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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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汉语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古汉语；汉语史；语料库；分词规范；切分原则；词类划分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3-0136-07

近20年来，中文古籍语料库为包括汉语史在内的诸多学术领域提供了极大便利，由此激发了学术界对古代汉语语料库建设问题的浓厚兴趣，到目前为止，投入使用的或正在建设的中文古籍语料库已达数十种之多；从技术层面看，早期的语料库比较简单，主要是将纸质文献输入计算机，利用较简单的检索软件进行文本搜读，为研究者提供字、词、句方面的例证及其具体语境，习惯上称之为平面型语料库。随着超文本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些XML文档数据库，实现了传统语言学工具书的多层级组合检索。但是，现有数据库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基本上只能用来阅读或搜寻文本，很少添加词性、义项、语法地位等比较复杂的语言学信息。为了满足实际研究的需要，国内逐步开始建设深加工的古代汉语语料库。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加工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研究”为依托，展开了中古汉语语料库的研制工作。建设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拟就其中的语料选取、词语切分及分词规范等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一、语料的选择

无论是不作标注的生语料库，还是添加各种标注的熟语料库，语料的选择都是影响语料库质量的重要因素。概而言之，语料的选择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的考量：选取怎样的语料、怎样选取语料。前者指的是选择语料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后者偏重于选取语料的具体操作过程。关于语料选择的一般性原则，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共识。结合这些共识，在全面考虑中古汉语及中古典籍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选取语料的四条原则，进而确定了进入语料库的中古文献。

第一，语料样本的代表性。

首先，所选语料能够反映汉语史特定阶段的基本特点，对中古汉语语料库而言，所选语料必须既能从整体上反映中古汉语的真实面貌，又能展示中古汉语局部的各种较突出的特点。众所周知，中古汉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个系统，各阶段的口语是通过书面语体现出来的。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包含着不同数量口语成分的书面语。口语化程度较低的文献以史书为代表，语言风格较典雅规范，夹杂了少量的口语用法；口语化程度较高的文献主要是部分汉译佛典、笔记小说、尺牍作品、俗文学作品、医农杂著等。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文献又有各自的语言特色，词汇方面尤为突出。语料库中的文献必须充分展现所有类型文献的词汇、语法特征。换句话说，对语料库中全部或部分语料进行研究之后，其分析结果可以概括为中古汉语整体或某一指定部分的语言特点。

其次，所选语料在汉语史领域受到普遍关注，同时对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影响。中古汉语语料库的目标用户是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学者群，主要用于中古汉语词汇史、语法史研究，也可用作上古汉语、近代汉语研究的辅工具。因此，语料的选取虽然无法囊括所有的中古语料，却必须覆盖中古阶段各种类型的语料，以满足汉语史领域内不同层次、不同旨趣研究者的实际需要；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中古汉语语料库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家级重大课题之一，未来的使用者不能仅局限于汉语史领域，还需要为中古时期史学、考古学、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等相关学术领域提供值得信赖的原始材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选语料必须是受到各个领域高度重视、应用极为广泛的文献。基于上述认识，中古汉语语料库以官修正史作为最重要的语料类型；同时遴选了一定数量的汉译佛经文献，代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中古作品；以部分笔记小说、杂帖作品、南北朝诗歌代表中古俗文学作品；以《齐民要术》、《肘后备急方》等代表各种专门文献。这就基本覆盖了中古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文献类型。

第二，文本类型的平衡性。

一个语料库是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关键在于其中的语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现实语言相吻合，既能宏观反映最重要的语言规律，又能微观展示尽可能多的语言事实。汉语史上的语言现象、语言事实主要是通过历代文献体现出来的。选用多少语料样本才能充分反映各方面的语言特点，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标准。因此，只能根据对中古汉语的总体认识、以往的建库经验进行主观判断，大致确定各种类型文献的比例，尽量保持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平衡性。中古汉语的基本特点是，大多数文献以文言为主体，掺杂着或多或少的口语成分；部分文献显示了古白话的兴起，包含着大量的口语用法；纯粹口语化的文献在中古阶段虽然逐渐增多，其绝对数量却难以同文言作品并驾齐驱；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语言存在较大差异。与这些特点相对应，中古汉语语料库中的文献，最重要的类型是代表文言系统的正史作品，入库文献7种，总字数约350万；第二是包含较多口语成分的子部作品，如汉译佛经、中土佛道作品、笔记小说、诗歌等，入库文献近30种，总计约300万字；第三是强调实用、口语性较突出的医农杂著等，入库文献3种，约30万字；最后是具有一定口语性、语言风格与传世文献存在较大差异的出土文献，主要包括敦煌吐鲁番文献、魏晋至隋唐的碑刻文献等，约80万字。从入库文献的字数统计看，上述四类文献在入库文献中所占比例大致为46%、40%、4%、10%。

第三，语料之间的关联性与区别度。

任何大型语料库都不可能囊括所有文献，如郑家恒所说：“不管语料库规模多大，建立时经过多么仔细的设计，都不可能覆盖语言的所有现象和模式，也不可能准确地按比例表示这些现象。”因此，语料库规模的扩大固然很有意义，却不是最重要的。更为关键的是语料是否具有代表性，就文献样本的选取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同类文献保持一定的关联度，有利于提供足够的语言研究信息。语言研究不光需要说明语言中存在着什么样的语言事实，还常常需要掌握这些事实的出现概率。频率统计目前已经成为中古词汇、语法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数据统计、定量分析的物质基础就是各种类型的数据库。因此，中古汉语语料库不仅应该覆盖中古绝大多数词汇、语法现象，而且每种特定语言现象在语料库中的频率也应达到一定数量，才能为各种角度的定量分析提供坚实的文献基础。根据这样的现实需求，中古汉语语料库中，篇幅较大的语料至少需要选取两种以上的同类文献，如官修正史、汉译佛经中的律藏作品等；篇幅较小的语料则需要较多的同类文献，同时应尽量避免那些题材过于冷僻、中古阶段难以找到同类文献的语料。较典型者如中古阶段的医农杂籍，往往只有一两种题材相同的作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需要在相近时代的文献中遴选同类性质的作品。以唐人韩鄂《四时纂要》为例，据缪启愉考证，成书约在唐末五代初，这在汉语史上已属于近代汉语早期，超出了中古汉语的范畴，但存世的中古农书只有贾思勰《齐民要术》，为了保持入库语料的平衡性，只有考虑将《四时纂要》增补入库。

