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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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律法规范文第1篇

此次专项行动主要采取主动监察的形式进行，各检查组深入企业进行检查，基本上掌握企业的用工行为和缴交社会保险解情况。此次专项行动按文件精神顺利完成，没有发现严重违法现象，现就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一、专项检查情况

此次专项行动中，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及发生过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用人单位进行检查，共检查用工企业91户，其中，建筑业30户；制造业35户；其它企业26户，在检查中，督促9户用人单位为354名劳动者补签了劳动合同。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共发放限期改正指令书9份，开展劳动保障政策宣传咨询，发放《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宣传资料400余份，接待咨询劳动保障相关政策的达113多人次，拓宽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的宣传途径，扩大了宣传影响力。督促9户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25万元。目前，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率达到90%以上，社会保险参保率比去年也有很大的提高。在专项检查中，主要检查用人单位制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的情况及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用人单位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积极推进《社会保险法》的顺利实施。同时，重点检查企业是否有招用童工的违法行为及是否在女职工的特殊期间对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在此次专项检查中所有企业没有招用童工等严重违法现象。

二、存在问题

（一）部分企业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导致产生劳资纠纷时无依无据，有损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部分用工企业缺乏参保意识，没有遵守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未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当出现工伤事故时支付不起工伤赔偿金，出现不必要的劳动纠纷。

（三）部分企业对劳动者采取的安全保护措施还不够完善，已责令其限期整改。

三、今后工作

为了规范我县企业的劳动用工行为，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下一步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对用人单位执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的监督检查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强对用人单位贯彻执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查处违法行为大力加强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劳动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让企业和劳动者学法、懂法、用法、守法，让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真正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劳动保障监察作用。

（二）、需进一步严格执法行为，加强执法力度，增强文明执法，保证劳动法律法规的具体实施。

保险法律法规范文第2篇

【关键词】银行保险；银行保险；保险兼业

【正文】

银行与保险合作是现代金融混业发展的主要领域之一，专有名词“Bancassurance”的生成就是典型体现，[1]“Bancassurance”是法语Banque（银行）和Assurance（保险）的合成词，中文一般翻译为“银行保险”。作为一种金融创新，银行保险的内涵随着创新的不断深化和扩展而日趋丰富，并形成从销售、到组织、再到产品等多方位、多层次的形态。银行保险业务是银行与保险在销售环节的合作，属于银行保险的最基础形态，故称之为狭义上的银行保险，例如2000年经合组织（OECD）在研究报告《世界金融服务的一体化：前途与问题》中对银行保险的定义：“通常指银行销售保险产品或保险公司销售银行产品（most commonly refers to banks selling insurance products and usually vice versa）”。[2]与传统的保险机构相较，银行成为保险产品的销售渠道，具有以下无可比拟的优势：（1）银行的优质客户资源和良好公众形象有利于消除客户对保险产品的距离感，提升客户的信任度，从而为丰富多样的保险产品及其推陈出新，提供巨大的潜在市场。（2）银行处于客户需求的源发点，[3]通过对客户基本账户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够掌握客户购买习惯、经济状况和财务手段等资讯，如果对庞大的客户数据库进一步运用现代电子技术予以信息挖掘，精准地细分客户群和目标市场，则能够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保险产品。（3）银行密集而庞大的物理网点和虚拟网点构成保险产品销售和服务的网络资源，借助银行网络销售保险产品，是银行自身的硬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有助于充分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我国，银行业相对其他金融各业，发展得最早、最成熟，在金融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银行的品牌优势、客户优势及地缘优势凸显，因此银行在保险产品的销售上所具有的上述天然竞争优势尤其突出。

一、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的立法问题及成因

银行保险业务衍生了新的金融风险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是银行保险业务发展的重要保障，诸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法律影影倬倬地也授权监管部门通过制定行政规章等方式对其予以规制。2000年保监会颁布的《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是目前规范银行保险业务最直接且最具效力的行政规章，但其内容远远滞后于银行保险业务发展的客观现实，2006年保监会为进一步规范保险兼业市场，促进保险兼业机构依法合规经营，制定《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试点办法》，对保险兼业监管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并决定在北京和辽宁两地先行试点，2008年保监会下发《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但是至今未正式成文。旧规则落后、新规则难产，监管部门只得一再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例如2003年《关于加强银行人身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3］25号）、2006年《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保监发［2006］70号）、2009年《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银监办发［2009］47号）、2010年《关于加强银行寿险业务结构调整促进银行寿险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保监发［2010］4号）等。

政策主治下的我国银行保险业务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一些基本规则模糊易变，以致在不断调整中银行保险错失发展良机。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规范建设受窘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与失衡的金融产业结构。金融分业体制对于解决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治理通货膨胀、防范金融风险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4]虽然金融混业已蔚为全球潮流趋势，但是受限于我国当前金融发展水平及相对薄弱的金融监管能力，不可能采取“大爆炸”的改革模式，一蹴而就完成金融一体化转型，金融分业体制在我国仍将存续一段期限。那么，在既存金融分业体制下，法律规范的构建应为以银保合作为代表的金融混业创新预留发展空间。同时，我国目前金融产业结构也是法律规范建设不容忽视的客观背景。我国金融诸业发展极不均衡，尽管银行业市场份额逐步降低，但是仍然占据金融的核心地位，而且与保险业低集中度、高竞争的状态相比，我国银行业内垄断格局未彻底地改变。这就造成银行保险中双方不对等的博弈困局。为此，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规范建设应以加强银行竞争、促进银保合作为取向，采取不对称的规制手段，建立银行、保险之间利益平衡机制。因此，我国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规范体系构建应遵循主体、关系、客体、结构的逻辑脉络，首先找到其逻辑支点，即主体、数量因素、行为矫正、治理结构模式，然后以下列内容为重点：（1）考虑银行保险业务的经营定位，以确定经营模式的法律形态；（2）明确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主体资格；（3）处理银行保险业务的经营权限及其与传统金融产品的关系，以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关系内容；（4）进一步明确银行保险业务的责任分工，强化信息交流；（5）完善银行保险业务监管漏洞的救济措施，等等，以完成对银行保险法律规范体系核心内容和有机结构的构建。

