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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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桐城派范文第1篇

    “五四”以来,清代文章受到多重冲击,一直受到冷落。近年来,清代文章虽然逐渐受到重视,但其研究仍存在明显的缺陷,仍有很大的学术空间,甚至可以说,清代文章研究将成为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下面就清代文章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谈几点看法。

    对清代文章的研究始于清人。清人学风朴正,考据严密,其文学评论亦较为中肯客观,可资参考者甚多。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皇清文颖》提要谓清人:“治经者多以考证之功研求古义,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学,抒发鸿裁,佩实衔华,迄今尚蒸蒸日上,一代之着作,本足凌轹古人。”对于清人文章之特色把握颇准。《四库全书总目》中尚有很多甚有价值的清代文章评价,比如对于清代各个历史时期文章风气的转变,也比较中肯。另外举一个例子。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集部”评价了不少清人的文集,非常尖锐而中肯。比如“五四”以来着名的“桐城谬种”之说,已见于该书“戴东原集”条。从此例不但可以看出清人对于清代文章的批评,也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与清代文化的一些内在关联。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事实上,“五四”新文学与清代的关系应该是更为直接的,只是学术界尚缺少必要的关注。

    自清代以来,有不少研究清代作家、文集史料的成果,为我们研究清代作家的生平与相关文献提供了借鉴。《清史稿》有“文苑传”三卷,清代着名的诗人作家大致收入(另有些人“儒林”等传),但总体上记载过于简略,更无文学方面的研究。还有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汪兆镛《碑传集三编》。以上数种上海古籍出版社集为《清代碑传全集》出版,全书共收清代各类人物五万五千多人,是研究清人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此外,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是清代作家研究必要的参考文献。台湾周骏富所编《清代传记丛刊》中的“学林类”分儒林、文苑、词林、名家等,对作家研究甚有价值。

    在当代的清代文章研究成果中,陈陈相因的多,真正创新的少。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少研究者未能在文本细读上下苦功。研究有清一代文章,要从作家别集与总集入手。《清史稿》的“艺文志”集部收录当时各类文集目录,相当简单,但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文献线索和基础。此后,不少学者对此书有所补充,如章钰等编《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彭国栋《重订清史稿艺文志》、郭霭春编着《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朱师辙《清代艺文略》、百万斋主人编《清代艺文丛话》等。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收六百余种文集的提要目录,评论作者生平及创作。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与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是目前最为完备的文集总目。有清出现一些清代文章总集,为我们研究清代文章提供了较好的文献基础与研究的参照对象。如《四库全书》总集类中《皇清文颖》一书,为清人所选,选录雍正到乾隆间百余年的盛世之文,代表正宗正统的清人文章观。沈粹芬等辑刊《清文汇》(又名《国朝文汇》)为清代文章总集,收作者一千三百五十六家,文章一万多篇,对研究清代文章极具资料价值。黄人在该书卷首序言对清代文章的价值与影响作了评述,也相当重要。此外如《清文补汇》八卷、《清文典要》四卷、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等选集,是清人选清文,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清代文章的评价。民国以来,亦有一些清代文章选集。如汪倜然编《清代文粹》收录散文、诗词、小说、戏曲、文学评论等文体作品,徐洁庐编、吴虞公校《清代文选》收顾炎武、黄宗羲、方苞、姚鼐、等五十余人的文章。台湾方面有高明等编《中华文汇·清文汇》,工程浩大,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关于海外的清代文章研究情况,可以参考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的《中国文学论着集目正编之七·清代文学论着集目正编》与《中国文学论着集目续编之七·清代文学论着集目续编》,该书所收目录始于1912年终于1990年,包括中文、西文、日文、韩文等语种的研究资料。美国着名学者倪豪士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指南》(Nienhauser, William H.,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一书也有不少可以参考的材料。在工具书方面美国的恒慕义(A. W. 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reiod),收集中国非官方文献和外国人着作中的资料,收清人一千五百家,可为代表性的成果。日本学者方面,如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章论》、《中国散文论》,藤堂虎雄的《清代古文派》,武内交雄的《桐城派的圈识法》,铃木虎雄的《桐城文派的主张》,青木正儿的《清代文学评论史》等,提供了域外学人的视野。近年美国学者谢正光所着《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考证比较精审,解决了不少问题。法国学者戴廷杰近着《戴名世年谱》一书收集了大量清初作家的文献,甚有参考价值。新加坡的许福吉着《义法与经世——方苞及其文学研究》为其博士论文,文末所附《桐城派大事年表》有一定价值。