其次，不同文献保持一定的区别度，以保证对语言事实足够高的覆盖率。中古汉语语料库如同其他语料库一样，需要为中古汉语研究提供丰富的中古汉语词汇、语法样本，虽然难以覆盖中古汉语词汇、语法的所有模式，也无法按照准确比例表示中古汉语各种词汇、语法现象，但为了尽量接近这样的目标，其中的文本必须包含中古汉语研究所需的各种类型语料，不能让任何一种文本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从语料库建设的操作层面看，无论人工操作或机器操作，增加同类性质的文献较容易扩大语料库规模；相反，语料库中文献的区别度越大，操作过程越复杂，难度就会随之增加。但对一个深加工的语料库而言，显然不能过分看重语料库的规模。为了贯彻这一原则，中古汉语语料库以传世文献中的正史作品、佛经作品为主体，也选取了一定数量的笔记小说、文学作品，兼顾了医书、农书等专门性较为突出的文献；从语体角度看，比较典雅的文言作品占了相当大比例，也包含较口语化的白话作品，还吸收了整体语言风格与传世文献存在较大差异、能够体现不同类型文献之间区别度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等作品。

第四，入库文献的特色性。

如前所述，国内已经研制了多种古代文献语料库，部分语料库使用得相当普遍，如四库全书电子版、国学宝典、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大正藏全文检索系统、汉籍检索、中国基本古籍库、龙语瀚堂典籍数据库等。由于研究旨趣、使用对象不同，各语料库在选取入库文献时均体现出了各自的特色，如：国学宝典的文献较驳杂，以古代语料为主，兼收部分现代语料；大正藏检索系统、二十五史检索系统分别以佛教典籍、官修正史为主体；汉籍检索系统收录了先秦至民国的经史子集文献；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了民国以前的历代名著及各学科基本文献；龙语瀚堂系统收入了部分出土文献。这些语料库中的文献既有大量重叠，也都有一些罕见于其他语料库的特色文献。得益于此，古代典籍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为包括汉语史在内的众多学术领域提供了极大便利。到目前为止的古代文献语料库，基本上以传世文献为主，其中绝大多数为刻本文献。为了更全面地反映中古汉语的实际面貌，中古汉语语料库除了传世文献外，增加了部分出土文献，主要是吐鲁番出土文书、汉魏六朝至隋唐的碑刻文献，还收录了以六朝杂帖作品为主的未见于其他语料库的部分抄本文献，这两部分文献共80多万字，对于中古汉语研究来说，数量已相当可观。这部分文献由于未经整理，以往很少有人涉足，语料价值基本上没有得到利用。中古汉语语料库的收录、整理，可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基于上述原则，本课题组分批次确定了下列入库文献：（1）官修正史：《后汉书》、《三国志》、《魏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2）汉译佛经：《中本起经》、《杂譬喻经》、《撰集百缘经》、《生经》、《贤愚经》、《杂宝藏经》、《十诵律》；（3）中土佛道作品：《高僧传》、《洛阳伽蓝记》、《经律异相》、《法显传》、《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太平经》、《神仙传》；（4）笔记杂著：《论衡》、《列子》、《西京杂记》、《抱朴子内篇》、《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水经注》、《幽明录》、《冥祥记》、《殷芸小说》、《拾遗记》；（5）诗歌杂帖：魏晋南北朝诗歌、魏晋南北朝杂帖；（6）医农典籍：《齐民要术》、《四时纂要》、《肘后备急方》；（7）出土文献：部分敦煌吐鲁番文献、汉魏至隋唐碑刻文献。除上述语料外，还有部分文献处于遴选阶段，会分批次增补进去。中古汉语语料库最终的原始语料共约1000万字，语料库总库容预计将达1600万字。

二、词的切分及分词规范

对于标注词性、词义、语法地位等多种语言研究信息的熟语料库来说，词的切分是所有标注工作的前提。所谓“词的切分”，是指按照特定的规范，对汉语中连续的字串进行切分并重新组合成词串的过程，这是中文信息处理有的基础性课题。英语文本中，词（word）与词（word）之间存在“空格”这样的自然分界符，词的辨识基本上不存在什么障碍；汉语文本则以汉字为书写单位，一个接一个地按句连写，词与词之间没有形式上的界限标记，难以简单而准确地辨识；就其本身而言，汉语的词缺乏形态变化，不具备纯客观的切分条件。因此，任何一个标注型汉语语料库，都无法回避“词的切分”这一关键问题。

相对于古代汉语来说，现代汉语的情况较为简单。切分词的时候，往往可以借助比较一致的语感做出判断；基于现代汉语的各种语法规则也相对明晰。因此，现有的各种现代汉语语料库，通常采用基于词典的机械分词方法：依靠语感及各种现代汉语词典，事先编制一个词表，贮存在电脑系统中，处理入库文本时，根据这一词表进行比对及判断[4]，虽然还存在着词表中未登录词的识别、歧义词语的判定等问题，但总体而言，电脑系统自动切分之后，通过人工干预进行校正，足以得到普遍认可的结果。词表制作的理论基础是1990年颁布的国家标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GB/T13715-92），部分学者根据语料库的操作实践对这一标准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解释、说明。总体上看，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加工已经有了一整套科学性、通用性较高的分词规范。源于现代汉语语料库的这套分词规范，也为古代汉语语料库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

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又有着显著差别，在古代汉语语料库建设过程中，词的切分不可能照搬现代汉语的做法。古代汉语中，对词的切分及标注存在较大影响的词的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词类划分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内比较通行的语法体系中，词类数量有种种不同说法。《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将汉语的词划分为11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大学语法教科书一般分为12～14类，黄伯荣、廖序东分为14类，胡裕树分为13类。部分语法著作划分得更细，如熙分17类，郭锐分19类。古代汉语词类相对少一些，《马氏文通》分9类，之后各种语法体系通常增加1到2类，如殷国光分1l类。针对古代汉语的具体情况，往往还会在较复杂的词类下面细分若干小类，如郭锡良把代词分成了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无定代词4个小类，副词分为程度副词、范围副词等6个小类。此外，古代汉语中还包含较普遍的兼类、活用现象，同样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第二，词和词组缺乏客观性的判断标准。这一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困扰汉语词汇研究，至今未得到圆满解决。陆志韦《北京话单音词词汇》序言较早提出这个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王力、吕叔湘、林汉达、孙常叙先后提出了一些区分词和词组的具体方法。80年代以后，这方面研究更加深入。刘叔新提出“准词”概念以指称那些处于从自由词组向词过渡的中间状态的语言单位。也有不少学者讨论古代汉语中词和词组的界限，张永言提出以词的分离性为主要标准、以结构的整体性为补充标准、以意义的整体性为辅助标准；殷国光提出“过渡词”之说，与刘叔新的“准词”可谓殊途同归。这些研究对中古汉语语料库中词的切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简而言之，学者们对辨别词和词组的方法达成了几点共识：（1）扩展法：能插入其他成分进行扩展的是词组，反之，是复合词；（2）词组的意义能够通过字面综合出来，复合词的意义则不能通过构成成分的简单相加而得出；（3）词组的构成成分能够颠倒次序，复合词则不能；（4）词组的内部结构比较松散，复合词的内部结构比较紧密；（5）组成成分里有粘着语素的，一般是复合词。成分都是自由语素的，结合其他条件来辨别是词组还是复合词。这些方法基本上可以解决现代汉语中词和词组的界限问题。用于中古汉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中古阶段相当多的词语经历了从自由词组到词的凝固过程，中间确实存在亦此亦彼的“准词”状态。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词，这个渐进的过程何时完成，虽然有时可以借助工具书，并综合其特定时期的出现频率以及上下文语境做出初步判定，但在更多情况下，这种判定仍然存在很大的难度。