二、银行保险主体资格的法律定位

银行受保险人委托，在从事自身银行业务的同时，为保险人代办保险业务，属于保险兼业人。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保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其第4条明确规定，“保险企业不得直接委托个人办理保险业务”，第7条第1款将保险机构分为专职保险机构和兼职保险机构两种类型，并将兼职保险机构名称统一定为“保险代办站”，但是没有加以特殊规定。1995年《保险法》出台，允许个人担任保险人，但是受当时银行保险发展水平的局限，法律未明确保险兼业人。1996年人民银行根据《保险法》规定制定、颁布《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保险人包括专业人、兼业人和个人人，同时设专章规定兼业保险人。1997年人民银行废止《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颁布《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该规定基本沿袭《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兼业人的规范。1999年保监会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保险中介市场清理整顿方案》（保监发［1999］31号），规范保险兼业行为，根据《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有关规定，下发《关于加强保险兼业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年《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对保险兼业资格条件及取得《保险兼业许可证》程序予以规范。2006年7月，《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首次明确提出，商业银行保险业务，其一级分行应当取得保险兼业资格，随即保监会又《关于商业银行申请保险兼业资格有关问题的解释》再次明确一级分行应当取得保险兼业资格，但是对业已存在的各地保险兼业监管政策不规范做法予以承认，直至《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出台。2006年10月，《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试点办法》采取分类监管，对保险兼业市场准入分成A、B、C三类，由高至低设置。相关机构经保监会批准并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保险兼业活动。2008年保监会颁布《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该文件与试点办法基本一致，只是增设第12条：“分支机构申请保险兼业资格，其法人机构必须具有保险兼业资格。经营范围为全国的法人机构申请保险兼业资格，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总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由该法人机构所在地的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办理具体手续”。总之，立法上对银行保险业务的资格条件日趋严格，并将准入条件与监管政策相衔接，实施分类设置，同时规定相应的资金、人员、制度及设施等要求。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组织为一级法人，因此银行保险业务，总行应当取得保险兼业资格，然后拟办理保险兼业业务的分支机构或营业网点应由各省级分支机构统一组织申报。

银行销售保险活动存在多种法律关系，明确法律性质能够更加准确地界定银行的法律义务与责任，有利于增进银保合作的外部竞争氛围。例如理论与实践上认为银行收取保险费与支付保险金应当具备保险兼业资格，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对法条的误读，也缺乏法理支持。在法律规范中，1995年《保险法》第120条及2002年修正《保险法》第125条、2009年修正《保险法》第117条第1款对于保险人的定义基本相同，即保险人是指，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手续费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而所谓“代为办理保险业务”涵义不够清楚，一般认为限于参与承保，不应包括资金的收付。另外，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56条虽然规定保险兼业机构经批准后，可以经营收取保险费，但是这仅说明收取保险费可纳入保险兼业人的业务范围，不应反向解释为收取保险费必须具备保险兼业人资格。从法理上分析，与委托存在区别，的本质体现为人在权限内必须为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之核心在于行为人的意思表示，[5]而委托虽然是意定中权授予的原因，但是委托中受托人代为实施的行为可以是法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银行收取保险费是保险合同履行中银行作为第三人对投保人履行缴纳保险费义务的代为受领，银行支付保险金是保险合同履行中银行作为第三人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保险受益人保险金给付义务的代为履行。受领、履行都属于债的清偿，债的清偿有法律行为、事实行为及准法律行为等多种性质。[6]单纯的资金收付应为事实行为，因此银行代为受领保险费和代为支付保险金是委托，而不是。这些行为可以依附具有表意行为之而存在，具有行为的辅质，也可以单独作为委托的内容，受托银行不一定必须具备保险兼业人资格。

综上所述，银行保险的法律性质是兼职保险中的机构，机构内部相关人员应具备银行、保险双重从业资格与业务技能，因此人员从业资格是银行保险业务法律主体资格的核心要件。1996年《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第6条规定，兼业中的相关人员不需要参加保险人资格考试取得《保险人资格证书》。1997年《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则立即加以修订，即明确要求“具有持有《资格证书》的专人从事保险业务”是主体资格要件之一，并在之后相关立法中予以延续。值得注意的是，相关规定仅将具有从业资格人员及数量的要求作为主体资格取得的要件，而不是银行保险的行为要件，即具体从事保险业务的银行人员并不一定需要取得从业资格。但是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不仅规定“从事保险业务的人员均应当持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且每一网点最低不少于1人”为保险兼业资格条件之一，还规定“保险业务人员应当通过中国保监会组织的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取得资格证书”。我们认为，该规定过于严苛，对于银行从事保险兼业构成不合理的限制，建议予以差别性对待，即在主体资格的规定之外，借鉴2006年《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仅对银行销售投资连结类产品、万能产品及监管机构指定的其他类产品的人员，要求应取得《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银行其他保险产品的则不作限制。

三、基于数量模式的银行兼业保险法律关系

银行作为保险兼业人，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关乎银行保险的竞争与发展，是银行保险立法的重要议题。1992年《保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对于银行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没有规定。1995年《保险法》第124条第2款规定，“经营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人，不得同时接受两个以上保险人的委托”，1997年《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第57条也规定，“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人只能为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业务”。1999年《关于加强保险兼业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提出，“保险兼业人最多只能同时为四家保险公司保险业务，其中只能为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同年保监会针对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宽保险兼业人审批条件的请示》（华保字［1999］114号）批复指出，加强保险兼业人的管理是保险中介市场清理整顿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兼业人保险业务的特殊性，在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将对被保险公司家数的限制完全放开，极容易导致管理失控，增加经营风险。2000年《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对保险兼业人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予以限缩，第17条规定保险兼业人只能为一家保险公司保险业务，同年保监会下达《关于执行〈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0］189号）指出，第17条按以下口径掌握：保险兼业人只能分别为一家财险公司和一家寿险公司保险业务，但不得同时两家财险公司或两家寿险公司的业务，这种数量规定被称为“1＋1”模式。2002年修正《保险法》第129条规定，“个人保险人在代为办理人寿保险业务时，不得同时接受两个以上保险人的委托”，即将针对包括兼业人在内所有保险人的人寿保险独家的规范，只适用于个人保险人，2009年修正《保险法》第125条完全沿袭这一规范。由于2002年《保险法》的修改，《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失去上位法的支持，“1＋1”的禁令难以维持，由多家银行保险及银行多家保险公司成为常态，一般称为“多＋多”模式。2006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试点办法》第39条和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43条在分类监管的框架下规定：“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兼业机构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实行分类管理：（一）与同一家A类保险兼业机构建立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不限；（二）与同一家B类保险兼业机构建立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不得超过5家；（三）与同一家C类保险兼业机构建立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不得超过1家”。2009年《关于加强银行寿险业务结构调整促进银行寿险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指出，“取得保险兼业资格的银行可以与多家保险公司建立关系，银行应当根据自身业务发展情况和风险管控能力确定合作的保险公司数量”。我们认为，对保险兼业人主要按资质条件和管控能力等标准进行分类，没有反映银行保险的发展需求，僵硬的量化指标不能适用我国发展极不均衡的银行保险市场。审批银行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时，除依据保险兼业人A、B、C的三级分类外，建议在立法上授予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以更大的职权，斟酌银行保险市场的竞争与合作状态等因素予以裁量：

