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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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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

金融界范文第1篇

“世界杰出华人奖”旨在表彰在行业具有突出成就、并积极投入参与世界华人公益事业的华人精英,多年来已在全球华人中形成感召力,影响日益扩大。此次盛会,曾宪梓、霍震寰、郑明明、杨受成、王治郅等18位华人获颁本届“世界杰出华人奖”。这 18位获奖者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界别,其中有一位业绩斐然的金融界代表,也是本次盛会上唯一用英语致辞的获奖者代表,他就是艺连财经印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族专业汽车工作坊有限公司主席王文汉先生。

其实,就在半个月前的7月17日,王文汉先生已经获得了与“世界杰出华人奖”同时颁发的另一个荣誉博士学位――美国纽卡索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亲手为他颁奖的正是美国纽卡索大学校长安东尼・休斯博士(Dr. Anthony Hughes)。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两次获此殊荣,充分说明了世界华人协会及社会各界对王文汉先生的肯定与赞赏。勿庸置疑,能够达到这一高度者,绝非一蹴而就、侥幸得来,奖项与荣誉、掌声与鲜花的背后,往往有着令人信服的理由。那么王文汉先生的获奖理由是什么呢?

百炼成钢:勤勉精进终有为

“……前路那怕是掀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挨死悭胆粗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我是潮州人……”相信有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电视连续剧《我来自潮州》的主题歌《胜利双手创》。歌中激荡着一股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斗志,洋溢着一种打破现状、创造未来的力量,可谓荡气回肠。其实,在王文汉先生身上,就有着这样的斗志和力量。

王文汉先生祖籍广东潮州,虽然他本人在香港出生,但他的父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潮州人。众所周知,潮州人历来以勤劳勇敢、勇于拼搏、富有创业精神和经商天赋著称于世,曾涌现了像李嘉诚、林百欣、黄光裕等大批商界巨子。在王文汉先生身上,恰恰体现出了潮州人的这种共性。

1975年1月1日,是王文汉先生踏入社会大门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时候王文汉刚刚读完中三上学期,本来各科学业成绩都很优秀的他,却因为家境清寒、无以为继,不得不辍学,加入一间名为MARSHALL的英资外汇经纪公司。不难想象,当时的王文汉先生要忍痛结束自己热爱的学业,心中有多么惶惑、多么不舍,但回过头来看,或许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之下不断锤炼,才成就了他日后的成就。

在MARSHALL公司,王文汉先生由信差做起,脚踏实地,勤学苦干,将潮州人身上的拼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再加他本身极有天分,悟性强、头脑灵活,懂得因时就势、自我升值,因此进步神速,而且深受上司和同事赏识,职位不断擢升,薪资也在短短数年间由月薪五百元大幅提升至数万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样的薪资水平可以称得上“打工皇帝”――要知道当时一座位于香港碧瑶湾的房子也仅值28万港元。

王文汉先生从做第一份工作起,老板和同事绝大部分是外国人,这就无形中为他学习英语营造了一个极好的语言环境,加之王文汉先生本人在语言方面颇有天分,因此本来学历并不高的他,却能说得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这也是2007年获“世界杰出华人奖”时,唯有他一人用英语代表获奖者致辞的主要原因。

从刚刚开始工作起,王文汉先生除了苦学英语之外,还不忘全方位地给自己充电。他把培根说过的一句话――“天赋如同自然花木,需要学习来修剪”深深铭记在心,他利用工余时间报读了圣保罗夜校,完成了中五课程,其后又不断进修,令自己的知识素养的不断提升。

长袖善舞:金融市场显身手

“人生中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地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狮子山下》歌词

心血与汗水汇聚成河,必能冲开理想之门。王文汉先生的辛勤付出没有白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间猎头公司引荐他加入美国第三大银行――大通银行,职位是外汇部的第二副总裁。当时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跟哥哥王文雄(后更名为王冠一)继续打拼,另一路就是到大通这间被誉为“金融界训练学校”的跨国银行学习深造、一试身手。但大通银行能提供的月薪只有数万元,与原来每月入帐十几万元显然有很大的差距。何去何从?1982年1月,王文汉先生在大哥王文雄先生的支持下,毅然选择了加盟大通,放弃眼前利益,为未来的长远发展铺路。

