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星的诗句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带星的诗句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带星的诗句范文第1篇

川剧俗称川戏，主要流行于中国西南地区川渝云贵四省市的汉族地区，是融汇高腔、昆曲、胡琴(即皮黄)、弹戏(即梆子)和四川民间灯戏五种声腔艺术而成的传统剧种。

川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流行于四川东中部、重庆及贵州、云南部分地区。川剧脸谱，是川剧表演艺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历代川剧艺人共同创造并传承下来的艺术瑰宝。川剧由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种声腔组成。川剧分小生，须生，旦，花脸，丑角5个行当，各行当均有自成体系的功法程序，尤以"三小"，即小丑，小生，小旦的表演最具特色，在戏剧表现手法、表演技法方面多有卓越创造，能充分体现中国戏曲虚实相生、遗形写意的美学特色。2006年5月20日，川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来源：文章屋网 ）

带星的诗句范文第2篇

改变东密西疏的戏剧格局

繁星戏剧村位于宣武门路口西北角，北京西城区商业中心位置。如今的繁星戏剧村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小剧场集群，占地5600平方米，一期开放5个小剧场，其中260座剧场2个，150座剧场1个，80座剧场2个，可容纳近800名观众。

以5个小剧场为核心，繁星戏剧村同时涵括多个特色区域，承载演出、展览、新闻、讲座、沙龙、影音视听、餐饮等各种商业功能。这里是戏剧文化的集中体现，以中国戏剧标志性文化特征为题材，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沙龙等形式，活跃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观众可在同一区域内游走于各种空间之间（剧场、餐厅、美术馆、戏剧广场），体验互动和张力。

刚开始的时候，繁星戏剧村的创始人樊星想做两个小剧场，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因为樊星觉得以前看戏大多数都是没什么选择，只能看一个戏。今天看这个戏或者不对胃口，或者看过了，就没有了。如果有两个厅可以选，从产业和市场的角度来考虑，可以为更多的观众提供更多的选择。对于戏剧来说，“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樊星奔着这个目标，希望能有一个两千平米左右的空间。

一个剧场对环境要求相当高、相当苛刻，需要具备很多因素。樊星告诉记者，首先是地理位置最重要；第二，物理空间的规模够不够；第三是需要考虑成本能不能负担得起，甚至于它的交通、包括停车等等。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找块地是相当难的，别说一个剧场，就是想开一个小饭馆，也可能耗费半年一年的时间去选址。为了选址他折腾了两年多时间，四环以里的位置他已经和团队考察了多遍，到后期已经改骑电瓶车大街小巷的钻胡同。他笑言，有一个地方他和团队曾经踩了两次点，第三次去的时候因为被误解是贼，遇到了“守候”在门口的大狼狗。

后来误打误撞，他发现了一个心仪的旧院子，便打算深入考察。俗话说好事多磨，第一天去的时候没人，第二次吃了闭门羹，但是两天下来也多少已经有了些肤浅的了解，第三天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和蔼的门卫老大爷，樊星和一行的同事连蒙带骗的终于成功迈进了大门，进去一看，院子被分成两部分，一半是群艺馆，一半是破工厂，樊星心中窃喜踏破铁鞋无觅处。锁定了目标的樊星，憋足了劲跟领导层层申报等待审批，他回忆：“领导一看这帮年轻人真是想做这件事，因为这块地以前是属于文化用地，我们跟它这个地的性质还比较吻合，领导也算是有这种长远的眼光，审批下来了。”

樊星说：“将剧场落户西城，是看中这里的综合优势。这里既有西单商圈、宣武商圈、金融街商圈三大商圈汇集，同时交通也非常方便，2号线、4号线宣武门出口就到。”依托功能强大的剧场群与地理优势，繁星上演的剧目形式十分多元化，有话剧、音乐剧及舞剧等，能够适应不同观众群体的欣赏需要。如果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陶渊明追求的恬淡悠闲，那么繁星就是现代都市达人摘下面具的休闲胜地。

繁星戏剧村的出现形成了与东单商业圈的东方先锋剧场、蜂巢剧场等京城老牌小剧场南北对望的状态，基本结束了京城戏剧场地东密西疏的尴尬局面。繁星始终坚持商业戏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推行中低票价策略，得到众多消费者的认同。在这里文化艺术、潮流消费和大众娱乐相结合，为观众提供文化演出活动，也为本地艺术人才的成长提供土壤。

