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星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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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星的诗句范文第1篇

>> 后劳教时代的承接路径选择 后劳教时代相关案件的处理路径选择 论“后劳教”时代下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 浅析后劳教时代中国轻罪制度的建构 后劳教时代“保安处分”制度的构建 论我国后劳教时代的法制路径选择 重庆被劳教者们的“后劳教生活” 废止劳教后的法治再出发 论劳教制度被废除后与现实处罚的衔接问题 废除我国劳教后的社区矫正制度革新与完善 “后劳教”忧思 公安机关刑拘后未报捕案件之实证研究 劳教的广州转型 微博转发500次 被刑拘少年的看守所见闻 长假的“后奥运时代” 后物欲时代的消费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后中产时代的生存 后ECFA时代的畅想 “后种族时代”的失落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后劳教时代”的刑拘 “后劳教时代”的刑拘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叶竹盛")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后劳教时代”对公安部门打击违法犯罪的活动提出了更高的法治化要求。

今年6月底，湖南省政法委及省级各司法机关联合发出《关于全省政法机关服务企业、优化发展环境的若干规定》，要求各地“慎重羁押”，对涉嫌犯罪的企业法人代表或高管人员，除确有必要外，尽可能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已刑拘、逮捕的，因企业生产经营需要且案情基本查清的，可视情依法变更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刑拘是公安部门对犯罪嫌疑人最经常采用的羁押措施。新闻报道中，“案发”也往往伴随着犯罪嫌疑人被刑拘的消息。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提出，要建设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劳教的废止为这一改革方向“祭”出了一面大旗。“后劳教时代”对公安部门打击违法犯罪的活动提出了更高的法治化要求，刑拘站在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前线，首当其冲。 标准宽泛

刑拘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程序？虽然刑拘已成为热词，但普通民众对其却未必有清晰的认识，甚至存在诸多误解。

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在7种情形下可以“先行拘留”，例如“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和“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等。

广东省某县检察院侦查监督科一位检察官告诉《南风窗》，被刑拘的犯罪嫌疑人中，相当一部分对刑拘制度并不了解，“他们根本不懂何谓刑拘，因此即便不应该被刑拘的人被刑拘了，也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法学界的通行解读中，刑拘应适用于紧急情况，而不是经常性适用的强制措施。杭州市下城区检察院检察官费志国和胡俊策曾撰文分析刑事拘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实际执行过程中，许多基层侦查人员错误地认为，只要是刑事案件，不管需要不需要、符合不符合条件，都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

曾长期担任检察官的刑辩律师李修蛟告诉《南风窗》，理论上虽然有法定的把关标准，但实践中对标准的掌握非常灵活，基本上只要警方认为有可能构成犯罪的就可能被刑拘。在公安局内部，刑拘一般由法制科审批。广州市某区公安局法制科一位民警告诉《南风窗》，审批的标准的确非常宽泛，只有少数刑拘通不过审批。

这一情况也得到数据验证。据《南风窗》记者获得的一份某沿海地级市检察院针对当地机关刑拘工作专项监督工作的分析报告，在2009年至2011年上半年，当地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1393人。其中采取刑拘措施8551人，占75.1%。另据河南警察法治研究所研究者张超2010年针对10地公安局的统计发现，近九成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显然，刑拘的过度适用很少遭受质疑，除了源于公众认识的差距以外，还存在立法上的根源。法定的7种情形非常宽泛，在实践中很难具体化，非常容易被扭曲。 按照法学界解读，刑拘的立法原意是为了防止犯罪后果进一步扩大和避免侦查活动受到妨碍，但却因为种种原因，刑拘这项紧急机制却取代了拘传，反而成为了实践中常规性的侦查手段。

有学者考察了刑拘法定条件发展的历史，已废除的收容审查制度中的两项收审标准，“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和“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被“移植”到了刑拘制度上。费志国和胡俊策分析，在实践中，这些标准就经常被警方扩大解释，例如“对外地来本地打工、上学、探亲访友期间涉嫌犯罪的，也按流窜作案对待”。

导致刑拘标准被过度宽泛解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制度上对警方的刑拘审批过程缺少监督机制。理论上，检察院是包括刑拘在内的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方，但法律上对刑拘并未规定具体的监督途径和手段。上述某县侦查监督科检察官告诉《南风窗》，除了涉及刑讯逼供的情形，检察院在实践中对刑拘“基本没有监督”。李修蛟向《南风窗》分析，检察院虽然也监督警方的立案工作，但工作重心在于“该立而不立”的案件，而对于已经刑拘的案件是否存在“不该立而立了”的情况，“工作力度很小”。 以拘代罚