王文汉先生进入大通银行担任高管之后,即全身心投入到这份全新的工作当中,并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令银行获利颇丰,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公司上下的一致认同,职位节节高升。之后,他又被选派到台湾,担任银行的司库和副总经理。当时正值台币升值,王文汉先生在金融市场上长袖善舞,又为银行赚了大钱,立下了汗马功劳,令银行在台湾的业务蒸蒸日上。

虽说在事业上捷报频传,但王文汉先生从未因此而志得意满,在他的词典里,永远没有“停滞不前”这个词。他就像一位勇而无畏的跋涉者,每每征服了一座高峰,他都从不驻足观望,而是继续前行,挑战下一座更高的山峰。

后来,又一家猎头公司看中了王文汉先生,引荐他到美国总统船务公司工作,负责管理庞大的环球资金,同样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这样的辉煌历程并未就此止步,在美国总统船务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王文汉先生又应美国第六大银行――美国信孚银行之邀,成为信孚台湾分行的总经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王文汉先生年仅三十岁,可说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银行地区主管之一。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王文汉先生对香港始终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因此,虽然他在台湾的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如日中天,但他总觉得回到香港、回报香港将是自己必然的选择。于是,他1990年回港,在仁济医院担任总理,为期两年。在两年的任期内,王文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慈善事业上,不遗余力地推动仁济医院各项事务的发展,他所作出的贡献和成绩同样有目共睹。

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写传奇

“没有泪光风里劲闯/怀着心中新希望/能冲一次/多一次/不息自强/没有泪光风里劲闯/重植根于小岛岸/如天可变风可转/不息自强这方向”

――BEYOND・《无悔这一生》歌词

回香港之后,王文汉先生除了服务于仁济医院之外,主要投资于股票市场。初期连连告捷,形势一片大好。但众所周知,股票市场瞬息万变,存在很多难以逆料和把握的不确实因素,稍有不慎就会给投资者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很不幸的是,王文汉先生也在风谲云诡的股海中遭受了重创――1992年,他在股票市场严重失利,辛辛苦苦打拼多年积攒下的资金所剩无几,从而陷入第一个低潮期。

逆境是人生的试金石,弱者一遇挫折就颓丧沉沦、不敢越雷池一步,往往从此一蹶不振;强者身处逆境则愈挫愈勇、奋发图强,往往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王文汉先生无疑属于后者。面对股票市场带来的重创,他一方面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另一方面重拾信心,以“打不死”的精神开创新的事业,期间曾赴地处祖国大西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矿业,以图东山再起。

1998年,王文汉先生重整旗鼓,再度返港,在一间上市公司工作。从此,他逐渐走出低谷,事业之火熊熊燃烧,而且愈烧愈旺!虽说王文汉先生曾在股市遭遇重创,但从不服输的他并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告诉自己:“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立起来”,因此他毅然再度出击股市。不过经过多年的反思和积累,他的投资眼光更加犀利、手法更为稳健,已经形成一整套独特、完善的投资理念,这令他在股票市场大有斩获。可以说,回港之后,王文汉先生无论在股市、投资移民和地产生意上都做得非常成功,甚至更胜以往。

2006年,王文汉先生入股艺连财经印刷有限公司,为超过一百间上市公司印刷年报,并打算为上市公司发展串流广播,因此最近亦辞退了几间上市公司的执行董事职务,并卖掉这些公司的所有股票,全力发展个人生意。

2007年初,王文汉先生看准汽车服务业的发展前景,又成立了王族专业汽车工作坊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洗车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他大胆打破常规,采取了差异化经营策略。别的洗车行大都门面简陋、设备陈旧,一般只需投入一二十万港币便可营业。而王文汉先生却坚持与众不同,斥资一百四十万元投入王族专业汽车工作坊,成为全香港最豪华的一间洗车行。这种敢于投入的精品意识,使“王族”迅速打响了招牌,成为跑马地有车一族最青睐的洗车场所,短短四个月时间便带来非常丰厚的收入,再一次印证了王文汉先生超人的胆识和投资眼光。

