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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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字的资料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舒血宁注射液；急性脑梗死；自由基；治疗

脑梗死后缺血一再灌注所致的脑水肿及组织损伤与氧自由基的大量产生密切相关，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是反映氧自由基水平的主要观察指标。我们观察了40例急性脑梗死患者接受舒血宁注射液治疗的临床疗效，检测其血清SOD、MDA水平，为临床脑梗死的脑保护治疗提供新的途径。

1资料与方法

1.1病例选择80例为2007年1月至2010年7月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患者，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各类脑血管病诊断标准[1]，且经头颅CT／MRI证实；患者发病48 h内，且为首次发病。排除标准：①脑梗死后出血及进展型脑梗死。②严重心、肺、肝、肾功能不全者③发病在48 h以后。随机分为两组，每组40例；其中治疗组男28例，女12例，平均年龄(68±10)岁，合并高血压39例，冠心病12例，糖尿病5例；对照

组男30例，女10例，平均年龄(70±10)岁，合并高血压38例，冠心病13例，糖尿病6例。两组之间性别、年龄、合并症、血清SOD、MDA水平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舒血宁注射液(神威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每支5 mL)20 mL加入0．9％氯化钠注射液或5％葡萄糖注射液250 mL静脉滴注，每日1次。对照组给予香丹注射液(华西制药厂生产，每支10mL)20 mL加入0．9％氯化钠注射液或5％葡萄糖注射液250 mL静脉滴注。每日1次。均治疗15d。两组治疗期间常规使用小剂量肠溶阿司匹林(75～100mg)、他汀类药物及促进脑细胞代谢药物，视病情及合并症加用脱水剂，感染者予抗炎治疗。对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相应常规治疗。

1.3血清SOD、MDA水平测定：于入院时，第15天采空腹静脉血，常规离心取上清液2ml置于一20℃冰箱内待批量测定。采用比色法进行检测，MDA及SOD试剂盒购自南京聚力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按说明书操作。

1.4疗效评定采用全国第四居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临床疗效判定标准”[2]进行评定：①基本痊愈：功能缺损评分减少91％-100％。病残程度0级；②显著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46％~90％，病残程度l~3级；③进步：功能缺损评分减少18％~45％；④无变化：功能缺损评分减少17％左右；⑤恶化：功能缺损评分减少或增加18％以上；⑥死亡。总有效率=(基本痊愈+显著进步+进步)例数／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两组间数据比较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用x2检验。

2 结果

2.1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的显效率(基本痊愈+显著进步)为50.0％(20／40)，而对照组的显效率则为33.3％(10／30)，两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X2=5.33，p

2.2 自由基测定及比较 两组治疗前的SOD活性和MDA水平检测无差异(P＞0.05)，但在治疗后治疗组的SOD活性显著提高，MDA水平明显降低，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

3讨论

发生脑梗死后，随着局部侧支循环的开放和改善循环药物的使用，受损脑组织缺血再灌注，可产生大量自由基。以氧自由基为主，在活性铁离子存在的条件下，通过Haber—weiss反应氧自由基能够转化成具有最强氧化能力的羟自由基，加重脑组织氧化应激损害[3]。自由基直接攻击脑内细胞膜磷脂中多聚不饱和脂肪酸和脂肪酸的不饱和双键，造成细胞损伤，损害血管内皮细胞引起脑血管通透性增加，加重脑水肿，并在此过程中产生新的自由基形成连锁反应，造成更大的损害。自由基可能通过以下途径损害脑组织：①直接攻击细胞膜的脂类、糖、蛋白质和细胞内的核酸，使细胞坏死；②通过促凋亡基因Caspase-3导致细胞凋亡。

超氧化物歧化酶（S0D）是机体内清除氧自由基的重要抗氧化酶之一，此酶能清除超阳阴离子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损伤，其活力的高低间接反映了机体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丙二醛（MDA）是氧自由基攻击生物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而形成的脂质过氧化物，它能生成聚合物并与人体内的蛋白质和脱氧核糖核酸发生反应，使蛋白质结构变异，导致变异蛋白质的细胞失去正常功能，对MDA的检测可反映出机体内脂质过氧化和机体细胞受自由基攻击的损伤程度。

