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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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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哲学

生命哲学范文第1篇

从价值论维度看,生命个体不仅是被动性概念,也是个自主性概念。受达尔文主义的环境选择和生存竞争概念的启发,康吉莱姆在把个体性理解为一种存在论关系范畴的同时,又赋予其价值论的意义。他指出:个体性概念和生命价值概念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一个生命体不能被归结为各种影响作用的交会地”,就是说,不能把生命体理解为一个纯然被动的概念。恰恰相反,“有机体所依赖的那个环境是被有机体自身所建构和组织起来的”。一个与其环境深度融合的生命体具有这样一种存在特性,即:它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赋予周围的事物以意义,而“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意义是对与某个需求相关的价值的评估”。这种评估意味着,有需求的存在者是在建构一个不可还原的价值论参照系。根据对生命个体性概念的这种价值论解释,康吉莱姆指出了现代生物学的一个基本缺陷:它试图将对意义的思考驱除出它自己的领域,使自己完全服从于物理化学的科学精神,将它自己的自主性拱手相让。实际上,生命价值在生物学中具有优先性,因此,对于以生命个体为研究对象的生物学来说,它首先应把生命体理解为一种意义的存在者,把它看作是价值秩序中的一种性状。换言之,生命个体以其自身为中心来组织它的周围环境。从认识论维度看,生命与概念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康吉莱姆对生命个体性概念的第三种反思是从认识论上进行的:生命与概念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生命研究如何可能?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康吉莱姆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哲学史———尽管他非常赞赏黑格尔的生命与概念具有同一性的思想,但他还是远溯到了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命体的本性是“灵魂”,而灵魂“同时是生命的现实、实体和它的规定、逻各斯”。康吉莱姆认为,亚里士多德用作生命原则的灵魂概念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生命概念具有类同性。

按照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看法,生命具有“信息性”,生命本身就是信息,生命个体性可以被理解为“信息交换”。因此,现代分子生物学和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观都认识到了,所有的个体生命中都存在着一个逻各斯或概念。当然,康吉莱姆在这里只是以类比的方式表明了生命与概念之间具有同一性关系,而他对这种关系的证明,是通过吸收柏格森的有关思想来完成的。按照柏格森的观点,概念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诞生的,它本质上是一种用以扩展人类机体适应其环境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概念就是工具,换言之,概念认识是有用的。但与此同时,概念认识又是虚构的,它不能揭示生命的真实本质,只有直觉认识才能够使我们真正地理解生命的本质。就此而言,概念是与生命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就有机体都可以同化它们体外的事物以用于摄入营养和维持生存来说,它们也完全可以被看作具有“概括”这种官能。在此基础上,康吉莱姆进一步指出,“并不是只有完善的有机体、肉眼可见的有机体才能够概括。所有的生命体,细胞、机体组织都可以概括。在任何层级上,生存都意味着选择和忽略。”由此来看,概念和生命就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因此,如果说从环境中来吸取生存必需物是所有生命体的典型趋向,那么人类的抽象认识是对这种典型趋向的一种独特而重大的扩充。根据生物信息和认知信息之间所存在着这种同一性,康吉莱姆得出结论说,“生命即概念”,生命是意义和概念,概念在生命之中。

二、生命现象的深层特性:疾病、健康与差错

在阐明生命的本质是个体性这一核心旨趣之后,康吉莱姆接下来试图揭示生命现象的深层特性。而他对生命现象的探索,是在对现代医学中的“健康”、“疾病”、“差错”等基本概念的哲学反思中完成的。1.疾病疾病并非对“常态”的偏离,而是病人作为一个“整体”所遭遇的痛苦。法国医学传统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基本观念是,“健康即常态”。这里,所谓“常态”是指“理想常态”,也就是一种用以定义健康状态的“统计学的常态”。基于这一常态概念,法国医学对疾病和健康进行了界定。疾病被定义为一种对理想常态的偏离,它表现为“正常状态的量的变异”。就是说,病理现象被描述为一般生理现象在强度上的增大或减弱。在康吉莱姆看来,这是一种疾病的实证主义观念;然而,实际上,疾病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生理参数的量的变异。他认为,这种量的变异无疑可以成为疾病的一种指标,但只有当它反映作为整体的有机体的偏离,反映一种量的变异时,它才能被认为是病理的。例如,根据与血糖含量相互作用的其他参数,血液里同样的葡萄糖含量对一个个体来说是病理的,但对另一个就不是。确定一种症状是否为病理的关键,在于“它在一个个体行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所具有的内在关系”,脱离这种内在关系、孤立地谈论症状和疾病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说器官、组织、细胞有疾病,这种说法在医学上是不正确的,“对所有的生命体来说……疾病只是作为整体的机体组织的疾病”。而从机体组织这个整体来看,疾病其实是生命的消极价值的存在,而消极价值是整个生命价值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疾病是人类存在的一种独特性质。正因为如此,用以确定疾病状态的,就不是对规范和标准的偏离,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病人的痛苦具有个体性,正如中国传统医学所表明的,医生所治疗的每一位病人都代表着一个不同的病例,他们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性。2.健康健康并不是“常态”的恢复或持续,而是生命个体对环境的适应与创造。与上述关于疾病的哲学定义相适应,在康吉莱姆看来,健康也不是指恢复到由理想常态所定义的正常状态,相反,健康是指生命体经由容许自身变异的空间而对变化无常的环境的适应。这种适应不应该被理解为“自我保存”,“自我保存不是生命的普遍特征,而是一个衰弱与退缩生命的特征。一个健康的个体能够面对风险。健康是创造性的,能够在剧变中存活并且创造。”

