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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课程内容应贴近社会生活批评当时的语文课程内容陈腐老旧,远离学生生活,提倡以新思想、新知识充实年轻一代的头脑。“关于少年读物,诚然是一个大问题;偶然看到一点引出来的东西,内容和文章,都没有生气,受了这样的教育,少年的前途可想。”[3]除了批判当时语文课程中的经史内容外,对当时的语文课程中的蒙学和古文内容也给予了否定。“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但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要将我们的孩子造成什么东西呢?”[4]对《文选》和《古文观止》的态度尤为激烈,即便是当时的洋学堂,课程内容也是与社会脱节的。拿鲁迅先生当时求学的江南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来说,“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5]307这样的语文课程内容让鲁迅很失望,所以当时鲁迅决定到外国去,取法于国外。主张课程内容要适应孩子的心理特点,注意到孩子的兴趣、需要和能力要用“孩子的话”来写,“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5]262为此鲁迅先生翻译了不少优秀的外国儿童读物,如《月界旅行》、《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小约翰》、《表》等作品。教材的呈现方式也要符合儿童心理他上私塾的时候,不但课程内容枯燥乏味,教材的形式也是单调呆板。“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6]时隔30年后,民国的语文教材总算“有图有说”了,但插图内容老旧、质量低劣,“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图画也多么死板”。[7]“就是在教科书的插画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副流氓气。”[8]教材插图要贴近孩子生活,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的进步,创作要科学、规范。另外,教材的排版设计也要美观,让人情感愉悦,乐于阅读才好。由是鲁迅主张“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9]教材的呈现要以能激发儿童阅读欲望,营造一个余裕、从容的阅读环境为旨归,惟其如此,才能发挥课程的教养化育作用,让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
关于课程实施
如何把课程内容有效地转化为学生内在的认知心理结构、个性心理品质以及外在的社会能力与社会行为?这是教育成败的关键,鲁迅先生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具体可从四个方面来阐述。语言文字教学第一,在汉语的材料方面,主张语言文字改革。为了唤醒民众,达到“立人”的语文课程目标,就要“普及教育”,必须“将文字交给一切人”。[10]97而中国的文字太难,是“一条高门槛……单是这条高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的功夫,就不容易跨过。”[10]95为了打破这种状况,启蒙民众,改造国民劣根性,鲁迅在1918年的读音统一会上,提出了“注音字母”的思想,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由此,汉语有了统一的读音。汉字方面,鲁迅主张汉字拉丁化,“只有二十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10]99当然,这一提法,有待商榷。第二,在汉语的组织结构方面,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11]119原因是文言与日常口语脱节,从思想交流的效果看,文言不如白话,所以鲁迅主张言文一致,一生致力于用白话写作。第三,在汉语教学方面,提出由言语到语言,由具体到一般,由感性到理性的语言学习规律。“他们学话的时候,没有教师,没有语法教科书,没有字典,只是不断地听取,记住,分析,比较,终于懂得每个词的意义。”[12]在这里,鲁迅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语言学习观,从学生的感性经验入手,经过不断地变式练习,逐步掌握语言规律。实践证明,这是符合儿童语言学习规律的。阅读教学鲁迅先生根据以往的读书和教学经历,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成效卓著的语文阅读教学方法,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儿童心理,尊重儿童的需要、兴趣和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教育不注意激发孩子的兴趣,压抑儿童的天性。教育者把学生当成“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2]140相反,为了激发学生学语文的兴趣,教师应当提高自身的教学语言艺术,而鲁迅先生高超的教学语言艺术,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学生欢迎,为当今的语文教师率先做了垂范。