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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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诗歌范文第1篇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但是，“诗歌”这个词语中本身就包含了“音乐”，所以这个提法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或者可以说：“诗歌中诗与乐的关系”，或者直接说：“诗与乐的关系”。我个人则习惯于分为两句来说，一句是：“歌唱中‘文’与‘乐’的关系”——歌唱，就是“文”与“乐”的结合；再一句是：“韵文与音乐的关系”——虽然任何韵文（甚至散文）都可以付诸歌唱，但是在现实中，是有一些韵文体裁及作品并不为歌唱而写作。

我读过一些有关的文著，参加过多次有关的学术会，可以说，都是这个内容即探讨“韵文与音乐的关系”；相应地，所有这些文著的作者、这些学术会的发起者主持者和几乎全部的参加者都是“文界”的学者。譬如关于所谓“声诗”、关于“词与音乐的关系”等，都是文界人士提出并予以研究的。这个课题，当然不只对于文界，同样地也应对于乐界。音乐界，也有研究“乐”与“文”的关系的，但主要是在今天创作歌曲时“音乐形象”与“歌词意境”或“旋律”与“语音”的关系之类；很少进入到像文界研究“文、乐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至少没有充分展开我国民族音乐与传统韵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出现这个现象也是自然的。我国是“诗文之邦”，几千年来，民族传统韵文发展的高度和深度，远胜于音乐——这是我国与外国譬如欧洲诸国很不同的历史实际。也许只消看一个现象就可明白大概：歌唱是“文、乐”的结合，在我国是把其中的“乐”遗（忘、舍）弃了而成为留传千古的“（韵）文”——“诗”、骚、赋、乐府、诗、词、（南北）曲等；而欧洲诸国呢？则可以将歌唱中的“文（词）”丢在一边而把其中的“乐”独立出来成为器乐曲（这种情形只出现于我国的“琴”，但是，琴恰恰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在我国，韵文形成有如上所述的众多文体的篇章构成和句式、格律结构；音乐呢？似乎从未产生过“乐体”、“乐式”的观念（古代没有）；而欧洲恰相反，乐体、乐式，从乐句、乐段、和声、对位到乐章、乐曲、交响曲、歌剧等，规范而且完整，而其“文（词）”呢？除所谓“十四行诗”之外，他们的韵文是没有（形成）确定、规范的“文体”的。是不是这样呢？

近年来，研究界有一种说法，谓：我国文体的发展（如词）是由音乐的体式决定的，说词是“按乐谱填辞”的“音乐文学”，词体的构成是：“依曲定体、依乐段定片、按曲拍为句、据腔押韵、审音用字”云云，这种事是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即以宋代而言，词人数以千计、词作数以万计，当然全是“文”作；“乐”呢？除了姜白石在其十几首“自度曲”词作文字边上有不完整（又不知道在流传过程中有没有抄错）的乐音符号之外，一个音都没有留下来。

而那些“自度曲”，姜白石老先生自己说了，是他“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而成词（再然后才有那些乐音）的，哪有先有“乐谱”然后“填辞”的事呢？因为不可能。

事实是，无论在历史上以至今日，我国各种体裁、体式歌唱中的“文”与“乐”的关系，总体上是：“文”为主，“乐”为从。稍微具体些说，是四条： 转贴于

一、以文的篇、章为乐的篇、章；

二、以文的“韵（断）”处为乐中的“住”——约略相当于今称的“乐段”；

三、以文的“句（断）”处为乐中的“顿”——约略相当今称的“乐句”；

四、以文句中的“步节”为乐句中“乐节”组合的疾徐促疏；

以上四条，罕有例外，在这四条的前提下，在具体的文辞、句字与乐音旋律如何结合的关系上，则可大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稳定的或基本稳定的旋律（我称之为“定腔”）敷唱各种不拘平仄声调的文辞；

一类是：以文辞句字的字读语音的平仄声调化为乐音进行，构成旋律；前者我称之为“以腔传辞”，典型的是“段谱体分节歌”，如众多的“民歌、小调”及现今的创作歌曲。如《兰花花》可以用完全或基本相同的旋律去唱“青线线那个兰线线，兰个英英地采”和“你要死来就早早死”。

后者，我称之为“依字声行腔”，典型的是“曲唱”，如《牡丹亭·游园》〔皂罗袍〕首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其音乐必须按诸字声“阳平／、阳平／、去∧、上∨、阴平—、阳平／、阴平—、去∧”的起伏化为乐音旋律进行组成唱腔。

关于中国的诗歌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 在唐、明、清法律之中，词语以故或因包含三方面的指涉：兼含死亡原因和刑责理由的特定因素；间接的作用性原因；因果关系链。同样，至与致之间也存在一种细微却重要的含义差别：前者是一种清楚的因果措辞，表示死亡是特定行为（例如殴打）的结果；后者乃从一种事实的——并非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待受害者的死亡。

本文旨在讨论唐、明、清律中关于命案因果关系的两个法律问题。此中关于命案因果关系的规范表述为：因……致死（毙）／杀①。该短语有时会被完整使用，有时却仅涉及因（原因），或者致（效果）。本文首先试图厘清将因归为“死因”的指涉范围；其次，考察致被用以表述基于某种行为（诸如殴打）导致死亡结果。后者将集中讨论致与见于相似语境中的另外一种表述——至——在内涵上的区别。本文所征引的材料，采自唐代以及明、清两代成文法律。我们发现，唐律对于命案因果关系的表述，与后二者基本相同。主要的不同在于：其一，唐律条文（尽管不是疏议）更倾向使用以故，而不是因；其二，在明清法律中，更多地使用直接表述因果关系的语言。此种现象，在清律条文及其注解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一、原因（因）

对于那些可以简单归于特定类型的人命案件，立法者没有必要使用直白表达因果关系的语言。这些内容，即如谋杀、故杀、斗杀、戏杀，以及过失杀，在唐律中早被鉴识出来。结果，在此类表述中，皆浓缩了某种特定的“死因”：阴谋设计杀死（谋杀）、意图杀死（故杀）、斗殴或游戏的一方参与者被杀死（斗／戏杀）以及意外事件使人蒙难（过失杀）。但当包含某种命案的情形不能轻而易举地归入上述几种案件类型时，法律就有必要对构成“死因”的特定行为或行为疏忽，或者此类行为或行为疏忽的结果，引起明显的注意。明确辨识死因的重要性在于，事实上，这也构成明析刑责的理据所在。也就是说，势必要有一个或一群人对该死亡事件负责。当时的立法者，用以指涉和识别死亡原因的措辞是以故（唐律）和因（唐律，明律，清律）。在关于命案个体规则的程式化表述中，上述任何一种措辞之出现，尽皆特别注意责任人（们）的行为或行为疏忽与死亡事件的因果关联。是以，此类措辞无异于针对某人的非法死亡，分配刑责和科处刑罚。

在法律的语境下，预先对“原因”的措辞使用进行讨论，或许是有所裨益的。我们需要将事实原因与法律原因辨别清楚，因为此二者可能并不相同。某个案件的事实，也许揭示某人之死缘于坠崖或者自缢，则坠崖或者自缢的行为即是死亡的事实原因。然而，法律上有必要确定是否应由特定之人因为该项死亡受到谴责（承担刑责）。为了确定此一问题，必须对坠崖或自缢之前发生的事件予以考察。从这些事件中，法律会选取某些他人的行为或行为疏忽，并将之视作死者坠崖或自缢的理由。该理由即构成死亡的法律原因，并据此施加刑责。诸如猎人挖置陷阱，或者疏于设立警示标识（导致某人坠入陷阱），或者临险境而行戏耍（致使某人溺毙，或者坠崖），或者某人就他人窘辱之事施加压力（导致后者自杀）等。

基于法律中关于命案的规定，我们可将三种类型或类别的“法律原因”予以区别：（i）事实的物理行为造成死亡；（ii）行为疏忽引发事实的物理行为，因而构成非直接的作用性② 原因；以及（iii）某种行为或行为疏忽，成为互相关联的行为或行为疏忽序列的部分因素，甚或就是该行为（或行为疏忽）序列的全部，引起或终致某人死亡。尽管这些案件类型之间的区别在概念中是清楚的，但对于某个特定的案件究应归于何种类型，由于人们表述规定的方式存在歧异，一些不确定性也就随之产生。因此，在下面讨论中所要提及的关于法律原因的分类，理应接受某种修正。

对于所有类型的命案，以故或因之类的措辞功能，即是在规定之下鉴识出何种行为或行为疏忽构成该项死亡的“法律原因”。进而，相关责任人也将被标识出来。与此同时，以故或因也会使人注意到某些足以减轻或加重刑罚的因素、一些关于定罪量刑的情况。

1.直接的物理性原因

当直接的物理性原因也就是法律原因的时候，立法者们通过以故或因的措辞使用，一般不会给以明显的注意；但是，会有些例外。最明显的关于直接的物理性原因的例子，就是在进行司法活动或者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由于殴打或刑责导致死亡。问题随之产生，为什么立法者理应对于作为死因的殴打或刑责表示特别的注意？事实上，答案就在于这些殴打或刑责没有被依法施用，诸如没有使用规定的刑具、行刑的数量不合或受刑的部位不当。在唐、明、清法律之中，词语以故（唐律477，483）或因（明律437；清律413，清例396.1，6［最后一例］）③所指涉的，就是这一兼含死亡原因和刑责理由的特定因素。