舒血宁注射液的主要成分是银杏叶提取物，每5 rnl含银杏叶提取物为17.5 mg，含总黄酮醇甙4.2 mg，含银杏内脂0.70 mg，临床具有多种药理作用[4]。银杏内酯是血小板激活因子受体拮抗剂，可以抑制血小板的活化与聚积，降低血黏度，起到保护脑组织，改善脑血流改善脑缺血。银杏黄酮醇苷是自由基清降剂，参与清除超氧阴离子，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保护细胞膜，防止自由基对神经细胞的破坏，抑制自由基诱导的神经细胞凋亡，从而起到保护脑细胞，减少半暗区脑细胞坏死。

在我们的临床观察中，舒血宁注射液的使用可增加脑梗死患者血清SOD含量，降低MDA含量，和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观察到治疗组显效率50%、总有效率85%与对照组显效率33.3%、总有效率62.5%，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舒血宁注射液通过清除脑缺血后过多产生的自由基，减少内源性氧自由基清除剂SOD的消耗量，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减轻脑缺血及再灌注的损伤，起到保护神经细胞的作用，改善脑梗死的临床症状。

综上所述，舒血宁注射液可以增加SOD活力、降低MDA水平，减轻脑梗死后的自由基反应，作为一种脑保护剂用于临床脑梗死的治疗，可加速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症状的恢复，疗效显著。

参考文献

[1] 中华神经科学会，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疾病的诊断要点[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79.

[2] 中华神经科学会，中华神经外科学会.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1995)[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8l一382.

关于汉字的资料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汉字性质；表意文字；意音文字

汉字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作为汉语文字学基本理论研究的核心，无论是从汉字本体的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普通文字学理论方面来看，汉字性质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世纪末，一些学者开始了关于对汉字性质问题的讨论。一百多年以来，汉字性质研究迭起，特别是20世纪后期，汉字性质成了汉语文字学研究的热点。然而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可以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权威性论断。如今，这一问题仍然众说纷纭，并无定论。许多汉字性质综述性的文章搜集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对汉字性质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对各种观点做了分类。因此，有必要对汉字性质的多种论述进行综合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其共同点和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对汉字性质作出研究。

一、关于汉字性质的代表性观点

关于汉字性质的说法有多种，各语言文字学家对汉字性质都从不同方面论证了其合理性，对汉字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值得学习和参考，现今较为主流的说法有以下几种[6-12]：

表意文字说。代表性学者有梁东汉、叶楚强、王宁、郑振峰、黄伯荣、帕默尔、申小龙等。表意文字一说影响很大，较为流行。它的依据是汉字中的象形字、指示字、会意字以及形声字的形符表义，而声符并不固定。

意音文字说。提出者及持此说者有徐银来、周有光、裘锡圭、苏培成等，由于汉字综合运用表意兼表音两种方法，认为汉字是意音文字。

表音文字说。姚孝遂是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关于汉字的表音文字说主要建立在对古文字的研究基础上，它的提出对古假借字的表音性质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使得汉字性质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

表词文字说。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1887-1949）、王伯熙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认为从文字符号所记录的语言单位这个方面来看，汉字应该属于表词文字。

语素文字说。支持此观点的有：赵元任、吕叔湘等。认为汉字的单位是字，不是字母，字是有意义的。汉字以外的文字都只是形和音的结合，只有汉字是形、音、义三者结合。

音节-语素文字说。叶蜚声、徐通锵、尹斌庸等持此观点，认为一个汉字基本上代表一个语素。从语音上来说，一个汉字又表示一个音节。

除此之外，还有吴玉章的象形文字说，唐兰的注音文字说，蒋善国的隶变前象形兼表意，隶变后表意兼表音等说法。从观点的亲缘关系来看，表词文字、语素文字和音节-语素文字属于基本接近的观点。但总体来说，观点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汉字性质认识分歧的原因