    现有研究清代文章的专着多数成果集中在对于桐城派文章的研究。如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梁堃《桐城文派论》,魏际昌《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刘声木《桐城学源流考》、《桐城文学撰述考》,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王镇远《桐城派》等,近年还出版多种,可谓不胜枚举。总体上看,目前清代文章研究涉及面相当狭隘单调,与清代文章的原貌相去甚远。其实,除了桐城派之外,清代可以研究的文派还不少,这方面,曹虹的《阳湖文派研究》是别开生面的研究。此外,如“国初三家”、“宁都三魏”与“易堂九子”、“姚门四弟子”、“湘乡派与曾门四弟子”、“骈文家”、“岭西五家”等。清代还有一些重要的文社可以研究。如雪苑社、沧浪会、慎交社、同声社、原社、弃繻社、望社、十郡大社、南屏文社、清河文社、博我文社、三老会、三千剑气文社、神交社、南社等。在作家研究方面,现有的研究又相对集中于明末清初时段个别作家与思想家。以清代前期而论,明末清初,除了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傅山等人之外,如孙奇逢、徐世溥、陈弘绪、王遒定、查继佐、李世熊、贺贻孙、钱澄之,前期作家如丘维屏、曹尔堪、吴绮,王艮、计东、朱彝尊、储欣等,清代中期的颜元、廖燕、李塨、潘耒、王源、邵廷采、李青霞、黄之隽、李绂、杨椿、茅星来、雷、沈廷芳、全祖望、汪师韩、卢文弨、蔡上翔、彭绍升等,晚期的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人,可以研究的确是很多。王镇远等《清代文学批评史》,目前是清代文学批评有代表性的研究着作,但是清人以理论的自觉性、系统性着称,对传统古文、骈文等做了系统深刻的总结,清代文学批评仍有许多题目可做。

清代桐城派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桐城派 修正

文坛上的每次新思潮的崛起，往往是对前一时期或同期文学创作弊病的反拨。正如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是对明前期文坛馆阁文学的死板文法进行反拨，兴起于“宗秦汉”还是“尊唐宋”之争尚未停息的康熙时期的桐城派，也是对明代以来拘泥复古而导致为文“模拟剽贼”局面的反拨。

但是，也正如曾为文坛带来新风的前后七子最终拘泥于形式，走上刻板复古的道路；“文必秦汉”最后反阻滞文章真正地向秦汉之风靠近一样，虽然反拨了别人的食古不化和空言无物，兴于康雍、盛于乾嘉、影响经过同光直到民初还饶有余音的桐城派，其在经过了康乾时期戴、方、刘、姚诸人带来的发展盛状后，在清中后期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向死守“义理”、拘泥“文以载道”的“道统”观方向前行，而逐渐走入空洞无物、不合实用的死胡同。

戴名世曾叹：“时文之法者陋矣。谬然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1］（P88），在清代后期由桐城派主导的文坛上，这种曾为“时文”所有的弊病也显于“古文”中来。就说过：“乾隆、嘉庆之际，学者研练经义，负声振道。光初年，稍患文盛，词丰而义寡、栀蜡其外而泥涂其中者，往往而有。”文坛创作不仅在行文中“一挑半剔以为显，排句叠调以为劲”，还在文风上“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2］（P288-322）正走向形式主义的歧途。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对文风的纠正势在必行，而在《圣哲画像记》中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2］（P248）的正是以自己对桐城文法的秉承与超越，在“姚门四杰”相继去世后的清晚期，针对文风之弊做出种种革新，试图一挽桐城于颓败。

桐城文法自方苞起就讲求“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非阐道益教、有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3］（P35）这成为桐城派创作的基本守则。作为桐城后学，自然也继承这一创作主导思路。他的《致刘蓉书》说：“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4］（P7-8）虽然这里是在倡导对行文技巧的注重，但仍离不开以“人心所载之理”主导着“人身之血气”的大前提――仍然是对“文以载道”这一命题的再阐释，只不过是用“血气”承载“性情”的比喻形象地加以图解而已。

不仅如此，《圣哲画像记》里标榜：“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径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2］（P248）《书仪礼释官后》认为:“先王之制礼也,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虽百变而不越此两端。”［2］（P302）将“道”具象成以“礼”为核心、以“仁”和“义”为两大准绳的思想体制，有力地在封建末世维护着理学的权威。

