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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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发展范文第1篇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
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2篇
新经济的涵义及新经济周期理论
“新经济”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Michael J.Mandel）于1996年12月30日在《商业周刊》上发表的题为《新经济的胜利：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一文中首先提出，后来又进一步给出定义：“新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构筑的经济。”理论界对于新经济的涵义争论颇多，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理解认为新经济是指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的持续经济增长，广义的理解是指兴起于美国、扩展于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等的变化。本文将新经济理解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以高新技术及现代金融为支撑的新经济范式。新经济之“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技术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创新蜂聚；第二，市场运作层面的空前激烈竞争；第三，资金层面的融资方式创新；第四，政府层面的政策与制度创新；第五，宏观经济层面的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
新经济周期理论。新经济形态的出现及其与新型周期之间的关联催生了新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新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主要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周期消失论”，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多恩布什于1998年提出，认为只要宏观经济政策得当，经济就可以摆脱商业周期。然而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的破灭以及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证明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并未消失，只是在新经济条件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变化本身并没有质的不同。另一种是“周期减幅论”，代表性学者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副教授斯蒂芬・韦伯，他认为经济周期波动将变得轻微，更像是一种“涟漪”。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性特点仍然存在，其标志是经济本身的波动性越来越平缓，周期峰谷之间的距离和落差以及峰谷转换的频率呈现相对温和的形态，即经济周期的波长变大，扩张期延长，收缩期减小，同时衰退幅度变小，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动更为平稳，但经济增长率趋缓可能更多地源于经济体的基数作用。
虚拟经济是新经济的重要延伸及核心标志。虚拟经济，是指银行信贷信用、有价证券、产权物权及金融衍生产品等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化基础上，金融结构及金融体系的变革促使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及金融交易技术加速创新。经济的结构化特征越发明显，即产业分类由实体经济占绝对主导向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并行转化，进而虚拟经济占比逐步增强。
虚拟经济发展对新经济周期理论悖理的原因
一般意义上，随着新经济过程深入并且进入信息时代，经济波动性应该趋缓，经济周期波幅应该收窄，而以股票市场指数的波动率反映出的经济波动性与新经济的周期特征从存在不一致，到越发表现出回归到“丛林规则”下的高竞争和高波动的状态。那么，什么因素导致经济波动性不降反升而使新经济的含量没有质的提升呢？以下从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面给出原因分析。
在宏观经济方面，随着虚拟资本持续增长并深化，虚拟经济越发呈现出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的经济形态。尽管虚拟经济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但相比实体经济的确具有不可替代的特征，即虚拟资本的持有与交易活动表现为价值符号的转移，能够扩大经济体系流动性，提高社会资源配置和再配置效率，这就使得虚拟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的多样性提供了虚拟资本进入新市场的途径和规避风险的方法，从总体上降低了融资成本，也为社会游资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
在中观经济方面，金融市场的重心逐步转向衍生品市场，尤其是在杠杆式交易模式的助推下，衍生品市场规模迅速扩大。随着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规模持续扩大，金融期货、期权等在内的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金融市场的衍生化使得衍生工具与原生工具的天然联系被割裂，衍生工具的规模严重偏离原生需求，而衍生工具的波动也放大且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
