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理试题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乐理试题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乐理试题范文第1篇

这项研究主要是对2001年至2010年的总计20份联考试卷进行结构和题型的分析。分析报告中所占比列的统计数据结果采用百分比的方法计算，其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一、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1、关于考试题型结构的分析

1.1关于总题量

从上图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近十年来联考试卷的总题量略有增多，2001年试卷题量最少在50题以下，2002年至2004年各试卷的题量基本处于50题的水平上，2005年试卷的总题量略有上升，2006年的A卷试题略少于B卷，2007年之后的四年中，试卷的总题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1.2关于单项选择题

单项选择题是各项考试的主要题型之一，其目的是检验学生所学知识掌握的程度和分析、辨别的能力。这类题型的设计和设问往往多种多样，能有较广的知识覆盖面，答案的选择也具有一定迷惑性，，要求考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基础。

从上图我们能很明确地知道，单项选择题作为一种常见的考试题型一直到2006年才出现在联考考试的试卷中，在随后的5年中它的题量都保持在相同的水平线上。其题量占当年总题量比例的变化情况是由于各试卷题量的变化造成的，由于历年各试卷总题量的情况基本平衡，因此，单项选择题题量占当年总题量比例的变化也不明显。另外，单项选择题从2006年出现开始到2010年，它的分值在联考考试的试卷中，始终都保持在相同的水平线上。

1.3关于多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是指正确选项多于1个的选择题题型，是各项考试的主要题型之一，其目的是检验学生所学知识掌握的程度和分析、辨别的能力。这类题型往往答案的数目不固定，而且不论多答、少答或者答错都不得分，因此也就要考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此题型也具有很高的区分度。

从上图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只有2005年的两份试卷没有出现多项选择题，另外，2003年的两份试卷也稍微少了一道题，其他年份的多项选择题都稳定在10个。它的题量占当年总题量比例在2001年的试卷中占的比例最大，到2005年的试卷中所占比例为0，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多项选择题的题量在当年总题量的比例基本处于一个较平稳的状态上。另外，从上图还可以看出，多项选择题的分值在近十年的试卷中做了一个较大的调整，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在2005年没有出现多项选择题，其次就是从2008年开始，多项选择题的分值锐减了一半，只剩下10分的分值。

1.4关于填空题

作为在应试教育考试中的一项重要的环节，填空题几乎出现在各项考试的试卷中。填空题不仅具有题型小、跨度大、覆盖面广的特点，而且还可以有目的地综合一些问题，突出考查学生准确、严谨、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从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填空题从2002年开始出现，10个小题，并在当年总题量比例的20%，占10分，经过2003年和2004年小幅度的变化后，从2005年开始填空题题量、所占总题量的比例以及它的分值变化不大，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1.5关于判断题

判断题是一种以对和错来选择答案的考题，它的命题通常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和原理等。但它的答案只有两种可能，因此就算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其作对题目的概率仍然有一半，因此，做这类题具有一定的投机性。

判断题作为一种考试的题型在近十年的联考中只出现了一次，也就是在2005年的试卷中，当时的A、B卷各10个小的题目，占了当年总题量的17.86%，每个小题各占一分。从历年的试卷统计分析来看，判断题这种考核方式并不适合出现在联考的试卷中，因此，以后的试卷都没有出现。

1.6关于写作题

写作题不仅是考查学生知识能力水平的一种题型，而且还能考查学生掌握知识熟练程度的情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写作题的题量在近十年来是有所下降的，其中在2001年的题量最多，2006年A卷的题量最少，但整体的波动并不算太大，基本处于25题左右。写作题的份额在整套试卷中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整体看来这个比例是呈现下降趋势的，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在2001年达到了70.45%，所占比例最少的是在2006年的A卷只有36.54%，接下来4年的试卷中，写作题题量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42%左右。另外，写作题的分值在近十年来还是有所下降的，从2001年的64分到2010年的50分，其中所占分值最低是在2006年和2007年的试卷中只占到44分，但从占到试卷的总分的比例来看，写作题所占的分值比较重的。

1.7关于分析题

分析题主要考查的是考生运用有关知识或规则来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由于在实际分析中需要运用各方面的知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考生的综合能力。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分析题的题量除了在2005年的试卷中明显多于其他的年份之外，其余年份的分析题的题量非常平稳。它在整套试卷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少，整体看来这个比例还呈现出下降趋势的，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在2005年达到了12.50%，其他年份基本是在6%左右。但是，分析题的分值在近十年里略有上涨，从2001年的16分到2010年的20分，其中所占分值最低是在2003年的试卷中只占到15分，所占分值最高是在2005年的试卷中占到24分，但从占到试卷的总分的比例来看，分析题所占的分值比较合适。

2、关于考试考察能力结构的分析

我们将考试所考查的能力分为“记忆”、“理解”、“应用”三个层次。

2.1关于识记部分

识记部分考查的内容主要是一些基本概念、理论常识的分辨和记忆，这部分题目作为较贴近实际应用的音乐理论。但这一部分主要还是属于一种机械记忆，几乎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因此作为选拔类考试的内容不应过多。