王文汉先生在金融界摸爬滚打多年,已造就了一种随时寻找投资空间、挖掘商机的意识。在很多人看来不屑一顾的一些细节,往往在他看来就是赚钱的机会,这种卓越的专业眼光为他带来的收益是非常可观的。但他始终一个原则,那就是自己的投资行为必须是不犯法、不害人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赚取不义之财,这是我的底线”,王文汉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严肃。

乐天达人:生命之树永长青

“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志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

――BEYOND・《不再犹豫》歌词

事业和人生的起伏,令他领悟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回馈社会”的使命,令他在慈善机构、足球发展、社区服务、纪律团队及老人服务方面,都曾担任重要公职,为广大市民出钱出力,谋求福祉。

王文汉先生先后担任的社会公职主要包括:西九龙护青委员会会长、关顾更生人士会副主席、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电影检查小组顾问、公益金之友(葵青区委员会)副主席、香港交通安全会副主席、香港交通安全队(大埔区)指挥官、香港童军总会新界东地区副主席暨训练委员会主席、第九届中西区区节统筹委员会钻石荣誉会长、九龙乐善堂当年总理、仁济医院(90-92)总理、葵青狮子会(06-07)会长、香港足球总会-香港08(甲总足球队)领队、香港汕头商会永远名誉会长、香港澄海同乡联谊会名誉会长、新界总商会会董、澳门福建青扬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广东省茂名市政协委员、汕头市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创新人才发展研究院院士……

王文汉先生自近年在生意上再展拳脚后,在社会服务和公众事业上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出力出钱又出主意,备受各界称道。因此人们都称他为有求必应的“黄大仙”。近期致力发展“国际骨胳疏松基金会”,希望增加公众对骨质疏松的认识,及早预防。

谈起多年来在事业上的发展历程,王文汉先生的言语之中丝毫没有那种“曾经沧海”的沧桑感,有的只是 “胜似闲庭信步”的洒脱和“人生能有几回搏”的豪迈。过去的沉浮经历对他来说都已成过眼云烟,他从不曾为此而唏嘘感伤,即使谈到,也总是伴随着他那爽朗的笑声。“我不止一次遇到人生的低潮,但今天看来,没有当初的那些挫折,可能根本无法让我取得今日的成就。过去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我珍视的一笔财富,而且我现在可以这么说,再多的困难、再多的挫折都打不死我!无论什么时候从头再来,我都可以东山再起,我都可以活得很精彩!”

诚如此言,在金融界三十多年的历练,王文汉先生不仅成为一位行动家、实干家,而且堪称一位思想家。与他交谈,往往能从其言辞之中捕捉到关于金融、关于投资、关于人生的思想火花,每一朵火花都闪耀着智慧之光。

虽然如此,王文汉先生做人做事却始终保持着一颗谦和之心。他从不为自己取得的任何成就而沾沾自喜,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来积累学识、提升自我。比如说,他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读书、收看财经电视节目、跟各界人士交流……他认为经常跟人家聊天,常常会得到不少启发,从中增加自己的学问,或是发现潜在的商机,令他受益匪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把人家的智慧搬到自己的头脑里面。”此外,好学不倦的他仍然希望能够在学术上再有增进,正打算报读香港及内地的金融硕士及EMBA课程。

后 记

金融界范文第2篇

这名成为猎物的分析师在大陆某个行业具有权威性,他在报出上一年收入总数之后,国际投行就自觉无法再谈下去。当然,猎头公司这笔生意也吹了。据称这名在中国屈指可数的人才上一年总收入约200万美元,国际投行开出的2011年价码至少需要1500万元人民币。据了解,这家投行后来请了另一名“有潜质”的分析师。 2010年9月9日,上海陆家嘴金融区,一名女子正在过天桥。

