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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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研究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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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历史上城与市的关系 赵德馨
(13)民众食粮水准、农业劳动效率与产业分工关系的量化辨析——近代长三角与工业化时期英格兰的比较 郭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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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经君健选集》出版 无
计量经济史研究
(24)对1887－1909年中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的估计 陈昭 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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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方显廷文集》第1卷出版 无
计量经济史研究
(31)美国白银政策与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 赵留彦 隋福民
(44)1978-2008年中国隐性失业人口估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柏培文
中国经济史中gdp估算研究笔谈（续）
(53)历史gdp估算中的计价问题刍议 彭凯翔
(61)浅议近代中国gdp核算中调查资料的使用问题 关永强
农业史研究
(69)再论敦煌农业雇工契中的雇佣关系 乜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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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耕地面积再估计 史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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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再论中国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于产权变革视角的考察 赵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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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更田”“更地”辨析清代宁波契约文书研究之一 唐智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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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社会整合视角下的清代巴蜀移民群体研究》出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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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以为视角观察清代京官的经济生活 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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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也谈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近代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及其联号五金商铺账簿为中心 卢忠民
(141)近代上海公共租界中的电费调整及监管分析：1930-1942 樊果
(156)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对华贷款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刁莉 梁松 刘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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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首届国际经济史论坛综述 曲韵
(171)2011年河南大学经济史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 孙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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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中国经济史研究》稿约 无
博士论文博士后工作报告摘要
(f0002)国家、制度、要素市场与发展——中国近世租佃制度研究 彭波
经济史研究范文第2篇
一城市、市镇经济研究
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是本区域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口、景德镇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视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镇、墟市以及对市镇体系的考察。近年来，还出现了对一个省乃至长江中游全区域市镇经济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趋势的发展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长江中游区域城镇体系的层级特点，即属于全国性或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规模大，数量也与本区域在全国的地位相匹配；初级市场——大量的介于县与村之间小市镇(集市)数最多、分布广；而处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间的中间层级的城镇数量少，起不到在前两级之间的承接作用。
汉口。关于长江中游地区城市和市镇经济的研究以汉口最多。吴量恺在研究清前期国内市场时已注意到汉口在全国商品转运、销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汉口为例说明城市经济和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③。其后，吴量恺又在对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汉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为全国性的转运中心、各地商货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动中心，其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转运贸易的兴盛促使湖北自然经济发生分解，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也对全国经济局势产生影响④。
陶建平的研究认为，至迟到康熙年间，汉口已成为一个商业网络极为辽阔的大商镇，其形成原因可以从物资依托、地理优势、社会氛围和武汉原有的贸易基础方面考虑。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人组织的涌现乃至当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汉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影响和促进作用⑤。宋平安从市场、商业组织、贸易及其机制、交通诸方面对明清汉口商业经济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作为转口贸易型城市，清代的汉口已处于其商业经济的“黄金时代”，汉口商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但解体是相对的，由于农业经济的制约，转运型贸易城市无法真正自立。汉口商品经济的繁盛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与命运⑥。石莹认为清代前期汉口镇兴起并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正是“两通”(交通、流通)发展的结果。并对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规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依靠转运贸易形成的商业繁荣，其商品流通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封建经济的重要补充⑦。关文发从汉口商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背景条件和地理优势对汉口商业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口之兴与汉阳奠定的基础有直接的关系，鹦鹉洲的湮没间接地促使汉口成为大市，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则是汉口兴盛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为汉口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提供了前提，实现了汉口历史上的第一次起飞。关文发探讨了商业的主体结构以及商业行帮等问题，指出汉口主体行业的发展与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势有关，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汉口工业与商业发展不平衡。