从统计的结果看来，识记部分的题量在近十年中呈现出的是一种曲线上升的状况，其中所占题量最少的一年是在2004年只占1题，而所占题量最大的一年在2008年的A卷占到了9题，另外，2008年的B卷识记的题量却只有4题，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另外，识记部分题量占当年总题量比例情况在近十年的试卷中呈现出曲线上升的状态，其中所占比列最小的一年是在2004年只占2%，而题量所占比例最大的一年在2008年的A卷占到了15.79%，但是，2008年的B卷识记的题量占试卷总题量的比列只有7.01%，这种现象非常地不平衡。关于识记部分分值，总体来看是呈现出曲线上升的状态的，其中所占分值最少的一年是在2004年只占2分，而所占分值最大的一年在2002年的A卷占到了14分，另外，2001年、2002年、2006年和2008年A、B两份试卷中，识记部分的分值明显地不相同。

2.2关于理解部分

理解类的题型首先需要对基本概念有明确的认知，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解答。解答这类题目可以分辨出考生对所掌握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用程度，相对识记类的题型还说，它更具有灵活性，对答题者的要求也更高。

从统计的结果看来，理解部分的题量在近十年中呈现出的是一种平稳但略有上升的状况，其中题量最少的一年是在2001年的B卷中，但也拥有37题，而题量最大的一年在2008年的B卷中拥有48题。其题量占当年总题量比例情况，在近十年的试卷中呈现出的是一种曲线下降的状态，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一年占到了当年整张试卷的90%，其中所占比例最低的一年只占到了当年整张试卷的73.21%，但不管怎么样理解部分的题量在整个试卷中所占的题量都是很大的。关于理解部分分值的情况，整体来看在近十年的试卷中还是有所下降的。其中所占分值最少的是在2010年的B卷拥有54分，而所占分值最大的是在2003年的试卷中占到了77分，但整体还算平稳，都处于60分左右的水平线上。

2.3关于应用部分

应用部分的试题主要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也就具有一定的探究性和灵活性。做这类试题首先要弄清楚原理、掌握方法，另外还要有清晰的思路和较明确的解题技巧，也就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综合性，才使得它也是最难的一种题型，但是由于它可以考查到考生的创新意识和综合素质，也使得它是考试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从统计的结果看来，应用部分的题量在2005年变化最明显，由之前的4道题目突然增加到10道，但在2006年有骤降到只有5道。其他年份的试卷，在实际应用一部分的题量还比较的平稳，没有太大明显的变化。这一部分题量占当年总题量比例变化的情况，在近十年的试卷中只有一次较大的波动，就是出现在2005年，这一年试卷中应用部分的题量比例明显上升，占到总题量的17.86%。但是在2006年又回到之前的水平，并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关于实际应用部分分值的情况，整体来看所占的分值还是比较大的，除了2003年只有19分之外，其他都处于20分以上。其中所占分值最多的是在2005年，达到了36分。

通过以上各项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理解部分不论从题量还是分值都占到最大的一个比重，其次是应用部分，当然，艺术联考作为一种选拔性的考试，要想招进来深造的学生在音乐这个学科方面有所发展，当然应该着重考察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实际应用的能力。

三、对于湖南省音乐联考现状的思考

通过对湖南省近十年联考20套试卷的内容、题量、分值以及能力结构等方面的分析，试卷具有以下特点：

1、试题题型与考试的内容比较切合，并且能够体现不同的知识类型。

音乐因为其学科特点，不但要考查考生应当掌握的基础知识，而且应考查考生必须掌握的方法，考查应用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不但要在知识的音乐领会层次上对考生进行测试，还要在运用、分析、综合以及评价层次上测试考生的能力，因此，试卷也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在写作或者问答题，这种题型作为一种主观题，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考生学科水平，展示其分析音乐问题能力。

2、试题注重考查乐理学科的基础主干知识。

试卷试题十分注重知识的基础性，通过对乐理学科主干知识的考查，来检测考生对知识的整体把握、内在联系的理解。强调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整体把握和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思维能力，其别注重学生空间思维、知识迁移、多角度分析问题能力的考查。

3、试题的能力结构设置具有一定的区分性。

4、联考试题命制的知识面过窄，缺少对考生综合音乐素质的考查。

联考试卷题目的设置不能仅仅局限在对乐理这一个方面的考查，而是应该结合其他基本的音乐理论知识，如音乐常识、音乐欣赏以及音乐史等内容一起考查。

5、联考试题不能体现基本的人文和科学修养。

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这就决定了学习音乐的学生必须具备除了音乐领域之外的一些基本的人文与科学知识，具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音乐联考的试题还要能够渗透和折射出一定的“音乐学识”，即音乐的人文精神素养。

6、对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的强调并不明显。

“题组”式的命题方式在湖南省音乐联考的试卷中一直存在，但这种“题组”的内在逻辑关系并不强，知识和能力的转换设计并不灵活，没有很好的体现“题组”命题的优势。知识的综合运用是提高实际运用能力的基础，作为选拔性考试的命题应该坚持强调知识间的交叉、渗透、综合和拓展的能力，注重检测考生是否具有网络化的知识体系，并能从中提取相关信息解决问题。