期待戏剧大时代的到来

中国是闻名世界的戏剧大国，中国戏剧有着辉煌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中国戏剧是世界戏剧的三大渊源之一，作为国粹的梅兰芳的京剧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并称世界三大戏剧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快餐式的文化冲击着古典艺术。戏剧作为集文学、绘画、建筑、雕塑以及舞蹈于一体的艺术，其慢节奏的表现形式致使很多人接受不了。音乐、电影等则成为人们主要的消遣、欣赏对象，国内戏剧进入低潮期。

近年来，随着一部部国外经典名剧的引进及国内原创剧目的登台，音乐剧的发展在全国呈现出如火如荼的良好势头。繁星戏剧村于2010年1月正式启动运营，至今已上演各类剧目41部，共1000余场次，观众累计约30多万人次，参与戏剧体验的人数达50000多人。在中国戏剧集体低迷的环境中，繁星戏剧村风姿绰约地出现在北京戏剧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波澜不惊的戏剧界犹如一个轰天雷。

在樊星看来，戏剧是一个大金矿。“如果中国十几亿人，只有一百万人喜欢戏剧，那它肯定不是一个金矿了，可能是一颗小金豆、一粒金币。如果咱们说在各方的力量或者这种推动下，将来它能辐射到普通人群的话，它肯定是一个金矿，基数在这摆着呢。”

樊星坚信，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戏剧。戏剧有特殊的魅力，樊星在做戏剧培养、培育观众的工作时发现，除非人们别接触它，或者别近距离地接触它，否则人们肯定会爱上它的，这就是戏剧的魅力，这由不得你自己。樊星做了很多的实验，在戏剧村开业两年多的经营过程中也在努力尝试、思考，比如戏剧的产业方向、人们对它的需求。

戏剧的魅力在于跟民众很容易互动起来，能够让普通人喜欢上它。有人说戏剧的受众无非是小资人群、高知人群，上过大学的、留过洋的，在樊星看来并不是这样：“我做过很多尝试，煤老板、军人、官员、企业家等等，我都做过尝试，我请他们来看戏。我说你看过戏剧吗？没有。就这些人，我发现不用三次，戏剧跟他的生活一定会有关系了。”

音乐剧《妈妈咪呀》在国内的上演更是引发了一阵热议。樊星透露，《妈妈咪呀》的美国原版和中文版他都看过，提及感触以及收获，他表示：“首先，对于戏剧、演艺等机构而言是正面的促进作用，中文版的出品单位通过跟《妈妈咪呀》原创团队的合作，能够更好地学习到国际制作的流程和标准；其次，通过运作这场戏，对于音乐剧产品、演艺产品或者商业化的整体运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都是非常好的收获。”

在有着“戏剧天堂”之称的百老汇，一个《猫》和一个《妈妈咪呀》就有几十亿的价值，这种重量级的戏剧是现在中国戏剧难以企及的高度。樊星认为，中国其实是有音乐剧的，只是没有形成产业。虽然中国戏剧跟百老汇的顶级音乐剧有差距，但国内戏剧真正产业化的分水岭和风向标已经显现。

樊星期盼一个真正大时代的到来，而不是过去完全是一个爱好者，或者是艺术圈的人去关注、去推崇，或者去跟进。

“场制合一”模式

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小剧场集群，繁星开拓了“场制合一”的运作模式，即剧场运作和戏剧制作一体化。繁星戏剧村推出的“场制合一”概念，将有2/3的演出剧目由剧场出品，剧目形式十分多元化，有话剧、音乐剧、形体戏剧、儿童剧和各种实验戏剧等，能适应不同观众群体的欣赏需要。

繁星戏剧村先后与多位国内外知名戏剧导演签约长期合作，主要制作团队和演员均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著名院校，目前已出品了话剧《罗生门》、《一见钟情》、《高朋满座》、《晚间游戏》，舞剧《等待戈多》，音乐剧《莎翁的情书》等多部受到市场欢迎的原创新剧。