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于汉语词汇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短时间内又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中古汉语语料库主要是为学界提供一个中古汉语词汇、语法的语料平台，其中的大多数词语，学术界并没有太大争议；本课题组无意也不可能对词类划分、词的切分等问题得出终极性结论；组内成员从较优秀的硕士生到博士生再到专业教师，学术修养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符合语言学基本要求的、便于组内成员具体操作的规则，前者保证语料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后者则使整个课题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经过长时间反复讨论，课题组内部大致形成了下列共识：

第一，词类划分采用汉语史学者普遍认可的、比较容易操作的标准，共分13类。与之相对应，建立一套面向中古汉语语料库的、规范的词类标记集，以减少数据转换的麻烦，所划分的词类及其标注符号为：名词（n）、动词（v）、形容词（a）、数词（m）、量词（q）、代词（r）、副词（d）、介词（p）、连词（c）、助词（u）、语气词（y）、叹词（e）、拟声词（o）。需要说明的是，这套词类划分及其标记集，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古汉语语料库数据交换过程中词类标记的统一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并不能看作中古汉语词类的规范，也不妨碍对古代汉语词类的深入研究。此外，随着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的发展，将来必然会对现有的词类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因此，这个词类划分及标记集，应该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我们的思路是，借鉴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做法，对部分较为复杂的词类预设出若干小类及相应的标记符号：名词之下，预设了专有名词（np）、普通名词（ng）、时间名词（nt）、处所名词（ns）、方位名词（n1）；动词之下，预设了助动词（vu）、趋向动词（vd）、系动词（v1）、不及物动词（vi）、及物动词（vt）；形容词之下，预设了性质形容词（aq）、状态形容词（as）；数词之下，预设了基数词（mc）、序数词（mo）、助数词（mu）；量词之下，预设了名量词（qn）、动量词（qv）、时量词（qt）；代词之下，预设了人称代词（rh）、指示代词（rd）、疑问代词（rw）；助词之下，预设了结构助词（us）、动态助词（ua）、语气助词（um）。这一处理方式，基本上解决了中古时期的个体词语在现阶段语料库中的词性问题，也为将来的细化分类及研究留下了足够空间。目前，为了使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用来满足特定知识检索的需要而设立的专有名词外，各个词类之下原则上不再划分次类。这样的词类划分体系，是根据中古汉语语料库建设的具体情况，对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的词类划分、中古汉语词类的固有特点进行折中的结果，虽然带有一定的杂糅色彩，却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语料库建设的可操作性。对于中古汉语中较为常见的兼类、活用现象，遵循“依句辨品，，的原则：根据词语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确认其词性；典故词、成语等不予切分，同样按照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标注其词性。

第二，以分词单位作为中古汉语语料库的基本单位。分词单位包括中古汉语阶段全部的词和少量使用频率及凝固程度较高的词组。这个概念借鉴了现代汉语语料库的做法，主要是为了避免陷入词和词组的争议。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界定分词单位通常比界定词或词组更容易把握；也有利于解决本身相当棘手、词汇语法研究较少关注的专有名词、专名词组、成语、习语等问题，同时便于系统软件对规则的理解和应用。

第三，分词单位的成员主体是词。关于词的切分，按照下列步骤依次展开：（1）分离出《汉语大词典》包含中古用例的所有词条及其义项，初步建立一个中古汉语词语义项数据库。（2）分离出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董志翘、蔡镜浩《中古虚词语法例释》、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中收录的词语及其义项。由于我们的义项库属于动态数据库，下一阶段还将陆续分离出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王云路《六朝诗歌语词研究》、张永言《世说新语辞典》、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词典》、李维琦《佛经释词》及《佛经续释词》等断代研究或专题研究成果中的词语及其义项，并密切关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等专业期刊，及时梳理中古词语研究的最新成果。剔除上述成果中与《汉语大词典》词语、义项数据库重合的条目，其余条目分别补人数据库，从而建立起中古语料库专用的中古词语义项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在建立专用义项库的过程中，在词条的立目、义项的分合、释义的表述等方面，必然遇到大量的《汉语大词典》与其他工具书、学术论著不尽一致的情况，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以《汉语大词典》为主要标准，其他工具书、论著的成果则主要用来弥补《汉语大词典》的某些不足，如增补《汉语大词典》失收词条、纠正比较明显的释义错误等。当《汉语大词典》与其他工具书义项分合不一、释义差异较大的时候，同样强调以《汉语大词典》的义项设立、释义表达为主要标准，尽量避免过多地陷入具体问题的争议之中。（3）确定分词单位时，坚持适当从严的原则。具体切分时，每一个切分出来的词语均需与中古汉语词语义项数据库中的词条进行比对，以确认是否成词。凡义项库中未登录的词语，尤其是数量众多的同义复词、专业性较强的行业术语、代表地名或人名的专有名词，经组内专家与理论组（本项目的子课题组之一）集中讨论，共同认定其性质。排除了误切的条目之后，将确认无误的条目补充到义项库中，同时以备注形式逐一添加统一标识。为将来建立未登录词数据库积累原始数据。同时强调不能因为中古词语义项数据库收录了某个词，就把文本中同一形体的语言单位机械地认定为分词单位。