以桐城所宗为自己所旨，表明了与桐城派的渊源。但面对日渐偏离康乾时期文风，从思想到笔法都拘泥一家之言，被刘蓉于《复吴南屏学博书》中评价为“惟宗派之云，甚至谓句法之短长伸缩，声音之抗坠疾徐，皆有一定绳尺，如词曲之有谱然，寻声逐影，良可厌薄”的桐城末流，又严肃地与之划清界限：在《覆吴南屏》这封信中，他点评说：“至尊缄有云：‘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实搔着痒处。”并表示：“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5］（P13797）对梅曾亮等人渐趋仅以姚鼐为正宗，树立门户之别、失之狭隘浅陋的做法提出了直接批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桐城后进，在末流以宗派之说当道的情况下，还敢于品评方苞、姚鼐之不足。他在《与刘霞仙》里认为方苞成就尚未达到“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的地步，其在“发明义理”与“学为文”之间“两下兼顾”，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以致无可怡悦”［4］（P247-248）；在《覆吴南屏》里评析姚鼐“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5］（P13798）。这些无疑都表明出于桐城而又自觉地注意桐城局限的创作视角。

也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上，曾氏主动地对桐城派进行了革新和超越。他在《咸丰六年十一月谕子函》中说：“余平生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又在《覆邓寅阶书》云：“《斯文精萃》亦系古文最善之本，尚不如《文选》之尽善。”还对吴敏树说：“弟尝劝人读《汉书》、《文选》以日渐腴润。”（《覆吴南屏》）平生好读之书除桐城派一贯尊崇的韩愈文章外，还有《史记》、《汉书》、《庄子》，而且认为《文选》集粹的古文质量最高，并爱向他人推荐阅读《汉书》、《文选》――的古文视野已然跳出了桐城派传统上以唐宋家为核心的阅读习惯，向前延伸到了先秦、两汉、南北朝；同时《庄子》的“入选”也表明他对刻板“道统”的扬弃，为求古文真谛而不过分计较作品是否出自先贤大儒之手。

在阅读习惯方面，曾氏不仅从选文的年代上超越了桐城传统的唐宋两代限制，还在选文的体裁上跨越方苞设下的藩篱。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语：“古文中不可录……魏晋六朝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力求“雅洁”。而在日记中自叙：“余近年最好班马扬张之赋。”力推“文章之可以道古适今者，莫如赋”（《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谕子函》），甚至在《送周荇孙南归序》里强调：“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章之道，何独不然。”将古文和骈文的关系阐述为奇与偶的相对与相补充，从根本上修正了方苞对骈文的过激排斥。

在对骈文进行高度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的文论，并指出在音节方面，“声调铿锵”是汉魏文人“有两端最不可及”的高处之一（《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子函》）。这自然超越了方苞写文章排斥“魏晋六朝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这一截然分离散文与骈文联系的论调。吴汝纶在《与姚仲实》中评价曾的文论是“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大家”［6］（P1168），足见时人已经认可了结合骈文特点、改进古文创作所取得的成就。

不过，虽然对桐城文风进行了一定修补，但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导致桐城派陷于前面所述自道光初年以来文章空言无物的核心原因：过分强调“文以载道”的理念，忽略掉“文”自身的功用，导致“道以害文”。比如，姚鼐在《敦拙堂诗集序》宣扬：“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7］（P289）粗看之下，似乎是将一直以来对立着的“文”与“道”进行糅合，将“文”通过被人为地定义成与“道”相合的“艺”，而使得“文”“道”相契合。但实质上仍是和从“文以明道”向“文以载道”的转变那样，通过将“文”定位在“艺”，使“道”完完全全地统辖着“文”，让“文”仅仅成为因“道”而存在的技术性附庸，抹杀了“文”的本体特征。

而在《与刘霞仙》里，对“文”、“道”矛盾性也解析得很明白：

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尽交至;其次于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廖廖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困知录》、《思辨录》之类),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立新,将前此所习荡然若丧守,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4］（P247-248）

他承认“文”“道”是可以“兼尽交至”的，但又指出在孔孟之后的文人笔下，“道与文竟不能不离为二”，并以方苞为例证明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在这种不可调和性面前，同姚鼐一样，仍然是遵从着“文以载道”的标准来评判文章的价值。他在《湖南文征序》中如是概括古代散文的发展历程：

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札,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文阿娜之声,历唐而不改。虽韩、李锐复古,亦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苏、曾、苏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2］（P319）

在这里，他将“习于情韵”与“习与义理”两者一视同仁，公允地认为各有特色的同时也各有弊病，同属于“偏胜”。但又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束缚，对宋以来的“法韩氏”、“习于义理”做出了“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的好评，在一视同仁的基调上最终还是偏向了“义理”代表的道统观念。

参考文献：

[1]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

[3]徐珂编.清稗类钞选・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4].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0.