独立制作人联合导演工作室的戏剧创作产出模式，不仅戏剧产品的艺术质量得到保证，而且演出场次也形成固定规模，产业链式的运营产出并且带动相关产业和衍生产业的集成互助，降低经营成本，分摊市场风险，拓展利润空间，保证戏剧村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樊星认为，该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前景，能够推动和提升北京市西城区的整体文化消费市场的发展，有潜力在中国戏剧产业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篇章，其运营经验也发挥着一定的行业示范效应。

在樊星看来，任何一个文化的艺术产品成功，一定都不能脱离它的本土特质，必须要有自己的根。虽然文化产业已经更加趋于产业化，但是除了创造物质财富，在某种程度上更肩负着精神引领的作用，通过取经国外成功戏剧汉化经验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分的斥巨资引进国内讲外国人的故事，而忽略自己的核心内容就会得不偿失。他认为中国民营剧场发展的时代，不是没有到来，只是在现阶段，跟百老汇、伦敦西区相比，确实还有一定距离，因此更要深入地了解、学习创作规律，包括素材、故事、音乐元素、艺术组合等，然后用自己的审美和方式去做。

带星的诗句范文第3篇

这似乎已经是大势所趋：2009年出台的《促进城市南部发展行动计划》给了城南实现崛起的政策资金保障；2010年的“聚焦通州”，市区两级合力推动，让通州国际新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优势；而首钢将于2010年底前实现全部停产，京西地区的未来发展必将进入市级决策视野，依托首钢一度是西部发展引擎的石景山区，无疑会再次成为关乎京西未来和撬动京西经济复兴的重要支点。

人们正拭目以待：首钢全部停产之后，这个因首钢搬迁腾退出来的城市发展新空间将何去何从，处于产业断代困惑期和新产业谋划关键期的石景山，是否已经具备了弯道超车的可能。尽管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至少可以肯定，机会将再次垂青于石景山，如果坐失这一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石景山实现区域经济转型的道路就可能变得更加曲折漫长。

“后首钢”而非“去首钢”

将时间的指针向前拨到2015年，正好是首钢建厂100周年，与此对应的是市政府确定首钢初步完成搬迁调整的时间。彼时，首钢之于石景山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实，对于彼时的石景山区会“去首钢化”还是步入“后首钢”发展轨道，石景山区委书记荣华此前已有定调：首钢过去影响和推动了石景山的百年发展历史，做好首钢搬迁调整及主厂区改造规划和建设，必将影响石景山未来的百年发展。“首钢涉钢产业搬迁并不意味着石景山区将从此‘去首钢化’，相反，石景山会更加重视利用好首钢的品牌，支持首钢建设钢铁总部，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研发设计、文化创意、冶金产品交易等现代服务业，以及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使其在区域发展中继续起到重要的引擎作用。”

在石景山区看来，这个曾经的北京工业经济代表，亦是石景山区的重要经济支柱，除了重工业和污染等以外，首钢留给石景山的是厚重的工业文化，是搬迁腾退的优质发展空间，是凤凰涅、区域再造后的产业升级和高端发展。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综合处处长杨荫凯在探讨京西发展定位的研讨会上也曾指出，首钢对石景山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未来石景山的整体发展不但不能去首钢化，反而应继续围绕后首钢也就是首钢物质文化和企业文化做文章。

他认为首钢这个曾经为北京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国有企业，随着搬迁而越来越远离首都，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都具有示范作用。“石景山要打好首钢搬迁这张情感牌，应借首钢搬迁这件世人关心的大事，加大宣传力度，一方面体现对首钢的情怀，加强与首钢的联系，同时也向外界宣传推介石景山下一步的发展理念。”

从世界钢铁产业区域转化的成功经验看，其实也无外乎去钢铁化和在钢铁产业的基础上谋划城市转型区域产业发展两种模式。很显然，相比之下后者则更符合石景山区和首钢的现实需要。

在这种各界趋于一致认为石景山“后首钢”而非“去首钢”的太背景下，人们的共识是，石景山区与首钢其实有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联系，过去是这样，今后亦是如此。双方多年政企合作中确立的“共谋发展大计、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三共”理念，也必将在首钢搬迁腾退出的8平方公里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上形成强大合力。

但这种合力的形成则有赖于北京市从市级层面进一步明确区域的发展定位，建立市级层面的规划建设推进机制。

对此，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杜立群坦言，不管是石景山区还是首钢，如果封闭发展，其实都很难达到应有高度，也只能在低层次上受到市级关注。“首钢在从事钢铁生产时，是一个由内部生产流水线串联起来相对封闭的大院，首钢搬迁后的工业区改造必须要打破过去封闭大院的传统发展观念，把首钢的空间资源真正释放给城市，政企合力把这一片工业区变成北京中心城区的一部分。”

未来承担何种功能?