汉口商帮对于汉口市场环境的形成、对于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张国雄通过对历史上武汉市场转移的考察，也认为由于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商业市场更明显地向汉口集中，使汉口后来居上，成为著名商业中心。汉口在短短几百年间的崛起，其原因在于两湖平原大开发带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城镇商业繁荣提供了物资依托，唐、宋商业的繁荣为明清商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同时还在于汉口所处的地理交通优势适应了社会生产对商品市场的需求。清代的汉口已是全国性商品市场，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也是各地商人广泛集中活动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汉口商业资本发展的状况与原因⑩。王永年对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商业发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商业行会的研究作了介绍⑿。任放对汉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陈钧对汉口商业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对武汉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汉口经济研究更推向纵深。
景德镇和沙市。在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镇的兴起，不是因为它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处要冲而繁荣，景德镇之所以成为城市，全凭瓷业的发展，是一座单一的手工业城市。但它又与明清时期江南的手工业城镇不同，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的景德镇已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镇的前面，成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将其景德镇研究总结为一部专著⒄。萧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镇作为工商业城市逐渐形成和发展，以及与农村分离的过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镇走向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瓷业发展的特点是以小型民营手工工场为主，出现了烧造联合的较大的手工工场。景德镇同农村分离的过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预示着有向近代城市转化的趋势⒅。曹国庆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镇活动非常活跃，这与瓷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景德镇瓷器原材料对徽州祁门瓷石的依赖，以及徽商的经商才能等多种因素有关⒆。曹国庆与萧放还根据实地调查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讨论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商业贸易、行会、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⒇。此外，近年关于景德镇的综合研究，还有方李莉的《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21]。
在长江中游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中，关于沙市的研究仅次于汉口和景德镇。徐希凯讨论了清末民初时棉花贸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与沙市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22]。吴量恺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时同时指出，沙市与汉口一样具有转运贸易性质[23]。陈关龙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词等史料对明清时期沙市的商品市场进行了探讨，认为沙市经历了明清之际的萧条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丰同治时商品市场繁荣，并分析了其繁荣和贸易发达的原因、清末开埠后传统市场的被冲击，以及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张国雄的研究综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论点，在考察商品市场和商帮的基础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结构与汉口相似，带有明显的消费特征，贸易的功能主要是转口贸易，这与其地理位置有关，随着两湖平原开发的深入和汉口的兴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镇经济研究。关于宜昌，吴量恺的研究说明，它与汉口、沙市一样，属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转运贸易城市，但地位与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个阶段，认为宜昌是一个转口性极强的贸易城市，并进一步阐述了转口贸易城市的发展和国内经济状况、社会环境、运输状况及地理环境的关系[27]。
萧放讨论了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樟树镇)发展的共同特点以及各自在工商业和贸易中的侧重[28]，并且就樟树镇药业的发展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29]。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初级市场形态以及偏远地区的市镇和墟镇的考察逐渐增多。徐晓望在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中讨论了江西农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场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墟镇的数量、规模、层次以及分布特点[31]。曾学优探讨了赣江中游的农村小市场、县级市场和地区市场，实际上也是关于市镇、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赣江中游地区市场分布的特点，指出清代赣中地区已初步形成农村市场网络[32]。谢庐明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的数量、类型及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了近代社会变迁对赣南农村墟市的影响，并分析了当地农村墟市在近代市场化过程中迟缓的深层次原因[33]。
李华在关于清代湖南商业的研究中对长沙、湘潭、衡阳、清泉县城、衡山县城等的商业发展形态进行了分析，填补了这些地区城市经济研究的空白[34]。王朝辉以永顺县王村镇清末至民国年间桐油贸易与港口勃兴为切人点，讨论了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35]。张家炎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动，有利于加速该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农村市镇的繁荣，然而其商业只限于初级农副产品输出和境内外物资简单转运贸易，市镇功能过于单一，不利于农村经济突破种植业为主的结构，使得江汉平原始终只以农业见长[36]。
此外，许檀关于明清农村集市的研究中对长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广、江西的农村集市与华北大体相同，是在明代中叶起步，清代中叶时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37]。
关于本区内较大范围市镇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较早的是刘石吉对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镇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来许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将长江中游区域市镇经济史研究基本覆盖。许檀对江西商业城镇的研究认为，由于赣江航道在江西商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独口通商，大庾岭商道在全国南北贸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岭商道沿线的七个商业城镇的兴盛及其与大庾岭商道的关系[39]。巫仁恕和傅乐园分别探讨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40]。任放则考察了明清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市镇网络、墟场和集期、专业市镇、市镇与仓储、市镇管理机制、市镇功能以及以汉口为代表的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内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开拓和深入为前人所未及[41]。方志远在其专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42]中对本地区城乡市场进行了层级划分(作者文中称为“有形市场”，实为学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镇)，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点、专业市场(市镇)以及决定其规模的诸因素。
