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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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地理；教学；学生素质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3-0301-01

1 如何提高中学生科技素质

基础地理知识，无论是哪一方面，哪一部分的哪个课题，无不融知识性、科学性、思想性为一体。如果教师善于挖掘教材的内涵，发挥学科的特点和优势，就能够通过教学，使以上所述的关于科技素质的主要三个方面同时到位。下面就略举几个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地理学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以及人类活动与地理关系的一门科学。地理知识是学习其他自然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跟现代社会生产关系越来越密切。地理知识的传授是提高学生科技素质的重要源泉。例如：地球的自转和公转知识可使学生在明白了“昼夜、四季”是怎样形成的同时具备了批判的科学精神；探测月球和其他行星的地理意义、厄尔尼诺的发现等。可使学生在明白了地球上气候异常是怎样形成的同时，认识了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使他们明白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建立了环境意识；而对直然灾害的斗争及其保护环境的认识又使他们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

地理学处处充满着观察、假说、验证、类比、模拟、科学抽象、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数学推导等科学方法。比如地球仪是经过科学抽象的理想化模型；伽俐略通过望远镜证实了太阳上有黑斑这一现象。科学史表明，往往不是先设计出验证方法，然后才发现规律，绝大多数情况总是先提出了假说，然后根据假说来设计检验方法证实它或它。雅鲁藏布江瀑布群的发现证实了假说，日食的观察了假说。假说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掌握了科学方法，比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认识了假说在科研中的作用，并且使他们具备了运用科学假说的能力构思和设计验证性实验的能力，那么他们在未来所从事的工作中，就会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水平。

2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地理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地理学先驱们创造、发现的历史，创造推动了地理学知识完善的进程。没有地理学家们的不断创造和发现，就不可能有现代地理学的辉煌成就。他们是进行创造活动的榜样，同时地理学家们在创造活动中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经验知识，为我们进行创造提供了示范指导。地理学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创造教育素材。地理学史料的教学能让学生的思维跨越时空，回到先前的地理学前沿。通过人类认识地理世界的真实而又令人兴奋的探索历程，使学生感受到地理学家用有效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揭示地理奥秘时的那种科学创造的与激动，并受到研究方法的熏陶。

3 地理课程在国民能力素质培养中的功能

能力培养是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目标，能力也是国民素养非常重要的部分。地理课程除了向学生传授基本的地理事实、概念、原理等知识外，更重要的在于使学生具备地理能力，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素养。

提出地理问题到解决地理问题所必需的能力是地理能力培养的核心。国外有些国家的地理课程把提出地理问题的技能、收集地理信息的技能、整理地理信息的技能、分析地理信息的技能、回答地理问题的技能作为五项核心地理技能；也有国家的地理课程强调地图运用和野外技能注重观察、解释、综合、评价、预测能力的培养。《地理教育国际》把发展学生提出地理问题、收集和组织地理信息、处理分析资料。评价判断、解决问题等能力作为能力培养目标，强调这些能力培养要渗透在具体地理技能培养的内容与过程之中。

4 地理课程在国民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形成中的功能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是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受后天环境、教育的影响，通过个体自身的认识和社会实践而养成的比较稳定的身心发展品质，是国民基本素质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今社会，一个人只有知识、能力不行，还应该善于与人合作对社会和自然负有伦理义务，具有良好的品德素质。地理课程按照人才综合素质特征的要求确立合理的地理知识、地理能力和素质结构，有利于学生形成健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

地理课程，作为一门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为基本内容的课程，是培养辩证观念和形成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情感态度的重要途径。环境教育以课堂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课堂中，在学习了有关环境方面的知识之后，使学生掌握正确的环境价值观树立起环境保护意识。课外实践中，可以引导学生去调查分析，直观地从识环境问题并提高自己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培养保护环境、防治污染、节约用水等良好的环境观念和自觉自律的行为规范。

