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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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本主义范文第1篇
含义：资产阶级国家同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
本质：垄断资本直接控制和利用国家政权，通过国家政权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以保证垄断资本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及社
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
（来源：文章屋网 ）
国家资本主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家职能 积累性职能 合法性职能 社会资本 社会支出 财政危机
[中图分类号]B089.1；D0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6－0027－05
随着二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大、世界市场贸易额的大幅度增加、信贷和金融业的兴旺，西方主流经济学愈发认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绝对合理性，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发生危机特别是发生大规模危机。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国家有足够的调节力，使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应对各种问题，从而排除了制度性危机的根源。因此遭遇第一次历史性的挑战。然而，这一方，则以冷静犀利的思维触觉，关注到资本主义繁荣发展背后的基因病――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国家财政危机。国家财政危机理论是新经济学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西方学者对上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干预经济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核心理论成果。1965年，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出版了《垄断资本》一书，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剩余的产生和吸收做出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竞争的消除、大公司的彼此宽容和风险的消失，这意味着经典以竞争体制为先决条件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剩余价值的实现，而不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国家在吸收剩余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但对剩余的使用却完全取决于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变得越来越不合理，社会资本与资本需要紧密相联，越来越其有破坏性。奥康纳的《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继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之后的又一力作，在美国激进经济学领域引起轰动，产生了极大影响。该著作在新国家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西方概论》的作者本・阿格尔认为，奥康纳的这一著作和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1975年)是新国家学说中最重要的两本著作。毫不夸张地说，“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对70年代以后的新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著名的新国家学说代表人物兰・高夫(LanGough)、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等人都受到了该理论的重大影响。因此，研究奥康纳的国家的财政危机理论，对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及其本质、理解新的国家理论、确立科学信仰，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危机中的国家职能观
在传统国家理论中，国家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范畴，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其职能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保持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就哲学范式运演的逻辑而言，国家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如影相随，国家对经济的作用也只是在经济对其绝对决定的前提下的一些反作用。具体来说，其政治职能体现为统治阶级利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维持统治秩序，以及利用政治权力调节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缓解阶级斗争。反过来说，国家虽然对社会经济生活有作用，但是，它的作用只是辅的，因而，就其经济过程的负责层面而言，经济危机的出现是经济自身造成的，国家就不可能成为与经济危机直接发生联系的要素。
西方者结合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对国家的职能进行了更为具体多样的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对经济干预的不断加强，西方者们逐渐开始重视国家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西方者看来，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充分分析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而且，马克思也不可能预见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刺激经济、调节工资和价格以及协调大公司与工会关系中会起重要作用”。西方的始祖之一葛兰西首先开启了对国家思想文化职能的探索，这一思想后来在哈贝马斯那里以合法化理论得到了系统发挥。