二市场、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国性清代经济史研究中，涉及到长江中游地区市场(广义的市场)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和《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43]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粮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进行的总体性考察，其结论对随后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吴量恺对清代前期国内市场进行了考察[44]，认为清朝前期区域性市场已发展为全国性市场，商人远距离活动活跃，并指出了全国商品粮运销中湘鄂地区的作用。方行对市镇经济功能类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给”型市镇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场”功能性质的市镇，但论述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45]。傅衣凌认为明清时代国内市场已经初步形成，较早地论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级市场，如洪江、刘家隔、樟树镇，专业市镇如汉口、江西景德镇和东乡县，以及江西铅山的商品市场、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画了明清长江中游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陈学文的《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也部分涉及到长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随着清代经济史其它领域研究的展开，对长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宽深入。如徽州学研究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长江中游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是对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总结，其中“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涉及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商业流通情况；“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探讨了除盐业以外，徽商所从事的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贸易活动，包括徽商与茶叶贸易、徽商与木材贸易、徽商与粮食贸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几个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别对徽商与吴楚贸易、木材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长江中下游长距离商品贸易外，对本地区商品流通的专门研究，目前仅限于粮食、食盐和棉花的流通。其中关于粮食流通，较早的是80年代初陈支平对清代江西粮食运销的研究。他详细考察了江西产生省内粮食运销的原因和特点、省外粮食运销的方向和路线，估算了外运粮食数量，并指出其对东南沿海和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有限性。这一研究可称为研究区域粮食运销的优秀范例，亦为本研究领域长期无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粮食贸易研究围绕着“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展开。吴琦在对清代湖广漕运的研究中，论述了湖广漕运(主要是粮食)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及其对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本地区商业城市繁荣的推动作用[51]。钟永宁用计量方法讨论了18世纪湖南粮食输出的可行性问题[52]。张国雄对两湖粮食外运的研究认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经济现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运粮食有漕粮、官府采买和民间商贩三种结构，其集中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以及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时期的余粮输出省中，两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这一观点在张国雄与梅莉合著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也有表述。张建民在其关于“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中也考察了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54]。方志远的近著对以上观点作了总结研究。此外，张岩考察了汉口粮食的省外省内运销情况及其性质和影响[55]。最近，钟兴永在对湘米贸易的研究中，对清代湘米产量和输出渠道、省内湘米市场网络、湘米交易方式、贸易价格以及湘米贸易发展的原因等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对长江中游粮食贸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远对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流通的研究非常详细，包括淮盐的行盐区与行盐额、政府对淮盐和私盐贩运的不同态度，以及淮盐在湘鄂地区行销的状况[57]。关于棉布流通情况，刘秀生论述了清中期湘鄂赣地区棉布生产的自给性，讨论了其区域内市场和外销市场圈，从而考察湘鄂赣市场圈在清代全国布匹市场格局形成中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这一研究别开生面，很有价值，对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无论就其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而言，均可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上乘之作[58]。对于其他经济作物作为商品的流通，目前虽未见到专门的研究，但一些学者的研究已对本区域的蓝靛、甘蔗、苎麻和茶叶的流通有所涉及[59]。
关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镇经济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时常交织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对徽商的研究和曹国庆对景德镇徽州瓷商的研究。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长江中游的活动、经营行业、经营方式、商业资本流向情况。李华对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清代湖北农村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农产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来，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势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频繁还促进了大小市场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但占绝对多数的仍是小市场，进而指出湖北农村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乡则活跃着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几个外省商帮，为其他省份所少见，这一现象意味着湖南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经济增长水平的高度发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动的各商帮中，本地商人似乎最为强大，他们不仅在本省经商，且在邻省城乡活动，湖南商人在当时全国众多商帮中处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远近著对湘鄂赣地区的商人亦作了总结性研究，内容涉及商人的社会构成与资金来源、经营行业与方式、经营观念与利润投向以及商人组织与市场管理。
三农村经济的研究
关于农村经济的研究，80年代较少，90年代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开始加强。这方面的专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1]，他在书中关于城乡商品经济、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陈学文、郑昌淦以及刘秀生等学者在全国性商品经济研究中对长江中游经济均有涉及[62]，可视为清代本地区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一种反映。对于本地区的研究专著有吴量恺的《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63]，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关于农村经济的论文，也大量集中于粮食研究。谭天星就两湖粮食产量、粮食商品化、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两湖农业经济发表了多篇论文[65]，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江汉平原农业研究方面，张家炎的贡献尤多，除前文介绍的关于农业开发对当地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影响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汉平原地区的水稻生产、作物结构特征以及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地区特征、湖北杂粮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汉平原粮棉兼重、各种类型均有发展的特点。