地理学范文第2篇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尽管目前尚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但仍可推测学术界与政界对于“rural/ruralareas/rurality”的使用偏好很可能是因为这些词听起来更为客观、中立,“country/countryside”则相对带有较多的文化内涵[5]。但有的学者却认为,到目前为止,在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中,“countryside”并没有带有英国那种情感因素,例如,在北美“countryside”就主要用于指代邻近城市中心的乡村地区,这更接近于其原意[7]。由此可见,“乡村”(rural)的概念十分模糊,很难对其进行准确定义。但是,许多生活在乡村里的人自称为“按照乡村生活方式”生活的“村民”,政府也需要针对城市与乡村设立不同的管理机构并实施不同的管理政策[8]。因此,从这些现实意义上讲,对国土或行政区进行城市、乡村的划分显得尤为必要。新世纪之前,Halfacree曾以四种方法来定义乡村[9]:①描述性定义;②社会文化定义;③视乡村为一地理区域(locality);④视乡村为社会表征(socialrepresentation)再现。Woods认为以第四种方法来定义乡村最为灵活稳健,能够适应乡村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8]。新世纪以来,有关“乡村”定义的进展仍集中在第四种方法层面,但是却越来越超越社会结构主义的约束。例如,有的明确使用“表现”(performance)这一术语,包括规定了一系列从阶段性事件到反复重复的日常惯例来定义乡村[10];有的揭示了农业展览会是如何被用来作为向大量非农游客展示农业的机会[11];也有通过诗歌和民俗音乐来展现对乡村的理解与定义[12-13]。Woods认为,把乡村概念化为一个混合的或网络化的空间这一理论创新,往往是与乡村地理学家们对于城乡特性混乱、城乡区别难辨的空间环境的经验性调查研究兴趣的恢复相伴而生[14]。同时,他还提到了一些城乡空间交错混合的概念:乡村地区的小城镇[15-16];新城市远郊的发展[17-18];城市通勤范围内的城市外围社区[19];城乡结合部[20-23]。近期相关研究则强调:这些空间对于基于城乡分割而做出的土地利用规划提出了严峻挑战[21-22,24];它们是城乡利益冲突的场所[17,24-25],同时也是城乡特性协调和争夺的竞技场[19-20]。目前,国际上有关学者试图以三种模式来描述城乡之间的地理区域范畴并解释两者之间作用力的动态[14]。首先,是用“城市地区”(thecity-region)的概念模式来考察城市外围和边缘区,城市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城市地区”是一集中于“城市地带”但延及邻近乡村地区的空间交互作用场所[26]。其次,北美乡村地理学家则越来越多地采用“城市远郊”(exurban)这一术语来定位其在城乡结合部及更远的社区的研究工作,“城市远郊”通常用来指代城市外围区,特别是当专门用来描述由于来自城镇的迁入(通常是为了舒适的目的)和相关的发展而转变的乡村地区时,该术语非常贴切。深受政治生态学的影响,目前很多有关城市远郊的研究工作都聚焦于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冲突[17,27-29],以及社会重构和调整[18]。这一模式补充了有关乡村性的混合观点并为捕捉城乡交互作用结果的空间不均衡性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但“城市远郊”目前仍停留在描述性的位置归属阶段,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再次,法国地理学家们主张颇受争议的观点,即乡村地区“城市化”与城市地区的“乡村化”是相伴而生的[30]。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人们对于被殖民的乡村社区抱有双重期望,即同时符合城市理念(方便、集中、多样化)和乡村理念(社区、团结、宁静),而在一定范围内用城市的方式和惯例进行彻底改造的“再城市性”(reurbanity)的结果则导致了对于传统城乡二分法的背弃以及对于新社会空间模式的寻求[31]。国际上的乡村地理学家正在重新思考城乡交互作用的本质及其衍生的空间,并认为:一方面,对由连接城市和乡村结点的多种要素流及其依存关系为特点的网状空间的认同将导致城乡二分法的终结[32];另一方面,城市扩张不是同质的,将产生多个新的混合的社会空间形态,这些空间形态将模糊城乡的分野并展示各自的特质[21]。乡村性一直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核心[33-37],Woods综合近来乡村地理学的种种新进展,认为乡村性是由乡村居民与迁入者、农民、土地所有者、工人、旅行者、休闲游客、政策制定者、媒体以及学术研究者等不同参与者共同体验与表现的,乡村地理学需要研究乡村性的表现[38]。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研究工作已开始探究乡村性的表现,即从原先关注于乡村的物质性,转而关注其政治经济结构乃至社会建设[38]。这一发展不仅为乡村地理学家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而且也促使了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并为新的跨学科联系开创了机遇。