196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在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中创造性地提出著名的“经济剩余理论”，详细论证了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对于吸收、使用经济剩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该著作被认为是战后西方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它代表着当代西方经济学者中的一个学派――垄断资本学派――的形成。此书所阐述的理论，尤其是其中所阐述的垄断资本主义“停滞理论”，对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巴兰和斯威齐也因此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该书中。国家与危机的联系第一次得到了系统的阐明，在学脉中开创了系统研究国家经济职能的先河。他提出，国家既可以作为消费者，吸收“经济剩余”，也可以成为社会消费的管理者，通过社会消费分配对经济发挥调控作用。巴兰和斯威齐把国家的功能严格限定在分配领域，而未进一步深入到生产领域中去。在此基础上，奥康纳创立了国家财政危机理论，成为新国家理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他的新的资本主义危机模式中，国家第一次被赋予了经济积累的职能，不仅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换和分配领域起作用，还直接参与进生产过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奥康纳是如何以国家职能为中介全面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层原因的。
二、奥康纳对国家财政危机的独特阐释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阐释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把国家的职能与社会再生产相链接，从而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直接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确实实施着强有力的调节，但是，这种调节并不像有的理论家所言，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彻底摆脱了危机。奥康纳经过深入研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矛盾的调节，虽然缓和了矛盾，可是，它非但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这就是：问题不断积累，危机不断积累，由小问题积累为大问题，由问题、矛盾酿成危机，由局部经济危机积累成总体经济危机，以致酿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危机、全面危机。
奥康纳看到，在马克思《资本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更少的人手里，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整合为大规模的垄断资本，但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反而因此更加激化，阶级关系也更加紧 张。另一方面，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全球范围内，民族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形成了高度复杂化的世界体系。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许多条件，私人资本家难以完成，只能由国家来创造。于是，社会再生产条件就由国家逐渐社会化、也必须社会化。比如，耗费巨大的高速公路、输油管道等公共设施建设，为对外扩张市场而必须建立的强大军事力量等等，这样也就为竞争性的生产行业、部门减免了费用，学校教育、医疗保健为它们提供所需要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因此，“社会关系的两个体系都要被考虑到：第一，经济阶级之间的关系：第二，经济阶级和国家权力(包括立法和行政部门)间的关系。我们不仅要分析劳动力和资本间的关系，还必须分析资本和国家间的关系。”根据这样的深度逻辑关联，奥康纳赋予国家在资本主义荐生产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通过运用对财政税收政策的手段，在为资本积累创造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同时，间接地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实施调节，并可以形成构建国家产业部门。这样，国家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守夜人”，也不仅仅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者，而是以超越了吸收“经济剩余”的消费者身份，直接和间接地成为社会经济的生产者。同时，根据马克思，韦伯对合法性概念的阐释，他指出，国家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必须尽可能地协调阶级间的矛盾，维护“社会公正”，以此保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就是同家所必需的合法性职能。然而，这两大基本职能在奥康纳看来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如果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地使用武力，通过牺牲一个阶级的利益来帮助另一个阶级进行资本积累，那么民众对它的信任与支持就会因此被削弱，从而使国家失去政治合法性；而一个忽视了资本积累的国家，也会因为经济的剩余生产能力的降低和来源于此的税收水平降低而国力殆尽。这一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它可以通过国家的财政支出表现出来。
