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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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概观范文第1篇
摘要:1944年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维护成员国之间汇率的稳定，它的设立对二战后的经济复苏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IMF却止步不前；尤其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IMF在应对危机中的表现更是难以让人满意，因此国际社会对于IMF的改革要求日益强烈。本文将从IMF存在的几个问题出发去探索解决途径，并结合中国实际谈谈如何应对。
关键词:IMF金融监督；治理机制；国际金融；秩序
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了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议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据此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以下简称IMF）。IMF设立之初的主要职能有：制定成员国间的汇率政策和经常项目的支付以及货币兑换方面的规则,并进行监督；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维护国际间的汇率秩序；协助成员国之间建立经常性多边支付等。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实力渐渐削弱；而在二战中遭到极大破坏的欧洲国家，成立欧盟后实力日益壮大；中国和日本迅速发展；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日益发展壮大。2007年起源于自美国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然而，作为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和安全的IMF不仅对于发达国家成员国的金融体系缺乏有效监管，而且在危机成员国向其寻求帮助时也少有作为。IMF在应对危机和自身发展上的表现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对于IMF的缺陷及其改革甚嚣尘上。
（一）组织职能有所迷失
IMF的主要职能是维持国际汇率稳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但近年来IMF的职能重心似乎开始转移，主要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IMF向拉美国家提供了大量贷款并进行了广泛的债务重组安排；为了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IMF还创设了一种新的贷款形式，为遭遇异常支付困难的国家提供超出通常贷款限额的融资。这些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IMF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做法，但IMF最近在发展领域的“指手画脚”，就不太好定义了。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974年IMF推出“中期贷款”，用以解决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国际收支问题；随即IMF又先后推出“结构调整贷款”和“扩充结构调整贷款”，以优惠利率向低收入国家提供资金，用于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尽管IMF的促进货币和金融稳定的职责和发展经济存在密切联系，但并不代表要通过上述行为来显示。IMF需要关注的是自身擅长的宏观经济领域，在贸易、劳工、卫生、环境等其他政策领域有其他的国际组织来负责，比如同样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的世界银行（WorldBank，简称WB）。WB的职能在于通过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增加投资来减轻贫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IMF如果在其中过多的干涉会导致他们之间的职能交叉，而且由于IMF在这些领域的专业性并不如世界银行强，一些关于农业、劳工、卫生、环境等领域内的行动还需要来自研究和实践的专门知识，而IMF在这些方面没有明显优势。最后，由于IMF是具有特定职能的国际组织，如果它在这些领域干涉过多可能会消耗掉其自身有限的资源，进而影响到它通过发挥自身职能来促进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的作用。
（二）监督功能尚需完善
IMF有三种形式的监督，即双边监督、多边监督以及地区监督。双边监督，也可称为国别监督，是通过持续监测和成员国主动披露的方式来了解成员国的实时经济状况，IMF还通过组织代表团定期访问成员国的做法进行监督，对成员国实施的经济或金融政策进行评价并给出建议，如果有影响国内和外部稳定的风险，及时调整相应政策。多边监督就是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监督，保证体系的正常运转，时刻监测和评估世界经济发展动态。对于金融市场监测和评估的结果是定期《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和《财政检测报告》。地区监督，其实就是对于区域货币联盟的监督，通过对世界主要地区的监督了解其经济运行态势并提出相关建议，定期在《地区经济展望》上。IMF的监督功能会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发展，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监督，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分析和预测。然而，这种看似全面有重点的监督并没有及时预测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尽管在的报告中曾提到过有关美国的房地产政策，但却错误地认为这样的风险可以控制，乃至于最终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极大的破坏性不由得让我们深思，IMF的监督功能是否需要重新定义，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三）治理机制的失衡IMF的组织机制