    研究理论的发展

    上个世纪,国际上乡村地理学研究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1970年代的功能视角阶段,通过明确乡村独特的功能特点来确定乡村空间;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视角阶段,试图将乡村定位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产物;1990年代的社会建设(sociallyconstructed)视角阶段,认为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乡村的重要性体现在其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层面上[14,39]。之后,很多学者曾认为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停滞不前,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明显在慢慢复苏[40],关于乡村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形成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4,41-44]。如Parr主张:当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地区范围,城市和乡村的分类可以用一种更能充分反映两者之间内部联系的方式来考虑,且对于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以及购物和休闲方式来说尤为如此;如此以来,城乡关系在互为竞争、互为补充方面变得更为明显[26]。但Woods认为“城市地区”模式在论及乡村地理区域时仅单独考虑乡村与城市的联系,而忽视了跨区域的交叉的等其它任何意义上的乡村条件,并使乡村在城市支配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层面进一步被边缘化[14]。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深入发展,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了乡村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开始转向研究乡村的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38]。“乡村三重空间模型”(three-foldmodelofruralspace)的提出是新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进展。依据对空间性的三重理解[45-46],Halfacree把乡村空间划分为相互之间紧密结合的三个层面[47]:①乡村区域所在,即与生产或消费相关联、相对而言具有明显特征的空间实践活动发生场所;②正式的乡村表征,诸如资本主义利益团体或政客们的一些表述,以及乡村被整合到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方式,特别是乡村在价值交换方面是如何被商品化的;③乡村日常生活,同时包括对乡村生活理解和认同的个人和社会文化因素,但是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有相互矛盾、相互背离的方面。

    研究方法的革新

    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对于合适的乡村性表现研究方法的寻求,是方法论探究与实验的领域之一。然而,自从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起,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乡村地理学中文化观点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与之相伴的是定性方法的应用与发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关注群体、民族志学与参与者观察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应用[48-50]。然而,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两极分化,即相关研究倾向于仅采用定量或仅采用定性的方法。英国乡村地理学中定性方法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其他地方,定量方法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38]。近期,定性研究方法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广为运用。例如,Annes和Redlin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采用了深入访谈“生活史”(lifestory)的方式,探究了出身于乡村的男性同性恋者在城市与乡村空间中的迁移规律,证明了“城市”仅仅是他们获取身份认同的所在,而他们大多还是对乡村生活认同度较高,有力地反驳了“男性同性恋者有城市空间偏好”的传统观点[51]。Leyshon运用了一系列定性实地调查方法,并以英格兰西南部1000平方英里范围内散布的乡村里的年轻人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在实践中不同调查研究方法对年轻人个人及团体的不同影响,最后根据调查结果的优劣比较了各种调查方式的优缺点,并提出了在进行乡村定性研究时的一些方法和方法论的建议[52]。Pini通过对昆士兰州两地区的80个女性调查对象的“关注群体”(focusgroups)式调查,研究了澳大利亚制糖业中女性的参与程度,并得出“关注群体”式调查方法不仅对女权主义学者、而且对于所有的乡村社会学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方法的结果能够较少受到阶层化的调查关系的影响,并能较好地反映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变化[49]。然而,新世纪以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层面的明显进步是大力推广了打破定量与定性区分的Q方法。Q方法论(又称操作性的主观性)是由Stephenson于1935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地研究“主观性”的心理学方法[53-54]。Q方法以“定性定量逻辑”法(‘qualiquantological’method)而着称,主要通过五阶段的过程来完成定性数据的定量因子化[55-57]Previte等认为,Q方法提供了一个使我们能够从关注特殊个体描述而转向重点分析特定参与者群体所共有的一系列观点的机会,并建议乡村研究者应当重视Q方法[57]。Q方法在自然资源管理、政策、社区发展、社会问题以及边缘化群体研究方面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实际上,近十年来大量的乡村地理研究应用了Q方法,研究对象包括地方政府与自然资源管理[56]、农业环境视角[58]以及乡村重建中社会企业作用的利害关系[59]。乡村地理研究中Q方法的兴起,主要是作为分析与记录更为宽泛的乡村性与乡村生活非专业描述的定量性乡村研究方法进展的一部分,反映了乡村社会建设及多种乡村作用因素的重要性[49,60-64]。具体来说,Riley与Harvey论证了乡村地理学中口述史料研究方法的运用,其目的在于加强与个人描述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丰富对乡村重构的微观尺度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的认知与理解[61]。Nairn和Panelli回顾了利用小说来构建乡村生活意义的相关文献和论述,而这些文献和论述都不大可能以传统访谈形式存在[60]。Duenckmann运用Q方法,探究了不同的‘乡村’观念,并试图对传统的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相联系的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进行重构[65]。新世纪以来,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成为了乡村地理学研究者的终极任务与挑战。Madsen和Adriansen极力主张使用更为综合的多元方法,即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其研究表明多元方法模式有助于研究单个参与者的行为和价值观,从而有助于强化在发展和