与国家的两个基本职能相对应，国家的财政支出具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社会支出”(social expenses)的双重特征。“社会资本”指的是用于满足有利可图的私人积累的那部分支出，包括“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和“社会消费”(social consumption)两部分。社会投资包含为了提高既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而投资的工程和服务设施(如运输、学校教育等)。“社会消费”包含为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而投资的工程和服务设施(如社会保险、公共医疗等)。奥康纳指出，这二者都有助于促进利润率的增长。在经典的理论体系的逻辑构架中，“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可以分别对应于社会不变资本和社会可变资本，社会资本只是间接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不能直接扩大剩余价值。“社会支出”指的是国家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履行其合法性职能所必需的开支，例如用于维持失业人口稳定的福利体系。社会支出并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社会资本和社会支出是一个矛盾过程，这一矛盾产生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趋势。”这就使得国家职能本身的矛盾无法调和，一方面，国家尽管对社会资本的投入越来越社会化，数量越来越大，但是，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剩余(包括利润)却不断地被私人占有。这种生产条件的社会化和利润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对立运动。就形成了国家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之间的“结构性缺口”，从而造成国家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国家的权力被私人资本家所控制，控制了国家权力的资本家则必然为了个人主义目的进一步加剧财政危机。在国家预算中，一大群“特殊利益”者(企业、工业等经营利益)，出于自身利益的算计，要求国家预算用于社会投资，组织起来的工人们却要求国家财政多用于社会消费，而失业者和经营破产者则要求扩大社会支出。各个阶级都希望从国家财政中多分一杯羹，却没人愿意缴纳更多的税费。这些为了控制国家财政预算而展开的斗争，进一步损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财政能力，并潜在地威胁着这一制度生产剩余的能力。
为了应对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会采取三种措施：一是降低社会福利；二是提高税率，增加新的税种；三是发行债券。奥康纳指出，降低社会福利和提高税率增加新税种必然都会遭到社会成员的普遍反对，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不安定，甚至会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无节制地发行债券，或迟或早是要偿还的，国家还债也只有依靠税收。因此，上述这些举措都不能从根本上最终解决危机。最后，奥康纳得出结论：归根到底，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产生的根源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了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的，由此产生的利润却被私人占有，社会资本投入是国家的、社会的，但社会剩余、社会收入却被私人占有。国家的合法化本身要求增加社会资本，提供令人满意的社会福利供应，国家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一旦它努力摆脱或减轻这种负担，都会带来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事实上，它不可能有足够的税收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任何资本主义体制内的调节都只能缓解眼前的燃眉之急，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唯一能从根源上消除危机的可靠路径。
三、奥康纳国家职能说的理论性质评说
奥康纳的国家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存在完全不同的评价。
奥康纳的国家理论是对经典国家理论的偏离还是发展?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国家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关系。有一种批评意见影响很大，认为奥康纳的国家理论是对经典国家的偏离。这就是英国著名的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的观点。他认为，“奥康纳与新近的德国学派一样，认为国家的权利关系是复杂的、半自主的，不能将它归结为对资本家利益的表达”，“国家不是某一特定阶级的工具、而是用于协调各阶级之间的政治冲突的，它是相对自主的”，国家对某一阶级的偏袒，是各阶级竞争的结果。笔者不能同意这类观点。我认为，在奥康纳那里，同家的本质仍是资本家利益的捍卫者。他对国家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与经典是一脉相承的。以下两点足以为证。其一，关于国家的本质。在经典理论中，国家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两个特征，但其本质属性是阶级性。一方面，国家是社会的代表。恩格斯所说，“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凌驾于社会之上，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国家要对市民社会进行管理，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说过，国家的活动“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政府同人民对立的本质决不仅仅是公权同私权的对立，本质上是阶级的对立。国家权力在处理阶级对立的过程，就是实施阶级统治的过程。就其位势而言，它凌驾社会之上而不平等地代表全社会，“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就其对阶级矛盾的处理而言，它处理阶级矛盾却不是对所有阶级平等相待，原因是：“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 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资产阶级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统治阶级追求“普遍权力”，并通过国家机器行使“普遍权力”，但是，这种“普遍权力”决不是为了“普遍利益”，而是统治阶级通过权力的最大化来保证利益的最大化。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可是，国家往往给人以假象，以为国家是“善的实体”(黑格尔)。其实，国家是假借全社会普遍利益的名义来实现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组织形式，统治阶级或者将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或者只有在其他阶级的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相协调时，才有真正的普遍利益可言。统治阶级的宽容底线是不与其利益相冲突。奥康纳在此理论基础上对国家职能学说做出了重要发展。一个最突出的方面是他以现代视野，揭示了现代国家被社会性严密包裹着的异常隐密的阶级性。国家虽然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形象出现的，但并不代表社会的共同利益。