业内人士指出,在大陆从事这一特定行业分析的专家凤毛麟角,必须同时熟悉A股(上海股市)和H股(香港中资股)市场又了解这个行业。而同样职位,在香港请到的人员价码只要150万美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愿景尚在建设的路上,金融界顶尖人才的收入却已经赶上甚至超越香港、新加坡等金融大城市。国际猎头公司高级顾问刘克力认为,金融业人才的收入其实不是根据所处的城市,而是领域。“上海证券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他说,“证券相关领域买方与卖方的中高端人才,比如基金经理、行业分析师,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可以和香港、新加坡比了。”

他举例,以每年最佳25%基金经理来说,上海人才的收入在300万至600万元人民币,而“这只是奖金,薪水要看是哪一类公司”;香港的水平也差不多如此,“差别在于拿的是港币”。

2008年的资料显示,目前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从业人员人口比例一般在10%左右,纽约有77万金融从业人员,其中,华尔街就有40万人;伦敦仅金融城内的金融从业人员就有30万;香港地区也有35万人。而上海的金融从业人员不到20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的1%多一点。仅以国际公认的注册金融分析师为例,美国目前有25000人,中国香港、新加坡各有1000人,而在上海,还不到100人。

上海证券市场待遇一枝独秀,也因为中国投资渠道少,几乎都集中在证券相关领域,但同时也造就一些对某一单一产业研究非常深入的专家,包括稀有行业,而境外机构要投资这些领域,只能高薪挖角。

英国最主要金融业猎头公司瀚纳仕人才管理大中华区区域总监爱玛・查诺克(Emma Charnock)告诉本报,中国企业银行销售人员如果拥有国有企业客户或稳定的客源,年收入可以达到80万至140万元人民币。而在香港的同行凭6-10年的经验,身价大约是48万至96万港元外加2-5个月花红。

拥有国企等大客源是关键因素,这个因素使得中国大陆企业银行以及合并收购部门人员的收入比香港同行高出15%至20%。爱玛说,这个差距在大约三四年前其实已经出现。刘克力说,从金融风暴后的2009年下半年开始,就感觉中国基金经理、行业分析师越来越难“挖”。

两地收入的差距缩小造成香港的吸引力下降,但另一方面,大陆人才去到香港,事实上也没有太多优势,除了对A股和大陆市场的了解,在金融其他方面,香港的人才和知识都很充足。反而随着大陆金融业的开放,还需要很多境外人才引进关于各种新产品的知识和技能。但在中低端的差距还是不小,以银行客户经理为例,香港可能仍比大陆高出两倍,但差距正在快速缩小。爱玛甚至认为,如果考虑汇率等因素,预计两年时间就可以使大陆银行业收入赶上香港。

随着大陆金融业和人民币市场的开放,业内人士估计,香港、新加坡等地更需要了解这一市场的大陆人才,但未来可能不易招聘到一流的人选,原因除了收入差距缩小甚至超越,大陆金融业的蓬勃与活跃,生活环境的熟悉,对大陆人更有吸引力。

而在此之外,刘克力也注意到:“如果在其他国家,谈判只要看财务报表,但在中国不是谈技术问题,更重要是看关系。”这也是一些大陆顶尖人才不愿放弃辛苦建立的根基的原因。也许很多个案不足以代表普遍的市场行情,但过去从大陆流到外地的单向人才流动正出现双向甚至反向的趋势则是事实。

一名在香港从事财富管理的中年男子不久前来到上海,加入一家欧洲银行担任高端客户银行主管。收入从110万港元变成90万元人民币,在扣税之后,收入数字估计减少三四成。

这些外人看来难以想象的牺牲,却不影响他的决定。他对朋友说,大陆金融业的压力比起香港还是较小,生活也更舒适,而深入了解这个市场和人群,则是未来更重要的收获。

作者 陈迎竹

金融界范文第3篇

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按国际惯例称为国库券,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由于缺乏流通性,很不受国民欢迎,不少地方政府以党性为号召,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政府和企业索性强行摊派发售。由此,很自然地出现了国库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低价收购国库券。由于各地的收购价格不同,便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黑市”。此行为虽属违法,但已成无法遏制之势。到1988年3月,财政部被迫作出《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汉等七个城市率先试点开放,6月又开放了54个城市。管金生是第一个从国库券流通中嗅出商机的机构券商。