第四，为了尽可能地保持一致的切分标准，制定了若干比较具体的分词规则：（1）除专名词语、外来词语外，由四个以上音节构成的词组，一律不作为分词单位，必须予以切分；四音节的语言单位，如果结合较紧密、使用频率较高或者存在增义、转义现象，一律视为分词单位不再切分，理论上视为分词单位中的词组。（2）来自异族语言的音译外来词，不予切分。（3）“阿、第、有”后加单音节名词构成的词或词组，不予切分；“头、子、然、复、如、尔”前加单音节名词、动词、形容词、连词、副词构成的词或词组，不予切分。（4）普通名词：结合紧密，分开后如果违背原有组合意义的名词性词组，一律视为分词单位，不予切分。一年的十二个月份，一律作为分词单位，不予切分。民族名、国名、地名中的“族、人、国、郡、州、县、邑、城、里、江、河、山”等，单独划分。只有两个字的民族名、国名、地名，一律不予切分，如：《世说新语・言语》“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中的“洛邑”指洛阳城，视为一个分词单位，不予切分；《洛阳伽蓝记・凝玄寺》“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中的“洛阳城”切分为“洛阳”、“城”两个分词单位。帝王年号与后边的附加成分，一律予以切分，如：《高僧传・神异上・竺佛图澄传》“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中的“永嘉四年”切分为“永嘉”、“四年”两个分词单位；与此类似的“永嘉末”、“永嘉中”、“永嘉之初”等，同样应予切分。（5）专有名词，以《世说新语》的语料为例：人名、表字、封号、谥号、职官名，均作为分词单位，不予切分；与姓氏连用时，也看作一个整体，不予切分。如，李膺、李元礼（李膺，字元礼），王安丰（王戎，封为安丰侯），晋文王（司马昭，死后谥文），裴令公（裴楷，曾任中书令），陈太丘（东汉陈，曾任太丘长），祖光禄（祖纳，时任光禄大夫），桓常侍（桓彝，官至散骑常侍），王丞相（王导，曾任丞相）；尊号也不予切分，如，郗公（郗鉴，曾任司空、太尉等职）；含有地名的封号、职官名，其中的地名应予切分，如，扶风王（扶风，郡名），荆州刺史（荆州，州名）。（6）动词：动词前的否定副词，一律予以切分。动词与趋向动词结合的词组，一律予以切分。动宾结构、动补结构的词或词组，中间如果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应予切分。可否插入，原则上根据中古文献中有无实际用例进行判断。如：《高僧传・译经上・摄摩腾传》“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中的“游方”，《汉语大词典》虽然已经单独立目，但中古文献的很多用例中尚未完全凝固，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基本意思保持不变。《颜氏家训・兄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根据《颜氏家训》的用例，原则上将南北朝文献中的“游方”视为应予切分的词组。单音节动词后加“为、作、成、得、至”等成分的动补结构，使用频率、凝固程度较高的，可以作为一个分词单位，不予切分；反之，则予以切分。（7）形容词：两个单音节形容词并列且改变词性的，一律不予切分。（8）数词：数词和量词一律切分；数位词一律不予切分。

中古汉语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汉语方位词；形式系统；结构类型；演变；单双音节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5-0093-06

现代汉语的方位词从形式上看主要是单双音节两分的局面。以“两分局面”来说明是因为单音节方位词和双音节方位词在意义和功能上虽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均各具自身特点。单音节方位词在意义上比双音节方位词具有更明显的泛向性。在功能上，单音节方位词如“上、下、前、后”等则具有粘着性，多后置于其他词语使用，而双音节方位词如“上头、中间、以前、之后”等，既能像单音节形式一样后置于其他词语使用，也能单独使用。单双音节两分的局面是汉语方位词系统形成的标志，也使得方位词从名词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特的词类现象。

古代汉语中表示方位的词语以单音节形式为主，它是怎样发展到单双音节两分的形式系统的？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很少，目前只有方经民提出的“形式分化”说。他认为现代汉语方位词系统是由古代汉语的单音节方位词分化而来，随着汉语的词汇双音节化、方位后缀“边、面、头”的诞生和处所名词的形成，原来单纯的、作为名词一部分的方位成分就分化成单音节和双音节方位成分。但他并没有对方位词形式分化的时期和过程进行实际的研究。从纵向的历时考察看，我们认为中古时期尤其是中古的中后期应该是方位词系统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时期。

一、中古时期是汉语方位词系统形式演变中的重要阶段

方位词最早见于甲骨文，其时的方位词在形式类型上已有一定数量，它们在实质上与名词没有任何差别。这类词语既有单音节的又有复音节的。单音节如“上、下、东、西、南、北”等，复音节的以双音节为主，如“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等。这些表示方位的单音节和复音节词语二者在意义上并无交集，是互补的关系；功能上二者也无差别，使用时均是自由不定位的。例如：

（1）求其上，自祖乙？求其下，自小乙？（甘露《甲骨文方位词研究》）

（2）今日方其征。不征。延雨，自西北少。（甘露《甲骨文方位词研究》）

到先秦汉语，情况并无变化。这些词语虽表示方向位置，但并不积极参与汉语的空间处所表达。此时的汉语中，直接由一般名词来表达处所空间，而不需要加任何表示方位的词语，这表明表处所的名词跟一般名词并不构成对立。例如：

（3）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诗经叫、雅·斯干》）

（4）投其璧于河。（《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5）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后，这类表示方位的词语开始成为一类具有专职作用的词语。一般名词表处所时需要加上表示方位的单音节词语，这使它们有了语法上的作用。如：

（6）乙未，义陵寝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寝令以急变闻。（《汉书-平帝纪》）

（7）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为礼。”（《搜神记》卷四）

（8）至，遇德操采桑，士元从车中谓日：“吾闻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焉有曲洪流之量，而执丝妇之事？”（《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从一般事物名词后带方位词开始，处所名词从一般名词中分化出来，方位词系统也随之有了变化。一方面，单音方位词由于参与的搭配增多，语义上开始变得复杂，后附使用增多，功能上变得单一；另一方面，开始出现了新的双音方位词形式——单音方位词后加“～边”、“～面”“～头”等形态语素的双音节复合方位词，这一类型方位词的出现使得原本统一的方位词系统开始分化，从而奠定了后代方位词系统的基础。

从历时发展进程看，中古时期（魏晋至唐五代）正是这一重大变化发生和发展的主要时期，例如可从下列几组对比例子中看到一些线索：

（9）后公车来，峤便登，正向前坐，不复容勖。（《世说新语·方正第五》

（10）尊人共客语，侧立在傍听。莫向前头闹，喧乱作鸦鸣。（《王梵志诗》）

（11）南边坐者语曰：“适来饮他酒脯，宁无情乎？”北坐者曰：“文书已定。”南坐者曰：“借文书看之。”见超寿止可十九岁。乃取笔挑上，语曰：“救汝至九十活。”颜拜而回。管语颜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寿。”（《搜神记》卷三）

（12）南边坐人语北边坐人曰：“凡吃人一食，惭人一色，吃人两食，与人着力。朝来饮他酒脯，岂可能活取此人！”北边坐人曰：“文案已定，何由可改。”南边坐人曰：“暂借文书看之。”此年始十九，易可改之。把笔颠倒句着，语颜子日：“你合寿年十九即死，今放你九十合终也。”（《敦煌变文集·搜神记一卷》）

上面例子中同样的方位词用法，在中古早期文献中多使用单音方位词，如例（11）、（12），而到中古后期则多使用复音方位词，如例（13）、（14），以例（13）和例（14）最为明显。后例是唐代对《搜神记》中故事（前例）的重新描述，在同样的位置上不再使用单音方位词。而且，新出现的双音方位词在意义上与之前的单音方位词差异并不大。