国家具有的双重职能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维护资本的再生产，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所需要的社会秩序的机器。并且，他通过分析积累与合法性的矛盾揭示了国家的经济职能内部，以及经济职能与社会政治职能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家一方面作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统治工具，另一方面作为维持社会存在的代表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周家在奥康纳那里比起在传统理论中的确具有更多的自主性，这种所谓的“自主性”。所体现的“国家的政治决策是在一个限定的社会关系框架中产生的，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冲突的结果”。国家行为表面上是社会行为或为了社会的行为，并将许多再生产条件社会化，但是，由于社会再生产说到底是资本再生产，因此，再生产条件的社会化本身，是办了个别资本家无法完成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说，还是马克思的判断：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处理资本家集体事务的机器罢了。其二，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国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变化不仅推动着国家性质的变化，而且还决定着国家性质变化的方向。正如恩格斯所说，“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虽然在奥康纳那里，国家被赋予了生产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传统的上层建筑范畴，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参与了原有的生产秩序，归根结底，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因此，奥康纳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解与国家理论的基本精神仍然是一致的。
国家资本主义范文第3篇
欧盟实施第二支柱的初步方案
为推进各成员国实施新资本协议，尽量减少由此可能造成的各国间的不公平竞争，欧盟出台了资本监管指令（Capital Requirement Directive, 简称CRD），其中对第二支柱的实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主要包括：
商业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CRD第123条强调信贷机构必须建立一套与风险状况挂钩的资本评估程序（Internal Capital Adequacy Assessment Programs, 简称ICAAP）。ICAAP必须与机构的性质、规模、风险程度和业务复杂性相适应，实行正式的文档化管理，并成为风险管理过程和决策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ICAAP必须是以风险为本的，并具备前瞻性，应覆盖所有已经和可能存在重大风险。ICAAP必须建立在风险准确计量和审慎的评估程序之上，并产生合理的评估结果。
监管当局的评估程序。CRD第124条规定监管当局应建立一套正式的监管评估检查程序（Supervisory Evaluation and Review Programs, 简称SERP），以检查信贷机构内部评估程序的稳健性、评估机构风险状况和资本水平。SERP应适用于所有信贷机构，并覆盖所有业务、重大风险和内部控制，SERP的频率和强度应与单个机构系统性的影响、规模和业务复杂性相适应，但最低应每年进行一次，以确保及时更新和准确性，并且SERP应成为监管当局全面风险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除第一支柱覆盖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外，SERP还应包括贷款集中风险、银行账户利率风险（如利率突然和意外的变化导致机构经济价值下降超过资本的20%，具体标准可由各国监管当局自定）、实施内部评级法（The Internal Rating Based Approach，简称IRB）的机构实施压力测试以反映外部冲击对资本的影响、流动性风险、担保抵押的剩余风险、资产证券化实质性风险转移情况等。
监管当局对信贷机构采取的监管措施。CRD规定信贷机构与监管当局之间应加强交流和对话，监管当局在评估单个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时也要进行同类的比较。如果监管当局对信贷机构的内部评估程序和资本充足水平不满意时，可以对商业银行提出额外的资本要求，即所谓的第二支柱资本要求，并要求商业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内部控制，改进ICAAP。对存在一些严重缺陷的机构要求其提取专项损失准备（因欧洲国家没有建立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监管标准）或对特定风险资产进行资本扣除。更为严重的限制其业务和机构扩张，责令其降低业务、产品和系统中的风险。
监管披露和问责要求。CRD第144条要求，成员国监管当局应披露有关的法律、规章和指导原则，以及适用欧盟统一法规时各国自行选择的方法和自由裁量权。各国监管当局应公布实施SERP的一般标准和方法，以及主要的汇总数据，以能够对成员国实施方法进行有意义的比较，为此欧盟正在着手制定统一的报表。
欧盟成员国目前正在按照新资本协议和CRD的要求，改进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程序。英国金融服务局（FSA）将在2005年年底前出台SERP第一轮征求意见稿，2006年进行实验性评估以及自愿评估，2007年开始进行法定评估。FSA认为实现从现行的资本充足率评估框架到第二支柱的转变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监管资源约束，如何与批准信贷机构实施高级资本计量方法相结合、如何校正第一支柱各种计量模型的参数、评估经济资本计量模型，如何将第二支柱的资本要求与第一支柱资本要求结合起来，如何保证监管人员对商业银行的ICAAP做出一致的判断等。
澳新银行的内部资本评估程序
澳大利亚实施新资本协议的举措可以以澳新银行（ANZ）为例。为最大限度实现新资本协议可能带来的收益，ANZ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经济资本评估程序，并将经济资本运用到决策过程和资产组合管理中。ANZ资本管理目标是为高效率地实现银行业务战略目标提供稳定的和分散化的资本支持。ANZ认为商业银行资本要求应同时满足经济资本、监管资本、实现外部评级目标三方面要求，并追求资本利润回报最大化。ANZ的资本评估程序包括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风险管理过程的监督、内部控制、稳健的资本评估、全面的风险评估、监测和报告五个环节。