与此相应,痊愈,作为一个从疾病到健康的概念,也不应被理解为是恢复到先前理想健康的状态,而应理解为一种新的“个体常态”。痊愈不只是一种对先前正常状态的回归,它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出现。3.差错差错,是生命的正常表现形式,是生命多样性的表征,是生命适应环境的创新能力,是科学思想史的“连续”。“差错”本来是一个病理学概念,但它一经诞生就立即引起了法国哲学家的注意。法国哲学界对于差错的把握主要有两条研究轴线,一条是科学认识论轴线,另一条是生命科学史轴线。但不管是哪一条研究轴线,都深受康吉莱姆差错观的影响,以至于福柯称康吉莱姆为“一位关于差错的哲学家”。那么,康吉莱姆的差错观究竟是什么呢?康吉莱姆首先提问道,假如某些生态学家或分子生物学家的观点是正确的,即:生命体早已被编程,生命是严格地按照既定程序来展开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解释生命现象中的“差错”?生命科学家把“差错”归因于遗传错误,又将遗传错误归结为信息错误。与此不同,康吉莱姆认为,大量的错误是在对环境的错误认知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出了错误,是人类将自己置于错误的地点,与环境产生了错误的关系,以及在错误的地方接受了使自己生存、行动、繁荣的信息。然而,这是正常的。康吉莱姆坚信,为了生存,我们在出错后适应,这应当是生命的基本形式。生命的本质中已包含着出错的可能性,比如先天基因遗传缺陷。不过,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可错性,正是生命的多样性的表现,它体现了生命打破旧规范的能力。基于这种理解,康吉莱姆指出,科学认识无非是对正确信息的“迫切探寻”。这种正确信息只能部分地在基因中发现。遗传密码为什么以及如何被激发而起作用?结果是什么?康吉莱姆认为,这些问题只能在生命的前后具体情形中被恰当地提出并给予解答。以差错之于生命的内在性为基础,康吉莱姆进一步提出,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是永远不完全在其位的生命体,是注定会“出差错”、必定有“差错”的生命体。概念,就是对这种偶然性的回应。而“一旦承认概念就是生命自身对于这种偶然事情的应答,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差错乃是造成人类思想和思想史的根源所在。”

具体地说,真与假的对立,人们对此二者的赋值,以及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中各种机构所产生的与这种对立相联系的权力效果,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对生命所固有的差错所做的延迟了的答复而已。如果说科学史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只能把科学史当作一系列的“修改”,那么“修改”实质上就是真与假的再分配。不幸的是,这种再分配永远不会把终极真理透显出来,因为在康吉莱姆这里,“差错”并不是某种真理的遗忘或延误,而是人类生命和物种之间所特有的维度。在康吉莱姆看来,生命在自身中包含着差错的可能性,因此在生命的日程表上真理即是错误,而真与假的剖分,以及人们赋予真理以价值,是生命所能发明的最奇特的生活方式。差错是生命史和人类历史所固有的持久的偶然之事,由这种差错观出发,康吉莱姆紧密地将生物学知识同他自己的独特的生物学史写法结合起来了。他拒绝像进化论者那样去“推导”生物学史,他所关注的是显示生命与生命认识之间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来追寻价值和规范的踪迹。

