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列传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司马相如列传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第1篇

关键词：通西南夷；犍为郡；年代；顺序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3-0190-08

通西南夷是汉武帝初年的大事之一，后来史籍一般都会论及，但其涉及的一些问题又历来存在疑误，因为《史记》、《汉书》所载西汉通西南夷的史实本身有若干含糊不清甚至龟踔处，颇难清理。本文选取初期通西南夷、置犍为郡的时间问题进行考辨，试以澄清积误。

西汉通西南夷史实主要见于《史记》、《汉书》的《西南夷》、《司马相如》两传，记载了“西南夷”在战国、秦及汉初与“内地”的关系，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由来过程等等。《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平准书》、《汉书・武帝纪・司马相如传・公孙弘卜式兄宽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纪・孝武皇帝纪》、《华阳国志・蜀志・南中志》、《资治通鉴・世宗孝武皇前帝》等也记载其部分史实，但有关情节却始终不够清晰，此处综合诸书记载；略述西汉初通西南夷事迹如下：

所谓“西南夷”，即“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在蜀之南为“南夷”，在蜀之西为“西夷”。秦朝。“西南夷”已经隶属于秦，并设有行政官员，而汉朝兴起以后，因为风俗习惯、地理位置等原因，放弃了这些地方，只是恢复蜀地的固有边界而已。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唐蒙通过在“南越”当地和在长安对“蜀贾人”的调查，了解到“南越”和“夜郎”相通，而“夜郎”又和“蜀”地相通。汉朝要控制“南越”，“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唐蒙建议经过这些“西南夷”地区来控制“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汉武帝于是任命唐蒙为“郎中将”(《喻巴蜀檄》称“中郎将”)，负责这件事。结果唐蒙把“夜郎”等“南夷”设置为汉朝的“犍为郡”来管理，又开通“南夷道”，“发巴蜀卒治道，自k道指江。”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i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喻巴蜀檄》)……相如还报。是时邛、i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i、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i、冉、、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洙、若水，南至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着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所“著书”就是《难蜀父老》。

以上就是《史记》、《汉书》所载唐蒙与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基本史实。前后经过数年时间，参与人员不一，涉及地区先后有增添，因《史记》、《汉书》时间记载模糊，后人容易误解。其中有几个时间问题后人直至今人仍有若干疑误。

一、一年还是六年

几乎所有论著都把唐蒙与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看作一年之中完成的事情。

最早是《汉纪》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元光五年，《资治通鉴》承袭《汉纪》，也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元光五年，沿袭《汉纪》、《资治通鉴》的还有《通鉴纪事本末》、《中国古代史》等等。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建元六年的有白寿彝《中国通史》、《秦汉史》、《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新史记》等等。还有一些论著述及西汉初通西南夷时，不系年，当是有意回避，如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等等。

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前后经历约六年时间，从唐蒙上书、置犍为郡、司马相如两次出使、到“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即从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共六年左右。(见后文)如果笼统定于一年，难免纷乱。

二、唐蒙通西南夷的起始时间

一般认为唐蒙通西南夷的起始时间在“建元六年”或“元光五年”，以“建元六年”说为多。两说差距甚大，本无共存之理。《华阳国志校注》注云，“建元六年唐蒙自南越还，向汉武帝上书建议通夜郎”、《夜郎文化寻踪》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遣唐蒙出使南夷，拜见了夜郎侯多同，双方议定设置官吏。”《秦汉文学编年史》系“唐蒙通西南夷”在“建元六年”，并引《汉书补注》为据，以为“《资治通鉴》卷十七系之元光五年，似不确”。类似论著众多。

通西南夷在“建元六年”说是很大的误解，通西南夷在“元光五年”说也不够准确。

《史记・西南夷列传》叙述唐蒙通西南夷的由来，从“建元六年”开始说起，并不等于“通西南夷”就是从“建元六年”开始。从“建元六年”起到第二个年代“元狩元年”的出现为一段落，这一段文字共涉及九年间事，一直写到“罢西夷”，而“罢西夷”已在元朔三年秋：“元朔三年秋，罢西南夷，城朔方城。”“建元六年”下所叙事原在《东越列传》，在《西南夷列传》这里原本不需要又叙述东越事，此处不过是引起话头，本是补叙通西南夷的起因，如果按《史记》记叙类似问题的惯常用语，这里应该把“建元六年”改换成“初”字，“建元六年”还不是通西南夷的开始时间。这个问题历来未曾引起重视，也是产生疑误的首要因素。

这里有几个问题尚需辨正：

其一是“建元六年闽越攻南越”是否有误?

《史记》、《汉书》二西南夷传皆明言“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u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又《汉书・武帝纪》系于建元六年：“建元……六年……秋八月……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系于建元六年：“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后三岁，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以闻。上多其义，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如此等等，则“唐蒙风指晓南越”事在“建元六年”不误。

其二，“建元六年”所能提供给唐蒙的时间到底有多少?

按《汉书・武帝纪》，《史记》、《汉书》所叙“大行王恢击东越，一东越杀王郢以报”一事在建元六年秋八月开始：“建元……六年……秋八月……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秋八月”至“秋九月”底，不过只有一个多月时间属于“建元六年”，“秋八月”所指应是“闽越王郢攻南越”一事起始时间，一其余“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等等不可能都在“秋八月”，更在之后。“唐蒙风指晓南越”的完成最快也不会早于“秋九月”底，即应在“建元六年”年底。并且，《史记》《汉书》之《西南夷传》均明言，“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蒙乃上书说上……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i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这一系列事件不是一年半载能完成的，仅唐蒙从南越回到长安，即非数月不能到达，遑论其后征发“万余人”进入夜郎。

