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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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范文第1篇

(一)研究背景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和劳动力是引起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根据加速原理促进经济增长可以从加大资本投资，提高银行存款利率来增加全社会的资本积累［1］。同样人口增长率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长模型中，劳动力是全社会的就业人数，一个社会的总人口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即:少年阶层、青年阶层、老年阶层。其中我们认为青年阶层是社会劳动力的主要供给者。而劳动力又分为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我们将有工作能力且想要找工作而此时又没有工作的人称为失业者，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就业者［2］。就业者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非就业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去分析［3］，在宏观方面，若是青年阶层变多，他们会增加储蓄，从长期来看，储蓄的增加有利于个人收入的增长，但是，在短期看来，由于青年阶层变多，因而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与消费有关的投资品减少，GDP下降。而如果少年阶层和老年阶层变多，少年阶层会因为对未来有更好的预期，可能会比青年阶层消费更多。老年阶层如果排除为后代积蓄的话，也会比青年阶层消费更多。在微观方面，可能影响到劳动力市场供给和家庭收支结构的变化。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本文的研究内容

为了比较好的分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4］。

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分析

本文选取主流所共识的劳动力比重、老人人口抚养比(指社会中老人人口数量占劳动人数的比例)、儿童抚养比(指社会中儿童人口数量占劳动人数的比例)。其模型可以通过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建立，老人赡养比(o)和青年劳动者(w)所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该模型取对数之后可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二)实证分析

对上述三个模型分别作线性回归分析，其结果如下:模型(1)的F值为6000．3(0．00)调整的R^2为0．97，模型(2)的F值为666．87(0．00)调整的R^2为0．98，模型(3)的F值为1566．3(0．00)调整的R^2为0．99。(1)模型1－3的F检验都非常显著，因此三个方程整体上是显著的。调整后的R2都在0．95以上，说明解释变量能够非常好的解释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信息能够被解释变量解释。(2)三个模型中Ink前面的系数均为正数，这符合经济规律，说明资本的增加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Inw前面的系数同样也为正数，说明劳动人口的增加同样能够使得经济增长，这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相吻合的。

通过上述三个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劳动者所占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资本积累，而儿童和老人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将会导致经济增长呈现反方向的变动，而在两者之中老年人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老龄化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年龄结构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人口年龄结构 居民消费 人口红利

一、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之理论探讨

凯恩斯消费理论是现代消费理论的起点。按照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总消费只是总收入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短期静态的消费理论。如果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角度来看，凯恩斯的理论是关于就业人口或工作人口的消费理论，因为它没有涉及青少年和老年人的消费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一个宏观总量消费理论。

直接涉及到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理论是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卢博格（Brumberg）的生命周期假说（1954）。按照该假说，消费者按照效用最大化原理，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年轻时，由于没有收入，消费来自父母，因此，这一阶段是负储蓄；而进入工作阶段后，由于要赡养孩子和抚养老人，这一阶段工作人口的收入除了自己的消费外，还必须储蓄一部分给孩子和老人；而老年人则主要靠子女或自己的储蓄来支撑消费。因此，从静态的观点来看，一国青少年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高，消费需求也相应越大，而储蓄率也就越低。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成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大，该国的居民储蓄率就越高。

但生命周期假说忽略了一些影响居民消费或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例如，退休人口可能会遗赠一部分财产给子女；他们还会保留一些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因此，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部分抵消因老龄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下降。相反，如果工作人口比例的上升伴随着长期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人们可能会因为预期到将来的收入增长而增加消费，这会部分抵消因劳动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上升。

与生命周期假说基本相似的理论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德曼将收入分为两部分：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他认为消费者收入中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构成决定了消费水平。对于一个预期的收入的持久增加，消费水平会持久增加。而对于一个暂时的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暂时的收入增长诱致的消费增量小于持久收入增长诱致的消费增量。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都认为长期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生命周期假说强调预期支出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而持久收入假说强调预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角度看，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与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有相似的结论。

在生命周期理论之后，还有其它一些微观模型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将孩子和储蓄等都看成是家庭所拥有的不同形式的商品，它们的经济功能是相同的，都是养老的一种工具，因此，孩子数量和储蓄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较多时，可以相应减少作为养老保证的家庭储蓄；孩子数量较少时，增加储蓄（或减少消费）以防老。

另一种与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类似的理论将分析重点放在家庭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上，该理论不是强调孩子数量和储蓄数量之间的替代关系，而是强调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的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增加时，在既定收入下，父母可用于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从而减少消费。如果孩子数量减少，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增加。

许多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生命周期理论予以修改或补充。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老年人口的储蓄或消费行为的修正。例如，老年或退休人口可能会遗赠一部分财产给子女；由于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疾病的可能性，老年人还会保留一些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部分抵消老龄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的下降。但是，如果下一代预期到上一代的遗赠，则下一代可能会减少自己的储蓄，增加消费。遗赠动机对居民消费的净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不过，有研究表明，遗赠动机其实是很小的,并且常常是非自愿的和偶然的。消费或储蓄行为更多地受到个体死亡风险的信念的影响，而不是群体死亡风险水平的影响。除了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之外，流动约束也会导致老年人口储蓄的增加，因为退休人口必须更多地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流动约束的作用可能比较大。