7、试题的结构存在波动，试题的命制缺乏新意。

现行的联考试题从整体看来还是体现出了联考的连贯性、严肃性和规范性。但是，试卷中各题型的题量、分值以及能力结构方面的分布仍然具有较大幅度的波动，其中有些相同年份的两套试卷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都说明各年度命题者之间还没有达成一致，联考试题的结构的最优方案还有待于探索。

乐理试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阅读能力；调研分析；解决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3）30-0068

阅读能力是当前学生一项重要的学习能力，也是检验新课程实施水平的一项重要内容。尽管学校和教师已普遍重视了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但因为教师重视程度不够、指导方法欠缺，导致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素养与《语文课程标准》中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一、存在的问题

笔者曾经深入课堂教学，对教师课外阅读教学中的不足进行了调研分析：

1. 阅读教学缺少目的性

课时计划中每周两节的课外阅读课应按照教材中单元的编排顺序和课程标准的有关要求，制定每节阅读课的具体阅读目标和要求，把课外阅读作为课内阅读教学在阅读内容上的必要补充、在阅读方法上的自我实践、在阅读能力的自觉提高。目的明确了，教师才能准确把握课外阅读到底要学生阅读什么，为什么而去阅读。

2. 教师指导缺乏计划性

课堂上学生看了些什么知识，应该怎样指导学生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教师茫然不知。无计划性的阅读，导致教师在课堂指导上或杂乱无章，或随心所欲，或无所指导。

3. 课堂组织缺乏规范性

教师对课外阅读教学重视程度不够，课堂上组织教学的随意性就大。长此下去，学生上阅读课自由、随意、散漫，对课外阅读失去了应有的积极心态，学习效率低下。

4. 阅读方法缺乏指导性

有的教师不能参与到学生的阅读过程中，就不能引导学生喜欢阅读，不能在学生阅读前提出具体、明确、恰当的问题，不能针对学生的质疑进行点拨、示范、讲解，更不能指导学生进行读写能力的拓展。

5. 检验阅读效果缺少实效性

有的教师，对学生的阅读效果不能及时检查和检验，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不够及时和科学，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得不到激发和保持，也是当前阅读教学的一大诟病。

以上问题，说明了当前教师阅读教学严重脱离“学有所得、学以致用”的宗旨。因此，笔者认为在课外阅读教学中必须认请两个个问题、处理好五种关系。

二、解决的策略

1. 认清两个问题

（1）阅读材料的选择

在阅读课上，阅读材料的选择可以有以下形式：

①教师推荐学生阅读，即教师把自己看到而学生不宜搜集到的好文章推荐给学生阅读。好文章可以给学生人手一份，也可以由教师或学生朗诵。这些材料与课本中文章关联较大，可以弥补课内阅读材料数量上的不足，也能够强化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

②学生选择材料阅读，即课余时间让学生按一定的要求（词汇是否优美丰富、叙事是否生动完整）去搜集选择材料，也可以围绕某个话题去广泛阅读（如鲁迅有关的文章、材料），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朗读，美文共享。

（2）阅读方式的确定

①集体阅读，即选择适宜于学生人人都有的材料，集体阅读后，教师提出相关问题，师生共同讨论探究，既可以训练阅读能力，又能点拨写作技巧。

②自由阅读，即学生自己选择扩展知识的材料进行自由阅读。自由阅读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去浏览，而是教师提出阅读要求和范围，让学生明确围绕什么去读，读后应有什么收获。

2. 处理好五个关系

（1）课外阅读与课内阅读、课余阅读的关系

①课外阅读是课内阅读的有益补充，是课内阅读教学的发展和延伸。课外阅读既能巩固、强化课内所学知识，又能培养灵活多变的思维能力。

②课外阅读是课余阅读的起跳板。课外阅读没有了兴趣、方法、习惯，学生课余阅读就成为空谈。因此，课外阅读有力地影响了学生的课余读书兴趣、方法和习惯，如在教学《少年闰土》后，学生对少年闰土的英雄形象有了清楚的认识后，到了老年，闰土又有什么变化呢？激发学生兴趣后，和学生一起阅读《故乡》，并在课余时间收集与鲁迅有关的材料，让学生对少年闰土和老年闰土进行评价，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课内、课外、课余阅读环环相扣，从多方面培养阅读兴趣，形成能力。

（2）教师指导和学生自主的关系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人”，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尊重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学生有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伙伴等权利，但学生“自主”的必要条件是“教师指导”。阅读教学中经常出现学生自由过多，教师指导不足，或教师滔滔不绝地分析，学生茫然不知所云两种极端的现象，都是因为没有正确处理好教师指导和学生自主的关系，所以，课外阅读教学更要在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教师指导的积极作用。

（3）感悟与质疑的关系

现在阅读教学中有一种倾向，只重视感悟、忽视质疑。我们要辨证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清朝唐彪认为：“凡理不疑必不生悟，唯疑而后悟也。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笔者认为在阅读教学中，处理感悟和质疑的关系要注意三点：