在微观市场方面，金融衍生工具作为虚拟化具体而微的体现，其虚拟性决定了定价机制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基础产品价格决定过程中理应遵循的价值规律，而是取决于衍生产品持有者和交易者的主观预期、宏观经济环境以及政治等众多非经济因素，并且这些因素自身变化频繁，不遵循一定的规律，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对我国的启示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非生产性劳动与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应该有一个阈限值。因为实体经济是价值创造，而虚拟经济侧重于增值，如果增值性的互动及资源配置脱离了价值的合理要求，则增值活动就会演变成“自我创造”、“自我实现”，使得需求与供给、产出需求与真实需求成为两条平行线，交集少。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低碳经济；碳交易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2-0066-04
达成新气候公约和应对金融危机无疑是目前世界各国面临的两大难题，尽管哥本哈根会议并没有达成对发达国家有约束力的减排协议，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最新的金融危机拯救计划中都不约而同地将新能源技术和低碳经济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节能减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因此，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探讨如何利用金融业的杠杆作用来实现节能减排、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绿色金融的概念、含义和特性(一)绿色金融是一种新经济发展方式借鉴绿色经济的思想，笔者认为，绿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融资决策中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融合进日常的业务中，在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污染的治理，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引导，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三种环保型金融政策。绿色信贷是指通过在金融信贷领域建立环境准入门槛，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从源头上切断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无序发展和盲目扩张的经济命脉，有效地切断违法者的资金链条，促使金融机构对研发生产环保设施，开发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提供倾斜信贷支持，有效引导资金向环境友好型企业流动的信贷政策。绿色保险是以企业发生的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和治理责任为标的的保险，通过强制环境风险企业购买保险，旨在革除污染事故发生后“企业获利、政府埋单、公众受害”的积弊。绿色证券是指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有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或公司在申请首发上市或再融资时设置环保门槛，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对公司上市后的经营行为加强监管，其目的是遏制“双高”行业过度扩张，防范资本风险，旨在促进上市公司持续改进环境表现。
由于绿色经济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一脉相承，因此，绿色金融旨在使经济发展摆脱资源能源密集型发展方式，旨在革除“资源－产品－废物－治理”的“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用绿色金融模式替代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可以预防和避免资源、环境新问题的出现。将绿色金融理念贯彻到信贷政策和金融产品开发的各个环节，利用金融工具促进全社会的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这种方式可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再造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与粗放发展方式完全不同的作用机理，因为它使金融伦理观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了“生态中心主义”。绿色金融强调“生态价值”的全面回归，主张投资、生产和消费向生态化转向，认为人类不再是资源、环境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是资源、环境的享用者、维护者和管理者，维护和管理好资源、环境是人类的神圣使命，人类必须在道德规范、政府管理、社会生活等方面转变原有的观念、做法和组织方式，倡导人类福利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正，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表明绿色金融是一种深生态，是对末端治理模式这种浅生态的扬弃，它不单单强调技术进步，而且将制度、体制、管理、文化等因素通盘考虑，注重观念创新和投资、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所以，绿色金融的要义在于预防和避免了“粗放一集约一新式粗放一新式集约”末端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重视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它将可持续发展内生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绿色金融的含义与特性