由三个部分组成：理事会、执行董事会和管理层。IMF在金融监督方面的缺陷，很大程度上跟其治理机制中的力量失衡有关。它不仅表现在执行董事会和管理层的人员组成上，也体现在成员国所持份额和投票权的问题上。IMF实行加权表决制，具体来说投票权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每个成员国都拥有相同的250票的基本投票权，接着由成员国按各自所持的以特别提款权计算的IMF份额，每10万特别提款权折算一个投票权，基本投票权和按份额换算的投票权之和就是该国的总投票权。在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的投票表决中，按这样的方法来行使投票权。从中不难看出，IMF的在投票权上的做法类似于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资本多数决”，成员国在IMF中的份额是其行使发言权的基础。这样看来的发言结果则可能使发言内容不具代表性，最终影响IMF的代表性和其作用的发挥。在组织机构的构成上，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仅在执行董事的人数上，而且在投票权数上占的优势远比发展中国家有利得多。尽管IMF成立之初确实是发达国家推动得多，但如今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大大提升，再盲目按照以前的模式来，会造成很多不公的出现。
（四）不合理的风险预警和救助机制
IMF的监督功能是其风险预警机制的基础，通过三种形式的监督和的定期报告，IMF可以及时掌握了解全球经济运行的状况，并做出预测和建议。但IMF却并未能及时预测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来势汹汹，而IMF却只能在其职能范围内进行救助。即使是危机后的救助，IMF也设置了很多门槛，附加了一些不合理政策条件，以至于有的国家不愿意接受其救助；需要救助的国家不仅要面对困难的国内金经济环境，还要就政策条件与IMF进行谈判，导致贻误危机救助的时机，最终使得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发展。因此，IMF的危机预警和救助机制亟待改进。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向
（一）摆正自身位置，重塑核心
职能如果IMF想继续发挥其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首先需要改革的就是对于自身职能的偏移。从目前来说，IMF应当暂停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贷款和相关技术援助，停止扶贫项目等发展领域的干涉，将这部分职能还给WB及其他区域发展银行。但IMF还可以发挥其本身职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短期融资，来帮助陷入国际支付危机的成员国摆脱危机。其次，IMF必须重塑自身在维持汇率稳定方面的核心职能，在现行的浮动汇率体系中，采取积极措施维持成员国之间有序的外汇安排，促进国际间的金融合作，协助成员国之间建立经常性多边支付等。
（二）加强双边监督
尽管IMF在金融危机中的监督职能发挥得不尽如人意，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其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在三种形式的监督中，需要重点加强的是双边监督。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与IMF没有进行切实有效的双边监督有关。尽管IMF在金融危机发生后，针对之前存在的缺陷进行了一定的改进，但从其实质看，IMF双边监督执行力不强，约束性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依旧存在。首先，需要更为合理的监督体系，可以将IMF的双边监督同多边监督结合起来，扩大监督视角。其次，成立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区分监督区域，对于那些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具体研究分析，分析的结果通过报告的形式定期，以此加强各国对于风险机制的预防管控能力。
（三）改进治理结构
针对组织机制的问题，在意识到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之后，IMF已经在2008年通过的相关决议中做出了改革，如：确定了新的份额计算公式；把基本投票权数从原来的250票增加到现在的750票；在G20匹兹堡峰会上决定将5%的份额从发达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等。总裁拉加德提名中国央行前副行长朱民出任新增设的第四副总裁之后，IMF的高级管理层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执行董事会的改革也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尽管这些改革都有利于IMF发挥其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作用，但毕竟没能解决目前治理结构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在份额制度上和组织机制上还需要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来及时调整。
（四）危机预警机制和救助机制的完善
近年来，通过对成员国经济金融政策和统计数据的分析，IMF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功能渐渐成为其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如果可以增进和强化IMF的技术援助功能，并将其与贷款功能结合起来，则可以增强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以更为合理的方式度过危机。另外，目前IMF依旧在发达国家的控制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无法完全表达其诉求，他们的利益的得不到切实的保护，改革IMF的危机预警机制和救助机制必须顾及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机制的作用，增强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帮助危机国解决困境。
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
对于IMF的改革，中国应当顺应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潮流，积极参与国际新机制的组织构建，承担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应的责任。不仅要提升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也要积极参与IMF的监督机制、风险预警机制等的改革，为发展中国家赢得更多的话语权，推动国际金融新秩序朝着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IMF作为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在稳定国际金融秩序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在其组织机制和其他某些领域,至今还有许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但我们相信,随着国际金融合作和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前进势头，在国际社会和IMF的共同努力下，IMF自身将不断完善，在以后的国际金融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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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邵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困境与改革探讨．南方金融．2011（4）．
