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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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范文第1篇

――编者

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当今时期，在源远流长、积淀丰厚而又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文学研究不断面临学科交融、学术创新的严峻挑战之际，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学科意义

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尝试与探索，是基于对目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诸多缺失的反思以及如何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双重选择的结果。

文学地理学，顾名思义，即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而成的跨学科研究，其学科定位可以有以下多向选择：1、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2、从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3、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4、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5、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鉴于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尚处草创阶段，难免见智见仁，我想不妨先从中抽绎出若干核心要素，然后重新排列组合如下：

1、文学地理学是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

2、文学地理学并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有机的交融；

3、文学地理学之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本位；

4、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是为文学提供空间定位，其重心落点在文学空间形态研究；

5、文学地理学既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可以发展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乃至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据此，大致可以将文学地理学扼要概括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依次包括：1、作家籍贯地理；2、作家活动地理；3、作品描写地理；4、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层序，通过对这四个层序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真切地了解文学家的生态环境，复原经过文学家重构的时空场景，揭示隐含于文学家意识深层的心灵图景，而且还可以由此探究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特殊规律。这里，需要特别关注一下文学地理学中“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有感于《红楼梦》又名为《金陵十二钗》，且反复出现“金陵”意象，我曾作过一次粗略的统计，结果发现《红楼梦》一书中出现“金陵”（或南京）竟达42次之多，足以表明“金陵”在曹雪芹精神世界中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因童年时代居于金陵，于是金陵便附丽着美好的童年生活在与曹雪芹坎坷一生的强烈对比中，不断内化、升华为具有精神原型意义的理想世界，积淀为具有精神原动力作用的“金陵情结”。再如鲁迅先生的系列“故乡”小说，则为我们提供了由地理上的“故乡” 价值内化为“故乡情结”的另一经典案例，也同样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其目的首先在于重新发现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空间，其次是从文学空间的视境重释与互释文学时间，最后则是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这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无论在个案研究的微观方面，还是在文学史研究的宏观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与价值。正如一切物质都是时间与空间的同时存在一样，文学的存在也离不开时间与空间两种形态，而文学的研究也同样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史，只有当其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图景时，才有可能充分重现其相对完整的总体风貌，因此，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空间研究形态的拓展与深化，既在理论层面上更符合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内在需要，同时也可以在现实层面上反思与补救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的明显缺失。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是19至20世纪之交在中国文学变革与西方文学理论传入的双重作用下兴起的。尔后，经过代代学人持续不懈的努力，中国文学史――无论是通代文学史还是更为精细的分类专题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与成果，成为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纵观百年以来不断涌现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其中最为流行的是注重时间一维的单向度的线性范式――姑且称之为“藤瓜范式”，即文学史的时间进程为“藤”，作家作品犹如结在“藤”上的“瓜”，大家大“瓜”，小家小“瓜”，然后依次排列，循时而进。这种“藤瓜范式”看似提纲挈领，脉络清晰，实则往往是对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单向度的片面构型，其根本偏失就在于过于注重时间一维的线性演进，而普遍忽视空间形态及其与时间形态内在交融的立体图景，结果不能不以牺牲文学史本身的多元性、丰富性为代价。

今天，当我们面对百年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巨大成就与不足，面对学术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学术争鸣与期待，我认为有必要重温一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提出的意见：“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 这里，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编著文学史应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两相融合，的确很有预见，也很中肯，对于克服长期流行的“藤瓜范式”之弊、重构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理想的新型文学史范式颇有借鉴意义。

文学地理学注重从文学空间的崭新视境，从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崭新平台，重新审视一切文学现象、形态与规律，其意义远不止停留于文学的空间研究，它将直接或间接地催化中国文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变革，为其注入新的精神养液与活力。

理论创新

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建立与进展，首先有赖诸多具体研究成果的累积，但最重要、最核心的是需要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创新的支撑。

追溯中国文学地理的研究实践，可谓源远流长，比如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所论《诗经・国风》的地域特点，注重以风俗为中介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堪称早期地理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典范表述。此后，关于文学地理或区域文学的论述，在历代的文集、诗话、笔记等中屡屡出现，但多随感而发，缺少必要的逻辑推绎与理论阐述。到了20世纪，在首尾两次略为相似的“文化热”的激发下，传统的文学地理研究先是在世纪初伴随西方文化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而发生近代转型，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继之则在世纪末再现复兴局面，除了日益增多的单篇论文之外，还陆续出现了以曾大兴先生《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先生《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为代表的一批学术专著。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概论》也曾列专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予以讨论。此外，杨义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虽然不属于纯粹的文学地理研究著作，但在文学与民族学、地理学研究的结合上有新的拓展之功。这些都对中国文学地理研究的成果累积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从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科要求衡量之，学术界对此还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概而言之，目前的相关研究普遍存在着两大根本缺陷：一是理论创新；二是体系建构，需要同时加以重点突破。其中理论创新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生命与灵魂，但严格地说，迄今为止尚无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建树，因此，这方面的重点突破，最为迫切，但难度也最大。鉴此，本文率先提出了“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作为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两大理论支柱。

“场景还原”说的要义，就是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原始样态还原。真正的文学研究如同文学创作，切不可舍弃那些具体可感的特定文学时空场景，更不可舍弃发之于那些生动鲜活而蕴义深远的特定文学场景的真情感动。兹举两例：一是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冬，陈亮自东阳赴上饶拜访退闲在家的辛弃疾，二人同游鹅湖，共饮瓢泉，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陈亮小住十天后，两人又同去紫溪拜会朱熹，未见，陈亮先行东归。别后第二天，辛弃疾为挽留陈亮，一路追去，至鹭鸶林，雪深泥滑，独饮小村，夜宿吴氏泉湖四望楼，忽闻邻笛凄凉，不能成眠，感慨系之，作《贺新郎》词（把酒长亭说）。五天后，陈亮奉原韵赋词《贺新郎》（老去凭谁说）以答。别后，辛弃疾又作《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寄之。两人都在词中寄寓壮志难酬的悲愤和一致主战的心愿。二是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吴兆骞因丁酉科场案为仇家所诬，长流宁古塔后，顾贞观、徐乾学、徐元文等多方奔走，终以文才打动纳兰容若，援手相救。康熙二十年（1681）十一月中旬，吴兆骞在历经长达二十四年的流放之后，自宁古塔返还京都，徐乾学大设宴席，亲朋纷纷前来相贺。酒过数巡，徐乾学起身赋诗一首，徐元文、纳兰容若、潘耒、冯溥、陈其牟、王士祯、吴树臣、尤侗、毛奇龄等次韵奉和，吴兆骞本人也当场赋作《奉酬徐健庵见赠之作次原韵》诗：“金灯帘幕款清关，把臂翻疑梦寐间。一去塞垣空别泪，重来京洛是衰颜。脱骖深愧胥靡赎，裂帛谁怜属国还？酒半却嗟行戍日，鸦青江畔度潺。”……此景此情，的确令人感叹不已，感奋不已，它不仅留给我们一幅幅具体可感、形象生动的文人生活图景，而且也一同赋予我们一种震撼心魂的信念与力量。所以，所谓“场景还原”说，既是对一种鲜活生动、多彩多姿的原初文学样态的回归，同时也是对浸透其中的人文精神的回归。