事实上，以上各家都是在承认汉字具有系统性的基础上来谈论汉字系统的性质。针对此问题，王凤阳[1]在《汉字学》中做过比较系统的分析。但就全面性和针对性来讲，还需要进一步系统归纳。分析其分歧所在，应当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同样的术语往往包含了不同的概念，而同一个概念有时又用不同的术语进行表达。如，同是“象形文字”一词，有人专指先秦文字，有人则兼指后期文字；“表词文字”和“语素文字”，都是指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时期的汉字，实质上没有区别，但名目上却又不同。因此，在探讨汉字性质时，各家对其中的概念术语有不同的解释，最终的结果自然会有偏差。

其次，判定汉字的性质时各家所持的标准不同。有人着眼于汉字字符本身的特点，即针对汉字本身字形、字音、字义的关系进行谈论，从而出现了“表音文字”“表意文字”“音节文字”等说法；有人以汉字的主体部分，即形声字的结构功能为标准，提出意音文字说；有人则着眼于汉字所记录的语言单位，将之提升到语言层面上谈论，因而出现了“词文字”“语素文字”等名目。

最后，观点的时序性的差异，即对汉字的处理分析不同，割裂了古今汉字之间的联系。关于是否分阶段对汉字的性质进行归纳仍然存在争议。割断古今汉字之间的联系，将汉字划分阶段进行研究，不容易正确地把握整个汉字体系的总体特征，可能会对汉字的性质产生一些认识上的差异。

通过以上原因归纳分析，汉字性质认识分歧的出现存在多种复杂原因。总体来看，没有从语言本质上、语言功能上、汉字起源与演化特征等多个角度，判定汉字的性质。正是由于多种原因，而出现了多种认识。

三、关于汉字性质的再认识

通过对以上代表性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出汉字性质认识分歧的原因，可以为汉字性质的再认识打下良好的基础，笔者以为汉字的性质应当是表意文字。主要有以下理由。

许慎[2]的“六书说”的核心应当是“表意”。 许慎关于汉字构造研究最为主流的学说，一直沿用至今，将汉字分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类。清代语言学家戴震分析“六书”得出 “四体二用”的结论。认为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转注、假借是用字之法。“六书”以及“四体二用”的核心就是表意。因此，可以得出绝大部分汉字都是表意的。

其一，整个汉字系统的发展演变过程也体现为“表意”的直观演变。汉字起源跟结绳、契刻、画卦、图画等几种记事方法有关，汉字造字的目的是为了记事。唐兰[3]在《中国文字学》中谈到文字的产生，认为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后来文字跟图画逐渐分离，差别也逐渐显现出来。文字由绘画形式变为书写形式。正因为图画和文字有此渊源，早期的文字才具有明显的形象性。象形字是最早出现的文字类型，多依照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来创造文字形体，人们大多可通过对象形字字形的理解知道它所表示的大概意义。指事字所指事记录的语词大多都是“无形之事”，多表示抽象概念或形态部位。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构成的复合的形体单位。这三种造字法从汉字记录语词的原则来说是“因义构型”，字形与字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类文字经历了从独体到合体的发展过程。这跟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有关。在物质贫乏的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认知能力往往受到限制，因此人们对词语的需求量不大，使用的文字也不多。象形字足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的需要以及时代的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的思维和语言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汉字逐渐线条化，抽象化，发生了一次次变革。产生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的汉字形体。字形在组合方式、笔画、线条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现代汉字已经基本脱离了图画的影子，越来越难以直接从字形来解读字义。