地理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信息时代；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创新分析

引言：人文地理学主要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从历史数据上增加人文活动的范围，对人文地理的思维进行分析。地理学主要研究地球表面与人文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和规律，是人文地理学与地理学的纽带。

一、信息时代地理学的主要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研究了人地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很多学者对信息技术人文地理学从深远的角度来分析，包括对信息产业和技术以及地理关系。以信息时代为背景，以人文地理学的创新为依据进行分析，包括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联网信息和地理学，地理学的思维创新与人文地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主要路径。

二、信息时代地理学与人文地理研究的创新

（1）空间分析的框架和思路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人文地理学已经从流动空间的信息技术延伸到地理空间的领域[1]。主要是以空间分析和框架结构为依据，将传统的人文地理知识与自然界的地理学为基础。人文地理学能够以新的信息技术为基本概念，从而促进了人们形成新的流动时空和流动区域的形成。新的流动范围将围绕自然科学预地理学作为重点的基础内容，将社会经济与人们的生活相互结合。对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将流空间从单一的要素向网络分析转向虚实空间的互动，还能向耦合结果的流动空间转变，以空间分析为主要框架。并且将流动空间能及时从移动信息技术以及高新技术信息时代向现代方向转变，信息和通信技术在空间和时间的距离维度上相互融合，流动空间的本质是信息时代的活动内容。也是对公共场所的一种建设，从而实现了远程控制的技术的发展，这一技术的出现将重新塑造城市与空间区域的结构，对范围的集聚和扩散变化程度进行整体的补充，也能促进城市形态的变化和感观形式的出现。所以，流动的信息时代技术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分析的主要方法是以理论依据为主导，具体如（图1）所示。

（2）新型的人地关系的变化

随着新型的人地关系的产生，人文地理学的核心内容是研究地理學，主要强调人地系统生存和发展的优化过程，科学系统的人地关系构成和综合实践以及动力学模拟都是根据3S技术的新方法和手段为开发依据，这种新的开发技术将不断应用到人地系统的研究领域[2]。在处理人地关系的问题上，主要是针对人文地理的理解从理性的的角度分析人的情感关怀，并且向地理学的角度去延伸来认识自然环境和资源共同组合，逐步转向对要素流动和地域创新能力方面扩展，对时空关系从不同的角度都有新的认识。一些新的人地关系主要是以生态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为理论依据，还能以人地关系的协调作用来促进人文地理与自然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人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依据。也是提倡绿色生态建设的动态感观意识。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方向，信息时代将改变了传统的现状，以新型人地关系为目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充分体现了人文地理关系的实现，主要强调城乡空间的协调发展，将人文地理关系和地理学相互统一。通过科学技术的实现来解决城市中出现的问题，并探索在高新区域内协调和城乡相互融合的城镇化发展的新思路。逐步向智慧城市的阶段跨越，新城市的建设对处理人地关系的相互协调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物联网和移动技术以及新型的信息手段来维护将传统数据相结合。充分实现精确的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经济的模拟，并将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相结合，以此来展现高层次的人文地理关系的协调和发展作用，为构建信息时代的新型人地关系具体情况如（图2）所示。