二、中古时期的汉语方位词系统的形式

（一）中古时期汉语方位词的结构类型

中古时期的汉语方位词如果按照音节数分，主要可以分为单音节方位词、双音节方位词和多音节方位词。单音节和双音节为主要使用形式。如果按照结构类型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合成式两大类。将音节数和结构类型结合起来看，单音节方位词都是单纯式，复音节方位词则都是合成式。具体情况如下：

中古汉语的单音节方位词主要有“上”、“下”、“左”、“右”、“前”、“后”、“里”、“中”、“内”、“外”、“东”、“南”、“西”、“北”等14个。其中的“里”属于初步形成时期，用例不太多。

双音节形式的方位词主要分成五个小类：

1.单音形式前加“之”、“以”语素的合成型。

2.单音形式后加“边”、“面”、“头”等形态语素的复合型。中古汉语中已出现的形态特征语素并不多，以“边”、“面”、“头”为主，另有少量其他语素如“方”、“首”、“畔”、“部”等。

3.单音形式与身体部位语素复合型，中古汉语中出现的形式如“顶上、背后、面前、底下”等。

4.两个单音形式复合型，中古汉语中出现的形式如“上上、中下、上中、左前、内里、内中、中央、中间、内外、中外、上下、左右、前后、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北”等。

5.其他复合型，中古汉语中已出现的形式如“下末、末下、末后、后底、里许”等。

多音节方位词在结构类型上并未突破双音节的结构类型，主要为两种：第一，双音复合形式后加“边、面、头”等形态语素构成的复合型，如“西南面、东北方”等；第二，多个单音方位词组合构成的，如“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前后、内外中间”等。

调查中古文献中方位词的形式，双音节基本上呈现出增多的趋势。调查文献中出现的方位词形式的种类数统计情况请见表1。

其中的单音节基本方位词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固定为14个，个别文献中没有出现方位词“里”。

双音节方位词各结构类型在中古不同阶段的文献中出现的具体种类的情况也不一样，统计情况请见表2。

抛开文献内容对方位词出现种类的影响，从上表可看出，中古（从魏晋至唐五代）这个相对长的时期内，文献中使用后加“边/面/头”复合式双音方位词的种类总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到中古中后期，这类方位词出现一个较大的发展。

（二）中古汉语各类方位词单双音节使用情况差异

从考察文献看，中古汉语各类方位词的单双音节形式在用例数上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统计情况请见表3。

由表看出，第一，中古汉语中的双音节方位词以“边/面/头”型方位词为主，其中又以绝对参照定向定位义的“东”、“西”、“南”、“北”中出现的该形式最为突出。第二，文献调查中发现，出现双音节形式种类最少的是“左”和“右”义一组。出现双音节形式种类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的是“前”、“后”义一组，不太均衡的是“上”、“下”义一组和“中”、“外”义一组。形式上的不均衡正反映了认知特点上的差异。从认知上看，空间方位意义对称的“上”义和“下”义，“中”义和“外”义容易产生不对称的意义关注，因此它们的相关方位词也呈现出不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前加“以/之”的合成型复音在文献中明确已成词其实并不多，使用特点与单音节形式并元音异，可理解为单音节形式的一个异体。

（三）中古汉语方位词系统形式上的基本特点

从中古汉语方位词系统形式的演变发展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承上启下的特点。一方面，中古时期汉语方位词的结构类型比较多样，其结构类型面貌与现代汉语中的结构类型已基本一致。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结构类型仍然处于形成期，表现在：第一，合成式中的前加“以～”、“之～”类型在这一时期处于明显的词汇化过程中。以该结构形式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以上”、“之上”、“之下”、“以下”、“以前”、“之前”、“之后”、“以后”为例，这几个形式在这一时期已经有单独使用成词用例。例如：

（13）斯天王神器明，证之上者，后仰天吞果。（《六度集经》卷八）

（14）已上两则境智也。沩山闻说叹曰：“大好。此亦是从上来宗门牙爪。”（《祖堂集》卷三）

这几个方位词形式在现代汉语中以后置使用为主时，大都表示非具体空间义，如地位、数量等；尤其是“以前”、“之前”、“之后”、“以后”等几个词大都只用来表示时间。

以当代作家王蒙和王朔的12部小说（近40万字）为例，上述八种形式共出现111例，后置用例85例，后置的用例中表示具体空间义的仅为2例，仅占2.4%。

而在中古考察文献中，上述八种形式的后置用例共76例，表示具体空间义共32例，占41%。例如：

（15）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搜神记》卷十二）

（16）目连引得阿娘住于王舍城中佛塔之前，七日七夜，转诵大乘经典，忏悔念戒。（《敦煌变文集·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

可见，在现代汉语层面中，这几个形式已经认定为词，而在这一时期的该结构形式即使认为已成词，成词的程度也并不高。

第二，对举式复合型。如“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前后”、“内外”、“里外”，除“南北”外，这种结构类型在现代汉语中大都已经凝结为复合词，主要用来表示大致的范围或概数等。而在中古时期，还有较多的用来表示两方位并举的用例。如：

（17）譬如有人卒患脊偻请医疗之，医以酥涂，上下著板，用力痛压。（《百喻经》卷三）

（18）拱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装严焕炳，世所未闻。查旦两门亦皆如之。（《洛阳伽蓝记》卷一）

总体说来，这一时期正是奠定汉语方位词形式系统的关键时期，不同的结构类型适应不同的表达需要，共同为汉语的各种语义表达服务，逐步成为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类词语。

三、中古汉语方位词系统形式的发展与对方位词系统发展的意义

中古时期汉语方位词的结构类型比较多样，且与现代汉语方位词系统中的结构类型基本是一致的，说明中古时期正是奠定现代汉语方位词系统面貌的关键时期。中古时期汉语方位词系统的局面完全有别于上古汉语时期，最明显的就是双音方位词种类的迅猛增长。

从中古时期的一定时间跨度上看，双音节方位词形式的快速增加主要发生在中古的中期，也就是公元五至六世纪前后的南北朝时代。在新增的双音方位词的各种形式中，以后加“边/面/头”复合式双音方位词为主，其次是与身体部位语素复合的双音方位词，其他各个类型的方位词种类变化并不大（参表2）。

以分别处于中古时期早中晚三个阶段的文献《搜神记》、《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祖唐集》为例，中古早期文献《搜神记》和《世说新语》中的后加“边/面/头”复合式双音方位词的种类明显少于中古中期文献《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中的该类型方位词明显比中古后期文献《祖唐集》少，具体出现的方位词种类请见表4。

从该类型的双音方位词的方位语义看，早期主要是在绝对参照定向定位义的方位词“东”、“南”、“西”、“北’’中形成该类型方位词，如“东头”、“西头”、“南边”、“北边”等。后来逐渐扩展到出现于相对参照定向定位义中，如“上头”、“下头”、“前头”、“后头”、“左头”、“右头”等。