在明律420、清律396中，我们还可发现由此派生出来的一种情况，即官员明知而将无罪之人刑讯致死。此处，因则将官员们承担刑责的理由，指向他们的不当动机以及发泄私愤的行为事实④。《大清律辑注》的上栏注释将此视为审讯的情形之一：施用法定之刑讯，导致受害者死亡⑤。问题的症结在于，尽管所施用的刑讯与规定并无二致，但是不当的动机因素，却构成刑事责任的基础。正确地施用殴打和刑讯，导致死亡，规范的表述是“邂逅致死”（即出乎意外的死亡结果）⑥。相同的表述，被使用于父母、祖父母依法殴打违犯教令之子孙，或家长依法殴打违犯教令之奴婢，但是由于殴打而导致意外死亡⑦。在此情形下，并没有直白地涉及“原因”，只是陈述该项死亡“肇因于（殴打）”。

刑讯的受害者因为其他病症死亡的案件，可与意外死亡的案件进行对比。其中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确实的缘由（病症）引发死亡。以故，在清例396.5中，我们发现因之措辞被用来引起人们对于此类因素的注意，并作为排除授权刑讯官员责任的理由。明律（326）和清律（303）的律文在判定死亡事件的刑事责任时，对受到袭击而死亡的受害者设置了一定的时间期限（保辜），体现了类似的功用。文本中强调死亡的原因（因）必须是创伤本身，而不是其他理由（诸如预先存在的疾病）。

某例之中，并不具备司法活动或公共事务的背景，由于殴打导致死亡，使用因这一语词，将殴打指为死亡原因，是难于找到理由的。即如家长或尊长殴杀雇工人（明律337，清律314）的案件，尽管起初并非有意致死，但在此处将因插入，或许在于强调殴打即为死因的事实，或者强调事实上该项死亡并非肇因于其他因素，例如某种罹患的疾病。

另有两个例子——诸如射箭或者骑马驾车，属于直接的物理原因。此处，造成死亡的物体——箭之类的发射物、马或车——被有效当作掷射者或驾驭者身体的一部分。所有的法律皆规定，凡某人向有人居住之地放弹射箭，他将对由此造成的任何死亡事件负责，尽管该人并无杀死或伤害他人的企图。因则将“无故”施放箭弹的行为，看作死亡的法律原因。⑧ 在明律（318）和清律（295）对规定的程式化表述中（唐律393则较含蓄），无故施放的事实被确定为部分死因。此一事实，与带来死亡后果的物理事实一起，构成了刑责理由⑨。

我们可将唐律（392）、明律（317）和清律（296）中关于骑马驾车致人死亡的律文，进行类似分析。明律和清律律文的程式化表述，并不同于唐律。唐律条文的第一部分，使用以故的措辞，意指“无故”于城市之中骑马或驾车的行为，以致造成某人丧命者。因而，以故与关于射箭伤人的律文中的因，皆指向同样性质的法律原因（无故而直接造成死亡行为的实施）。律文的第二部分，考虑案件中的骑马驾车是缘于公务或者私事。假如现发生的死亡案件被视作过失杀，则罪犯只需向死者之家支付一定金额的赔偿费用。以故的措辞在这里也被用来说明死亡的法律原因、描述死亡的方式、界定命案的类型。

一个更为细致的问题由此产生。假如骑马驾车缘于公务或者私事，马匹受惊而逸，踏毙人命，该命案虽然仍被视作过失杀，但刑罚将减二等，因而减少应付赔偿之金额。此种情形，可以从两个路径进行分析。首先，因的措辞使用，并不是将马所受的惊吓当成堪以承担刑责的法律上的死亡原因，而是将其视作减少驾者骑马和受害者死亡之间因果关联的外部因素，也就为减轻刑责提供了理由。其次，马受惊吓的案例衍生出如下一种崭新的“因果关系链”：惊吓马匹，惊马狂逸，驾者无法驾驭马匹，马匹杀人。据此分析，因所指涉的因果关系链中的因素——即惊吓，既构成死亡的“法律原因”，也证明可以减轻刑责。

明律和清律的律文与唐律呈现得略有不同。律文的第一部分，明清律文虽然将此置于与唐律相同的情境，却用因代替以故，将死亡的法律原因指为在城市中无故地骑马或驾车，进而补充了骑马或驾车应属超速这一细节。然则，律文增加了“无故”于乡村或旷野无故骑马或驾车之例，因再次将这样的情境指为死亡的“法律原因”，用以保证此例中较轻的刑罚（杖一百与杖一百、流三千里之比）。律文的第二部分，考虑因为公务骑马或者驾车（全然不及“私人的”）。但是，此处用因指涉紧急公务，即骑马驾车的事由。⑩ 在唐律中，对此则阙而不载。

2.间接的作用性原因

此中大多数案件类型，其事实的物理性死因，并不是法律据以施加刑责的原因。后者乃由某种自身引发直接原因的行为或行为疏忽构成。在这些案件中，以故或因则指向这样一种情况，即：尽管不是立即而直接的原因，却被视为作用性的死因。例如，以他物置人耳鼻孔窍之中，或屏去人服用、饮食之物，致人死亡（唐律261：以故）。直接的死因，也许是窒息或者冻饿，但是法律上据以追究刑责的是带来窒息或者冻饿后果的前述行为或行为疏忽。与此相类，诸囚应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及应听家人入视而不听，应脱去枷、鏁、杻而不脱去者，致囚死亡（唐律473，以故）。相似的规定（表述略有不同），也见于明律（422）和清律（398）。《大清律辑注》的上栏注释，则藉由详细说明囚徒冻饿死亡缘自（于）被人屏去服食，以强调其与狱官刑责的因果关联(11)。

此外，于悬崖或水中等危险的环境下进行戏耍，某参加者可能死亡。直接的物理的死因也许是滑跌或者沉溺，但是，作用性原因却是在此类环境下参加游戏。这就是以故或因所措意者，并由此追究未亡之参与者的刑事责任（唐律338及疏议）。当猎户于行人经常往来处设置窝弓或挖置陷阱，用以猎捕动物，可能会有人触动窝弓机关或者掉落陷阱而被杀死。但是，这不会被视作基于受害者的个人行为而造成的死亡；以故所指涉的作用性原因，既不是触发窝弓，也不是跌落陷阱，而是预先设置窝弓或挖置陷阱的行为（唐律394）。

众多的其他案例可作同样的分析：有人帮助囚犯越狱，而后者戕害人命，帮助越狱者因而受到刑责（唐律257：以故及疏议中的因）；医生不依方开药，病人因所诊治之疾死亡，因而承担责任（唐律395疏议：以故，明律320，清律297）；负责维修堤坝的官员，修缮不利，暴水漫溢致人死亡，因而受到刑责（唐律424：以故，明律458，清律434）；有人将利器给与在监囚犯，某人由此被杀，前者则负有责任（唐律470：以故及疏议：因）；打斗中，某人跌向并杀死第三者，打斗本身被视为作用性死因（唐律336：以故，可与清例292.13比较）；丈夫殴妻，妻因而自杀（明律316，清律293）；失火延烧，致人死亡（明律406，清律382）；于行人经常往来处放置鼠药，某人误食死亡（清例289.2）。

就上述所考察的作用性（间接）死因的案例来说，据以追究刑责的是某些物理的行为或行为疏忽。然则，有时我们指涉某种思维状态，作为构成作用性死因的部分情境。这里的思维状态，也许是对刑事责任人行为伤害结果的认知，或者明显的伤害或致死之意图。是以，如果某人于市井中故相扰乱，制造恐慌，致人丧命（如被碾轧致死）　（唐律423：以故）；有人造魇魅符咒，欲以害人，致人死亡（唐律264：以故，明律313，清律289）；某人明知脯肉有毒而出卖或故与人食，后者食而毙命（唐律263：以故）；某人造畜蛊毒，用以杀人，致人死亡（明律314，清律291）(12)；官员为泄私愤，故将无罪之人监禁，致被监禁者死亡（明律420，清律396）(13)；某人为偷水而盗决堤防，致人死亡（明律457，清律433）(14)；子媳故杀其翁，而借口抗其（清例319.11）；以及某人故意燃火，致人死亡（明律405，清律383）(15)，以上诸般人等，皆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3.因果关系链

所谓“因果关系链”，是指由法律挑选出来的，用以判定某项死亡相关刑事责任的一系列具有内在关联的事件。法律或许进而通过使用因这一语词，将整个关系链呈现为死亡的原因，亦即成为承担刑责的理由；或许在关系链中择取某个特定的因素，视为作用性原因；或许仅仅通过解释的方式，指涉关系链赖以开始的情境，而不将其明指为作用性原因。

在下面的案例中，我们可以说，因将所陈述的一系列事件指认为死因：有人共谋设计，行凶殴打他人，结果受害者死亡（明律313，清律270）；某人突然罹患疯病，家人疏于监护，未及通知官方，结果罹患疯病之人杀死某人（清例292.19）；妇人先与A通奸，后又秘密与B通奸，A复续奸，妇人不从，将其殴打致死（清例285.11）；以及儿子无力供养父母，父母因而自尽（清例338.1）。

我们发现，将关系链的特定因素强调为作用性死因的做法更为普遍。唐律在处理因“风”进入伤口致人死亡的问题时，则构成下面的因果关系链：殴打某人，致其头部受伤，“风”进入伤口，受害者死亡（律文307疏议）。此中，因特将“风”指为死亡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死亡发生在保辜期间，施害者即对该项死亡负有责任。(16) 这里“风”并不被当作一种外部因素（像某种罹患的疾病），而是导致死亡的因果关系的一部分。(17)

在《唐律疏议》（律文336）中，则构成了另外一种关系链：父亲和儿子谋殴第三人，殴打第三人，儿子误打父亲，父亲死亡。以这样的事情先后顺序，因则把儿子误打父亲当成作用性死因。我们可以将之与清例（323.1，3）中的一个案例进行对比。父母或祖父母与人争吵，子孙见而介入救护，打死某一案件当事人。此处，因将介入情急事件指为作用性死亡原因（并非实际的打斗）。上述两例中，因所做出的标识，皆将注意力放在作出非死刑判决的理由上。