考《后汉书・郡国志》：“蜀郡秦置。雒阳西三千一百里……京兆尹秦内史，武帝改。其四县，建武十五年属。雒阳西九百五十里”，两者相减得蜀至长安距离约二千一百余里。犍为郡初设时，郡治在“” (今贵州遵义一带)，再加上“”至成都约一千余里，则西汉犍为郡距长安约三千余里。其时南越所在即《后汉书・郡国志》之“南海郡”，“南海郡武帝置。雒阳南七千一百里”。至长安至少七千余里，从南越经长安至夜郎，约万里之遥。这些地方大多崎岖难行，比中原等地交通远为困难。按吴明贤先生《苏E入蜀考》的结论，唐代从长安入蜀约需两个多月。北宋开封至蜀也需三月左右，如宋祁《益州谢上表》：“昨被嘉v元年八月诏书，授臣吏部侍郎，仍旧职移知益州，臣以九月解定州符印，十月过阙下，又奉诏旨，许朝见面赐训赦，自见逮辞，凡一月，即乘驿趋官，以今年二月二十日领州事。”苏洵《张益州画像记》所言也是三月左右，“至和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北宋入蜀路线也是经关中入蜀，开封至长安道路平坦，时日当不费太多，所以开封至蜀与长安蚕蜀所需时日差距不会很大，再加上唐宋时代巴蜀与长安间道路应该比汉武帝时代要通坦，则西汉长安至蜀需三月左右大体不误。如果“乘传”可能要快些，但只能在长安以及成都平原少部分地区，其余崎岖险阻，似也难以使用。以唐蒙经南越、长安、巴蜀、夜郎一线，单边一次没有一年以上是很难到达的。所以，唐蒙绝不可能有时间在“建元六年”又出使“西南夷”。

其三，唐蒙是否有必要在“建元六年”“归至长安”

“唐蒙风指晓南越”本是奉“大行王恢”之使命，使命完成自然应当向王恢“还报”，不属于朝廷正式派遣，不可能直接向汉武帝“还报”。“唐蒙风指晓南越”的职事，不过属于战地指挥官“大行王恢”所能决定的一些细节问题，如通风报信之类，其余更重要的诸多善后等事宜，汉武帝本有正式使节：“是时，汉兵遂出，末逾领，适会闽越王弟馀善杀王以降。汉兵罢。上嘉淮南之意，美将卒之功，乃令严助谕意风指于南越。南越王顿首曰：‘天子乃幸兴兵诛闽越，死无以报!’即遣太子随助入侍。”按《史记》、《汉书》“还报”一词的使用，皆是因直接使命，此处《史记》、《汉书》称唐蒙“归至”，与后文“上许之，乃拜蒙以郎中将一一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完成朝廷使命后用“还报”一词有明显区别，即“归至长安”当非因前述南越事；又按“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蒙乃上书说上曰”等等脉络语气，“归至长安”与“上书”一事也无明确的直接关系。所以，“归至长安”亦非因后述西南夷事。因此，唐蒙“归至长安”也不必在“建元六年”。按上文“其二”所论，也不可能在“建元六年”“归至长安”。以后文“上书”事衡量，当在元光四年。

综上所述，“通西南夷”绝非始于“建元六年”。

《史记》两个直接有关的列传《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都没有明确记载唐蒙通夜郎的具体年代，而在《平津侯主父列传》里提到：“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川国复推上公孙弘。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汉书・武帝纪・公孙弘卜式嚎泶》皆以通西南夷在“元光五年”：“元光五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川国复推上弘。……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难蜀父老》一文有：“汉兴七十有八载，……于是乃命使西征……至于蜀都。……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等语，按“汉兴七十有八载”在元朔元年，“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之三年前，正在元光四年，指唐蒙上书、拜将、进入夜郎的时间。

唐蒙通西南夷在元光五年不误。按《汉书》“元光五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的记载，唐蒙进入西南夷地区的时间应在元光五年夏之前，约在元光四年夏秋；其在长安上书、拜将、将兵、征发万余人作后勤等等，则应更早，约在元光四年春。唐蒙通西南夷起始时间在元光四年，“已略通夜郎”、约为置吏等事则在元光五年。

三、犍为郡初设年代在元光五年，不在建元六年

与通西南夷年代直接关联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犍为郡的设立年代，自来亦有建元六年、元光五年两说，古人几乎都采建元六年置郡说，今人以建元六年置郡、元光五年置郡两说并行。

《汉书・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是建元六年置郡说的源头。

《汉纪》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元光五年，自然是大而化之。而置犍为郡却未曾明言，基本可以认为其确定于元光五年置。这当是对《汉书》“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的说法表示疑问的做法，也是元光五年置郡说的源头。

《资治通鉴》承袭《汉纪》，也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元光五年，但已经加上“还报，上以为犍为郡”一事，即是肯定《汉纪》而订正《汉书》，并把唐蒙、司马相如事均系于“秋，七月”之前，又另加公孙弘事，系于“秋……八月”后，虽不确，却明显有所考证。

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在《稽古录》里把唐蒙上书系于“元光四年”条下：“中郎将唐蒙使南越，见X酱、筇竹杖，请通西南夷以制越”，虽仍把唐蒙使南越、上书两事混为一年，但已经明显意识到“元光五年”一年不可能完成。“元光五年”所系上书、将兵、订约、置郡、通道诸事，比《资治通鉴》有进展。郭永蹈《蜀鉴》也把唐蒙通西南夷系于“元光四年”，“汉武帝元光四年拜唐蒙为中郎将使通南夷，始置犍为郡”，“元光四年拜唐蒙为中郎将使通南夷”有道理，“元光四年置犍为郡”不合《史记》、《汉书》有关记载。

方国瑜先生《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对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置犍为郡的年代有非同一般的解释：“《汉书・地理志・犍为郡》说‘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开县十二。’其中有五县在犍为南部，后来别设都尉，这是汉朝在西南设置郡县最早的地区。后，唐蒙出使夜郎，《史记・西南夷传》 说‘唐蒙为中郎将(按：郎中将)，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还报，乃以为犍为郡。’事应在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所谓‘约为置吏，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应作‘乃以属犍为郡’。”这是认为犍为郡在建元六年开设，但并不由唐蒙开设，唐蒙在元光三年出使夜郎，把夜郎地区并入犍为郡。即先有犍为郡，后有唐蒙出使夜郎。这就和《史记》《汉书》相关记载大不同，其原因当是以此弥缝《汉书・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与《史记》《汉书》其余相关记载矛盾的作法，改字以作解，说到底是不以为《汉书・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有误。