（3）创新研究方向

首先，创新能力的提高与人文地理格局的发展过程之间是相互雇佣的关系，主要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结构，将系统全面的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利用大数据来定性人文地理学的创新研究方向。其次，要运用信息时代的人文地理研究内容，观察地理文化的流动和变化情况，避免对产业组织和地域空间的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充分将地理空间的距离和交通网络以及自然环境以网络空间的形式定性。信息技术的实现提高了空间地域的流动性和变化规律，并且增强了地域之间的相互联系程度，将人文地理学重新规划和调整。也实现了创新研究的发展方向，而信息时代的功能与结构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基础。将流动空间的框架为指导依据，信息时代加快了地域发展的空间流动性，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地域空间的生活和实践影响。创新是信息时代的情感搭配，并且与地理空间的互动模式为新理论基础。深入挖掘和展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情感的分析进行深入探讨，对空间布局和空间数据以及变化规律进行演变，评价出不同的地域发展状况。最后，还要加大对数据的分析，结合传统的方法对新型数据整体总结，构地理与创新研究的体系。

结束语：信息时代的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创新是实现社会发展的依据，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还需要结合新技术来实现。这就需要摆脱传统的信息技术，用科学的方法来实现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相互作用，对新技术的实现将是一次重大的挑战。随着智慧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人文地理学有了新的内涵，同时还能更好的实现地理学的创新过程和研究。

作者：刘进波

参考文献 

地理学范文第4篇

一、以形象思维为切入点，带动学生的思维发展，提高学习效率

地理学科的学习主要通过典型的地理现象领悟抽象的地理原理，需要学生有高度的思维能力和概括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逐步完成由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过渡，从而形成开阔而严谨的地理思维，综合分析某一地理现象中所包含的地理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教师要结合学生思维发展的特点，以形象思维作为启发学生抽象思维发展的起点，引导学生思维逐渐由形象向抽象过渡。这就要求教师要善于借助教学仪器、示意图、多媒体图片、三维动画等多种形式，以直观的形象展示和原理演示，让抽象的地理现象、地理原理直观化、形象化。比如，“全球气压带、风带的分布和移动”的内容，仅靠学生对课本的阅读、教师的口头讲解，难以突破学习目标、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教师要让学生通过亲手绘制热力环流简图、北半球三圈环流和风带示意图、南半球三圈环流和风带示意图，理解地球上七个气压带、六个风带的位置，并结合课本上的气压带、风带移动示意图，分析造成气压带、风带移动的原因，总结其移动的规律，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完整并具有动感的画面。

二、创新教学方法，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学习方法改变

传统教学中，教师仔细讲、学生认真听是课堂的主要学习模式，这种模式既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难以做到针对学情有的放矢。新课程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课堂学习模式，强调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要以问题为推力促使学生与课本充分“对话”，让学生通过阅读、思考、整理、加工等一系列过程，提取信息，解决问题。对于那些有难度的问题，提倡学生通过小组成员的合作、交流，进一步探讨各自获得的知识正确与否。在这个环节中，学生进行热烈的讨论，思维与思维发生激烈的碰撞，一部分错误的观点和认识被淘汰，学生的知识得到进一步整理、加工和巩固。通过生生合作无法解决的知识点，学生将其整理出来，作为师生合作、交流的重点，在教师的引导、讲解下不断突破。由于这些高难度的知识点都是学生自己提出来的，更能吸引学生注意，课堂教学重难点更加突出，学习效果能够得以保证。比如，在学习“自然界的水循环”时，教师结合课本内容，出示几个能促进学生阅读与思考的问题：1.河流的补给可能涉及哪几种水？2.假如河流水位与湖泊水位有差异，分析他们的补给关系。3.水循环发生在哪些水体之间？4.水循环发生的领域有哪些？5.水循环的过程中有哪些主要环节？6.水循环的地理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由浅入深、由整体到局部、由现象到本质，既能促使学生有目的地阅读、有针对性地讨论，又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调动了学生学习主动性。学生间的合作、探讨，加深了学生对问题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也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学生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获取与探究，学习效率自然会得到提高。

三、结合实际问题，增加学生思维的综合性，促进学习的飞跃

地理学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媒介地理学以密切联系人文地理为基础，注重开展媒介与地理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比较特征研究。当代语境中，人文地理的整合与分层，对于特定媒介形态的生成具有重大影响。同时，现代媒体也以想象和虚拟的方式塑造着媒介中的地理形象。城乡地理与网络虚拟地理是当下中国两个具有广泛覆盖面和深度辐射力的媒介地理样本。媒介地理学的当代思考必需应用立体的空间化思维方法。