他并撰文比较两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农业的发展，围绕“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转化，讨论了两地农业重点的次第转变、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转变的正负作用、城镇工商业对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已从描述、分析的研究积累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高度[66]。张国雄是又一位对“湖广熟，天下足”有专门探讨的学者，在前引张氏与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时他还专门发表了讨论该谚语的经济地理特征和产生条件的论文[67]。龚胜生除了前文介绍的对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外，还专门考察了清代两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对两湖米价的考察中指出，清代两湖米价经历了一个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趋势过程，这个趋势过程与其耕地负荷量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演变，清代两湖米价的长期上涨还对其民生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龚胜生对本地区耕地结构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在对明清载籍耕地类型进行的探讨中，龚氏阐述了该地区耕地结构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条件的制约是该地耕地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响该地区明清商品大米输出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68]。此外，李华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产[69]，梅莉探讨了湖北的农业区域特征[70]。
关于本区域经济作物的研究，龚胜生考察了两湖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和棉花的集中产区[71]。梅莉对湖北茶叶的集中产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叶发展的两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发展情形和原因[72]。李华对湖北、湖南经济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经济作物种植与商人活动、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73]。关于江西经济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树基的研究较早地涉及到赣南和赣北经济作物的种植。[74]其后于少海在对赣南商品经济的考察中再次讨论了赣南的经济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还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76]昌庆钟、李卫东等则对清代江西省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讨[77]。至此，对于湘鄂赣三省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覆盖。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该书内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专题均有总结性研究外，于湘鄂赣经济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谓用力匪浅，在茶叶、棉花的研究之外，又开辟了对苎麻、蓝靛、烟草以及其他作物种植与加工的研究。
90年代还出现一些对于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方行、李华对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对江西抚州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79]，徐晓望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总体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对江西浮梁县农村商品的考察最为细致，他认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商品经济繁荣，浮梁农村则自然经济稳定，一个地区之内，先进的手工业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长期并存，很不相称，城市虽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农村商品，却不能引发农村经济性质的变化[81]。
四 手工业和矿业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华对湖南采矿业的考察[82]和梅莉对湖北纺织业的研究[83]。江西手工业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本区域手工业和矿业整体性的研究以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中相关专题的考察最为全面，其内容包括制瓷业、造纸业以及各种经济作物加工业(棉布加工业等)。文中比较了主要手工业与经济作物加工业的异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简单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学含量，但基本上属于手工生产，其动力均为原始动力。差异性则表现在生产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该书还考察了本地区的矿冶业及其生产方式。
五 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清代也是长江中游部分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时期，这方面的研究较早的有80年代曹树基对流民与江西山区开发的考察[84]，但这时的研究只注重开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未对其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考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展开，经济开发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其生态效应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张建民较早地在这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清代湘鄂西部山区人口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开潮，而落后的开发手段和水利条件，加上在不宜粮的山区进行以糊口为目的的开发，造成单一的生产、超薄型平面垦殖、以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为实现经济增长手段的经济特征。这种开发虽实现了量的增长，但最终造成森林等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与此相关的多种经营的枯竭以及在当时即已出现的水土流失现象或倾向。另外他还就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垸田与水灾进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该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85]。
此后，宋平安对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86]。龚胜生探讨了清代两湖人口压力下的环境恶化问题，认为两湖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会安定、人口增长，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压力的缓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扩散——土地开垦来实现，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此清人虽已有认识，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和现实的困难，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张国雄对两湖农业的研究也注意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88]，在《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又分析了两湖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及其与垸田经济的关系，以此考察大开发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应的相互影响，从而使两湖经济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本地区市镇和商品经济综合研究的出现，说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朝着赶超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的方向迈进。但与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相比，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仍然处在弱势。无论是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是理论高度的总结，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思想，本区域的研究都有待学者继续探索。