其二，字形与所记录语言的意义有直接的联系，而与其声音并无必然的关系。裘锡圭[4]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提出，讨论汉字性质的时候，应该在文字本身所使用的字符的性质上进行分析，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可以归纳成意符、音符和记号三大类。意符是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音符是指在语音上有联系的字符；符号是指在意义和语音上都没有联系的字符。从传统的六书理论来看，象形、指事和会意这几种字所使用的字符，跟它们所代表的词都只有意义上的联系，因此都是意符。隶变以后，形声造字法占据了主导地位，当今汉字有90%以上是形声字，能产的形声造字法的出现，使得汉字系统能在不再造原字的基础上构造新字，而是运用已有的音符和意符进行造字。随着文字的发展演变，由于汉语语音特点，同音词较多，于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产生。假借是使用音符的，人们在假借某个字来表示一个跟它音同或音近的词的时候，通常并不要求他们原来在意义上有什么联系。然而假借是通过已有字形来标记新词新义的，已有字形在造字之初本就存在表意的性质。因此，形声字和假借字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表音功能，但还不能说汉字就是表音文字。传统意义上的表音文字的字母是字音与字形的结合体。而绝大多数的汉字都是字音、字形、字义三者的统一体。这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了汉字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表音文字。

其三，从文字本身的本质作用来看，汉字本质应当是会意文字。文字是信息表达和传递的最重要的载体。通过对文字中蕴含信息的正确理解，也就是“会意”过程，人们才能采取一定的具体行动。当然人们采取具体行动所依赖的信息，除了文字能够表达和传递的信息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信息传递和表达途径、方式和方法，例如战场上的“冲锋号”，学校上课的铃声，高速公路上的各种行车标志，在会场上发言时某人总是用“干咳”表示抗议等等，都是信息传递的一些方式和途径。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不断进步，人们不断进行文字改革，促进对这种信息载体的运用逐步趋向规范，当然核心是尽可能增强对表达信息的可辨识性，尽可能减少信息表达和传递的错误。有的学者认为，一定要把汉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性质和汉字本身所使用的字符的性质区分开来。虽然关于汉字性质的讨论是从造字原则、造字方法出发的，然而，造字原则和造字目的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不应忽视造字目的对早字原则产生的重要影响。汉字性质的界定，可以对汉字改革演化进行方向上的指导。文字的出现和不断的改革演化是准确表达和传递信息的需要，所以文字改革是为了更快、更准地“会意”。

综上所述，从汉字发展的过程来看，尽管汉字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内部还存在着表音因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汉字的表意性质。综合各家对汉字性质的认识，可以看出汉字性质研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通过对汉字性质认识差异的分析，找出这些不确定性的产生原因，从而对汉字性质进行再讨论，最终得出汉字是表意文字的结论。

参考文献：

[1]王凤阳.汉字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5]詹鄞鑫.20世纪汉字性质问题研究评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6]李运富.张素凤.汉字性质综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7]廖才高.再论汉字的性质[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8]张玉金.论汉字的性质[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

[9]胡志明.汉字性质研究的理论背景[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10]唐剑锋.汉字性质研究综述[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11]魏亮珍.汉字性质研究之研究[D].南昌大学：汉语言文字学，2008

关于汉字的资料范文第3篇

■汉字文化与校园环境融合，让汉字渗透美德

在校园建设中融入汉字文化，发挥汉字的育人功能，即利用与人品、人格相关的字装饰环境，彰显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学校在楹门的墙壁上设计了一面汉字文化墙，镌刻着八个篆书字体的汉字“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每天早晨，学生们入校时，心中必诵读这些字。由校门进入内部教学区，是一个个与这八个字相呼应的古代故事：黄香的尽孝之道；孔子拜师的尊师重教之礼；以及一诺千金的诚信无欺……学生们从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中进一步领悟了这八个字所传递的人生道理。