①一定要在教学过程中安排较充分的时间让学生质疑问题。阅读课应该有个“自读――浅悟――质疑――深悟”的过程。其中“质疑问难”阶段是阅读教学最深入的阶段，尤其是学生自己选择的阅读材料，因其认知水平的限制，阅读内容深浅不易把握，难免会出现不识字、不理解词句、不明白文章表达的深层意义等现象，这些若不给学生质疑的机会也就失去了阅读的意义。学生浅尝辄止，不知求索。

②教给学生质疑的方法，并因势利导地帮助学生将解疑和感悟结合起来。要告诉学生，质疑不要局限在一个词、一个小句子上，课堂质疑的问题很多，它可以分成：有关文章表层词句的疏通性问题；有关思想内容深层的探究性问题；有关表达形式的签定性的问题；有关课文知识拓展的延伸性的问题；有关课文不同看法的评价性的问题

③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因此在阅读教学中要充分尊重学生质疑和感悟积累的独特性，千万不要追求标准化答案。

（4）积累与运用的关系

目前，教师在阅读教学中比较注重通过文本阅读来丰富积累、积淀语感，以为语感积淀好就自然能运用。其实，积淀是运用的必要条件，从积淀转化为运用，必须经过语文实践。这就要求读完文章后，教师腾出几分钟时间让学生学习和运用语言，优秀学生可创造性运用，较差学生可模仿运用。

例如，对学生在阅读中通过反复诵读和选点品读形成的语感，要让他们通过情境性填词、情境性造句等模仿性练习积淀下来，教师就要创设各种情境让学生把积累的语言运用到说写上。有位教师教完《富饶的西沙群岛》一课后，在黑板上贴出一幅海底世界情景图，还将一些海底动物图片贴出，让学生进行情境说话练习，学生兴趣倍增。

（5）阅读与写作的关系

学生可以从读中学写，也可以写促读。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顾振彪先生认为：“写作与阅读结合，一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学生联系课文进行写作，就在应用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通过应用把课文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二是提高写作能力。以课文为写作材料，省去搜集材料之苦，可以投入写作训练，尤其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实践中的读写结合有三种方式：一是边读边写：边阅读边利用课文情境进行写和说的训练。二是读后再写：阅读后，抓住读写结合点进行写和说的训练。三是写后再读：先让学生写一写，再读一读范文，找出自己的不足。

乐理试题范文第3篇

一、“要读”:学贵有疑,重激趣

学贵有疑,思源于疑。要提高阅读能力,首先要激发阅读兴趣,让学生要读。

1.紧扣题眼,猎奇探妙

紧扣题眼,从题目的奇妙处引导学生提问、质疑,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他们“要读”课文。学习《草船借箭》一文,我让学生针对课题质疑。学生们纷纷发问,草船怎么能借箭,谁有这么大的本领?箭是造的,干吗要借箭,为什么用草船借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尽可能让更多的学生提问,使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大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的问题,形成质疑问难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阅读的主动性。

2.抓住情节,因势利导

抓住故事的情节引导学生问难。故事中主人公是福是祸,一直是读者所牵挂的。在教学时,可抓住读者的这一心理,促使学生潜心会课文。同样,在学习《草船借箭》时,抓住“三天内造十万支箭”这一不可思议的“奇迹”引导学生问难:三天造十万支箭,你们替诸葛亮的命运担心吗?担心什么?一个“担心”触动了学生的内心,学生们站在诸葛亮的立场上提了很多问题,我随机把学生的问题写在黑板上,再由学生整理、归并。其中有担心人心的:周瑜为什么要诸葛亮三天造十万支箭?鲁肃是东吴的人,万一他出卖诸葛亮怎么办?诸葛亮不怕曹操出兵吗?担心天气的:如果第三天江上没有大雾诸葛亮的计策不就被曹操识破了吗?担心地利的:光一个早上就能借十万支箭吗?学生一旦自己提出问题,便已处于阅读的主动地位了。在这些问题和任务的驱动下,学生以积极的姿态投入阅读,潜心会课文的过程,也是担心诸葛亮命运的心路历程,更是从担心命运的体验中真正感受到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在学习过程中获得了积极的情感体验。

3.借题发挥,拓展延伸

抓住人物的传奇引导学生设疑。小学生喜欢甚至崇拜故事中一些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一些神通广大、智慧超群的人物。学了《草船借箭》,学生早已被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深深折服。这时提问学生:你们还知道诸葛亮哪些传奇的故事,想不想了解他?此时学生的头脑中肯定满是疑问,诸葛亮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怎么会如此神奇?然后不失时机地向学生推荐阅读《三国演义》,把阅读欲望延伸至课外,让他们继续领略诸葛亮的智慧,学生肯定热情高涨、兴奋无比。

二、“深读”:授人以渔,重引导

“深读”就是要学生深入阅读课文。“深读”不仅仅是读读悟悟,更需要学生在读时根据文本进行听说读写的能力训练,并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加深理解,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的阅读教学有过“重人文轻工具”的弊端,这就要求我们在落实人文性的同时也要落实工具性,让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起来。指导学生阅读时不仅要渗透人文精神,而且还要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