综上所述，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不足，笔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领域研究不平衡。对城市和市镇的研究比重较大，也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镇，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镇的研究，对于广大的中小城镇，虽有涉及，但从整体来看，还远远不够。对商品流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在整个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比例适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关注到粮食、棉花、茶叶几个大类，最多的还是集中于对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对于各类商品的生产圈、辐射圈、流通路线及其在清代的变化之类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另外，对于手工业、矿业的研究还很薄弱。
二是同类研究中的重复内容很多。不知是学术态度的问题还是学术信息不畅，笔者在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往往发现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结论。因此，本领域的研究也亟待学者加强学术交流，拓宽视野，共同推进。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陈旧。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确有一大批论文堪称优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创新不足，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升华。
今后的研究，窃以为可以从以上薄弱环节出发，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碍，使本领域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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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经论坛》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吴量恺：《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发展》，《科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
③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
④[23][26]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同上。
⑦ 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
⑧ 关文发：《试论清代前期汉口商业的发展》，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张国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江汉论坛》1988年4期；《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的演变》，收入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红：《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镇为个案的研究》，《人文论丛》2000年号。
⒁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陈钧：《武汉近代商业文化的结构分析》，载《近代武汉城市文化散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
⒂ 杨蒲林、皮明庥：《武汉城市发展轨迹》，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吴勇：《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3期。
⒆ 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江淮论坛》1987年2期。
⒇ 曹国庆、萧放：《景德镇考察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凯：《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江汉论坛》1988年4期。
[24] 陈关龙：《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7] 段超：《试论清代宜昌城市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8] 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同上。
[29] 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时期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墟镇——江西抚州府墟镇试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
[32] 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谢庐明：《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辉：《试论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2期。
[36] 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5年4期。
[37]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89年；或见《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
[39] 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3期。
[40]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大学1991年硕士论文；傅乐园：《明清时期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武汉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41]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42]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
[46]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 张海鹏：《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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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陈支平：《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3期。
[51] 吴琦：《清代湖广漕运与商品流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52] 钟永宁：《试论十八世纪湘米输出的可行性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53]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结构、地位考察》，《中国农史》1993年3期。
[54] 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述论》，《中国农史》1987年4期。
[55] 张岩：《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江汉论坛》1993年4期。
[56] 钟兴永：《清代湘米贸易论略》，《中国农史》2001年1期。
[57]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的输入与运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4期；或见《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58] 刘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赣棉布产销与全国棉布市场格局》，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6期；陶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3期。
[60]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经商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
[63] 吴量恺：《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
[64] 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65] 谭天星：《清前期两湖地区粮食产量问题探讨》，《中国农史》1987年3期；《简论清前期两湖地区的粮食商品化》，《中国农史》1988年4期；《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初探》，《农史研究》第9辑；《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中国农史》1990年1期。
[66] 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评析》，《中国农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汉平原作物结构研究》，《古今农业》1991年3期；《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杂粮作物》，《古今农业》1996年1期；《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中国农史》1996年3期。