董事会的监督是通过其集团资产负债委员会（Group Asset and Liability Committee）下设的资本管理政策委员会（Capital Management Policy Committee, 简称CMPC）具体实施。 CMPC由首席财务官、首席风险官、财务部门、风险部门、新资本协议项目组等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集团经济资本、监管资本、经济增加值和准备金政策的制定、报告和监测。CMPC还进一步将监督职能分解到各级资本经理。
有效的内部控制是保证经济资本体系稳健运行的关键。ANZ内部控制部门负责监测经济资本体系运行的合规性、评估模型关键数据的准确性、审计风险管理过程、独立评价经济资本模型的方法论和控制框架、组织对经济资本模型表现以及关键变量、假设进行验证和返回检验。
ANZ认为资本评估必须是保守的，从而为经济资本提供一定的保护，主要包括保持较大幅度的资本剩余、在建立资本计量模型时对参数和假设估计采取保守的态度、不将普通准备纳入经济资本、不认可未来盈余、对分散化效应的保守估计等。
ANZ的经济资本体系涵盖了集团内所有机构，对关键风险（发生大额非预期损失可能性较大的风险），全部采取了风险模型进行计量，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利率风险等。对于其他采取以会计标准为基础的衡量方法，即以风险暴露的数量乘以一个固定比例，如固定资产的风险、商誉（全额从资本中扣除）等。
为支持经济资本体系的运行，ANZ开发了一套复杂的报告和分析体系，并将经济资本配置与业绩考核挂钩。各个层面的经营单位输入相应的业务财务数据可以计算经济资本和经济增加值，在上报过程中纳入业绩考核体系。全集团大约1800家经营单位都纳入了该体系中。
美联储对银行内部资本评估程序监督检查的要点
美联储认为，评价银行内部资本评估程序的重点是资本充足率而不是银行内部的资本配置，应同时评估资本充足率的绝对水平和在同业中的相对位置，应全面评估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资本计量和资本规划。
评估银行对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风险计提的经济资本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审慎标准，如损失定义、置信度、时间区间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二是信用风险模型结构，包括如何对借款人进行评级、如何计算迁移概率或违约概率、如何计量风险暴露、如何处理风险缓解因子、如何处理借款人的关联度、如何估计损失分布等；三是模型校正和执行，包括采用何种数据来校正模型参数、损失分布重新估计的时间间隔等；四是验证和文档，包括采用何种方法验证模型参数，是否实施返回测试，如何对关键参数实施敏感性分析，如何进行压力测试等。在此基础上，监管人员还应评估商业银行不同风险资本要求的加总方法，即考察不同风险关联度假设的合理性。
美联储认为，应审慎评估经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批准的资本规划，以及相关的风险报告制度和内部治理情况，审查商业银行资本目标确定的依据，银行如何在监管资本、经济资本和实现外部评级目标所要求的资本之间保持平衡，资本的可得
性，银行如何披露资本充足率等。
启示和借鉴
银监会2004年2月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借鉴了第二支柱的总体要求，特别是《办法》第三十七到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基本达到了第二支柱原则三、四的要求，为监管当局依法审慎加强资本充足率监管奠定了法规基础。银监会已明确提出将来要按照内部评级法对大型商业银行实施资本充足率监管。但就目前状况而言，无论是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资本充足率水平，还是监管当局的技术准备，都与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开展新资本协议准备工作的经验，稳步推进向新资本协议过渡的进程。
尽快公布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指引，指导商业银行建立稳健的内部资本评估程序。新资本协议虽然未指定商业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的具体模式，但规定了一系列最低要求，包括内部评级体系、数据维护体系、质量监控体系和参数量化体系等各个方面，其目的是确保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稳健运行，并能够产生合理的计量结果。监管当局应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制订相应的监管规章，为商业银行收集整理数据、开发评级模型、规范内部评级体系的运作提供具体的指导，减少商业银行建设内部评级体系的盲目性，少走弯路，降低合规成本。
完善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提高资本监管有效性。为确保商业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的稳健性，监管当局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管评价程序，其不仅要验证商业银行内部风险评估的全面性、资本评估的审慎性，还要检查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满足最低要求的情况，以及评估第一支柱未充分考虑各类风险的资本计提的充足性。同时这也是确保监管人员审慎使用主观判断，提高监管透明度和依法实施监管的要求。随着商业银行逐步实施内部评级法，我国监管当局应调整现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程序，明确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的标准、范围、程序、频率，并将其纳入风险监管的整体框架。目前，应加大检查人员的培训力度，使监管人员掌握风险评估技术、内部资本评估程序稳健性要求，以适应资本监管制度变化。
国家资本主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与资本主义并存于世，并与之进行着长达近百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经历了革命与扼杀、共处与联盟、冷战与缓和、对抗与对话几个阶段之后，终于又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车轮进入到了新世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指导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且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蓬勃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影响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就开始了自己的进程，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以来的迅猛发展，只不过是整个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步伐加快，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加深，国际资本的积累进程加快。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急剧的变化和挑战，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全球化是指人类的社会活动空间日益超越国家主权版图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全方位的沟通、联系和互动的客观历史进程及趋势。全球化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动因的经济活动引起的，因此全球化最主要的是经济全球化。它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呈现多层次多形式的相互交织与融合，也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争夺与摩擦更加复杂而激烈。