由于《汉书・地理志》的巨大影响，后来史志多采“建元六年置郡”说。

如《华阳国志・蜀志》：“犍为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时治……元光五年，郡移治南广”、《水经注》：“又东南过犍为武阳县，……汉武帝建元六年开置郡县”、《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等。《史记》、《汉书》的注解著作和当代史书等等也是如此，如《汉书补注》对“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未有异议、《史记会注考证》又引证《汉书补注》云：“开二郡(、犍为)、事在建元六年”、《中国古代史》：“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由于夜郎及其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汉，汉武帝在夜郎地建立犍为郡”、《全注全译史记》也沿袭《华阳国志》的说法。与汉代犍为郡有关地方的几乎所有志书都采取“建元六年置郡”的说法，几乎都是沿《汉书》、《华阳国志》。如《四川通志》：“禹贡梁州之域，秦为西南夷，汉建元六年，开夜郎国置犍为郡”、并引《华阳国志》为据。《犍为县志》：“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开‘西南夷’，置犍为郡。郡治(今贵州省遵义市西)。元光五年(前130年)，郡治移南广(今云南省盐津县东)”、《云南通志》等。其余如四川《宜宾县志》、《新津县志》、贵州《遵义县志》、云南《昭通县志》等等也是如此。

“元光五年置郡”说自是因《史记》、《汉纪》、《资治通鉴》等，但《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建元六年置郡”说并未得到彻底辨正，至今仍然还在广泛引用。

《史记》两个直接有关的列传，《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都没有明确记载置犍为郡的具体年代。而在《平津侯主父列传》里提到：“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川国复推上公孙弘。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此处即指“元光五年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奇怪的是《汉书・公孙弘卜式嚎泶》云：“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却删掉“置郡”二字。原因不外两端：一是此处与，“置郡”无关；再或者与《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相龟醵不得不如此。按《史记》《汉书》之《西南夷传》：“秦时常O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唐蒙通夜郎及夜郎旁小邑)还报，乃以为犍为郡”，此段两传并无任何实质分歧，则犍为郡在唐蒙通夜郎还报汉武帝以后开设无疑。如前述，建元六年唐蒙必无通西南夷的可能，所以《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即为疏忽错失，“元光五年”置犍为郡不误。

问题还在于《华阳国志》“犍为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时治……元光五年，郡移治南广”的这一段，“此段记载盖据传说，于史实多所抵牾”，不足凭信。前既取唐蒙通西南夷说，又另无证据，就必无又取“建元六年置犍为郡”说之理，仍然因袭《汉书》而来。按《史记》《汉书》之《司马相如传》：“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i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通西南夷道、治道”等自然在元光五年，“是时邛i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邛榨之君长”正要求内附，犍为郡治何以从“”(今贵州遵义一带)大幅后移至南广(今四川高县一带；《犍为县志》或云“今云南省盐津县东”，相近)其实移治本在元朔三年后，“及弘为御史大夫，时(元朔三年)方筑朔方，据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为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许之，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所以“元光五年”移治等等，貌似确凿，不过是以后出之史实附会弥缝“建元六年”与无可怀疑之“元光五年”之间的抵牾而已。其中“唐蒙”斩令一节，也是西汉以后据《司马相如列传》“又兴法诛其渠率”一语所作的发挥，又已经在时间上含混不清了。

总之，置犍为郡必在元光五年。建元六年说乃《汉书》、《华阳国志》之误。以《汉书》、《华阳国志》之体大，于细节有所疏忽错失，在所难免。

唐蒙与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几个阶段。

《史记》、《汉书》有关通西南夷诸记载时间、顺序含糊，参与人员不一，非仔细比勘，颇难一一对应。一般谈到西汉初通西南夷，大多把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等的活动放在同一个时间段来看待，把入夜郎、置犍为郡、通西夷、罢西夷等数年之间、多人参与的事情当作一年当中完成的事件，叙事论理难免淆乱。此处核较有关记载，略分顺序。大致说来，西汉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整个事件可分五个阶段，大约六年时间：起始上书、通西南夷置郡、治南夷道、通西夷、罢西夷与后移犍为郡。

其中有七件事：上书、通西南夷置郡、司马相如喻巴蜀、治南夷道、公孙弘视西南夷、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通西夷、后撤犍为郡与罢西夷。

一、唐蒙“上通西南夷书”约在元光四年春

唐蒙初通西南夷的起始时间应从“上书”算起，“上书”一事是整个“通西南夷”事件的开端，约在元光四年春。按《史记?西南夷列传》，唐蒙自“上书”开始，直到“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时，还在“通西南夷”。

二、唐蒙“通西南夷”在元光四年夏到五年夏、置犍为郡在元光五年春夏

“乃拜蒙为郎中将(《司马相如列传》作“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i关(按《汉书补注》当作“巴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焚道指江。”约为一年左右，在元光四年夏到五年夏之前，置犍为郡在元光五年春夏间。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古琴歌《凤求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反封建思想.