[67] 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3期。
[68]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中国农史》1993年3期；《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年2期。
[69] 李华：《清代湖南农村的稻谷生产及其商品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农业区域特征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4期。
[71]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3年3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发展》，《古今农业》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叶及其生产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2期。
[73]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又《清代湖南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3期。
[7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4期；《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试论明清赣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77] 昌庆钟：《清代江西经济作物发展的原因》，《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3期。李卫东：《清代江西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中国农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中国史研究》51991年2期。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时期浮梁的农村商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时期浮梁的田亩数和亩产量》，《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1期。
[82] 李华：《清代湖南的采矿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
[8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85] 张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汉一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51987年2期。
[86] 宋平安：《清代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
经济史研究范文第3篇
经济史史实专题式教学研讨式教学
一、经济史教学现状分析
经济史课程是教育部规定的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类专业的必修课程，是经济学领域的一门理论基础课程，属于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经济史是特定历史时期一国经济活动的历史演变，它可以为经济学本科生学习其他应用学科提供一定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经验，有助于经济学本科生构建完备的知识体系。
然而，在当前高校的课程设置中，普遍缺乏对经济史课程的重视，相对于其他经济学课程，学生们对于经济史课程的认知程度和兴趣度并不高，简单将其理解为历史课程。实际上，经济史是介于经济学和历史性之间的一门交叉性学科，既需要具备较高的经济学理论，也需要具备较高的历史素养，因此，其教学过程和教学内容也就具有双重性质。
二、当前我国经济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当前我国经济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作为一门非主流学科，经济史课程的教学在经济学领域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也未能引起学生充分的重视。当前，经济史研究在我国的经济学界虽处于非主流地位，但并非说明其不重要。恰恰相反，经济史课程的学习要求具备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既要具备丰厚的历史素养，又要具有高深的经济学理论的支撑，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略。
其次，当前的经济学课程体系中，主要讲授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缺乏历史特征，其次，经济学教学的重点往往也侧重于对经济分析工具的推理与运用上，因此，对经济学专业学生进行经济史的教学工作尤为重要。正如熊彼特先生所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另外，在教学内容方面，当前通行的本科经济史教材，多以历史过程的发展为主线，对不同朝代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进行介绍。在这种教学模式的讲授过程中，往往容易历史知识输入过多，多停留在对当时历史现状的描述，而未能将其升华至一定的经济学思想和经济学理论的高度。这种教学模式虽然也注重了史论结合，但在主导思想方面仍旧是史学特征多余经济学特征，其课堂讲授的目的仍是侧重于让学生对于历史现象进行理解和解读。其优点在于便于经济学本科生对经济发展的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理解，能够理解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把握一定的历史规律。然而，这种教学模式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缺乏在经济史教学过程中注重对经济学思维的培养，缺乏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检验历史现象，也未能从经济史理论角度出发来设计和规划教学内容。
三、系统设计和规划经济史的课堂教学
1.以经济通史的介绍为先导
大多数经济学本科生虽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但是在经济通史方面尚显匮乏，多数经济学专业学生普遍缺乏历史感，通常把经济学视作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普世性知识，没有能够正确认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强烈依赖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对于经济史课程，经济通史是整门课程的基干，教学过程中必须有一定的史实贯穿始终。如果对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掌握不了，更无法对其进行更高层次的分析与研究了。因此，在课堂讲授中，首要任务在于应尽可能多地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现状和历史事实，以此做铺垫，才会有下一个阶段的理论提高。
2.进行专题式教学
在对于经济史实的讲授过程中，应首先选择通史的形式来进行，这样便于学生树立整体观念，对历史发展的变迁树立时序观念，奠定良好的史学素养。在课程教学的后期，可以考虑进行经济史专题的讲授，分别从农业思想、工业思想、商业思想、货币思想等若干角度进行选题，专题的讲授有利于经济学理论的深入，通过专题的挖掘可以使经济理论进行更高层次的升华。
其次，还可通过文献导读引导学生进行拓展学习，通过选取不同领域的经济史文献，可以弥补经济通史教育的不足，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提高。同时，通过文献导读的形式进行专题讨论，不仅是对前一个教学环节的配合，而且使学生便捷地接触到理论前沿和学术热点，培养学生形成自主思考和自我探索的学习能力。
3.注重培养经济史课堂的经济学思维
经济通史的讲授是为了给学生进行史学知识的铺垫，但是，仅仅注重经济通史的讲授是完全不够的，经济史的课程教学模式应遵循以史实为主体、以经济理论为主线，最终能够理解和解释特定的经济现象和历史规律。通过把经济理论作为课题教学的核心线索，真正实现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意义，能够使学生真切感受到“经济史乃是经济学之源”的深刻含义，认识到任何经济理论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地接受历史和现实的证伪过程中演化前进的。同时，我们要注意，以经济理论作为核心线索，并非忽略历史的客观事实，用现代的经济学理论生硬地套在历史现象上，而是要凸显经济分析的科学性和经济分析的价值所在。
4.采取研讨式教学模式
传统的经济史课题教学过程中，往往采取教师一言堂的方式，学生被动参与，积极思考和积极参与的程度远远不够。单纯的讲授式教学，往往难以使学生有深入了解和深刻体会。可以选取一定的问题让学生来进行讨论，如：重农抑商的政策是否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经济政策？我国货币制度的演变历史有何规律？为什么某些朝代政府为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而一些朝代却秉承强烈的政府干预的思想？如果仅局限于讲授式教学，学生往往只会有短暂的思考，通过研讨式教学，学生经历了扩散思维、查找资料、整理资料、组织语言、讨论争辩的过程，对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史料有更多的拓展，对特定问题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历史考究，从而具备自我思考和自我创新的能力。其次，在对命题的选择上，可以进行古今对比，选取学生较为熟悉的经济学命题，或者从当前的经济热点和现实经济问题出发，让学生认识到经济规律和经济现象发展演变的轨迹，也真正践行了“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达到历史与现实、历史与理论的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严鹏.历史学专业本科生中国近代经济史教学问题初探[J].教师教育论坛，2015（9）.