在明律（444）和清律（420）中，关于妇女犯罪的律文指出，怀孕妇女必须在生产百日以后方可行刑。当这一规则被破坏并导致妇女死亡的结果时，为确立审讯官员应该承担的责任，律文则构建了如下“因果关系链”：妇女犯罪，刑讯之，导致流产，妇女死亡。这里死亡的事实原因为流产，但是，因则将刑讯指为作用性原因。

明律（335）和清律（313）关于“威力制缚人”的律文，具有相当的启发性。相应的“因果关系链”为：势力不等之人发生争吵，为自保求救于更有势力之人，绑缚另外之人，折磨囚困于私室，被拘束之人死亡。正如《大清律辑注》上栏注释所言，因特将绑缚、折磨、囚困三者均指为作用性死因。该注释强调，如果受害人死于冻饿，则有别于身体折磨，死亡必须仍归因于囚困(18)。

猎人设置窝弓或挖置陷阱，用以捕杀动物，结果某人被杀死，法律所使用的“因果关系链”，会以失于设立警示标识为核心要素。唐律（394）所使用的行为疏忽，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律文禁止在山林、沼泽，或野生动物给人类带来麻烦的处所之外，设置窝弓或挖置陷阱，捕杀动物。如果在被禁止之处设置了陷阱或圈套，有人因此丧命，则应得刑罚减斗杀（绞刑）一等，即流三千里(19)。在此情势下，设置警示标识作为减轻情节被提出，进而可将刑罚减轻至徒三年。第二，律文特别允许在前面指定之处设置陷阱或圈套，但是同时强调必须设置警示标识。如没有设置警示标识，结果某人死难，则应得刑罚减斗杀三等，即徒二年半。此中相关的“因果关系链”为：猎人设置窝弓或挖置陷阱，失于设置警示标识，某人触发窝弓机关或掉入陷阱，随之死亡。这里尽管没有通过以故或因的措辞直接指示出来，法律上的死因乃是失于陈设警示标识。律文清楚表明，如果设置了警示标识，某人仍因此丧命，则死亡将被归因于受害者自己的过失。

对于在野外空旷之处设置窝弓或挖置陷阱这一情境的表述，明律（321）和清律（298）将唐律进行了重塑。在此情境下，“因果关系链”与唐律是相同的。律文中因的措辞使用，正如清律注解中所强调的(20)，特将失于陈设警示标识这一行为疏忽——作为因果关系链的部分要素——指为死亡的法律原因，并据此由猎人承担责任。

有些案件依赖于某种特定的精神和情感状态——诸如羞愤之感，以此诱发某人自杀，或者杀死激起此种情感之人。在清例（318.9）中，关于后一种情境下的“因果关系链”，表述如次：卑幼勾结无赖之徒，尊长因为有辱门风而充满羞耻感，尊长愤而杀死卑幼。因将“羞耻感”指涉为卑幼与尊长行为之间的因果关联，这为获得比通常故意致死卑幼更轻的刑罚，提供了法律上的理由。

另一方面，对于卑幼行为的“羞愤之感”，可能导致尊长自尽。子孙犯奸盗，祖父母、父母对于子孙的浪荡之行充满羞愤，因而自尽（清例338.3）。此处，因将子孙的浪荡之行指为羞愤自尽的原因。A与某妇女有不正当关系，妇女先已悔改，但是他人知道此种关系，并进行嘲讽奚落，本妇、本夫或夫之父母因而羞愤自尽（299.16）。这里的因则将他人之嘲讽奚落指为作用性死因，同时在死亡与该人（A）之间建立了责任关联。在这些案件中，因所指涉的对象，或者是羞愤悲伤的情感，或者是引起这些情感的行为。其功用在于，标识出自尽的法律原因，清楚地揭示促成该自杀行为之人的刑责理由。

某一自尽案件的“因果关系链”，也可能导致法律上的无责任。清例（299.6）描述了如下事情序列：官府差派特使进行某种调查，特使们严格进行调查，地方官员无法介入其中，某人乃行自尽。此处，因将严格进行调查指为死亡的作用性原因，同时提供了特使或地方官员们的免责理由。

最后，又经常有一些包含自尽的案例组合，其中因并非指向死亡的法律原因，而是指向某种“情事”或“情境”。该“情事”或“情境”，则构成作为最终导致死亡的“因果关系链”的起点。在此语境下，因根本上起到说明的作用。此类“情事”，也许是打斗，或者是游戏。从而，某人压迫（恐迫）另外一人，致其惊惧而亡，唐律（261）就会追究前者之责任。疏议举例言之：某人由于（因）游戏／打斗恐吓或攻击某一参与者，结果后者跌倒罹难。此处，因说明“压迫”出现的“情境”，进而将自尽案件的类型系属于跌毙（斗杀或戏杀）之下(21)。

假定某人因压迫而自尽身亡，关于“压迫”的律文，明律（315）、清律（299）与唐律具有不同的形式。律文中的因，乃用来统驭产生“压迫”的“情事”或奸盗之事。清律注解构建了如下“因果关系链”：由于某事，习练武力，使用暴力，压迫他人，后者自尽身亡。《大清律辑注》上栏注释强调说，该短语的重点在于“由于某事滥用武力和压迫”。该人之习练武力必须因为该事——提供动机——而行，受害者则必须由于压迫而死难(22)。因指出了压迫得以产生的基础，尽管它不是死亡的法律原因，却构成了“因果关系链”的开始。注解文字对此点所做的强调，即为证据之一。对于已行自尽之人的亲属，除非他们能够证明压迫建立在某种特定的情势基础之上，否则为了控告敌对之人有罪，宣称死者受到压迫，是太过容易的事情(23)。

在其他语境中，短语因事（由于某事）通常所指涉的环境，引发事件的关系链，构成致死的行为动机：使用符咒，蓄意伤害他人（唐律264疏议）；医生故违本方杀人（明律320，清律297）；以及与妇女争吵并行侮辱，结果妇女自尽（清例299.22）。

有时，这种“情事”具有特定的描述：由于稍有违忤，主人将私人奴婢殴死（唐律322疏议）；由于紧急公务，骑马之人驰骤杀死某人（明律319，清律296）(24)；由于公共事件，官员施刑不当（明律437，清律413）；或者由于妻妾殴打诅詈夫之父母，夫因将妻妾杀死（明律316，清律293）。

二、致和至

在唐、明、清律中，致是用以表述由于前述情事导致死亡结果的规范措词。它有可能单独出现，也有可能与指涉死因的措词——以故或因——组合出现。致所指涉的情事，也许是某种行为（例如殴打），或者是某种意图。不管是在律文中，还是例文中，上述用法皆有诸多体现。某些清例，用以指涉“意图”。某个犯奸之人，可能造意害（致）死某知情之人，以图灭口（清例284.2，314.14）。清例318.9言道，尊长意欲杀死（意致死）流于无耻之卑幼。

此处无需将致的用法详细罗列。有关致和另一不同措辞——至之间的关系，更值得讨论；后者应用于有关死伤的类似语境。法律的翻译者们，在表述基于一定情事导致死亡或伤害的事实时，经常将至和致视为同义。本文所持观点，则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在两个措辞之间，存在一种尽管细微但却重要的含义差别。与致不同，至并不用作因果表述。它并不陈述说死亡是某种特定行为或行为疏忽的结果，相反更倾向于说受害者的物理状态已经达到死亡的程度；与此相对，例如到达残疾的程度。为揭示此一问题，我们从唐律中至的三种不同使用方式开始。

第一，至有时用来界定残疾（废疾）或残废（笃疾）的物理状态(25)。该语境即是说，殴打已经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致使受害者残疾或残废。是以，律文11指涉的案件，某人故意殴打他人，致他人陷入残废之境地：若故殴人至笃疾（亦见于律文305之疏议）。此处，至的暴力行为显示受害者已达残废之程度，至本身并没有因果关系的意味。当立法者们希望强调殴打和伤害已经造成残疾或残废的后果时，会将令（原因）一词置于至之前。疏议数次使用如下表述：因（旧疾）令至笃疾(26)。

第二，至可将死限定为带有“刑罚至死”(27) 之意。在这样的语境下，至将在刑罚从殴打到死亡的递升阶梯的背景下。其表述在给定的案件中，刑罚达至死亡的水平的事实(28)。

第三，至可将死在“达至死亡之境”的含义上予以界定。作为殴打和伤害的情形之一，该语境意指伤害如此之严重，极于受害者死亡(29)。有时，律文中的短语殴致死，在疏议中被解释成殴……致死(30)。这就使我们不能将至和致等量齐观。疏议曰：律文中殴打极于受害者死亡的表述，意即殴打导致或发生死亡的结果。这两种表述，视角虽不同，情形却接近。

在律文338中，至“达至死亡”的含义表现得尤为明显。插入律文中的“小注”言道，含有暴力的游戏的参与者们，对于至死必须达成共识。疏议对此解释为，共识必须维持，直到死亡之点；游戏的一方参加者不一定愤而导致（致）另一参加者死亡。如果发生此种情事，该命案则会被归属于故杀，而不是戏杀。

上述三种用法，在明清法律中皆得以重现。在此，我们仅考察其二：至指涉伤害的自然状态，或受害者的死亡状态。明清律文及其注解，在考虑基于殴打的暴力犯罪之刑责时，会区别伤害的各种级别，并据此分配刑责。经常被提及的有：折伤（由骨折构成的伤害）、废疾（残疾，清律文22小注言，瞎一目、折一肢之类）(31)、笃疾（残废，同条小注言，瞎两目、折两肢之类）、内损吐血（内伤流血）。这些伤害轻重各别，相应之刑罚也因而有别。结果，法律文本经常——尽管不总是——用至的措辞来界定某种特定的伤害。这就是说，被殴打的受害者之境遇，已经达到一定的伤害级别。