第二,鲁迅先生注重在阅读教学时进行学法指导。①广泛涉猎,扩大阅读面,开阔眼界。②阅读过程中要注意思考,只有对阅读内容进行充分思考,才能谈到理解以至于运用。③把握读物性质,采取不同方法。鲁迅对不同类别的读物,是采取不同方法的。对于重要的书籍,采取精读;对普通读物,采取略读;对报刊,采取跳读。④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书读活。任教期间,他多次带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⑤敢于阅读反面教材,培养学生鉴别能力。“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13]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具体的事例来培养学生辨别真伪的能力,增加他们的感性经验,形象、生动,比空洞的说教效果要好。第三,积极探索用电化手段进行直观教学。“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14]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让教学内容生动、简洁、直观、明确,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单纯地讲解,效果要好得多。现在多媒体教学,在中小学课堂已很普遍了,鲁迅先生在80多年以前,就天才地预见到了,这也说明了他的教学思想的先进性。写作教学鲁迅是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在与友人及读者的通信中,提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建议,是我们提高写作水平的宝贵财富。(1)写作教学与观察阅读相结合。“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15]373现作理论证明,观察和阅读是写作的两大基本功,为写作积累素材,观察积累的是直接经验,而阅读积累的是间接经验。(2)重视自我修改。“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15]373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即使是成名作家,他们也是不厌其烦地修改自己的作文,从修改中不断提高写作水平。(3)树立正确的文风。①写文章要自然由衷,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16]写不出的时候,不要“硬做”[17]。②要用流淌在当今人们口头上的活生生的白话写作。“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11]306③当时有许多文学青年投稿,字迹潦草,鲁迅总是戴着眼镜仔细地看,认真地修改。鲁迅不论是投稿还是写信都认真誊写、书写工整。“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18](4)从正反对比中把握写作规律。要想提高写作水平,当然要多看名家名作,从中借鉴成功的经验。但是很多人看了多年的名著,一提笔还是不入门径、不得要领。原因就在于很多读者看的都是“应该这么写”的定稿,而没看到作家“不应该那么写”[19]的草稿。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现代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学习者都是经历了许多次失败以后,才逐渐明白失败的原因,进而深刻领会了成功的要领。这是鲁迅先生从苏联作家、文学评论家惠列赛耶夫的《果戈里研究》一书中学到的,对于初学写作者,有着极大的帮助。
关于课程评价
星期天,我在家做江苏正卷时,被一道很有意思的题目给卡住了。要求使用简便方法计算,题目是这样的:1999+999*999。这道题是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只好求助爸爸。爸爸看了一眼,说了一个数字999。我顿了一下,突然恍然大悟,很快做出了这道题。现在,我把过程跟大家一一道来。
1999+999*999
=1999-999+999*999+999
=1000+999*1000
=1000*(999+1)
=1000*1000
=100000
做这道题目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审题清楚,理性思考。999这个数字在这道题里来说很特别,是否可以用它来做文章是关键!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同一列式里前后加减同一数字,其结果会怎么样呢?于是乎,我在这道算式里前后加减999后,我发现思路就会很清晰,运算就会更简单。由此我得出以下结论:同一列式里前后加减同一数字,算式结果不变。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将会碰到大量的此类题目,只要我们开动智慧的大脑,游弋在思考的海洋,巧妙分割数字,抓住关键点,把复杂的题目简单化,就能得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关键词:数字;客家文化;传统文化