1.边读边想,读出含意

名师于永正说:“知识是靠自己在读中获得,情感要靠自己在读中体验,理念要靠自己在读中感悟,方法要靠自己在读中掌握。”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是阅读的基本方法。同时,教师对学生在阅读时的引导,对学生提出一个能揭示内在的思考问题,都能催动学生的思维之弦,使学生的阅读更具效率。

2.多元写话,读出自我

在学习《去年的树》一课时,让学生写写“如果你是那棵树,你会对小鸟怎么说,你会对人类怎么说?人类对树又会怎么说?”指导学生选择其中一个问题把自己对友情、诺言的看法写下来,再在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写话,不仅是学生与文本的又一次对话,还在对话的过程中融入了自我,写出了自己的友谊观、诚信观。

三、“善读”：旁征博引,重综合

“善读”是指在阅读教学时教师要善于指导学生开展语文综合性学习,为阅读教学服务,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语文课程标准》指出:“综合性学习主要体现为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这种学习方式可以调用多种知识和手段,拓宽学习途径,为感悟语言文字服务。

1.搜集资料,丰富体验

通过多种途径搜集并整理有关资料并在阅读中加以运用,是培养学生“善读”的一种好方法。学生根据课文内容,针对性地收集相关的信息,收集的途径可以是调查、访问、咨询,也可以通过查阅文字资料、网络资源等渠道进行。教学时可组织学生交流展示课前收集的资料,丰富对文本的体验。这样既有助于调动学生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又培养了学生有针对性地运用资料解决重点、难点的能力。

2.想象绘画,再现语言

画画是许多学生喜欢做的事,把画画带入阅读课堂,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使学生更清晰、直观地了解课文。同时,画图也能给学生提供发挥想象的场所,让他们在文本阅读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去独特地感悟其中内容。这种特殊的阅读方式尤其适用于写景文,如上老舍的《林海》一文时,学生在感悟语言文字的基础上用简笔画分别勾画出大兴安岭的群山起伏、温柔和秦岭的险峻。通过美术手段与语言文字的结合,发挥了学生的想像力、创造力,增强了对语言文字的感悟力。而且,根据文本想象绘画更是对文本语言的再现。

通过语文综合性学习在阅读中的运用,把语文综合性学习和阅读联系起来,形成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和阅读方式,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促进人的多方面发展。

乐理试题范文第4篇

南帆：跨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认为《冲突的文学》这本书跟前面的几本有些不一样。大概在1987年前后，我自己有过一阵犹豫：大的理论突破在哪里?我对当时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状况不太满意，包括对于自己的研究。当时结构主义已经得到介绍，但是我觉得真正用心读懂结构主义的人并不太多，甚至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80年代，结构主义是一个我们必须穿越的理论重镇，我一直觉得结构主义非常重要，特别是它考虑问题的途径。一些人一直都在说超越结构主义，但是到底超越了什么呢?如果不把结构主义弄清楚，那么恐怕它在文学理论领域里所带来的“语言转向”就是一句空话。很多文学理论家可能到今天还没有弄清楚结构主义的基本观念。比如说它凭什么敢于设立一个纯粹的语言框架结构，它有什么理由敢于把语言和实际世界脱离开来，这些观点都有其内在的逻辑论证，例如“能指”、“所指”等那几个对子，加上二元对立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德里达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开始思考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是囫囵吞枣的，许多问题仅仅是浮光掠影地点到，根本没有分头进行深入研究。那么，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有什么区别?理解了结构主义之后还能认为有什么新现实主义吗?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理论必须进入到这些问题的内在机制中去，而不是纯粹地搬弄几个名词。事实上，包括当时的主体论等等。都是一些非常粗糙的经验总结――当时的理论水平大约也只能做一些基本的经验收集。八十年代有一年叫做语言年，据说也就是从那一年大家都开始重视语言。但是如果认真去读当时的一些文章，就会发现他们所谓的语言基本上都是表现论，几乎所有的出发点都是语言如何更好地表现内心――他们似乎都忘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源头。在我看来，语言论至少应该涉及到两个源头。我不是武断地否定表现论，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能够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这个脉络上来谈论这个问题呢?这显然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源头。

到了九十年代，《冲突的文学》是一个转变，这本书于1992年在上海出版。当时，在不断拓展研究视野的过程中，我更多地关注了以下三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第二个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交杂、纠缠。第三个是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其实，在90年代之前，受到“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我自己对于文学研究要不要有一个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也比较犹豫。我觉得既然是“纯文学”，就没有必要关心那么多的问题。但是，“纯文学”的视野逐渐满足不了我的思想，许多问题一直都在企图突破这个视野，直至我重新认识到语言、历史、文本、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有人形容我：八十年代像九十年代的人，九十年代像八十年代的人。到了九十年代，许多人都转向了“学术”，但是，我又觉得思想的锐气不可或缺。《冲突的文学》即是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下，挑出了二十对文化矛盾进行复杂性问题的分析。