二、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之实例分析

现有实证文献大多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专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实证文献比较少。但是，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的上升。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间接的关系。另外，根据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理论，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到居民储蓄率的高低。而储蓄和消费实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因此，按生命周期理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还是直接相关的。

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经济快速增长时，这些国家或地区也正在发生人口转型，因此，它们成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经验关系的合适的例子。王德文（2006）对此有一个全面的分析。他分别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例，解释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奇迹背后的人口因素。他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日本经济起飞的时间（1950－1973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9％。与此同时，日本正经历人口转型，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日本的抚养系数从1950年的68％下降到1970年的45％。王德文因此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导致日本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均收入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日本的经历表明，人口年龄结构成年型产生“人口红利”，长短期内都会带来居民消费的增长。日本在1989年经历股市泡沫之后，陷入连续10年的经济低迷期。有人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解释，认为日本的“人口红利”期是1950－1990年，持续了约40年，而1989的股市崩溃正是因为日本“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与此相伴随，日本的居民消费也是一蹶不振。

日本经济繁荣期（1950－1989年）和萧条期（1990－2000年）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变化轨迹初看起来确实如生命周期理论所预言的：人口成年型时期，经济和居民消费增长；人口老龄化时期，经济和居民消费低迷。但是，其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证实。至少有三个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解决。第一，日本的国内市场狭小，一直依赖外需维持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并不是驱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1989年的日本股市崩溃并不一定导致了日本的居民消费低迷。所以，还不能确定是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引起了日本的居民消费不足。第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6－1964年）出现了所谓的“婴儿潮”（Baby Boom），日本也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类似的“婴儿潮”（在日本称为“团块世代”）。两国都经历了同样的人口转型，但在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什么没有引发类似日本一样的经济变化――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第三，日本的经济增长确实在股市泡沫之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同时，日本的人口也在下降。如果将人口因素考虑进去，日本人均GDP的增长并不如日本的GDP增长那样差。

在日本之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也经历了类似的人口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其中中国台湾在1962年时总抚养系数高达94.1％，到1995年时已经下降到了45.8％，下降幅度超过一半，同期经济增长约6％左右。韩国从1961年开始控制人口，该国总抚养系数从1965年的88.3％下降到了1995年的41.4％，下降幅度超过了一半。而韩国同期人均收入增长年平均约6％左右；人均GDP在1962年时只有83美元，到1995年时已经超过了一万美元；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王德文认为，韩国有效利用了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是取得“汉江奇迹”的重要原因。

三、是否存在“人口红利”

有许多研究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Bloom 和Williamson，1998；王德文，2006）。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效利用了当时的国际产业转移机会，实行外向型经济。可能是政策而不是人口因素促进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另外，亚洲“四小龙”都是人口规模很小的经济体，把它们的经济崛起归功于人口转变没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也伴随着人口的急剧转型。1978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9.7％的增长率。也正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经济的因素，中国开始了人口转型的过程。1982年，中国总抚养系数高达62.6％，而到2005年，总抚养系数已降至38.88％。蔡的研究正是表明了这一点（蔡，2008）。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发现，1983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并且，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

曾经有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高、增长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蔡的研究与此项结论大相径庭。他认为中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中国家的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

根据蔡的预测，伴随着人口扶养比的增高，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人口负债。他认为，当我们有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增长模式――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时，就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模式，保障最大化就业。根据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劳动力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是可以过渡到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的。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稳定的相关性？人口年龄结构是否确实是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注意到这些国家都在亚洲，生命周期理论所预言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更广泛国际数据的支持，因此，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经验关系尚待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 王德文：人口转变与东亚奇迹：经验与启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 蔡：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D].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演讲，2008-3-24.

年龄结构范文第3篇

【关键词】年龄结构 住宅 住宅需求

一、引言

住宅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之一，人口因素是影响住宅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关注住宅市场就要关注人口因素。著名市场营销专家科特勒曾经说过：市场是由具有特定的需要或欲望的全部潜在客户所组成的。住宅市场上潜在客户是由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共同构成.关注人口因素中人口年龄构成，有利于了解住宅市场，进而了解和分析住宅需求，为房地产营销提供指导意见。

由于每个个体都有一个生命周期，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个体会有特定的事情要做。如美国人一般会在20岁左右工作，26岁左右结婚，31岁左右购买第一套房产。即他们首次置业年龄集中在25～39岁之间。这个规律在日本也同样存在。日本人口分组住宅自有率数据显示：1978～1998年的20年里，25岁以下人口组平均住宅自有率是5.6%；35～39岁人口组平均住宅自有率达到了55%。即25～39岁年龄段的人口是住宅消费主力军。据中国指数研究院调查结果，我国25～34岁年轻人是第一大购房群体，35～44岁中年人是第二大购房群体，这两个年龄段的人是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主力军。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加上自古以来置业观念，人们有较为强烈的住宅需求。不同年龄段群体因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价值观、生活习惯、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有不同住宅需求，反映了不同年龄段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理念。就住宅需求来言，不同年龄结构的某一群体在住宅价格、区位、面积、户型设计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等有不同的需求特征。研究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不同住宅需求特征，将为住宅市场开发和发展提供宝贵参考意见。

二、我国购房者年龄结构与住宅需求的关系

（一）我国的住宅现状

自1998实行住房改革以来，我国进入住宅建设市场化和住房消费货币化阶段。总体上住宅市场供求结构存在非均衡现象，2000～2009年间普通住宅供给量逐年增加，有效需求量除了2007至2008年有明显下降，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总之，2000～2009年间普通住宅有效供给量始终大于有效需求量，即处于供大于求状态。如下图。{1}