客家形成的历史,是历经艰辛的迁徙史。在这个过程中,客家文化逐渐丰富了自身的内容。客家文化已不是纯粹的华夏汉文化了,它是华夏汉文化(即传统文化)与客家人迁徙途中所遇到的其他汉民系文化以及土著文化相互接触、碰撞、融合的综合体。客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子文化之一,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构,形成自身独有的特点。下文从客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的寓意角度谈谈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
一、客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字寓意的认同
对客家文化具体事象中数字现象进行研究,并和传统文化进行比对,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对数字寓意有很多相同之处。如,共同对数字“四”的禁忌,因为数字“四”谐音“死”。车牌、房牌或电话号码尾数含4的是令人生厌的,一般这些号码只能贱卖。对数字“七”的敬畏,共同认为“七”是一个神秘数字。在汉语中,相对与其他数字,数字“七”神秘性更大,使用范围也更广。早在《周易.复卦》中就有“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的说法,意思是当天道循环往复一次所需的时间为“七日”,“七”于是成为一个周期数。在传统文化中,数字“七”也经常被人所忌讳的。在给人送礼时七件或七样是不会出现的,在饭桌上七盘菜数不会上的,在挑选好日子时,逢七、十七或二十七日人们也不会挑的。另外,“七”与丧葬有关,在传统文化中尤其在客家文化的丧葬习俗中有“走七”、“四七”、“七七”、“做七”等禁忌之俗。在客家话中,凡带“七”的词都不太好,都带有一层麻烦的意思在其中。客家人对“七”的禁忌,还体现在人日节吃“七样菜”等习俗上。吃“七样菜”除了客家人利用其谐音象征来祈愿家人机灵能干、生活永远幸福之外,还隐含着客家人对数字“七”的禁忌。在传统文化中,人们自古在追求一种完整、圆满、和谐的大团圆的状态,这种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数字中的“偶数”正好具备那种完整、圆满、和谐的性质。这样,偶数不可避免地被中国人所崇尚,从大量的吉利数字多为偶数的现象中可见一斑。单数由于不具备这种性质,而倍受冷落。在生活中,人们习惯于“成双成对”的完满状态。对于那些孤立、不完整、不圆满的不和谐状态,人们是十分排斥的,总是想方设法让它们达到圆满、和谐的满意状态。所以,民间送礼是送“双”不送“单”的,婚庆日是不选在单日而选在双日的,待客上菜的数目也讲究上双数的等等。一句话,中国人追求“好事成双”。当然,偶数并不全是吉祥数,有些单数也被视为吉利数。客家人就深通此道,于是在传统文化中“六”、“九”这两个吉祥数字在客家地区也十分推崇。“六”作为吉祥数字的原因,它代表“顺”,酒令以及俗语都有“六六大顺”之语。与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六”在客家地区也是个吉祥数,送礼、开业、庆典、婚嫁等喜庆事也以“逢六”为吉日。传统文化中,“九”除了与皇权有关的神圣意义之外,在民间由于“九”与“久”谐音,含“九”的日子就被人们视为是喜日。如,九月九日,含双“九”与“久久”谐音,寓含有“天长地久”之意,是婚嫁的好日子。客家人也对“九”十分推崇,含“九”的日子经常被人们选为办事情的好日子。
二、客家文化对传统文化中数字寓意的重构
在传统文化里,阴阳学说自古十分盛行。根据阴阳学说,世界是由阴阳两极所构成的,一切事物都处于阴阳两极对立的状态中。如,天、男、奇数为阳;地、女、偶数为阴等等。偶数在阴阳二元论中被认为是大吉大利的,因此,以“二”为代表的偶数就成为人们所欢迎的数字。人们在婚事喜庆中尤其喜用双数,是取“成双成对”之意。如,婚事各项具体事物中,象婚礼现场的陈设、饰物均取双数。可在客家人眼里数字“二”并不全是吉数,在客家方言中“二”读成“匿”是含有贬意的。客家话中的 “阿二牯”、“阿二麻” 就是指愚笨之人。在粤语区中,“八”与“发”谐音。数字“8”特别受广东人喜欢,他们把“88”念成“发发”,寓意财运亨通。由于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沿海地区是改革开放较早,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对数字的嗜好影响着全国其他地方。受广东人的影响,现在对“八”的爱好已风靡全国。电话号码、车牌号、门牌号凡带有“8”的都是非常热销,很受欢迎。可在客家地区,人们对数字“八”并不推崇,很大原因是由于那句俗语“七不出,八不归”,即逢“七不出门,逢八不回家”。再者,数字“八”在字形上有“分别”、“分离”之意。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传统文化与客家文化中数字寓意“大同小异”。两者有着相同的数字禁忌、数字崇拜,这是主要的。两者也有对数字禁忌、数字崇拜寓意不同之处,这是次要的,这也是客家文化所独有的特色。 转贴于
三、客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