绿色金融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金融业如何促进环境保护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指出绿色金融的作用主要是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引导企业生产注重绿色环保，引导消费者形成绿色消费理念。其二是指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明确金融业要避免注重短期利益的过度投机行为。这也是克服金融危机关键的措施。所以，绿色金融涵盖了投资行为、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的方方面面，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与传统金融业相比，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更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利益，它将对环境保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计量其活动成效的标准之一，通过自身活动引导各经济主体注重自然生态平衡，讲求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绿色金融的特性可以发现，绿色金融的核心问题是树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这根源于绿色金融遵循的“赤道原则”，即金融机构在贷款和项目资助中强调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一套国际先进的项目融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工具和自愿性行业基准。这一原则促使绿色金融成为了能效金融、环境金融和碳金融。生产造成了污染，这种污染适当地减少了可度量的产出，如果关于真实产出的数据在反映对其效用影响的价格水平上解释了全部生产的产出，污染将会以一个负的价格进入。由于制造污染的生产者并不负担其污染成本，一个非管制的市场将会导致过度污染，因此，应当估计这种负的外部性的货币值，并且对污染征收该数量的税，这将会使污染主体的私人与社会成本线相同，并且将导致社会最优的污染水平。这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处理方式。笔者一直认为，正是这种末端治理方式导致了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和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与此不同，绿色金融用一种强制性手段来约束人们对环境的破坏，用客观的限制来获取主观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它增加了有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的融资成本，甚至切断严重违法企业的资金链，能有力遏制其投资冲动，对污染企业的制约更加直接、更加有效。通过经济手段迫使企业将污染成本内部化，能使企业事前自愿减少污染，而不是事后再治理污染。这样，包括金融机构、企业、投资者和公众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有一个自然的风险意识，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形成了一种各经济主体风险共担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这种运行机制有一个内生的激励约束，这正是经济学所寻求的一种正向激励效应和激励约束“共生”的可持续机制。
绿色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策推动型金融，面向的多是创业板市场，作用的对象是中小型公司和新型企业，它们共同的特征是通过技术创新进行节能减排、降低能耗和清洁生产。基于此，绿色金融要形成可持续发展机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资金问题，二是作用对象的选择机制问题。笔者认为，实施绿色金融的资金在性质上属于风险投资基金，其来源和构成应采取多元化策略，主体是以政策性信用担保和贴息形式存在的政府财政资金，以基金股本形式注入，但不要求分红；其次是以股份形式注入的要求分红的民间资本。因此，绿色金融不是一种单一利润导向的金融。这样，通过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可形成信贷式放大的资金可持续发展机制。由于激励约束具有对称性(指道德风险)，笔者认为，应设计一个由股权单位、科技型代表和环保专家组成的遴选委员会，对作用对象进行科学的选择，以避免支持对象进行社会寻租，这样，由企业、投资者和社会共同构成一种风险共担机制。
二、绿色金融的作用机理：解决“市场失灵”，规避“政府失效”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国民生产总值、对经济高速增长目标的热烈追逐，是以对环境的永久性的生态破坏为代价换来的，这种片面的发展观破坏了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它还同时引发了生态恶化，在这种视角下，生态环境事实上已从人类生产要素转变为社会意义上的人类生存的一票否决的因素。这表明生态系统可以被视为社会资本，它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一样，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且可以增加收益的资源。然而，生态系统破坏成因各异，形式多样，企业往往会想尽各种办法规避政府的行政监管，逃避处罚，社会的监督又缺乏有效的惩治手段，唯有金融手段多种多样，且直接切中污染企业的融资命脉。如果金融机构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政府、社会三方联起手来，就可以对环境污染取得综合治理之功效，形成较强的正向激励机制和严厉的惩罚机制。
一般而言，环境污染问题属于微观问题，但解决它须从宏观层面着眼，从整个社会层面来加以防治，而金融手段既具有宏观协调的功能，又能够从微观机制入手加以防范和治理。例如，一般公民对污染企业进行制约不仅呈弱势状态，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但是，当公民同时作为投资者通过金融机构对企业进行制约时就变成了强势一方，由于将环境风险因素纳入投资回报率的考量之中，投资者会更加关心所投项目或企业在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效，以规避因环境风险而带来的损失。这迫使企业的治污由被动的自发行为变成积极主动的自觉行为。
我们知道，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从而导致了市场失灵。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政府介入。但是，政府的介入一般以事后处罚为主，并且因作风、办事效率低下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导致“政府失效”。绿色金融的出现，则将环境风险组合到金融风险里面，充分利用金融风险管理技术，借助市场机制、政府管制和社会监督等各种力量，变事后处罚为事前预防，这样，既解决了市场的失灵，又规避了政府的失效。