《文学的维度》集中研究了话语的层面问题。这本书我自己也比较满意，最近会重版。接下来又有了《隐蔽的成规》。《双重视域》开始了文化研究的实践。我并不想对文化研究进行定义，我甚至觉得，文化研究本身就是破坏定义、反定义的。当然，文化研究包含两个趋向：一个是把世界当成文本来进行分析。我以前出过两本随笔集，《文明七巧板》和《没有重量的生存》，都是关于日常生活现象的思考和分析。这两本书的分析武器里面，我使用得比较多的是符号学和精神分析。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能说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界了，我们基本上都生活在一个人工的环境中。有一次我在新疆的某个沙漠的正中央停留，周围完全都是沙丘，没有任何人工符号，我当时的感觉是立刻失去了任何坐标，如果不是汽车停留在旁边一两百米的地方，我想我会立刻迷路。离开了沙漠回到现实世界我立刻明白。其实我们今天的所有生活都有一个文化坐标，而任何一个文化坐标，都是文化研究的对象。谁设立了这个坐标，为什么设立这个坐标，这一类的坐标怎样把一个“自然人”塑造成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即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怎么“询唤”主体的?文化研究可以说随手拣起来都是素材。昨天我刚刚买过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马桶的历史》，试着去想想管道工是怎么改变这个世界的?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早期从雷蒙・威廉斯那里继承了左翼色彩，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学维度。今天的一些文化研究已经淡化甚至取消了这个维度。所以，一些人怀疑地说，你不就是在将这些事情拆解开来做一个描述吗?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虽然文化研究已经没有了政治经济学的维度，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维度呢?比如说，精神分析学的维度?意义是不是仅仅存在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这是一个问题。例如，空间的分析如果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维度，那么，我们只能谈论居住面积，我住一百平米，你才住十平米，如此等等。但是，有没有别的维度、另一些可分析的内容存在呢?在我看来，文化研究面对世界文本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

尽管如此，我觉得文化研究还是有面对文学研究、回到文学领域的一面。比如说分析普鲁斯特著作中的植物，比如说谈卡夫卡作品中的动物哲学等等。不管如何，这些研究都是文学领域中的内容。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以文化研究的方式进入文学研究。我个人比较愿意观察形式、语言、美感的背后，即为什么这些形式和语言产生了美感?为什么我们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文学作品而那不是?文化研究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以往的许多文学观念中，形式就是形式，美感就是美感，美是不需要追究的，问题就到此为止，不需要再解释了。文化研究恰好认为这些是可以解释的。你的这种感觉不是天生的，而是被训练出来的。谁训练的?什么训练的?这种训练是对还是不对?我觉得文化研究进入文学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的。我个人的研究之中，有把整个世界当作文本、当作符号来进行分析的一面，也有回到文学的一面。当然，即便回到文学研究，可以谈论的问题也很多，比如刚才谈到的普鲁斯特的植物、卡夫卡的动物哲学，这些题目都是我没有想到过的。研究这些题目没有什么不好，这表明了文学研究极其开阔的文化层面。以往的文学研究只能谈经典，谈主题，谈结构，谈文学史，好像还没有如此开阔的研究层面。或许我们过去不太重视这些问题，那么，现在，正是文化研究帮助我们拓展了视野。

周红兵：进入到视觉文化主导的消费社会，一方面文学的地位日益下降，另一方面文学性却在不断扩展，进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祛魅、去蔽，进入日常生活，去精英化和琐碎化。一方面，这种研究固然令人反思，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即与日常生活过多的捆绑在一起，会不会日益削弱甚至是丧失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批判性?毕竟日常生活并非总是审美化的。

南帆：提出文化研究与日常生活过多地捆绑在一起会不会削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这个问题是对的。我觉得，这里面存在着两个层面。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空间和结构研究中去，就会很清楚地看出来。第一，你必须进入。不能说不进入日常生活，但是，进入不等于完全融合，你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眼光。我强调的是这个问题。你有自己的独立眼光，在特定的空间和历史条件下，你的独立眼光来自何处?如果我们把知识分子说得再细一点，可以说到人文知识分子。我们这种类型的人文知识分子往往身兼两职，一方面做研究，另一方面也会进行一些创作。我认为，我们的独立性来自两个源头，一个是学术话语，另一个是审美。如果更细地说，人文知识分子又可以分出文学知识分子，在文学知识分子中间就普遍存在着上述程序。