除了刑拘比例畸高以外，超期刑拘也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刑拘期限为1至3天，案情非常复杂的可以延长至一周，特殊法定情形下，则最多可以延期至30天。延期审批都在公安机关内部完成。据张超分析，超期刑拘指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达到法定条件，随意延长刑拘的；另一种是刑拘超过法定最长期限的。在他统计的10地公安局中，高达44.47%的拘留人员被超期拘留，其中拘留期限最长的一位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长达3年零155天。

在法治发达国家，法院正式批准逮捕之前，警方一般只能拘留犯罪嫌疑人一到两天，若要延长，一般需要经过复杂的审批过程，比如在英国，延长拘留到5天就需要内政部长亲自批准。

之所以存在超长期刑拘，据上述检察官告诉《南风窗》，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警方以发现新证据或者新案情为由，反复对同一个人适用刑拘措施；第二种情况还可能是异地羁押，目前对于刑拘起算时间尚不明确，对于异地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警方可能会以“托管”的方式长期关押在异地看守所，而这部分时间是否计入刑拘期限也时常有争议。上述检察官透露，曾有一个异地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因为办案警察“遗忘”，半年后才获释。

上述法制科民警也告诉《南风窗》，除了单人作案的情形，大部分刑拘都延期了，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拘满30天。这种情况在以前尤其突出，据南充市检察院针对南充市公安机关刑拘情况的调查发现，2001至2003年期间，所有被逮捕人员中，3/4在逮捕前都被拘满30天。上述检察官告诉《南风窗》，实践中，达到需要延期刑拘标准的案件并没有那么高的比例。

据法律规定，“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提请审查批准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至30日。”但据费志国和胡俊策的前述分析，这一标准同样容易被扩展解释。据这两位检察官观察，实践中警方还可能使用非法定的理由以延长刑拘，如“涉嫌其他案件需查证”、“案情复杂”和“需赴外地取证”等。

为什么普遍存在范围和期限上扩大适用刑拘手段的情况？这存在多方解读。李修蛟向《南风窗》分析，过去的公安体制下，侦查以口供为主，现在这一侦查理念尚未完全转变，“关人是获取口供最有利的方式，警方经常是等突破口供后，再去找其他证据来验证”。

逮捕前为获取口供，在制度上，已有拘传这一侦查机制，但拘传最长只有24小时。按照法学界解读，刑拘的立法原意是为了防止犯罪后果进一步扩大和避免侦查活动受到妨碍，但却因为种种原因，刑拘这项紧急机制却取代了拘传，反而成为了实践中常规性的侦查手段。

李修蛟分析，刑拘的犯罪嫌疑人关押在看守所，而看守所的特殊环境常常会给他们造成严重的精神压力。据他了解，相对于监狱，看守所人员更密集，设施条件更差，他的一个当事人在看守所关押一段时间后，精神出现了严重问题。层出不穷的看守所“躲猫猫死”、“冲凉死”等事件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据李修蛟分析，许多犯罪嫌疑人情愿早日“招供”，早日定罪，以便可以到“条件更好”的监狱中去服刑。 新《刑诉法》通过后，律师在刑拘阶段的作用被加强了，可以就刑拘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代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诉和控告，并且可以在检察机关批捕时提出批捕辩护意见。

也正因为看守所的这种“特殊效果”，功能和刑拘类似，人身限制程度相对较低的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等措施很少被警方采用。

在制度上，刑拘并非惩罚手段，而只是侦查的应急手段，但由于刑拘动辄长达30天，甚至超过了作为治安处罚措施的行政拘留（期限一般在15天以内），因此刑拘也可能被滥用，当做单纯的惩罚手段。吊诡的是，虽然刑拘期限是行政拘留的两倍，但刑拘的审批程序和标准甚至比后者更为简单。另一方面，被错误刑拘当事人尚可通过复议和等手段进行救济，而据不同部门的采访对象告诉《南风窗》，被刑拘的当事人很难获得救济。据费志国和胡俊策分析，“有些办案人员因怕麻烦，对一些无刑事拘留之必要的案件，仍然以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来代替行政处罚”。

