其他业务的发展，例如，美林证券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和证券资本管理等方面领先于其他公司；高盛的研究分析报告与证券承销享有盛誉。当然，美国的一些小型投资银行也寻求着自身发展的路径，开辟了一些不仅具有专业化背景而且带有自身特色的服务项目，这些为小型投行确立了自己的市场地位。佩韦伯在私人客户投资服务咨询领域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所罗门兄弟公司在投资政府债券、资产抵押债券领域占据一定的专业优势。
三、我国投资银行业发展对策
1.融资手段多样化，壮大资产规模
我国许多证劵公司融资困难直接导致投行业的资产规模十分小。由于证券公司为许多国有企业上市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导致其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和规定，例如允许证券公司采取增资扩股和公开上市的方式扩大资金规模、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调剂资金头寸、凭自营股票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证券公司的资金状况，优化了证券公司的资产结构。
2.整合市场资源，提高竞争力
推动我国投资银行根据市场经济的形势整合资源，通过一系列措施，提高集中程度，进入规模化良性发展阶段。鼓励规模较大的投资银行兼并收购规模较小的，实现资产规模的扩大。推动规模相似的投资银行优先建立战略性联盟，共享业务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成果，在维护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优势互补，并不断提升合作层次，从初期的具体职能执行层面逐渐过渡到宏观战略合作层面，通过结盟的方式互相壮大力量，形成抵御风险的合力，从整体上提高竞争力，实现合理健康发展。
3.金融衍生工具产品开发，业务多元化发展模式
我国投资银行相对于美国投行发展相对落后，首先就是稳固当前的发展地位，积极加快发展传统业务，针对客户、市场需要研究开发各种创新产品，适应不同客户对风险、收益、现金流的需求，强调金融创新，在发展衍生产品的过程中，做好风险控制。以新产品开发为契机，找到传统业务的突破点，推动主体由传统型投行业务，向创新型、引申型逐步转型，盈利模式应该不仅仅局限于经纪商、自营业务上，同时转向投资兼并、IPO等新型业务上。在应融资需求而向客户提品的卖方业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外汇市场、证券的二级市场、贵金属投资等买方业务，保持融资类和资金类理财产品的研发势头，大力发展资产管理业务，拓展业务范围，真正实现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提升抗风险的能力。
4.建立健全风险监管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充分揭示了投资银行内生的高风险特征，投资银行要想获得稳定的超额收益，必须要建立健全风险监管机制。投资银行内部应该制定完备的风险监控制度，在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将主营业务风险进行量化，批准业务的具体范围以及相应的指标，在这些基础之上，同时需要运用充足的营运资本和相关的银行授信支持，应对业务和风险不断进行常规检查和反省，防范于未然的同时确保做到不让历史重演，根据业务需求和市场供求的变化及时对业务定期进行重新评价与估值，以确保投资银行的业务及相关指标在可控的范围内良好运行。外部来说，加强行业法律体系建设，明确投资银行业务的界限，相关监管部门要定期以及非定期地进行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常规的窗口指导等，加强对制度的落实，确保不发生非系统性风险。
5.拓展自身的业务发展模式
我国投资银行的服务对象基本上只有国内的市场参与者，由于我国投资银行的实力有限，在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的进程中，国有资产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我国投资银行担当着行政作用，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窗口。但随着金融自由化、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需要用全球化的眼光来审视我们的投资银行，外国投资银行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已经对我国的投资银行产生了竞争，所以我国的投行要不断在竞争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在夹缝中不但要求得生存还要取得十足的进步，同时也要积极地走出国门，进入国外资本市场，真正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让市场说话，并根据自身发展及优劣势，准确定位，确立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市场地位。
6.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