而2000～2009年间我国住宅供求结构中，别墅或高档住宅的有效需求量和有效供给量处于变化中。有效供给量2000～2007年间呈上升态势，2007年以后出现下降趋势；有效需求2000～2007年间显著增加，2007～2009年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两者相比，2000～2008年间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差距不断缩小；2009年出现有效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如下图。

住宅智能化方面。如果说70年代解决的是有无问题；80年代解决的是大小问题；90年代关注的是环境优美问题；21世纪是住宅智能化时代。我国智能化住宅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98年以前只是推出了智能化居民小区理念；1998～2000年间是小区智能化的试点阶段；21世纪进入了智能化住宅的迅速发展和提高阶段。

为提高竞争力各大省市相继出现了建筑规模大、投资高的智能化住宅小区。如上海中凯之光计划智能化系统投资采用每平米100元的标准，以达到高档水平。智能化住宅已成为住宅需求的不可抵挡的趋势，尤其是宽带网在智能化小区中的应用已成为必然。

我国老年住宅供应紧缺。2010年据估计约有69万老年人住在11000多家政府或政府资助的福利老年护理院；居住在非盈利、非政府的护老中心的老年人数不到27万。随着社会观念对老年住宅的认可，未来老年住宅市场潜力巨大。

（二）我国购房者年龄结构现状

从中国指数研究院调查结果看：25～34岁年龄段购房人数占总购房人数50%；35～44岁年龄段人口占购房人口总数24.5%；这两个年龄段人在总购房人数中高达四分之三。如图1。{2}

从上图看出我国购房者具有明显的年龄结构特征。这种特征与个体生命周期紧密相关。25～34岁年龄段的人大多处于结婚年龄，大部分属于第一次置业，购房主要是为了满足居住需要，需求弹性较小属刚性需求，他们是当前住宅市场上购房的主力军；35～44岁年龄段人群的孩子处于成长阶段和自己事业发展阶段，关注孩子成长和自己的发展，大部分属第二次及以上置业，具有较强购房能力，购房行为属改善性需求，对所购房屋未来的升值空间较关心，有一定的投机性。

三、不同年龄段的住宅需求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调查结果，可分几个不同年龄段来分析不同住宅需求：

（一）基本自住需求阶段

25～34岁年龄段居民，处于单身或组建家庭阶段，有强烈购房需求。但受个人支付能力，包括收入、家庭财产和住宅价格等因素影响，该年龄段的购房者对住宅要求有一定特点。

如因家庭成员较少，住宅面积要求相对较小，集中在80～100平米之间。对住宅价格较为敏感，价格一定情况下，会倾向功能较全和结够简单的中小户型住宅，讲究空间集约利用。户型方面，对卧室设施的要求较高，对楼层要求不高；出于交往和积累人脉考虑，会考虑周边娱乐设施及商业完善程度，对公共交通完善程度要求较高。

相对来说，他们是当前住宅需求的主力军，更关注相关限购政策及住宅市场信息，选择合适的购房时机。受经济实力限制，他们会选择父母资助或贷款购置房产。较容易受住房金融政策影响或对所购房产未来升值预期的影响。

（二）发展需求阶段

35～44岁年龄段居民处于孩子成长阶段及自己事业开创阶段，较于上一阶段居民，经济上有所改善，家庭人口数量增加。此阶段居民对住宅面积相对于基本自住需求阶段要求会大些。考虑到孩子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及个人事业发展，倾向交通方便、教育设备完善，能够满足照顾老人的发展舒适型住宅。

对空间较宽松、小区环境良好、住宅内部组合和配套设施较好的住宅有更大偏好。如较多房间数，对厨房、书房以及卫生间要求较高，更加注重对各种功能空间的组织和搭配；更注意小区的配套设施及小区环境幽雅等等。因而更多购房者选择大中户型住宅，以此能够与父母儿女共同居住，也能够满足子女教育和抚养老人双重需求。这种住宅要求属于再次购房需求，此年龄段的购房者在住宅需求上，更注重生活品质提升。建筑风格上有自己独特选择，来反映自己的品味。随着经济能力提升，此阶段购房者更加注重物业服务，对停车场、社区服务及物业管理等有更高要求。

（三）享受需求阶段

45～54岁年龄段居民，已有一定程度财富积累，具备一定经济基础，有一定购买力水平，倾向追求生活安逸和享乐，注重住宅性能和品质。此年龄段人群将目标定位在面积大、价值高、生态环境好、小区设施齐全和现代化高档住宅。有能力也有意向选择优良住宅，除基本配套设施外，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个性化设计。

总之，这一个年龄代消费人群的子女开始成家立业，自身也开始步入空巢期，他们考虑为子女购置房屋或进行改善性需求满足。但要考虑这一消费人群的子女是否同样拥有购房水平，若他们拥有一定经济实力，那么这一年龄代对住宅需求就会相对减少。

（四）便利需求阶段

55岁以上年龄段居民，处于退休养老阶段。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此年龄段居民数量的增加，养老问题已变得日趋严重，将刺激该年龄段住宅市场的发展。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的退化，其住宅需求有几个特点：住宅面积不会过大，方便老年人日常生活；住宅通风好，阳光充足；多层和高层楼盘配备电梯方便老人进出；社区内有配套的医疗场所，方便老年人就近寻医。对住宅功能、内部设施及室内室外环境和设施要求会更高。