举例言之，“妻妾殴夫律”（明律338，清律315）中，妻妾殴打（殴）夫，杖一百。但是，如果伤害严重到折骨，或者更糟（至折伤一伤），刑罚将提高三等，与凡斗造成此类伤害者同。然而，如果量变至于残废（笃疾），将处绞刑(32)。

与唐律相类，在用以界定废疾或笃疾之处，成为原因的暴力行为或可通过引入令（原因）一词，归附于至。从而，如果有人将物置于他人耳鼻或其他孔窍之中，或者故意剥夺他人衣食，明律314、清律291将处以杖八十之刑罚。该律文进一步陈述道，如果此一行为导致受害者受伤或残疾（致成残、废疾），杖一百、徒三年；如果导致残废（令至笃疾），杖一百、流三千里。此处，致作为因果关系的一种表述，通过另一种表述——令至，获得了平衡。(33)

清律“小注”颇具启发性，其解释称：当至指涉伤害之时，带有“量变于”、“上升至”、“降低至”的含义，而并非“引起”或“导致”之义。律文302特别言及，“折人一齿，及手足一指，眇人一目……”。“小注”于此解释道，“尚能小视，犹未至瞎”。(34) 至之暴力行为，所表述的事实是：伤害并未严重到全部失明的程度。清律313关于“良贱相殴”的律文，两次使用了短语——至折伤以上，“小注”均注解为至笃疾。意思则再次清楚起来：在律文中，“折断（折）”或更甚之伤害，特指那些严重程度达于笃疾（残废）者。律文318“殴期亲尊长”，尊长殴杀卑幼，“小注”言：如果至折伤以下，则尊长无刑责。这意味着，伤害的严重程度自残废以下，及于折断骨骼或者更轻，就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与唐律相比，至死的构成在明清律中出现得更为常见，应该同样被理解为相应的伤害的构成。其所阐述的事实，即伤害足够严重，量变至于死亡，并非（尽管事实是）伤害导致死亡。在相当多的场合中，唐律的律文简言之为死(35)，明律和清律则用至死(36)。而在一些场合中，唐律的形式化表述（至死），又为明律和清律所沿袭(37)。

明律319（清律296）关于“车马杀伤人”的律文注解(38)，为至死之含义做了有益的注脚。此律文区分三种情形：（i）于有人居住之处所驰骤车马，导致某人受伤（因而伤人），刑罚减凡斗杀伤一等；如造成死亡结果（致死），杖一百、流三千里；（ii）于乡村或旷野驰骤车马，导致某人受伤且死亡（因而伤人致死），杖一百，并追埋葬银若干；以及（iii）若因紧急公务，驰骤车马，因而导致某人死亡或受伤，将被视作偶然伤亡事件（过失杀伤）。律文用以表达因果关系的形式化表述，是致死（因而死亡），而非至死（量变至或极至于死亡）。然而，明律为说明杀死（杀）之含义，注解中言，对于某人受伤而达于死亡（伤人至死），有两种法律情境。其一，将刑责个别地归诸受伤和死亡；其二，仅将刑责归诸死亡之处所。注解中的短语至死，与律文中的短语致死并不相同。这说明了就最初的伤害来说，杀最后量变于或极至于死亡，乃是两可之事(39)。

将律文中确实采取暴力犯罪行为之人的刑事责任，与明知而不作为之人的刑事责任，进行对比，也是有所启发的。例如，“故禁故勘平人”律文（明律420，清律：396）谈到，如果官吏怀挟私雠，故意监禁无辜之人，杖八十。如果被监禁之人死亡（因而致死），处绞刑。如果其他官吏及狱卒知而不报，与之同罪。除非被监禁者罪犯应死（至死），方减一等，即处流刑。至与致不同义，其所描述者，并不在于死亡是监禁或拷讯之结果这样的事实，而在于描述被监禁者罪犯应死的可能性。明律422的注解（清律398）做了一个类似的对比，使之变得显明（同见于明律423，清律399）。该注解将至解作“由被囚禁者罪犯应（该）死的事实构成的暴力行为”(40)。

与此前已考察的短语未至瞎相类，清律“小注”做了更进一步的表述(41)。律文303对于照顾受伤者之责任，首先做了注解，其言曰：“保人之伤／己之罪（保辜），谓殴伤人未至死，当官立限期以保之”(42)。此处，未至死是指受害者并未至于死亡之境遇的事实。

清例不仅用至来描述某一特定类型伤害之级别（如清例388.4：至折伤一伤），更广泛用于界定某种语境下的创伤，以明确它们是不是足够严重而极于死亡。是以，清例287.2，共殴致死多人之案，将为首起意纠结众人者之责任，与随从下手伤重至死者之责任，进行对比。紧随其后，与共殴致死之案形成对比。清例290.8，两家互殴致伤，设置的情境为：某人殴打他人，造成轻伤，并不足以量变至死亡（不至于死）(43)。清例317.4，尊长指使卑幼殴打另一尊长，然则卑幼自行叠殴，造成多伤，极于死亡：辄行叠殴多伤至死(44)。

在清例殴打（殴）与死亡（死（毙）／杀）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致或至可能被用来描述殴打与死亡之间的关联，尽管所强调的关联本质并不相同。为了描述殴打如此严重，以至极于死亡的事实，至与殴被规范地在一起使用，尽管没有特别提及伤害。于某人自己的居处或财产之地捕获盗贼（277.2，3），三条例文中有两条使用了短语殴打至死，用以表述财产或房屋的所有者错误殴打盗贼、至于死亡之点的事实。《大清律辑注》的上栏注释，将盗贼并未拒捕视作一种技术性表述。如果盗贼在拒捕过程中被杀死，适当的技术性表述就是擅杀(45)。至的此种用法，一个彰彰甚明的例证见于清例320.1中，其旁涉及到正妻之子殴伤父妾。例文先着意于伤害之责任，进而补充说：如果殴打臻于死亡（如殴致（1）死）。此中意旨在于，实施殴打的过程中，所受伤害严重程度的递增，终极于受害者之死亡(46)。

清例（299.8）关于凶恶之徒压迫平民之部分，为致和至的意义对比，提供了有益的例证。该例文首先将因压迫导致一家死亡一命以上分为两种情况（致死一家三命以上，致死一家二命），接着补充道：“及非一家但（死亡之数）至三命以上”。此中致和至之间的转换，显示了立法者具有两种界限分明的思维向度：挟制窘辱致死一家数命，以及挟制窘辱达（至）三命以上，但后者来自不同的家庭。

明律（437）和清律（413）　“决罚不如法”，则提供了较难之例。清律的译本，在某处用致，而不是明代的至。早期律文在处理监临官非法殴打某人之案时，一贯使用至的措辞，用来描述受害者折伤（折断骨骼）的案件以及受害者死亡的案件(47)。然而，与此相当，清律将至用于折伤之案时，对于死亡之案，却用致进行了替代(48)。为什么清代的立法者会在此选择将“结果”作为强调的重点，易言之，明白无误地表明受害者的死亡肇因于殴打？据该律文的遣词造句，所提供的一个可能的理由在于：殴打被错误地施用，但是受害者的死亡“纯属意外（邂逅致死）”。对由于正当或不正当施用刑罚、受害者因而死亡的情况，立法者可能希望使用同样的表述(49)。

尽管短语致死与至死之含义并不相同，前者将死亡指涉为一定事态的结果，后者指涉受害者死亡的状态。但是，何以一种含义能够渐渐地衍化为另一种含义，还是容易看出来的。受害者受到殴打和伤害，终臻于死亡，与受害者的死亡肇因于殴打和伤害，表述相类。从“上升至”、“量变于”、“极至于”（至），到“产生”、“导致结果”（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意义流转。所以，立法者如此措辞，与在“导致结果”的含以上使用至，偶尔也会造成界限模糊。这样的考察，也许为某些场合中致和至看似可以交换使用，提供了解释。

明律（314）和清律（291）关于置物于他人耳鼻孔窍之中，律文第一部分用至死特指死亡，但在第二部分（关于使用害虫）却表述为因而致死。在于前者，立法者简单言之：如果（伤害如此严重以至于）至于死亡……。但于后者，立法者却在最初使用有害之物，与受害者死亡之间，建立了显明的因果关联。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视角转换？此外，关于“压迫”（明律322，清律299），立法者两次使用因势（压迫）……致死的表述。但是，基于奸盗行为的特定压迫，他们则言至死。何以在遣词造句上做如此转换，个中原因并不清楚。

有两条相关之例(50)，于发现贼犯偷窃财物，进行逮捕，以及殴打，连续地使用了如下短语，用以描述贼犯被殴打死亡的案件：（277.1）殴毙，辄复捕（不当地再次逮捕）殴致毙，共（集合）殴致毙，（277.2）捕（逮捕）殴打至死，辄复叠（不当而重复地使用权势）殴致毙，殴打至死（两次）。律文（277）于发现夤夜闯入者，则使用了至死这样的表述。这或许可以解释在277.2例文之中为什么使用短语殴打至死，却难于明白为什么会在描述殴打致死的其他短语中出现致。

尽管在这些例子中，短语致死和至死之间明显地交互使用，但是，我们仍然基本认为：在帝制时代中国的立法中，致和至具有不同的含义。前者是一种清楚的因果措辞，表示死亡是特定行为（例如殴打）之结果。后者乃从一种事实的——并非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待受害者之死亡。它表述的事实在于他或者她已经死亡，已然达到死亡状态，而没有顾及死亡的原因。

注释:

① 短语致死／毙，乃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描述死亡的事实，带有“（某种行为）致人死亡”的意思。致杀乃是从施害者的角度描述死亡的事实，意即“（A）将杀害的行为作用于（B）”。