三、对生命科学的哲学反思

根据以上对生命本质和生命现象的哲学思考,康吉莱姆对包括生物学、医学在内的生命科学进行了哲学反思,试图为现代生命科学奠定新的哲学基础。对于生物学,康吉莱姆特别关注研究对象的建立和概念的形成。顾名思义,生命科学是“关于生命的知识”,但问题是:生命如何能够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康吉莱姆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包含如下几个要点:第一,生命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自在地就成为生物科学的研究对象,相反,它是被“假设”出来人为地成为生物科学的恰当对象的。通过对反应、畸形、畸形环境、细胞、内分泌和调节等概念的考察,康吉莱姆得出结论:生命概念实质上是从全部生命现象中抽离出生命体所特有的过程的产物。因此,生命与认识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冲突。第二,生命固然意味着调节和自动保存,生物学当然要去探索保证这些程序得以顺利运行的物理和化学机制,但是,另一方面,生命科学家不应忽视的是,这些机制同样显示出了生命的特殊性,例如疾病、畸形、怪胎、差错等。因此,生物学如果忽略了生命特殊性的具体表现,那么它就不可能真正地成为关于生命体的科学。实际上,人的理解力只有承认生命的独特性才能适用于生命,或者说,人的理解力只有在承认生命具有独特性的前提下才可能真正地认识生命。第三,生命科学作为“科学”,它要获取认知信息,就此而言它与其他自然科学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然而生命科学是关于“生命”的科学,正是这一点使得生命科学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也决定了生命科学不可能更不应成为物理学、化学等其他自然科学的殖民地。针对生物学完全被物理学和化学的精神所笼罩的现实状况,康吉莱姆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对一种沉溺于物理化学科学的生物学没有什么好期待的,这种生物学被还原为或沦落为了那些科学的附庸”。言外之意,生命科学有着不同于物理和化学的独特的研究范式。第四,从总体上说,一种认识如何能够成为生物学的认识?康吉莱姆给出的答案是,由于生物学研究的是生存着的和倾向于生存的个体,即那些倾向于在一个给予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实现自己的能力的个体,生物学在根本上所要研究的,就不仅是那些可以纳入分析视野的作为部分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还有那些价值化环境的个体性全体。针对在生物学研究中大行其道的分析方法,康吉莱姆强调对于生命现象应该持一种整体论观点,其目的是要生物学研究恢复生命与认识之间的亲缘性。正因如此,生命科学需要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编写自身的历史并自觉地提出专属于自己的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具体地说,生物学应当把自己理解为直接或间接地解决人与环境之间紧张关系的一般方法。众所周知,现代医学常常称自己是一门“科学”,一门关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学。针对现代医学的这种自我意识,康吉莱姆在其1943年撰写的博士论文《论正常与病理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关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学?”在他看来,医学不是一种关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学,现代医学中的“正常”和“病理”概念是有问题的。在现代医学中,这两个概念都是基于理想常态概念而建立起来的,所谓“正常”是指符合理想常态的状态,而所谓“病理”是指对理想状态的偏离。这两个概念的问题根源于理想常态,因为后者本身就是成问题的。理想常态是指一种统计学平均值、一种抽象物,它在现代医学中被认为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的具体个体,这就表明,它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它完全忽视了个体性。因此,如何基于个体性来重建正常和病理概念,是现代医学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他的生命个体性概念出发,康吉莱姆提出,如果现代医学是一种科学的话,那么它也应该是一种相当不同的科学。在他看来,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病理的,这个医学问题其实只是生命价值之本质这个一般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对所有的生命存在者来说,“常态只是自然选择所维持的一般偏离形式”。他强调了生命价值与个体变异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把不规则和反常设想为影响个体的意外,而应看作是个体的实存自身,“生命体的各种形态不被看作是参照某种先定的真实类型的存在者,而更多地被视为一些机体组织,这些组织的有效性,即它们的价值,需要参照它们可能的生命的成功。”