由于我国老年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把居家养老作为首选的养老方式。因而家庭住宅仍然是老年人住宅需求的首选，他们更倾向考虑到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建筑的住宅，对内部结构布局及设施能满足其独特需求的住宅青睐有加。目前出现的规范化老年公寓，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利的生活环境。

四、建议

通过分析不同年龄段人群住宅需求，结合住宅现状，为住宅市场的发展提供些参考意见：

（一）抓住普通住宅需求

从我国住宅现状看供给和需求都呈上升趋势，但总体上略显得供大于求。通过人口年龄对住宅需求分析，得出占购房总人数50%的25～34年龄段对住宅需求属基本自住性需求。这个庞大需求群体受经济条件限制，更倾向购买普通商品住房。但这个群体处在成家这个年龄段，是刚性需求。

因而开发商在做住宅开发建设时，要透彻分析此年龄段人群的心理特征、购房资金的可能来源（工资收入、家人支持或银行贷款或是公积金贷款等）、对住宅功能的要求等，注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发挥住宅使用性；要尽量采用节地、节水和节能的建筑方法和可循环利用材料，降低成本，讲究经济；既注重住宅外部美观，更关注住宅内部设计的美观性。

因该年龄段群体对住宅面积需求在80～100之间，属小户型。因而开发商要做好小户型住宅的设计，充分利用好面积与空间，做好精细化设计。如充分利用隔墙和走道吊顶形成储藏空间：用来储藏入户门附近的鞋、伞及包；储藏卧室里的换季衣服和床上用品。既节省墙体材料，又节省家具占用的空间面积。{3}实际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户型设计，既美观也能有效利用空间。

（二）重视舒适住宅需求

35～44年龄段人口对住宅需求影响体现在对舒适型住宅需求上。关注住宅教育及对己事业的积极作用等。我国舒适型住宅在供求关系上存在不均衡，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这个年龄段需求群体占住宅需求总人口比例达到了25%，住宅价值高，对房地产开发商有影响巨大。

在对舒适型住宅需求提供方面，房地产开发商要满足其发展的需求。住宅设计上要体现出特色，提供完善的服务设施等。

首先，居住功能要多元化。舒适性住宅不仅是一个生产空间重要的是发展空间。因而除具备必需的生存条件，还要设计供住户及其子女读书学习、健身锻炼、文化娱乐和艺术培养等空间，让住户真正体验到舒适性。其次，住宅设计要讲究文化性、艺术性。住宅外观和内部设计上要力求美观、高雅、和谐、明快、简洁，营造高尚的视觉环境，满足人们心理需求，体现住宅的品位。再次，舒适型住宅要讲究以人为本。设计要符合人的生活活动规律，做到动静分开，如餐厅、厨房、公共卫生间集中布置，卧室、书房和化妆间集中布置。窗户设计上要满足住户亲近自然的需求，降低窗台，还可设计成弧形窗、落地窗或转角窗。

（三）兼顾享受型和便捷性需求

享受型住宅需求年龄群都有一定财富积累。其需求量虽不及自住型需求，但单体价值大，附加值高，因而值得开发商关注。

对物业服务高要求是享受型住宅需求的一个特点。较为代表性是对智能化住宅的需求。随着信息化时代到来，居民需求住宅实现智能化，来增加家庭办公以及其他许多社会性的功能，如教育、娱乐、医疗和购物等等。因而开发商要做好宽带网在智能化住宅小区的应用工作，不断完善住宅功能。

由于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银发市场成为住宅一个新需求点。由于老年人在晚年生活观念和态度改变，更多具有较高学历和收入的老年人开始建立自立、自理和自信的生活态度，因而既要满足老年人便捷性需求，还要注重老人新需求。如营造良好居住环境，提高绿化率，采用园林景观设计手段，设计人性化“步道”，方便老年人锻炼身体。通过完善医疗服务设施，关注老年人健康，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

注释

{1}姜晓春.我国住宅市场供求的非均衡计量分析[D].吉林大学，2011。

{2}凌秀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影响.中国价值，2011。

{3}杨熙，张楠.小户型住宅设计初探.[J]现代装饰理论，2011（26）。

参考文献

[1]郭维钧.我国智能化住宅小区的现状及展望[J].北京工业大学，2001.

[2]王永慧，张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对住宅需求的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2005（3）.

[3]张小杏，杨斌.浅议实用性和舒适型住宅建筑设计[J].土木建筑学术文库，2008（10）.

[4]凌秀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影响[J].中国价值，2011.

[5]姜晓春.我国住宅市场供求的非均衡计量分析[D].吉林大学，2011.