西汉时期蜀郡辞赋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两情相悦的故事，两千多年来广为流传，情真意挚，意趣非凡，令人向往。关于故事的起源，众所周知是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其实，不仅是“琴挑”，还有两首爱情古琴歌《凤求凰》打动了卓文君。这就是声乐的力量。

一、“琴挑”典故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两情相悦的爱情故事，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明确记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载：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童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日：“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疆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日：“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

可知司马相如之所以去卓家，是因为他的声名已经很大，卓文君之父卓王孙希望借司马相如的名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将他与县令王吉强请到家做客，这之后就有了司马相如表面弹琴，实际是在以“琴心”卓文君。偷听偷看的卓文君竟然“心而好之”，因两情相悦而卓王孙必然反对，便有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至成都的故事。

司马相如不仅善作赋，文学名声很大，而且善鼓琴，其所用琴名为“绿绮”，是名噪一时的古琴，为爱好辞赋的梁孝王所赠。“绿绮”其名流传至今，甚至在文学作品中成了古琴的别称，足见琴是好琴，弹此琴的司马相如的琴技也甚是了得。

《史记》和《汉书》都只说司马相如对卓文君“以琴心挑之”，纵然司马相如的琴技非常之好，但仅凭“琴心”还是不够的。其实，能够打动了卓文君之心的，除了司马相如的琴技外，还有两首名为《凤求凰》的琴歌。

二、《凤求凰》释义

见于记载的司马相如所吟唱的两首《凤求凰》琴歌的歌词如下：

其一

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

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

将琴代语兮，聊写衷肠。

何日见许兮，慰我彷徨。

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

不得於飞兮，使我沦亡。

其二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凰兮凰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古代没有科学的记谱方式，所以留传到现在的《凤求凰》就只能见到这两首歌词，即见于史籍记载的司马相如弹琴时有意“挑之”卓文君的歌唱。因演绎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凤求凰》也成为汉代的汉族古琴歌。

所谓古琴歌，是以古琴伴奏的一种自弹自唱的艺术歌曲，在中国古代备受文人雅士的青睐。司马相如是当时的大文豪，他以古琴歌的方式去追求卓文君可谓风俗使然。

《史记》《汉书》都未记载《凤求凰》歌词，直到南北朝时期的徐陵编《玉台新咏》，才将这两首《凤求凰》收录其中。所以，在历史上一直有人怀疑这两首《凤求凰》非司马相如所作，而是两汉琴工假托司马相如之名的作品。其实，像琴歌这样的作品，肯定有假托的事例；但是，一是难以找到确切依据来证明是假托，二是《史记》《汉书》未载并不能说明问题。《史记》《汉书》中的《司马相如传》已是两书中篇幅较大者，《汉书》还不得不为此分为上下卷，未将司马相如事迹全部记载是很可能的，也是很正常的。而从《玉台新咏》收录《凤求凰》的情况看，它不仅录了歌词，并加序说明，这是很慎重的处理方式，说明徐陵并不是盲目收录。正是因为徐陵的慎重处理，以后的唐《艺文类聚》、宋《乐府诗集》等书，才大大方方地将《凤求凰》收录其中。可见，《凤求凰》为司马相如所作应当是可信的。

《凤求凰》所表达的核心内容，是自喻为“凤”的司马相如以吟唱的方式，对他心中以为“凰”的卓文君，表示无限倾慕，决心热烈追求。

吟唱此歌，“凤求凰”在特定背景中有多重含义。

众所周知，在传说中，凤凰是神鸟，“凤”为雄，“凰”为雌。在古代，有被称为天地间“四灵”的麟、凤、龟、龙，而鸟中之王则是凤凰。《大戴礼记》有载：“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当时的司马相如在文坛上已负盛名，他所写的《子虚赋》一时令洛阳纸贵；而卓文君有才也有貌，文化修养极高，非一般女流可比。司马相如以“凤凰”喻他们二人，确实有谁能与其相较的凌云浩气。

《凤求凰》里的“凤凰”，又形容夫妻和谐、美好。在古人的词汇中，“鸾凤和鸣”“凤凰”都是形容夫妻美满。《左传》有云：“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日：‘吉，是谓“凤凰，和鸣铿锵。”以“凤求凰”形容司马相如向卓文君表达爱意，确有“佳偶难得”的意味。

“凤凰”与音乐也有关系。《尚书》有“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之句，意思是说箫韶之曲连续演奏，连凤凰也随乐声翩翩起舞。古书《列仙传》曾记载，弄玉是秦穆公之女，她与其夫萧史都善吹箫，每当他们吹箫时，因箫声之妙，总是引得凤凰来倾听。秦穆公认为是吉祥之兆，为吸引凤凰就专门建了筑凤台。凤凰虽来，弄玉夫妇也乘凤凰而去了。唐代诗人李贺在《李凭箜篌引》中引用这一典故，写下了“昆山玉碎凤凰叫”，以“凤凰”形容音乐的魅力。

卓文君雅好音乐，所以司马相如以琴声、歌声“挑之”，以琴心求知音时，卓文君当然理解。众所周知，在所有社会活动中，音乐才是最直接的情感活动形式。晋代的嵇康早就提出：“夫心佑谥校而声出于心。”所谓“声出于心”，就是说，歌声是来自心灵的呐喊，是个人情感最直接的张扬。

茫茫人海，知音难觅，这是人生之叹，也是司马相如之叹；而现在，他寻觅到了卓文君这位知音。司马相如当然要珍惜机会，将心中的所思所想用歌声告诉卓文君。理解了这些，再将这两首《凤求凰》译为白话文，意境极美。

其一：

那位俊秀的女子啊，我难以忘怀她的容貌。

一日见不到她，我心中就有发狂般的牵念。

凤鸟在空中回旋高飞，那是我在寻觅我的凰鸟。

可叹啊，我那关人啊，她不在邻近的东墙。

我用琴声述说情语，那是我内心深深的情意。

何时能允诺我求之婚事，慰藉我的往返徘徊？

希望我的德行可以与你相配，相互携手在一起。

不知该怎么办的心情，让我陷于情愁如何是好。其二：

凤鸟之所以回家乡，为的是寻求我心中的凰鸟。

凰鸟在哪里？虽心中所感，我不知所往？

那位美丽娴雅的女子，居处虽近心却遥远。

心中有无限思念情，何时可成恩爱的鸳鸯？

愿凤鸟与凰鸟能双飞，起居相依，形影不离，

永远是情投意合的配偶，两心和睦一切都好。

半夜里我们远走高飞，不要让我感念相思而悲伤。

两首《凤求凰》，充分表达了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无限倾慕和热烈追求。两首琴歌的核心就是“凤求凰”，虽然是比喻，但反映的是热烈的男女追求，所以在艺术上反复使用。“凤凰”是神鸟，“凤求凰”也是形容司马相如、卓文君之间的默契，因为他们的理想、意趣不仅相同，而且高尚。所用歌词言辞虽浅，意义却深。所以，这样的作品。仅就文学性而言，堪为后世典范之作。