第一，银行市场结构与竞争。分享银行的网络和客户资源是保险公司寻求银行保险产品销售的主要动机。我国银行市场结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不断变化，经历计划经济时期的垄断，以及后来打破垄断、寡头垄断到寡占程度不断降低的发展过程。但是由于我国银行产业组织的深刻历史渊源，目前银行市场集中度仍处于较高的水平，四大银行在存贷款及主要业务上仍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7]一方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银行在与保险公司的谈判中占据绝对优势，保险公司在手续费和公关费用等方面恶性竞争，银行对银行保险利润予取予夺，另一方面较早成立的保险公司占据先发优势，与主要银行形成独家合作协议，严重限制新兴和中小保险公司的业务推广，这些都是阻碍我国银行保险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银行向更多的保险公司开放通向客户的“关键设施（Essential facilities）”，[8]是银行与保险公司建立关系的数量管制从“1＋1”转向“多＋多”模式的基本理由。

第二，银行与保险的合作程度。银行和保险之间低层次、松散化的耦合关系导致合作随意性大、约束力小、短期化行为严重等问题。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源有多种，但是“多＋多”模式的滥用是最主要的方面。一方面，银行保险业务过多，保险公司缺乏进行柜台人力资源培养、新银行保险产品开发等长远意义投资的动力，因为这些投资的资产专有性不强，无疑给其他竞争对手做嫁衣；另一方面，银行从银行保险中的获利来源主要是手续费的收取，增加合作伙伴数量而不是提升合作质量，必然成为银行的现实选择。我们认为，保监会及派出机构在审批银行新增保险业务的时，应考察已有合作情况，对于合作层次较高、履约情况良好的，应放宽审批数量。

四、银行保险行为的法律矫正

目前我国银行保险的粗放式经营管理导致银行保险营销的混乱无序，银行保险行为屡屡失范、脱位，客户权益被忽视甚至践踏，引发对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信任危机。我们认为，以法律手段矫正银行保险行为是确保方兴未艾的银行保险业务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结合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应建立健全规范银行保险的下列行为规则：

第一，保险费与手续费的管理。保险公司追求保险费的最大化，银行追求手续费的最大化，保险费的安全与手续费的公平是银行保险行为规制的重要内容。银行应当为代收的保险费设立专门银行账户，向被的保险公司告知户名和账号，并依据委托合同约定的期限向保险公司移交。银行及其保险人员对代收保险费账户内的资金不得截留、挪用，也不能用于对手续费的抵减，不得以虚构业务的方式套取手续费，不得向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索取或接受合作协议规定的手续费之外的其他利益。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约定向银行支付手续费，并要求银行如实开具《保险中介服务统一发票》。保险公司以诸如业务推动费、业务竞赛或激励名义给予的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支付手续费之外的任何费用，都属于违规行为。对于手续费标准的厘定，2006年《银行、邮政保险业务自律公约》以所谓保险公司自律的方式设定各险种手续费率的上限额度，但这种行为不仅缺乏约束力，而且涉嫌构成《反垄断法》上的固定价格卡特尔。我们认为，可以依据2001年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第19条，由银监会或通过银监会授权中国银行业协会按商业与公平原则确定手续费标准，以遏制银行保险中针对手续费的恶性竞争。

第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禁止。竞争是市场主体从自利角度出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如果缺乏法律、道德的约束，市场主体会诉诸不正当的手段谋求竞争优势。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在银行保险业务中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法律应当予以识别及纠正。结合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不得从事以下不正当竞争行为：（1）对外进行虚假广告的，从事引人误解的宣传；（2）捏造、散布虚假事实，利用行政处罚结果诋毁、损害保险公司或其他保险中介机构的商业信誉；（3）利用行政权力、行业优势地位或职业便利等不正当手段，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或者限制其他保险中介机构正当的经营活动；（4）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或者承诺给予在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5）向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返还或者变相返还手续费；（6）收受、索取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给予的合同约定报酬之外的酬金或者其他财物，或者利用开展保险兼业业务之便牟取其他非法利益。

第三，保险产品宣传的规范。保险是无形商品，是对未来支付的承诺，实力形象和商业信誉十分重要，银行对保险产品的宣传是以自己的品牌为保证的，应当真实、全面。[9]规范保险产品宣传不仅有利于防止以不正当竞争方式侵害竞争者的利益，也是确保客户利益实现的关键。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开展保险业务时，应当出示客户告知书，客户告知书应载明银行的名称、住所、营业场所、业务范围、权限、法律责任、联系方式，以及被保险公司的名称、住所、联系方式等事项，并按客户要求说明手续费的收取方式和比例。当向客户所建议的是多家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时，银行及其保险业务人员应当给予公平的比较。原则上由保险公司提供银行的保险产品宣传资料，宣传材料应当按照保险条款对保险产品予以全面、准确描述，采取醒目的方式提示客户注意经营主体、保险责任、费用扣除、现金价值和退保费用等情况，不得夸大或变相夸大保险合同收益，不得对不确定收益给予承诺或作出引人误解的演示，不得有虚假、欺瞒或不正当竞争的表述。[10]保险公司可以采取《保险合同重要事项提示书》等方式，督促银行及其保险人员向投保人如实告知保险合同的重要内容，不得唆使、诱导银行从事保险违法行为，并对银行保险业务过程中的误导等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依法承担责任。

第四，客户信息资料的利用与保护。丰富的客户信息资料是银行成为保险销售主渠道的优势之一，但是这不意味可以向保险公司无限制地开放相关资料。信息社会的发展凸显信息治理的重要性，个人信息资料保护立法迅速成为各国立法的趋势与重点。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已经超越传统的国家对隐私权的消极保障，衍生出“资讯自决权”这一新范畴。[11]我国个人信息的专门立法进展缓慢，2003年修正《商业银行法》第29条首次规定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将个人信息纳入刑法保护对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应追究刑事责任。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泄露在经营过程中知悉的被保险公司、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相关规定着重限制而欠缺合理利用，且限制范围不够明确。我们认为，立法针对客户信息资料的不同类别，设计不同机制予以规范，以有效地平衡对保护与利用的双重要求：（1）对于个人公共信息资料，银行依据征信法律法规的条件及程序，对保险公司等第三人予以公开；（2）对私人基本信息资料，则采取Opt Out机制，银行事先告知客户将向保险公司等第三人提供信息资料的范围、内容及方式，除非客户立即予以书面拒绝，共享立即启动；[12]（3）对于私人交易信息资料，则采取Opt In机制，即银行事先取得客户的书面同意，再向保险公司等第三人提供，客户的同意不得撤回。此外，基于鼓励金融混业的考虑，立法可以放宽对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银行与保险子公司相互之间信息共享的限制。