年龄结构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口 年龄结构 经济发展

一、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状况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在一定的时点和地区内，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构成人口结构的基础，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研究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利于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社会服务计划。如图1所示，1990-2011年，辽宁省0-14岁人口比重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15-64岁人口比重呈逐渐上升，65岁及以上人口平稳上升。

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通常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7%，就可视为进入老龄社会。1995年辽宁省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7.02%，已步入人口老龄化行列，进入老龄化的初期阶段，2011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0.31%。

（二）抚养系数变化

人口抚养系数是衡量一个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抚养负担和社会负担的重要指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辽宁省人口抚养系数也发生了变化。如图2所示，少儿抚养系数处于不断下降，老年抚养系数却不断上升，人口总系数呈下降趋势。人口总负担系数的降低，减轻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供养负担和社会负担，有助于增加劳动投入和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持。

（三）辽宁省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状况

2011年，辽宁省0-18岁人口平均比重为14.1770，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5个，本溪市最低为10.5670。18-60岁人口全省平均比重为68.647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6个，本溪市最高为71.4270。60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比重为17.1970，老年人口比重在17.1970以上的有8个，锦州市最高为18.8570，而且都高于1070，即辽宁省所有地区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

二、辽宁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

（1）老龄人口的增加为老龄健康产业发展提供机遇。辽宁省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必然带动老年健康产品的发展，如保健品、营养食品等，同时未来老年家庭病床护理、健康咨询、老年康复中心以及提供医疗护理和保健器材等的服务将是老年健康产业发展方向。老年人群里面8570都患有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的慢性疾病，老年人的健康是整个健康产业最大的一部分，随着政府的重视和引导，老龄健康产业必将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2）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辽宁省是我国重要的重化工业基地之一，第二产业中绝大多数均为重化工业，而资本存量在重工业中的比例较高，劳动力所占份额不大，所以劳动力数量对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影响不大。辽宁省1990-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平稳上升，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增加劳动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持。

（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1）减缓经济发展速度。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总作用的趋势是，老龄化程度越高，上升的速度越快，制约经济的阻力越大；反之，老龄化程度越低，制约经济增长的阻力越小，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要快一些。辽宁省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人口老龄化会导致青壮劳动力缺乏和社会活力、创新动力不足，还会带来需求、税源不足、政府的支出增加，从而将导致经济会处于低迷状态。

（2）社会和家庭的养老负担加重。随着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持续上升，将导致抚养系数升高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加重。2011年辽宁省人口变动情况的抽样调查，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抚养系数为13.6170，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比2000年多养2名老人，比1990年多养5名老人。随着传统大家庭的模式向核心一对年轻夫妇将要赡养4个老年人的困境，这无论是家庭收入，还是赡养精力时间，都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

（3）加剧社会养老保障问题。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使社会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较弱，尤其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重在城镇，而农村的覆盖面相对较窄，大部分老年人口缺乏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目前，社会保障乏是生老病死时的重要依靠，但是辽宁省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传统的大家庭又已解体，家庭保障功能被削弱，大量的纯老人家庭将面临保障缺失的困难。

参考文献：

[1]刘新荣.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D].吉林大学，2011.

年龄结构范文第5篇

一、引言

宏观的高储蓄率是由微观家庭的储蓄行为导致的。根据莫迪利亚尼和布伦伯格（Franco Modigliani 和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LCM），消费者通过调节边际消费倾向可以达到一生收入效用最大化，如通过储蓄把一生中高收入时期的收入转移到低收入时期，这种消费者行为理论就是经典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基于此理论，可以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是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而来的，由于人们在年少和年老时无收入，因而会在成年期出于对子女教育、养老的考虑进行预防性储蓄。调查研究也证实我国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1997年国家统计局抽取6250户非农业家庭，调查显示居民投资的第一意愿为储蓄，第二为子女教育，而储蓄动机中子女教育是第一位的。时隔20年之后，事实仍是如此。2005年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居民的储蓄目的中，其一是子女教育，其二是养老。子女教育和养老是家庭支出的主要部分，排在总消费的前两位。

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分析储蓄率的研究（董丽霞、赵文哲，2011；王德文、蔡?P、张学辉，2003）通常只考虑少儿抚养比和老龄抚养比的此消彼长，而忽视了家庭教育投资的提高所导致的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而我国实际情况是家庭储蓄较大部分是用于少儿抚养，即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投资。因此，把家庭教育投资率看作一个内生变量将有助于更加准确合理地判断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长远影响。

本文首先利用孤波理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然后在戴蒙德（Diamond，1965）叠代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不确定性的预期寿命和生育率等变量，并假定理性人从自身的生命周期消费、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中获得最大效用，构建了一个在预期寿命延长的背景下，家庭内部的微观决策行为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均衡动态模型。通过数值模拟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率及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深入挖掘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二、人口年龄结构孤波分析

生育率的高低所引起的人口波动在年龄结构中具有孤波性质，由此会转化为未来的出生波、教育波、就业波、老龄波等一系列社会孤波，将对近期及未来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

（一）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分析

描述人口年龄结构的常用工具是人口金字塔，它包括扩张、静止、收缩三种典型类型。扩张型表现为下宽上窄，属于真正的金字塔形。呈现的特点为少儿人口比重大，而老龄人口比重小，是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较高的结果。静止型金字塔的特征表现为各年龄组人口的比重分布均衡。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相当，未来的人口增长速度维持在零左右。如果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就会转变为第三种类型――收缩型。收缩型的表现特点为底部收缩、上部变宽，呈现的人口年龄分布为少儿人口比重缩小、老龄人口的比重增大。

本文利用普查数据和全国抽样数据画出了1990年、2000年、2010年及2014年以人口分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图（见图1―4）。从图形分布可以看出，199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呈现弱扩展性，儿童人口比重较大，而老龄人口比重很小；而2000年的年龄结构分布已属于收缩型的，到2010年和2014年年龄结构分布的收缩型趋势越来越明显，40―50岁人口占较大比重。