琴声、歌声的双重“挑之”，再加之文君婢女的暗通殷勤，不能不对文君的心理状态和爱情理想产生影响。既然两情相悦，按社会常识，司马相如对卓文君就应该按当时社会的规范，正式走谈婚论嫁的所有程序。可是，卓文君虽然很年轻，却已是“新寡”，按当时的社会礼仪、风俗，还在守丧期间的寡妇，是不能谈婚论嫁的。

所以，当司马相如在《凤求凰》中向她发出“中夜相从”的私奔召唤时，虽然那感人的琴音和歌声让她激动，很愿意去追随那弹琴之人；然而，她也知道，这样做是违背社会规范的。怎么办？她不想放弃机会，很想追求自己的幸福；思考再三，她决定听从司马相如“中夜相从”的召唤，不再理会那些社会强加的礼教束缚，为了寻觅自己的意中人，就要不顾一切，哪怕是私奔！卓文君勇敢地冲破藩篱，与心上人司马相如私奔成都，结成了终身伴侣。

三、《凤求凰》的历史影响

两首《凤求凰》的琴歌传了两千年，在当世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千古魅力就在于以“凤求凰”的方式表现自己的“心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等等封建礼法的压制下没有屈服，为了自己的爱情理想，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大胆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罗网。他们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行动，为后世男女青年作出了榜样。

结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因为前有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后世文学中才有了《西厢记》《玉簪记》《墙头马上》等著作。《西厢记》剧中的张生在剧中这样唱道：“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玉簪记》剧中的潘必正，以司马相如为榜样，挑动陈妙常私奔的也是琴心；《墙头马上》剧中的李千金私奔暴露后，作为辩护词的就是文君私奔相如……这些证明了《凤求凰》反封建思想的影响非常深远，在今世更是得到充分的肯定。1957年10月1日，著名的大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在四川邛崃县，为“文君井”的题词这样说：

文君当垆时，相如涤器处。反抗封建是前驱，佳话传千古。

会当一凭吊，酌取井中水，用以烹茶涤尘思，清逸凉无比。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史纪》；人物形象塑造；“互见法”

《史纪》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给人们展现了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它是一曲英雄的颂歌，更是一部英雄的传奇，《史纪》之所以流传千年而不衰，除却其史学价值之外，其浓郁的文学色彩更是带给读者心灵的慰藉，《史记》的文学价值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刻画人物的方法、叙事描写的艺术、悲剧气氛的渲染，抑或是抒彩、散文风格的体现，简洁、精练的语言技巧等方面，都为历代作家所推崇，沾溉后人，绝非一世。本文试从《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上谈谈粗浅的看法。

我认为，《史纪》人物形象塑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对比烘托手法，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

所谓对比，一是双方人物的对比；二是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如“鸿门宴”一节写了四组人物：主帅项羽与刘邦；谋士范增与张良；部将项庄与樊哙；内奸项伯与曹无伤等。作者善于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比、映衬来揭示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认识和感情。作者既通过惊险紧张的场面以表现人物性格，也通过平静细小的情节来展示人物形象。因此，所有出场的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鲜明具体，个性突出。项羽的骄矜直率，刘邦的机智权变，范增的远见偏激，张良的多谋恭谨，以及樊哙的粗犷刚勇等等，都视之可见，跃然纸上。至于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在鸿门宴中也明显可见。项羽开始听说刘邦“欲王关中”便“大怒”，最后刘邦逃走了，却一言不发；亚父范增开始劝说项羽攻打刘邦，“急击勿失”，最后骂项羽“竖子不足与谋”等都是鲜明的对比。

二、运用虚实相生的语言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

我认为，《史纪》对后世的贡献不仅仅停留在史学价值方面，其丰富的、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已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中的任意一部。用文学化的色彩去表现人物形象，这也是《史纪》区别于其它史书的亮点之一。《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话：“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一段话深深地体现出英雄末路的悲情，也让我们看到了外在刚毅而勇猛的项羽此时此刻之脆弱。而然项羽此段之自述是否真实，项羽兵败至司马迁时代相隔七十多年，而在《史纪》以前的其他作品中均未见此段出处，试想饮帐之内，项羽与虞姬抱头痛哭，那么此段叙述由谁来记录，又由谁来流传呢？所以我认为此段语言描写乃司马迁在写实的基础上加入了适当的想象和虚构，而此短话在全篇真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一语一处而全盘皆活。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豪气、霸气又侠骨柔情的英雄形象，虽败犹荣，三军为之动容，读者潸然泪下，《史纪》人物语言对其形象的塑造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度。再如《史纪》中类似的事例还有《刺客列传》中燕太子丹为荆轲送行时，荆轲悲壮的语言极富文学色彩，天地为之叹息，草木为之动情。“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读过《史纪》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生死离别，“易水桥上送君去，黄泉路上踏辉”，这是何等的悲壮，又是何等的苍凉，身负国仇家恨的荆轲担负着巨大的责任和使命西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再加上特定人物的特定语言，我们无不为之动容，而此短话或为流传或为艺术加工，同样缺乏史实加以印证，但达到了“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所以说《史纪》中虚实相生的语言对人物的塑造已跨越了时代，足以流芳百世，《史纪》中类似的语句很多，我不再一一列举。