有研究人员还发现，警方还可能以刑拘为手段，插手民事纠纷，“有些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侦查机关为了尽快促成民事调解或者为了促使加害方尽快赔偿受害方损失，而对加害方予以刑拘。在达成调解或赔偿到位之后再以‘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予以撤案”。

李修蛟告诉《南风窗》，他曾有一位经营企业的当事人因为债务纠纷，被以“合同诈骗罪”刑拘，被释放后警方的国家赔偿标准每天只有100多元，这实际上是有人利用刑拘手段干预正常的经济往来。

或许正因为是如上种种刑拘乱象的存在，湖南省才发出如上文件，强调应当“慎重羁押”，实际上，广东、江西等地也曾发出类似文件。 变革

扩大刑拘适用的后果是，大量的刑拘案件未达到批捕条件，在公安机关内部就“消化”掉了。据上述某沿海城市检察院的专项监督工作分析报告，该市被刑拘人员中，近半数未进入报捕程序，也就意味着这些案件明显不构成犯罪或是达不到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剩下的一半案件都能顺利通过检察院的批捕。据张超在2010年对10个公安局的统计，公安局报送检察院审查的案件中，最终批捕的仅不到四成。

结合这两组数据，这意味着警方刑拘的案件中，最终获批正式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比例是比较低的。据《南风窗》记者获得的一份深圳市各区检察院今年前3季度批捕后不的比例统计表，深圳市各区的捕后不诉率从1%到10%不等。考虑到案件到法院后，还存在最终判处无罪的情形，刑拘后未被定罪的比例将更高。

据李修蛟分析，虽然公安局内部也有错案追究制度，但警方认定错案的标准比较高，一般只认定“人为或是重大错误”的情形。而法律对刑拘行为的约束也比较笼统，按照《国家赔偿法》第15 条规定，对错误拘留进行赔偿的适用对象是“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国家赔偿标准一般是按照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计算，实践中，即便是如此轻微的赔偿也可能被轻易规避。据上述某沿海城市检察院的分析报告，警方未报捕的人员中，仅有不到15%被直接释放，而其余都被变更为行政拘留、取保候审，甚至劳教等其他强制措施。

带星的诗句范文第2篇

改变东密西疏的戏剧格局

繁星戏剧村位于宣武门路口西北角，北京西城区商业中心位置。如今的繁星戏剧村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小剧场集群，占地5600平方米，一期开放5个小剧场，其中260座剧场2个，150座剧场1个，80座剧场2个，可容纳近800名观众。

以5个小剧场为核心，繁星戏剧村同时涵括多个特色区域，承载演出、展览、新闻、讲座、沙龙、影音视听、餐饮等各种商业功能。这里是戏剧文化的集中体现，以中国戏剧标志性文化特征为题材，通过戏剧演出、展览、沙龙等形式，活跃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观众可在同一区域内游走于各种空间之间（剧场、餐厅、美术馆、戏剧广场），体验互动和张力。

刚开始的时候，繁星戏剧村的创始人樊星想做两个小剧场，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因为樊星觉得以前看戏大多数都是没什么选择，只能看一个戏。今天看这个戏或者不对胃口，或者看过了，就没有了。如果有两个厅可以选，从产业和市场的角度来考虑，可以为更多的观众提供更多的选择。对于戏剧来说，“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樊星奔着这个目标，希望能有一个两千平米左右的空间。

一个剧场对环境要求相当高、相当苛刻，需要具备很多因素。樊星告诉记者，首先是地理位置最重要；第二，物理空间的规模够不够；第三是需要考虑成本能不能负担得起，甚至于它的交通、包括停车等等。

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找块地是相当难的，别说一个剧场，就是想开一个小饭馆，也可能耗费半年一年的时间去选址。为了选址他折腾了两年多时间，四环以里的位置他已经和团队考察了多遍，到后期已经改骑电瓶车大街小巷的钻胡同。他笑言，有一个地方他和团队曾经踩了两次点，第三次去的时候因为被误解是贼，遇到了“守候”在门口的大狼狗。