人类对地理的认识和理解，从来都离不开媒介的帮助；任何媒介形态的生成、发展和嬗变，也必然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展开。媒介与地理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媒介地理现象的广泛存在，以及媒介地理学研究视野的学术必要性。作为交叉性的学术空间，媒介地理学是“一个曾被长期忽视的学术领域和审视窗口”①，需要综合传播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展开深入的探讨。

在通论的意义上，地理学一般有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两大基本分支，前者研究地球的自然特征，后者研究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媒介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概念，主要在人文地理环境的意义上展开。人类的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类适应、改造和保护自然环境，同时又不断发展和创造人文环境的历史。这决定了媒介地理学的两种基本的研究路向，其一是历史性的回溯研究，其二是当代性的现状分析与发展动态的前瞻研究。回溯是为了清理和总结既有的知识以及方法积累，前瞻是为了进一步开拓新的理论空间与思维。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传媒与不断更新的人文环境，当代性的前瞻研究无疑更具有理论的实践意义。

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②。规律的总结需要以关系的辨析为前提和基础。关系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影响关系，二是差别关系。从根本上说，媒介地理学展开的就是一种关系研究与比较研究，即以人为焦点，一方面透视特定人文地理环境对于特定媒介形态的影响关系，一方面比较相同、相似、相关媒介中地理形象景观的差别特征。本文试图立足本土中国的当代视角，对此展开初步的思考。

一、地理中的媒介：整合与分层

人文地理环境的特定性主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两个方面。文化的现展以趋同为大势，在当代中国，由于政治意识较统一、市场经济的整体开放以及人口的跨区大规模流动，文化区域的传统差异已经变得非常微弱。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客观地理状况的不同等一系列原因，也在形成着新的人文地理环境的分化。长三角和珠三角作为当下中国的经济龙头区域和信息高地，当地在媒介发展战略上显示出整合利用区位优势的明确意识。广东卫视和浙江卫视都以财富为基本定位，以地方经济强势为基础发展特色媒介传播。上海东方卫视则成为唯一一个“以新闻见长”、敢于用资讯打新闻牌的省级卫视，在国内外的重大新闻直播报道中，初步形成与央视、凤凰卫视三分天下的态势。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媒介品牌的树立固然以区域地理优势为基础，但其传播辐射的根本指向却是追求跨区域的全面覆盖，无论财富还是资讯，都无法用单纯的地方性来解释。广东、浙江、上海的省级卫视都是以本土优势为基点来实现超地方化的发展策略，它们走的是最大化的受众路线，即通过捕捉观众群的最大化，来争取市场份额的最大化。

市场的开放性，决定了其地域边界特征的模糊性。通常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更关键的是要看这民族性、地方性是否有人类的共通性，否则就无法走出地方、走向世界。现代媒体，尤其是电子、虚拟信号成为主导性传播介质以后，时效性和覆盖面成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力量，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区域必然被打破。事实上，广东等地省级卫视的发展策略，与江苏卫视的情感定位、湖南卫视的娱乐旗帜、安徽卫视的电视剧集中营、重庆卫视的电视版故事会，并无本质差别。因此，我们在研究特定人文地理环境对于特定媒介形态的影响关系时，必需改变传统的平面化地理思维，而应树立跨域界交融的整体宏观视野。