迅猛增加的后加“边/面/头”复合式双音方位词，是汉语方位词系统中一支新发展起来的力量。上古汉语中该形式类型的方位词种类并不多，文献考察中出现较早的是“L单+方”、“L单+头”形式，“～方”是带有实义的，相对来说“～头”的意义就要虚一些，“L单+头”形式成词的程度更高。如：

（19）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汉乐府·陌上桑》）

（20）上头为心，中央为意，后头为识。（后汉安世高、严佛调译《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

上古文献中几乎没有“L单+面”和“L单+边”的方位词形式。先秦文献出现的“东/南/西/北+面”的形式并不是双音节方位词，其中的“面”是动词，与后来的“L单+面”双音方位词也没有渊源关系。

从文献看，少量“L单+方”、“L单+头”形式的产生和使用并没有对整个方位词系统的面貌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L单+边/面”方位词形式基本上产生和成熟于中古时期。

中古汉语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汉语言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课 定位 教学策略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在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体系的定位

在汉语国际教育大潮流下，与如火如荼地开展的外国留学生汉语普通语言进修教学相对照的，是平稳有序的汉语言本科专业的学位教育。我们在重视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生的“量”的同时，也应注重汉语教育的“质”，即切实地培养具有良好的汉语言能力和汉语文化知识的人才，这项任务需要汉语言本科及硕士甚至博士教育来完成，虽然与普通进修生的汉语教学相比，学历教育培养的数量有限，产出周期较长，但是它有着普通语言教学所不能相比的意义。张和生先生曾指出“一所大学的汉语国际教育事业要依托汉语言本科专业，以及随之建立起来的研究生学位教育。”“高等院校理想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生结构应当是以四年制汉语言专业本科生为主体，同时招收应用语言学专业对外汉语教学方向的中外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中、短期汉语进修生。人为地适当控制汉语生或非学历生在留学生中的比例，将是高校――特别是知名高校发展的一种趋势。”[1]这种高瞻远瞩的观点无疑是将我们的汉语教学放在全球知名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中来关照的。值得汉语国际教育界借鉴。

针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言本科专业教学体系既属于汉语国际教育的范畴，也属于国家高等教育本科教学体系范畴。因此留学生汉语言本科教学就包含了二者各自的教育教学特征，也应遵循二者的教育规律。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的教学体系要从各类课程上保证本科培养目标的实现，确保培养符合本科培养目标的人才。规范的四年制汉语言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通过系统的汉语语言知识的学习和汉语语言及文化类专业课程的学习，培养出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的汉语技能，并能熟习中国国情及中国文化的复合型人才，甚至学生有潜质成为各国的汉学家。

在汉语言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根据大纲的要求，教学内容包括：1.汉语言语技能教学，也就是进行汉语听、说、读、写各专项技能及综合训练，逐步提高学生的汉语言语能力及交际能力。2.汉语知识教学，比如词汇、语音、汉字等基础知识的讲授，使学生具备系统完整的汉语言理论知识。3.中国人文知识及与专业方向有关的知识教学，比如中国文化、中国概况、中国文学、人文地理等，使学生熟悉中国国情，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具备基本的中国人文知识。[2]课程体系体现了由打好语言基础到对语言理论的掌握，再到文学文化知识的浸润的过程。课程体系尊重二语习得的规律，也重了人文知识的传授要求。

作为在高年级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课是文化类专业的必修课。古代文学课是依据国家汉办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属于中国人文知识课群。在该课群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修习时间是在第四学年，每学期2学分，共4学分，与之相应的，还有中国名著选读和汉语古籍选读课程，均为4学分，三门课程总计12学分，在人文知识课程类别中占重要地位。中国名著选读与汉语古籍选读均属作品选读鉴赏类的课程，在教学中可单独开课，也可以纳入中国古代文学课中，与文学史的教学相得益彰。我校在课程设置中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作品赏析两门课由一位老师统讲，在教学中既介绍文学史的发展流变，又赏析经典作品，使学生对古代文学有感性和理性的双重理解，便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古代文学这门课程。

一门语言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就是这门语言的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境界，通过审美的方式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3]文学一方面是语言的精华，另一方面也体现着该民族认知世界的方式、审美特征、民族人格内涵等。因此，学习一门语言都要升华到学习该民族的文学的层面上。通过文学可以更好地掌握语言，也可以探究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就是基于此，我们不但说中国古代文学是民族文化遗产，是中国的文化精华，更是基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饱含着丰富的人文底蕴，寄托着古人或空灵或济世的人生理念，其中蕴含的中国士人的精神和傲骨值得中外学生学习并成为滋养自身精神世界的养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大美境界，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让现代人在这个科技化的时代还保有着心灵的自由与惬意。对外国人的汉语言专业教育，我们也要考虑到美育和思想领域的教育，这种教育靠什么？就要靠中国传统的文学。崔永华老师认识到“对外国人的汉语言专业教育，也要利用课堂教学、语言实践活动和校园的文化环境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文化科学、身体、心理、审美、社会交往等各方面的素质的教育，培养勤奋学习、工作和团结协作的精神，使他们能成为适应国际社会需要的高质量人才。注意到了德育和美育的问题。中国传统的文学和艺术就是最好的载体。”[4]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承担着独特的责任，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和文化的教学，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跨文化阅读与交际的能力，在教学体系中它既是文化类专业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起着汉语言专业的“精神导师”的作用，使留学生在学好汉语的基础上，能够体认中国的文化精神，让中国古代的优秀作品滋养自己的心灵世界。

二、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策略

基于留学生的汉语认知水平及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了解的局限性，在针对留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要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在教学中实施切实有效的教学策略，以帮助学生真正地体会古代文学作品的博大精深，能够激发学习热情，达到教学目的。从教学实际出发，笔者在从教的过程中积累了以下三方面的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一）“文学史发展脉络――作品赏析――作家地位”三位一体的讲授策略

对于外国留学生而言，他们不似中国学生那样，在中小学阶段就对古代诗歌和散文有所接触，对古代文学有着感性的认识。古代文学于留学生而言，不仅具有语言文字的难度，也具有理解中国独特审美情怀、中国士人文化精神方面的难度，而后者的难度更大。讲授中国文学，留学生可以通过古代的经典作品体认中国士人的审美世界，家国情怀及思辨精神，这些毋庸置疑是语言的精华所在。另一方面，要想让他们能够真切地理解作品的优秀内涵与文艺特色，就要对文学的发展脉络，甚至是中国历史的大致走向有所了解。吕蔚老师也曾提到这一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古代文学课应当让学生对古代文学有一个史的了解，这一了解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哲学等基础之上的”[5]针对中国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课一般称作中国文学史或古代文学史，要使学生掌握古代文学的发展流变，首先要对各种文体的演变历程有理性的把握，对古代文学各个阶段的特征也要有所掌握。对于留学生而言，我们对文学史甚至是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的介绍目的不同于中国学生，而是要通过文学史的简要介绍，让学生能加强对作品内容的深入理解，感知作者的写作动机与蕴含的感情。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很有必要对文学史的发展做以简要的介绍。经典作品应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的中心内容，扫除作品中的古汉语语言障碍后，教师应着重将教学内容放在对作品的赏析上，让留学生仔细体会作品的美感和思想深度。古代文学课是以语言课为承载的文化及艺术鉴赏、审美鉴赏的课程。对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的艺术欣赏，从而感知中国文学的深厚与美感，是课程的一个重要意义，孙兰也在文章中指出，“文学所承载的教学任务是什么？是文化的输入，也是审美鉴赏的输入。”[6]中国文学所追求的“意境”之美，是中国文艺美学的独特之处，“言不尽意”“意在言外”的境界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种以含蓄为主的文学面貌就形成了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此，只有通过对经典作品的解读，才能让学生亲自去感知。