后来误打误撞，他发现了一个心仪的旧院子，便打算深入考察。俗话说好事多磨，第一天去的时候没人，第二次吃了闭门羹，但是两天下来也多少已经有了些肤浅的了解，第三天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和蔼的门卫老大爷，樊星和一行的同事连蒙带骗的终于成功迈进了大门，进去一看，院子被分成两部分，一半是群艺馆，一半是破工厂，樊星心中窃喜踏破铁鞋无觅处。锁定了目标的樊星，憋足了劲跟领导层层申报等待审批，他回忆：“领导一看这帮年轻人真是想做这件事，因为这块地以前是属于文化用地，我们跟它这个地的性质还比较吻合，领导也算是有这种长远的眼光，审批下来了。”

樊星说：“将剧场落户西城，是看中这里的综合优势。这里既有西单商圈、宣武商圈、金融街商圈三大商圈汇集，同时交通也非常方便，2号线、4号线宣武门出口就到。”依托功能强大的剧场群与地理优势，繁星上演的剧目形式十分多元化，有话剧、音乐剧及舞剧等，能够适应不同观众群体的欣赏需要。如果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陶渊明追求的恬淡悠闲，那么繁星就是现代都市达人摘下面具的休闲胜地。

繁星戏剧村的出现形成了与东单商业圈的东方先锋剧场、蜂巢剧场等京城老牌小剧场南北对望的状态，基本结束了京城戏剧场地东密西疏的尴尬局面。繁星始终坚持商业戏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推行中低票价策略，得到众多消费者的认同。在这里文化艺术、潮流消费和大众娱乐相结合，为观众提供文化演出活动，也为本地艺术人才的成长提供土壤。

期待戏剧大时代的到来

中国是闻名世界的戏剧大国，中国戏剧有着辉煌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中国戏剧是世界戏剧的三大渊源之一，作为国粹的梅兰芳的京剧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并称世界三大戏剧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快餐式的文化冲击着古典艺术。戏剧作为集文学、绘画、建筑、雕塑以及舞蹈于一体的艺术，其慢节奏的表现形式致使很多人接受不了。音乐、电影等则成为人们主要的消遣、欣赏对象，国内戏剧进入低潮期。

近年来，随着一部部国外经典名剧的引进及国内原创剧目的登台，音乐剧的发展在全国呈现出如火如荼的良好势头。繁星戏剧村于2010年1月正式启动运营，至今已上演各类剧目41部，共1000余场次，观众累计约30多万人次，参与戏剧体验的人数达50000多人。在中国戏剧集体低迷的环境中，繁星戏剧村风姿绰约地出现在北京戏剧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波澜不惊的戏剧界犹如一个轰天雷。

在樊星看来，戏剧是一个大金矿。“如果中国十几亿人，只有一百万人喜欢戏剧，那它肯定不是一个金矿了，可能是一颗小金豆、一粒金币。如果咱们说在各方的力量或者这种推动下，将来它能辐射到普通人群的话，它肯定是一个金矿，基数在这摆着呢。”

樊星坚信，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戏剧。戏剧有特殊的魅力，樊星在做戏剧培养、培育观众的工作时发现，除非人们别接触它，或者别近距离地接触它，否则人们肯定会爱上它的，这就是戏剧的魅力，这由不得你自己。樊星做了很多的实验，在戏剧村开业两年多的经营过程中也在努力尝试、思考，比如戏剧的产业方向、人们对它的需求。

戏剧的魅力在于跟民众很容易互动起来，能够让普通人喜欢上它。有人说戏剧的受众无非是小资人群、高知人群，上过大学的、留过洋的，在樊星看来并不是这样：“我做过很多尝试，煤老板、军人、官员、企业家等等，我都做过尝试，我请他们来看戏。我说你看过戏剧吗？没有。就这些人，我发现不用三次，戏剧跟他的生活一定会有关系了。”

音乐剧《妈妈咪呀》在国内的上演更是引发了一阵热议。樊星透露，《妈妈咪呀》的美国原版和中文版他都看过，提及感触以及收获，他表示：“首先，对于戏剧、演艺等机构而言是正面的促进作用，中文版的出品单位通过跟《妈妈咪呀》原创团队的合作，能够更好地学习到国际制作的流程和标准；其次，通过运作这场戏，对于音乐剧产品、演艺产品或者商业化的整体运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都是非常好的收获。”

在有着“戏剧天堂”之称的百老汇，一个《猫》和一个《妈妈咪呀》就有几十亿的价值，这种重量级的戏剧是现在中国戏剧难以企及的高度。樊星认为，中国其实是有音乐剧的，只是没有形成产业。虽然中国戏剧跟百老汇的顶级音乐剧有差距，但国内戏剧真正产业化的分水岭和风向标已经显现。