儒家思想文化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尤其是汉民族一直以来主要受儒家思想文化的教育熏陶,我国历代的统治阶级也都把儒家思想当作最重要统治工具之一。国家政治生活、社会日常活动以及人们平时的思想言行中都流露出儒家思想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客家文化很好地继承了儒家文化的精髓。突出地表现在,“崇敬祖先、重视教育以及因循守旧与锐意变革上。”客家民系是一个非常讲究“孝悌”的民系。某人对上孝敬父母、对下友爱兄弟,会受到全村人的尊敬、赞扬;反之,则会被大伙所指责、唾弃。客家人的“孝悌”精神,进一步体现在崇敬祖先上。客家人对祖先十分崇敬,每逢仲春、仲秋以及冬至日等祭祀时节和重大事件时必准时向祖先备礼设祭。客家人祭祀先祖的祠堂在客家地区遍地都是,每个家族无论大小都会有自己的祠堂。祠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客家人寻根崇祖的精神。另外,这种崇祖意识还表现在客家方言上。客家人对“家乡话”非常重视,甚至,有了“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口号。“田”指的是土地,“言”指的是以语言为代表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由于战乱等原因,客家先民被迫不断地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土地不象语言那样便于携带,于是便成了包袱、累赘。客家先民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使得他们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即使占有土地,也不可能长时间的拥有。所以,客家人对土地的态度是不太看重的。共同的语言文化,是一个家族、一个民系联结在一起的牢固纽带。共同的文化语言,是客家人每到一个新迁徙地,安定、繁衍,抵御外族侵扰,加强内部团结的有力保障。“言”的种种神奇作用,使得客家先民无论走到哪,都是一个团结、强大、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群体。客家先民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客家人对“言”的重视大大地超过了对“土地”的重视。例如,在客家方言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原古汉语,从客家话中可以发现古汉语在各个时期发展的痕迹,客家方言被人称为古代汉语发展演变的“活化石”。
在漫长的迁徙、侨居、聚居过程中,客家先民为了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生活环境并融入当地社会,不得不对其原先所拥有的古中原文化进行改动,并适当地融入当地文化的某些元素。客家文化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它是古中原文化与侨居地、聚居地的文化相互作用下逐渐形成的。例如,当客家先民行进到江淮流域时就对以楚文化、吴越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进行了有益汲取;当客家先民进驻到闽、粤、赣三角边地时对畲族文化、瑶族文化、苗族文化等为代表的土著文化进行了认同和融合;当客家人定居于赣、粤、闽三角边地时对潮汕文化、福佬文化为代表的其他汉民系文化进行了学习和借鉴,这就使得客家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采。赣、粤、闽三角边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地丘陵环境使得客家文化得以相对稳定地保留下来。
数字是文字的一种,从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影子。当客家先民还未向南迁徙时,他们与中原大本营的汉民族,无论是在宗教信仰、民族风俗还是审美情趣、思维方式都是一致的,这从数字观念上可见一斑。例如:客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崇尚偶数的倾向,认为单数是不好的、未达到完满的状态。对“四”的禁忌,对“七”的禁畏,对“六”、“九”的推崇等等。随着客家先民不断地向南迁徙,客家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存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化上。客家人在顽强地保持其原先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同时,在与新的文化接触、碰撞、融合中也吸收了新的文化营养,客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是有一些异同的,我们可以从数字上得到验证。原先在传统文化中吉利数字“二”,在客家文化中并不全是吉利意义,有时含有贬意,客家人就称愚笨之人为“阿二牯”。还有大吉大利的数字“八”在客家地区,也因为俗语“七不出,八不回”等原因而并不受到推崇。
从以上对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数字现象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数字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通过数字我们看到了客家群体的迁徙史,客家人的生存环境,以及客家文化的演变过程;通过数字我们还了解了传统文化同客家文化的关系是根本与枝叶、源头与支流的关系。数字在客家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重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蓝希瑜 罗琼:《赣南客家婚俗及其社会文化功能分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5).
[2] 温珍奎 尹珊:《赣南客家葬俗述要》[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2).