[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C].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

清代桐城派范文第3篇

姚鼐生活在乾、嘉年间，这是清王朝最为稳定的时期，也是清代文化学术最为昌盛的时期。姚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个人的生活历程基本上也是平稳的。为官十年，平流而进。辞官之后的四十年间，姚鼐历任书院山长，既满足于受人尊重的人师的地位，从容于人才的培育，又能优游休浴于时代的文化海洋，肆志于学术的研究与文学的创作。姚鼐是桐城派古文的重要作家，在桐城派中地位最高。姚鼐继承同乡方苞、刘大(木魁)、姚范的古文之学，成为桐城派散文的集大成者。

生平所修除《四库书》及《庐州府志》、《江宁府志》、《六安州志》官书别刻外，自著《九经说》十九卷、《三传补注》三卷、《老子章义》一卷、《庄子章义》十卷、《惜抱轩文集》十六卷、《文后集》十二卷、《诗集》十卷、《书录》四卷、《法帖题跋》一卷、《笔记》十卷、《古文辞类纂》四十八卷、《五七言今体诗钞》十六卷，门人为镂版刊行于世。

姚鼐在文献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考据学理论的发展

清代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全盛期，天下学者治学无不以此为宗，戴震是当时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但同时也出现了自觉与考据学相对立的学者，姚鼐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他走上了与考据学相背离的道路，这既有他自身的因素，也表明考据学已渐露弊端。但更为重要的是，姚鼐的学术观点并非与考据派水火不相容，他本人在考据学方面也有不少著述和自己的理论。

姚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一途之中，歧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迳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呲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

姚鼐对考据学的看法，包含了三个层次：首先，对“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地位和关系，姚鼐有着与戴震不同的看法。姚鼐虽说义理、考证、词章三端都不可废，但他的弟子陈用光解释其意时强调“以考证佐义理，义理乃益可据；以考证人词章，词章乃益茂美”。就是说，姚鼐认为考证无非是所谓载道之文的佐料而已。这是因为姚鼐虽说对经学、史学都有所研究，但他终究是个古文家，所以他强调“考据”的重要性，最终目的是提高“辞章”之学的地位。在当时，考据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做学问不能缺乏考据的功力和修养。这也是时代风气所决定的，没有一定的训诂考据的功力是难以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更难自成一家。

其次，姚鼐对考据学虽有不满，但却没有否认它的重要性，他批判的只是近世汉学偏执一途、抑宋扬汉、残碎琐屑的弊端。姚鼐说：“近士大夫侈言汉学，只是考证一事耳。考证固不可废，然安得与宋大儒所得者并论?世之君子，欲以该博取名，遂敢于轻蔑闽洛，此当今大患。”他认为真正的“学问”是“但贵有成，不须一辙，实有自得，非从人取，斯为豪杰矣。”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偏于考证一途给学术带来的危害，目的是矫正治学的偏离现象，使学术归于正途，而不是否认或放弃考据学。

第三，针对戴震以文为末的观点，姚鼐作了反驳，他极力提倡“辞章”之学。姚鼐说：“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而人才不能无所偏擅。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惟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文可以明道，而不仅仅是技之末也。但同时，他也强调要“以学充文”，“学”正是通过“考据”来体现的。姚鼐认为王铁夫对《惜抱轩文集》的考据文章的评价有所偏差：“其论鄙作所最许者，序事之文，甚爱朱竹君传，而不甚喜考证之作。愚意谓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夫何病哉?”因此，姚鼐要求学生“积学用功”，才能“学充力厚”，写出来的文章才能追企古人。

二、考据学方面的实践

姚鼐以文名世，但受风气熏染，加上他又具有较扎实的学问，在考据方面也有诸多著述。检姚氏文集，在300余篇文章中，属于考证性质的文章就达40余篇。其《笔记》8卷、《法帖题跋》3卷、《九经说》17卷，也基本是考证性著作，对经、史、子、集及金石碑帖中有关与地、年代、职官、名物等诸多方面进行考证，征引较广，文字简练，结论也多正确。但姚氏并非功力很深的考据家，同其他汉学家一样，其考证中也难免牵强有附会、武断之处。