经济史研究范文第4篇
英文名称：World Economy Study
主管单位：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上海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7-6964
国内刊号：31-1048/F
邮发代号：4-544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2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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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经济管理；组织架构；激励机制
在企业管理中，财务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其可以直接地影响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的运转以及整体的管理水平。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之下，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迎来了挑战，比如，很多的企业都开始顺应时代的特征，融入了信息化。但是想要实现企业经济管理的真正变革，还需要从内到外，彻底进行创新，对信息与知识合理地进行调配，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下的发展，提升企业内部资产的利用率以及整体的核心竞争力。
1知识经济时代以及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概述
1.1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最早出现时，并没有将其和经济学的概念严格地挂钩，而是简单地将其定义为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在该定义中所阐述的知识是包含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一切知识，其中最重要的知识就技术、管理以及行为等。但是随着知识经济逐步地发展并兴起之后，其概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逐步转变为以知识为基础，脑力劳动为主体的经济，其和传统的农业、工业经济是相对的，在整个知识经济中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主要部门是教育和研究开发部门。知识经济时代的出现并快速发展，给当下各个产业和教育的职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在产业结构方面，一些新型的产业，如网络经济、电子贸易的出现。在投资方面，在线经济、电子贸易等一些新型的产业也开始兴起。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化都开始朝着知识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1]。
1.2企业经济管理
企业经济管理一般就是在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以及组织架构，合理地设置各个部门经济运行的目标，并对其进行监管，保证企业内部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以及整体的利润率。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经济管理也从传统的人工式管理，逐步转变为借助信息技术和知识等手段进行创新的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是值得当下企业不断进行探究的。
1.3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企业经济管理的特点
知识经济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后所呈现的一种新的时代特征，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企业经济管理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组织架构上和原有的企业经济管理组织架构的差别。原有的企业在开展经济管理时，采用的都是金字塔型的组织架构，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将会对这种架构进行创新，融入扁平式的团队。管理层的角色会从原有的监督控制逐步转变为指导和激励。第二，则是驱动特征。原有的企业在开展生产时往往是以自主研发为主，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客户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更加的密切，企业可以了解到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并基于这种需求将其渗透到开发和研究中，提升客户的黏度，培养客户对于企业的信赖感。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理念。第三，研发的力度加强。传统企业在开展经济管理时，往往非常注重生产，因为生产就等于利润。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所创造的知识的价值会比生产物质所创造的价值更大，比如，通过对生产机器进行创新，可以大大地提升生产的效率，减少成本的支出。这是原有的生产所产生的利润无法比拟的。第四，知识管理的特征。该项管理和信息管理不同，其高于信息管理，会通过制度的形式实现信息和人、生产以及信息之间的联系，最终的目的是通过知识进行创新。在这种理念之下，企业就需要实现各个部门员工之间的有效交流，对员工合理运用相关软件进行培训[2]。
2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企业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
2.1缺乏对知识经济的正确理解，导致经济管理理念不科学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当下的企业要注重创新，切勿将过多的精力放在眼前的利益上。但是，有很多的企业都缺乏对知识经济的正确理解，并没有对企业内部的经济管理进行重视，这也导致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理念和方法，缺乏规范性，未正确地对企业内部的各项技术和产品进行创新，也没有合理地对人力进行管理，提升人力的知识水平，最终影响了一个企业内部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也使得经济管理职能的效应难以发挥。
2.2企业缺乏完善的组织架构
一直以来，我国很多的企业在开展经济管理时，采用的都是金字塔型的管理模式，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这类管理模式并没有进行创新，仍然是根据部门职能进行划分，根据不同的职位确定不同的职责和层次。在这种制度之下，虽然实现了整个管理的分工明确和严密的控制，但是也会产生较大的副作用，比如，员工在这种氛围之下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会极大地遏制员工的创造力，使得员工就像一台机器，也难以发挥出员工的真正潜力[3]。