五、银行保险业务的治理结构框架

银行保险业务虽然有助于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协同效应，[13]但是也存在风险扩散、利益冲突、信息偏在等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促进我国银行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框架，该框架由内及外、从私到公，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基于自律的银行内部控制。银行的内部控制包括的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识别与评估、内部控制措施、监督评价与纠正等内容，是保障银行体系稳健运行、防范金融风险的安全网之一。依据2006年《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银行应当加强对保险业务的内控制度建设，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内部监督检查。鉴于银行保险属于中间业务，依据2001年《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银行保险业务的内部控制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内部授权，明确各级分支机构在从事保险业务活动时的业务范围、授权权限；（2）建立和健全保险业务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措施，加强对业务风险的控制和管理；（3）创建对保险业务实施监控和报告的信息管理系统，及时、准确、全面地反馈业务进展及风险状况，并对业务经营情况及存在问题向监管机构报告。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将“具有保险兼业业务管理制度和台账管理制度，能够实现对保险兼业业务档案的规范管理”等为银行申请保险兼业人资格的基本条件之一。银行还应建立保险业务的内部审计制度，对业务的风险状况、财务状况、遵守内部规章制度情况和合规合法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审计。

第二，基于关系的保险公司检查监督。依据2009年修正《保险法》第127条，作为银行保险业务的委托人，保险公司不仅应承受银行根据自己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后果，而且在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银行以自己名义订立合同，使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权的表见，还应承担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可以基于关系对银行从事保险业务实施检查监督。一方面，对保险公司的检查监督权限及其行使方式以立法形式予以明确；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与保险业务的银行之间的基础关系是私法上的委托合同，双方可以对保险公司的检查监督事项在合同中予以明确或补充。

第三，基于公法职权的外部监管。依据《保险法》，保监会是保险业务及保险人的监管部门。对于保险业务的银行，保监会可实施下列主要监管：（1）市场准入监管，即对银行申请保险人资格的许可、变更、延续及终止的核准；（2）保证金管理，2009年修正《保险法》第124条规定，保险机构应当按照保监会的规定缴存保证金或者投保职业责任保险，2008年《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保险兼业机构按每家持有许可证2万元的标准确定保证金标准，保证金以存款形式缴存到保监会指定或认可的商业银行，保监会为保证金的管理机构；（3）非现场检查，即保监会仅对银行、保险公司递交的银行保险业务报表、报告等书面材料予以审查；（4）现场检查，即保监会可以直接进入从事保险业务的银行开展实地检查，对涉嫌违反保险法律、法规，情节严重的，或者主营业务或保险业务存在重大风险或不能正常开展的，保监会有权责令其停止部分或者全部保险兼业业务；（5）审计稽核，即保监会有权自行委托或要求从事保险业务的银行委托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展开专项稽核或审计，有关费用由银行承担。依据《商业银行银行法》、《银行业监管法》，银行及其业务的监管主体是银监会，银监会有权对银行保险业务予以监管，包括依据2001年《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第7条第9项予以业务审批管理。保监会与银监会对银行保险业务的管理虽然存在视角差异，但是也有交叉，为避免监管的冲突，依据2008年“加强银保深层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应建立健全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配合。银行保险业务还存在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问题，因此除金融监管外，还存在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执法监管，[14]这是对银行保险业务进行金融监管的重要补充。

六、结语

银行保险既是银行与保险合作的基本形态，又是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立法滞后产生的银行保险乱象，如恶性竞争、误导客户及盲目扩张等问题层出不穷，于是监管部门挥舞政策的大刀进行一波又一波的清理整顿。我国银行保险原本起步较晚，又陷入一治一乱的困境，落后国外大约十年。商业银行全能化的全球走势大致两种模式：一种是开展批发金融业务，即商业银行向资本市场渗透成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另一种是开展零售金融业务，即商业银行向保险市场渗透成为“商业银行＋保险＋资产管理”，银行保险就是后者的起步。我们认为，不能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对待银行保险业务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建构，应当明晰地认识，银行保险是银行保险合作乃至金融混业创新的突破口，目前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是我国金融体制从分业走向混业转型产生的阶段性障碍，也是其他金融混业创新都无法回避的共性困难。因此法律规范的建构应持宽容态度，并积极地引导其走向高层次合作，例如以资本为纽带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合作机制，[15]以及设计具有针对性的银行保险特色产品。另外，法律规范银行保险应注重维护竞争、控制风险及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考量，通过立法促进银行、保险之间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实现我国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1]Ross Cranston， Principles of Banking Law，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5.

[2]保险公司销售银行产品又称为“Assurbanking”。

[3]参见［美］莉莎·布鲁姆、杰里·马卡姆：《银行金融服务业务的管制：案例与资料》（第二版），李杏杏、沈烨、王宇力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39－640页。

[4]参见陈雨露、马勇：《现代金融体系下的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路径、风险与监管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5]参见江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6]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8页。

[7]参见崔晓峰：《银行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研究》，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页。

[8]“关键设施”又称为“枢纽设施”，是United States v. Terminal Railroad Association， 224 U. S.383（1912）一案确立的拒绝交易的认定规则之一。关键设施是指，市场垄断地位的经营者拥有必不可少的交易条件，该交易条件是不能或无法合理复制的。如果具备开放交易条件的可能性，却拒绝向竞争者提供，即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参见Sullivan E. Thomas， Hovenkamp Herbert， Antitrust Law， Policy， and Procedure: Cases， Materials， and Problems， 5th ed.， LexisNexis Publishers， 2004. pp. 701－705. 我们认为，“1＋1”模式是对银行的关键设施的限制使用，具有反竞争的效果。

[9]参见孟龙：《国际视野与中国保险问题（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10]由于我国公众对金融认识的薄弱，目前银行保险中的主要误导问题是银行存款业务与保险业务的混淆或简单类比，诸如2009年《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反复强调，“各类保险单证和宣传材料上不得出现银行名称的中英文字样或银行的形象标识，不得出现‘存款’、‘储蓄’等字样”，“销售人员不得将保险产品与银行理财产品、存款、基金等产品混同推介，不得套用‘本金’、‘存入’、‘利息’等概念，不得片面地将保险产品的收益与银行存款利息、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基金收益等进行类比”。

[11]参见许文义：《个人资料保护法论》，三民书局2001年版，第113页。

[12]Mandy Webster， Data Protection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p. 113-114.