樊星期盼一个真正大时代的到来，而不是过去完全是一个爱好者，或者是艺术圈的人去关注、去推崇，或者去跟进。

“场制合一”模式

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小剧场集群，繁星开拓了“场制合一”的运作模式，即剧场运作和戏剧制作一体化。繁星戏剧村推出的“场制合一”概念，将有2/3的演出剧目由剧场出品，剧目形式十分多元化，有话剧、音乐剧、形体戏剧、儿童剧和各种实验戏剧等，能适应不同观众群体的欣赏需要。

繁星戏剧村先后与多位国内外知名戏剧导演签约长期合作，主要制作团队和演员均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著名院校，目前已出品了话剧《罗生门》、《一见钟情》、《高朋满座》、《晚间游戏》，舞剧《等待戈多》，音乐剧《莎翁的情书》等多部受到市场欢迎的原创新剧。

独立制作人联合导演工作室的戏剧创作产出模式，不仅戏剧产品的艺术质量得到保证，而且演出场次也形成固定规模，产业链式的运营产出并且带动相关产业和衍生产业的集成互助，降低经营成本，分摊市场风险，拓展利润空间，保证戏剧村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樊星认为，该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前景，能够推动和提升北京市西城区的整体文化消费市场的发展，有潜力在中国戏剧产业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篇章，其运营经验也发挥着一定的行业示范效应。

在樊星看来，任何一个文化的艺术产品成功，一定都不能脱离它的本土特质，必须要有自己的根。虽然文化产业已经更加趋于产业化，但是除了创造物质财富，在某种程度上更肩负着精神引领的作用，通过取经国外成功戏剧汉化经验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分的斥巨资引进国内讲外国人的故事，而忽略自己的核心内容就会得不偿失。他认为中国民营剧场发展的时代，不是没有到来，只是在现阶段，跟百老汇、伦敦西区相比，确实还有一定距离，因此更要深入地了解、学习创作规律，包括素材、故事、音乐元素、艺术组合等，然后用自己的审美和方式去做。

带星的诗句范文第3篇

这似乎已经是大势所趋：2009年出台的《促进城市南部发展行动计划》给了城南实现崛起的政策资金保障；2010年的“聚焦通州”，市区两级合力推动，让通州国际新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优势；而首钢将于2010年底前实现全部停产，京西地区的未来发展必将进入市级决策视野，依托首钢一度是西部发展引擎的石景山区，无疑会再次成为关乎京西未来和撬动京西经济复兴的重要支点。

人们正拭目以待：首钢全部停产之后，这个因首钢搬迁腾退出来的城市发展新空间将何去何从，处于产业断代困惑期和新产业谋划关键期的石景山，是否已经具备了弯道超车的可能。尽管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至少可以肯定，机会将再次垂青于石景山，如果坐失这一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石景山实现区域经济转型的道路就可能变得更加曲折漫长。

“后首钢”而非“去首钢”

将时间的指针向前拨到2015年，正好是首钢建厂100周年，与此对应的是市政府确定首钢初步完成搬迁调整的时间。彼时，首钢之于石景山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实，对于彼时的石景山区会“去首钢化”还是步入“后首钢”发展轨道，石景山区委书记荣华此前已有定调：首钢过去影响和推动了石景山的百年发展历史，做好首钢搬迁调整及主厂区改造规划和建设，必将影响石景山未来的百年发展。“首钢涉钢产业搬迁并不意味着石景山区将从此‘去首钢化’，相反，石景山会更加重视利用好首钢的品牌，支持首钢建设钢铁总部，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研发设计、文化创意、冶金产品交易等现代服务业，以及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使其在区域发展中继续起到重要的引擎作用。”

在石景山区看来，这个曾经的北京工业经济代表，亦是石景山区的重要经济支柱，除了重工业和污染等以外，首钢留给石景山的是厚重的工业文化，是搬迁腾退的优质发展空间，是凤凰涅、区域再造后的产业升级和高端发展。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综合处处长杨荫凯在探讨京西发展定位的研讨会上也曾指出，首钢对石景山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未来石景山的整体发展不但不能去首钢化，反而应继续围绕后首钢也就是首钢物质文化和企业文化做文章。