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处与合作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共存于当今世界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作为特定社会制度的政治载体——国家，就矛盾的同一性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必然形成更多的共同点、互补点，产生更多的共同利益，相互兼容与借鉴势所必然。两大社会制度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已改变了以往单纯以意识形态划线，相互封闭、封锁，两个市场平行存在和发展的状态，而是相互开放和交流，相互依存和彼此影响，其互补性、关联性、依赖性进一步增强，经济关系正逐步走向互相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的时代。民族国家的经济界限被打破，跨国公司已由西欧、北美、日本延伸到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已跨越了不同制度，使经济、科技向全球化发展，促进了经济制度差异的协调共存，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道参与国际分工，都是商品价值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共同遵守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及全球化运作规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都可以在全球经济的密切交往中实现市场、资源、技术等需求方面的互补。经济联系的增多和经济合作的加强。必将导致两类国家经济发展相互依存性的加强和共同利益的增多。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学习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管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需要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广阔的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已不仅仅是过去那种简单分割、对立关系，而是变得日趋密切和复杂。资本主义国家失去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其资本的投向、市场的扩展都会形成封闭状态；社会主义国家失去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就难以改变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的被动局面，从而也就失去了后来居上的前提和契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走向对话，它们之间的思想、政治、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多种思想、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是世界丰富多彩和文明多样性的表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与斗争
相互依存的世界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竞争与合作同在，摩擦与妥协并存。当前，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两种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反映的阶级利益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只要两者同时并存，斗争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但是，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它们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可能是不同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问的对立和斗争并不会因两者在经济方面依存度的提高而不复存在。相反，它们的对立、斗争在深度上进一步发展，某些时候还显得更加隐蔽、更加复杂和激烈。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处于后发展状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受制于人提供了可能。从“两制”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与发展水平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势位上的优劣之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占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他会利用其强势地位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示范作用来扭转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手段和时机达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世界的控制和支配，以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统治。经济全球化从实质上说它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进程，又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实行的一种西化战略，企图把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从经济上，通过全球化的新方式来最终达到取消社会主义的目的。