与整合相联系，现代文化地理版图的另一个重要发展维度是立体分层。区域文化的历史积淀不可能根本消泯。在当代社会，它往往向两个方向流动分化，一方面是区域性雅文化传统转化为小众文化的精英风尚，另一方面是区域性俗文化传统转化为大众文化的市民趣味。流动分化的结果不是走向截然对立，而是交融互渗，从而构成了现代文化地理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不再体现在传统地域的平面差别上，而是表现为空间层次上的立体并生。在多层次的现代空间人文地理版图中，媒介的发展也必然分层化，特定的媒介形态针对特定层次的人文空间而生成，并由此形成媒介传播功能的层级体系。以吴文化的代表苏州地区为例，当地电视节目的两个特色栏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个是以“姑苏繁华图”为名的文史掌故节目，一个是吴方言演绎的电视栏目剧“都市故事会”。前者取名来源于清代画家徐扬的同名书画作品，该画长达三十米，大气淋漓又精细入微地再现了乾隆盛世姑苏城的百里风景和街市繁华，可称之为苏州版的清明上河图。电视台颇有创意的每天选取画卷的一个片断加以评介，创作了一个颇有书卷气息的人文电视栏目。而“都市故事会”则以方言短剧的形式，讲述都市生活和情感，日常性、时尚性和传奇性兼具，并以“民星”选秀的方式吸收普通市民参与演出，颇受普通市民阶层欢迎。两档节目一雅一俗，篇幅短小，分别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地域文化资源，取得了较好的收视效果。这种立足地方的传播定位，由于受众目标明确，以及短平快的低成本运作，有效而且稳定地实现了特定区域市场的占有。现代人文地理环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现代媒介的传播功能指向也是综合的而非单一的，无论影视、报刊还是网络，都无一例外。只有在人文地理与媒介形态这两个立体空间的接合中实现准确定位与合理布局，现代媒体方能建设通达的信息传播渠道。

二、媒介中的地理：想象与虚拟

媒介与人文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地理影响改造媒介传播形态和方式的同时，也必然成为媒介书写和塑造的对象。媒介中的地理，固然具有客观性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想象性和虚拟性的存在。现代传媒的高科技手段，使人对生存空间的认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拓展。电脑与网络、影视与报刊，让人足不出户就可以遍知天下、游历四海。在信息地球村的当代，每一个具体的人，大都会从现代媒体的虚拟地理和想象地理中，在一定程度上如同数百年前的欧洲人那样，获得马可·波罗游记式的阅读。媒介中地理形象或曰地理景观，寄托着特定地理空间的人对于身外世界的复杂诉求和期待，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小到个人的情感心理，无所不包。对此的分析和研究，是一项庞大的跨学科系统工程。

就当下中国的具体社会现实和媒介发展的最新形态来说，有两个具有广泛覆盖面和深度辐射力的媒介地理样本尤其值得重视。

首先是媒介中的城市与乡村。现代文明的基本进程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在这样的文明进程中，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城市和乡村成为了现代人最基本的两种生存地理空间结构。城市是主流和强势的文化代表和象征。以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为例，《文汇报》侧重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描写上海，《新民晚报》主要从平民阶层的视角看上海，而《上海一周》、《申报》则着力营造年轻都市白领所陶醉的小资上海。上海是一个多元复杂的文化地理空间，需要通过媒体的分工定位来展开多维透视。但在这些纷繁的维度中，敞开与掩盖、强调与忽略、导向与回避、放大与缩小常常彼此交织渗透，都需要从媒介地理学的视域进行深入的清理。乡村往往成为城市人的自我抚慰的想象性建构，各类媒体发现和关注古村古镇的持续热情就是一个明证。这种热情的背后，文化生态的保护意识、都市人疲惫心灵的精神想象、商业利益的消费驱动已经搅拌混合为一体。在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全方位的展开，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城与乡，成为当代中国媒介地形图中重要的两大板块。媒介学视域中的城乡地理研究需要深入探讨一系列重要问题：第一，媒介如何成为确定当代城市主流文化地位的重要力量；第二，媒介作为塑造并跨域界传播现代都市文化想象的重要手段，其表现形式具有哪些重要特点；第三，媒介在城乡文化关系的建构与调试中起到了哪些正面或负面的作用；第四，媒介对于城市、乡村的虚拟和想象是否会造成一种真实性的遮蔽，是否有悖于媒介社会责任。

其次是互联网络所建构的虚拟地理空间。网络虚拟地理是现代高端科技与现代人复杂心理世界互相合谋的产物，其表现形式基本有网络论坛、网络通讯工具、即时聊天室、电子网络游戏等等。虚拟不等同于虚构，其实也是一种实在，即“虚拟实在”③。对于参与者来说，这种后工业时代人们通过计算机创造出来的电子表象具有主观心理的真实性，它既可以是对实在世界的一种模拟，也可以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在网络虚拟地理环境中，主体是相对性的，身份是面具化的，空间是流动性的，信息是随机性的，形式是变幻的，真实与假象、责任与戏谑、高尚与卑下……都混杂莫辨。这就好像一条决了堤却又流淌不尽的大河，裹挟着泥沙和鱼龙汹涌而来。强制性的阻塞肯定是无效的，任意性的放纵也不可取，唯一的办法就是有规划地疏导。媒介地理学的重要责任之一，就在于为实践网络虚拟地理的规划疏导提供理论的依据，这需要展开诊断式的批评和反思。