姚鼐不是一位功深的考据家，同时也非得宋儒要义的理学家。章太炎于《清儒》中说：“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诸姚生于纨绔绮襦之间，特稍恬淡自持，席富厚者自易为之，其他躬行未有闻者，既非诚求宋学，委蛇宁静，亦不足称实践，斯愈庳也。”章氏之论似嫌苛刻，但姚鼐于宋学、汉学确是俱未深涉，他是一位善辞章的古文家，此一点我们是应明确的。

三、参加《四库全书》的修纂

姚鼐所撰的四库提要稿，曾保存一部分，卒后被刻成《惜抱轩书录》四卷，共收提要86篇。毛岳生为此书作序时，描述了姚鼐在四库馆的处境：“乾隆间考证之学尤盛，凡白天文、舆地、书树、训诂之学皆备。先生邃实综贯，诸儒多服，而终不与附和驳难，惟从容以道自守而已。时纪文达为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先生与分纂。文达天资高，记诵博，尤不喜宋儒。始，大兴朱学士筠以翰林院贮有《永乐大典》，内多古书，皆世阙佚，表请官校理，且言所以搜辑者。及是遗书毕出，纂修者益事繁杂，诋讪宋元来诸儒讲述极庳隘谬戾，可尽废。先生颇与辩白，世虽异同，亦终无以屈先生。文达特时损益其所上序论，令与他篇体例类焉。”

清代桐城派范文第4篇

作者于项脊轩中感觉多可喜亦多可悲。书房读书，借书满架，偃仰啸歌，自得其乐，是一喜。读书之余，看窗外夜色如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也是一喜。胸怀大志，发奋读书，乐以忘忧，这是更深层的喜。

其后作者极力去写“悲”。其一、大家庭分裂之悲。其二、诸父反目成仇之悲：“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兄弟之间如同路人，让在书房中读书的少年归有光心中隐隐作痛。但作者内心真正的悲情却是和他逝去的三位至亲相关。

写丧亲之痛，源自于细腻而厚重的祖母之爱。作者少年读书轩中，祖母对其关怀至今记忆犹新，几个细节足以表现。“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有疼爱之情，又有赞赏之意，写得很传神。还有祖母离开小轩时，轻手关门的动作，自言自语的一句话：“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既写出祖母对孙儿疼爱、老人爱喃喃自语等特点，又反映了祖母对孙儿读书光宗耀祖所抱的期望，形象很感人。

归有光对母亲、祖母的情感表达相当直露，类似于遭遇外伤时响亮的哭号，宣泄之后即可恢复情感状态的平衡；而对妻子的情感表达则高度收敛，俨然经受内伤之后平静的陈述，貌似悄无波澜，隐隐中却给人不安。这种文气上的迥异说明，归有光对于妻子的情感形态跟他对于母亲、祖母的情感形态，并非“借一阁以寄三世之遗迹”的并列关系，而是极具升华功能的递进关系。

清代桐城派范文第5篇

客夸余曰:君亦知普洱之茶乎?大川之原,孕此珍草。岂惟渴羌,老饕是宝。触(chù)(zhé)饮之而思食,侏儒得之而消饱。若有头羹骨饭,油蒸粽熬,托胎抹肉,奶房扑刀,饱吃大啜,赤舌如烧,脏神,五穷骇逃,绶带捧腹,彭亨逍遥,饮此一勺,宽中沥青。

余笑而言:客辞诚老,罄吾腹之所有,恐不可与此遭。吾将定百瓮之食,籍与三九为素交,公膳却骛,朋酒捐羔,食蟹嫌躁,烹鱼恶劳。岂五千卷之撑腹,乃山肤与溪毛。则有瓜号东陵,果名南烛,平仲苔菜,散人杞菊,淘文先生之槐,烧馋太守之竹,响风露于齿牙,穷青黄于水陆。主人淡泊,馆虫迁逐,安用是茶,浇我心曲?

客曰:噫噫!子言则狂。是至人之练藏,岂下士之可望?子不能谷口剥枣,江头种桑。辨抱朴之药性,写通明之术方。且骑曹问马,郎官牧羊;监河贷粟,有山乞粮;三升恋酒,五馈经浆。虽倔强于人间,只尘容之皇皇。且夫仲子食鹅,鲁公乞鹿,仪休嗜鱼,曼倩割肉,此皆标独行与精忠,建循声与高躅,犹未能超膻腥而绝尘埃也,子安能逃乎人禄?