[3] 易思羽:《中国符号》[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文化形态、内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价值有些则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创新意识,在选材、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标新立异。作品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较强,注重人物内心表现,探索民族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从电影本体出发,努力建构独具民族内蕴和民族形态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例子表明,不论是什么电影,也不管是哪位导演的作品,在文化阐释价值的构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处。概括说来,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俗学价值
最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是通过观赏一部影片,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某个时代、地区、民族的民风和民俗。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两个倾向,一是眷恋故乡,对本土文化有特别的亲近感;一是向往远方,对异域文化有特别的新鲜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睐,这也是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的重要原因。而人们喜爱观赏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经常地、直观地接触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风情。
阐释民风、民俗主要通过影片特有的环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员的服饰、歌舞、语言等展开。如美国影片中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英国影片中荒凉寂寥的庄园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广阔无垠的瀚海沙漠等等,这些都让观众一下子就进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围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国人的牛仔服、欧洲人的燕尾服、中国人的长袍马褂等等几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还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国影片中的腰鼓、“颠轿”和信天游,美国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欧洲影片中的“决斗”情结,无不传递出各具时代风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当然,电影作品的民俗学价值还只是文化阐释价值中的表层价值。
二、社会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包蕴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内涵,也是影片中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这些文化价值作为内在层面的文化形态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内部结构中。如历史事件、政治风暴、社会习俗、民间传说等等,常常成为一些影片的整体构架,从中可以阐释出极为丰富的文化价值。《拯救大兵瑞恩》、《罗生门》、《》、《茶馆》、《泰坦尼克》、《无头骑士》等等都是生动的例证。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公民凯恩》更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据美国实有其人的亿万富翁、新闻大王威廉·伦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迹创作的。它陈述了新闻巨子凯恩作为“大国民”精神风貌,并且由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命运概括了人类前史时代的深刻命题:资本与人性的冲突以及人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异化。是资本这个怪物打破了幼年凯恩的平衡,资本的教育代替了母亲的抚爱;是资本这个怪物在养成了凯恩作为社会人的才干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对资本的贪婪。他的巨大财富的累积,是以牺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为代价的;也是资本这个怪物使凯恩承受着现代声色犬马生活的辉煌,同时也彻底地撕毁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温情。凯恩拥有资本和现代生活提供的宏传版图,但他却失掉了人最美好的东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没有爱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独的,生前如此,弥留之际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显示了他的心灵上的疲惫,同时也是心灵的自觉。它发生在凯恩相对远离现代生活的时刻,并且联系着他尚未涉足现代生活的孩提时代,因而带有特别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凯恩的形象呈现着一种全新的沉思的浓度,几乎也是他生存的那个国家巨大历史矛盾的回响,从中观众几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凯恩时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简析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
三、生命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价值(特别是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价值中较为深层,也较为重要的阐释价值。草长莺飞,虎啸猿啼,生命的踪迹无处不在。“生命之树常青”,而体验生命、思索生命、张扬生命,也是电影艺术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中。如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动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担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为最佳配角,再加上两名猎人,组成了全部演员阵容。影片用拟人手法,始终以小熊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为主线,通过小熊那些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把观众带入大自然中。摄影机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视野和范围,观众在欣赏到一幅幅平时不易接触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时,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丰盈,进而领会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合谐是多么美丽又是多么重要。但电影由人创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满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电影艺术只有与人的生活、命运紧紧联接在一起,才能叩响出生命的感觉,探寻到生活的意义。