当时,全国银行并未联网,所以各地国库券的价格相差很大,万国只有10多个人,管金生率众倾巢而出,跑遍了全国250个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有一次,他亲自到福州去采购,一出手就吃进200万元,这些从无数散户手中收来的券额都是5元、10元的,塞满了几个大麻袋,他租了一辆汽车直送上海,两个大旅行袋因为装不下,他一手拎一个坐飞机回来。到上海的时候,袋子的底部也已经撑破了。到1989年,万国的营业额已经做到了3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其中,绝大部分的业务来自国库券的倒卖套利。

杨百万在《做个百万富翁》的自述中,写到当年一个细节:1989年元旦刚过,管金生告诉杨百万,他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管处串门,看到处长桌子上压着一份文件,内容是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不久后上市。如果谁知道这个消息,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可能就是100元,获得暴利25元。这是个发大财的机会。于是,杨百万成了万国证券的授权代表,拿了一台万国的点钞机,在海宁路1028号办公室内大张旗鼓地收购,短短几天内竟买走了上海市面上1988年国库券的一半。管金生、杨百万的行动引起了金管处的注意,派人赶到万国突击检查,谁知管金生早想出了对策,把所有的国库券从地下室的金库转移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硬是让来人一无所获,让万国证券躲过一劫。数月后,1988年国库券上市,价格为104元,万国证券公司终于完成了原始积累。

俯瞰世界金融证券中心

凭着管金生接受教育的背景(欧共体),加上他回国后的一系列金融实践,他所订的目标――要把万国打造成中国的美林,自然为国际金融证券界所青睐,他们将他看成了中西融通的新桥梁、西方价值观在中国传播的一条新渠道。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梅尔・林奇等六大证券公司,日本野村、大和等四大证券公司、欧洲银行的证券机构等,都先后派出了代表,走访了中国这家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强烈市场意识的证券公司。

最引人注目的,是当代世界金融大本营――美国纽约华尔街的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盛情邀请他到华尔街访问。管金生于1989年1月成行。这个坚信“向东”才有出路的穷苦农民的儿子,这一回却在华尔街刮起了一股旋风。华尔街的金融家们热烈欢迎这位来自东方的同行。最使管金生激动的,是请他坐上专用直升飞机,从华尔街升空,然后从空中俯瞰世界金融证券中心。

管金生明白,金融证券及其流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它的发展也必须有一个过程――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起步到繁荣,从粗放到精致,直至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它有着必须遵循的自身规律。从上海到世界金融心脏,使他加深了这一认识。对于这个把与命运抗争溶进了血液的农民儿子,华尔街给他印象最深的,乃是一个未必被人注意的细节:交易所大厅地板上的一双双脚印。这是进入这里交易的各种各样的人用鞋底磨出来的――他们对金融证券的行情关注到何种程度!这场所,这精神,造就了千千万万亿万富翁,同时也造就了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操纵了世界经济上话语权的美国!如果拥有这种精神,谁的命运不会改变?

管金生把这一双双脚印印在了心里。他回匡以后,简直像个传教士,他四处演讲,把当时银行、财政、计委、经委各个部门的人员都拉出来,绐他们免费培训,做了大量的市场培育工作。此后,在上交所的建设中,从其交易规则的制定到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万国一手操办;深沪两市能异地交易首先由万国开通;它最早开始在国内推动和实施无纸化交易。管金生也因此一度被称为中国金融市场之王、“证券教父”。

然而,管金生却变得越来越痛苦了,与自忆命运抗争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了。

与风车的对抗

为什么?因为在万国成立的过程中,管金生坚持两点:第一,公司必须实行股份制,而且各大股东的股权比例,不能相差太大。他使万匡成了中国第一个股份化的证券公司;第二,他坚持证券公司必须与银行分开。异地套取国库券差价,毕竟是无奈之下采取的权宜之计,他必须不断扩大证券业务,游说、培育一些企业上市。可是,一个接一个事实,让管金生感受到,他仍然像低人一等的乡巴佬。因为,他们花了大量力气培养的企业,即使已经签订了协议,由他们作为主承销商上市的,也突然会从横里伸进来一只手,把所有劳动成果掠走!是谁呢?是这些企业的开户银行所办的证券公司!有些公司甚至使用这样的手段,对一些企业施压:如果不委托我们承销,我们银行将终止与你们资金往来!