[3]廖凡．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岳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机制改革的新设计．经济问题探索．2012（7）．
[5]关孔文．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及其政治功能．宁夏大学学报．2016（3）．
国际组织概观范文第2篇
一、目前国有企业团委组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团组织建设工作弱化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有企业在发展中盲目的追求高效益，在以利润和营销为目标的指导下，对自身其他部门的职能进行弱化，导致团委组织的地位降低。同时，因为团委组织工作职能不能有效的发挥，导致年轻的员工思想没有认识到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形成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缺乏工作热情，导致团委组织成为了当前企业发展中一个有名无实的部门。
（二）工作内容单调
根据观察的值，当前很多的国有企业的内部活动比较少，或者是比较单一。导致国有企业的活动内容和员工的兴趣、爱好不相符合，如果没有其他的物质诱惑可能就不会有人参与。并且受到活动的经费、场地、人员等的限制，在国有企业的发展和规划方面，各种精神文明活动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
二、国有企业团委组织为企业改革和管理服务的思路
（一）?猿肿龊枚郧嗄旮刹恐肮さ乃枷虢逃?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我国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团组织作为企业思想工作的执行机构看，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相关的管理或者是培训人员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工作经验。当前，团组织内部的各岗位的相关管理人员认为要从思想层面上认识到当前国有企业的发展和改革，各项制度应该根据企业的发展和当前的管理的方式以及对员工的思想、行为要求等进行制定。团委组织应该帮助企业树立员工的正确的思想认识，积极的投身到企业的发展中。
（二）培养青年干部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
青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青年团体的力量强大，才能保证我国的后续发展持久有力。对企业发展而言也是如此，必须要保证青年干部职工的群体占据企业员工人数的大部分，因为这部分年轻人因为自身的性格比较独立、加上自身的素质比较高、创造力很大，是企业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企业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方针，提高青年员工的归属感，积极的为员工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企业在制定各项规章制度时，应该考虑到员工的感受，从长远利益出发。
（三）企业文化引领青年干部职工的思想成长
根据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发展持久的国有企业都有自身的优良的传统文化。国有企业中的团组织应使用多种方式，对职工进行教育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提高整体的团队的力量，实现自我价值和企业发展的结合。
（四）创新团队
企业团委组织的工作随着国有企业的发展逐渐体现出职能化的特点。所以在国有企业中建立青年工作处就很有必要。相关的管理部门应该积极的支持青年工作处的建立，建立以青年的各项兴趣、爱好等建立起的外围组织，实现员工和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企业管理应该根据员工企业的大部分的特点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提高团队工作内容，促进企业的组织建设发展。
国际组织概观范文第3篇
一、远程高等教育国际交流活动概述
(一)在国际远程教育专业组织中崭露头角
中央电大作为我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大学，也是我国唯一一所单一模式的远程教育大学，在参与国际交流上不仅有着较长的历史，而且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中央电大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泰国、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埃及、南非等许多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远程教育机构建立了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进行了广泛的项目合作和人员交流，电大还作为亚洲开放大学协会(AAOU)和国际远程开放教育理事会(ICDE)的成员，在国际远程教育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北京电大、河南电大、江苏电大、江西电大、陕西电大、上海电大、四川电大、天津电大、云南电大以及香港公开大学和香港大学等也都是AAOU的独立成员。同时，中国远程教育专家也在国际组织中担任了一定的职务，为推广中国远程教育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贡献。
(二)国际会议中的学习和交流
远程教育国际会议是各国远程教育实践和研究者公开、平等、自由交流各自所取得的成果、经验甚至教训的一个良好平台。改革开放后，我国打开交流的国门，不仅欢迎外国远程教育学者到中国讲学，传递远程教育的最新进展和成果，也派出了许多专业人士参加各种类型的远程教育会议，到国际会议的大舞台上展示中国远程教育的成果。
中央电大是我国远程教育国际交流中的一支主要力量，远程教育界的许多国际交流都是由其发起的。如早在成立之初的1981年，就在北京举办远距离教学讲习班，邀请英国文化委员会官员尼尔森、英国开放大学课程制作专家麦可睦、英国广播公司(BBC)海外服务部高级编辑邓克林介绍英国远距离教学的经验。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远程高等教育在国际会议中的学习和交流得到了明显地增长。世界远程教育大会(ICDE)是国际上最为著名的远程教育盛会，我国从1995年开始，连续有代表参加了第17届至今的所有ICDE大会。参加历届ICDE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有的来自广播电视大学，也有的来自普通高校，并且在会议上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或者参与世界大会的筹备和会务工作，或者在世界大会上宣读论文获得国际学者的普遍赞誉。在ICDE世界大会上中国香港公开大学还获得了优秀院校奖，这是ICDE首次向在远程开放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颁奖；2001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的第20届ICDE世界大会上，中国香港公开大学校长谭尚渭又获得了大会颁发的个人优秀奖，这两个奖项的获得证明了中国远程教育所取得的成绩是世界瞩目的。