教师把学校环境作为课程资源，依据校园梁上故事和汉字文化墙的内容，进行了课程资源的整合、设计。教师把文化墙中的每一个汉字和与之对应的梁上故事组合在一起，引领学生首先针对汉字演变进行研究，然后让学生在梁上故事中寻找与之对应的彩画故事，让汉字与传统美德教育相映生辉。如在学习“廉”字时，学生自主学习了关于“廉”字的演变过程，并借助校楹门上齐白石老先生的“事事清白”图，进行了课外延伸学习，学生找到了清官典范包拯的故事、于谦的诗歌，以及当代人民好公仆沈浩书记的真实事迹……通过身边的资源以及课外延伸获得的资料，学生深入解读了中华美德“廉”。

■汉字教学与语文教学整合，让汉字启迪心智

在低年级的识字教学中，教师引入汉字的字源进行识字教学，调动了学生的识字兴趣，并且提高了学生对汉字结构与意义的认知。如在教学“册”字的时候，一位低年级语文教师巧妙引入了“册”字的演变过程，加深了学生对“册”字的字义理解和字形记忆：在春秋战国至魏晋时代，因为当时还没有纸，人们只好把文字写在狭长的竹片或木片上，将刻好字的竹简一根一根地穿连起来，就成了书。甲骨文和金文用几条竖线表示竹简，用横向曲线表示把竹简编串成册的皮绳。后来演变成现在的“册”字。

一位中年级语文教师在教学古诗《乞巧》的时候，利用汉字演变的过程，引导学生区分了诗句“七夕今宵看碧霄”中同时出现的两个同音形近字“宵”与“霄”。教师引导学生发现这两个字的不同，随即讲解：“这两个字不同的形旁代表不同的涵义。今宵的‘宵’字上面的宝盖头古时候写成门，表示光线昏暗，后来就引申为夜晚，而碧霄的‘霄’的雨字头原本代表雨或雪，后来也引申为天空。”由此，两个一直是教学难点的同音形近字，形象、生动地被学生理解和记忆了。

■开设汉字艺术校本课程，让汉字传承文化

关于汉字的资料范文第4篇

契丹族，是中世纪我国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长期居住在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贞观年间，首领窟哥率众附唐。唐末，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公元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与北宋对峙百余年。其强盛时期，雄霸中国半壁江山，成为军事强国，疆域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南到河北、山西北部，东邻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在北宋宣和年间，辽被金所灭。

契丹地区曾迁入大批汉族人，契丹族在其繁衍发展过程中广泛学习、吸收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与典章制度，招纳汉族人才。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很快，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雄伟精美的辽塔，绚烂的壁画、笔力遒劲的契丹文摩崖碑刻，以及众多的出土文物，令世人惊叹。

契丹族原无文字，以刀刻木以记事。契丹文是契丹人在长期熟悉和借用汉字的基础上，依照汉字所创制的，分为大字、小字。大字是辽太祖于神州五年（公元920年）受命耶律突吕不等人创制的。其形体与汉字一样是方块字，是将汉字加以简化或增添、借用汉字偏旁部首制成的一种表意文字，有的直接借用汉字。如年月的“月”，契丹文就借用汉字的“月”。再如“皇帝”、“大王”、“王后”这些字都是直接借用汉字。再如汉文的天，经常使用有两个意思，一是天地的天，一是表明日子的天，契丹文将天地的天写作“天”字下面加“土”，而将每一天的天写作“日”。将数天数的二、五，直接借用汉字中的二、五。契丹文属于阿尔泰语系，可是契丹文大字不好应用，因为它外观上看上去像汉字，可是读音上的拼音，好几个字才组成一个音缀，非常不方便，于是辽太祖弟耶律迭剌创制出契丹小字，这是声母与韵母拼读而成的一种表意文字，每字由几个原字组成。契丹文的点、横、竖、撇、捺、钩一应俱全，与汉字一样。契丹文也是用毛笔书写，其审美情趣与汉字书法相同。契丹文制成后与汉字一样使用，其实汉字在辽代的通行是凌驾于契丹文之上的。辽代对外的正式公文、朝庭的诏令奏议及对中原的国书、对西夏的文件等，一律使用汉字。对佛经的翻译和科场的考试，也使用汉字，其它甚至连契丹文学家的诗文集，大多也是用汉字写的。契丹文有楷、行、篆各体，其书风深受中原书风影响。契丹铜镜铭文福德长寿是契丹大字，其结体如北魏，用笔似柳公权。1930年出于内蒙赤峰市巴林右旗的辽庆陵的《宣懿皇后哀册》，碑文为契丹行书，清朗秀逸有晋人风；《道宗皇帝哀册》碑额，为契丹篆书，线条均匀流畅，如秦小篆；用于官印的契丹篆字，则如汉字篆体中的九迭文。