然而，就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特定的具体的文学场景毕竟仅仅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单元，无数个文学场景的组合与演进，才能构成整体的文学时空图景。鉴此，我认为有必要在“场景还原”说的基础上，再提出“版图复原”说，版图之“版”，意为户籍，《周礼・夏官・司士》有“掌群臣之版”云云，即为户籍之意；版图之“图”，意为地图。版与图组合为版图，既可通指一国的疆域，同时又可分指经济、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状态，如政治版图、经济版图、文化版图，等等。文学地理的核心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其中文学家是主体，是灵魂；地理是客体，是舞台。文学家的“户籍”之所在，也就是文学活动空间与舞台的中心之所在；而文学家的“户籍”又非凝固不变，而是始终处于活动之中的，因此以文学家为主体与灵魂、以地理为客体与舞台的文学版图也就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还原为动态、立体、多元的时空并置交融的文学图景，此即“版图复原”说的精髓所在。

“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是相互贯通、相得益彰的。整体的文学版图是由无数个具体的文学场景组合而成，作为文学版图中的主体与灵魂的文学家无不处于具体的文学场景之中，具体文学场景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而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文学场景变化的方向与节律。如果说，文学版图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整体的概念，那么文学场景则为具体、特定的时空组合，它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重复的，是高度个性化的时空组合。因此，把握了文学“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精神实质，并将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相信可以在微、宏观两个层面上为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并可以克服缺乏文学地理与中国文学地理独特性的模式泛化现象与倾向。

体系建构

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而言，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就如灵魂与骨架，无魂不活，无骨不立，两者缺一不可。以“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为两大理论支点，然后通过重点提炼“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予以密切配合，这就为“理论创新”之“灵魂”与“体系建构”之“骨架”的融会贯通与逻辑转换铺平了道路。

体系建构既是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另一需要重点突破的关键所在，也是标志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形成的核心成果。从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的最为关键的要素来看，首先是文学家籍贯分布，然后依次为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这如同一个哑铃结构，文学家的籍贯分布是整个文学地理的基础和始点，但它是静态的、平面的、单向的，与此相对应的区系轮动则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而中间最重要的三个环节分别相当于“动脉”、“心脏”、“灵魂”的功能与作用。

1、流域轴线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动脉”的作用。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三横一纵的展开，犹如四大动脉贯通于中国文学版图之上，彼此在伴随中国文学版图自西北向东南的依次移位中相继发挥主导作用。其中黄河流域轴线具有先发优势，长江流域轴线具有次发优势，珠江流域轴线具有后发优势，而运河流域轴线则在沟通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而构成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黄金水网”中，具有交而通之、凝而聚之的特殊功能。然后由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三角洲与京杭大运河相配合，一同构成环东南沿海的弧形“黄金连线”，此与运河与黄河、长江三河交汇的“黄金水网”一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家最密集的分布区。

2、城市轴心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心脏”的作用。城市轴心，意指具有一定空间结构和行政关系的城市序列在中国文学版图的构成与演变中所发挥的最为核心的作用――不仅城市本身成为最活跃、最重要的文学活动舞台，而且也是进一步驱动文学版图演变的核心动力所在。由于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中国城市群落也主要分布在这四大流域轴线上，流域轴线为城市轴心的形成提供了地理条件，而城市轴心的转换又带动着流域轴线的移动，彼此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城市轴心也在行政建置的设立与调整中，推进城市轴心体系的完善与轴心功能的发挥，然后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最大限度地吸纳和积聚各种文学资源，发挥文学轴心作用，成为文学版图的“心脏”所在。其中始于西周首陪都制所开创的“双都轴心”源远流长，别具一格，是城市轴心体系中的核心所在。由“双都轴心”将不同等级的城市网络连为一体，并通过“京都情结”的内在引力，最大限度地将各地的文人群体吸纳其中。

3、文人群体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灵魂”的作用。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的主体，文人群体的流向随时都在改变着并最终决定着中国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决定着文学区系轮动的方向与节律。文人群体的整体地域流向，总是围绕不同级次的城市轴心，从外邑流向都城，从边缘流向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由求学、应举、仕进、授业构成的向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向心力为动力的正向运动；二是由隐逸、贬流构成的离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离心力为动力的逆向运动；三是由游历、迁居构成的交互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向心―离心力为合成动力的交互运动。以上三者，以前者为主导，以后二者为辅助，在“极化―扩散”的对流与互动中，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文人群体也因此而历经不同的排列组合，然后逐步成长为不同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

以文学家籍贯地理分布为基础，然后依次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单向走向多元，最后便进入对文学地理区系轮动的动态模型建构与规律探讨。综合中国文学地理的空间分布与时间演变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归结为“内圈”文学区系与“外圈”四大文学区系的轮动与互动。“内圈”文学区系，即指秦陇文学区系、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巴蜀文学区系、荆楚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前六大文学区系分别座落在黄河、长江流域轴线上，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则分别座落在运河流域、珠江流域轴线上，然后环绕东海岸线而完成区系之间的连接、过渡与转换。这文学区系既在空间上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又在时间上依次轮动，不断演化。“外圈”四大文学区系，即指东北文学区系、北部文学区系、西北文学区系、西南文学区系，这是“内圈”文学区系轮动过程中不断向外扩散并由此构成内外互动的结果，也是各代文学“拓边”运动的重要成果。

从“内圈”文学区系与 “外圈”四大文学区系的轮动与互动态势来看，处于核心层面、构成核心动力的，则是“内圈”文学区系 。其在总体趋向上，是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先后经历了五次循环往复运动，也由此划开了中国文学地域区系轮动的五个阶段。第一次运动始于五帝传说时代，终于商代，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齐鲁、燕赵、三晋三大区系的三角地带。第二次运动始于西周，终于战国，同样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齐鲁与荆楚文学区系。第三次运动始于秦汉，终于南北朝，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吴越文学区系。第四次运动始于隋唐，终于南宋，同样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再次落在吴越文学区系。第五次运动始于元代，终于清代，依次从燕赵文学区系向齐鲁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仍落在吴越文学区系。

以上各文学区系五次循环轮动的轨迹与规律，作为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的最终结果，是始于文学家籍贯地域，中经流域轴线之“动脉”、城市轴心之“心脏”、文人流向之“灵魂”三个关键环节的接力与互动而逐步形成的。

文学地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地理教学；文学名句；妙用

中国诗词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多彩，其中借景抒情的、寄情山水的比比皆是，还有一些直接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些文学名句直接或间接反应自然界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在地理教学中运用诗歌不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还能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质，活跃课堂气氛。"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让学生记住了赤道周长；“春雨贵如油”则反映华北地区的气候特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则反映干旱地区常见天气特征。在诗词意境中学习地理知识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国幅员辽阔，从曾母暗沙到漠河，从帕米尔高原到乌苏里江畔，地貌类型复杂多样，自然想象瞬息万变，使我国各个地区在气候、土壤，植被，水文、地貌等自然环境方面都存在差异。不同的自然环境致使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社会环境的差异。这些不同和差异已被人类深刻体会，被古人用优美的诗词记录下来，被世人熟记于心，若被运用于课堂，既丰富课堂内容，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1 地形特征、海陆位置对气候的影响