在各种大理论盛行的今天，文学为什么仍会存在?我认为，文学恰好是用多种多样的经验来对抗各种各样的大理论的。大理论常常对历史做出概括，例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完全是个风雨飘摇、充满战乱、侵略、殖民等等的地方。可是，王安忆的《长恨歌》怎么会写出王琦瑶这样的一个女人呢?她巧妙地躲过一切灾难，寿终正寝，并且活得有滋有味?以往的理论中，即使存在这种人物也不能去写。因为人们认为历史是一个有机整体，一切局部必须体现整体――即卢卡奇的“总体论”思想。王琦瑶这些人物仅仅是个人化的小历史，文学不要去写。为什么?因为她们不是历史的主流，不够典型。那么，凭什么说她的存在不够典型，而另一些人就是典型呢?如何下这个判断呢?因为我们知道历史朝什么方向发展，这就是依据。历史是一个整体，向着特定的目标前进，靠近目标的就是重要的，不靠近的就是不重要的。但是，如果把总体论的前提拿掉，又怎么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的呢?我不是说大理论不需要，但是大理论不是几个人可以制定出来的。大理论必须不断地和具体的经验搏弈，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就是用具体的经验去和大理论搏弈的武器。许多大理论都是经济学、社会学或者法学话语，人们认为这才是有用的。但是，文学哪里就是语文修辞、华丽的字句呢?它还收集人的各种经验。文学就是用各种经验和大理论进行博弈。我不是说文学的全部功能就是这些，但是这是文学极其重要的一个功能。例如，当我们进入到现代性的时候，恰好冒出来一个沈从文，他恰好就逼着你不得不去思考什么是现代性。那就是你们追求的工业化、现代性吗?文学史逼迫你去思考这些问题。科层制度和法律条款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之后，怎么又冒出一本《尤利西斯》?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去想，人的内心就是那些科层制度所能够解决的吗?具体地说，就是文学经验强制性地逼迫我们去进行思考。文学甚至出现了许多玩世不恭的、叛逆的、变态的形象。这就告诉我们，社会除了正常之外还有一些非正常的存在，正像个人除了意识之外还有无意识一样。这就是文学告诉你的，《洛丽塔》就是这样，你不看，他们也会存在，当然怎么评价这种现象是另外一回事。也许在某些时候，他们是先锋性的、叛逆性的，也许在某些时候，他们是被人鄙视的，可是鄙视他们也无法回避他们的存在，至少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在某些历史时刻，这些会聚集起来成为一种历史的力量，马尔库塞的著作曾经论述到这一切。

审美具有反抗的力量。审美的反抗意义，阿多诺等理论家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论述，这也是进入到现代性以来，用审美现代性对抗启蒙现代性的一贯思路。但是学术也具有反抗性，那么，学术话语为什么会有反抗性呢?这是必须思考的问题。它反抗什么呢?就今天而言，简单地说就是反抗权力机制，但是是什么权力机制呢?是哪个国家，哪种历史条件下的权力机制?也可能是福柯所说的泛权力机制。如果是泛权力机制，那么泛权力机制的特征是什么?学术话语的特征又是什么?只有进行了比较之后，才能明了是谁反抗谁，为什么、用什么来反抗。这些都是值得认真分析的问题。而且，这些分析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进行。如布鲁诺所处的中世纪，自然科学的语言就是用来反抗宗教的权力话语，然而，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今天，自然科学的语言已经上升为最大的权力语言，那么又是什么在反抗它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周红兵：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而英国伯明翰学派却立场迥异，他们将更多的理解、同情赋予了大众，这就引申出了文化研究中两种不同的立场问题，即精英和大众，文化研究自身也将众多的日常生活、流行元素和文化现象纳入了自己的视域，您也多处撰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双重视域”、“无厘头”和最近的“虚拟社会”，从文章看，你对无厘头明显是无法接受的，即便是“妥协”一些，您也无法与他们共鸣，被他们接纳。另外，在“虚拟社会”一文中，您也表示了对网络双刃剑和浮嚣之气的隐忧，除了个人背景、性情和审美偏好外，是否也是您所坚守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而这种立场恐怕仍会被人归入到“精英”一列，可现今，说“精英”似乎已经是贬义的了。

南帆：精英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这正好可以从我现在正在思考的“广谱的批判”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广谱的批判”，是借用了医学中“广谱”的术语，简单地说，它强调从批评话语的谱系家族中，借鉴多种合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不执着于一端，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批判。首先，我不在乎被归入哪个行列，例如精英。其次，就今天而言，精英为什么会成为贬义，这本身就值得分析。现在所指的精英，无非就是少数专业领域里的人。他们成为贬义的概念，无非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市场。有市场、有人气的人、能够挣多少钱的明星，他们才是当代英雄。当

然，在革命的年代，精英也照样遭到贬斥，但是他们被贬斥的原因完全是因为脱离群众，而那时候的群众却是革命大众。革命大众的革命就是要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否定市场。所以我们先要非常清楚今天和过去精英受贬抑的脉络。

回到“无厘头”的问题。有个朋友跟我说，你们现在将文学弄得如此精英化，如此深刻，如此严重，似乎是一种神经病。他跟我说了他女儿的事情。他女儿现在正在准备参加高考，她就爱看周星驰。看了之后哈哈一笑，看完之后放松一下，接着就又去做高考练习题了。她对我的那个朋友说，我准备高考累得半死，你为什么不让我放松一下?这个案例对我触动很大。不过，我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文学可以承担很多的功能，也确实可以承担娱乐的功能，文学甚至就是让你哈哈一笑，但在过去，我们却把文学的这种功能置于视野之外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一直在关心文学对经国大业的意义，文学对历史的意义，我们都在关心这些问题。诚然，文学在发挥功能、能量最大的时候，对历史是有用的，这在历史上已经被多次证明，但这不等于说文学就不能够娱乐。我们应该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文学?有一些人在娱乐的意义上使用文学，我从来没有说他们错了。毕竟，娱乐也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你不能因此否认，文学在最高的意义上可以撬动历史。不能说，由于有了周星驰就不能有曹雪芹。这个命题也不必反过来：有了曹雪芹，就必须驱逐周星驰。但是，现在却似乎是一个反对深刻的时候，是一个打倒曹雪芹抬出周星驰的时代。