透视生命,首先要展现人的生存方式。好莱坞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种高度现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适、温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构成了对亚洲广大青年观众的强大吸引力。与此类似,我国《黄土地》、《老井》和《爱情麻辣汤》、《没事偷着乐》等影片分别展示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生存方式和现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观众的强烈兴趣和深刻关注。生命体验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莱默夫妇、贫嘴张大民一般地“活着”,活在窘迫困顿中,活在鸡零狗碎中,活在嘈杂拥塞中。高明的电影叙事和观赏正在于滤去浮动的烟尘,聆听生命真实轻微的音色。有时生命体验也存在于罕见的突发事件中,特别是在面对巨大生存挑战的灾难时,人的生命意义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在一瞬间闪现出剧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辉。如《地震》、《龙卷风》、《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等展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坚强不屈;《泰坦尼克》、《紧急迫降》、《恐怖地带》等则充分展示了人在技术社会里对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术灾难的恐惧无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现代启示录》、《猎鹿人》、《细红线》、《辛德勒名单》、《发条桔子》等则向观众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暴力犯罪)面前既是无比脆弱,不值一钱,又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人类的生命价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变幻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充实,人活着不管是享受生命,还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闪耀。
论文简析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来自
对每个具体的生命过程而言,浅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终是电影创造的核心,对生命感觉的捕捉,经常表现为对情感的凝聚与剖析。电影叙事以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方式为主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将心比心,以情动情,是沟通创作者和观众心灵的最有效的途径。“如果充分意识到情感意味着意识到它的全部独特性,那么充分表现情感就意味着表现它的全部独特性。”(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当人的内心隐藏着旋转运动的情感潜流时,当情感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绝望、真诚与虚伪之间持续摆动时,电影让观众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旧事》中的淡淡乡愁,《广岛之恋》中的复杂恋情……或甜蜜或苦涩的种种情感,虽然是一时一地的故事,却似一只弓拉动千万人的心弦,唤起了萦回于每个人心头的思绪。无论是“大江东去”,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只要表达的是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即便是微山浅水,也能于细微处见出广博,化瞬间成为永恒。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页)。
电影中的生命意蕴、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阐释价值中最易与观众产生交流和共鸣的部分,观众观赏电影,通过经历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品尝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体味生活的欢愉和艰辛,以达到认识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让多少人为之感伤,为之感动,为之莫名的惆怅和振奋。既有爱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欢愉,又有死的伟大。大难来临时的人生百态让观众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愈是美好的事物,当被破坏的时候,就愈具有悲剧的力量。电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把观众,甚至把人类的整体生命价值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峰。
四、哲学价值
电影作品文化阐释价值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哲学价值。电影能唤醒个体生命的感觉,更可以使艺术成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获得无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与无限,追求艺术创造的哲理化,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也是现代影视艺术的总体趋向。
简析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
哲学和艺术都是升华现象,艺术在追求升华的进程中往往就获得了哲学品格。同样是对战争的反思,《广岛之恋》和《现代启示录》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与反抗、失败与胜利、怯懦与英勇的简单对照,而深触到战争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题。一部绝好的惊险片素材,却引起了黑泽明对人的思考,引出了发人深省的《罗生门》。安东尼奥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时对应我的生活阶段。”(S·查特曼《安东尼奥尼在1980年》,载《世界电影》1999年第1期,第236页)然而他的作品却让东西方观众在个体中看到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面影。只有关注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鸣;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层,努力揭示出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艺术的宗旨,也是哲学的根本,而哲学意识赋予作品穿透时空的无穷魅力,也因此成为品评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话语。
电影作品的哲学品格主要表现在对人类及其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聪明的俄底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作为谜底的“人”,却成为人类更难回答的问题。“人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谁?”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直到今天,这些形而上的命题被反复追问。电影艺术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对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内在与外在困境的探讨。电影史上那些深刻与永恒的杰作都是创作者们以深邃的目光关注人及人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结果。美国当代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总是将探讨人、人性、人类未来的命运等哲理化命题放到创作的首位。其中《奇爱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这两部描写未来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库布里克关于人类未来的哲理化思考的升华。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誉为欧洲“最有独创性、最有才华而又最无顾忌的导演”之一。尽管人们试图从政治、宗教等各个层面上解读他的电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终超越政治、宗教和社会学层面,深情地注视着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体命运。