万国证券公司在管金生以后,有一位副总经理在提到当时那种受企业欢迎的程度,以及与专业银行间发生冲突时,他说:“在一级发行市场上,我们曾经一天出席四个发行仪式。企业一下子全跟我们签了承销协议……最后,政府不得不出来协调,分配给其他券商。”

“梗”脾气的他,决心与之抗争!甚至准备把自己的命贴进去!我结识管金生,是在他们公司初创,还挤在北京西路那个低矮又没有窗子的仓库里办公的时候。管金生约我做了几次长谈,都是从午夜到凌晨,那不是叙述,而是沉痛的申诉。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几句话:我不会后退。我随时准备让他们撕成碎片!或许,他们会把你和我绑在一起。你怕吗?……那情景总使我想到堂・吉珂德与风车的对抗。

所幸,管金生不是堂・吉珂德。改革开放的政策,决定了社会的大趋势,这趋势,是符合管金生期待的。尽管阻力重重,但已成主流。当时,在证券交易的二级市场,交易量前10名的证券营业部中,有七、八个都是万国的。万国证券一度持有国内上市公司70%A股和几乎全部B股。1992年底,他与李嘉诚合作,一举收购香港上市公司香港大众,创造了大陆证券公司首次收购境外企业并成为控股人的历史纪录。1994年万国已在新加坡、伦敦开设分公司,并责成副总经理卫哲筹建美国分公司。公司内部机制建设,也逐步地走向完善。1994年底,管金生将公司核心层的三分之二抽调出来,脱产进行业务流程和机制改造,目的就是实现从人治到法治。内部职工将它称之为“五大机制转换工程”,该计划原本于1995年推出。

凭借专业精神,万国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辉煌。可惜,造物主太欢喜玩弄物极必反的游戏了。

金融界范文第4篇

美国经济形势确实不好,2011年8月,美国住房销售跌幅大于5%,超过人们预期。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高达9.1%。

美国焦头烂额,欧元之存亡也是一大悬念。10月中旬之前如果不向希腊发放第二笔救助,希腊将无力偿债,会出现大家不愿看到的违约。国际金融界似乎有一种共识:希腊违约在所难免。希腊财政部长自己也宣布,希腊经济将出现5%的负增长。但市场最担心的还是意大利,标准普尔威胁下调意大利信用评级。意大利将增值税由20%提高到21%,同时对年收入在50万欧元(1欧元约合8.7元人民币)者征收5%的财富税,但仍然入不敷出。

欧元区国家设立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简称“EFSF”),各国认捐的金额分别为:德国1194亿欧元、法国897亿欧元、卢森堡11亿欧元、荷兰251亿欧元、奥地利122亿欧元、芬兰78亿欧元、比利时153亿欧元、西班牙524亿欧元、斯洛文尼亚21亿欧元、斯洛伐克44亿欧元、意大利788亿欧元、马耳他3.98亿欧元、塞浦路斯8.03亿欧元、爱尔兰70亿欧元、葡萄牙110亿欧元、希腊124亿欧元。

但认捐金额中水分不少,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本身就是风雨飘摇,自顾不暇,泥菩萨哪里来的钱救助他人。

不过,要有政治意愿,欧美的债务问题一夜之间便可以消失。欧美有的是钱。但贫富差距悬殊,而且国家有难,富人见死不救。2000年,美国4620万人落入贫困线之下。奥巴马上台之后一直和稀泥,要当八级泥瓦匠,但保守派毫不手软,对他仍然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欧元区债务危机也可以归咎于贫富差别,欧元债务本身就是财富向富人转移。欧元债务是富国借钱给欧洲穷国,但钱到穷国之后流入了穷国富人的手中。汽车是当下中国城市居民的玩具,游艇是国外富豪的玩具;2002年到2011年9月,向西方国家客户交付游艇的数量如下:意大利758艘、美国254艘、荷兰188艘、土耳其150艘、英国86艘,意大利的游艇居然比美国的还多,这个国家焉能不败?