针对理想常态,康吉莱姆提出了他自己的常态概念,即“个体常态”,以个体常态来替性常态。个体常态不是一种统计学平均值,不能以统计学的方式被定义,它是一种新的常态,即个体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新结构。康吉莱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出关于现代医学的规范性观念,他还力图将这种观念建立在客观性的基础之上。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将现代医学和现代生物学沟通起来。这里,我们以现代生物学中关于特例和变种的看法与现代医学中关于病态和常态的看法的类同性来说明这一点。现代生物学中关于特例和变种的流行看法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认为特例或变种因为偏离了理想常态因而是病态的,另一方面它又认为,如果变种或特例成功地存活下去的话,那么它就是正常的。这种矛盾迫使康吉莱姆去提问:一个偏离理想常态因而是异常的个体,例如一只无翅的果蝇或一位酷儿,究竟是有病的个体,还是生物学或生活方式的创新?康吉莱姆指出,如果我们放弃理想常态概念,而将生物学中的常态概念理解为生物构造、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生命形式的变异恰恰就是对剧变的环境的一种有弹性的、有成效的适应。相反,缺乏变异的即常态的生命形式有可能因生存条件的改变而走向灭绝。事实上,在生物界,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变,新的生命形式取代旧的生命行为而成为常态是屡见不鲜的客观现象。同样,现代医学中所谓的“病态”,在一定条件下其实就是常态。在既定情境下,任何存活的生物都是常态的。既没有常态的环境,也没有哪种生物构造就其自身而言是常态的,而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界定了什么是常态。现代医学中所谓的“病态”其实只是指不符合已经得到确认的常规,其实这种“病态”也应该被理解为常态,即理解为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康吉莱姆的生命科学哲学以对包括生物学和医学在内的现代生命科学的反思为其出发点。现代生命科学家认为,动植物生存于其中的生物环境不过是由物理的、化学的和机械的种种自然法则所构成的体系而已,因此它在理论上具有不变性。不仅如此,就连有机体的生物构造本身也是不变的。在康吉莱姆看来,现代生命科学的这一不变性假设,以及以它为基础所构建起来的“理想常态”,其实都是抽象的产物,它的根本缺陷在于抹煞了生命的个体性。于是,康吉莱姆生命科学哲学的致思路径就是,对现代生命科学的基本理念、基本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进而立足于生命的本真状态来切近地沉思生命本身。质言之,在康吉莱姆那里,所谓生命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性。正是站在个体性的立场上,康吉莱姆达到了对生命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在细胞、分子等水平上来更为精准地科学地认知生命,但是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命只是一个科学问题。恰恰相反,在康吉莱姆看来,死亡、疾病、畸形、异常、差错等生命现象,有着价值论与政治的问题。正是由于无见于此,现代生命科学将“差错”错误地描述为某种“偏离形式”。实际上,被理解为“偏离形式”的“差错”本质上是生命个体相对于普遍整体而言的特殊性,从个体性立场来看,它恰恰是一种常态。在康吉莱姆看来,生命既是一种维持现状的防御性活动,更是一种创造新的斗争活动。这就表明:其一,生物的“常态”不可能是一个静态的、均衡的和凝固的概念,而只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二,生命活动有其价值属性,因此“常态”是一个价值论概念,而决不是像现代生命科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概念。基于这种认识,康吉莱姆构建了其生命科学哲学的历史认识论,强调“生命即概念”,从价值维度重构了“正常”、“病理”等范畴,要求生命科学研究从“理想常态”转向“个体常态”,并且恢复生命与认识之间的亲缘性。可以说,康吉莱姆的生命科学哲学,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医学、生物学等生命科学的理论基础,并对它们的实际应用展开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考量,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例如,如果我们把基因的变异看作是缺陷并进而梦想着去消除这种缺陷,那么很可能“在这个梦想的结尾,我们却发现了基因警察,他们披着基因科学的外衣……梦想找到绝对的药方,往往就意味着梦想找到比疾病本身更为恶劣的药方。”

生命哲学范文第2篇

和冯珏的采访约了很长时间,因为作为TOM副总裁的她有出不完的差,开不完的会。最终采访约在了她的办公室附近。刚升格为妈妈的冯珏身材恢复得很好,素雅、修身的连衣裙、淡淡的妆容,女强人冯珏也是IT界著名的美女。

冯珏从小生活在北大燕园,母亲是文学大家宗璞,父亲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蔡仲德。一家人都和冯友兰生活在一起,冯珏也管外公冯友兰叫“爷爷”。

“记忆中,爷爷一直是很平和的人。他对所有人说话的语气都是一样的,我甚至不记得他有任何不高兴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冯珏相信,爷爷的内心世界应该很丰富,也很强大。“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他经历了很多人生的起起伏伏,但他有一个哲学家的完整的内心世界。”

冯友兰每天的作息都很规律。“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天天如此。他生活节奏即使有改变,也是被迫的改变,比如过节放假了,平时来协助他写书的助手不来了,那他当日的安排才会有一些变化。起床后会锻炼一下身体,原来身体好的时候会出去散步、做操,慢慢地改成在院子里散步,再后来就只能在房间里走走了。早上八点半,他便进了书房,直到午饭的时间都在写书。有时候家人会去敲门,叫他吃饭。”

冯友兰的晚年几乎是耳目失聪,他调侃自己“呆若木鸡”。即便如此,85岁高龄的时候,他还坚持口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

“爷爷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最后几年,他频频住院,躺在病床上或者下午在家不工作的时候就开始背诵杜甫的诗。我母亲也是一样,前段时间我还试着考她,没想到她真能把《红楼梦》每一回的题目都背出来。”让冯珏有些伤感的是,84岁的母亲现在也有像爷爷当年那样“耳目失聪”的趋势,但还在坚持整理爷爷的资料,同时还要进行自己的小说创作。“遗憾的是我帮不了她。”

在轮椅上度过的几年,冯友兰没有丝毫抱怨。在冯珏看来,爷爷对生活没有任何超出常人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要求。“可能是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很丰富,所以不在意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难处。他的衣服特别简单,永远是那几套,到了换季的时候,也都是我母亲操持。他的心思几乎都在学术上,生活上的事一窍不通,也不需要他操心。”

“我常给爷爷读报,他不评论,只是安静地听”

冯友兰一直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只要有空,冯友兰就一定会一一口述回复,让助手。有时候,助手没来上班,女儿女婿又都忙,冯友兰便会让小冯珏来帮忙。“那时候,我大概才上小学。他很尊重我,会让我在读者回信的最后注明孙女冯珏。那个年代的人也很可爱,等再回信的时候,还会说问冯珏同志好。”