如在他的堪称“天鹅之歌”的杰作《三色:蓝、白、红》中,他抛开政治、社会、宗教乃至艺术的层面,深入探讨“自由、公平、博爱”这些人类的生存原则在个人生命层面上的巨大意义。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真正的爱情是广博无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错误的爱情足以让人遗憾一生。人世之爱好比一个个切成两半的苹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无间,用别的半个苹果来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没有遇到真正的对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闭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运用电影进行人生哲学思考的为数不多的当代导演之一。同样出于对人的思考,对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讨,中国有了深沉凝重的《黄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红高粱》,有了气势磅礴的《霸王别姬》……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但应当承认,在我国每年为数众多的电影创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让观众通过银幕眺望人生万象,在短时间内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学的力作,可谓凤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国电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五、宗教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价值也是值得关注的较为重要的文化阐释价值。人类艺术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艺术和宗教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同构统一性。两者以其对人类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烛、突破与超越,激情满盈地传达了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从而改变了围绕它的人们,把人们纳入一种秩序之中,进入一种神圣的意义领域。人类通过艺术和宗教不断提供的全新意义模式共同展现被创造的知觉和意义构架,解释其经验并规范其生活。宗教不仅成为艺术孕生的母体与土壤,而且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的无可争辩的因素。电影作为一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成果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年轻、最现代化的艺术样式,同样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长期的艺术发展历程中,艺术宗教化非常突出,广义地看,甚至可以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无宗教的,而电影作为借鉴并容括人类艺术文化各种经验的综合性艺术,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迹。另一方面,电影艺术的思维模式(包括创作思维模式和观赏思维模式)和宗教的思维模式有共通之处。电影是影像的艺术,面对影像的电影创作者(包括电影观赏者)对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开放性以及纷至沓来转变流动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视反叫,耽思傍讯,在体味和知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韵的同时,也会生出“终不许一语道破”的模糊感受与“无言之美”。这种创作和观赏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发着深沉的宗教感。电影艺术家和观众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通过独特的“影像”话语,独力阐释自己的经验,得出与宗教相似的有关世界的结论,特别是对生命与神秘之物的沉思、顿悟、揭示,是与宗教(至少是亚宗教)感情和宗教经验的理解相联系的。以至于有人将到电影院观赏一部电影也比作是举行一次宗教仪式。
观众通过观赏电影,特别是观看宗教题材或与宗教相关的影片,可以看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觉察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他们需要它),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构想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它已经丧失了,或者当它被发现时,也不能够认出它来);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看见他们至今不能看见的东西,甚至发现他们还没有构想的东西。例如美国环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诱惑》,这是一部探讨耶稣在成神过程中的内心世界的影片。影片从耶稣当木匠为罗马人制造用来处死犹太人的十字架开始,后来,耶稣的灵魂得到净化,开始直接与上帝对话,又在沙漠中修炼40日,得到了惊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应以牺牲自己来换取神对世人的拯救;他为了成为一个救赎的英雄,让犹大出卖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即将成神的时候,发生了幻觉。他在幻觉中得救,结婚生子,过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将就木时,犹大前来指责他的背叛行径,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并且发现他仍在十字架上作着最后的成神努力。通过观赏该部影片,观众看到了神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需要神的拯救;也发现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炼而成,神就是人;不尽于此,影片还进一步揭示出,神虽然是一个神,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为一个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需要有一个神,需要有别人来做他们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过是一种消费性的和权谋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伟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伟大。当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时候,神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是对以往的关于神的观点的一次颠覆,揭开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为人类自身的自我反省和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贡献。
简析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