三、采用“互见法”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

“互见法”即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因为《史纪》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件事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如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代雄主形象，而在《史纪・孝武本纪》中，司马迁只单单叙述了“武帝求仙”这一件事，如通过这一件事去全面评价汉武帝是有失公允的，我们要全面、细致、深入了解汉武帝，只能在《史纪・李将军列传》《史纪・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汲郑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去寻找。如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我们会发现汉武帝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卫青又一个奴隶擢升为大将军，霍去病17岁带兵打仗，这样的用人魄力也许只有武帝才有。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我们看到的武帝不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形象，原来武帝也重文治，也推崇文章，那么《沁园春・雪》中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语句也就不足为信了。《汲郑列传》中的汲黯更颇似唐代的魏征，而汉武帝虚怀若谷的气魄不也跟唐太宗很相似吗？

再如汉高祖刘邦，作为一代英主，他聪明机智，善听臣言，善于用将，有一统天下的辉煌业绩；但作为一个人，刘邦也有不少的缺点，他的流氓无赖，他的将兵无能，他的自私残忍就在《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张丞相列传》中附带几笔。再如在《田单列传》中的田单，在燕国灭齐如同摧枯拉朽的特殊情况下，被推上了保卫墨城的位置，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勇敢地同燕人展开了较量，一步步收复齐国的失地。但聊城之战却打得异常糟糕，损兵折将、久攻不下。如果把聊城之战也写入《田单列传》中就会给人“智者不智，勇者不勇”的印象，损伤田单的形象。而聊城之战又不能不写，故而司马迁九把聊城之战写入鲁仲连的传记中。

司马迁通过“互见法”，既留给我们真实的历史，又让我们看到了生动，鲜明而又完整的人物形象。

总而言之，《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名著，运用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一系列丰富饱满、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为后代作家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司马迁继承了他父亲司马谈对待古代文化的态度，博采众家，去其之短，取其之长，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其高超的创作技巧而名垂青史。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世纪新论[M].求实出版社，1981.

[2]司马迁.田单列传[A].韩兆琦，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08.

[3]司马迁.刺客列传[A].韩兆琦，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08.

[4]司马迁.太史公自序[A].韩兆琦，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08.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第4篇

春秋战国时期伯乐开“出场费”先河孙阳“一旦而马价十倍”，获取“一朝之贾”

伯乐，姓孙名阳，是春秋战国时期郜国（今山东菏泽境内）人，后服务于秦国。孙阳是当年的相马名人，擅长辨识马的优劣，伯乐是大家对他的习惯叫法。有关伯乐做商业促销一事，见于《战国策·燕策》里的“苏代为燕说齐”条。

苏代是当时着名的纵横家苏秦的弟弟，“伯乐相马”就是苏代为燕国到齐国游说时，给在齐威王面前说话很管用的淳于髡讲的一则故事。其内容可谓众所周知：有一个卖骏马的人，接连三天守候在市场里，也无人问津。卖马人很着急，于是去见伯乐，说：“我有一匹骏马，想卖掉它，可是接连三天守候在集市里，也没有哪个人来问一下，希望先生能绕着我的马看一下，离开时还回头看它一下，这样我愿意奉送给您一天的费用。”伯乐答应了，真的来到集市，依言围绕着马转了几圈，离开时还回头再看了一眼。结果“一旦而马价十倍”，马不仅卖了，马价还暴涨十倍。

苏代讲此故事的用意，尽管不在名人的商业广告价值上，却给中国广告史提供了一个非常形象、鲜活的成功案例。从所述来看，卖马人颇有商业头脑，十分了解“名人效应”的作用，仅仅花费“一朝之贾”，即一天的劳务费，便请到了当时的相马专家伯乐，实现了卖掉马的商业目的。卖马人给伯乐的“一朝之贾”，在现代叫“出场费”，这也开了中国名人参与商业行为拿“出场费”的先河。

汉代女名人也做“促销女”

卓文君留下“文君当垆”的千古佳话现代广告喜欢使用漂亮的女明星代言做广告，古代亦然。过去女性喜欢用的一种叫“玉搔头”也叫“玉挠头”的首饰，能得以流行，便与一位汉代名女人有关。

汉武帝刘彻的宠妃李夫人很漂亮，她喜欢用玉簪修饰发型。有一次刘彻去看望李夫人，他走近李夫人身边时，取下李夫人的玉簪挠头发。此事传出后，宫妃纷纷用玉料来打制簪子，希望获得皇上的宠幸。“玉挠头”由此在汉代流行起来，玉料的价格因此成倍上涨。

此故事见于《西京杂记》“挠头用玉”条。玉价成倍上涨，或是玉器商人利用了当时李夫人受宠故事，大作广告的结果。

李夫人的“代言”行为，严格说起来并不具备真正的商业广告性质。但在汉代，女明星、女名人参与商业活动，确已不新鲜。

汉代餐饮业已很繁荣，街头酒店受到普通消费者的欢迎。这时的酒店经营者颇有创意，在店前面垒起高台，即所谓的“垆”，然后把大酒坛子放置于上，还让一名漂亮的女子站在旁边，以吸引眼球。这样的女子，在现代叫“促销小姐”。当时名声远播的大才女、大富商卓王孙之女卓文君，便曾当过“促销女”。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当年大才子司马相如，与当时17岁的卓文君私奔后，为了谋生，在四川临邛盘了一家酒舍，开了个小酒店。司马相如洗盘子，卓文君则站到店前的酒坛旁边揽生意，“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典故由此而来。

“文君当垆”，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却是古代女明星参与商业活动的经典案例。现代流行的女星为某一品牌的商品站台，无非是“文君当垆”的现代版。

东晋时期出现“慈善广告”

王羲之“题扇赠老姥”，“人竞买之”

古代名人参与商业活动，并不都是商业行为，有时是一种慈善活动。有“书圣”之誉的东晋着名书法家王羲之，生前便曾利用自己的名家身份，为一个卖扇老妇人做好事，免费为她卖的扇子题字。