从"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反映从沿海到内地降水的第变规律。说明在沿海地区海风以带来春的印迹，到处花红柳绿，而内地的玉门关还属于冬季风的势力范围，同时反映夏季风势力较弱，说明在沿海地区海风以带来春的印迹，到处花红柳绿，而内地的玉门关还属于冬季风的势力范围，同时反映夏季风势力较弱，“忽如一夜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则说明冬季风的强筋。从朱自清的："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到华北地区的“春雨贵如油”反映不同时间我国不同地区的降水差异。也说明副热带高气压带在我国推进进程。三、四月副高推进到江淮一带，江淮地区正处雨区，就。如朱自清笔下描述的那样。华北地区受副高控制降雨稀少，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 。

2 诗词寄情与山水，同时展现了山水

我国诗词多借景抒情，在抒情的同时，描述了多种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反映出不同地区水文、地貌、土壤、植被特征。从"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再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写出从沿海到内地由于降水气温不同自然景观依次递变规律，从荒漠到草原又到森林景观。写出从沿海到内地由于降水气温不同自然景观依次递变规律，从荒漠到草原又到森林景观。"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与"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说明自然带的垂直变化规律。“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写出山体气温的垂直变化，同时也表现了阴坡阳坡的景观差异。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断层处这一特殊地质景观下的水文特征，它是地壳垂直运动的见证，同时也是流水侵蚀地貌的见证。“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写出山体气温的垂直变化，同时也表现了阴坡阳坡的景观不同。”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表现云贵高原地区风化作用强烈，地表支离破碎。"山舞银蛇，原驰蜡像……"借助北方山体的巍峨挺拔和黄土高原的地貌特征直抒胸臆。“小桥流水人家…"反映江南水乡宜人的地理环境。“东大江东去浪淘尽......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种壮观的自然景象又激发了作者的灵感，也许只有此景才能激发出如此的豪言壮语，为世人传送。从另一个侧面看也许是中国多彩的自然景观成就了中国诗篇的不朽。

3 诗歌中暗含自然规律，体现人文统一思想

文学地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建设；

作者：侯艳

“文学地理学”是康德在其《自然地理学》中提出来的一个地理学概念。[1]在中国，随着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将康德的“文学地理学”和德国那特硁的“政治学”用于中国文学艺术南北差异的研究，遂开创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历史。1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蔚然成风，其中颇多学者将其视为一门新学科(2)，并致力于其学科建构。“文学地理学不仅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解决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也为人文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路。”[2]然而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其他学科？能否建成独立学科？特别是学科归属、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建构、学科建设等问题是目前文学地理学研究所面临的四大基本困境。

一、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困惑

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在国外，由于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是地理学家，因此他们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更多地偏向于地理学，并把它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提出来。AKDutt曾明确指出：“文学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的一个较近的分支学科。”[3]DeborahHart也提到：“文学地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地理学)较初级的分支学科。”[4]然而，国内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梅新林曾从研究实践中归纳出五种不同的归属倾向：“一是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二是从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三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四是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五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5]曾大兴曾将目前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归属概括为四种观点：一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二是一种学术方法；三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或者“补救”；四是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学科。[6]简言之，国内学界对文学地理学的归属倾向有三种：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首先，把文学地理学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思路最为普遍。金克木、严家炎、袁行霈等着名学者都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文学、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国内近十几年来的研究亦都沿着这条思路进行，即在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时候，地理学作为方法论而存在。金克木先生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中呼吁从地域的角度研究文学艺术。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中专列了一章来谈中国文学的地域性问题，认为文学不光有时间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有空间地域的差异和变化。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元代戏剧部分即根据地域进行编写。李浩在《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一文中更是直言：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尝试应用，可以突破古代文学的研究困境，实现学术突围。[7]可见，这种归属思路是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一种研究文学问题的跨学科方法。

极力倡导文学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立交叉学科的学者有陶礼天和钟仕伦。陶礼天在其着作《北“风”与南“骚”》中正式呼吁发展文学地理学这门人文地理的新兴学科，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文艺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8]钟仕伦则从中国和西方文学地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角度出发，认为“文学地理学属于地理学与文艺学、地域美学相交叉的新兴学科”[9]。马晶则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和地理学两个知识体系的交叉重叠部分，具有二重性，既有文学学科的特性，又有地理学学科的特性。”文学地理学是“将地理因素影响下的文学研究和存在于文学形态中的地理研究结合在一起的系统”[10]。梅新林也提到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他界定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11]。在这个界定中，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和综合性学科的表述同时存在，更可见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困境。

另有一部分学者将文学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来探讨。邹建军提出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时又提到它也是一种批评与研究文学的方法。[12]杨义先生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文学，持大文学观，指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会通之学，“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13]。由此可见，杨义先生看到了文学地理学跨学科的特性，同时把它看作是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开拓，他明确提到“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学科分支”[14]，同时又提出“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14]。可见，杨义先生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也存在着和其他学者一样的混沌和困惑。

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曾大兴，他明确地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与文学史对峙的新学科，提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没有文学地理这个二级学科的文学学科是一个不完整的学科。”[15]他把文学地理学提高到与文学史相同的高度，由此将文学地理学列为与文学史并列的学科，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学科。在他看来，作为一级学科的文学，其下的二级学科应该包含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地理和文学批评，并且它们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文学批评是一个最基础的二级学科，文学史和文学地理是两个并列的较高级的二级学科，文学理论是一个最高级的二级学科。”[15]他还特别指出：文学地理学不应仅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也不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产生并发展的，文学也不例外。几乎所有学科，都有其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也就是说，既有解释其时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也有解释其空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为什么文学有文学史，而不能有一门文学地理呢？[15]曾大兴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定位指明了方向。但是，很明显，实际上他与邹建军、杨义一样，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同的是认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并列，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空间的，文学史的研究是时间的，因此时空两者可以并列，这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简单。并且，与文学史关系的紧密纠缠必然会增加文学地理学成为独立二级学科的艰难性并影响其在学界的认同感。

二、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歧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国内外的文学地理学主要致力的研究有两种，一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多包含文学研究，二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5]

首先，由于将文学地理学归属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国外学界普遍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是关于文学与地理之关系的研究。“对地理学家来说，他们一直借鉴文学，把它作为一种更好地理解地方的方法。”[16]由此，一方面，他们将文学理解为地理学研究的资料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地理学家把文学视为一个毫无疑问的资源，‘一个生动描写风景和生活的价值连城的宝库’，用它来使自己的文本变得生动”[17]。他们认为文学所有的价值只在于它对生活的反映，它能使地理文本变得更为生动。所以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他们更多地致力于诸如此类的研究：“文学‘数据’应该怎样被用于更多的地理信息的传统形式，如人口统计数据，采访和档案材料？应该如何调解不同源头间的矛盾？”[17]另一方面，他们还致力于研究主观因素对地理空间的塑造，注重地方的意义和内涵的揭示。通过各种文学形式的研究，探索文学对地理空间的展示和建构，文学在地理景观意义构建上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并通过考察描写地区的着名作品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进而考察文学与地理学之共通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文学出发去探讨地理空间的意义，解决的是地理问题，因而国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尽管包含了诸多文学研究，但它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