三、绿色金融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资本是配置市场资源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环境、气候变化等因素亦可以为投资带来利润。根据汇丰银行的报告，在2008年底的4万亿元人民币总刺激投资中，中国投入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结构调整以及技术改造等低碳项目的资金占到了38％，其绝对规模达到了2210亿美元，是排在第二位的美国的两倍。环境波特假说认为，在动态条件下，环境质量提高与厂商生产率和竞争力增强的最终双赢发展是可能的。㈣具体而言，高能耗、高排放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经济浪费和资源无效运用的信号，正确设计的基于经济激励导向的严格环境规制从较长时期来看可以激发创新、促进节能减排技术或新能源技术的研发、改进生产无效性和提高投入生产率，最终部分或全部抵消短期执行环境政策的成本，甚至为厂商带来净收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应用产权理论和外部性理论研究认为，如果各国排放权得到明确界定和严格保护，节能减排就会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这将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替代传统高能耗高排放发展模式提供强大动力。根据中国最优节能减排的路径可知，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9年才达到最高峰。通过上述的系列分析，从长期来看，国家产业政策已转向了对节能环保型产业的支持，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环保类企业才能得到长期发展。因此，金融业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证长远盈利必须加大对符合环保要求产业的投入。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资源价格改革提速和环保标准统一提高，有大批传统产业需要改造，有大量新兴产业在成长，这为我国发展绿色金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绿色金融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微观经济主体，实施的手段是引导和调节金融生态体系的资金分布，实现优化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外环境并以此促进双方的良性互动发展。只有建立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也只有这样的经济发展环境才是金融机构得以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商业银行将社会责任与可持续金融作为核心战略和价值导向，通过提品和服务来实现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增加社会福利，并在此过程中寻找新的商业机会和利润来源，从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随着能效金融、环境金融和碳金融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必然引发银行业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产品创新、信贷投向、同业合作等多个方面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可持续发展商务模式，推动着敢于创新的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四、我国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路径
本轮全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以往不同。在低碳经济时展绿色金融，每个政府、机构、企业和每位“地球公民”，他们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因此，构建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应全民动员，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同时进行，采取“政策引导、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和经济主体积极参与”的模式进行。
(一)建立绿色金融制度框架
在宏观层面上，首先，以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为起点，将环保标准与信贷风险管理要求有机结合，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环保总局共同制定政策框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和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建成一个金融机构、企业、投资者、公众和各级环保部门可以共享的信息平台，按照环保风险轻重，对贷款客户进行分类管理，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这样，通过将企业在环保方面的表现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纳入企业信用评级的考核因素之中，便于融资环节对企业从外部施加环境保护的压力。其次，通过设立环境税和中央财政划拨以及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
的方式，成立一个国家级的“绿色碳汇基金”，看准一些环保类产业的市场前景和高成长性，在企业初始阶段进行大力孵化培养，培育环保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待技术成熟时及时上市，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再次，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保总局共同制定碳市场的规则和制度，建立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同时，积极与国际知名碳交易机构展开战略合作，完善碳交易规则，获取在全球碳市场上的参与权、话语权和定价权，帮助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碳市场交易，以改变目前中国在国际碳交易产业链最底端的地位。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碳市场成交额的增长速度惊人，预计2012年全球碳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遗憾的是，2009年6月，中国卖给欧洲买家的核证减排量的现货价格为11欧元／吨左右，而同样代表1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欧洲市场交易的欧盟配额2014年12月到期的期货价格高达19欧元／吨。所以，我们必须看到，在未来全球碳市场中，中国同样面临着在国际石油市场中丧失定价权的情况。最后，建立多层次的绿色资本市场体系。积极利用资本市场，推动低碳型企业优先上市；鼓励保险公司通过购买、参与设立风险投资基金，通过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认购低碳型企业发行的股票、债券等形式参与低碳经济投资。