[13]参见陈文辉、李扬、魏华林：《银行保险：国际经验及中国发展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2页。

[1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保险监管部门对于保险公司不正当竞争行为管辖权存有争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保险公司不正当竞争行为管辖权问题的答复》（商公字［1999］第80号）指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保险公司和保险人、保险经纪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权进行调查处理。保监会则依据2003年国务院《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2003］61号）第一部分第7条，“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对保险机构和保险从业人员的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对非保险机构经营或变相经营保险业务进行调查、处罚”，认为保监会是保险机构和保险从业人员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主体。我们认为，可以借鉴德国电信邮政监督管理局与联邦卡特尔局的职权分工模式，对有关竞争行为实施双重管辖，并通过协调机制消除矛盾。参见［德］H·J·皮蓬布罗克、F·舒斯特：《对立、分立抑或并立——评德国〈反垄断法〉与〈电信法〉》，董一梁译，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1期。

保险法律法规范文第3篇

关键词：小额保险；法律监管；相机型监管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4－0056－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4.13

近年来，小额保险在我国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6月17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下发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在山西、河南等9个省区农村推行小额保险试点，2009年又在此基础上将范围扩大至河北、安徽、山东、重庆等11个省、市、自治区，已基本覆盖我国的广大农村。从近几年实践来看，我国农村小额保险发展所需的法律法规方面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亟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对此进行了探究，尝试对我国农村小额保险监管法律法规改进提供一些有益的对策与建议。

一、小额保险的产生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小额保险是指由不同实体以营利或不以营利为目的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的，依据保险原则管理其风险并在所保风险发生时支付基本生活保障，以帮助其抵御特定风险（如大病、天灾、生存资料损失等）的一种保险形式，兼具福利性和商业性之功效[1]。而农村小额保险是指专门为农村地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员提供的，以与其生产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之风险为标的的一种小额保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额保险在世界范围内日渐兴起，并受到许多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扶贫协商组织（CGAP）等国际组织组建了小额保险专项工作组。同时，如小额保险中心（Microinsurance Center）等民间机构也纷纷成立并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小额保险业务，视其为一个新的商业契机和扶贫手段。据CGAP统计，截至2006年12月有超过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践20余种小额保险产品，累积受众已经超过8亿人次，成为小额信贷发展最为迅速的农村金融产品[2]。截至2007年4月，小额保险在中南美洲的秘鲁和哥伦比亚、非洲的南非和乌干达、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国和菲律宾等国都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从人数上看，中南美洲有780万人，非洲有350万人，亚洲有6720万人被小额保险所覆盖[3]。

我国自2008年农村小额保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在一些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以山西为例，截至 2009年7月，该省晋中市农村小额保险承保人数达到40.02万人，承担风险保额52.03亿元，统保行政村683个①。2009年扩大试点以后，福建省龙岩市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抓住机遇积极响应号召，在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创办了“三农”综合保险示范区，开展了全方位综合性保险保障体系的试点工作。至2010年7月，“三农”综合保险覆盖全镇21个村，其中18个村人人参保。古田全镇4334户全部参加了农房统保；全镇18298人全部参加了自然灾害公众责任险、新农合大病补充保险；农村小额家庭财产保险承保面达90%，小额人身意外险的承保面达87%；全镇9800亩水稻以及10654亩森林全部参保。“三农”保险保费收入170.9万元，赔款支出71.4万元，人均保障金额超过30万元，领先于全国、全省的平均保障水平①。保险公司方面，2009年6月30日截止，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农村小额保险已累计保障604万低收入农民，保单件数超过309万件，为农村300多万个家庭提供了总额为805亿元的风险保障，有效缓解了农村家庭主要劳动力因伤残或死亡带来的冲击，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②。

二、我国农村小额保险监管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

两年多来，我国小额保险业务发展迅速，成绩不凡，但小额保险运营发展中仍潜藏着一些亟待突破的瓶颈问题，特别是在风险防范与监管法律规则方面的欠缺，这些问题在保监会上述的《方案》中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监管目标有失偏颇

虽然《方案》下发后各地方保监局和各试点县所在地政府都纷纷响应，积极出台各种配套性的规范文件，但由于《方案》将小额保险作为一种“金融扶贫”与“解决农村人口保障”的一种有效手段，并在此基础上将此次试点工作的意义定性为：“统筹城乡人身保险业务发展，缓解我国农村地区保险供给不足问题，扩大农村地区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险业服务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能力”③，从而给人以小额保险是一种单纯“扶贫工具”的错误解读，导致现实中各地的保险公司和县、乡基层政府为追求保险覆盖面而盲目推进、扩大农村小额保险试点工作。以山西省左权县为例，该县2008年的《关于在全县农村进行小额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④明确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县政府决定先把经济条件较好的粟城乡作为第一批试点进行统保,其余各乡镇要结合各自新农村建设情况，至少统保1至2个村”。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的《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⑤甚至制定了提高覆盖面的奖励措施。首先，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弊端在于简单的统保方式虽然能快速提高覆盖范围，但同时也造成一些受保农户并不了解自己拥有的保险，甚至不知道自己有保险。其次，对统保目标的直接规定和奖励政策很可能导致小额保险的盲目扩张和“运动化”发展，使得试点工作背离其推行的初衷。这些问题都集中反应了我国县、乡层面的基层地方政府对我国推广农村小额保险价值理解上的偏差。

（二）试点操作规则过于简单

《方案》中规定了农村小额保险试点的产品业务模式、鼓励支持政策以及保险监管要求，但是纲领性较强，原则性规定较多，具体的可执行措施却寥寥无几。产品和业务模式上《方案》虽规定：“多种形式的意外伤害保险，兼顾适量的定期寿险，择机推出可承保多个生命的联生保险”⑥，但是由于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实际没有给地方小额保险发展以合适的指导，导致现实中的保险产品十分的局限。以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为例，该县将试行的小额保险产品规定为两种：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小额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山西省左权县只有农村小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一种，试点产品单一。在试点公司的确定上，《方案》规定的条件只侧重于考察保险公司对于农村小额保险的发展意向，而保险公司开展农村小额保险业务的准入退出机制，偿付能力等标准尚处于缺位状态，亟待进一步的完善。

（三）相关监管内容不完整

《方案》对农村小额保险提出了一些创新建议，例如倡导小额保险公司与农村团体的合作，利用他们原有的网络优势增加覆盖率，但却没有对这些团体能否作为农村小额保险的提供者做出进一步规定。我国农民合作社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前在农村仍有较强的影响力，农民在用合作社的方式统筹规划其生产的同时，同样可以为其成员提供互助保险产品。且互助组织作为保险提供者，相对于商业保险机构有着低成本，风险敏感度高的特点，通过合理的制度以发挥这一主体的优势能够帮助完善我国农村小额保险市场。另一方面，农村小额保险在运作上有着和传统保险不同的特质。一是农村小额保险针对大病、巨灾等特定风险，与商业保险相比风险结构差异较大，在风险准备金的额度上应该有所区别；二是农村小额保险只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赔付额度虽低但从重要性看无疑需要更多的保证；三是农村小额保险在保费的缴纳、保险的赔付程序上要简便易行，高效便民。这些要求应该在农村小额保险的监管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以充实小额保险监管内容。