三、思维的创新：立体的空间

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线性发展的时间——历史观念的逐渐确定，人类社会由此进入所谓的时间社会时代：“空间在以往被当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辨正的和静止的。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也是辨正的。”④但是，21世纪的今天，人类已经开始全面步入空间化的时代。空间化的时代需要空间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野，这在当代物质语境和思想语境中越来越凸现出其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现代人文地理版图与现代媒介多元形态，都已经在对平面的超越中向立体转型。

立足于当代语境的媒介地理学建构，必需完成的就是视野的转换和思维的创新。人们历来认为，媒介的传播是线性的过程，是从信息的发送、接收到反馈的环型结构。但是在空间化的时代，多层次立体的地理空间和媒介形态，已经初步形成了信息传播的球型系统。时间性的历时观察，将难以全面地应答现代传播课题，必需以空间性的、共时性的、并置式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予以补充。当代媒介与当代地理的结合，带来的就是对线性过程思维框架的突破。这种结合将带来两个方面的深层次变化。

首先是媒介书写、传达方式和战略的变革。“为了提供现有情况的一个代表图景，地理学切过时间量度的断面具有一定的厚度（期间）”⑤，这种地理学的空间取样方法，也正是现代媒介传播的重要方式。它的优势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快捷的时效性和信息含量的扩容，扩容后，非同质性的各种信息又进一步在互相参照比较中发生增殖，从而实现深度传播的效能。例如，2006年7月中央电视台对德国世界杯报道冠名为“豪门盛宴”，对比赛进行奇观式的叙述。尤其在决赛时，中央电视台派出记者分别在德国柏林、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以及在北京意国和法国球迷观赛的酒吧中进行同步报道。四地报道来回切换，胜者欢呼，败者失意。央视的报道意图非常鲜明，就是要展示世界杯这一全球化狂欢节所带来的全球性感受的深广度。实现这一意图的方式，就是通过现代化的传媒手段，拓展媒介覆盖的地理空间，通过典型性的媒介地理取样，以共时并置的方式加以呈现：光荣与失落、辉煌与黯淡、欢呼与哭泣、喧嚣与沉静……画面的不断切换，带来的是跨域界、超地理的深度心灵、情感的对比，而以他者身份参与观看的中国观众，则获得一种多样化的感同身受的体验。这一例证，反映出共时性并置思维运用于媒介传播所带来的奇观效应。再如，好莱坞大片全球同时公映也体现了空间化的传播战略。早期影片公映总是先在大城市开始，然后根据票房情况逐渐向小城市、县、乡推进。现今网络媒体使得公映过程的传播速度大大缩短，甚至降到零，这就使得大片公映常常实行同步化策略，以追求最佳的票房回报。

第二是媒介研究方法的更新。“将‘空间分析’引入媒介研究当中，对‘媒介空间’的分布与建构进行研究，这将有望建立起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媒介空间分析理论’”⑥。媒介空间分析有四个基本层面，一是相近或相同地理区域中不同媒介的分工布局分析，二是某一媒介内部的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规划定位，三是目标性的受众阶层分析，四是针对性的人文地理层次分析。四种分析的整合起来，就是“媒介——人——地理”的互动和融合。如，合肥晚报报业集团和安徽日报报业集团都地处省会，为了避免资源浪费，避免市报与省报同在一个城市而造成地位尴尬的局面，合肥晚报的定位是具有晚报色彩的党报，这在全国范围都是一个特例。虽同在一地，因为资源合理配置，各有不同的受众群，形成了一个合理的媒介空间布局。在当代文化地理环境中，媒介空间分析作为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科学方法，有助于深刻地把握媒介发展的动向与趋势，对于构建合理健康有序的媒介生态系统，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①邵培仁：作为最新研究视野的媒介地理学[J].媒介方法，2006年第1期。

②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J].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

③参见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词典[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页。

④福柯语，转引自[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王文斌译，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