在世界远程教育的学术论坛上，中国还是亚洲地区远程教育一支主要且非常活跃的力量。亚洲开放大学协会(AAOU)成立于1987年，是一个在亚洲范围内负责开放和远程学习领域研究与交流的非政府组织机构。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组织其成员每年轮流举办亚洲开放大学年会，以促进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远程教育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到2004年，亚洲开放大学年会已经成功举办了18届，其中有4届年会在中国举行。这4届年会分别是1995年由我国台湾空中大学主办的第九届年会，1998年在香港公开大学举办的第12届年会，1999年在北京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第13届年会，以及2004年由上海电视大学主办的第18届年会。其中，在北京举行的AAOU年会是中国内地举办的第一次规模大、级别高的远程教育国际盛会，是中国远程教育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上海举行的第18届AAOU年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50人，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机构，是历届亚洲开放大学大学协会年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除了主动承办AAOU年会，中国代表也积极参加了在其他国家举行的会议，从1995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8届AAOU年会开始，中国代表参与并记录了会议召开的情况，向中国远程教育从业者传递每次会议的精神和理念。
大型远程教育专门会议是展现我国远程教育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通过一些较小型的远程教育会议则可以对专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如1999年“远程教育、远程学习与21世纪教育发展”国际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家教育部、人事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共同支持。国际远程教育协会(ICDE)主席A.R.Trindade教授，国际继续工程教育协会(IACEE)主席F.E.Burris教授在会上都作了特邀报告。在开幕式上清华大学主会场还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分会场进行了实时的对话，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奥岛教授及“全球虚拟大学”项目的专家在东京以远程方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五个子主题都是当时远程教育的研究热点，分别是：远程学习对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冲击，远程教育和学习的新理念，远程教育的技术支持，远程教育的课件，远程教育的管理。会议有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菲律宾、芬兰、比利时、日本、意大利、法国、葡萄牙、澳大利亚、中国及香港、台湾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总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委会、华南师范大学和亚洲开放大学协会在广州联合主办了以“网络时代的学与教——实践、挑战与展望”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有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位代表，其中30％是国外代表。
(三)国际研究作品层出不穷
谈松华先生曾说：“如何有效地延伸和拓展我国的远程教育，使远程教育能在建立我国终身教育体系中发挥应有的贡献，是我们目前正在探讨的主题。在这方面，了解和学习国际上先进的远程教育理念，吸取远程教育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国远程教育工作者扩大视野，借鉴经验，在实践中少走弯路。”因此，为数众多的研究作品是中国远程高等教育国际交流成果的一个很好表现。
1956年，远程教育的主要形式还是函授教育，当时北京函授师范学校就编辑了《苏联函授教育经验选辑》，这是我国第一本远程教育国际交流方面的著作。改革开放后，我国远程教育得到了恢复和充分的发展，远程教育的主要形式也由函授教育转向函授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齐头并进。80年代，我国远程教育国际研究的作品主要有：中央电大远距离教育研究室编译出版的《远距离教育工艺学引论》(1987)，周简叔编著的《世界高等函授教育概观》(1988)等。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远程教育的国际交流成果得到了极大地发展，不但是成果在量上的增加，成果的质量水平也明显提高。代表的书籍有：丁兴富主编出版的《世界远距离高等教育概观》(1990)，丁新等翻译的《远距离教育基础》(1996)和《远距离教育理论原理》(1999)，黄清云等主编的《国外远程教育发展与研究》(2000)，张伟远主编的《英汉开放远距离教育词典》(2003)。以上这些成果都是我国远程教育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所积累的重要成果。
研究论文方面，从1979年至今，中国远程教育界研究国外远程教育发展状况的论文已达数百篇，研究论文的范围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韩国、马来西亚、南非等后起之秀，还有印度、埃及、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范围非常广。而研究的内容不仅有介绍他国远程教育的概况和经验，而且有从比较远程教育的角度、从研究的目的出发，考察各国远程教育的制度、政策、质量保证等的研究分析类文章。张伟远先生根据我国已有的远程教育研究论文，把我国在国际交流方面的研究论文形式划分为三类。形式一：本国学者研究境外教育，其优点在于作者了解我国读者的特点，能根据读者需要直接参考那些认为有用的内容。形式二：特邀境外学者撰写文章，由我国学者进行点评。这类由境外著名学者按要求的内容撰写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远程教育文章，优点是文章内容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远程教育的最新发展。形式三：由本国学者和境外学者合作。这类形式的优点是，本国学者了解自己国家的远程教育，境外学者可以从不同的视野来进行分析，这种结合能使文章的内容符合本国读者的需要又能从国际的视野来探讨。