三、完善我国小额保险监管法律法规的建议

针对我国农村小额保险的上述监管法律法规缺陷，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改进现有的保险业监管法律法规，以适应农村小额保险的特殊监管要求，从而为小额保险的监管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

（一）科学定位农村小额保险的监管目标

农村小额保险是集商业性与福利性于一身的特殊保险形式，《方案》中对于农村小额保险的描述有忽视小额保险商业性的嫌疑。虽然福利性和商业性虽很好概括了小额保险的特质，但不能作为监管目标，因此要对小额保险的双重属性进行再抽象，从中萃取出符合我国农村发展实际的小额保险特有的监管目标。

商业性的首要特征是以盈利为目的，短期的盈利无法让农村小额保险获得足够的市场推动力。因此，让农村小额保险获得持续的盈利能力是商业性的首要要求。同时，保险是一种风险分散工具，这一特点要求参保人员具有一定的规模，具体到农村小额保险。由于其针对的对象为农民这一中低收入阶层，使得农村小额保险若要遵循商业保险的一般原则，并获得持续性盈利则必然要求更大的覆盖范围，利用规模效应分散风险，降低成本。另一方面，福利性也对农村小额保险提出了两个相同的要求。第一，我国发展农村小额保险的目标就是将其制度化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员，因而也要求小额保险能够提供稳定持续的服务，否则就不能融入社会福利体系之中。第二，作为社会福利体系成员，农村小额保险的作用就是为广大农民分散特定风险，不但要求覆盖更多不同种类的风险，在广度上也要覆盖为数更多的农民。因此，商业性和福利性虽然存在诸多矛盾，但是在“覆盖性”和“可持续性”这两点上的要求是共同的。笔者认为，将以上两点结合就组成小额保险的监管目标，推进小额保险可持续性发展并能够最大程度覆盖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小额保险要兼顾盈利能力和风险分担功能，单是依靠市场自身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政府和法律法规对其发展的同时也要严格监督管理。

（二）推进农村小额保险的相机型监管

所谓相机型监管，就是监管机构针对被监管对象的不同特质及发展状况采用切合其实际的监管方式与手段。小额保险监管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必须考虑到我国农村小额保险如下几个特质，适时推进相机型监管。

1.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农村小额保险的经营主体有商业保险公司、互助组织、其他非政府组织（NGOs）以及小额金融机构等。这些主体之间不但组织结构差异大，而且在运行机制和目标上更是相去甚远。

2.微薄的盈利空间。农村小额保险是针对农民群体所设计的保险产品，过于集中的风险和较低的保费收入加上精算和风险控制的要求，结果是巨大的成本和微薄的收益。

3.地区差异性大。农村小额保险运行的地区条件差异大（自然条件、人口组成、贫困程度、信用程度），不同农民群体面对的风险组成也不同，各地区对于风险的理解和关注顺序千差万别，农村小额保险的运作必须注重这些差异。

4.补贴依赖。由于农村小额保险在发展初期极端脆弱，必须有政府补贴才能发展壮大，许多国家政府甚至在其发展成熟之后依然给予财政上的鼓励和优惠。

上述特点决定了农村小额保险监管措施必须更具有针对性。首先，应放宽小额保险的准入范围，为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机构等主体经营农村小额保险扫清障碍。准入规则方面应针对小额保险多主体经营的特点，摒弃传统的机构准入而采用单独的业务准入。其次，在小额保险补贴政策上应该设置适当的标准，可以尝试实行补贴规模与群众满意度挂钩。以群众满意度为标准能引导农村小额保险机构正确认识小额保险，反应了小额保险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为监管机构控制农村小额保险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依据。再次，注重中介市场的完善，放宽农村小额保险中介的准入条件。这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降低保险公司成本。二是能利用农村现有的关系网络来对农村小额保险进行深入宣传。最后，保险业应重视与乡镇企业网络、农村家族网络体系的沟通与联系，探索中国特色的小额保险销售平台与服务平台[4]。

鉴此，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小额保险可引入相机型的监管方式，即保监会在创设监管规则时应在准入条件、补贴额度、中介培训等方面设置自由裁量空间，授权各保监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农村小额保险进行相机型监管。如将准入的原始资本金条件规定在一个区间之内，各地方保监局可根据本地实际针对不同的准入主体确定不同的标准。这种相机型监管方法在贯穿监管理念的同时兼顾了地区差异，并在各地保监局之间形成了监管竞争，能有效避免监管套利，提高监管实效。

（三）完善相关监管制度

1.开放互助组织的准入制度，创新其危机救济机制。互助组织在农村小额保险发展中是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方案》中却没有设置相关的制度。我国互助组织可以参照适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中对于合作社的制度和机构的规定，但是应在其基础上修改相关内容，如加入设立组织的最低资本要求。鉴于小额保险需要较大的基数，修改成员人数五人以上至五十人以上等。在危机处理上，互助组织具有人合性，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且保障性较强，因此要求监管机构能够调整危机处理制度，以适应其上述特点。笔者认为，保单接管是一个适宜的选择。小额保险额度小，保障基本需求的特点使其在面对危机时更需要保护投保人的利益，而互助组织的建立多是基于成员互信，单纯接管其运作较困难，因而将危机互助组织的保单统一转移或分配给其他保险人能更好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由于小额保险本身较为简单且运行成本较低，保单接管的可操作性较强，与单纯接管或整顿相比更为科学，同时也为其他主体提供了扩大业务范围的有利条件。

2.注重偿付能力监管，完善再保险制度。在偿付能力监管上，针对农村小额保险不同保险人之间对于资本运行方式的不同，可以设置依照资本能力分级收取的准备金制度。资本运用的风险来自于投资，互助组织的资本总额一般较低且不倾向投资，因而低准备金能优先用于偿付保险索赔，保证了偿付能力。对于高投资倾向的商业保险公司设立高准备金也能帮助缓解投资风险。影响偿付能力的不安定因素可以用针对性的政策补贴解决，例如在利率影响较大时的利率补贴，针对巨灾的补贴等，且对于地方监管机构来说补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满足地区差异性的需求。同时，国家监管机构能够通过补贴额度的调整来控制补贴带来的道德风险等负面效应。另外，需完善再保险制度。我国目前的再保险制度并没有覆盖到提供小额保险的互助组织、非政府机构和小额信贷公司等主体，而这些组织却急需再保险制度。将这些机构纳入再保险体系中能够增加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帮助其获得更多的可运行资金，同时也扩大了其与商业保险机构合作的空间，有利于小额保险不同主体间的交流合作，更合理地分散总体风险。

参考文献：

[1]Craig Churchill. Protecting the Poor, A Microinsurance Compendium.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2006.