大选迫近,由于经济萎靡,奥巴马的支持率也低靡不起。这个阿斗总统开始着急了,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多次打电话给德国总理默克尔,敦促欧洲朋友们再努力一把,力争把欧元区的问题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美国与欧元区的贸易并不多,但深怕欧元区失火,殃及已经是问题缠身的美国。欧洲央行降息,也让美国耿耿于怀,要世界都降息。

欧洲救助基金有6000亿欧元。美国人抱怨该金额太小,要求德国拿出更多的钱,发挥先锋模范的作用。美国对德国进行了批评教育,说是如果没有欧元区。德国肯定无法在欧元区其他国家出售如此多的产品,德国的出口不会如此顺畅。但德国仍不能痛下决心,领导欧元区各国走财政一体化的道路。

金融界范文第5篇

发达国家融资渠道,一股是银行占40%,证券、信托占30%,金融租赁占30%;中国金融租赁的占比很小,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福建的王老板从2009年开始专业做金融租赁,发展至今,成绩斐然。虽然时间不长,却一直在披荆斩棘,他坦承:“主要是很多人不了解它,连有些金融界人士、实业家的金融租赁的意识都非常薄弱,更何况一般民众。因为陌生,这对开展业务、拓展事业而言,是最大的障碍。”一般都认为,融资就两种,一种是债券融资,一种是股权融资,其实有金融租赁。

刚成立金融租赁公司的时候,王老板亲自跑银行谈业务,很多行长居然都不知道金融租赁是什么,以为是出租影碟片什么的。其实中国引入金融租赁概念是很早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末期,金融租赁非常发达,后来经过政策调整、洗牌,行业有些沉寂。第二次把金融租赁炒热,是在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期间……作为中国“最早一拨”的金融租赁业者,王老板笑谈过去,很是感慨:“从2007年创办租赁公司以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做一个普及推广的工作,作为一个示范,希望能带动福建融资租赁产业的发展、健全,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穷人变富人,最困难的是最初几年。有一则财富定律:对白手起家的人来说,如第一个百万元花费10年时间,那么,从100万元到1000万元,也许只需5年,再从1000万元到1亿元,只需3年就足够了。这告诉我们:开头5年可能是最艰苦的,接下来会越来越有趣,且越来越容易。王老板似乎也是这样走过来,特别是他对金钱的独具天赋的驾驭力让人惊羡,他一路过来,步步为营,熠熠生辉,充满魄力与魅力,他是天才的“金钱调酒师”。

银行和金融租赁有什么区别?“银行是债券,我们是物权……我们是做中长期的贷款,让企业有计划性地返,流动性风险、挤兑风险、政策风险较小。”换言之,金融租赁更善解人意,更机动。他的理念是“风险越大,越安全,因为你害怕,所以时刻都在研究风险,如果没有风险,那么你就倒了。”租赁业是直接服务实体经济,“直接”是关键词,“我也是一步步摸索,当时总觉得很简单,现在越做越觉得水深。租赁,有很多专业知识在里面。”

该如何处置金钱?你有没有好的建议?做为创业前辈,王先生说,“就现在的形势看,企业要关心的是如何追赶通货膨胀。”融资是全球性问题,需要政府的扶持。金融行业的人,讲究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而金融租赁,“我们是帮助创业者盘活资金”。

“卖出去租回来”的双赢案例

金融租赁或融资租赁,是指出租方融通资金为承租方提供所需设备,具有融资、融物双重职能的交易,涉及出租方、承租方、供货人三方当事人,包括租赁合同、供货合同等两个或两个以上合同。出租方根据承租方的要求和选择,与供货人订立供货合同支付货款,与承租方订立租赁合同,将购买的设备租给承租方使用,租期大部分相当于设备寿命期。租赁期间内,承租方按合同规定分期向出租方交付租金。租赁设备的所有权属于出租方,承租方在租期内享有设备的使用权。租赁期满,设备可由承租方留购,续租或退回出租方。