他认为首钢这个曾经为北京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国有企业，随着搬迁而越来越远离首都，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都具有示范作用。“石景山要打好首钢搬迁这张情感牌，应借首钢搬迁这件世人关心的大事，加大宣传力度，一方面体现对首钢的情怀，加强与首钢的联系，同时也向外界宣传推介石景山下一步的发展理念。”

从世界钢铁产业区域转化的成功经验看，其实也无外乎去钢铁化和在钢铁产业的基础上谋划城市转型区域产业发展两种模式。很显然，相比之下后者则更符合石景山区和首钢的现实需要。

在这种各界趋于一致认为石景山“后首钢”而非“去首钢”的太背景下，人们的共识是，石景山区与首钢其实有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联系，过去是这样，今后亦是如此。双方多年政企合作中确立的“共谋发展大计、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三共”理念，也必将在首钢搬迁腾退出的8平方公里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上形成强大合力。

但这种合力的形成则有赖于北京市从市级层面进一步明确区域的发展定位，建立市级层面的规划建设推进机制。

对此，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杜立群坦言，不管是石景山区还是首钢，如果封闭发展，其实都很难达到应有高度，也只能在低层次上受到市级关注。“首钢在从事钢铁生产时，是一个由内部生产流水线串联起来相对封闭的大院，首钢搬迁后的工业区改造必须要打破过去封闭大院的传统发展观念，把首钢的空间资源真正释放给城市，政企合力把这一片工业区变成北京中心城区的一部分。”

未来承担何种功能?

很多人认为，目前石景山作为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中观层面定位比较明确，但在宏观和微观定位上却亟待加强。原因在于，～方面宏观定位缺乏，石景山以及京西地区在北京全市的发展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需要研究。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石景山CRD的具体内容还需细化丰富。而当务之急则是在宏观层面围绕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标来尽快谋划出石景山的发展定位。

实际上，对于首钢工业区的8平方公里，乃至周边20平方公里之未来，郭金龙市长曾经表示，一是要把首钢工业区建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示范区，二是这片区域要成为永定河流域的首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区。但对于在世界城市之下这一区域应当承担的功能，郭市长则要求有关各方集思广益，提出能够鼓舞人心的响亮口号。

而结合办理今年北京市人代会上提出的关于“首钢搬迁、矿山关停后开发替代产业，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团体议案，市发改委等部门也已初步提出石景山及京西地区的发展方向是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示范区，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区和首都功能拓展与替代产业的示范区”，其功能定位的基本内涵为：生态优先、科技支撑、文化引领、宜居宜业。

石景山区委书记荣华最近也表示，面向“十二五”，石景山区转型发展总的方向应该是：由传统工业石景山向绿色生态石景山转变。其中，“绿色生态石景山”的概念内涵包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宜居宜业的绿色生态城市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等等。

其实在此之前，为使土地价值尽快转化，也曾有人提出对8平方公里核心区进行房地产开发，并计划建成容纳四五十万人的近千万平米的住宅区，但很快这一想法就遭到了郭金龙市长的反对。郭市长在调研首钢时明确表态：这里要繁荣、发达、宜居，却不能搞成一一个居住几十万人的地方，要跳出普通房地产，要有若干总部、若干研发、若干产业、若干公园。

对于石景山如何为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发挥作用，学界的观点则是见仁见智。杨荫凯认为，一来，石景山可以以正在谋划的构建以贵金属交易、国际期货，钢铁交易等为主的要素市场为切入点，为北京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贡献力量，同时也可在世界城市建设中发挥出应有作用。再者，在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融合方面，借助CRD建设，石景山有条件成为全国性创意产业研发交流平台。

长期研究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学者们则认为，保护弘扬首钢的工业文化，可以丰富北京的文化内涵，并进一步扩大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北工大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孙颖教授就指出，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古都和全国的文化中心，与世界

城市相比，其文化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传统领域，传承首钢工业文化不失为一种选择。

更有专家指出，谋划石景山的未来定位，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如何避免与同处于长安街、且战略位置同处北京一轴一带节点的通州形成差异。毕竟两者不仅区位、交通、环境等优势相同，更重要的是通州国际新城建设，同样为北京的下一轮发展释放出了足够的战略空间。

但看似同等条件之下的长安街“两极”，其实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采访中，杜立群就告诉记者，两者根本不存在同质化竞争的条件，因为从城市规划角度看，石景山区属于北京中心城的一部分，其功能更多的承担城市功能的拓展，而通州则是北京重点发展的三个新城之一，其功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综合性特征。另外通州的城市化水平与石景山区有巨大的差异，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大相径庭。