文学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观念在梁启超的时代就已经有了一个转折。梁启超把小说抬高到改造国民性的地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意识到文学能够跟当今的一些重要学科相提并论，例如经济学或者法学。我们从来不认为经济学或者法学的全部意义就是笑一笑。经济学和法学都是非常严肃的，跟社会和历史有密切联系。文学可不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和它们并列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不否认文学有一个娱乐的功能。我就是把这个问题看得这样复杂。现在，我该是精英还是大众呢?我觉得这种二分法可能已经不够用了。

周红兵：无论是周星驰，芙蓉姐姐，还是韩剧、大片、虚拟社会或人肉搜索，其中充斥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和不严肃、轻佻、无聊、浮浅甚至是符号暴力，但是即便如此，也不乏相当一批人沉溺于其中，他们所需要的很简单，就是彼时彼刻毫无负荷的纯粹一笑。我自己觉得，很难在这一笑中发现所谓的解放力量，自然，已经被斥为逻各斯中心的真理、美感、理性、正义、责任等等也无法在这一笑中找到容身之处。但是弗洛伊德说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压抑，而无意识层面的累积过剩致使的力比多爆发是会产生相当非凡的破坏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符号社会这个虚拟的社区里，这样一些非理性甚至是符号暴力的存在，是不是也可以起到一种舒缓、发泄、引导的“按摩”“减震”作用?

南帆：的确是有按摩和减震作用，文学还可以承担心理疏导的作用，但是，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如此，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而言。如果一个文学研究者意识不到这点是不够的。

乐理试题范文第5篇

A team of scientists that studied chimpanzees trained to use treadmills has gathered new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our earliest apelike ancestors started walking on two legs because it required less energy than getting around on all fours.

"When our earliest ancestors started walking on two legs,they took the first steps toward becoming human," said lead researcher Michael Sockol of UC Davis1."Our findings help an,swer why." Sockol worked for two years to find an animal trainer willing to coax adult chimps to walk on two legs and to "knucklewalk" on all fours on the sort of treadmill found in most gyms.

The five chimps also wore face masks used to help the researchers measure oxygen consumption.While the chimps worked out,the scientists collected metabolic and other data that allowed them to calculate which method of locomotion used less energy and why.The team gathered the same information for four adult humans walking on a treadmill.

Til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human walking used about 75 percent less energy and burned 75 percent fewer calories than quadrupedal and bipedal2 walking in chimpanzees. They also found that for some but not all of the chimps,walking on two legs was no more costly than knucklewalking.

"We were prepared to find that all of the chimps used more energy walking on two legs but that finding wouldn"t have been as interesting," Sockol said."What we found was much more telling. For three chimps,bipedalism3 was more expensive,but for the other two chimps,this wasn’t the case.One spent about the same energy walking on two legs as on four.The other used less energy walking upright." These two chimps had different gaits and anatomy than their knucklewalking peers.

Taken together,the findings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hypothesis that anatomical differences affecting gait existed among our earliest apelike ancestors,and that these differences provided the genetic variation which natural selection could act on when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gave bipeds an advantage over quadrupeds.

Fossil and molecular evidence suggests the earliest ancestors of the human family lived in forested areas in equatorial Africa in the late Miocene era some 8 to 10 million years ago,when changes in climate may have increased in distance between food patches.That would have forced our earliest ancestors to travel longer distances on the ground and favored those who could cover more ground using less energy.

"This isn"t the complete answer," Soekol said."But it"s a good piece of a puzzle humans have always wondered about；How and why did we become human？ And why do we alone walk on two legs？"

1. What did Michael Sockol and his team find out in their study of chimpanzees？

A Tile evidence why chimpanzees can be trained to use treadmills.

B The evidence why our apelike ancestors came to walk on four legs.

C The evidence why our apelike ancestors came to walk on two legs.

D The evidence why chimpanzees can be trained to walk on two legs.

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est interprets the meaning of "While the chimps

worked out …… "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third paragraph）？

A While the chimps worked in the lab ……

B While the chimps exercised in the gym ……

C While the chimps tried to figure out what they should do ……

D While the chimps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instructions ……

3. What was the result of the finding,according to Paragraph 5？

A Three chimps used more energy walking on two legs.

B One chimp used less energy walking on two legs.

C One chimp used about the same energy walking on two legs as on four.

D All of the above.

4. What was true of the hypothesis of the research？

A Our apelike ancestors were anatomically different but had the same gaits.

B Bipeds with natural selection had an advantage over quadruped.

C Our apelike ancestors could adapt to different climate changes due to genetic variation.

D Bipeds had an advantage over quadrupeds due to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5. What does fossil and molecular evidence tell us about our earliest ancestors？

A They experienced more climate changes than we do today.

B Due to changes in climate,they were forced to travel between food patches.

C They could cover more ground than their quadrupedal peers because they used less energy.

D They could travel longer distances on the ground than those who could use less ener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