② 此处使用“作用性的”一词，是指在法律上被认做真实的或作用性死亡原因的行为或行为疏忽。是以，“作用性的原因”也就是“法律原因”。

③ 本研究中所采用的唐律版本为《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明律版本为五卷本《明律集解附例》（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引用明律条文编号，准依江永林（音，Jiang Yonglin）所译《大明律》（华盛顿·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5）。清律所采用的两个版本，分别是：十五卷本《大清律例橐辑便览》　（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后标注为“律”；五卷本薛允升著《读例存疑》，黄静嘉编校（台北：中文研究资料中心，1970），后标注为“薛”。

④ 清例396.5列举了一个类似之例：因指向审讯官员们对于某个被刑求之人受到错误指控的认知。

⑤ 此中清代律学家沈之奇所做注释，在刊印时被置于律文上方。（律12.4953）

⑥ 明律420，437；清律396，413；清例396.5。

⑦ 唐律329疏议；明律337，342；清律314，319；清例314.7（此处薛允升将之转录为邂逅致（2）死，参见律10.41037）。清例318.11列举了某卑幼听命于某尊长，殴打另一尊长，因而致其意外死亡之例。

⑧ 清律注解进而将原因（因）特定为施加伤害于身体的要害部位：律9.3780。这样的注解随附于律文之后，与《大清律辑注》的上栏注释相类，亦为沈之奇所撰。

⑨ 士兵们于猎场射击野兽，清例（292.7）也将射击的行为特认作死因。

⑩ 这样的用法，参见下面对“因果关系链”的讨论。

(11) 清律12.4979。

(12) 清律注解及《大清律辑注》上栏注释，在故杀（清律9.3717，3719）的范畴下，不仅注重对象的致命本性，也注重故意使用之而犯案的事实。

(13) 《大清律辑注》上栏注释强调该项死亡必须由于监禁而发生在监狱之中，被监禁者由于（因）恐惧或愤怒，死于疾病或者自杀。（清律12.4953）

(14) 清律小注认为，尽管事实之死因属于淹溺，但是根本肇因自（于）为盗水而挖开堤坝；进而，将此例视同故杀（清律13.5405）。

(15) 《大清律辑注》的上栏注释，通过因这一语词，阐明了火与死亡之间的特定因果关联。而在律文中，该词并非指涉此一因果关联，而是指涉火与随之而来的偷盗之间的因果关联。

(16) 这部分内容，在明律（326）和清律（303）相应的律文中，以小注的形式，得以重现。

(17) “风”或可指伤口发炎，或者因伤导致的休克和抽搐。参见B.E.麦肯奈特，《中国十三世纪的〈洗冤录〉》　（安阿伯：中国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1981），pp.50，139n72。有关“风”的进一步讨论，以及法律上的措置，参见G·麦科马克，《传统中国法律中的“保辜”》，《中国文化》XXXV，第四期（1994年12月），pp.23－28。

(18) 清律10.3953。

(19) 参见上述“间接的作用性原因”。

(20) 清律9.3792。

(21) 在明律315、清律292中，因将打斗或游戏指为死亡案件的一般来源。

(22) 清律9.3793。

(23) 相似的用法，参见清例299.1，2，5，7，8。

(24) 唐律392之疏解，将因指为因公务或私事的事实上骑马行为。

(25) 唐令将废疾定义为：痴傻，侏儒，跼脊，或折一肢；笃疾为：极愚，折两肢，瞎两目。参见［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栗劲等编译），长春出版社，1989，P136。

(26) 律文308、320、327之疏议，与律文305及疏议相比，令被省略。

(27) 律文5（关于不道部分的疏议）、257（疏议）、269、310（疏议）、336及其疏议。虽然此处华莱士·约翰逊，《唐律卷Ⅱ“特殊律文”》，将该短语译作“如果造成死亡结果”。（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p380。

(28) 在律文316疏解中，也涉及至绞刑（达致处绞之刑罚）。

(29) 律文308及疏议，310及疏议，310（疏议），322及疏议，323（疏议），332，333（疏议），335，337（疏议）。

(30) 律文308，335及疏议。

(31) 法律中，折也包括“折断牙齿”。唐律312（参见约翰逊：《唐律卷Ⅱ》，p327，注释3、4），明律315，清律302。

(32) 其他一些例子：明律333，清律310：至内损吐血以上和至笃疾；明律337，清律314（同见于明律340，清律317；明律346，清律323；明律437，清律414）：至折伤一伤。

(33) 亦见明律325、清律302：因旧患令至笃疾。

(34) W·C·琼斯：《大清律例》（牛津：牛津大学出版部，1994），P285。

(35) 疏议偶尔将之解释为至死。

(36) 对比以下：唐律325与明律：338、清律315；唐律327与明律340、清律317；以及，唐律330、334与明律343、清律320；唐律333与明律344、清律321。

(37) 对比以下：唐律269与明律300、清律277；唐律310与明律325、清律302；以及，唐律：335与明律340、清律323。

(38) 该条注解由高举（1553—1624）作出。

(39) 《明律集解附例》，4.1522－1524。该项注解被解释于清律之中，随附于律文（清律9.3784）注解之后，表述之中没有使用至死。在后一注解的前面部分，于处理城市之中驰马过速的案例，使用的表述是：因而伤……至死（此处意即伤害十分严重，极至于死亡）。

(40) 《明律集解附例》，5.1951。

(41) 参见上注34。

(42) 琼斯：《大清律例》，pp287－288。

(43) 亦见于清例317.5：伤……至死。

(44) 同样的短语，被应用于清例318.11。

(45) 清律9.3433。亦见于梅杰（M.J.Meijer）：《正当防卫》，《秦汉时期中国思想与法律——何思维（Anthony Hulsewé）教授八秩寿辰纪念论文集》，伊维德（W.L. Idema）、许理和（E. Zürcher）编（莱顿：布里尔，1990），p.233。

(46) 殴……至死的其他用法，参见清例314.1，7；320.2。明显而奇怪的是，清例317.4中的短语邂逅至死，规范的表述应为邂逅致死，在薛著中抄录出现失误。该短语应被规范为措辞致，参见清律10.4037。

(47) 《明律集解附例》，5.2018。

(48) 薛，5.1276。

关于中国的诗歌范文第3篇

关于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实施方案

为积极推进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转轨,全面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强化财政管理和监督,规范财政收支行为，根据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财政资金管理的通知》(财办[20__]1号)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地方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库[20__]167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建设现代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部署，推进会计核算中心转轨，确保在20__年底前将所有预算单位、所有财政性资金纳入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改革目标；积极推行公务员卡制度改革，实施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进一步规范、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运行机制，加强计划管理，强化预算执行，加强稽核监管，确保资金安全。

二、工作原则

（一）统一思想，合力推进，确保成功。

（二）有利于资金监管，保障资金安全原则。

（三）积极稳妥，分步实施。

（四）简化程序，方便用款的原则。

三、工作内容

(一)、规范银行账户管理，夯实国库集中支付基础。

一是进一步健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要求,开设国库单一账户、财政零余额账户、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特设专户，将所有财政性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全面实行零余额账户支付，当日清算对账制度。二是精简、规范财政专户。撤并没有国务院、财政部、省级人民政府、省级财政部门四类有效文件依据开设或同类性质多头开设以及一年内没有业务往来的财政专户；将财政专户归口财政国库管理局统一管理。健全规范银行帐号开立、变更、撤销审批程序，严格控制财政专户的开设，完善预算单位银行账户财政审批制度，加强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的监督检查。

（二）推进会计集中核算转轨，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

建立国库管理机构，大力推进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转轨，单位账务分批退单位自行核算，规范、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具备独立核算条件的县直预算单位，其单位账务要求在10月份退回单位自行核算；暂不具备独立核算条件的县直预算单位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在11月份退回单位核算；人员少，资金量小的预算单位、临时机构，不能明确主管单位的专项账套、基建账套，经财政国库管理局同意，可以委托单位主管部门、财政国库管理局下设的记账股记账。账务退回后，单位资金支付通过财政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办理；单位账务核算采用电算化记账，核算软件由县财政局统一采购，财务电子数据集中存储在县财政局中心机房，由财政局统一维护管理。

（三）、规范国库运行，提升国库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一是公正、科学选择国库支付银行，通过银行零余额账户办理财政直接支付业务；二是进一步明确财政部门、人民银行、银行等相关主体的职责划分，坚持国库集中支付业务规范化操作程序，实行商业银行（银行）支付，人民银行清算划款的规范的国库集中支付操作；三是严格用款计划和支付申请审批，建立用款计划编制制度，实现用款计划对部门预算执行的控制，统筹预算收支进度。建立预算单位用款计划考核机制，进一步提高用款计划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四是完善直接支付、授权支付划分标准和程序，提高财政直接支付审核效率。五是加强稽核检查、资金核算、事后反馈、档案管理工作，确保资金安全。

（四）积极推行公务卡制度改革

引导加快公务卡刷卡环境建设，制定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推行公务卡制度改革，减少现金结算，提高公务支出的透明度，积极打造廉洁、高效的阳光政府。

四、工作步骤

（一）准备阶段（9月）

1、合理配置国库工作人员，科学设置操作岗位，制定岗位职责。

2、进行财政业务系统整合，完善财政业务一体化平台，搭建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运行信息网络环境。

3、召开改革动员会筹备会，布置各项准备工作，制定改革实施方案；

4、选择银行，开设零余额账户，健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确定业务流程，印制业务凭据。

5、预算单位建立财务机构，加强财务力量，完善财务制度，做好改革前准备。

（二）宣传发动阶段（10月）

6、安装、调试、检测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网络环境。

7、编写并印发《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工作手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操作规范》等改革配套文件。

8、召开推进集中核算转轨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动员大会，进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业务培训。