在我国对国外远程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引入和分析的同时，通过各种渠道，中国远程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也得到了国际远程教育界的关注和重视。本研究开展时，利用google对全球远程教育、教育类的著作进行了查询，结果有3540本书都阐述或谈到了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状况。其中，由MichaleMoore等人主编的《远程教育手册》(HandbookofDistanceEducation)，DesmondKeegan著的《远程教育基础》(FoundationsofDistanceEducation)等远程教育界非常有影响的著作都对中国远程教育开展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另外，丁兴富教授的博士论文《中澳远程高等教育系统比较研究》(AComparativeStudyofDistanceHigherEducationSystemsinAustraliaandChina)英文版也由德国远程大学于1999年出版，是我国远程教育学者出版英文研究作品的代表之作。
(四)跨国界远程教育服务和合作的发展
引进国外的远程教育服务，在教材和课程资源上的合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从开办之初就给予了相当强的重视。如与英国开放大学在英语课程开发、远程教育专业人才培训、多种媒体课程材料设计制作等方面都开展了卓有成效地合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还与一些海外教育院校和商业公司(如加拿大奥兹网络公司)，合作开设继续教育课程也取得了成功；上海电视大学凭借已有的在计算机教学领域和艺术教学领域中的软硬件优势，与日本京都精华大学合作开设动漫设计专业；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则特别下设了国际合作培训部，本着业务独立、资源共享、团结协作、优势互补的原则开展培训工作，以引进优质资源、孵化精品项目为目标，目前已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爱尔兰、瑞典等国家的一批优秀院校开展了合作，并将在广泛的学科领域面向在职管理人员和高校应届毕业生，开展涉及国际教育合作的学历学位教育和非学历学位课程培训；英国开放大学与人大网院合作招收工商管理硕士生；加拿大阿尔伯塔理工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合作举办“信息技术应用学士学位教育”；美国管理技术大学与北京国际工商管理研修学院合作办学等等。
在向外推出远程教育服务上，中央电大也在远程教育界做出了表率。为扩大对美国的宣传影响、弘扬中国文化，通过教授汉语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教育部(原国家教委)于1996年决定在美国斯科拉(SCOLA)卫星电视网开设全中文教学频道。原国家教委决定由中央电大对外汉语电视教学节目中心(/)负责该频道的节目组织、制作和播出，并与有关部门一道，在美国进行推广汉语教学、汉语水平考试(HSK)和调查研究等工作。这是向外提供主课程、及课件制作的远程教育服务。另外，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也利用函授或互联网向海外提供中文远程教学服务；华南师范大学通过与美国出版在线集团合作，在网上开展对印度尼西亚的华语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与华夏大地教育共同开办网上对外教学的学历和非学历课程、汉语水平考试(HSK)的教学与考试辅导课程，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培训等相关网上教育课程，并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为考试的学员颁发国家认可的相应学历、学位证书和结业证书。
除了以上4种形式的国际交流活动以外，我国还通过各种形式的考察与访问加强对外合作交流，到1999年，中央和各地省市电大已接待各国和地区考察团、来访专家超过22次。而中央电大和各省市电大也派出了至少7个访问团到国外学习和交流。考察和访问在集中学习和交流双方感兴趣的远程教育问题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考察和访问也有利于增进我国与国际机构间的感情交流，有利于争取国际上对于中国远程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和帮助。如1985年，由武汉市教委和武汉电大组成的武汉市成人教育代表团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与加政府国际开发署、加成人教育协会签署《中国·加拿大共同发展武汉市成人教育中心协议书》。该协议书规定由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无偿援助武汉电大106万加元，其中26万加元为电教演播制作系统设备费及安装费，用于发展武汉市成人教育中心的9个合作项目；帮助武汉电大选派22名教师、一批电教专家、两批管理专家赴加作访问学者、攻读硕士学位和访问学习等。另外，选派人员到国外进修和学习也是国际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如中央电大通过中英合作的奖学金项目和志奋领奖学金项目，选送了超过22位研究人员和教师赴英国学习。
二、中国远程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史思考
1.科学引进国外远程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是中国远程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首要原则。国外开展远程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起步，在远程高等教育的许多子领域都开展了广泛而较为系统的研究，研究成果也具有较高价值和较为普遍的适用性。国际上几个比较重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如英国开放大学的教育技术研究所、知识媒体研究所等，开展的研究在全球都处于领先和先导的位置，是世界远程教育研究的榜样。
但是，引进国际远程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必须要注意将学习与借鉴同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中国远程教育发展的实际进程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学习、借鉴国外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要看他们在解决中国教育问题方面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而绝不能把在某些国家取得成功的经验就当作衡量远程教育发展水平高低或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引进国际远程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还需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国际远程教育进入我国后，由于中西方在文化背景、教育水平和传统习惯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并非所有先进国家的先进经验都适应在我国直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