据说有一天，王羲之散步到绍兴城里的一座石桥上，见一个老妇人提着一篮竹扇，在桥头叫卖，但好久也不见有人来买。王羲之遂上前对老妇人说，如果在扇子上写上字，应该好卖些。老妇人同意了，王羲之便在每只扇子上题写5个字。老妇人起初还有点不高兴，王羲之告诉她，你就说这字是王右军写的，每只要价“百钱”。老妇人依言说了，扇子很快被抢购一空。

司马相如列传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汉盛世 张骞 汉武帝 匈奴 大月支 乌孙

张骞与汉武帝刘彻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张骞年龄长于刘彻，参政汉廷则在公元前141年景帝去世，刘彻继帝位之后。张骞为郎及第一次出使西行的时间，始于武帝以建元纪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40年至前126年），历十五个年头。

一、受命汉廷西使大月支

张骞，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生于汉文帝后元年间（公元前164～前157年）,是西汉盛世卓越的自由民政治活动家，而于盛汉的立国方略、外交事务、民族关系、地理探险等领域多所建树，并对后继者发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公元前138年，张骞率百余人的探险队伍由陇西出发，往使大月支。途经匈奴右贤王地界，而被拘羁送往单于庭。张骞在匈奴滞留10年余，娶妻生子，但始终秉持汉节。后移徙匈奴西部属地，寻机出奔；西行数十日至大宛。大宛为发导译人员，将张骞一行送抵康居，由康居转致大月氏，最后到达大夏。其时大月氏臣服大夏而君之，且土地肥饶，已安其居而乐其业，加之距汉地遥远，殊无对匈奴复仇的愿望。

张骞经过年余的外交活动，对葱岭以西的人文地理特征有了总体性把握，因欲改道傍南山从羌中返汉，但复为匈奴所羁留。张骞受汉廷派遣第一次西行出使大月支,极大地拓展了盛汉朝野对世界认识的新视野，为此后汉廷相关的政治、军事、民族、外交、经济决策，提供了客观而可靠的依据；同时也为中亚跨入新经济时代带来了勃勃生机，此前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 (《大宛列传》) [1]；而中国经中亚通往旧大陆商道的开通，其历史地位和影响，至今仍为举世传扬。还有值得称道的是，当时中亚诸国尚无自己的成文史流传后世，张骞为汉廷提供的相关报告，则备载于《史记》与《汉书》中，乃是今人研究古典文明时代中亚历史所根据的重要原始文字资料。

二、探索西南地界议案的提出

自武帝即位至张骞第一次出使东归，汉匈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廷曾以30万众伏击单于的马邑之谋，标志着汉兴和亲策略的终结。元光六年，武帝遣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兵分四路出上谷、代、云中、雁门，这是汉军对匈奴实施战略反击之始。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置朔方、五原二郡，并募民10万口徙朔方。在中国政治一体化进程方面，唐蒙通夜郎置健为郡，司马相如经略西夷，南夷和西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 (《司马相如列传》) [1]；东夷君南闾等率28万之众内属，汉廷一度建置为苍海郡。而与部族邑国内属大潮相对照，三边部族纷争已充分显示出它的野蛮落后特性。

张骞时任的大中大夫之职，属汉廷的议政序列官员。为顺应并进而推动盛汉风行的大九州立国论及中国政制一体化思潮，张骞在首次提出了从西南夷经印度半岛北部到大夏，包括今之地区在内的中国西南地界走向的实证性见解，以及进行实地探索的可行性报告。张骞首倡此议的客观依据，是他在大夏时亲睹而非于内郡道听途说得知，邛之竹杖和蜀布为当地商人经由身毒运至大夏出售；“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大宛列传》) [1]

汉廷不但顺利通过了张骞的议案，武帝还将它作为中长期国策悉力贯彻实施。盛汉执政当局由此要达到的战略目的则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有利于盛世民族集睦大业的全面拓展。汉廷大张旗鼓地在西南夷发起地界西接大夏的行动，实为这一带居民涌动的内属大潮的积极回应；而对华夏支派的羌人来说，则是原本融于神州之域，时论所谓“禹出西羌” (《盐铁论・国病》) [2]，其居处正是：“青藏高原为诸羌地，唐旄、发羌在今境，先零羌傍西海（今青海）而居” (《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 [3]。其次，将汉帝国地界经身毒北方西接至大夏，不但能为西南诸郡对西方的贸易活动提供极大便利，且可将中国风靡的天下一统思潮推而广及葱岭以西地区。于此《史记・大宛列传》尝载其言之要领曰：“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

三、以军功封侯及探寻西南通道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武帝派遣大将军卫青统率六将军10万骑兵从定襄出击匈奴。汉军深入匈奴腹地数百里，俘获部众19000人。单于从此不再于漠南设王庭。汉在军事上从马邑之谋前的受制于匈奴转入战略优势阶段。张骞以校尉从大将出征，因“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 (《大宛列传》) [1]，武帝据汉法以军功封骞为博望侯。

张骞参加这次战役的作用和贡献表明，正因其先被羁匈奴腹地得以获集的大量地理知识及水源、牧草分布资料，方为汉军大捷带来了诸多行动便宜。由此联系到史籍记载的张骞首次西行出使的关键情节，值得推敲的是：1、因匈奴右翼势盛及与羌人的约盟关系，汉使出陇西必然面临为匈奴羁留的困境，可又要寻机完成通使任务，这就需汉廷庙算在前，并将摆脱逆境的预谋授于干练的持节使者从容应对。于是史籍特作提示：“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2、汉廷募选持节使，强调体质、才能和毅力超常者胜出，同时为之配备原籍是匈奴而非西域的随员同行，以解决长期羁留匈奴的语言沟通、入乡随俗、识途辨向等难题。史籍中的人物传略于此已作充分交待。3、此次汉使被羁的地点虽难考明，但张骞