相反，在国内“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这一观念普遍被认可，正如曾大兴明确指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15]对这一问题，徐玉如也有相同的看法，“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以文学作品为本位。”[2]然而，由于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含混，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具体研究对象还存在众多分歧。将文学地理学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学者，致力于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文学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探究，试图探究文学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特色的地理因素以及文学本身体现出的地理空间特征。将文学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或独立交叉学科来探讨的学者，根据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不同，其研究的对象亦不尽相同，大体持有“本位说”“关系说”“空间说”“文化说”“边缘说”和“地域审美说”等观点。

梅新林认为文学地理学有一个“双重范式”，即“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为主导、以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研究为辅助，然后整合、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学地理学”。因此他主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以文学为本位，研究“文学地理学理论、断代文学地理、区域文学地理、城市文学地理、文人群体活动空间以及文学地理学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18]。梅新林的看法可称为“本位说”。曾大兴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与文学的关系来界定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主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具体言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对“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5]；“概括地讲，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简称文地关系)”[6]这可称之为“关系说”。邹建军则特别提到文学地理学“特定的研究对象”，认为“就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19]邹建军的看法可称为“空间说”。杨义先生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会通之学，其研究对象即是研究文学在其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等四大领域间的相互贯通。杨义先生的主张可称为“文化说”。陶礼天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主要“致力研究的是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以及其主、客观方面的成因”[8]，他不赞同只关注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主张还要考虑到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须把它与政治、哲学、宗教联系起来，因此认为文学地理学可以归入艺术社会学的范畴。陶礼天的观点可称之为“边缘说”。钟仕伦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文学与地理学相互融合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本身或者是文学作品中有关人地关系的艺术表达。文学地理学实际上是通过文学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人对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审美反映，这种审美反映可以称为“地域审美观念”。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作家、流派、批评和接受中的地域审美观念。[9]钟仕伦的看法可称为“地域审美说”。

总之，国内学界尽管皆坚持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但由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尚不统一，因此其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亦都处于不明确的困境中。而国外视文学地理学为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的这种倾向，更是增加了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确定和统一的困难性。

三、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不确定

由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等还不十分明确，学科规范也没有真正地正式建立，因此它的研究方法迄今没有完全而成熟的形成，有的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戴伟华、梅新林等皆提出了颇具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

邹建军认为，虽然文学地理学还没有一种或多种只属于自己的、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文本解析、实地考察、图表统计、动态分析、比较对照、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建构等方法值得重视。[19]他认为，所谓文本解析，即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对作品的研究，它是文学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所谓实地考察，即强调对文学发生地与文学发展地的实地考察，关注作家创作、作品产生的地理背景以及文学史与文学集群的情况。它是文学地理学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谓图表统计，即是对经过实地考察得来的一些东西进行数据统计，并得出相关的信息。它是文学地理学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分析中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所谓动态分析，即是借助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动态分析法，对作家与作品的地理分布，以及与地理相关的文学现象进行动态分析。它是文学地理学最具科学性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谓比较对照，即对不同地方的文学与不同时代的文学、对不同环境的文学与不同方向的文学进行比较与对照。它是文学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所谓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建构，即建构文学地理学的有关理论，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的手段。它是文学地理学具有理论高度之表现的研究方法。

曾大兴认为：广义而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两类，一类是指导和规定学术研究应该如何开展的规则和程序，一类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技术方法。仅就技术方法来讲，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又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凡是文学的其他二级学科能使用的方法，文学地理学都可以使用，这类方法属于一般方法。而文学地理学自己的方法，即是特殊方法。曾大兴进一步提出：文学地理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它所用的还是地理学的方法，其中主要是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数理模型法等等[20]，它们具体运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可归纳为五种研究方法，即系地法、现地研法、空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和区域比较法。系地法，就是考证文学事象发生的地点，然后按照形式文学区或功能文学区进行排列；现地研究法，就是把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空间分析法，就是对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包括各种空间元素及其结构与功能)进行分析和解读；区域分异法，就是按照文学的区域特征及其差异，把它们分为不同的地理板块；区域比较法，就是把两个以上的不同区域的文学事象进行共时比较或平行研究。[21]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曾大兴又补充了“地理意象研究法”，即地理学意象研究和文学意象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指出地理学意象研究与文学意象研究的不同，它必须准确地考证地理意象所在的地理方位，准确地描述其地理特征、地理价值和历史渊源；必须细致地描述地理意象的形态特征或者审美特征，阐述它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必须深挖和揭示地理意象所包含的独特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6]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文学地理学学者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曾大兴还特别强调：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是有明显不同的。文学史的研究可以关在书房里利用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除了使用文献资料，还必须走出书房，对文学家的出生成长地、流动迁徙地、文学作品的产生地，以及文学作品本身所描写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地理空间等等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和台湾学者简锦松教授的“现地研究法”特别值得借鉴。简氏的现地研究法的内涵比单纯的田野调查法要丰富，它实际上是“文献解读与现地测量”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实地重现”作者“写作的场域”，但是它仍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因为简氏的“鉴识科学”最多只能实地重现作者的生活环境与写作环境(写作的场域)，而很难实地重现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因为地理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是有差别的，地理学的真实与文学地理学的真实也是有差别的。[20]

此外，钟仕伦提出，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方法”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它非常适合于作家研究，包括文学流派、风格的研究。钟仕伦认为：一方面，进行作家的文学地理研究，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可以描绘出作家的地理区域特征和空间结构分布，并从这种分布中追寻到各个区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或者文学风格所产生的因果联系，并且在这种因果联系中使他们被确认为“一个整体”和“一个个体”。另一方面，正如梁启超所论“‘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作家的空间结构分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常常随着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的迁移而变迁。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可以对文学的动态空间结构分布进行研究。因而，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方法”无疑是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最好借鉴。[9]

戴伟华则提出：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的研究方法并重，相辅相成。微观研究方法侧重个案分析，其具体方法有利用出土文献、充分挖掘传世文献的材料价值、在材料可信的前提下作出合乎情理的推断、在名物考订中必须以文体为基础等。宏观理论探讨，要在对立统一中求新求变；利用归纳法不断深化，以求获得更包容更高层级的概念；提升理论思考层次，从本质上说明事物的性质。[22]