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性和渗透性还使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主权受到冲击。必须承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国际相互依存态势的不断深化，国际关系中超国家因素不断增加，影响力不断增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正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侵蚀。主权国家已经不是国际关系中唯一的行为主体，大量国际组织的成立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大规模投资和经济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国际经济机制在各领域的广泛构建，都不断地弱化着国家在经济政策、贸易、金融、服务、信息等方面的主权意志和主权能力。社会主义国家要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必须确立经济安全体系，在坚持自身的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控制进行“反控制”。资本主义还通过经济渗透输出其经济政治制度与西方文化。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最为严峻的挑战是在政治方面。他们可以通过经济活动，如贸易往来、投资，利用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络等手段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体制，由经济领域逐步进入到思想领域，传播其意识形态，扩大其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除此之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将所谓人权、民主等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挂钩，借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之机向社会主义施加压力。更为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国家还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在某些方面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需求，动辄进行经济制裁，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试图迫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做出让步。
国家资本主义范文第5篇
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第63卷第3期（1999年秋季号）发表了M.默希特博士（以下简称“默”）采访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斯温·梅扎罗（以下简称“梅”）教授的全文记录。在这次谈话中，梅扎罗从“社会总资本”和“总劳动”的概念出发，认为当今世界均处于资本体系之下，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体系的一种特定历史形式，而苏维埃型的制度也只是通过政治手段攫取“剩余劳动”的“后资本主义”。当前，资本体系正走向穷途末路，迫切需要转向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一种“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颠覆性的政治行为。现将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默：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了许多资本主义的危机；其中哪一种可以解释现时代的危机？我们能否把它们归结为一种？
梅：是的，在根本上你可以把它们归结起来。然而，首要的是保持一种关于资本的全球视野。颇有意思的是，人们最近才发现自己生活于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这对于马克思来说，一直是不言自明的。在我写的《社会控制的必要性》(1971)一书中，我曾详细地讨论了“全球化”的问题——虽然我没有使用这一术语，而使用了“社会总资本(totalsocialcapital)”和“总劳动(totalityoflabor)”这两个与“全球化”相当一致的概念。讨论资本体系，其概念框架只能是全球性的。资本绝对不会自我约束。不从根本上资本体系，你就无法找到能够制约它的反作用力。因此，资本必定遵循它自身的发展路线和逻辑。它必定包涵整个地球。对马克思来说，这一直是明了的。
其他危机类型（如利润率降低等等），是从属于资本的全球扩张逻辑的。因而，你能够在全球水平上把他们连接起来。资本体系是由许多独特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其间充满了矛盾。你面前有许许多多的资本，它们既在国家之间，也在任何国家社会之内相互对立。事实上，单个国家社会之内的资本多样性，正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后者构成了自由主义斗士所标榜的虚幻的自我形象。资本并非一个同质性实体——这一事实使整个“全球化”的问题变得极端复杂。实际上，我们面前有许多分歧和矛盾，“社会总资本”是一个能够把资本的多样性与其矛盾统一起来的综合概念。
从另一方面看，“总劳动”也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同质性实体。在既存的历史条件下，只要资本体系依然存在，劳动各部分之间就必然矛盾重重，相互对立和竞争，而不仅仅是与个别资本相对抗。这是我们今日的困境所带来的悲剧之一。仅有诅咒是不能消除它的。它们最终都要通过资本的本性和机制本身来加以解释。资本是一种立足于社会对抗之上的无法超越的矛盾体系；它充满了对立，基础就是资本对劳动的结构性支配，因此，必然充溢着各部分之间的分离。
但是必须牢记的是，我们谈论的是一个自动扩张的体系。全球资本体系的自动扩张趋势意味着它不得不成为一个总体的、内在关联的同时也是矛盾重重的体系。这样一个普适性结构有它自身的逻辑。它的无可阻挡的扩展，总要伴随着内在的结构性规则和限制。
默：马克思的“价值转化为价格”的理论以及他提出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否还有效？
梅：马克思概念框架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在目前我们大多数国家中社会经济再生产条件下，我们拥有一个必须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然而，必须发生内在的变化，否则调节就是无法实现的。假如资本拥有一种控制自身扩大再生产的直接的政治方法，真正的内在变化将是多余的。这一再生产的过程能够在政治决策的基础上多多少少得以武断解决，正如苏维埃型的资本体系所实际表明的。是以政治的方式还是以经济的方式攫取“剩余劳动”，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在于，在所有可知的各种资本体系下，“剩余劳动”必须由一个凌驾于并且结构性地支配着劳动的独立组织加以攫取。