很多人认为，目前石景山作为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中观层面定位比较明确，但在宏观和微观定位上却亟待加强。原因在于，～方面宏观定位缺乏，石景山以及京西地区在北京全市的发展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需要研究。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石景山CRD的具体内容还需细化丰富。而当务之急则是在宏观层面围绕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标来尽快谋划出石景山的发展定位。

实际上，对于首钢工业区的8平方公里，乃至周边20平方公里之未来，郭金龙市长曾经表示，一是要把首钢工业区建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示范区，二是这片区域要成为永定河流域的首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区。但对于在世界城市之下这一区域应当承担的功能，郭市长则要求有关各方集思广益，提出能够鼓舞人心的响亮口号。

而结合办理今年北京市人代会上提出的关于“首钢搬迁、矿山关停后开发替代产业，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团体议案，市发改委等部门也已初步提出石景山及京西地区的发展方向是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示范区，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区和首都功能拓展与替代产业的示范区”，其功能定位的基本内涵为：生态优先、科技支撑、文化引领、宜居宜业。

石景山区委书记荣华最近也表示，面向“十二五”，石景山区转型发展总的方向应该是：由传统工业石景山向绿色生态石景山转变。其中，“绿色生态石景山”的概念内涵包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宜居宜业的绿色生态城市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等等。

其实在此之前，为使土地价值尽快转化，也曾有人提出对8平方公里核心区进行房地产开发，并计划建成容纳四五十万人的近千万平米的住宅区，但很快这一想法就遭到了郭金龙市长的反对。郭市长在调研首钢时明确表态：这里要繁荣、发达、宜居，却不能搞成一一个居住几十万人的地方，要跳出普通房地产，要有若干总部、若干研发、若干产业、若干公园。

对于石景山如何为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发挥作用，学界的观点则是见仁见智。杨荫凯认为，一来，石景山可以以正在谋划的构建以贵金属交易、国际期货，钢铁交易等为主的要素市场为切入点，为北京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贡献力量，同时也可在世界城市建设中发挥出应有作用。再者，在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融合方面，借助CRD建设，石景山有条件成为全国性创意产业研发交流平台。

长期研究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学者们则认为，保护弘扬首钢的工业文化，可以丰富北京的文化内涵，并进一步扩大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北工大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孙颖教授就指出，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古都和全国的文化中心，与世界

城市相比，其文化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传统领域，传承首钢工业文化不失为一种选择。

更有专家指出，谋划石景山的未来定位，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如何避免与同处于长安街、且战略位置同处北京一轴一带节点的通州形成差异。毕竟两者不仅区位、交通、环境等优势相同，更重要的是通州国际新城建设，同样为北京的下一轮发展释放出了足够的战略空间。

但看似同等条件之下的长安街“两极”，其实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采访中，杜立群就告诉记者，两者根本不存在同质化竞争的条件，因为从城市规划角度看，石景山区属于北京中心城的一部分，其功能更多的承担城市功能的拓展，而通州则是北京重点发展的三个新城之一，其功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综合性特征。另外通州的城市化水平与石景山区有巨大的差异，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大相径庭。

北京方迪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赵弘则指出，首钢搬迁调整，但首钢品牌仍然留在石景山，这个曾经一度排名中国企业500强前50名的工业巨头，品牌优势相应具有集聚高端资源的能力，在这一点上通州短时期内无法企及。

各方观点的争鸣交集同时传递出一层信息：明确石景山“后首钢”时代的发展定位，不仅是很现实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短时间内难以解答的问题。