(二)建立环境友好型企业体系
低碳经济时代催生绿色金融，绿色金融促进低碳经济，加快构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在中观层面上就需要建立一个环境友好型企业体系。其具体措施如下。(1)企业应密切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实际，以绿色金融作为生产标准，将CDM内生化，植入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2)金融机构从管理体系、组织架构、业务流程、金融工具、报告制度等方面进行创新，将绿色金融标准落实到客户调查、贷款营销、授信、项目评估、贷款审查、贷后管理等各个环节，从源头上防范企业和建设项目因环保要求发生变化带来的信贷风险。这样就建立了一个“绿色信贷”动态跟踪监测机制，明确了环保信息收集、分析、核实和预警流程，实时动态地对信贷资产进行全过程的评价和风险监控。(3)银行应积极研究并试行绿色股权、知识产权、碳排放权质押等标准化贷款融资模式和低碳金融产品，解决中小型环保企业融资难问题。(4)进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以温室气体排放权作为一种标的资产开发出相应的保险产品、衍生产品和结构化产品，这不仅可以平抑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而且可以借助金融工具使资本获得可持续的利润。如开发出环境污染责任险、核证减排期货合同以及与世界级权威机构的水资源、可再生资源、气候变化等环保指数挂钩的低碳理财产品。据悉，中国银行为浙江鹰鹏化工有限公司办理了金额为298万美元的CDM项目碳交易融资业务，并落实不低于298万美元的掉期协议。这是商业银行加强金融产品创新，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成功案例。
(三)践行“人人都是环保人士”的投资观、消费观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软环境；政府作用；机制分析
高技术产业发展中，软环境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优良的软环境可以使创新资源高效配置，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而忽视软环境的建设，则会对高技术产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政府在高技术产业软环境营造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背景之下。本文从广义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重新定义了高技术产业软环境，分析了高技术产业软环境中的政府因素，对政府在高技术产业软环境建设中的作用范围和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从而为政府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方面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最后文章提出了政府优化高技术产业软环境的基本策略。
一、高技术产业软环境的定义
关于软环境的定义，学术界基本上尚处于一种比较模糊且无定论的状况。张江河将软环境定义为人们在特定社会的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和交往中所创造所反映出的体制上和精神上的境况的总和[1]。刘仲蓓认为软环境至少包括一个局部地区的法制环境、市场秩序、政府服务、文化、人才的国际化程度[2]。
交易成本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软环境定义的新视角。阿罗（K.Arrow）把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3]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就可以看做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所谓“改善投资环境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而“改善投资软环境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内容”[4]。由此看来，交易成本和软环境是具有天然联系的。
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降低交易成本更为重要。现代分工演进理论[5]给我们有两点启示：一是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二是制度创新应该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成本方向发展。但专业化和分工并不是免费的午餐，其中涉及到大量的交易成本。高技术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对专业化和分工则更为依赖。表现为：一是分工越来越朝聚焦核心能力的方向发展；二是分工的全球化特点也对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降低交易成本更为重要。
高技术产业软环境主要是指交易过程中以无形因素为中心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以及实施机制等诸多因素，包括政治条件、思想文化、人力资源等方面。从大的分类来说高技术产业软环境可以分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和正式制度安排两个方面。分别对应于非正式制度安排交易成本和正式制度安排交易成本。高技术产业软环境建设，就是要力求营造一个创新要素高效流动的环境，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降低交易成本，促使高技术产业高速健康发展。
二、高技术产业软环境中的政府因素分析