国际上根据0―14岁人口占比、65岁以上人口占比、老少比例和年龄中位数几项指标值，将人口年龄结构分为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三种。将我国人口各项指标与国际通用标准比较来看（见表1），2000年各项指标就已逼近老年型人口的下限，处于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期。而2010年的各项指标已经突破成年型的下限，表现为典型老年型人口结构的特点。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孤波分析

在一定条件下，非线性人口发展系统具有渐进稳定性，因此，人口演变可以用弱非线性作用下的波动方程来模拟。通常把非线性发展方程的局部行波解称为“孤立波”。所谓“局部”是指微分方程的解在空间中收敛于零或确定常数。

1. 人口结构孤立子理论模型分析。“孤立波”如果通过相互碰撞后并不消失，而且波形和速度不发生改变或只有轻微的改变，这种孤立波就是稳定的，稳定的孤立波便称为“孤立子”。通常将具有类似性质的物理现象和自然现象看成孤立子，如人口演变中由于生育高峰与低谷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的行为。

通常用以下方程来模拟人口演变过程，该方程称为Kdv方程：

其中，a表示孤立子的振幅。孤立波的波长与振幅的平方根呈反比，由此表明由于经济、社会及自然等因素的限制，人口在增长过程中，如果增长率过高，则波长就不可能过长。这里表示无穷远处的均匀态，即长期人口演变过程中趋于稳定的人口状态。令=0，=1，从（10）式便可以得到方程（2）的局部解：。

令，便得到如图5（Ⅱ）所示的钟形孤立波，相当于一个生育高峰。

2. 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的孤立子特征分析。当时，孤立子具有稳定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性质能刻画人口年龄结构的孤立峰的特征。图6是我国各阶段年龄结构分布曲线。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可以看出，0―4岁年龄段人口剧增，形成人口波峰，表明1985―1995年是人口生育的高峰期。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分布可以看出，1985―1995年生育高峰期所出生的人口成长到年龄10―14岁形成人口波。形成后，以c=1岁/年的稳定速度逐渐从低年龄组向高年龄组传播，到2010年时，形成20―24岁人口波。该次人口波到2010年已经成长为劳动力人口，因此对于延长人口红利期非常有帮助。经过20年的传播，从到再到，人口波的波形、速度及波高都只有微小的变化，始终保持其产生时固有的特征，这就是典型的孤立子行为，因此人口波可以称为人口孤波。由于我国在1980年初开始实行严格“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经过10年的成长，形成了1990年人口年龄结构分布中10―14岁的涡旋形孤立波（波谷），分别完整传播至波谷（20―24岁）、（30―34岁）。由此再一次显示了人口年龄分布的孤立子特征。

从1990年人口年龄分布曲线中20―24岁年龄段的波峰来看，这次波峰是由1965―1975年的一次生育高峰导致的，在此阶段还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水平较高。观察图6可以发现，该次生育高峰所形成的人口波比振幅大，波形更宽。与人口波类似，该人口波到2000年时，形成了30―34岁人口波峰，到2010年时，形成了40―44岁人口波峰。所以近10年我国人口红利丰富得益于该人口波。但再经过20―30年后，该次人口波将迈入老龄化阶段，将加剧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

3. 人口孤波的经济效应分析。人口孤波在传播过程中保持速度、能量、相位等特征参数的不变性，在不同时期移动到不同年龄阶段时会产生不同社会效应，对经济造成影响。主要体现在生育、教育、就业和老龄化等几个方面。本文主要分析图6中1965―1975年形成的人口波C和1985―1995年形成的人口波A。

（1）出生波。人口波C经过20年传播期，到1990年时正好都进入了育龄期，导致育龄妇女人数增加，产生一场生育高峰，由此形成人口出生波A。但是由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现代生育观的转变，由人口波C传播到育龄妇女生育高峰年龄而产生的人口出生波会发生变化。图6显示，人口出生波A相对于C的振幅和波长都有所降低，而A波经过20年传播又进入了育龄高峰期，所以在2010年左右又迎来一次生育高峰期，形成一次新的人口出生波D。从2010年0―4岁人口总量来看，这次人口出生波相对前次人口出生波的振幅又大大降低了。所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孤波行为决定了人口出生高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生育观念的转变能对人口出生波起到削弱的作用。

（2）教育波。目前人口波A、C都已经通过了7―15岁年龄段，而正在形成的D波将在2012―2022年通过7―15岁年龄段，所以届时学龄儿童将有所增加。由于D波相对A、C波其振幅和波长都要小，所以2012―2023入相对于1972―1982、1992―2002的入要小得多，这样就造成了以前师资力量及教学设备的过剩，面临师资力量转移与教学设备的合理利用问题。这一现象早在2000年初在我国就已经出现，根据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要求，全国在农村范围内调整了中小学布局分布，主要采用“撤点并校”的方式，优化农村教育资源。同时，教育波的形成也会对届时的家庭教育支出造成较大影响。