寻找经济复兴之担当

事实上，还有一种观点在石景山也广为流行：尽快明确石景山定位固然会影响这一区域的中长期发展，但眼前的运作同样非常重要。这种观点认为，有了明确定位肯定利于区域发展，但定位未明确之前则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通过政府政策和资金的导向支持，形成较为明晰的发展理念和主导产业方向，以此来推动定位加紧形成。

北京规划设计院总体所副所长鞠鹏艳便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当中长期定位不明确的时候，实际上政府应首先要确定一个旗帜鲜明的理念，来整体运作和推介一个地区的发展。”

她举例说，比如曾与石景山类似的德国鲁尔工业区，其成功就在于从转型之初便确立了工业区域转型成文化区域的明确理念，让人们知道它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并据此提出了超出于当时十年的转型发展策略来进行推介，之后通过十年乃至二十年去实现当初制定的目标。因此，她认为石景山当前要做的就是在探讨定位的同时，提出未来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不落伍的发展策略。

换个角度理解，鞠鹏艳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在定位明确之前，石景山首先要把真正能够替代钢铁产业发展的新兴产业确立起来并培育壮大成支柱，进而对长期定位的形成产生影响。

提到替代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自石景山明确建设CRD以来，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首钢搬迁对石景山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特别是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联手打造的“中国动漫游戏城”项目落地，预示着石景山区正朝着打造“中国动漫游戏产业第一区”的目标努力迈进。

数据更能佐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速度：2009年石景山区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已经超过2500家，实现收入和税收分别突破120亿元和5亿元。

而5亿元的税收贡献也同时表明，尽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稳定石景山区经济增长、保障产业接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仅仅一个文化创意产业根本无法担起石景山的经济复兴重任。

“未来的石景山绝不会文化创意产业一枝独秀，长远看应该是文化创意、休闲娱乐、商务金融、高新技术、旅游会展等CRD五大产业并举发展，并且向高端形态奋进。”石景山区政府研究室主任姚茂文说。但他同时承认，当前的石景山，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几大产业都还处于大力培育阶段，无论是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率，还是在全市经济大格局中的影响力，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事实上，主张“后首钢”时代石景山区大力发展涉钢产业的呼声也同样强烈，并与荣华书记提到的支持首钢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观点形成呼应。“涉钢产业并非制造业，而是从提高对钢铁产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方面去谋划发展。”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黄松江就谈到，石景山应基于涉钢产业发展总部经济，吸引国内、国外大的钢铁企业在石景山设立北京地区总部，并吸引国际已经成形的产业联盟和产业协会在周边建立总部。

此外，黄松江与杨荫凯均认为首刚基于自身优势，可以发展国际性企业联盟，形成以钢铁为产业链，面向全国、世界发展以钢铁产业、资源性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为依托的交易中心。”

带星的诗句范文第4篇

一、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的程式性

所谓戏剧服饰程式性，主要指的是演员根据扮演的舞台角色，遵循一定的规则对服饰进行穿戴。我国古代戏剧服饰的程式性主要表现在款式的程式性、颜色的程式性和质料、图纹的程式性几个方面。

（一）款式的程式性

戏剧服饰款式的程式性主要体现在套装款式、部件款式和佩饰款式三个方面，也就是说，在对戏剧进行表演的过程中，每一个角色的形象需要穿着什么款式的服饰、佩戴什么饰物都有一定的程式，表演者必须遵循相应的规则，比如说明代戏剧中的囚犯需要带小帽、角色生病的时候需要系手帕，清代戏剧中则不同，囚犯需要戴发网、系腰裙，生病时需要扎手帕等。这些服饰和饰物都具有一定的程式性，而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以套装服饰的程式性展现出来的。

（二）颜色的程式性

颜色的程式性是古代戏剧服饰程式性的具体要求，也是中国冠服文化及颜色文化的集中反映。所谓的颜色程式性，主要指的是演员根据角色形象在服饰颜色选择上应该遵循的规则。这种规则主要与角色的特定类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包括服饰的整体颜色和各个部分颜色之间的搭配，要确保角色服装的色彩搭配一致，相互辉映。比如说在《锁麟囊》的表演中，赵守贞和她丈夫在家里厅堂里的装束，从整体颜色搭配来看都是相当协调的，不仅能够让人们一眼看出二者是夫妻，而且还能够给人以绝对美的感受。