冯珏记忆中,爷爷从没有引导她去读过什么书,更不会给她讲述哲学问题。对于年少的冯珏而言,那些哲学问题毕竟“过于深奥”。

饭桌上,爷爷总会和父母讨论些大的话题,小时候的冯珏基本插不上话。

周末或者寒暑假助手休息的时候,冯珏就负责给爷爷读报。“当时市面上有的报纸我们家都订阅了,先给他念一下大标题,他愿意听的就继续念文章内容。但从不评论,只是安静地听。”冯珏告诉记者,其实爷爷也很关心周边的世界。“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有亲戚来家里,还和他讨论深圳特区的开辟;对国际局势也一样,上个世纪 80年代的两伊战争他当时也很关注。”

作为哲学家,他有着超脱世俗的深邃与豁达,但面对家人,他也只是一个疼爱子孙的老人。他对孩子们都非常关心,只是不善于言语上的表达。冯珏记得表哥从美国打电话回来,那时候还没有无绳电话,他住在离电话最远的房间,当时行动已经很不方便的他每次都一步步地从房子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去接孙子的电话。

“他的内心对每一个人都抱着最真挚的情感,不管是对于家人还是对于读者。他善良到家里来了骗子都不会轰走。”冯珏还记得她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来了个骗子,自称是河南的亲戚,希望爷爷给他些钱。“爷爷从来就不用钱的,反正是把身上有的几块钱全都给了他。那人拿了钱还不走,一直在我家呆着。这种欺骗的事情对于他来说特别陌生。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回家,我们一老一小就看着那个骗子,特别有意思。”

在冯珏的成长中,从来不会因为有什么困扰而去请教爷爷,因为她知道“爷爷做的事情是特别神圣的,绝对不能去打扰他”。有时候,爷爷出去散步,小冯珏会在后面跟着,但也没有太多的交流。“他可能散步的时候都在想学术问题吧!但一点也不会觉得他严肃,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生意场上更人文,像爷爷一样尊重每一个人”

冯珏笑着回忆道:“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书,随手可及,除了厨房和餐厅。”但小时候,冯珏更喜欢看《格林童话》,再大一些喜欢上了狄更斯的书。

家里的氛围特别民主,父母没有刻意去培养冯珏在文学上的兴趣,而是尊重冯珏对建筑的兴趣,让她去学了绘画。“只是我天资实在不够,但我现在依然觉得建筑很美。”冯珏坦言出身于书香门第却选择了从商,也只是因为那个年代正好是商业浪潮席卷的年代。

在从商的道路上,冯珏走得一帆风顺,成为了光芒四射的成功人士,但背后却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互联网行业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甚至很残酷。二十几岁的时候,我拼得很狠,早餐安排个会,上午安排三个会,午餐还有工作会,到了下午还能安排三个工作会,晚餐后还能再见一拨人……年轻的时候身体和精力都很好,也希望能去证明自己,总想着把事情做到更好。”

生命哲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书法艺术;计白当黑;布白;时间和空间;节奏和韵律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5-0214-02

中国书法是一种黑白艺术,书法中的布白(空白)与点画(着墨处)形成了黑白对比融合中的书法艺术独特的审美质素。书法艺术变幻莫测的空间与时间变化,宽窄自在的阴阳布白,加上浓、淡、干、湿、枯的用墨变化,明阴洞阳,使欣赏者感受到无尽的书法之美。书法黑白艺术的美学源头可以追溯到老子,《老子》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近代书法艺术家邓石如提出“计白以当黑”,直接而巧妙地将老子的哲学观应用于书法实践,抓住了书法艺术造型及布局的关键。《老子》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就一幅书法作品而言,虚就是白,实就是黑。黑白互动的美感,与《老子》二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阐述的道理一样,书法中的“黑”和“白”也是相辅相成的,白之不存,黑将焉附?白纸上的黑线条、黑字形,固然值得品味,如果没有“白”的衬托,也显现不出它的美来。

一、布白与书法艺术的和谐之美

书法是借助于两维书纸而展开的三维空间艺术,也就是在平面的白色纸上布置黑色的笔墨线条。人们常称“经营布置”或简称“布白”,从王羲之到张旭、颜真卿,都有过“精巧布置”方面的论述。王羲之甚至把书法创作比喻为“将军布阵”。清人笪重光《书筏》说“巧妙在于布白”,又说“黑之度量为分,白之虚静为布”。但是,如何才为“巧”呢?“巧”的最高原则应该是整体的和谐统一,字与字之间布白,行与行之间布白,整篇总体布白,必须和谐统一。换言之,就是要达到黑之和谐,白之和谐,黑、白之和谐。书法的形式要素由黑、白共同组成,影响人们视觉效果的也是黑、白的综合形象。只有黑或只有白不会有书法,黑、白失调也不是好的书法,难以给人以审美愉悦。