[2]孙健，申曙光.国外小额保险的理论及实践分析[J].南方金融，2007(7).

保险法律法规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金融法；保险赔付；原则；制度创新

［作者简介］　林滟丰，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510275

［中图分类号］ D912.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04-0027-0003 金融业是市场经济产业的新结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对金融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内外市场的共同竞争给经营者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法律”是稳定市场秩序的重要措施，不仅制裁了金融企业的非法行为，对产业发展期间遇到的纠纷问题也能客观地引导处理。现以2012年1～3月份保险行业的实际数据，分析金融法中保险赔偿法律的相关问题，根据各个保险企业的赔付支出情况，研究金融法律制度创新策略。

一、金融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保险行业作为金融经济组成的核心之一，面对持续震荡的国际市场背景，各国保险企业的资金收支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根据财经报告显示，我国保险业收入水平相对客观，与去年同期增长比例相比提升约9.06%，标志着保险行业经济收入的持续增长，具体数据如表1。从表1来看，财产险、人身险依旧是保险业的两大核心业务，其所创造的保险费用收入占据总费用70%以上的比例，也是保险企业实现盈利收益增加的重点项目。

尽管2012年前3月以来，保险业经济收益水平有所增加，总保险费用收入突破4800亿元大关。但同时，保险费用支出金额也显著地增加，对比去年同期上升12.84%，高额的赔付支出给保险企业的经营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资料显示，赔付支出中存在许多不明确的协议纠纷，各种事件的赔付标准、方法、金额等普遍混乱，这些都给保险企业处理赔付事件带来许多麻烦，也从侧面反映了金融法中保险赔付法的缺陷。金融法是维护金融产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法律，未来金融产业经济改革必须重视法律制度的创新调整，对保险业的赔付措施给予明确的指导，从而营造更加稳定的市场秩序。

二、法律制度残缺制约了金融经济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为本国金融业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企业面临的竞争与挑战也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保险业是金融产业链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每年为金融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法律制度缺失也限制了保险产业的持续发展，从局部上约束了整个金融业绩的增长。金融法制度的缺陷表现：

（一）残缺性

金融经济法的完整性是其发挥法律作用的基本条件，一旦法律文件内限定的条款不够全面，势必影响执行期间管理职能的体现。保监会2 月份数据显示，寿险行业实现保费共2430 亿元，其中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新华保险和中国太保分别实现保费收入794 亿、360 亿、240 亿和220 亿，同比增长分别为-6.2%、12.2%、17.5 和0.7%。对于保费增速大幅下滑的原因，经济分析师认为，主要是由于：首先，个险人成本上升而产能提升放缓；其次，尚未找到保险业完整的法律监管策略，最终导致保险收入水平增速出现停滞或下滑。这从侧面反映出金融法律的残缺性，阻碍了保险业务收益水平的增长。

（二）滞后性

就本次研究的保险赔付法而言，现有的金融律法在内容编制上不够先进，许多与保险费直接关联的条款不明确，导致企业处理赔付事件“无法可依、无法可循”的局面。以表1的“人身险”为例，其中寿险、健康险、意外险的赔付金额接近600万元，在总险赔付支出里的比例达50%以上。行业人士指出，部分赔付事件由于处理方法不当，特别是各个险种的赔付金额缺少法律的规定，造成购买者“肆意要价”，预算赔付金额与应赔付金额存在较大的差距。相比金融业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出台的法律政策十分明确，在保险业赔付金额规定上均有明确的标准，中国的金融法律相对落后。

（三）单一性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我国保险行业的法律法规，立法部门每年均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制定或修改了一些新的金融法律条款，引导保险企业在市场经营竞争中坚持合法运营。“2012年1～3月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与支出”表中，保险行业1～3月份的总赔付资金达1172亿元，由保险赔付法律直接参与指导的案件数量超过80%，涉及的赔付金额为586.2亿元。尽管如此，“单一性”依旧是金融经济法存在的主要缺陷，保险赔付的操作流程过于传统守旧，对待新的险种赔付问题难以高效处理。除了财产险、人身险两种主要业务外，其他新的险种如：产权险、少儿险、分红险、投资险等，赔付法律规定相对较少。

三、基于四大原则的金融法制度创新

《保险赔付法律法规》是保险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用性法律，在处理赔付案件或纠纷时能够为保险人员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金融法是约束本行业经济行为的规范。立法机关应结合国内保险行业的经营现状，编制全新的保险赔付法律文件，更加科学地指导保险行业的经营发展。值得强调的一点，面对市场上销售推广的新险种，立法机构应重点参与调查监督，以实时数据为依据修改赔付法的条款。赔付法制度创新的四大原则：发展原则、稳定原则、国际原则、利益原则。

（一）发展原则

金融法不仅是规范行业运营的依据，也是推动保险业快速发展的有利因素。新法律制度的编排需坚持发展原则，立足于金融保险业的长期性经营。未来保险赔付法改革创新是金融经济法的必然趋势，发展原则的重点：从保险业发展角度出发，颁布有助于保险业持续运营的新制度，建立综合性的法律体系，完善管辖范围。无论是保险企业或者购买者，处理赔付事件需坚持公平意识，立法机关编制的法律条款均要维护双方的利益，以推动行业经济的发展。

（二）稳定原则

由于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市场制度尚未全面，保险业务在运营阶段还存在着许多市场隐患。市场风险是保险业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如：信用不足、政策变动、市场危机、资金流通、法律缺陷等，阻碍了保险产业链的安全稳定性。由此，保险赔付事件处理将面临更多的未知变化，赔付金额支出额度过大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压力。立法机关对赔付法进行改革调整，必须在维持保险行业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出台可行的法律和政策以稳定市场运营。

（三）国际原则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内产业与国际相接轨，保险行业的业务范围也开始走向国际市场，跨国公司参与投保活动也变得日趋频繁。鉴于这种经营局面，我国立法机关在保险赔付法的限定中需考虑国际性原则，以免涉外金融经济活动中与国外企业或客户发生利益冲突，阻碍了两国金融产业的合作经营。如：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新华人寿保险公司等主要的保险业巨头企业，逐渐启动了中外合资的保险业务，总涉及金额超过50亿。高投资意味着高风险，完善保险赔付法律可维护本国产业在国外承受的风险。