主人闻言,恍若有亡。于是摒灵龟之卦,歌嘉鱼之章,树吾牙赅(gāi),宽吾肺肠。发绕炙而勿唾,手触羹而不僵,无盘之怅望,无杯炙之惭惶。甘瞒暝于醉饱,混埃(ài)而相忘。

客乃称喜,能自求福,以二三百团去汝腊毒。主人乃上手称谢,藏之箧椟。

有人向我炫耀说,您知道普洱茶吗?就是那个产自云南高原澜沧江流域的美茶呀。在贪吃嗜茶人的眼里,那可是必不可少的宝贝。喝了这个普洱茶,触龙不用走几里路才想吃饭,侏儒也不用担心自己吃太多而消化不良。要是您吃大餐,稍微油腻带腥的像头羹骨饭呀,鳝鱼呀,或者其他动物,好比托胎抹肉呀之类的,大快朵颐之后,会发现自己很容易上火。舌头泛红,内脏异样,肚子也不舒服,像得了病似的,神经也开始紧张。这个时候,要是你能饮一杯普洱茶,保证你涨症消失,浑身通泰,精神也好很多。

我笑着对他说,老兄您嘴巴真是厉害,说得我都动心了。可您知道吗,您所说的这些症状,根本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几乎不会去大鱼大肉。真要像您说的,我还得把三公九卿那些哥们都请来,叫他们不要吃公饭了,咱们摆个大宴席,宰羊喝酒,顾不上蟹的躁味,做鱼的繁琐了。可是我的肚子里装的却是咱五千年的墨水呀,为诗文下酒的山珍海味,是悬崖上生长的石耳和水边的野菜。您难道不知道,秦东陵侯绍平都在东陵种瓜,吃点染米饭,晏子呢,他主食苔菜,陆龟蒙也是把喝杞菊茶当作生活方式,文征明先生喝完茶,就去临帖玩槐叶吟诗了,坡爱竹,你总不能用烧竹引诱他吧?所以说啊,喝茶这种事情,与吃其他一样,饮风餐露,青黄有接,只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我比较淡泊,过着很素的生活,连家里的虫子都逃跑了,你何必拿普洱茶来引诱我呢?

他说,啧啧,您未免太轻狂了些。所谓道德修养到达最高境界的人能做的事,又岂能是普通人可以尝试的?您不能像郑子真那样在谷口隐居不出仕,也做不到像王贡那样对妻子都严加管教,陶渊明写江头种桑,是政治上的失意啊。得像葛洪分辨药性、陶弘景通晓术方那样,对自己重新定位。王徽之不知马匹,卜式只懂放羊就是这个道理;当年庄子借粮不得,公孙有山却借得到;王绩求着要三升美酒,列子却有争着给他。所以说啊,人生在世,很多时候愿望的达成是由不得自己的,总要过得诚惶诚恐。仲子当年嫌弃兄长铜臭味,不吃他的不义之禄;颜真卿却穷得给老婆治病的钱都没有,只有写信向朋友乞讨药材;公仪休爱吃鱼,却能挡住别人送鱼的贿赂;还没等到别人一起来分赏,东方朔就先把肉割回了家。我说的这些人,都是特立独行有操守之士,际遇也不一样,他们都建立了崇高的品行,发出了循良之声,历代被人敬仰,可是这些人都没有独特的品行放弃了这个充满膻味腥味食物的尘世,您觉得您真能不食人禄?

听了这番话,我若有所失。去他的灵龟卜卦,让我来讴歌章鱼吧。检查下牙齿舌头嘴巴,整理下肚子肠子肺脏,准备大快朵颐去也。有了普洱茶啊,看到有头发在肉上我不会再生气,伸手舀汤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犹豫,我端盘子的时候再也不为食物而惆怅,普洱茶在杯中也令我不再害怕炙热。好吧,从此之后我就大吃大喝个醉饱,闭上眼睛,你们谁是谁我都不知道。

来人看到我转变,拍手成喜,又一个中普洱茶毒的人。有了普洱茶,您自求多幅吧,我给您准备了二三百片,醉饱后记得喝。我拉着他的手致谢,让那些普洱茶藏在了箱子里。

【作者梅曾亮简介】

梅曾亮(1786年-1856年),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当时京师古文执牛耳者。原名曾荫,字伯言,又字葛君,江苏上元(今南京)人,祖籍安徽宣城,曾祖时移籍江苏。道光二年 (1822)进士。梅曾亮祖辈为著名数学家梅文鼎,其父梅冲,饱学诗书,嘉庆五年(1800)中举,母亲侯芝亲自改订过弹词《再生缘》。