某水务有限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协议:这是一个污水处理项目,期限3年,融资总额为1500万元人民币。协议约定由水务公司将日处理污水5万吨的全套污水处理设备以1500万元人民币卖给租赁公司再租回使用,租期三年。通过回租赁,该水务达到盘活固定资产,增加流动资金的目的,企业的财务状况、资产结构得到改善。

某活性炭有限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协议:将现有价值1900万元人民币的全套活性炭生产设备以1500万元卖给租赁公司再租回使用,租期三年。通过回租赁,该创业公司盘活了大量资金,投入年产1.5吨项目技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有力提升。

2010年12月,厦门某印刷有限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将从德国进口的印刷设备以360万元的价格卖给租赁公司,再租回使用,租期四年。2011年1月,该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再次合作,将从瑞士进口的马天尼“亮马型”胶订联动线以340万元的价格卖给租赁公司,租回使用,租期三年。2012年1月,该公司与租赁公司第三次合作,将其2011年新购入的德国、瑞士和美国的先进设备以1000万元的价格卖给租赁公司,租回使用,租期三年。三次合作,盘活7EP刷公司的设备资产,突破了公司印刷设备和原材料购置的资金瓶颈。如今,印刷产值逐年递增,增幅超过300%,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成功打造出自己的印刷品牌。

通过“卖出去租回来”的倒腾,不仅解决了创业资金不足或者紧张的问题,也帮助了创业公司拓宽了营销渠道,开发了潜在的市场需求,促进了产品的销售和货款回笼。总之,对融资租赁公司和创业公司而言,都是双赢的买卖,而且减轻了资金断链风险。

在欧美工业发达国家,设备的租赁已占全部设备销售量的20%,其中工程机械、飞机、船舶、各种车辆等,60%以上都是通过租赁方式销售。

姚明试水融资租赁

2012年有则新闻,姚明摇身一变成为PE新贵,旗下基金规模66亿。报道称,姚明于2011年接手重庆渝富弘远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姚明旗下黄杉基金、弘远基金两家基金总规模将达到约66亿元。黄杉基金是一家以体育产业为主要投资方向的PE;弘远基金的投资方向主要是金融领域。有观点认为,接手弘远基金可能是姚明深层次介入金融行业的信号之一。弘远基金首期募集资金的规模在3亿元到5亿元,按照初步设想,完成募集资金后的基金总规模将达到50亿元,其第一笔投资目标就是银海租赁。

近一段时间以来,融资租赁新公司成立消息不断,外商融资租赁公司和内资融资租赁公司总数突破300家。人们对姚明投资融资租赁公司的“名人效应”也各有说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越来越多的“姚明”会加入这个新的竞争行列,但是,在行业准入门槛降低、监管方面也存在某些空白的情况下,租赁公司数量激增,是令人担心。不少租赁公司存在股东背景弱、资本金小、人才缺乏,甚至动机不纯等问题;有的成立融资租赁公司主要就是出于圈钱、倒汇、促销、卖壳、盲目崇拜租赁物价值等目的,这些问题将影响行业的整体发展。

我国金融租赁的渗透率(租赁在投资性融资中所占比例)比较低。在发达国家,金融租赁渗透率为15%~30%,而据中国银行业协会金融租赁专业委员会估算,中国租赁渗透率在4%~5%左右。可见,中国租赁市场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创业公司的融资捷径

毋庸讳言,小微企业融资特别难。毕竟是新生的,底子薄、经营风险大、偿债能力低,资金缺口就成了家常便饭的问题,而且缺乏可选择的融资渠道。商业银行有自己的贷款门槛,所以,很难高攀:中小企业直接上市融资门槛更高,它们大多数不具备上市条件;私募资金风险大、成本高,也不太规范。融资租赁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可以使中小企业筹集到所需资金,因为融资租赁是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为主要对象,以融资为目的,租赁双方订有合同并按合同要求支付租金,它是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产物。中小企业只需支付少量的租金,就可以获得资产的使用权,这既解决了它们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又可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