2.3未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在知识经济时代开展经济管理，更强调利用信息或者是知识的力量，来提升经济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而信息和知识的力量，除了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的资产之外，还需要企业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充分地激发人员内在的潜力，提升企业内部人才的创造力，继而为企业开发更多的资源，提升企业经济管理的效率。但是目前很多企业在开展经济管理时，并未注重对激励机制的健全，也没有根据不同层次人员对于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合理进行划分，这也使得在企业内部的人力的潜力难以真正地发挥，限制了经济管理的真正创新和发展。
2.4企业发展基础薄弱
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中小型企业占据大多数，这类企业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管理比较粗放，内部高素质人才不多，缺乏创新的水平。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后，其更强调对知识和信息技术的重视，然而很多中小型企业受资金限制，内部并没有建立软件或者是网络系统，不仅降低了内部交流的效率，也影响了这类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长此以往，不进行创新和不对人才重视，也必然会被社会所淘汰。
3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加强经济管理须遵循的原则
第一，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知识经济强调的是以知识以及信息技术为主要的创新工具，实现企业内部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创新性，这就需要企业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让员工可以在企业内部充分地发挥出自身的潜力，促使员工主动进行和经济管理相关的一些活动并积极地配合，在这种模式下才能够提升经济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质量。第二，遵循信息化、技术化的原则。传统的企业经济管理主要是以人工管理为主，这种管理存在较多的不科学性，也容易出现包庇等行为。而在知识经济下，就需要企业在开展经济管理时，充分地融入信息化、技术化，对日常企业所开展的数据进行分析，保证企业经济管理的一切活动具备数据的支撑，提升其科学性。第三，遵循创新的原则。就当下的企业而言，经济管理模式的复制、产品的同质化现象是非常严重的，这也使得整个市场在开始拼价格，抢客户。作为企业，只有遵循创新的原则，培养创新型人才，不断地基于客户的个性化特征创新产品等，才能够在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保证经济管理模式能够在企业运行中发挥出作用[4]。
4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企业经济管理的策略
4.1转变传统的企业经济管理理念，构建新的企业组织架构
传统的企业在开展经济管理时，主要是以生产管理为主，因为生产最终会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却忽略了除了生产之外的一系列经济管理，比如，对各部门开支的管理，对物资采购的管理，对人力价值和创造力发挥的管理等，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企业经济的发展和水平的提升。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之下，作为企业领导者，必须要树立正确的企业经济管理的理念，对原有的金字塔型的企业组织架构进行改革，融入先进的信息技术沟通平台，让员工可以降低和领导或者是上级之间的约束感，合理地在平台上对各个部门的发展情况进行讨论，对新的知识进行学习。在这种新的组织架构中，员工会更加的自由，对于企业的信赖度也会更强，更易发挥出员工的创造力，为企业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奠定基础。
4.2基于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知识经济管理的内容
通常企业经济管理会涉及物资的采购、人员工资的发放，以及企业的融资、销售、营销等各项活动。以融资活动为例，在知识经济背景之下，企业开展融资都是为了促进内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通过采用低成本、低风险的方式筹集到这类资产，以供企业的发展和应用。为了保证融资的科学性以及合理性，就应该保证物质和知识资产的同时进行，除此之外，知识资产应该在整个资产中占据较大的比重，这也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此外，在投资的评价方案方面，企业也需要对其进行创新，对传统的项目评价方案进行审核，对优秀的部分进行保留，对不符合时展需求的地方要进行革新，尤其要增加对知识资产项目在投资过程中的评价[5]。
4.3基于互联网技术，开发新型的经济管理模式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要想发挥出经济管理的作用，就需要合理地融入互联网技术，对现有的互联网环境进行开发，构建企业新型的经济管理模式。比如，可以在企业内部建立财务软件的系统，在该系统中进行财务的核算、预算和控制，实现在经济管理环节的集中化。对原有企业人员的配置重新划分，减少不必要的中层管理人员，实现高层领导者、基层财务人员以及决策者之间的沟通，这样便可以提升经济管理的实际效益，也便于领导者以及高层可以直接地了解企业经济运行的状况，为企业各项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引。
4.4创新企业收益分配以及经济评价体系
首先，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企业需要对原有的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和创新，比如，将品牌、知识以及口碑等融入到经济评价体系中，提升整个企业对无形经济的重视度。近几年，有一些企业的领导者开始重视企业经济评价指标的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增加MVA，这是一种市场附加值的评价，其可以对公司发展的前景进行分析。其次，是FCF，这是一种对自由现金流的分析，可以和市场附加值结合评价，从而更好地反映企业目标运行的情况，同时帮助企业的决策者对资金合理调配。对经济附加值的评价，可以让企业经营者更好地对企业的经济情况进行分析，了解企业经营者在运行过程中的亏损以及收益情况，提升资金的利用率。最后，在收益分配上，要提升对人力资源的重视度，应在企业经营收益税后分配中将劳动者融入其中，按照对公司的贡献比划分。
4.5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提升企业知识创新力
要想提升企业经济管理的水平就需要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让所有的员工都能够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经济管理中，为企业经济管理建言献策。同时控制好各个部门的开支，发挥出人力的最大潜力，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质量，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工作和创新的氛围。在融入激励机制时，需要考虑到不同员工的不同需求。比如，高层员工更注重权利或者是股份上的分配，中层员工比较重视职位的上升，普通员工更强调精神和物质上的激励，通过对于不同层次的员工开展差异化的激励方式，保证企业内部所有的员工都能够积极地开展自身的工作，发挥出自身在工作中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