由于书体的不同,和谐有整齐和谐、错落和谐以及整齐和谐与错落和谐相互交织的和谐之分。楷、隶、篆书以整齐和谐为主,整齐中不失错落。行、草书动感较强,以错落和谐为主,错落中不乏整齐。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实际上,不同书家由于性情不同,书法风格也往往不同,处理和谐的方法也不尽相同。笪重光《书筏》又说:“匡廓之白,手布均齐;散乱之白,眼布均称。”“匡廓之白”指方正的空白,一般指小的范围,比如单个字或静态的字体(楷、隶、篆),其章法布白是整齐的;“散乱之白”指错落的空白,用手去量虽不整齐,用眼去看却匀称、舒适。在动感较强的行、草书中多见。但不论哪种情况,都以总体和谐为基本原则。和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平衡和匀称,即使是散乱错落的空白,给人视觉上的总体感受也应当是平衡和匀称的。总之,书法创作要立足于黑,放眼于白,通过白、黑之间点线、块面的对比变化,以求整体上白与黑之间的平衡和谐。

二、书法黑白艺术的空灵之美

书法造型所依附的纸张虽然是平面的,是在两维空间展开的,但人们往往尽力去追求三维的空间效果,即书法的立体效果。因此,“计白当黑”论对我们还有进一步的启示。

阿恩海姆说过:“在纸面上画一条直线,这条直线看上去不像是位于纸面以内,而像是悬浮在这个平面上方的空间之中。”这种视觉上的变化,使书法艺术中黑色的线条在白色空间内有了立体感,从而为书法艺术营造出更加悠远空灵的意境。但对于一个成熟的书法艺术家来说,只凭这种原始的表现手段远远不够。表现书法三维空间效果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手段,比如线条的质量,墨色的变化,点、线、面、块与空白空间的分割对比等等。

书法线条的立体感是书法艺术的生命。实践表明,只有通过中锋用笔才能得以实现。宋代米芾说:“得笔,则虽细为髭发亦圆;不得笔,则虽粗如椽亦扁。”其中所说的“圆”,指的就是线条的立体感。然而,要写出有力度感的线条,仅中锋用笔还是不够的,米芾所说的“得笔”,也就是得中锋的用笔效果,起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一是线条圆满厚实的中锋用笔;二是提按顿挫,逆涩行笔;三是线条中融入适量苍劲枯老的、着纸力行的枯渴笔;四是线条与线条之间的精确组合所形成的稳定重实感。

墨色的变化为书法艺术的黑白对比提供了无限的立体空问。中国书法的结体及章法,如同中国的建筑与园林艺术,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空间意识。中国的建筑与园林艺术总是采取种种办法,通过巧妙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创造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一统天地,给人带来舒适畅快的自然的审美享受。书法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这种处理空间的艺术。空间的纵深度取决于空白的大小,同时也与黑线的形态和色彩的深浅有一定关系。一般情况下,空白越大,纵深度越深;空白越小,纵深度越浅。平直线造成的空白整齐,纵深度也大体相等;弧曲线造成的空白不整齐,纵深度则不等。如果再加上用墨干、湿、浓、淡、枯的自然变化,创造出无数个阴面和阳面,使纵向深度和横向深度不断发生变化,画面的立体感就会显得更强烈。如枯、湿笔的穿插,前一笔枯,而相迭的后一笔湿,枯笔在视觉上显然离观众远,而湿笔则显得近,其余浓、淡、粗、细的穿插也可如是观,这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空间框架。因此,只有将空白与空白、空白与黑线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考虑,安排适度,做到疏处可以走马而不觉其空荡,密处不使透风而不觉其堵塞,才能产生富有立体感、灵动感和空灵感的艺术审美效果。

三、书法艺术黑白共奏的时空节奏与旋律

时间性和空间性都是事物的存在形式。空间是静止的,时间是流动的。空间是时间延续的基点,时间则是空间生存的条件。时间还具有不可逆性,即不可重复性,如同音乐的时间美特征,在不可重复流动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节奏和旋律一样,书法也表现出与此相通的节奏和旋律,因而书法艺术又被称为无声的音乐。在这里,空间美是书法的外在形式,时间美才是书法的内在形式,其艺术韵律是由黑线和空白共同谱奏的。

节奏原指音乐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现象,书法的节奏则表现为线条轻重、疾缓等变化。由于结体及章法的需要,线条会发生长短、肥瘦以及欹正、大小等变化。与此相应,一字之内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所形成的空白也有疏密、大小等一系列变化,再加上干、湿、浓、淡、枯等多种用墨变化,黑白对比又会呈现出强弱、明暗之别。对于一个成熟的书法家来说,这些变化不是杂乱无序的,而是有着内在的规律性。书法正是在这些有规律的对比变化中,显示出音乐般的节奏和旋律,成为一种表现着生命力量的艺术形式。

生命哲学范文第4篇

什么是稻盛哲学?