（四）利益原则

创造预期的经济收益是投资者参与保险业务的根本目的，购买者定期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额，也是为了在意外情况下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维护广大客户的切身利益是金融法改革的重点内容，也是带动保险业费用集资额增长的有效动力，体现了保险赔付法的公平、公正原则。如：云南汕昆高速公路特大交通事故后，太平洋保险很快查明遇险车辆投保了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承运人责任险、意外险等投保信息，仅用两个工作日就将62万元赔款支付到位，根据赔付法律的规定维护了投保人的利益。

四、保险赔付法律制度改革中需注意的经营风险

从金融产业角度考虑，对保险赔付法律制度的改革也需注意潜在的经营风险，特别是市场变动给企业经营造成的冲击。保险企业处理赔付事件承受的最大风险是“资金支出”，因赔付事件的信息筹集不充分，保险人员所制定的赔付方案存在缺陷，支出的赔付金额高低与标准不一致。此外，不乏金融人员通过非法手段调用赔付资金，损坏了投保人的个人利益，也危害了企业在市场中建立的信誉形象。为了解决这些风险，保险企业须加强市场调查、经营调整、人员编排等方面的工作。作为立法机关，须坚持“双方利益并存”的理念，从客观的角度制定保险赔付法律法规，督导保险业持久地发展，保持金融产业链稳定。

五、结　论

总之，从本文的数据资料分析结果判断，保险业作为金融经济的重要构成之一，其在创造高额费用收入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赔付支出”问题。合理降低保险赔付费用支出既减少了企业经营的成本投资，也积累了更多的经营资金用于其他项目支出。保险业是金融产业最具发展潜力的项目之一，及时处理保险赔付中面临的问题是保障行业持续经营的基础。面对传统金融法的不足，彻底解决赔付事件的关键在于法律创新。立法机关应结合金融市场的具体情况调整保险赔付法，改革措施中要全面贯彻发展、稳定、国际、利益等核心原则。

［参考文献］

［1］大卫·福克兹-兰道(DavidFolkerts-Landau),卡尔-约翰·林捷瑞恩(Carl-JohanLindgren).迈向金融稳定的框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2］王衡.论金融功能监管:金融监管核心思想——从全球金融监管新发展看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变革［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1).

［3］田玲,张岳.金融法中保险赔付法律研究的进展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保险法律法规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宁夏同心县 油葵 褐斑病 发生规律及防治

[中图分类号] S43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2017）03-0101-01

油葵是宁夏同心县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全县种植面积3万亩，但目前产量不高，效益不明显，原因是种植的品种大多数抗病性^差，生产上又没有坚持合理轮作，导致油葵多种病害不同程度地加重。油葵褐斑病是其中之一，在全县发生普遍且为害严重，重发病年份使产量损失20-40%，对我县油葵生产已形成威胁。为了寻求经济有效的防治对策，我们于2013-2016年对这一病害发生情况，发生规律进行了调查研究。

1 褐斑病发病症状

褐斑病又称斑枯病，危害主要在叶片，也会危害叶柄。在油葵苗期、成株期均有发病的可能，子叶和幼苗染病，叶片上生出近褐色圆形病斑且有黄色晕圈，病斑背面灰白色。成株发病初期叶背出现褐色小点，后扩展为0.5-3.0厘米褐色大斑，边缘不整齐。病斑呈现多边形，褐色，也有黄色晕圈，后期病斑上生出小黑点。病斑容易脱落和穿孔，病重的病斑融合后整个叶片枯死，对开花有影响。茎和叶柄染病，病斑同叶片染病一样同为褐色，病斑呈狭长条状。褐斑病的症状表现变化很大，往往因品种类型，当地环境和管理水平，气象条件及病原菌的株系等不同而不同。

2 褐斑病病原及发病规律

油葵褐斑病病原为向日葵壳针孢，属半知菌亚门真菌，病源以分生孢子器或菌丝在病残体上越冬，第二年春温湿度条件适宜，分生孢子从分生孢子器中逸出，借风雨传播，大多从叶片的气孔侵入，通过伤口或直接侵入进行初侵染和再侵染，扩大危害。褐斑病是一种流行性很强的病害，初期只要有几张叶片或几株受害，待到条件适合时，褐斑病就会很快蔓延，病害就会大片发生。潮湿是越冬病菌产生孢子的必要条件，多雨是此病流行的主要原因。影响病害潜育期的是温度，在高温度下，潜育期短，病害扩展也比较迅速。潜育期长短随气温的升高而缩短。发病一般6月中下旬，以高温高湿的多雨炎热夏季病害最重，7-8月为发病盛期，8月发病较普遍。地区不同、品种不同发病时间也有差异。

21-32℃为发病适温，气温升至约30℃，空气湿度高，且夜间温度高于20℃时，病害严重。潮湿低洼，排水不良，空气流通使得田间郁闭，气温升高，氮肥偏多，组织柔嫩，灌水不当等因素都会使病害流行。一般从下部叶片开始发病，逐渐向上部蔓延。

3 褐斑病防治技术

油葵褐斑病的防治，需要提高抗病能力，对土肥水加强管理，多施有机肥、磷肥、钾肥增强生长势抵御病源，同时还要合理密植，提高植株通风和透光性，及时排除积水，降低湿度；还应分期分批地清除病叶，减少病菌来源。

3.1 油葵收获后应及时对田间落叶进行清除，并集中烧毁或翻耕深埋，避免菌源的残留。

3.2 加强栽培管理，及时中耕，多施有机肥、增施磷肥、钾肥，不偏施氮肥。合理密植，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并注意排水防止串灌，特别避免傍晚灌水的发生。

3.3 对褐斑病的防治要狠抓一个字“早”，做好前期的预防和后期的治疗。

（1）药剂拌种：按种子量的0.2%-0.4%的药剂量拌种可用45%代森锰锌100克拌50kg种子，或用甲基立枯灵、五氯硝基苯等药剂拌种。

（2）喷药保护：根据测报和常年发病情况，从发病始期前15天开始喷药保护。首次用药时期在7月上中旬，如果雨量较多，首次喷药时间应相应提前，如果雨晚而少，则可适当推迟。不同地区的首次用药时间可能会有较大差异。一般来说，第一次喷药后，每隔15天左右喷药一次，共喷2-3次。常用药剂有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70%安泰生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70%代森锰锌800-1000倍液、50%多菌灵500-800倍液，为增加药液展着性，可在药剂中加入有机硅助剂。

（3）喷药防治：发病初期，摘除病叶，喷洒12.5%烯唑醇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800-1000倍液、10%苯醚甲环唑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70%代森锰锌800-1000倍液、25%嘧菌酯悬浮剂2000倍液。一般在发病初期喷雾浓度可略低些，发病中后期要提高浓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