在对作品解读之余，也要给学生介绍重要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名垂千古的作家的风格及其对后代的影响有较为理性的认知。比如在学习陶渊明的田园诗作的同时，学生也应该了解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教师应该介绍陶渊明对后代的影响及他的诗作的开创性，才能与作品的赏析交相辉映。我们在留学生的古代文学课上，要做到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与优秀文学作品阅读赏析、作家的艺术特色及地位三者统一结合起来，让学生既对作品有感性的认识，又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古代文学的发展流变有一个清晰的把握。

（二）“移情”策略的有效实施

中国的《尚书・尧典》就曾经提出“诗言志”，作为中国文学大观的诗歌，是历代文人表情达意抒发内心情感的工具，诗人们借诗来将内心的“情”“志”抒发得淋漓尽致。不论是“念天地之悠悠，怆然而涕下”的亘古未有而孤独大气的内心独白式感慨，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灵动淡然，无一不体现出作者个人的独特精神气质与别样的情感世界，而这种精神、这种感情也正是后人所敬仰的精神丰碑。所以我们给留学生讲授古代文学，就是将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中国人所敬仰并传承的精神，传达给外国学生，让他们也能领会人类的精神高点，感受作者的真情实感。笔者在教学中，常常将作者所处的情境及生活境遇介绍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体会，如果换成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是否与作者有相似的情感表露？有很多时候，留学生感受到，作者是代自己说出了心中要表达的语言。将作者“情”之所动，“情”之所处让学生来体会，可以增强学生对作品意蕴的理解，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移情”的策略重在让留学生能够从情感上体认经典作品中蕴含的作者的“情”与“志”。笔者很赞同涂文晖老师的见解“文学艺术最讲究传情，不能调动学生的感情，这门课就是失败。”[7]对外汉语教师在古代文学课上不仅仅是知识的传输者，更应当担负起“情”的搭建者。在文学巨匠和外国学生之间搭建起一座情感的桥梁，让我们的经典作品真正以情打动留学生的心灵，带给他们别样的情感体验，感受诗作中的韵味。

（三）通过吟诵体会古代文学作品的韵律美和意境美

中国是个诗的国度，诗歌在诵读的过程中更能展现其韵律美和节奏美。诗，读起来朗朗上口，余音绕梁。中国古代的蒙学即要诵读诗歌，孩童虽不通其意，然而在诵读的过程中已经慢慢影响了他们，使他们感知古文古诗，随着时间的推移，转而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化的血液，文化的根基。同时我们也历来重视吟诵的意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即是也。在教学中，教师声情并茂地诵读，会将诗中蕴含的感情生动传情地传达出来，易于学生接受并乐于去认知。引导学生们自己去诵读作品，既可以体会汉语的韵律美，又可以增强学生的汉语语感，领会古诗中汉语的语言规律，语法规则，从而可以将学生的汉语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丰富学生的词汇量。

中国的诗歌十分讲解“意境”之美。诗作中往往会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汉诗之大美，也在于不可言说的意境。“兴象玲珑”“不可凑泊”是诗作的较高境界。这种韵味与意境仅仅通过讲授是很难体会的，必须通过阅读者的参与，即留学生要通过自己的诵读来感知其中所蕴含的意境，在诵读的过程中体会作品的意味悠长，获得美的享受。这种个体的审美认知是他人所代替不了的，因此在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多诵读，从中获益。此外，一些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也应该适度要求学生们背诵，教师的吟诵以及学生的诵读和背诵的要贯穿教学始终。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教学策略外，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自己去写对优秀作品的读后感想，不必长篇大论，只要有自己的观点即可，重点在于让学生们从中得到了一些感受和启示，这是让学生能够内化所学优秀作品的一个方法。留学生的古代文学课与中国学生的教学有所不同，既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接受水平，又要兼顾知识点的讲授，引导学生对作品的理解欣赏，教师在教学过程应该分清教学轻重，不必面面俱到，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重点。

三、基于此教学策略的教学效果

基于上述三种教学策略的留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能够让学生在感性的吟诵欣赏中领会汉语之美，感受作品中作者寄予的真情实感，感知作者的独特胸襟和个性气质。通过教学实践，我们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留学生逐渐消解了畏难情绪，并对古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乐于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经典文学作品。在“移情”的过程中，学生产生了与作者相似的生命感受，也体会到了作者的伟大之处，以及作品中蕴含的独特的美学意味。学生用“情”用“心”去感悟，才能领会作品的内涵和意境，而这也远远超出了文学史知识的传授，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鉴赏的教化目的。在阅读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留学生可以固古代汉语的学习内容，一方面提高其总体汉语水平，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自身的文学鉴赏能力，增强文化底蕴。我们可以想象，一位汉语言专业的毕业生不了解王维诗歌的意境，不知晓李清照的代表词作，会是多么失败多么不合格的学生。

在针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课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学生实际水平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所有教学策略与教学方法的实行都要立足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对古代文学的感知与理解。在这条路上，还需要教师不断地探索。

注释：

[1]张和生：《加强汉语言专业学历教育，推进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2]《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4]崔永华：《关于汉语言（对外）专业的培养目标》，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4期。

[5]吕蔚：《中国古代文学在对外汉语中的跨文化教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6]孙兰：《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古代文学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7年，第5期。

中古汉语范文第4篇

关键词：颜色词；汉魏六朝；单音节；发展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171-02

颜色词是语言中反映人类对事物颜色的认知且形成颜色语义的词语。汉魏六朝这是一个历史学的时间概念，即从西汉（公元前206年）始至隋朝末（公元618年）约八百年时间。根据汉语史的分期，东汉至隋朝是中古汉语时期，西汉属于上古汉语时期。“中古汉语暂定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西汉可以看作是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期，初唐、中唐可以看作是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期。”因此这篇文章的主体是中古汉语的颜色词研究，但把西汉时期的颜色词也包括其中，便于考察上古汉语颜色词向中古汉语颜色词的发展演变过程，发现其演变规律。