梅新林提出“双重研究法”又称“二元复合研究法”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同时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双重性和二元复合性。就本质而言，“地理学”研究需要运用科学实证方法，而“文学”研究则需要运用美学阐释方法，它们彼此相距甚远，但又相辅相成。一方面，对应于文学“外层空间”的“版图复原”，需要借鉴和运用“地理学”的科学实证方法，包括准确的空间定位，大量的数据统计，以及各种图表的编制甚至运用地理学专业性的工具；另一方面，契合于文学“内层空间”的“精神探原”，则需要继承和运用“文学”研究领域的美学阐释方法，包括对文本空间形态与意义细致深入的描述、分析与阐释，这是一种审美而非科学行为，需要具备足够的审美想象力、感悟力与判断力；而贯通于文学“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场景还原”，则需要同时交替运用以上两种研究方法，或由外而内，以美学阐释方法为导向；或由内而外，与科学实证方法相印证。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而言，以上两种方法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缺一不可。例如“文学地图”，其本身即有隐喻性与工具性的双重意涵，其科学性与审美性的分野非常明显。当“文学地图”之“图”与“文”有机地融为一体时，便是“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实证方法与“文学”研究的美学阐释方法的交替运用与融会贯通。[23]

综观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戴伟华、梅新林所提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我们不难看出文学地理学研究在文学、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文化地理)、地域学、空间学、人类学、文化学、区域学、美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寻求突破，力图摆脱困境，并创立属于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其中曾大兴紧紧围绕地理或空间这一维度，与文学史的相关方法进行比较，探索出有别于文学史研究的六种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特殊方法，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方法论的一大突破。然而尽管如此，曾大兴亦认为，文学地理学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出现，还有待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学者的不懈探索和努力。

四、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一门学科的建设，需要在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三个方面同步推进，并加以系统整合，才能建设成功。目前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还处在不断探索中，其学科建设亦处在艰难困境之中。简言之，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遭遇到的最大困境，即理论体系扩张与实践操作困难之间的尴尬以及尚未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广泛认可。

就目前的研究看，对理论体系建构着力较勤且颇有建树的学者有很多，如在理论建构方面，梅新林力图通过构建“空间”之维的理论，探求文学地理学科理论建构的突破。他通过借鉴和重释杰弗里·马丁所归纳的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与弗朗科·莫雷蒂所提炼的文学地图的双重空间概念，将它们重构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三大支柱。在范式建构方面，梅新林以“三原”理论为支持，重建新的“空间阐释学”谱系，并藉此对影响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新的反思和辨析，同时提出“文学”研究范式与“地理学”研究范式相辅相成之融合范式。[23]在体系建构方面，他所主张建构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从研究内容看，他认为，文学地理学应该研究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方面，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研究。就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而言，除了提出“三原”理论，“双重研究法”(“二元复合研究法”)，还提炼出“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23]

就整个体系来看，梅新林构建的文学地理学既有理论支点，又有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确实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尤其体系建构有不小的意义。但是，正如彭民权在《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建构与理论反思》一文中指出：无论从学科建设的体系建构还是实践操作的层面看，这个理论体系仍然处于初步的构想阶段，面临着不小的困境。首先，整个学科体系的核心是文学家地理，包括其籍贯、流向等。这种对地理因素的突出，很容易导致对文学作品的割裂式研究。其次，对于文学家籍贯与流向的考察往往采取类似科学统计的方式，以图表与数据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研究具有多大的有效性，还存在疑问。一方面，古人的籍贯十分复杂，采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并不能真实展现当时的地理分布与作家流向问题，往往会给人误导，得出错误的结论。另一方面，古代文献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太大，真伪难辨。因而，依据古代文献统计出来的古代文学家地理分布与流向，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还是一个需要存疑的问题。最后，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者往往与其研究对象有很强的地理关联，在研究之前容易产生地域期待视野。在地域期待视野与地域身份认同带来的主观化影响下，文学地理学很有可能陷入被地域文学、地域文化同化的尴尬。[24]

目前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曾大兴。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的探索。在理论建构方面，曾大兴紧紧围绕“地理或空间”之维度，沿用中国学者注重实证研究的治学之风并借鉴西方的“实证主义思潮”，建构出以实证为基础的理论框架。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再根据大量的结论提炼、归纳而不是演绎出一个观点、概念或者理论，是他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在范式建构方面，提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并峙，从空间维度研究文学，与从时间维度来研究文学的文学史相对应，进而使文学这个学科真正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即时空交融的境界。在体系建构方面，他所主张建构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在研究内容方面，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及其空间要素、结构与功能，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的地域差异及其效果，文学景观的分布、内涵和价值，文学区的分异、特点和意义等。对这六个方面进行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对文本产生之环境的外部研究，而且是深入到文本内部的研究。就学科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而言，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主要有五大板块：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文学地理学原理，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这五大板块相互匹配，有机衔接，由此构成文学地理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整体关联性”。同时总结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6种特殊方法以及相应的5个原则。

文学地理范文第4篇

中学地理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种知识综合的学科。著名科学家钱学 森称它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多种学科相互联系，影响很大。在中学地理课的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 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多学科的知识，中学地理教材中蕴含的历史知识比较多，在地理课教学中紧扣教学内容， 挖掘地理课中的历史知识，有意穿插一些生动的历史知识教学，能培养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促进地理知识的 掌握。

一、在备课时，结合教材中所涉及的历史知识进行学习，研究，使其纳入地理知识的体系之中，建立地理 、历史知识的有机联系。例如：讲述世界主要航线时，可联系新航路的开辟等历史知识。如：“四个人两条路 线绕地球一圈”、以及“好望角”、“西印度群岛”、“麦哲伦海峡”、“火地岛”名称的由来；伊朗（波斯 ）、阿拉伯（大食）、印度（天竺）、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叶卡特琳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伏尔加格 勒（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等古今地名的演变。我国六大古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 ：北京始于西周蓟城、春秋时代即成为燕国的国都，以后成为金、元、明、清各朝代的首都；西安（今长安） 始于西周的镐京，以后成为秦、汉、隋、唐各朝首都。洛阳始建于西周初期，自东周以来，先后有东汉、曹魏 、西晋、北魏、隋（炀帝）、唐（武后）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后周等九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开封在战国时 代是魏国的国都，以后又成为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等朝代的首都。南京始于战国金陵邑 ，以后成为六朝（三国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首都，此外，明朝初年、和中华民国也定 都于此。杭州始于秦钱唐县，到五代成为吴越国的国都，以后又成为南宋的首都。六大古都至少都已经有了二 千年以上的历史。古代水利工程讲述中的历史知识有：秦国蜀守李冰，在成都附近岷江流域，修建综合性防洪 灌溉工程都江堰；秦朝史禄负责开凿了灵渠，勾通湘江和漓水，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连接起来；隋朝大运河 的开凿等。

另外，1972年在东非肯尼亚发掘人头骨化石，测定为二百多万年以前的遗物，因此推断人类在二、三百万 年以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了。与教材第四纪出现人类相吻合。

我国从夏朝开始制定了“夏历”；商朝人们认识许多星座，做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月食的记录；春秋时 代鲁国天文学家经观测留下了世界上关于哈雷慧星的最早记录；唐朝天文学家僧一行通过实测得出了子午线的 长度，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测得子午线长度。……备课面广，讲课内容就丰富，就会造成良好的地理课堂气氛， 引发学生对地理课的兴趣，促进对地理知识的理解。