被羁後“传诣单于，单于留之”，则为史家言之凿凿了；当单于解除敌意而张骞获得宽遇的机会后，汉使实现了由“居匈奴中” (《大宛列传》) [1]到“居匈奴西”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4]，即从漠北单于立庭的地带向西迁移的重要行动步骤。事实上，这也是张骞既入匈奴之境而再度转向西使月支征程的新的出发点。4、《史记》《汉书》皆载张骞从匈奴西境出奔月支的既定方向始终为面西，其结果必定是沿阿尔泰山南麓而非稍后人们了解的西域北道进入大宛境。堂邑父为汉廷立功的行动，与熟知这条路线不无关系；而此时张骞能胸有成竹的“与其属亡乡月氏” (《大宛列传》) [1]，也是出使前已于汉廷谋虑周详的有力证明。此外，当张骞由陇西出使之际，康居使者大致也沿这条路线到达长安(《董仲舒传》) [4]，未久则有举国震动的马邑之谋。

张骞建立军功的次年，即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遣张骞由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探索通向大夏的道路。其中向南进发的汉使队伍虽困阻于昆明，“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张骞此举，是在唐蒙、司马相如经略西南夷基础上进行的，它宣示了汉廷把西南夷地区纳入帝国政治一体化进程的战略计划和目标将持久地加以实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大宛列传》) [1]

四、汉匈漠北决战与张骞建汉乌和亲之议

汉廷通过河西战役，阻断了匈奴与西羌的军事同盟关系，并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汉军分道深入漠北，与匈奴主力决战：大将军卫青首虏单于部 19000 余人，北至置颜山赵信城（蒙古杭爱山南）还师；骠骑将军霍去病执获左贤王部7万余人，封狼居胥山（蒙古乌兰巴托东）临翰海（呼伦贝尔湖）而还。经过这次大战，匈奴远遁，“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 (《匈奴列传》) [1]。

张骞提出汉廷与乌孙建立同盟关系的手段和途径是，汉使持厚礼与乌孙通好，“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也即招招来乌孙东归祁连、敦煌故地安居，武帝嫁宗室女与乌孙王，汉乌和亲而为昆弟之谊。而汉乌同盟关系一旦确立，汉廷可得施展的战略目的有三：一是此前汉军经过几度奋战，虽改变了汉匈战争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但匈奴对汉的军事威胁尚未根本消除，汉廷如实现西连乌孙双方合兵以夹击匈奴的计划，则无异于“断匈奴右臂”，从而最终解除严峻的汉匈军事对峙形势；二是在汉乌结为同盟对匈奴发起全面攻势之际或汉匈战争结束之后，汉廷可以强大的经济和军政实力为依托，将朝野涌动的中国政制一体化风潮及天下一统大业推向葱岭以西地区，“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大宛列传》) [1]；三是在玉门关以西至葱岭地带的西域境内，各城国的军事实力没有超越乌孙者；西域城国内属既成定势，而汉乌结盟则乌孙也将成为稳定西域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不言而喻的。

五、汉使队伍进驻乌孙及葱岭以远地区

汉匈漠北决战的当年（公元前119年），汉廷采纳张骞之议，武帝任以为中郎将，率大批持节副使和 300 人的远征队伍，以及马 600 匹，牛羊以万计，价值数千万钱的币帛财物，出使乌孙并至他族邦。此时，河西地区已空无匈奴，张骞所率的汉使队伍从西域南道进入乌孙。乌孙王欲以见单于之礼受纳汉使致赐的财物。张骞说服昆莫以汉廷礼仪拜受了“天子”之赐，并申明汉廷通使乌孙的目的：“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其时，昆莫无得率尔决断汉使欲其举众东徙建议的缘由大致有二，一是乌孙的王政体制规定了王权受制于贵族势力，乌孙地近且久已服属匈奴，乌孙大臣皆畏惧匈奴的心态难以顿消，昆莫即有东徙之意但不具专制权。二是乌孙的军事实力一分为三，昆莫中子大禄与昆莫嫡长孙岑娶各自领有万馀骑兵和属地，昆莫虽有权统领全军，“亦以此不敢专约於骞”。太史公谓张骞于乌孙“不得其要领” (《大宛列传》) [1]处，也即指其决策体制与汉廷相异而已。其实，乌孙族众对今昔自然生存环境的变迁业已适应，又以距汉遥远且无坦途通好，当下难知汉之国力大小强弱，这些才是关乎乌孙东徙决策的根本因素。

张骞此次率汉使队伍西行赢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张骞到乌孙伊始，即依汉廷既定计划，分遣副使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弥等族邦展开外交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及中西南亚，远者到达北非及地中海沿岸。因而对旧大陆居民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事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划时代事件。而且，就张骞及汉使坚持的外交活动原则而言，也同文明人类的整体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同所到之国友好沟通，讲求自主自愿，平等互惠关系，而不干预对方的内部事务，是以深得各地人们的信赖和尊敬。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在乌孙等地从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外交活动后东归。乌孙为报谢汉廷的友善行为，派遣了数十名使者并有向导和译员，护送张回国，“因令窥汉，知其广大”。同时昆莫还精选了数十匹良马馈送武帝。当张骞偕同乌孙使团回到汉廷，朝野引以为荣，武帝拜骞为大行，再次位列九卿。“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大宛列传》) [4]而武帝特名乌孙良马曰天马，后更名曰西极马。

张骞返回汉廷后，他在乌孙分派各地的汉之持节副使，也纷纷偕同东来报谢和观光的使者队伍返回长安。当年，汉廷为便利由西北出境的通使通商活动而初置酒泉郡。同时设立了均输平准机构，以便将国营商业囤积的丝绸和漆器等过剩商品用于世界贸易领域。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 年），张骞去世。武帝为表彰骞之事迹及伟业：“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使者相望於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而张骞在外交活动中表现出的可贵品质，以及由汉帝国引领的世界通使通商新时尚，使之赢得了中外好评如潮：“其後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於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大宛列传》) [1]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百子全书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影印，1984.

[3]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