软环境的使用目前来讲比较泛化。国内学者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建立了很多不同的软环境指标体系，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软环境进行了广泛的描述，对我们正确认识软环境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们认为高技术产业的软环境可由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商务环境、产业配套环境四个一级指标组成，这四个部分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高技术产业发展起重要的制约作用，同时这四个部分之间又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每个部分都是与其他三大部分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图1所示。高技术产业则时刻处于这样一个大的系统环境之中，环境优则高技术产业兴，环境劣则高技术产业衰。
政府在塑造高技术产业软环境中起核心作用。在政治法律环境中，政府毫无疑问是主导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在社会文化环境中，政府又是引导者，包括美国硅谷，政府在其社会文化的塑造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商务环境中，政府可以履行四种职能：经济调控者；公司商务运营规则的制定者；公司产品的购买者；研究工作和系统早期开发的资助者。在产业配套环境中，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和税收政策来调整高技术产业的结构和配套环境，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培育主导产业和区域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寻求高技术产业的“聚集”、“聚焦”和“聚变”效应。
三、政府在高技术产业软环境中的作用机制
（一）政府在高技术产业软环境中的作用范围
根据广义交易成本理论，在现代人类社会中，交易成本无所不在，交易成本就是一种制度费用。除那些与物质生产过程和运输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成本外，社会中所有可想象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发生的地方，往往就是软环境可以改善的地方。笔者在高技术产业发展系统中，定义了一个高度抽象化的高技术产业软环境中的交易成本的全视角系统图，如图2所示。在高技术产业的软环境中，客观上存在着四类主体：政府、社会、企业A、企业B，它们各自有自己的边界，但这个边界是动态的，根据交易成本的大小可以灵活调整，或并购，或收缩，当然也可以联盟和外包，并且联盟和外包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热点和趋势。这个边界也是相对的，以自身治理为特征的主体可以采用机制，从而产生成本，亦可以采用交易机制，从而产生交易成本。而在未来更多的是一种混合治理模式，即在高技术产业的软环境中，各种主体共同作用，不断产生新的交易模式。互联网的出现，会对这一模式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具体范围如下：
1.abc区域。abc区域是政府交易成本，政府交易成本就是通过集体行动来供给公共物品的成本。它类似于一个企业内的企业组织交易成本。就像在私人部门一样，政府活动也有搜寻和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命令成本、监督与执行官员遵守原则的成本等。
2.fkb区域和hkm区域。这两个区域是经理交易成本，经理交易成本涉及到在企业和雇员之间执行劳动合同的问题。经理交易成本包括：设立、维持或改变组织设计的成本。
3.jcm区域。jcm区域是社会交易成本，社会交易成本就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社区、个人等社会行动来供给社会服务产品的成本。
4.kfgh区域。kfgh区域是纯粹的市场交易成本，市场交易成本包括：准备合约的成本（狭义定义的搜寻和信息成本）；确定合同的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的成本）；监督和执行合同责任的成本。
5.mhij区域。mhij区域是社会企业化交易成本，当然也可以称为企业社会化交易成本，区别在于你站在哪个角度。社会企业化交易成本涉及社会在为高科技企业服务的过程中自身的市场化过程，以及发生的交易成本。
6.hgi区域。hgi区域是社会中介化交易成本，也可以叫中介社会化交易成本。社会中介化交易成本涉及到社会在为高技术企业间发生交易进行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成本。
7.其他区域。该区域包括abfd区域、ade区域、aejc区域、dfg区域、dgie区域、eij区域，可以统称之为政府市场化交易成本，也可称为有限政府交易成本。政府市场化交易成本涉及到政府通过市场化模式或者社会化模式为高科技产业服务的过程中发生的交易成本。
在中国特殊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背景下，上述这些软环境交易成本所有区域都直接或间接受到政府的影响。可以说，凡是在这些区域内有交易成本发生的地方，都是政府对软环境可以有所作用的范围。
（二）政府在高技术产业软环境中的作用方式
1.政府作用于高技术产业软环境的关键要素
政府作用于高技术产业软环境的能力，我们可称之为政府软环境作用力。政府作用于高技术产业软环境关键要素的研究，国内并不多见，但从组织竞争力来讲，政府与企业无异，所以关于企业竞争力关键要素的理念同样适用于政府。企业竞争力历来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主要涉及概念界定、指标评价、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竞争优势等领域。国内外诸家包括科恩（CohenandZyman）、卡米舍尔（CarmichaelE.A.）、石原正太郎（HideoYamashita）、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PrahaladandHamel）、张晓文、徐希燕等学者对企业竞争力有多种不同描述，但大多着眼于企业的内部层面，其中最典型的为资源论[6]、能力论[7]和知识论[8]。中国学者金碚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企业外部环境要素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和约束，并将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构成要素归纳为关系、资源、能力和知识四个层面[9]，本文参考了上述学者的观点，厘清了政府对高技术产业软环境作用力的关键要素。
（1）能力。指的是保证政府生存、发展并实施作为的各种素质和能力，它是政府软环境作用力的外显部分，具有开拓型和决定性，直接决定了政府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如创新能力、环境适应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公众服务能力、环境营造能力等。