（三）实施阶段（10月）

9、积极稳妥，账务分批退回单位自行核算

各单位账务退回时间安排详见附表1

（四）完善、提升阶段（11月）

10、进一步加强用款计划管理，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开设单位零余额账户，启动预算单位授权支付方式，启动公务员卡制度改革。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推进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由常务副县长任组长，县财政局 局长任副组长、县监察局、县审计局、人民银行、财政国库管理局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黄宁宇　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陈光明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按工作任务分为2个组，即业务组（负责起草改革方案、配套文件，清理银行账户，组织培训等）、技术组（负责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网络的安装调试，操作培训等）。

（二）加强部门配合

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技术性高，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各部门务必从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履行政府受托责任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主动支持，积极配合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全省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十周年纪念暨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上徐省长的要求，确保在20__年年底前完成“两个所有”改革目标。

（三）加强学习培训

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政策性强，难度性大，技术性高，对财务人员的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不仅要懂财务知识，还要掌握电脑技术，更要了解整个国库集中支付流程，清楚资金在国库支付过程中不同流转状态，财务人员不能满足原有的操作习惯和专业知识，要主动学习，积极参与，尽快适应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需要，财政部门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切实提升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思想素质。

（四）加强资金安全

确保资金安全，拒绝腐败是每个工作人员的职业操守，各单位要把资金安全做为重要任务来抓。当前，要认真抓好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认真做好账务移接交，尤其对账面资产、实有资产、存款余额、往来款项的要核对清楚，确保国有资产不被流失；二是健全财务机构，把好财务人员的政审关，建立一支业务能力强，思想素质过硬的财务队伍；三是建立或完善财务管理制度，科学设置工作岗位，建立内部牵制约束机制；四是严格、规范财务制度执行，加强财政、银行、单位间信息交流，加强日常账务核对。

（五）强化预算执行

关于中国的诗歌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小说《三国演义》 蜀汉二主 诸葛亮 君臣关系 “微妙”

“蜀主窥吴向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像空山外，玉殿虚无野寺中。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①杜甫的这首《咏怀古迹》吟咏的是三国时期蜀汉的先主庙兼及武侯祠，可见在仕途上坎坷一生的杜甫对于刘备、诸葛亮这一对风云际会的君臣有着由衷的仰慕。

一

到过今天四川成都的人都知道，蜀汉的昭烈庙和武侯祠是紧紧挨着的。两座古迹的主人，一位是胸怀大志、叱咤风云的乱世英雄，一位是腹有良谋、忠贞不渝的封建士大夫的楷模，君臣二人生前亲密无间、心照不宣，死后也朝夕相处、一起享祭。这“一体君臣祭祀同”的佳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知激荡了多少人的心，上至帝王将相，中至文人学士，下至布衣百姓，或以之为宣传教化、普及人伦的榜样，或“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家心中之块垒”，或寄之对于明君贤相的渴慕与期盼。千百年来，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鱼水”深情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并且因为它的出神入化，因为它的可歌可泣而广为流传。

那为何称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为“鱼水之情”呢？小说《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载，关张二人见刘备对诸葛亮过于谦恭，“以师礼待之”，于是大发牢骚：“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刘备反驳道：“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②“鱼水关系”一称由此而来。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合作。在那群雄逐鹿的纷乱年代，君臣二人历经千辛万苦“联手共创蜀汉基业”，“自初出时的‘情好日密’到魂系白帝时的‘君可自取’，都是二人关系亲密友好的象征”③。《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和诸葛亮正是因为都具备了明君和贤相的某些特点，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于是被公认为“理想中的封建君臣关系”④，而“追慕圣君贤相风云际会、鱼水相谐”⑤正是《三国演义》所要表现的主题。

刘备、诸葛亮之间的情谊是经时间考验了的，也是在共同奋斗中逐渐加深的。

先主与诸葛亮的故事起始于“隆中决策”。经水镜先生和徐庶介绍，刘备早已对这位“躬耕南阳”（第九十一回）⑥“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第三十七回）⑦的“卧龙”先生倾慕有加。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后更知其名不虚传，从刘备“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第三十八回）⑧一席话中可知这位奔波半生却未有尺寸容身之地的乱世英雄由衷的喜悦与冲动。而此时的诸葛亮也正需要一位胸怀远大又能礼贤下士的济世之主，去投靠他实现自己建功立业、名扬青史的夙愿。各取所需自然能一拍即合。诸葛亮出山后，很快就火烧博望、火烧新野，初露锋芒，树立了自己在军中的威信，也巩固了自己在刘备心中的地位。

赤壁之战中主仆两人的关系经受住了重重考验，不断加深。刘备携民渡江、败走汉津口，当时是腹背受敌，形势危急。诸葛亮只身前往江东，谋求孙刘两家的联盟来共敌曹操。从舌战群儒到巧借东风，诸葛亮大展经纶，将卓越的才能发挥至极致。而从第四十三回诸葛亮由鲁肃引荐到达江东，到第四十九回赤壁鏖战前夕诸葛亮巧妙脱身回到刘备身边，在这漫长的七回的时间里刘备在干什么呢？他在江夏焦急地等待诸葛亮的回音，并整顿军马备战。两人各处异地，虽有约在先，但非常时刻难保人心生变。刘备此时是势单力薄，诸葛亮在东吴是脱离刘备、投奔孙权的好机会，东吴方面也力图将诸葛亮笼络过来为自己效力。何况他哥哥诸葛瑾在江东，兄弟情深，背信弃义不是没有可能。而在此期间，一败涂地的刘备将个人前途乃至身家性命都押在了这位年轻的军师身上。在这失落到极点的情况下，他不是没有可能投降曹操，保全自身，而留诸葛亮一人深陷江东虎口。然而，时间证明谁也没有背叛对方，而是依照开始设计好的联吴抗曹的策略而努力。赤壁之战是刘备事业的转折，也增进了两人间的默契。我觉得之前的“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第三十八回）⑨不是真正的默契，这时的他们才是心灵相通、无限信赖又无比真诚的。

在取荆州、争二川的过程中，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他们通过精诚合作扩展了实力，开创了基业。命途多舛的刘备获得了节节胜利，得舒平生之志，而诸葛亮也大显身手，充分发挥平生之所学，双方都志得意满，相互之间的亲密友好不在话下。

但同时刘备对诸葛亮也渐渐有所疏远。随着刘备势力的扩大，刘备集团成分也变得复杂起来。“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着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⑩。

由于对东州和益州土着集团的重用，相应的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集团相对受冷落。而随着在取西川过程中诸葛亮的功勋越来越卓着、威望越来越高，刘备开始体会到诸葛亮的潜在威胁，正好趁此机会借东州、益州集团的力量打压一下诸葛亮也是很有可能的。

比如法正，“是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曾是引刘备入蜀的‘主谋’之一。刘备对其‘厚以恩意接纳，尽其殷勤之欢’（《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吴书），任用其为蜀郡太守，使之‘外统都畿，内为谋主’”{11}。既为“谋主”，其地位堪比诸葛亮。但法正此人“在蜀中骄横跋扈，‘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引起人们的反感。然而以法制严明着称的诸葛亮，却对法正采取了罕见的姑息态度”{12}。诸葛亮的这一反常之举一方面出于笼络东州集团、保持政局稳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令读者隐约体会到诸葛亮当时的微妙心情，刘备要重用法正，诸葛亮也无可奈何。

我分析出这一点依据了一些《三国志》的内容，但单仅从《三国演义》看，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嫌隙也是很有些端倪的。比如，刘备进发西川时带的是庞统，他为什么不带诸葛亮？将这样的大才留在后方戒备东吴、督运粮草而不到前方去出谋划策不是太可惜了吗？而从诸葛亮日后奉行的政策看，对益州豪强的打压从来没停止过，这可能与东州、益州两大集团与荆州集团间的争权夺利有很大关系，诸葛亮打击益州豪强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治安、维持刘备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睦，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不乏个人恩怨在里面。再者，从后来刘备不听诸葛亮劝阻执意伐吴看，刘备有时是不那么愿意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哪怕是一些合理的建议、该听的话，若非对他有意见，怎么会连听一听都不愿做到呢？

刘备称制后，与诸葛亮的关系一度进入低潮，主要体现在刘备伐吴一事上。蜀汉建国后，刘备、诸葛亮都升级了，刘备是“正位续大统”（第八十回），诸葛亮则是位极人臣，但同时君臣间的矛盾也更加凸显出来。关羽大意失荆州使蜀国形势急剧恶化，刘备不但未认识到这一点，及时补救，反而意气用事，为报关羽之仇愤而伐吴，张飞之死则更是坚定了他伐吴的决心。诸葛亮知道伐吴意味着隆中决策的破产，兴复汉室的大业将会障碍重重甚至前功尽弃。但是诸葛亮再怎么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都不能使刘备放弃伐吴的念头，刘备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改长期以来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作风，这时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感情哪里还是“鱼水”情。深知伐吴失策却无能为力，我想诸葛亮此时心中一定是很失落的。转贴于 　 李强认为：“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间的关系是否天衣无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刘备是否能够认真采纳贯彻‘隆中决策’。‘隆中决策’当时刘备满口称‘善’，但实际上却没有很好领会，尤其是对外政策上没有很好地东联孙吴以抗曹操。赤壁联吴败曹，仅仅是刘备的权宜之计，始终坚持的还是寸土必争，以致蜀吴联盟濒于破裂。”{13}

白帝托孤是君臣关系的恢复期。刘备铩羽而归的事实表明诸葛亮的决策是对的，先主自觉无脸回成都见诸葛亮，于是暂居白帝城，在无尽的懊恼中忧郁成疾，病入膏肓，于是白帝托孤，创造了两人之间最广为称颂的千古佳话。因为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君王能如此推心置腹地嘱咐大臣，也没有哪一个君王能够像刘备那样把幼主放心地交给辅政的大臣，甚至允许其取而代之、自为君主。封建君王无一例外地忌讳权臣谋逆，而此时的刘备却似乎是个例外。或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终吐真言，而且往往能大彻大悟。刘备与诸葛亮之间本来就是亲密无间的，这是在风雨际会中反复考验、不断加深的，只是因为非常之事有了些小摩擦，风雨过后自然能重归于好。