北京方迪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赵弘则指出，首钢搬迁调整，但首钢品牌仍然留在石景山，这个曾经一度排名中国企业500强前50名的工业巨头，品牌优势相应具有集聚高端资源的能力，在这一点上通州短时期内无法企及。

各方观点的争鸣交集同时传递出一层信息：明确石景山“后首钢”时代的发展定位，不仅是很现实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短时间内难以解答的问题。

寻找经济复兴之担当

事实上，还有一种观点在石景山也广为流行：尽快明确石景山定位固然会影响这一区域的中长期发展，但眼前的运作同样非常重要。这种观点认为，有了明确定位肯定利于区域发展，但定位未明确之前则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通过政府政策和资金的导向支持，形成较为明晰的发展理念和主导产业方向，以此来推动定位加紧形成。

北京规划设计院总体所副所长鞠鹏艳便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当中长期定位不明确的时候，实际上政府应首先要确定一个旗帜鲜明的理念，来整体运作和推介一个地区的发展。”

她举例说，比如曾与石景山类似的德国鲁尔工业区，其成功就在于从转型之初便确立了工业区域转型成文化区域的明确理念，让人们知道它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并据此提出了超出于当时十年的转型发展策略来进行推介，之后通过十年乃至二十年去实现当初制定的目标。因此，她认为石景山当前要做的就是在探讨定位的同时，提出未来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不落伍的发展策略。

换个角度理解，鞠鹏艳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在定位明确之前，石景山首先要把真正能够替代钢铁产业发展的新兴产业确立起来并培育壮大成支柱，进而对长期定位的形成产生影响。

提到替代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自石景山明确建设CRD以来，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首钢搬迁对石景山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特别是文化部和北京市政府联手打造的“中国动漫游戏城”项目落地，预示着石景山区正朝着打造“中国动漫游戏产业第一区”的目标努力迈进。

数据更能佐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速度：2009年石景山区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已经超过2500家，实现收入和税收分别突破120亿元和5亿元。

而5亿元的税收贡献也同时表明，尽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稳定石景山区经济增长、保障产业接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仅仅一个文化创意产业根本无法担起石景山的经济复兴重任。

“未来的石景山绝不会文化创意产业一枝独秀，长远看应该是文化创意、休闲娱乐、商务金融、高新技术、旅游会展等CRD五大产业并举发展，并且向高端形态奋进。”石景山区政府研究室主任姚茂文说。但他同时承认，当前的石景山，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几大产业都还处于大力培育阶段，无论是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率，还是在全市经济大格局中的影响力，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事实上，主张“后首钢”时代石景山区大力发展涉钢产业的呼声也同样强烈，并与荣华书记提到的支持首钢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观点形成呼应。“涉钢产业并非制造业，而是从提高对钢铁产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方面去谋划发展。”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黄松江就谈到，石景山应基于涉钢产业发展总部经济，吸引国内、国外大的钢铁企业在石景山设立北京地区总部，并吸引国际已经成形的产业联盟和产业协会在周边建立总部。

此外，黄松江与杨荫凯均认为首刚基于自身优势，可以发展国际性企业联盟，形成以钢铁为产业链，面向全国、世界发展以钢铁产业、资源性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为依托的交易中心。”

带星的诗句范文第4篇

1、清戏的代表性剧目原有《三元记》《三孝记》《白兔记》《荆钗记》《拜月记》《玉簪记》《彩楼记》《琵琶记》等古典名剧，但大多已散佚，或残留一些折子、单出。

2、清戏一般指湖北高腔。湖北高腔，是湖北省的戏曲剧种之一。是明代四大戏曲声腔之一的弋阳腔的后裔青阳腔，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传入沙市而流变的湖北地方戏曲剧种（见《中国戏曲志·湖北卷》）。“弋阳腔始弋阳，即今之高腔……楚蜀之间谓之清戏”。