（2）资源。指的是政府所拥有或可以获得的各种外部和内部资源，它是形成政府对高技术产业软环境作用能力的实力前提，具有基础性和可实现性，也具有灵活性和可伸缩性，如资金、土地、信息以及基于授权而获得的外部社会资源等。
（3）制度。指的是人们在行为中所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就一个社会而言，其中任何个人、组织、社团，甚至包括政府都生存在特定的制度体系中，受其束缚，受其制约。它可以是正式的、成文性的、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并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制度，也可以是非正式的、不成文的、没有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制度。在政府作用于高技术产业软环境的制度中包括法律、政策、社会规范等。
（4）知识。指的是不受物质资源约束而本身能够物化为政府资源和能力的知识或创意，它是能力的内在因素，具有创造性和决定性，如独特创意、观念、服务模式等。不可交易、不可模仿、具有异质性的独特知识是政府软环境作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5）符号。指的是政府通过组织符号体系表达自己的意图和观念，并使这些符号意义化，从而达到与软环境中的主体沟通的目的，使软环境朝着政府所希望的方式发展，如奖励和批评等。
（6）关系。指的是政府在治理、管理、服务和引导的过程中，利用其国家所赋予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责，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发挥规划、领导、指挥、协调、引导的职能，妥善处理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各种内外部关系。它处于政府作用与高技术产业软环境的最外层，可以增强或削弱能力，实现或损耗资源，如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之间和政府内部等关系。
2.政府在高技术产业软环境中的作用机制
在对政府对高技术软环境的作用范围和关键要素做基本描述的基础之上，我们建立了政府在高技术产业软环境中的作用机制的一个基本框架（见图3）。在这一框架中，依托政府自身的核心能力，利用政府所能掌握和控制的资源、制度、知识、符号等关键要素，通过处于政府高技术产业软环境作用力最外层的治理、管理、服务等关系要素和规划、领导、指挥、协调、引导等手段，以不同的路径和方式作用于政府自身、社会和企业，达到降低高技术产业软环境区域所有交易成本的目的，实现政府廉洁高效、服务及时到位、制度保障规范、社会安静和谐、企业质量提升、市场兴旺发达和产业结构合理，最终全面优化高技术产业的软环境。
四、政府优化高技术产业软环境的基本策略
1.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降低政府交易成本。应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加快科技产业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灵活、精干、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运作机制，强化市场经济宏观管理职能，以立法的方式赋予园区特殊权限职能，消除中国行政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对园区的影响。政府应努力做好执法者、管理者、协调者、监督者的角色，打造服务型政府。大力实施电子政务，建构园区政府新优势。
2.规范政府市场化行为，降低政府市场化交易成本。要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依靠社会组织和企业来提供公共服务的模式上来。同时要规范政府市场化行为，创设高效、廉洁的公共服务市场化体系。要努力做到政府在运作时也应讲究“成本—收益”分析，实现公共管理的高效率的效能政府理念。
3.充分调动社会各主体积极性，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政府除了利用自身内部资源外，可以通过授权合理利用外部资源尤其是社会资源，作为政府自身资源的有效补充，以此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来进行，以充分利用企业、市场和社会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和资源。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国家用少量资金和政策引导，带动全社会对高新区技术创新的投资。
4.推进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降低社会市场化交易成本。园区政府应努力培育区域内外服务于高技术产业和技术创新的中介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努力培育园区人才市场、风险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提高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5.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降低经理交易成本。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园区内的企业，大多数不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所组建的企业，普遍产权不明，经营机制落后，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产权制度设计安排滞后所暴露出的矛盾愈加突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制度创新带动园区发展。
6.推进管理与服务创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政府应充分利用市场调节机制，引导组织园区建立类似于行业协会的组织，强化产业自我规范的能力，使企业形成完整的协作分工体系，促进行业发展。通过共享公共创新基础设施，降低信息搜集、人员培训、技术研究与开发等活动的成本。同时应努力培育服务于技术创新的中介组织建立与发展，努力培育园区人才市场、风险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提高市场机制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江河.软环境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154-159.
[2]刘仲蓓.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体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12）:141-143.