梅曾亮交游非常广阔,不仅与桐城派中人刘开、吴敏树、戴均衡、陈用光,姚椿等声气相通,与学识渊博的顾广沂、钮非石等讨论学术,也与黄爵滋、林则徐、邓廷祯、陶澎等一批颇有声望的官员交往密切,都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个人的清望,使得桐城派蔚然一时,并且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思想比较开明、具有用世之心的知识分子,彼此之间相互奖掖,关心时政,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士林风气的主导倾向。

梅曾亮18岁时拜姚鼐为师。道光十四年授户部郎中官,道光二十九年去官回乡,在京师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官宦生涯。他自称:“曾亮居京师二十年,静观人事,于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无复进取之志,虽强名官,直一逆旅客耳。”

辞官归里后,梅曾亮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咸丰三年(1853),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占南京,梅曾亮辗转避乱于王墅村,咸丰六年卒于清江,年71岁。

是梅曾亮的学生,他们交往颇多。他称梅曾亮“长安挂眼无冠盖,独有文章未肯疏”,“我朝之文,得方而正,得姚而精,得先生而大”对梅曾亮澹泊处世、用心作文的心态非常尊重,对其文学总体风貌也有独到的认识:“嘉道之间又一奇。碧海鳌去鲸掣候,春山花放水流时。两般妙境知音寡,他日曹溪付与谁?”

梅曾亮著有《柏枧山房文集》、《诗集》、《文续集》、《诗续集》、《骈体文》等,另编有《古文词略》二十四卷。

【述 评】

1、普洱茶在大清,是茶叶中很受追捧的品种。

姜育发先生的《清代北京上流社会普洱茶海外史稿 》,根据朝鲜王朝历代使节出使中国期间所记述的见闻与观感,以及记载他们与中国文人交往的纪行录等,介绍有关普洱茶在清代北京上流社会的流行,为普洱茶在清代上流社会的流行做了很好的说明。

“冬喝普洱,夏喝龙井”是清宫的习惯。在与老舍的交谈喝茶习惯时,大清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不无遗憾地缅怀皇家的岁月,“夏天喝一些龙井,冬天就喝茶膏”。大清时代的普洱茶膏,一直是罕见的礼品往来于皇亲国戚、机要大臣以及外国使节之间。

2007年,思茅市改名为普洱市,“百年普洱,回归故里”的活动,让许多人目睹了那些深藏在故宫中150多年的普洱茶真容。许多后人也是第一次领略了普洱茶的时间魅力,自此,普洱茶“越陈越香”有了直接和有力的证据。

云南普洱茶的介绍,因为大部分与地方史志相关,一直缺乏足够的文化支撑。在写诗近四万首的乾隆皇帝那里,几句“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来足夸雀舌。点成一碗金筌露,品泉陆羽应惭拙”,只能说其有材料的价值。

那么,作为大清桐城派代表人物的梅曾亮,他的《普洱茶赋》又如何?

这篇赋以对答的形式,谈到了普洱茶特有的消食去腻健胃等独特功效,并追溯了历史上有贤德、独立特行的品行之人都有着自己的特有嗜好,落点到像梅曾亮这样的名流,应该过一种普洱茶的生活方式。营销专家也许会发现,倘若一个人推销自己的普洱茶,又能把文化以及华夏文化包裹如此完美,何愁普洱茶卖不出去?

《普洱茶赋》以普洱茶为切入点,回顾了一个漫长的华夏风流人物简史,寥寥几笔的背后,是人的精神折射。作为文学作品来说,这也是缺点,用典过多,就过于阳春白雪,不利于传播。

把《普洱茶赋》与同一时期的阮福《普洱茶记》(成文于1825年)对照阅读,会有新的收获。开篇点到大川高原出真草,又以“渴羌”辅以说明,强调其边疆饮食意味,姚馥之清政,对于生活在变局中的梅曾亮来说,一样意义非凡。