白帝托孤一方面使刘备、诸葛亮的君臣关系进一步上升到古今之楷模的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刘备经历了大败之后依然没有消解对诸葛亮的猜忌，他到死始终放心不下诸葛亮。“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第八十五回）{14}着实把诸葛亮吓了一跳，《三国演义》的原话是：“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第八十五回）{15}诸葛亮何至于这么慌？仅仅是因为像先主所言的那样取君代之是大逆不道之举吗？我想当时诸葛亮的情感是复杂的，他一定是听出了这惊人之语中的弦外之音，那就是试探。他非常明白，要是他流露出半点野心、在君臣的根本问题上有半点动摇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刘备很有可能凭借最后的一点力量立刻把诸葛亮处理了，免得日后成为蜀国的大患，那可是彻底的身败名裂。好在诸葛亮全然不是刘备所担心的那种人，他是那样忠于刘备、忠于蜀国，一心只为报刘备的“知遇之恩”，一心只为“庶竭驽钝，攘除奸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出师表》，第九十一回）{16}，早将个人私利置之度外。

先主对诸葛亮之疑，我在这里不能作太多太深的阐释，因为不能脱离《三国演义》以其他文献作为佐证。或许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并未能“超出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普遍规律，同样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一种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17}。但不管这关系多么微妙，诸葛亮每每都以其伟大的人格经受住了刘备的试探，刘备心中最终是信任战胜了猜忌，刘备终将孱弱的幼主和风雨飘摇中的国家托付给了他，也成就了这位集忠义与智慧于一身的“天下第一名相”。

而明察秋毫的诸葛亮不会不感知到刘备对他的防范，但他从未计较先帝对他薄情的一面，他对于刘备器重东州和益州集团而轻荆州集团的举动应该说是非常谅解的，他在刘备死后能不计前嫌继续重用这两大集团中的人才。比如尚书令李严，是东州集团人士，因在诸葛亮北伐期间督办粮草不力，怕丞相怪罪，谎称东吴将兴兵寇川，犯下大罪，诸葛亮不仅看在托孤重臣的份上只将李严贬为庶人，而且将其子李丰封为长史，加以重用。（第一百零一回）

在他心中先帝的“知遇之恩”是他穷尽一生也报答不完的恩典，他后来的事迹也表明他做到了他在先帝临终前承诺的：“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不愧为古今忠志之士的表率。

总的来说，先主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与“鱼水”深情这一譬喻是相称的，否则不会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被写入各种文学作品，集大成于《三国演义》，这般大加歌颂，而又流传了千年。

同时，我认为先主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是导致诸葛亮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先主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那百世一遇的心灵默契深深打动了诸葛亮，成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第九十七回）{18}的精神源泉，在此精神力量的驱动下诸葛亮在先主生前生后都能死心塌地尽效犬马之劳，为了完成先主兴复汉室的遗愿，他南征北战、不辞劳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终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另一方面，先主与诸葛亮之间存在的那点或多或少的嫌隙，使先主在伐吴的问题上不顾诸葛亮再三劝阻而一意孤行，彝陵之败使蜀国失去了统一天下的可能，诸葛亮再怎么努力注定是徒劳，他的“星落秋风五丈原”（第三十八回）{20}是先主不听诸葛亮的逆耳忠言而导致的必然结局。

二

先主驾崩后，诸葛亮与先主间的微妙关系在他与后主之间得以延续。后主与诸葛亮间的关系同样是亲善、和谐，但又不乏嫌隙。

随着羽翼渐丰，幼主与权倾朝野的辅政重臣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即使幼主未意识到对自己的威胁，他身边的亲信也会提醒他谨防有变。诸葛亮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确实是弱化了后主的权威，后主再怎么尊他为“相父”，他作为封建帝王的本质决定了他必然有所不满。他不会不考虑到诸葛亮谋反的可能性，而且他深知诸葛亮一旦谋反必大获全胜，所以他在内心深处有着作为君王本能的猜忌和提防。因此，当苟安在他耳边进谗言时，他不假思索就急招诸葛亮班师回朝，他如此轻易地中人家的反间计正是他猜忌心态的反映。

再者，如果他真的尊重、爱戴诸葛丞相，他在诸葛亮死后就不会那般荒废朝政、沉迷于享乐，不管有无治国之才，他都会遵从诸葛亮的教导稍微励精图治一点。他大概确实有些不喜欢这位“相父”，因为他很严格，而且一定很絮叨，诸葛亮走后，他恐怕觉得是个解脱：再也没人管得了他了，他可以尽情地享受皇帝的快活了。从这一点看他似乎从未被诸葛亮感动过，对诸葛亮的赤胆忠心他从没动过心。

但实际上刘禅又是非常爱戴诸葛亮的。他唤诸葛亮“相父”绝不是口是心非，他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幼年丧父，作为孩子所需的关怀与教导大多数是丞相给他的，他虽然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是众望所归的对象、三国争霸的目标，但他得以平平安安地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全赖丞相的庇护。

当然，也正由于丞相的无微不至和事必躬亲，刘禅的治国才能没能得到及时充分的锻炼。“宝剑锋从磨砺出”，不经受些挫折，怎会有傲然的品格、顽强的意志和丰富的处世经验。正如现代家庭中被溺爱的孩子无法有健全的人格一样，武侯把后主所必须学会处理的问题也一并包办了，久而久之后主就什么都不会做，对他过于依赖，如此一来武侯百年之后后主难以独当一面是必然的。

不过，刘禅确实是非常尊敬武侯的，武侯死后他也非常怀念他，九年后他将诸葛亮之子招为驸马，加以重用。而且还下诏为武侯立庙于沔阳，也就是今陕西汉中定军山，诸葛墓所在地，可见他是真心诚意地爱武侯。沈伯俊先生认为：“比之许多薄情寡义，功臣一死（甚至还没死）便翻脸不认人的统治者，这也是非常难得的。”{21}

而事实也证明武侯一家没有辜负两代君主的厚望，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瞻、诸葛尚父子在领兵抵抗魏军（司马氏）侵犯的过程中都战死绵竹（第一百十七回）。祖孙三代都为蜀汉奉献出了生命，真是满门忠烈。

我觉得刘禅对诸葛亮的爱戴还体现在他对待姜维的态度上。姜维是诸葛亮选定的北伐事业的继承人，对于这位威信不够、资历尚浅又是从敌营投奔来的将领，刘禅还是遵武侯的遗嘱封他为大将军，并力排众议支持姜维屡屡发兵北伐。虽然他也曾像对待武侯那样因为轻信谗言把姜维召回过几次，但他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除假降钟会的一次不算，姜维共伐了八次中原，整整八次却一无所获，姜维自己确实也有很大的责任，刘禅对姜维确实是不错的。他之所以器重姜维、宽容姜维，是因为他知道姜维继承的是武侯的事业，他是那样爱戴武侯，所以也移情到了姜维身上，对姜维寄寓厚望，任他屡战屡败，也同意他屡败屡战，那是因为武侯的缘故，他相信姜维定能完成武侯未了的心愿。

三

《三国演义》中蜀汉二主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觉得可以用“微妙”一词来概括。或许蜀汉二主在与诸葛亮的“鱼水”深情中还夹杂着猜忌与防备，但诸葛亮对蜀汉二主绝对是忠贞不贰的，这也是诸葛亮能万古流芳的根本原因。我觉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这一形象之所以能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最重要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经天纬地之才”（徐庶语，第三十六回）{22}，而在于他的“忠”，惟有精神和人格才是最打动人的。

有人说诸葛亮的忠是“愚忠”，但我不这么认为。沈伯俊先生在《诸葛亮是“愚忠”吗？》一文中认为，诸葛亮对国君的态度不是个人盲目、毫无原则、毫无主见地逆来顺受，而是以“帝王师”的身份，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在他报刘备知遇之恩的心愿中更有兴复汉室、拯救黎庶、重新统一国家的宏图大志，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应该与对国君个人的盲从区分开来；而对于刘备、刘禅父子，诸葛亮总是直抒己见，如二主有言行不当之处，他总是或正色批评，或直言劝谏，毫无“愚忠”者的猥琐和卑微，因此“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诸葛亮头上的{23}。我非常赞成沈先生的观点。

注释：

①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26-527页.

②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50页.

③李殿元，李绍先着.《三国演义》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64页.

④李厚基，林骅着.《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65页.

⑤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56页.

⑥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69页.

⑦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38页.

⑧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42-243页.

⑨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43页.

⑩许蓉生.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2期，第323页.

{11}{12}许蓉生.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2期，第324页.

{13}李殿元，李绍先着.《三国演义》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65页.

{14}{15}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26页.

{16}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69页.

{17}李殿元，李绍先着.《三国演义》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65页.

{18}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04页.

{19}苏斌，郭爽编.杜甫诗全集.海南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150页.

{20}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43页.

{21}沈伯俊.诸葛亮是“愚忠”吗.语文知识，2007年，第1期，第14-15页.

{22}罗贯中着.三国演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32页.

{23}沈伯俊.诸葛亮是“愚忠”吗.语文知识，2007年，第1期，第14-15页.

参考文献：

论文

［1］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

［2］许蓉生.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26卷，第12期.

［3］沈伯俊.诸葛亮是“愚忠”吗.语文知识，2007年，第1期.

着作

［1］沈伯俊，谭良啸编着.《三国演义》大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7月，第1版.