二、地理课教学过程中，要精选与地理课堂内容相关联的历史内容。巧妙地与地理新知识加以联系。这样 联系历史，反映现实的地理知识，突出了地理教学的特点。如讲述东欧政治地图的变化时，可简介俄国在17世 纪中期，兼并了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18世纪，俄国夺取了芬兰湾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地区， 然后向东扩张一直到我国的黑龙江流域；19世纪沙俄又从伊朗手中夺取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 把外高加索完全并吞了。以后，沙俄又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我国东北和新疆大片领土，共侵 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我国太平洋沿岸的海参崴，沙俄侵占后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从19世 纪20年代起到80年代，沙俄逐步侵占了包括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塔吉克人居住的 中亚、西亚广大地区。从1922年至1940年，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等15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先后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为一个统一国家，首都莫斯科。从1990年3月到1 991年12月，苏联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原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除俄罗斯联邦继承了前苏联外，其余均先后 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从而改变了东欧的版图。1990年10月3日，战后分裂长达41年有德国统一，南斯拉夫199 2年“一分为五”，因领土、民族等原因，爆发了“波黑战争”，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末也恢复战前的两个国家 。在教学中较好地联系上述知识，能起到使学生加深理解和巩固课本知识，拓宽学生知识面和增添学科趣味性 等方面的作用。

三、地理教材的许多内容，从历史角度举例联系，更能确切地表述自然地理的规律和人文地理的现象。运 用“洋流”知识，可进一步讲解国际人口迁移；从非洲劫掠黑人到美洲的“三角贸易”，欧洲的奴隶贩子利用 洋流运输贩卖黑人到美洲，归程利用加那利寒流到非洲，中程利用大西洋南赤道暖流、圭亚那暖流等到美洲， 归程利用墨西哥湾暖流、北大西洋暖流回欧洲。我国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到1433年先后航海七次，最 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除当时具有的先进航海技术和帆船外，还借助于季风（东北季风、西南季风） 和北印度洋的季风洋流。

地球的自转、公转运动内容，可结合讲解波兰科学家哥白尼发现地球的自转、公转运动并提出太阳系学说 ；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把哥白尼学说更推进一步，认为大自然是无限的；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发明了“三定律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首先制造了天文望远镜等知识。

文学地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视角文化；话语文化；地理学；地图；3S（GIS、RS、GPS）；虚拟地理环境（VGE）

一、文化脉络阐释

从传播学的角度说，人类文化经历了三种不同形态：即口传文化、读写文化（纸录文化、图文文化）和电子文化或是视角文化（影像文化、图片文化） 。口传文化的特征是有声言语，面对面的交流。读写文化也就是印刷文化。它依赖于书面文字来交流，是一种不在场的交流。虽然这两种文化都依赖于视觉，但是言语文字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电子文化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它产生远距传播和互动传播（远距传播比如说电视台，电视、广播这些都属于远距传播。互动式包括很多，比如说电视电话会议等）。电子文化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视觉文化，因为它在图像制作、传输和接受变得越来越简单便捷。

二、视角文化时代

（一）视角文化的定义

“视觉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的《电影美学》中,其含义是“通过可见的形象来表达、理解和解释事物的能力[1]。尽管这个表述过于简单、狭隘,但视觉文化的表现媒介已被突显出来,即用形象来表达,而非语言。20世纪众多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视觉文化概念,使之具有深刻的内涵和时代意义。如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电影的讨论、麦克卢汉对视听文化的见解、德波的“景观社会论”等等。我国学者周宪对视觉文化也颇有见地,他认为“视觉文化”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一个文化领域,它不同于词语的或话语的文化,是视觉性占主因的当代文化;二是用来标识一个研究领域,是广义的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2]。”

视觉文化的出现跟消费文化关系非常密切，或者说是消费社会的产物。都市生活的形象包围和人们消费追求的化（娱乐化）使得消费变得视角化--广告成了促进消费的重要途径。广告通过视觉来传达某种观念，来培养某种消费的需求。当代社会可以叫做景象的社会，或者叫做景观的社会。商品变成了形象，或者形象就是商品。在当今时代消费商品实际上是在消费形象[3]。

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的基本涵义在于视觉因素,特别是影像因素,这些占据了文化的主导地位。强调视觉文化在今天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仅仅用视觉文化的符号学表征来处理“图像史”,而是要看到,它所涵盖的范围远远超过了图像研究,它的真正的意义如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学者尼古拉•米尔左夫所讲的“要用视觉文化瓦解和挑战着任何想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化的企图”[4]。在这方面,也许还是W•J•T•米歇尔在《图像转向》一文中所指出的“无论图像转向什么,我们都应当明白,它不是向幼稚的模仿论、表征的复制或对应理论的回归,也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更应当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再发现⋯⋯”[5]。这也就是说“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范式的一种转换。当然“印刷文化肯定不会消失，然而对视觉及其效果的迷恋—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产生了后现代文化。当文化成为视觉性之时， 该文化最具后现代特征[4]。”

要准确把握何为“视觉文化”，可以从两点来考察:其一，视觉文化是一种当代文化现象，它是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逐步发展壮大的，它是消费社会特有的产物；其二，顾名思义“视觉文化”是关于视觉的或图像的文化，与传统的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相区别。

（二）视角文化与话语文化

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分析，图像文化或者视觉文化是从语言主因的时代，向图像主因时代的一个必然的发展。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原始初民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感性的以观察为主的经验思维，他们用形象思考一切，文字的诞生改变了这一状况，它表现为理性思维。西方传统哲学观就认为，语言趋向于逻辑、理性，形象则趋向于感性。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文字始终以其优势僭越其它视觉艺术形式，然而，当电子媒介等一系列高科技产物猛烈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时，语言显示出其明显的弱势，图像则显示出对文字的强势。如果说，印刷文字是口头传统的终结，那么，图像的出场是否意味着文字的终结呢?答案是否定的。文字是不会终结的，表述文化（形式）最终将是图像文化与话语文化的有机结合—图文文化。

1、图像与话语的对话

在后现论建构中，利奥塔认为现代是理性的话语，后现代呈现为感性的图像。

语言和图像是都可以传达某种信息。但是语言和图像有诸多不同（表1）：

表1：语言与图像之比较

Table1.the compare of language and image

语言

①线性的，语言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来写，一个字一个字地来念，一个字一个字地来听，它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②语言是有序的，必须排列，必须按照语法规则和使用习惯来排列，它是有秩序的。

③语言是概念，它是抽象的，任何语言都是抽象的。 #p#分页标题#e#

图像

①图像是空间并列的，它不是线性的。

②图像是同时出现的，图像的秩序和语言的秩序不像语言那样有序。

③图像是感性的，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主因它代表了人类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形态，叫做理性的文化；图像占据中心的文化建构的主体更趋向于感性的经验的。话语与图像的结合是理性与感性、逻辑与经验的有机结合。