这位京师古文执牛耳者对普洱茶的推崇大约也可以找到北京城热喝普洱茶的某些蛛丝马迹。

2、渴羌。晋王嘉《拾遗记》记载晋武帝时,有一名姚馥的羌族养马人,98岁了,仍非常嗜酒,常憾“九河之水不足以渍曲蘖”,被人称为“渴羌”。曲蘖,就是造酒用的东西,用来指代酒,徐渭有“放浪曲蘖,恣情山水”, “渴羌”,后来也用来称嗜茶的人。

3、姚馥虽是养马人,却对天下时局非常了解,常和人说一些帝王兴衰之事。他认为每个人都是禀承天地精灵,要是不会喝酒,只算得上行尸走肉,沦为没有思想意识的木偶。姚馥喜欢喝着泛着沉渣的浓烈劣酒,却总对别人说自己渴望喝美酒。

晋武帝看到姚馥的时候,觉得这个人不仅有学问,还长得风流倜傥,便提拔他做朝歌郡的郡守。姚馥开始不愿意,说他生在氏羌异域,远离华夏文化,能到中原来客居,已经是格外的荣幸。郡守干不来,在行的是喂马,也不要什么赏赐,只要点好酒。

晋武帝告诉他,朝歌是商纣的故都,酒林肉池之地,到了那里,不用天天喊渴。姚馥去了朝歌,做了酒泉太守,后来成为一个实行善政的好官,老百姓为他立了“活人祠”。

4、.老饕,就是极能饮食的人,是饕餮的简称。

5、触(zhé),就是触龙,名篇《触龙说太后》的主角,雄辩家。触龙是战国时赵国大臣。官左师。赵孝成王新立,太后掌权,秦急攻赵。赵求救于齐。齐欲以太后所爱少子长安君为质,太后不肯,他进谏说服太后。

6、触龙与侏儒的故事,点出普洱茶有助消化之功效。

7、头羹。一种杂烩食品。《东京梦华录》介绍说,“茶饭者,乃百味羹、头羹……”“大凡食店,大者谓之分茶,则有头羹、石髓羹……”。“油蒸粽熬”指的是鳝鱼。(《酉阳杂俎》说韦琳(王临)善于喜欢以鳝鱼作为戏谑之语,自称粽熬将军、油蒸校尉……。托胎、奶房,吃食的一种。

8、“赤舌如烧,脏神,五穷骇逃,绶带捧腹,彭亨逍遥”指的是大鱼大肉吃多了,容易上火,情绪不安,气不顺畅,涨得难受,来杯普洱茶,一切不安的症状就都消失了。

9、遇到一个好的推销员,引经据典,妙语连珠,一番话听下来,能不动心?尤其是南方到北方的人,饮食有着很大的差异,那种粗食的生活怎么能与明清以来的江南雅士生活相比?满腹经纶的梅曾亮如何接招?

10、你说得那么好,得,改天摆一宴席,把那些权贵们都请来,公饭也没啥好吃的,不如杀羊喝酒,蟹太躁,鱼呢又太费时间。再搞点山珍,来点野菜,还有诗文下酒呢。

11、东陵瓜指汉代邵平所种之瓜,味甜美。后人用东陵瓜泛指甜美之瓜,或比喻弃官归隐的田园生活。

12、宋代爱茶人宋梅尧臣也常用用这两种植物。其《送王屋知县孙秘丞》诗:“山肤有时得虞猎,不比彘肉烹连毛。”其 《和韩五持国乞分道损山药之什》诗:“不种东陵瓜,不利千畦韭。”

13、晏子,名婴,字平仲,山东高密人,春秋齐国名相,著有《晏子春秋》,传说中的高寿之人。晏子生活十分俭朴,吃的是“脱粟之食”、“苔菜”,把粗茶淡饭素食当家。陆羽的《茶经》引《晏子春秋》:“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按照庄晚芳所说,苔菜与茗菜都是茶。不过,有版本引字出错的嫌疑,此点需要求证。

14、陆龟蒙,唐代文学家,苏州人,别号天随子、江湖散人。写有许多著名的茶诗,其《杞菊赋》说自己常吃枸杞和。换作今天,枸杞茶是夏天消暑去火的佳品,当时的陆先生笔下可是独特的隐居生活写照。明代方孝孺 《味菜轩记》说:“若杜子美於薤, 陆龟蒙之於杞菊,苏子瞻之於芦菔、蔓菁,莫不遂称之见於咏歌。”

15、文先生,指文征明。其《幽居二绝句》云:“试茶初动蟹眼,临帖更画乌丝;啜罢冷淘槐叶,渐吟双调拓诗。”坡有名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又是两位爱茶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