［2］李殿元，李绍先着.《三国演义》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关于中国的诗歌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形势，个人理财

1.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大环境分析

2013年，伴随着外贸红利、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中国经济已告别超高速增长期，进入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中高速增长新阶段。那么在这样的新阶段，有哪些因素的变化会对个人的理财选择产生影响呢？出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我选择了利率指标、通胀指标、社会其他风险衡量这三个影响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以预测其未来的表现，来以此作为选择理财产品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1.1利率因素。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以视为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无风险利率，用一年期国债利率作为代表来衡量这一部分；第二部分则为风险/收益比率，视投资组合的不同而有差异。这里主要分析第一部分基础利率的变动，因为基础利率的变化会导致理财产品要求收益率的同方向变化。

无风险利率在中国主要是由货币当局来制定，货币当局会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来执行相应货币政策以达到刺激经济发展或预防经济过热的目的。GDP是一国经济发展情况的晴雨表。当GDP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时，为了防止出现可能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央行通常会调高利率以抑制货币供应；而在经济低迷时则会选择压低利率增大货币供应，以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1.1.1GDP态势&产业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自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GDP增长开始逐渐加快。在10年9月15日央行了调低存、贷款利率后，GDP达到了1-4季度10.4%的最高同比增长；而10年之后，GDP增长开始逐渐放缓，进入7%的稳定增长阶段。2012年，央行宣布3年半以来首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以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中国的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速明显放缓，而第三产业则维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且增长率有继续提高的态势。显示了中国正在从追求经济速度到追求经济质量，逐渐转型的特点。中科院预计中国2014年的GDP增长率预计为7.6%左右，宏观经济发展的欣欣向荣会使得货币政策中的利率政策趋于稳健。因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利率政策在近几年中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由于经济有因为转型而增长率继续下滑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近几年来采取的货币政策几乎都是下调利率的。据此合理推断，利率的总体走势应该是下降的。

1.1.2 利率对理财产品选择的影响。利率总体趋势下降会增加理财产品的再投资风险，因此在长期的理财产品会更值得青睐，比如说中长期的债券、共同基金。此外，利率的不断下跌，使得将使得过多使用存款等无风险资产变得非常不划算，投资者应该少选择存款、国债等无风险低风险投资。利率的下跌将推高债券、股票的价格，因此短期的投资可以获利，但会同时面对再投资风险。所以，对于不善于理财的人来说，中长期的债券从利率趋势角度看是更好的选择。

1.2通胀因素。通货膨胀是指一般指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普遍的上升过程。它的衡量的指数包括CPI、PPI和RPI。因为是为个人理财提供建议，因此在此主要研究CPI的变化。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反应与居民生活相关的产品和劳务价格变动的指标。一般来说，CPI>3%的增幅时称为通货膨胀，CPI>5%时则被视为严重通货膨胀。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CPI月度的同比增长幅度达到2.5%左右，而2013年年度的同比增长达到了2.6%（通货膨胀率）。中国面临着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

1.2.1通货膨胀对理财产品选择的影响。首先，在通货膨胀达到2.6%的时候，任何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投资选择都只是减少损失的方式，并不能真正通过投资获得收益。因此，建议少选择低收益的存款、国债来进行投资。

此外，我们可以从通货膨胀率算出最低的合理收益率。我们选择2013年1年期国债利率作为无风险基础收益率。2013年中国一年期国债利率为2.57%-2.63%，我们选取均值2.6%作为衡量标准。那么最低合理收益率应为（1+通货膨胀率）*（1+一年期国债利率）-1=（1+2.6%）*（1+2.6%）-1=5.27%。因此，构建投资组合时最低目标应该是达到5.27%。

1.3其他风险情况。中国社会总体由于人口众多，目前个人面临的风险社会分担的部分比较有限，风险是比较大的。个体在面临失业、养老、医疗等风险时由于往往无法从社会保险中得到足够的帮助，而会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且一些个性化的风险诉求是无法通过社会保险实现的。因此，建议通过选择保险这种理财产品的方式，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

1.3.1养老风险。社会养老保险是国家强制进行的、以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为目的的社会保险。从2014年1月起，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照10%的标准上调，全国7400多万企业退休人员受益。上调后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平均每月养老金可突破2000元。截至2013年6月，全国已有1.32亿城乡老年居民按月领取到养老金，拥有普惠的养老保障。因此中国总体的养老风险在下降，但是生活费平均才突破2000元，对于一些一二线城市来说，生活水平会相对于退休前下降，因此购买自己的养老保险还是一项值得考虑的保障措施。

1.3.2医疗风险。医疗保险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按照保险原则为解决居民防病治病问题而筹集、分配和使用医疗保险基金的制度。医疗保险的门诊报销比例为普通门诊急诊费用在职人员累计超过2000元，2000元以上的部分大额医疗互助基金支付50%，个人自付50%。退休人员累计超过1300元，1300元以上的部分布满70周岁的大额医疗互助基金支付70%个人自付30%，70周岁以上的大额医疗互助基金支付80%，个人自付20%。一个自然年度内最高支付限额2万元。而医疗保险中对于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为一个自然年度内首次住院起付标准1300元，以后每次650元。支付比例分三个档，以三级医院为例，起伏标准：3万元，在职85%，退休91%，3万-4万在职90%，退休94%，4万以上，在职95%，退休97%。普通住院90天为一个结算周期。精神病住院360天为一个结算周期，起伏标准减半。一个自然年度内统筹基金支付最高7万元。住院大额最高支付10万元，住院大额的支付比例一律为70%。可以看出医疗保险制度的逐渐完善，但是由于有最高支付额度10万元的限制，如果有重特大疾病发生，由此引发生活困难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2、个人投资组合构建的建议。通过对经济社会大环境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小的关于理财方向的思路。首先，要减少资产配置在无风险投资上的百分比，选择债券、股票等风险资产来提高收益率，使之大于5.27%的有效投资收益率。但同时也要合理的控制风险。此外，在选择投资时，应优先考虑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下面，将运用MTP的投资组合构建方法来试图构建一个可行的投资组合。再考虑完如何进行投资之后，我们将专门针对保险的风险规避功能，提几点购买保险的建议。

1.1效用函数最大化和风险规避。首先，通过设定效用函数来确定使效用最大化的风险资产配置权重。效用函数形式为：U=E（r）-0.5*Aσ2p，为了确定A的具体数值，我进行了个人风险厌恶系数的问卷调查，计算的方法借鉴于网络。问卷内容见附录。通过对273份来自大学生、已工作的年青人和中年人的等比例问卷调查，最终确定A=5。即投资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还是比较强的。

我们假设投资者试图达到6%的年投资收益。由于股票市场的波动太大，我们用债券市场的风险报酬比率将6%收益率的风险估计在20%。在5的风险厌恶程度下，我们可以计算得出最佳的风险配置比例。

因此，我们要将投资中的17%放入风险资产，也就是股票和债权的组合；而将剩下的83%选择无风险的资产如国债。记得要选择较长期的国债。

1.2债券市场。我们通过债权市场的总体数据，来推算债券市场组合的投资收益率和波动率的情况。

中国债券指数

我们采取总值中3-5年的平均到期收益率作为债券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也就是3.92%。因为之前给出的投资建议，我们希望投资者选取较长的投资期限以避免再投资风险。债券市场的波动率我们通过计算2003年至2012年10年期间五年期国债的到期收益率来计算每年的波动率，再取平均值。五年国债的到期收益率波动情况是3-5年债券收益率波动情况的一个良好的估计。而用算术平均值来计算出波动率，是对未来的最好无偏预测。

因此，我们认为债券市场的收益波动率预测为20.49%。

1.3股票市场。在研究股票市场的时候，为了运用MTP的办法，我决定采用市场组合的方式。市场组合的一个优良的代表是沪深300指数，它是沪深证券交易所于2005年4月8日联合的反映A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数。可是我在估计年收益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沪深300指数从2013年1月到2014年1月的净收益率为负数。2013年一月指数为2552.76，而到了2014年1月，指数则下跌为2190.90。一个负数的投资组合是不能纳入MTP的，收益风险不对等。但是因为本文的宗旨是要给出投资建议，因此我改为使用“涨跌幅排名前23个行业股票数据”来代替市场数据，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分散，来运用算术平均值做一个合理的未来收益率估计。其中2013年股票市场表现最好的行业为信息类、电子类、医药类和轻工制造。

因此我们把波动率视为149.93%。

1.4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相关系数。为了计算最后的风险资产配比权重，我们要做的最后一步就是计算两个市场的相关系数。我们运用两个市场的近几年的收益率来进行运算。通过计算协方差，再除以两个市场分别的波动率，可以得到相关系数。因为过程繁琐故不在此演示，相关系数ρ=0.15。

1.5最终投资组合的构建

风险市场中的债券市场的投资比重很低，而投资权重大部分都进入了股票市场。究其原因，我们来算一下两个市场的风险/报酬比率，作为上面结果的合理解释。

由此可见，虽然债券市场的波动率比较小，股票市场的波动率比较大，但是风险/报酬比率上来看，股票市场风险报酬比也要比债券市场上大很多，这解释了为什么债券市场在投资组合里几乎不占比重。但由于我做的股票市场收益率并非是市场投资组合的收益率，投资者在做具体股票选择的投资决策时，很可能会得不到如此高的收益率。因此其夏普比率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仍然建议投资者保留在债券市场的投资比重，如果追求更高的收益率，拥有比较良好挑选股票能力的投资者则可以尝试股票市场。

下面计算总投资组合中各个资产的配置比重。

再计算现在投资组合中的总风险。

则在预期收益率为6%的前提下，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为：无风险资产83%，债券市场0.58%，股票市场16.42%。投资组合的总风险为24.63%，与我们估计的投资者6%回报率的风险20%相接近，比较吻合。以上就是我们对于低风险耐受度、追求比较适中的收益率的投资者的投资建议。

1.6关于购买保险的建议。

1）针对性的风险转移原则。在选择具体的保险产品之前，需要全面、系统的分析自身或者家庭所面临的风险。决定其中的哪部分是要通过选择保险来进行转移的，哪些是可以通过非保险的方式或者自留的。然后从风险的角度，选择适合的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