稻盛先生曾为我的著作《答案永远在现场》作序,我认为,在近一千字的序言中,他把自己的思想基本说明白了——所有的东西都在现场这个基础上,一个纬度是稻盛哲学、文化、心智,一个纬度是阿米巴经营体系。

可以把稻盛哲学的总体架构比喻成一座房子,地基是“在现场”,两根柱子是稻盛哲学和阿米巴经营。我认为,我在里面做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即要让公司的每一个员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断地改善。在这个过程中,按稻盛先生的说法,就是能形成心性的极大的提升。

什么是稻盛哲学?如果把这个问题提给稻盛本人,根据我对他的体悟和了解,他可能会这么回答:稻盛哲学就是当一个人碰到困难和问题时,他的解决办法。比如说,我从27岁创业,我是搞技术的,既不懂金融也不懂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碰到过很多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难题,我当时就一门心思地把问题解决了。在这个过程中,心理的压力是很大的。在解决问题后,我就把这个过程及时地记录下来,例如,在心理上是如何调整的,然后就让员工在第二天晨读,在这个过程中,又对其进行修改。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中,稻盛哲学就形成了。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稻盛和夫的书,并不是稻盛和夫今天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回首往事,然后去想这个事是如何处理的,那个事怎么处理错了。他是边干、边记录、边修订,然后把以前写的东西整合起来。正是如此,在阅读他的书时,我们都会感到亲切,有一种在场感。可以说,稻盛哲学的缘起就是从实践的地图上克服问题的一种心理过程。

人人都是稻盛和夫

在稻盛和夫经营企业和创建两家世界500强的过程中,他醒悟了一个很大的道理。我认为,如果中国企业家和高管能对这个道理有些许体会,就可以解决很多难题。稻盛和夫取得了很辉煌的成绩,他后来反思,对于公司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是高管?是技术设备?是强大的资本?都不是。最重要的是,在一线岗位上,有没有负责的分析问题、判断问题,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员工。因此,我认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稻盛的理论,有可能是“人人都是稻盛和夫”。哪怕你级别再低,哪怕你刚参加工作,你也可能是经营者,也可能是稻盛和夫,而不是只有那些管理人员才是。中国企业有一个怪象,高管往往以为员工是愚蠢的,而没有认识到员工都是充满智慧的。

我认为,企业管理的重点不是做别的,而是唤醒一线员工的生命感和价值感,然后激发他们去创造。如果中国企业家和高管,在学习稻盛和夫的过程中,能够领悟到这一点,可能就不会“头疼”了,员工也会很开心。

很多人都在探讨稻盛和夫拯救日航的奇迹。在我的著作《垂直攀登:稻盛和夫的生命智慧与经营哲学》中,我总结了14点。但我发现,稻盛和夫在拯救日航时,就是在打造一个 “活力场”——只要你进入其中,就会极大的专注,追求工作中的极致。

那么,如何去打造这个 “活力场”?我在书中有一些总结,有哲学的统一,体系制度的建设,有一整套唤醒员工生命感和价值感的方法,还要有稻盛和夫这种摸底灌顶的方式——他要激发每个人的能力。在三个月内,和三万多名员工握手,并询问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的“信”,稻盛和夫建立的气场是一个充满信任(自信、被信、互信)的一个场。如果你的企业也有这么一个场,还有什么做不好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很多企业家往往会比较纠结,感觉那是日本文化,在中国价值紊乱的社会背景下,很难做到。但我不这么看,关键还是你自己,作为当家人,你信不信你自己的这颗心。自信不疑人,疑人不自信,你自己整天都在猜疑,想让你的高管,你的员工不猜疑,可能吗?因此,用简单一句话概括,稻盛和夫拯救日航,就是构建一个活泼泼的“活力场”,让每个员工去极大的专注,不断地创造新的业绩。

以稻盛哲学的缘起之法,形成中国企业自己的哲学

在今年的3月16日,稻盛和夫了一条微博。他说很多人老是问我为什么成功。我给他们反复说,他们也不信。你要再我问,我还是要这么说,就那么一个点——作为人,何谓正确。他说,不是作为京瓷公司,何谓正确;不是作为企业主,何谓正确;也不是作为我是经营之圣,何谓正确;而是作为人,何谓正确。因为是“作为人,何谓正确”,就有了普遍的价值,就可以跟员工哲学共有。

如果把稻盛哲学说成是这个样子,如果说稻盛哲学的缘起之法无非是及时地记下来,是在和员工长时间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中国企业有没有哲学?中国企业在“冰封时代”开始搞企业,一系列的难题是稻盛和夫还没有碰到过的。这些难题一个一个都解决了,中国企业发展到现在,是一大堆人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如果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心法、过程、事件记录下来,再提炼出来给八零后、九零后,甚至将来的两千后来传承,同样是“稻盛哲学”。