一

单音节颜色词就是用一个音节表示的颜色词，在古代汉语中就表现为用一个字来表示的颜色词。单音节颜色词是汉语颜色词最早的表现形式。上古汉语单音节词的构词法主要靠滋生，徐朝华总结出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词义引申分化出新词；一是构造出与旧词音同或音近、意义有联系而书写形式不同的新词。”并且“这种滋生词与旧词有原词与滋生词或同源词之间的关系。”单音节颜色词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甲骨文中出现的颜色词有黄、黑、白、赤、幽。据徐朝华，甲骨卜辞中有“赤、黄、■、白、幽、黑、物”等，这些颜色词一般都用于牲畜的毛色。卜辞金文中，表示颜色的词比较有限，表示红色的词有赤、朱、丹、彤、骍、熏（绛）等，表示黑色的词有玄、幽、旅等，还有帛(白)、黄、青、紺等。早期的颜色词都是和具体事物结合起来的，只有用来指称某种事物时，才能显示出相关颜色的意义来。这些词大都是以具体事物为依托，如：“朱”是赤心木，“帛”是丝织品，“骆”是青色的马。金文中，据管燮初先生《西周金文语法研究》统计，颜色词共有7个，分别为“白”、“青”、“玄”、“赤”、“幽”、“熏”、“潢”。

《诗经》中的颜色词己经相当丰富，出现了玄、黑、茶(青黑色)、白、皎(白色)、皓(白色)、皙(人色白)、皦(洁白)、朱、赤、丹、赭(赤土色)、黄、绿、青、蓝等。《楚辞》中颜色词有十多个，如黑、玄、白、朱、赤、红、黄、绿、青、紫、皓、皎等。《尔雅》成书于周秦之际，其中《释天》、《释草》、《释木》等篇谈到物体的颜色。此外，《尔雅》中出现了大量的名物词，如《释兽》篇中的马，因毛色差异及所在位置的不同，列出了35种马的专名。

到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则有系统地罗列了很多颜色词。《说文》颜色词应该包括两部分：1、被训释的颜色词；2、训释中的颜色词。许慎在《说文》中列举的被训释颜色词是用先秦书体的小篆书写，可以看成是汉以前的颜色词。《说文》训释中使用的语言是汉代的，因此，训释中的颜色词就是属于汉代颜色词。白、黑、赤、黄、青、玄等都是部首，列在这些部首下的字有很多也是颜色词。如白部有11个，黑部有29个，赤部有10个，黄部有6个，玄部有3个，青部有1个。此外，我们还看到，《说文解字》中收录了40个词表示不同颜色的丝帛。所有这些颜色词都带有“糸”的形旁。《说文解字》建部立首表明，某物呈某色，或者某物可以染制某色，实际上告诉我们这些颜色词的起源。

二

汉魏六朝时期的单音节颜色词从历时来看，基本颜色词（黑、白、赤、黄、青、绿、红、紫、灰）中前八种是继承周秦的，第九种“灰”演变为基本颜色词大约萌芽于东汉，正式确立应该是魏晋之后的事情。随着汉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滋生的单音节颜色词较先秦更加丰富，当然先秦有些单音节颜色词也逐渐废弃不用了，仅仅保留在前代的历史文献中，成为词汇化石。我们首先把单音节颜色词分为单色词和复色词两类，单色词中又分为色物词、物色词和表色词三类。色物词表示具有某一种颜色的物体；物色词表示特定的某种物体的颜色；表色词泛指某种颜色。综而观之，我们认为汉魏六朝的单音节颜色词的发展演变有以下特点：1、基本颜色词数量增加，如 “灰”，“蓝”等色物词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表色词；2、基本颜色词的代表词有变化，“黑”取代了前朝的“幽”“玄”成为黑色范畴的代表词，红色范畴中出现了“红”这个代表色，在东汉之后在日常的通俗的语境中有取代“赤”的趋势；3、基本颜色词的代表词最稳定的是“黄”，其次是“白”和“青”；变化最大的是“黑”范畴的名称，其次是“红”范畴的名称；4、基本范畴出现分解，如从“青”中分解出了“蓝”，说明色彩分辨的细化已经表现在语言的基本词汇中。下表是基本颜色词的发展变化：

三

单音节颜色词词群扩展的一般方式也值得关注。到汉魏六朝时，每一颜色范畴下的颜色词词群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就单音节颜色词的数量而言，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高峰。

其一是词根孳乳。这是单音节颜色词扩展的主要形式。例如：以“黑”“赤”“黄”“白”等基本颜色词作为词根孳乳出的大量的颜色词。黑色系的有：白黒、苍黑、赤黑、黛黒、黑眦、黃黑、黄耉、黄壚、黎黒、黧黑、黔黒、黔黎、靑黑、紫黒色、玄黎、玄黓、幽闇、幽晦、幽冥、幽玄、黝黑、緇墨。

中古汉语范文第5篇

一､通假字

不过尔尔(耳) 博闻强识(志)

再接再厉(励) 信口开河(合)

二､古今词义差别

短兵相接(兵,古义:兵器;今义:士兵)

走马观花(走,古义:跑;今义:行走)

运斤成风(斤,古义:斧头;今义:量词)

破涕为笑(涕,古义:眼泪;今义:鼻涕)

不速之客(速,古义:邀请;今义:快)

三､词类活用

1.名词用作状语｡

车载斗量(车:用车;斗:用斗)

鳞次栉比(鳞:像鱼鳞那样;栉:像梳子那样)

犬牙交错(犬牙:像犬牙那样)

2.使动用法｡

汗马功劳(汗:使……出汗)

祸国殃民(祸:使……受害;殃:使……遭殃)

大快人心(快:使……感到痛快)

3.意动用法｡

草菅人命(草:把……看得像野草一样)

不耻下问(耻:把……看作羞耻的)

4.名词用作动词｡

声色犬马(犬:养狗;马:骑马)

不衫不履(衫:穿上衣服;履:穿上鞋子)

箪食壶浆(箪:用箪盛;壶:用壶装)

5.形容词用作名词｡

披坚执锐(坚:坚硬的战衣;锐:锐利的兵器)

驾轻就熟(轻:轻车;熟:熟路)

四､文言句式

1.宾语前置｡

时不我待(时不待我)

恩将仇报(将恩报仇)

夜以继日(以夜继日)

2.状语后置｡

嗤之以鼻(以鼻嗤之)

持之以恒(以恒持之)

练一练:

你能指出下列成语中加点词的古汉语现象吗?

1.抱头鼠窜 2.奔走相告 3.兵贵神速

4.不毛之地 5.蚕食鲸吞 6.打草惊蛇

7.风餐露宿 8.蝇营狗苟 9.寡廉鲜耻

10.马首是瞻 11.破涕为笑 12.可歌可泣

13.骇人听闻 14.毫厘不爽 15.马革裹尸

16.厝火积薪 17.鹤立鸡群 18.巧言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