（来源：文章屋网 ）

带星的诗句范文第5篇

关键词：理性；中国电视剧；苦情戏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5-0140-01

中国电视剧中的苦情戏最多算是悲情戏，大多数苦情剧主要宣扬的是一些“忠孝节义”的中国传统美德，提倡凡事以“忍”为先，剧中主人公大多历经坎坷，最后以善良忍让化解一切困难和矛盾，“苦难”的设置增强了故事叙事的张力。这种赚取眼泪的“生意”自然无法跟古希腊悲剧相提并论，如果说希腊悲剧悲壮崇高的话，那中国的苦情戏只能说是不壮而凄。但是苦情戏作为大众茶余饭后的消遣，纵然世俗了点，却也有其无法撼动的地位。以“催泪弹”为法宝的苦情剧早已成为了收视率的大赢家。根据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上海荧屏电视剧收视排行榜的前十名中，苦情剧占了半壁江山，其中《真爱之百万新娘》以平均收视率高达13.7%的成绩居于首位。另一部苦情剧《哑吧新娘》成为了天津卫视的年收视冠军。像是取得过高收视率的苦情戏《笑着活下去》、《暖春》、《木棉花的春天》等，一时间造成了台上台下哭成一片的局面。“苦情戏”的成功与编剧们深谙中国观众的心理有关，套用简单的模式，将家庭伦理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充分再现和表达普通人的世俗情怀，通过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表达人生的悲苦辛酸，体现出了平民化、生活化的特点。而电视剧较于其他传播媒介，更适合一家人共同收看，当电视荧屏上的故事或多或少的关照观众的生活时，观众会不自觉的深入剧情，认同故事本身的叙述，而编剧则靠他们对剧情的掌控将观众牢牢的吸引到电视机前。这种简单的认同自然还不足以成为收视率的绝佳保证，一部电视剧要获得观众喜爱，其呈现的方式应该与当下的时代相结合，故事的传达的理念应该更多的契合当代人的生活。电视剧中苦情戏恰好迎合了当下大众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需求，那就是“家”的意识的强化。苦情剧适当的表现了大众的某种文化诉求，在虚假与真实、痛苦与挣扎间宣扬了亲情的可贵和家的重要，对于传统家庭价值观的重建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与现代的较量中，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巨大的冲击，而通过一波又一波的苦情戏，现代人终于找到了可以释放的宣泄口，在凄风苦雨的剧情中宣泄压抑已久的生存的压力和无奈。它唤起人们心里最为脆弱的一面，观众在同情他者，反观自己的过程中，达到了宣泄压力，净化心灵的作用。这或许是苦情戏真正吸引人的原因所在。

即便是这样，现在电视剧市场上“苦情戏”的颓势已经开始显现，观众明显的表现出了对这类电视剧的“不待见”。纵观目前苦情剧的幕后制作方，多为南方的制作公司，且多聘请台湾的编剧、导演。编剧、导演拍惯了百多集的乡土长剧，往往能将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编得枝节横生。有网友调侃说道“土到连渣都没得掉的情节+听得起鸡皮疙瘩的主题曲+做作的对白”。这种“三破一苦”的苦情风自然不会刮久了，尽管在剧情中彰显了真善美，给观众以亲切感，但是此类剧的模式化倾向过于严重。苦难往往一时间集于一人之身，如果是善良的媳妇，那就会有恶毒的婆婆，令其受尽折磨；如果是慈爱的母亲，孩子有么不听话要么深有残疾，母性的光辉彰显……苦难的呈现方式过于简单化，故事过于单薄。根据小说《活着》改编的电视剧《福贵》，苦难与不幸接踵而至，编剧借助主人公呈现人生的各种苦难，主人公成为呈现苦难的载体。这类题材在不断壮大中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消费文化，以赚取观众廉价的眼泪为目的，达不到该有的深度。简单的善恶，黑白对立不仅使整个故事简单雷同，也使人物的塑造缺乏该有的个性和深度。电视剧的创作是需要局部创新的，这样看来，苦情戏的制作模式显然不讨好，在故事的模式上走上了“遭遇苦难――获得幸福”，而人物性格的发展在模式化的剧情中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人物的性格过于扁平化，而道德情操则趋于完美化，人的复杂性无法彰显。很多编剧指出，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电视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伦理的电视剧，例如《丑娘》中无限制包容儿子的母亲，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母爱的伟大，只看到了扭曲的爱和无原则的纵容，传统人际关系的友善被打破，大部分人被塑造成心怀叵测的“恶人”，正常的亲情、友情、爱情被扭曲变形。这种对传统伦理观的肆意更改一时间会给观众带来新奇感，但长此以往下去，观众会产生抵触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