（三）质料、图纹的程式性

质料的程式性和图纹的程式性主要指的是演员根据角色形象在服装质料和服饰图纹上应该遵循的规则，这种规则同样与角色的类型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在对“戏凤”进行表演中，为了能够更好的达到表演效果，演出服饰主要以鸟首彩羽作为装饰，这种质地的服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鸟兽表演的形象性。此外，古代戏剧服饰中，还经常会利用一些图纹来象征某一类人，比如说杂剧中，蟒纹多用于地位较高的将领，凤纹图案多用于女性，补子图案多用于官员等，这些都是戏剧服饰图纹程式性的表现。

二、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的符号性

古代戏剧服饰的符号性是从多个方面体现出来的，比如说舞台空间、历史流程，戏剧服饰的符号性具有整体性，但有些时候其表现出来的单元意义也能够将整体意义表现出来，比如说服饰的款式、颜色以及质料和穿法等。

（一）款式的符号性

戏剧服饰款式的符号性的体现主要在套装款式、部件款式两个方面。通常情况下，组成套装款式的部分主要包括首服、体服和脚服等部件款式，款式符号性的体现则主要由套装款式完整的表现出来，根据不同套装的款式不同，其表现出来的符号性也不尽相同，而这些不同之处的表现则主要根据相关的部件款式来决定。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戏剧服饰中，部件款式也同样具有较为重要的符号功能。

（二）颜色的符号性

古代戏剧服饰颜色的符号性是建立在与有关事物相关联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单纯的服饰颜色并不能够具有符号性。而且，根据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以及人物经历不同，同一种颜色所表现的符号性也不尽相同。就我国古代戏剧对服饰选择的灵感，大多源自于日常生活，长期以来，也就使戏剧服饰具有了符号性。由此可见，古代戏剧服饰所具备的符号性，与其所处的颜色文化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说在唐宋参军戏剧表演中，角色服饰的颜色大多以绿色为主，这就与当时实际生活中的参军服饰保持一致。

（三）质料、穿法的符号性

从我国古代戏剧服饰的发展过程来看，由于在戏剧表演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是类型化的，往往根据职业、性别、民族以及情感而划分为多个类型，因此每一种类型的服饰也都会被赋予相应的文化。每一种类型的角色在扮演的时候，在服饰的选择上也必然会有所不同。与此可见，戏剧服饰所指的意义是较为广泛的。

三、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的可舞性

戏剧服饰的可舞性主要表现在演员和服饰两个方面。就演员而言，如果想要使舞台的表演达到更好的效果，那么就必须借助服饰的配合。就服饰而言，不同类型的服饰在质地、颜色和穿法上都有一定的区别，在表演过程中，为了确保能够将服饰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演员在对服饰进行选择的时候，首先应该确保其能够与舞蹈动作相适应，不但不能够对演员的表演造成约束，而且还要为演员表演的最佳效果创造条件，以此来得到最佳的舞台效果。所以，戏剧表演对戏剧服饰的要求就是让它成为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凭借，从而帮助演员更好的将角色的特点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四、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的装饰性

戏剧服饰的装饰性也是我国古代戏剧服饰所具备的一个特点。所谓装饰性，指的就是在原有服饰的基础上，添加一些附属的东西，以此来更好的将戏剧服饰在表演中的作用发挥出来。戏剧服饰的装饰性主要可以从装饰者和被装饰者两个方面体现，从装饰者的角度来看，装饰性既体现在服饰的部件美，也体现在服饰的整体美。而从被装饰者的角度来看，装饰性既表现为角色个体的扮相美，又表现为各个扮相美而组成的舞台整体美。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古代戏剧服饰的不断成熟，其本身具有的特征也会越来越明显。演员如果想要使表演呈现出完美的效果，就必须根据扮演角色的特点来合理选择表演服饰，以此来将服饰的程式性、符号性以及可舞性的充分表现，给观众以美的享受。

参考文献：

范爱菊.试论中国古代戏剧服饰特征.时代文学（理论学术版），2009（08）.