杰姆逊认为现代主义社会中话语处于尴尬境地:“在一个不断大众化的社会，有了报纸，语言也不断标准化，便出现了工业化城市中日常语言的贬值，农民曾经有过很丰富的语言，传统的贵族语言也是很丰富的，而进入了工业化城市之后，语言不再是有机的、活跃而有生命的，语言也可以成批地生产，就像机器一样，出现了工业化语言。因此，那些写晦涩、艰深的诗的诗人，其实是在试图改变这种贬了值的语言，力图恢复早已失去了的活力。”“这种危机在很多现代主义的文学中表现为寂静，不能表达，不能言语[6]。”很明显，现代主义的话语艺术已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此时，后现代主义的视觉化应运而生。在杰姆逊看来，现代主义的主要模式是时间模式，它体现为历史的深度和意识；而后现代主义文化和艺术的主要模式则明显地转向空间，前者与理性和语言有关，即逻各斯。相反，空间则相对于眼睛和视觉，相对于人的感性和愉悦。后现代将时间的模式转化为空间的平面性模式，艺术品的形象被“物化了”，成为人人可接触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电视，杰姆逊认为：“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它媒介中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这是个很奇特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可以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精粹，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特征就是距离感的消失[6] 。”

由电脑制作的虚拟世界、仿真三维空间让人享有了前所未有的身临其境感，真正实现了人与对象世界的零度接触。从这个意义上讲，图像是语言所无法企及的。然而，“虚拟现实”表达的是一种复杂的相互模拟关系：它既可以是对已有现实的模拟，又可以反过来成为现实世界的模拟对象。在这样的虚拟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人类也将会从繁忙的“现实人生”进入到以电脑为伴的“虚拟化人生”之中。

在由图像构成的虚拟世界中，人不仅丧失了一定的主体意识和理性思考，也失去了潜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图像的转瞬即逝的直白的画面使人们无需做出理性的思考，观众沉醉于虚假的幻象，使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愿再作理性思考。不可否认，图像诉诸于人类感性的同时，将人类的理性判断力无情地抹杀。而语言艺术则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因为从哲学层面看，语言是抽象的、线性的，代表着理性。语言自身的特征决定了它和阅读者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也使他们能对对象进行理性思考和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文化对人类有着图像文化不可替代的作用。

图像文化（视角文化）以直观、形象逼真的身临其境优势冲击着话语文化，然而这样的直白感性的文化无法表达是事物内在的特征，图像需要借助语言表述才能形象完整的反映事物内在的逻辑的特征。因此视角文化不可能僭越话语文化成为独霸世界的文化。图像是一种世界语言，它震撼心灵的力量在于有客观性、直观性、证实性、写实性、易明性，然而却容易局限思维，形成定势，而语言（话语）有无穷的力量，是人类永恒的话语，图像最终要借助语言（文字）来表达。话语（文字）震撼人心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含蓄性，因为文字比图像更深刻，更具有形而上的超越能力，图像只有与文字有机整合才会相得益彰。

2、视角文化的特征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而每个文化形态都有其文化主因，信息时代（当今）视觉作为一个文化主因，越来越突显出来。这种以视角（图像）为主因的文化—视角文化具有与话语文化（口传文化、印刷文化）不同的特征 ：

第一，视觉性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人对世界的理解主要依赖于自己的视觉，但是在语言传递的时代，视觉有的时候不是特别重要，到了今天，视觉性已经在文化的各个层面突显出来。大到城市规划、天气预报、医院看病，小到个人家庭装修，都已经要图像化了。

第二，图像对文字的优势。读图时代（视角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图已经是一个比文字更具有优势的媒介。漫画就是典型的文字图像化的例子。图像比文字具有直观形象性。

第三，视觉文化对外观的注意。外观，是感性的经验的可以通过感觉把握的形态。对外观的注意，并不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但是在视觉文化时代，对外观的关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视角文化时代人们对自己的眼光越来越挑剔，对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越来越挑剔。

第四，对视觉的追求。人对视觉的，视觉欲望的攀升，使人的眼睛变得越来越挑剔。现代的动作片主要表达一种视觉的效果，传达出一种视觉的场景。通过这种视觉的画面来吸引观众。

视觉文化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形态，既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又有商品的物质性、消费性，既有强制性、操纵性，又有迎合性、对抗性，既有同质性，又有多元性，既有类型性，又有创造性；既有娱乐，又有教化功能。视觉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形态，涉及到的领域已远远不是传统的文化艺术所能涵盖的。

三、地理学中的视角文化

地理学中的视角文化早已有之，古代的各种地图其实质是一种视角文化，只不过那时的地图用的是绘画和印刷技术，而不是今天的地图印刷的电子技术，这种视角文化可以称之为“图文化”，它和我们今天所言的视角文化涵盖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今天所言的视角文化除了包括印刷的图纸外，更多的涵盖的是电子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条件下产生的图像和影像。

（一）地图（图文化）—静态可视化表达

詹姆斯曾经说过: “除非你能回答它在哪里这个问题，否则即使你把人的世界描述得怎样清楚，也是没有价值的”，而地图便是表达“它在哪里”的最明确、最有成效的方式，是检验人们地理概念正确与否的有力武器 [7] 。地图的发展历史几乎与人类文明一样悠久，它是与文化共同发展起来的。自从人猿揖别，人类便开始了创榛辟莽的探索历程。大约在原始社会后期，原始人类学会了用绘画方式描述生活环境，满足生产劳动的需要，地图开始了它的萌芽。从最早（远古黄帝时代）的“史皇作图”、“九鼎图”到丰富多彩的秦汉地图、唐、宋地图的大发展再到元、明时期传统制图的高峰期，到了清朝经纬网测量地图的出现，这标志着传统方法向现代方法的转变。真正采用科学方法绘制的世界地图集是清末地图学家魏源的《》，该图在地图投影的选择上趋向现代化，与现代地图中根据区域位置和轮廓选择投影基本吻合，地图符号的设计与现代地图有类似之处，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比例尺，是“中国制图学史上一部关于世界地图集方面开创性的著作”。#p#分页标题#e#

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文化的发展，地图与文字结合逐渐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成为地理学的重要语言。

地理学是研究自然现象和社会经济现象及两者相互关系的具体系统，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探究地理现象的地域分布规律。专家学者在揭示这些规律时，多是经过亲身的实践，通过实地的观察、感知和大量的研究分析才形成今天理论上的共识。然而，地图却是我们大多数人获取地理知识的源泉。正因为地理现象空间分布的广泛性，使我们不可能对每一地理现象都进行亲自实践，而地图恰好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它把广阔的地理空间缩编成人们可视的二维平面，它把丰富多彩的地理环境浓缩成精美的地理作品。地图成为用符号及图像来传输各种实物和现象空间分布的工具[8]，成为地图使用者之间传递信息的媒介。“地图打破我们的禁锢，刺激我们的身体细胞，激发我们的想象力，释放我们的语言表达。地图超越语言的界限来说明事物，它有时被称为地理语言”[9]。地图作为地理学语言比文本语言更有优越性，“一维”和“串行”的文字语言没有定位等量测基础，而地图则通过使用符号可以包含特定的丰富信息。地图成为地理学的第二语言。然而在计算机技术出现以前传统地图（这里所说的传统地图是和当今的电子地图相对而言的）再现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是静态的，对于动态的地理过程，是通过不同时相的静态图来反映的，这是地理学中静态的视角文化。