（3）就业波。人口波C在1990―2010年的20年中，一直处于劳动年龄人口阶段，所以我国在这一阶段享受着丰富的人口红利。且人口波A经过20年传播后，目前正进入了劳动年龄人口阶段，所以2010年以后人口红利还会进一步增加。在A、C两个人口孤波的联合作用下，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丰富。未来20年内A、C人口波仍处于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为经济发展提供较多的廉价劳动力，同时降低社会负担系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4）老龄波。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及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从图6可见，三条曲线的尾部逐渐抬高，且人口孤立波逐渐向高龄组传播。这说明老龄人口总量及比重逐渐上升。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显著提高，将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人口波A，尤其人口孤波C产生的作用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起重要作用。根据人口孤波的传播速度，2035年后C波传播至老龄组（大于65岁），2055年后A波完全传播至老龄组。届时，我国老龄人口将急剧增加，人口老龄化将十分严重。按照国际标准，目前我国人口年龄分布已经步入老龄化阶段，这是人口孤波作用的结果，即在人口孤波尚未传播至老龄人口组时，人口老龄化就已呈发展趋势，当人口孤波传播到老龄组时，将使老龄人口激增。老龄波的形成势必对家庭养老支出及社会保障体系造成较大的影响。

三、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路径的影响

上述人口年龄结构分析表明，理性行为人的生育行为以及人口结构变化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果突破经典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假设，理性行为人不仅在消费和储蓄两者之间进行跨期的理性决策，还会在子女数量和质量之间权衡进行选择。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的限制，我国家庭普遍存在家庭代际支持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幼年子女的抚养，二是子女对年老父母的赡养。为了使我们的模型更加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本文构建一个以家庭养老、家庭消费和教育投资对储蓄率影响的理论框架，基于数值模拟方法来分析由于人口结构转变所引致的储蓄动机变化对教育投资、储蓄率的影响程度。

（一）理论模型分析

目前我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阶段（总和生育率低于2.1），微观家庭的收入预算约束也随之发生转变，进而对其消费预算约束产生影响。

1. 理性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通常家庭由三代人组成：老年代（用下标t-1表示）、成年代（用下标t表示）及少儿代（用下标t+1表示）。

少儿代只接受教育积累人力资本，无劳动收入，其受教育程度取决于成年代对其教育投资和成年代自身人力资本存量。假定其形式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即：，。其中A表示人力资本积累的技术常数，、分别表示成年代和少儿代的人力资本存量，表示成年代对少儿代的教育投资。

成年代从事劳动产生收入，同时伴随其产生储蓄及消费的决策行为。成年代需同时抚养少年代、赡养老年代。假定成年代具有单位时间为1，其抚养单个子女需要花费单位时间，假定子女数量为，共耗费时间为：。假定老龄代的存活单位时间为p，而每个成年代赡养老人所耗费的时间为：。由此，成年代的工作时间为：。成年代单位时间、单位人力资本存量的工资水平为，则总收入为。假定成年代赡养老人的支付比例为m，赡养老人的总预期支出为。如果老年代死亡的情况下，其养老储蓄投资将作为遗产被成年代所继承。若为利率，老年代的储蓄率为，其储蓄总额为，则成年代所继承的遗产为：。成年代消费额等于总收入减去储蓄、子女教育投资、赡养老人支出，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

2. 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生产函数同理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表示总产出，D表示技术水平常数，表示资本存量，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对求偏导，得到人力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其中。同理对求偏导得到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要素贡献率。

假定产品和劳动力市场同时出清，那么社会总收入=社会总消费支出+储蓄。从微观个体来看，成年代总收入等于自身消费支出及储蓄、子女教育投资支出、赡养老人支出，加上继承遗产的总额，即：社会总收入=成年代消费支出+储蓄+对少儿代的抚养教育投资支出+老年代赡养费支出。即：

（14）式表明，如果上期资本完全折旧情况下，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为上一代的储蓄总额，且储蓄的回报率等于物质资本的租金率，即：。

3. 家庭最优效用的储蓄率路径。假定成年代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来决定储蓄率（）和教育投资（）。因此对（1）式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求规划的最优解，则关于储蓄率和教育投资的一阶条件为：

（二）数值模拟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推导的家庭储蓄率、教育投资率的变化路径及经济增长率，对模型中参数初始值进行设定，然后进行数值模拟。结合众多文献研究成果，资本产出弹性H的初始值设定为0.786（张军，2003；王金营，2012）。老年代消费偏好效用的折现率的初始值设定为0.78（参考贺菊煌（2002）的索罗折现率的取值来确定）。依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60岁以上老人的家庭赡养率约为0.41，故m的初始值设定为0.41。根据张、J?张和 R?李（Zhang， J. ， J. Zhang和 R. Lee，2003）对我国家庭实际情况的研究，抚养少儿代所花费的单位时间约为0.03，故的初始值为0.03；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约为0.628，故B=0.628。由于模型不考虑技术进步变化的影响，技术水平常数的初始值设定A=D=14.5（张、J?张，2003）。

本文主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人口结构变化是由生育率水平和老龄人口存活率共同决定的。我国在短短30年时间里，经历了从两高（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两低（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变。因此本文模拟不同生育率水平下，随着老龄人口存活率（p）的变化，储蓄率、教育投资率的演变路径。

1. 家庭教育投资率路径模拟。图7分别模拟了在生育率（TFR）为1、1.5、2三个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资率随老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演变路径。