带星的诗句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传统媒体；媒体转型；数据新闻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110-0008-02

大数据时代，传统报业转型势在必行，关键问题是转向何方以及如何转，新媒体无疑是大方向。从国内的发展情况来看，近年来传统媒体纷纷开展媒体融合、搭建图文+音频+视频等多种传播平台、采用多维度、全方位的数据新闻的报道模式，借助互联网技术逐步走向新媒体和媒体融合。然而，庞大的资金投入、资源的缺陷以及能力的局限，使得大数据时代下任何一家传统媒体都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因此，数据化和对数据的重视、处理，决定传统报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高度。

1大数据时代传统报业转型的机遇

环顾当今的世界，大数据已然成为一个国家最核心的社会资源和竞争力，获取和运用大数据的必要性对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水平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部门在社会中的地位要强得多，可作为的范围要广得多，尤其是拥有公共数据资源的数量更要大得多，但是其对外开放的程度却很低。因此，只要政府下定决心放开对数据的垄断与监控，实施开放式的数据战略，取得的综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更加显著。而对于媒体来说，在这个由开放的公共数据和自身拥有的数据资源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的产业链中，它们将占据重要的地位。

法国数字集团总经理Frédéric Filloux认为，其他行业得到有效利用的大数据同样适用于数字媒体产业，现实中传统媒体的忽视与不作为导致大量读者群自身形成的大数据价值还没有被挖掘出来。因此，使用行为数据可以增强新闻服务对读者的吸引力，从而带给媒体运营者更大的利益。

在十几年的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变革中，无论是从报纸电子化到办公自动化还是从多媒体到媒体整合，传统媒体也在不断积累其自身拥有的媒体资产，包括海量的图片、文字、音视频资料，以及历史数据库、待编稿件库、图片数据库、社交网络、其他通讯社稿件等多种形式的数据资料。同时，开放的互联网全媒体平台所聚集的各种用户群体的社交信息，也为传统媒体提供庞大的数据背景。这些海量的数据可以说是传统媒体在大数据时代的主要优势之一。

在数据技术方面，数据挖掘技术和云计算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行信息的收集和处理。例如，云计算的开发和广泛使用使普通中小企业使用大数据的门槛大大降低，同时也使得以前因高昂的收集和处理成本而放弃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及信息的局面焕然一新。尤其是对于传统媒体来说，由于多媒体采编技术的使用，以及高分辨率和清晰度的音频、视频格式的更新，在大数据相应技术的支持下，记者、编辑等新闻工作者在单次采访或新闻节目中获取和处理的信息量大大增加，在新闻生产的流程中，几乎所有的新数据和老数据都有可能派上用场，并发挥价值。

在信息本身的数量与质量方面，传统媒体在新闻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的信息越来越多，拥有的非结构化的数据也越来越多。而一旦掌握与大数据相关的处理工具和技术，传统媒体就能够对大量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深加工和重新组合，在增强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同时，做好信息集成服务工作，满足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群体、对信息的需要。

在新闻传播效果上，媒体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方式，对受众的需求和行为习惯等相关信息进行，可以改变刻板印象的形成，促进新闻报道框架结构更合理的运用；同时也有利于更清晰地理解议程设置与受众个体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关系，这些都无疑对媒体提升传播效果和传播价值的目标大有裨益。

2大数据时代传统报业转型的挑战

2.1针对数据本身面临的挑战

虽然，大数据的特征之一是海量数据，但这并不代表大数据就等同于海量的数据。大数据包含信息又不局限于信息，而是社会个人和社会群体在进行各种活动时所产生的巨量数据群。因此，对于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而言，对数据的分析挖掘应用实属不易。媒体在信息时代想要提高竞争力，势必面临着这样几个难以逃避的问题：能不能成功构建大数据平台，能不能顺利采集和分析大数据，能不能有创意地对大数据进行有价值的挖掘应用。

大数据时代传统媒体所面临的挑战中，一个主要的部分就是缺乏数据加工能力。在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处理技术和服务器集群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导致数据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将日益集中于提供硬件与软件服务的供应商手中，这也使得技术对媒体发展的制约显得愈加明显。