关于汉字的资料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词汇自测定方法 汉字 起源 字测定方法

当代国内学者主要运用考古文物资料来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由此得出的结论因“对资料的不同定性及汉字起源在阶段上的不同认识而有所不同”[1]（P239），有“三千多年说”[2]（P16）、“四千—五千年说”[3]（P55～58）、“六千多年说”[4]、“七千—八千年说”[5]、“八千多年说”[6]、“九千多年说”[7]、“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说”[8]（P74）。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更多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说法，因此，笔者认为，仅仅依靠考古学的方法只能把年代一步一步向前推移，无法科学地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不可避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意大利著名语言学家阿里内（Alinei，Mario）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lexical self—dating）来测定印欧语言分化的具体年代。这种方法用于建构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新方法，弥补了我国汉字起源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因此，笔者试图提出基于汉字自身来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方法，称作“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本文讨论该方法的理论背景与基本观点，论证其理论可能性。

一、理论背景

20世纪90年代，阿里内等人根据“乌拉尔连续理论”[14]（P3～14）（The Uralic Continuity Theory）提出了“印欧语言研究的旧石器连续范式”[11]、[13]（The Paleolithic Continuity Paradigm for the origin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以下简称PCP）。他们认为，语言的历史要比传统理论界定的几千年久远得多，按照托拜厄斯（Tobias，P.V.）的观点，语言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距今250万～100万年的“能人时代”之前[15]（P87～94）。与语言一样，词汇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应该按照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对所有语系及其语言的词汇发展进行历史分期（lexical periodization）[13]、[16]（P132）。

为测定印欧语言起源及分化的时间，阿里内在指出其它语言年代测定方法——如最早文字记录测定法、语音嬗变测定法、词源测定法、斯瓦迪士[17～18]（Swadesh，M.）的语言年代学方法（glottochronology or lexicostatistics）的各自特点及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作为文化与语言系统之间的接口（interface），词汇记录着言语社团无数次文化历史变革的轨迹，是言语社团历史的全景体现，词汇的历史对研究言语社团的历史与文化发展有相当大的价值，透过词汇这面镜子可以看清语言发展的整个历史。具体说来，一个词就如同一个考古现场，它揭示的不是某个单一时期的历史，而是像考古层位一样揭示了多个时期的历史，测定一个词产生的年代与考古一样，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层位与之对应。只要词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事件本身发生的年代可以确定，词产生的年代就可以测定。根据词的不同性质，词汇自测定方法区分了“历史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traceable referents）和“历史不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untraceable referents）。人类劳动的所有产物和绝大多数社会产物都产生于特定的时间，指称这些对象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是可测定的，而那些用于指称自然产物、先于人类存在的事物、情感和抽象概念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很难测定，甚至不可测定。

二、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的基本观点

（一）汉字的历史相当久远

阿里内等人提出的PCP了吉布塔（Gimbutas，M.）的“黑海——里海起源说”[19]（P155～198）和伦夫鲁（Renfrew，C.）的“小亚细亚起源说”[20]，认为印欧语言的分化时间不是红铜时代也不是新石器时代。印欧语言从原始印欧共同语分化成各种非标准变体或方言的过程极为漫长，到冰河时代结束时（距今约1.2万年），原始印欧语已经分化为原始凯尔特语、原始意大利语、原始日耳曼语、原始斯拉夫语、原始波罗的语。自旧石器时代以来，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就一直生活在欧洲[13] 、[16]（P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