首先，图中三条曲线的叠高说明了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微观家庭对单个子女的教育投资率提高。家庭代际的依赖关系是靠“隐性合同”来维系的（欧利希，1991），成年代考虑到自身老龄阶段的消费支出，会在子女的质量（指子女进行教育投资）和数量之间进行选择。在养老动机支配下，储蓄、子女质量和数量都成为未来养老的源泉。所以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成年代不仅可以通过增加生命周期储蓄，还可以通过增加子女的数量、增加教育投资率提高子女质量三种方式来保证未来老龄代的消费支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已经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在政策约束减弱的背景下，子女对于成年代来讲，其“投资品”属性要高于“消费品”属性。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增加生命周期储蓄和提升子女质量已经成为未来预期寿命延长的保障。在我国的城市地区，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城镇覆盖率已经达到80%以上，“养儿防老”已不是主要生育目的，反而在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期，会不同程度地“啃老”。即便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农村地区，子女的素质教育也越来越受到父母的重视，成年代会在生育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之间进行权衡。由此可以解释目前我国家庭储蓄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居高不下的原因。

其次，由三条曲线所呈现的倒“U”形态可以看出，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家庭教育投资率的影响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理论模型来看，导致此种形态的原因是随着预期寿命延长，成年代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回报的确定性逐步提升，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应越高，那么成年代未来将有更好的养老保障，所以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教育投资率会增加。然而死亡率的持续下降将引致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的延长使理性的成年代增加生命周期储蓄，且寿命的延长不可避免地发生代际转移支付（包括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和保留遗产），由此造成了退休期的消费支出和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竞争对立的关系。所以当老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增加成年人的养老负担，且继承的遗产也会减少，导致当期收入降低，所以家庭教育投资率会下降。本文数值模拟显示，老龄人口的存活率为69%时，家庭教育投资率达到最大值。

2. 家庭储蓄率路径模拟。图8为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储蓄率的演变路径。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假定，本文所设定的储蓄率主要是衡量成年代因养老动机而产生的储蓄。由储蓄率s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储蓄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由此可知，经济发展初期，随着老龄人比重增加（预期寿命的延长），家庭会增加储蓄以维持将来养老消费。此时成年代在自利动机下，子女对他们而言只体现了“消费品”属性，没有考虑其“投资品”属性，从而增加储蓄以备将来养老，导致储蓄不断增长。从新增长理论也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初期，人口死亡率高，用于储蓄的物质资本的边际回报率要高于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物质资本回报率。但随着经济发展和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提高，物质资本在不断积累，储蓄资本的边际回报率相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物质资本边际回报率将不断降低，从而导致成年代不断降低家庭储蓄率，而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伴随老龄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下一代所能继承的遗产将减少，从而也会降低成年人当期收入，进而使家庭储蓄率降低。数值模拟显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的存活率达到72%的时候，家庭储蓄率达到最大值。

3. 经济增长率路径模拟。图9为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演变路径。图形呈现的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所引致的储蓄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生育率TFR=1的条件下，随着老龄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经济增长先快速增长后急剧下降。而在TFR=1.5、2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要可持续很多。可见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保持适当的生育率水平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三条曲线呈现倒“U”形来看，在老龄人口预期寿命较短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与之成正比关系，当预期寿命超过一定临界值后，经济增长速度与之关系成反比。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初期，预期寿命的延长使理性的人们增加生命周期储蓄，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时，预期寿命的延长提高了人们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回报的确定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如果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将导致人口增长的减缓和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发展形成严重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退休期的消费支出和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竞争对立的关系，这种资源的掠夺效应不仅体现在家庭的微观收支环节，还表现在宏观的公共投资预算过程中。当人们预期到老年阶段潜在的消费支出增加，又可能反过来影响人们在年轻时的生育行为，使他们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从而进一步加剧老龄化而阻碍经济发展。从本文的模拟结果来看，在总和生育率TFR=1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47%；TFR=1.5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55%；在TFR=2时，经济增长的拐点为p=59%，即生育率水平越低，经济增长的拐点来得越早。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孤波性质所产生的出生波、教育波、就业波、老龄波等一系列社会孤波会对经济近期及未来发展的影响分析，本文在戴蒙德（1965）叠代模型的基本框架下，加入预期寿命、代际转移支付、教育投资、养老储蓄动机等生产要素，分析了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水平的变化，微观行为决策对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养老储蓄率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一个包含养老储蓄、家庭教育投资、代际转移支付和预期寿命内生化的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复杂。

通过模型的数值模拟发现，在目前可能的三种生育率水平下，由于成年代对子女的“投资品”属性和“消费品”属性认可的强弱程度不同，预期寿命延长对家庭教育投资、养老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单调性的。在存在家庭代际转移支付和较低生育率水平的情况下，成年代普遍认可子女的“投资品”属性而弱化“消费品”属性，导致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养老储蓄率居高不下。从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来看，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养老储蓄率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经济增长率的演变路径拐点来得比家庭教育投资率、养老储蓄率的演变路径要早，因此，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双重作用下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导致目前居高不下的家庭教育投资率和储蓄率，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阻碍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在一个系统的整体框架下得到了关于生育决策、预期寿命延长、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丰富结论，这些分析结果对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第一，现阶段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尽管生育政策的实施并不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约束生育行为下的低生育率水平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利；但是生育率太低又会导致人口的老龄化，在预期寿命逐步延长的情况下，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由于预期寿命延长对生育率的影响是非单调性的，现在人们对子女质量的偏好已经超过子女数量，也就是说，目前的预期寿命水平已经达到需要放开生育控制的程度。由此可见，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政策的取舍，目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