此外，包括舆情分析、情感分析、受众偏好等与社会学、传播学有关的大数据问题，我国理论界才刚刚开始研究。目前社会中用于新闻实践的大数据研究工具还不成熟，探索分析媒体运营的环境并不良好，大量的壁垒与隔阂仍然存在于跨领域跨行业的数据共享与整合中。然而只有跨领域、跨学科、全面综合的数据分析才有可能引发真正的知识和理论的形成，进而创造价值，这正是当今大数据时代中国传统媒体所缺乏的。

2.2针对新闻工作者面临的挑战

有理由相信，大数据时代的产生与发展不会使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消失，但新闻工作者的知识储备和综合素质需要进行相应的换代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工作者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转型挑战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如何从海量数据中挖掘新闻。传统媒体要依靠高素质的人才和专业队伍，充分分析利用大数据资源，善于从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冰山一角挖掘出隐藏的新闻价值，从海量信息中寻找、加工、整合新闻信息，担当好“把关人”“数据分析者”的角色；

2）如何将数据可视化。如何解决数字抽象枯燥不易理解的难题，用数据讲故事，要求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善于从数据中挖掘新闻，还要善于用数据讲故事，运用文本解释数据集、静态或交互式的可视化数据、视频作品等文本信息，以全息化的视觉呈现方式传递信息；

3）如何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这要求传统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在拥有“新闻鼻”、“新闻眼”的同时，更要有敏锐的数字感知能力，能够洞悉并验证具有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大数据来源是否可靠、数据获取程序是否科学、数据是否具有典型性和可比性、以及数据能否可视化等。新闻工作者要熟练地掌握各种数据技术的使用方法，准确地处理各种数据资料，提高数据的可信度和价值。

3 以大数据为支点，推动传统媒体全面转型

3.1树立以大数据推动传统媒体转型升级的理念

在互联网时代技术革命的冲击下，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以大数据的视野和观念主动融入这个时代，顺应潮流，建立起有特色的新理念和新平台，将是其走向现代传媒的新起点。

回顾过去20年，互联网技术逐步改变了传播业生态格局，对传统媒体形成强烈的冲击。而传统媒体面对新技术包括大数据还存在一下误区：一是漠不关心，错失良机；二是略有耳闻，但没有付诸行动，直至地盘被蚕食；三是有认识但又比较盲目，缺乏脚踏实地的实施步骤。传统媒体需要理性面对大数据带来的影响，承认差距并梳理不上落下的功课，同时避免盲目，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做好顶层设计和路径比较，将大数据提升到战略高度，视为其生存发展的基点。

3.2建立与数据化运作相匹配的管理制度，提升对数据的分析和展示能力

哈佛商业评论认为，大数据本质上是“一场管理革命”。要真正发挥大数据向传统媒体转型的引爆和支撑作用，必须改变管理理念和模式，建立一系列与之适配的管理体制、机制。

首先是组织架构。传统媒体要改变技术与采编、经营、管理相对分离的架构，建立符合互联网逻辑的产品经理负责制和项目负责制，建立专门的机构和系列规章制度，引导全员围绕大数据行事。

其次是让技术基因渗透到整个生产过程。传统媒体一直以内容基因为发展要素，技术部门更多承担辅助角色，这也造成了管理层对最前沿的技术缺乏了解，管理成本居高不下。大数据时代，流程中的技术基因决定了流程运转的合理性和成本。

再次，传统媒体要通过内部培训、多岗位锻炼等途径来挖掘人才，培养同时兼备数据分析和数据处理技术的人才。

最后，要引导和强化采编、经营者和技术开发者、设计者的合作。大数据时代，整体作战、团队配合显得尤为重要。

3.3呼吁全社会共同丰富和开放数据

借助于互联网、云计算和新媒体，今天的时代已是一个大数据产生并逐步公开于社会的时代，丰富的数据背景是所有大数据产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我国拥有的数字化的数据资源远远低于欧美，国内公共部门和制造业的大数据资源积累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公共信息资源披露和共享方面，很多政府官员有各种顾虑，有的甚至把数据视为部门财产而拒绝向公众公开。即使就已有有限的数据资源来说，还存在标准化、准确化、完整性低，有很多“信息孤岛”、利用价值不高的情况，这大大降低了数据的价值。传统媒体拥有一定的社会话语权，应该在这方面带头呼吁全社会来共同建立一个良性发展的数据共享生态系统，以包容的心态开放数据、拥抱数据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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