（二）现代地理学中的视角文化 (3S+VR)

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使传统的纸质地图发展为电子地图的形式，而当引入了数据库技术之后，地理信息系统(GIS)诞生了。GIS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发现并且利用GIS带来的优越性。同时，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遥感技术的突飞猛进，为更清楚地了解地球环境和更快地监测环境变化提供了极好的技术支持。因此，地理语言得到了极大地扩展，从传统地图语言演变为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影像语言(视角文化)。

1、地理学中的视角文化之一 —GIS

由于计算机的存储容量大且不易损坏等优点以及计算机的普及化，人们开始将纸质地图数字化后录入计算机，形成电子地图或数字地图。计算机制图逐渐取代原有的纸质地图，地图制作工艺在计算机技术的带动下也出现了很大的进步，CAD技术大大增加了地图的制作效率和准确性，同时减少了制作的成本，节约了劳力和物力。地图存储介质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地图传输地理信息的本质。但是，计算机的普及给人们带来了更高的要求。用户开始不仅仅满足于通过图形来获取地理信息，而是希望直接在地图或图像中进行地理分析，计算地理模型，进而作出决策支持。随之，数据库技术便被引入到了制图技术中，产生了地理信息系统，给地理学发展带来了质的飞跃。从历史发展来看，GIS脱胎于地图[10]，并成为地图信息的又一种新的载体形式。地理信息系统 (GIS) 是一种同时管理地理空间信息和数据库属性数据的信息系统。利用GIS提供的数据的地理属性，就可以将这些数据分层、分类叠加在电子地图上，并且地图对象与数据库属性数据建立连接关系，这样通过GIS就可以轻松实现地图与数据库的双向查询。不仅如此，地理信息系统能将区位论、城市土地经济理论、城市空间经济学、城市交通经济学、模糊数学、层次分析法、统计方法和数据库方法、专家系统法等现论和方法统一在一起进行投资环境等实际应用的分析。 GIS给信息系统带来的不仅是显示地图锦上添花，而是将数据进行直观的、可视化的分析和查询，发掘隐藏在文本数据之中的各种潜在的联系，为用户提供一种崭新的决策支持方式。

2、地理学中的视角文化之二—RS、GPS

随着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影像地图和影像数据库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遥感影像所包含的信息量非常丰富，通过多种应用软件可以直接分析遥感影像所反映出的城市扩张、海洋环境、地球资源等。遥感影像不仅丰富了GIS数据库，也推动其管理模式的发展，例如，由遥感影像建立的立体影像数据库。地理信息被转化为一种数字形式，更加方便地在不同行业中应用；同时，也使不同领域的人们更为方便的了解并且使用地理信息。Michael Goodchild将这种转变称之为地理科学的“数字转变” [11] 。Daniel Sui提出:地理信息系统在当今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帮助信息发送者传递不同形式的地理信息给接收者的媒介，正如同报纸或电视传递大众信息一样[12]。GIS已经从刚开始是一种用来辅助决策支持的工具演化成为传递地理信息的媒介。陈述彭先生提出:“如果说，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代语言，那么地理信息系统就是地理学的第三代语言”[13]。Internet GIS的出现让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进行数据的存取、地理信息的浏览与共享，以及交流地理知识、共同探讨地理问题。

3、地理学中的视角文化之三-- VGE (虚拟地理环境)

面对多维动态的地理环境，面对人们期望技术发展为其提供快速便捷了解地理环境的工作平台，并支持其几何、物理以及行为建模过程需求，因此以虚拟环境、分布协同以及移动为特征的地学计算-虚拟地理环境技术应运而生。空间数据分析则加入了空间数据挖掘和空间动态模拟，而可视化功能则逐步从二维发展到三维模型，并由多媒体扩展到虚拟环境技术、虚拟地理环境(VGE)，可定义为包括作为主体的化身人类社会以及围绕该主体存在的一切客观环境，包括计算机、网络、传感器等硬件环境，软件环境，数据环境，虚拟图形境像环境，虚拟经济环境，以及虚拟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14]。虚拟地理环境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概括，是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虚拟模型。它强调身临其境之感，但又追求超越现实的理解，VGE不仅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出现实世界，更可以支持重建过去、预测未来。同时，它可以超越现实，将人们带入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体验的真实感受。例如损坏的敦煌洞窟和壁画的重现，到现场无法看到的山体内部的地质构造，都可以通过虚拟地理环境呈现给用户。虚拟地理环境综合了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信息模型，虚拟现实技术，网络技术，仿真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虚拟地理环境是地图语言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空间数据库、模型库、空间分析和空间数据挖掘以及空间模拟、虚拟环境技术等为虚拟地理环境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Internet的载体实现对真实世界的二次还原。#p#分页标题#e#

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并付诸实施，是虚拟地理环境在地球空间尺度上的实现。它将会使所有的地球信息以数字的方式存储于计算机中，从而建立起“一个多尺度的，三维的地球抽象”[15] 。

虚拟地理环境的重点在于对“不在场”的情景和事件的重建或预测，强调用户随时参与环境的描述、设计以及监测。它不仅仅是一个精心制作后回放的卡通片和动感三维影片，使人在虚拟场景中具有真实的沉浸感；或通过人在分布式环境中协同“感受”目标环境，并可对场景进行实时交互操作，使人和地理信息环境(包括信息获取、管理和分析等子环境) 很好地“融为一体”，带给人们一种“沉浸感、交互感和想象力”[16]。

四、结论

视角文化在以其直观逼真性吸引人类的眼球，丰富人类的视角生活的同时也剥夺了读者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使读者与阅读对象之间的距离感消失，这种距离感的消失削弱了人们发挥想象力（创造力）的空间。而话语文化的逻辑性和模糊性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充分展开想象力。凭借想象力，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被还原转化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凭借想象力，抽象的哲理、思想、原则、定理等被读者很容易的理解。人的文化生存方式的本质是一种“向心的生活”，在这里，包含着一定感受、体验、冥想、想象，价值取向和好恶的心灵是不可缺少的。人们正是在这些心灵的活动中获得了自主性，感到充实和幸福，而语言文化恰恰是诉诸于人的心灵的[17]。

自从地图出现以来，图文化（视角文化）始终是地理学中表述地理现象的重要手段之一。从纸质地图到电子地图再到虚拟地理环境，人们表述地理事物的手段不断演化升级，复杂神秘的地理现象被直观、逼真的展现，使人们身临其境的感受理解自身的生存环境。然而如果没有语言的阐释，图像显示的地理事物是不完整、不明确的，只有少数人能理解。因此直观形象动态的图像与逻辑的语言相结合，使最有效的地理学语言。现代的可视化技术与科学的语言表述结合体---图文文化更能准确的表述地理现象，推动地理学的大发展。

图文结合，是人类文化形态发展的必然。

[注]: “图”在文中不仅指纸质的地图，也指电子的图像、影像、虚拟地理环境等等一切可视化的表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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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ore, Al. The Digital Earth: Understanding our planet in the21st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