[3]K.Arrow，1969“Theorganizationofeconomicactivity.Issuespertinenttothechoiceofmarketversusnonmarketallocation.”InJoint
EconomicCommittee，UnitedStatesCongress，TheAnalysisandEvaluationofPublicExpenditure:ThePPBSystems，vol.1，P48.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
[4]张五常.经济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07-408.
[5]孙少岩.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改善东北地区软投资环境[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1）:57-60.
[6]Barney，J.FirmResourcesandSustainedCompetitiveAdvantage[J].JournalofManagement，1991:17.
[7]Prahalad，C.K.andHamelGary.TheCoreCompetenceoftheCorporation[J].HarvardBusinessReview，1990：5-6.
[8]Grant，R.M.andBaden，F.AKnowledgebasedTheoryofInterFirmCollaborationAcademyofManagement[M].BestPa-perProceed
新经济发展范文第5篇
“双十一”本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但现在却演变成了“狂欢购物节”。2016年“双十一”主流电商成交额再创佳绩，天猫成交额1207亿元，比2015年增长32%，无线交易额占比81.87%，覆盖235个国家和地区。此外，京东、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双十一”当日的销售同比也大幅增长，小米、华为、暴风科技等公司的全网销售量也继续高歌猛进，这种新经济形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令世界惊叹。逾千万家网店，上千家物流公司，数千万人就业，这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其实就是新经济，它的成长速度超出我们的预料，其活力与能量也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消费型经济正在起飞，中国新经济已经开启新的消费时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新经济”虽是2016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已逐渐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它涉及一、二、三产业，不仅仅是指三产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也包括工业制造当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等，还涉及一产当中像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制，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可以说，新经济已经成为当前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重构全球化新格局。而在中国国内，“经济快车”经历了多年高速运转之后，近年来开始适度放缓，低端高耗能产业，已经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各个行业都面临转型升级需求，低水平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如何找到下一个掘金点，又如何转型，这无疑是新经济需要摸索探讨的问题。譬如在文创产业方面，台湾转变得更早，做得更精细些。很多去过台湾的朋友，都会感受到台湾文创产业的精彩与多元。在台北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笔者亲眼见到一个喝水的铁壶衍生出来的系列产品和文化，叹为观止。还有台湾的农业观光产业，更加体现出文创与传统产业的完美融合，普通的水果、蔬菜一下子变得有了故事，有了身份和身价。他们已经将生意做成了文化，通过品位来创造产品的价值，而不再跟低层次的价格比拼。一个文化产品，就能打造成一条产业链，文化与产业有效结合，能带来巨大的价值。从近几年台湾发展的个案里不难发现，整体经济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时，就需要文化创意产业跟经济紧密结合。这其实就是新经济的魅力，也是我们下一步该努力的方向。就河南而言，不沿边不靠海，创新创造能力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这个快速迭代的时代，更需紧紧抓住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从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进行创新，以带动推动产业、产品向产业链中高端跃升，打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引领性发展的新经济产业。
总之，新经济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和专门研究的领域。现在我国新经济的初步形态已经形成，多个省份在“十三五”规划中，都将新经济列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广州最大的创新在于，将主导产业的规划发展与城市战略塑造紧密结合，通过聚焦“三中心一体系”（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和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对全球高端资源的集聚能力。新疆瞄准了新能源、新材料、石油石化和输变电装备等10个战略重点，推动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北京则在环境保护、循环经济、新能源、高效节能等领域形成一批新增长点。河南在新经济发展上着墨更重，将全力打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型城镇化“四张牌”， 努力打造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高地。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转换过程中，我们不能再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必须探索经济管理新的路径，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坚持战略聚焦，厚积薄发，要让政策向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等倾斜，大力发展新经济。特别是要树立问题导向思维和互联网思维，要具备敏锐的嗅觉和快速纠错能力，不能坐着等、站着看。要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在引领新常态中有所作为，使我国新经济增长巨大潜力转变为现实，让“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