但是正如艺术与宗教具有“无言之美”,观众对电影文化中宗教价值的阐释也是很难的。大多数影片蕴含的宗教价值往往与生命价值、人性价值、哲学价值交织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题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传递更为丰富的内在的人文价值和哲学价值。如韩国电影巨匠林权泽拍摄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罗》,虽然以佛教为背景,但究其实,它在本质上体现的仍然是人本主义思想。在拍摄《曼陀罗》时,导演林权泽明确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电影,因为他对佛教并不关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读了《曼陀罗》的原作后,觉得这是一个最适合将其感受附于画面中的故事,那种为了实现理想而独立奋斗直至殒身不恤的执著过程竟是那样美丽,他相信能打动他的必能打动观众。《曼陀罗》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荡不羁的知山进行对比,两个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大彻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闭门苦参“瓶中之鸟”如何解脱,而是投身世俗救度众生。在被政府封锁的小岛上帮病人洗澡,替穷人要饭,为逝者念经超度。在他的身上隐约透露出“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个徘徊于欲望和虚无之间的凡人,直面的勇气常常被无尽的欲望吞没。影片通过熟原僧人之口转述他的救度行为,都通过闪回将他的爱情故事(也即他对欲望和虚无的斗争)以影像完整地表现出来,这样安排显然是导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挣扎。知山像推着滚石的西绪弗斯一样永远无法达到解脱的山顶。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额上深刻的岁月之痕,隐隐透出的遗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爱缺失造成的心理创伤十几年来始终不能释怀,“瓶中之鸟”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过不断压抑自己的欲望来得道,而事实上无论是逃避还是肉体上的酷刑都不能对其有所帮助。只有当这两个看似对立,实则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终融合时,通往解脱的门才会轰然洞开。法云在焚烧知山遗体时体会到知山的勇气,终于下山寻母,与母亲见面后安详离去。影片定格在一条无止境的道路上,与片头近两分钟的道路的长镜头遥相呼应,起到了喻示主题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远兮,法云依然会坚定地走下去。观众在影片中体会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文精神,佛门戒规、禅门公案都只是对这一精神的点缀。《曼陀罗》确切地说是一部“人”的电影,而不是“佛”的电影。(参见吴丹《宗教外衣人本内核》,载《当代电影》1999年第2期,第116页)
一般来讲,文化价值是包括认识属性、审美属性在内的总体化的价值属性,因而,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除了上面提到的民俗学价值、社会历史学价值、生命学价值以及哲学价值、宗教价值之外,还有认知价值、审美价值等,电影文化自身的丰富性也为观众阐释电影文化价值提供了丰富性。正因为电影作品具有丰富的可供阐释的文化价值,方才形成了文化发展的当代奇观:在电影诞生刚过百年的短短时间内,观赏电影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遍、也最平常的生活经验了。
[关键词]文秘工作;文书档案;管理;一体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4.142
[中图分类号]C93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4-0-01
1 文秘工作和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关系
这两种工作是有一定联系的,并且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在日常的工作任务中,文秘工作和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有所不同。但这两种工作的主体都是公文,公文出自文秘工作中,而档案的形成也是从公文中提取的。文书档案就是公文的续集,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两种工作又是紧密联系的。如果想把档案的工作做全面,就必须从对公文的严格要求做起,公文处理是档案工作的基石,它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文书档案的好坏,所以说文秘工作是促成这两种工作走向一体化的关键所在。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档案的管理工作正向着文档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发展。这种管理模式是从这两种工作的大局出发,在公文的生成、制发、归档、管理等工作中全部使用电脑的管理系统。这就要求各个相关部门对档案的录入和输出都按照统一的格式进行。这样就方便了管理,减少了许多重复工作,节约了时间、财力、人力,使这两种工作更加规范,从而满足现代化的要求。
2 文秘工作和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在这两种工作的日常运行过程中,都是各自负责自己的工作内容,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两者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文秘工作对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内容不明确,而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在工作中也不会考虑到文书工作的内容,最终导致在公文的格式及管理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规范现象。
2.1 文种使用不清,公文格式、附件不规范
公文是非常规范的一种文体,我国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对其制发、使用等环节进行了规范,起到了一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文质量。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工作人员分不清公文的“请示”和“报告”这两种不同文种。在许多时候混用这两种公文,影响公文的受理和本身作用的发挥。再者就是许多公文附件在制发的过程中,没有在正文中对附件进行标识,出现多个附件时没有对附件进行编号。还有就是在公文的格式上也存在许多不规范现象。这些都影响了公文的受理、传递、规范化和管理等工作。
2.2 版记不全面,办理程序不规范
文书工作和文书档案工作实现连接就是通过版记进行的,但许多文秘工作却对其不加以重视,出现一些公文没有印发部门和时间等现象。另外,文秘工作在选用主题词时,理所应当地把公文标题的一部分作为主题词。再者就是在许多公文办理工作中存在不规范现象,例如,越级签发、没有对公文进行登记就签发等,这些都会影响到文书档案工作的质量。
2.3 归档资料不完整、编号不规范
在传统的归档工作中,一般都是将公文原稿或者修改稿同最终稿进行装订存档。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开始使用电脑进行存档工作,这使得存档工作一般只有定稿,缺少原稿、修改稿,造成归档资料不完整。还有就是一些公文因为没有及时登记出现漏编、错编甚至重编的现象,造成公文编号不规范。
2.4 用纸不达标、装订不规范
纸张大小、型号不统一,导致在装订时出现掉页等情况,影响公文的整体美观。另外,对公文的用纸质量控制不严格,一段时间后出现字迹不清晰等情况,严重影响公文质量。
2.5 材料字迹不清晰、存档资料不全面
许多记录资料字迹不清楚,不方便长时间保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些工作人员为了一时方便,将自己唯一的资料交给上级,导致部门内部资料减少。
2.6 移交资料不及时
因为日常的公文及其他工作任务比较繁忙,导致移交资料不及时,给档案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
3 实现文秘工作和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一体化的措施
3.1 强化文档相关人员的管理意识
为避免文秘工作和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出现问题,确保档案管理质量,必须提高这两个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的管理意识。在完成本部门工作任务后多了解另一个部门的工作,提高自身工作意识,为实现这两种工作向着一体化发展打下基础,使文档一体化管理工作更加规范。
3.2 强化公文全过程的管理工作,树立质量意识
首先,相关工作人员要有很强的质量意识,在公文的制发、编制、归档等工作中注重其质量。保证公文更加规范。全面详细地了解公文的格式、要求等,避免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错误,给档案管理工作带来麻烦。
3.3 加强公文的标准化建设
要想实现这两种工作的一体化,就必须注重日常工作的标准化。这会使公文使用、归档、管理等环节更加便捷,不存在标准不一样的麻烦。
3.4 强化文秘工作中的文书立卷工作
文书立卷是文书处理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档案工作开始的起点。所以说文书立卷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对于促进文档一体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霍世清.机关文秘人员素质与文书档案管理[J].攀登,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