在这里，你可以发现，基本的概念是“剩余劳动”，而不是人们经常所误解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及其再分配和实现的形式，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完全是根本性的。然而资本体系不仅仅包含资本主义一类。曾经——实际上直至今日——存在过资本体系的多种形式，它们不能被简单地描述为资本主义。
你知道，许多人曾试图把现已崩溃的苏维埃体系界定为“国家资本主义”，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苏维埃体系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后资本主义”。这一体系通过一个独立的组织，结构性地支配着劳动，从事着对剩余劳动的政治榨取，因而仍然在攫取剩余劳动的基础上运作。苏维埃型体系是资本体系的独特历史形式，在其中，剩余劳动的攫取必须通过政治加以控制。
默：在什么情况下“价值理论”会失效？
梅：“劳动价值理论”只有通过激进的社会主义转型，才能不再起作用。为了取消“劳动价值理论”，你必须取消任何外部组织对剩余劳动的榨取和分配，不管这种组织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换句话说，只有人们支配了他们自身的活动和活动成果的分配之后，我们才能谈论社会主义。因此，如果某个独立的组织仍然控制着剩余劳动的榨取和再分配，那么这种社会主义的建立就是不可信的。
我们必须把资本当作一种控制社会循环再生产的历史的决定方式。这是资本的基本含义。它无处不在。栖身于当前的环境之下，你很难想象我们生活中有什么东西不被资本所支配。这就是“劳动价值理论”之所以在资本无所不包、调节过程本身根本没有理性之时必定有效的原因。
下面的事实使转型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从资本一统天下转到一种极为不同的体系，是一段艰难的历史时期；期间，“劳动价值理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极为不完整的。这正是苏维埃型的资本体系崩溃的原因之一。
默：今天的无产阶级在哪里？它将在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角色？
梅：把社会转型的力量局限于体力劳动工人，显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他曾谈到，经过社会的两极分化，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无产阶级化”。因此，决定的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说到底就是：在绝大多数人被“无产阶级化”并且陷入无力之极的状况时，谁能够控制社会再生产的过程。现在，当你谈到发展了的“无产阶级化”概念时，它意指某些群体在劳动过程中曾经享有的极端有限的自的衰弱和丧失。
控制着文化和智力走向的资本体系的鼓吹者们，喜欢用“蓝领”和“白领”的区别来否定马克思，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蓝领”体力工人消失了，而那些享有更多的劳动保障的“白领”已经上升为“中产阶级”。然而，如果你环顾一下世界，抓住“总劳动”这个关键概念，那么你会发现绝大多数工人仍然属于“蓝领”阶层。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的历史的变化关系，而是资本和劳动之间那不可逾越的根本的社会对立关系。这不是哪个特殊劳动阶层的问题，而是资本与总劳动的对立问题。换句话说，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不管其社会经济的状况如何，所有阶层、所有部门的劳动者都是资本的敌人。
默：马克思理论的哪些方面显得脆弱，因而需要更新？版权所有
梅：的框架永远需要更新。我们在最近的过去所目睹的、根源于本世纪初的转型态势，马克思做梦都没有想到。归结到一点，这涉及资本体系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方式问题，它居然能够推迟其自身矛盾的展开和成熟。马克思没有置身于一个能让他研究国家干预在延长资本体系生命期方面的各种形式和最终局限的环境中。事实上，国家在当代资本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比以前更大，比如战后25年凯恩斯主义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发展。
马克思谈到过的“资本人格化”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马克思在讨论个体资本家时使用了这一概念，因为他那时找不到别的形式。然而，他极具洞察力地看到了，资本体系的主导成员是那些被资本人格化了的人。在资本的客观制约下，他们只能如此作为。
“资本人格化”是必须服从的，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它把源于资本逻辑的客观制约强加于工人。这一点，与理解以下事实密切相关：在20世纪，我们目睹了多种多样的“资本人格化”形式。马克思仅仅知道一种资本人格化的形式，即个体资本家。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不同的形式、并将在未来继续看到一些新的、意料不到的变化，正如全球资本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所显示的。
由于资本无处不在，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如果我们想取得任何成功，就必须通过艰难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把资本彻底清除掉。立足于永恒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转变事业，不管多么困难，都必然与这点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不让潜在的资本人格化横行于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之中，不管其形式如何新颖，我们必须专注于创立和成功地确立防止资本人格化死灰复燃的必要措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框架必须不断更新，使之能够应对“历史的狡计”的错综复杂的扭曲和转变。
默：“社会主义运动”是否指“革命”？
梅：如果我们把革命这一概念界定为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的、持续的革命性转变，那么它仍然是非常重要并充满活力的。在许多著作中，马克思都是在“社会革命”的意义上使用革命这一概念的。他说，过去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之间的巨大差别在于，过去的革命本质上都带有政治的特征，旨在社会的统治集团，同时置绝大多数人的结构性的依附状态于不顾。
打破或多或少的头颅，从事于颠覆性的“猛烈攻击”，是政治舞台上经常发生的情景，也是相对容易做到的。即使到最近，人们还在这一意义上界定“革命”概念。现在，从痛苦的经验中我们知道，它是于事无补的。沿着这条道路走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曾说过的“社会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