但很多中国企业人和中国企业家没有意识到,哲学就在他的身边,反过来去外求,外求的结果就是会形成很多智障。比如,有些人在传播稻盛哲学时,往往把稻盛和夫说成神,我们要有虔诚的心理,要一句顶一万句。但是,只是学稻盛哲学的文句是没有用的,必须要结合企业的问题和实践来学。

之前,一个企业家告诉我,他买了五万块钱的稻盛和夫的《活法》,要发给员工看,改变他们的工作态度。我说大错特错,你以为员工工作态度的转变,是看了一本书就可以了?不是,他会拿着稻盛和夫的书,360度地照你,看你是不是洗脑的,光说不练。反了,稻盛哲学不是用这种方式让人去学的。首先,要看企业家自己有没有这种生命状态,要以身作则地来传承。

生命哲学范文第5篇

一、 课堂重构:“知识课堂”向“生命课堂”的回归

我们知道,“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简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2]。“教育是因为人的生命而存在,生命的生长需要才是教育的最基本的内容。”[3]因此,在课堂教学中,“知识”与“生命”的关系就应该是:知识是手段,生命发展是目的;掌握知识要为学生生命的发展服务。所以,在具体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实现“知识课堂”向“生命课堂”的转型,就成为实现教育向生命回归的必然需求。

1.“知识人”转向“生命人”的时代教育需求

传播知识是教学过程中的最基础的部分。然而,在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占支配地位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形成以教师为中心、以传播学科教材知识为中心、以学生接受知识为中心的课堂行为特征。在这种“单向度”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过程中,学生被培养成为标准化的教育产品,成为“重结果不重过程”、“重认知不重情感”的“知识人”。“知识人”这种教育现象的出现,违背了教育是一种对人的关注、关怀与提升的生命自我完善的过程。我们知道,“一切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发展个性,开发潜能,使每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实现先哲们‘各尽所能’、‘人尽其才’的目标”。[4]同样,“教育的基本作用,在于保证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像方面的自由”。[5]所以,“生命人”的出现是教育得以从理性王国回归生活世界、回归生命世界的必然要求。因此,“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实现“知识人”向“生命人”教育目标的转变,就成为时代教育必然要求。

2.“知识课堂”向“生命课堂”的必然转型

我们的教育要关注生命,就要提供生命发展的良好“土壤”,实现“知识课堂”向“生命课堂”的转型。因为,“知识课堂”的教学过程特征是以教师传播学科知识、学生接受知识为中心。在“知识”型课堂占主体地位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一切惟教师、惟教材、惟教案是举,知识至上,教学过程成为“单向度”的传播过程,完全叛离了教育的生命内涵,失缺了生命的意义。同样,它也是一种以“经验”、“模式”为构件的“操作性教学”,教师在课堂中最为关注的就是知识点中的重点和难点,课堂教学成了对知识的注解与记忆过程,是一种低效率的课堂教学形式。对于教师而言,“知识课堂”是其将固定的教学内容,以极其固定的教学模式传授给学生的教学过程。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全部被抹杀。对于学生而言,在“知识课堂”中,学习主要以死记硬背和机械训练为主,学生成为接受知识的容器和奴隶,学生的主体地位不能很好地得以彰显。“知识课堂”剥夺了学生发展生命、创造生活的权利,使学生陷于“科技至上”的世界当中,而忽略和遗忘了有助于其需要、情感和意志发展的“生活世界”。在“知识”型课堂占主体地位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的双边活动成为单边活动,教学由共同体变成了单一体,学生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学生的需要、情感和意志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师生的生命价值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相反,“生命课堂”是在师生平等的交流和沟通中,师生间来共同探讨未知领域的课堂教学过程。在“生命课堂”中,知识的传播过程充满了生命对话和生命交流。课堂教学的过程就是生命的洗礼、激扬和唤醒的过程,就是生命价值得以生成的过程。对于教师而言,“生命课堂”是其生命价值得到根本体现的场所,是其获得精神的满足与愉悦的过程,进而为其寻找“教师职业的内在尊严和欢乐”[6]提供了人生舞台;对于学生而言,“生命课堂”是其学习与探究知识、发展智慧与感悟自由精神、发展能力与养育人性的过程,是其生命价值、人生意义得以充分体现与提升的过程。在“生命课堂”中,教学成为了双边活动,师生在生命对话和生命交流的相互间来进行知识教学,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中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生命课堂”的教学过程,成为师生之间共同探讨、共同分享、共同创造的过程,成为师生之间共同经历的一段美好的生命历程。

二、 哲学导向:“主知主义”向“人文主义”教育哲学的过渡

“生命课堂”体现了教育哲学观的变迁,反映了教育哲学由对客观知识的崇尚转到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教育的终极意义并不在于穷尽真理,而在于逼近现实的存在,回归自身。教育是‘生命的运动’,是‘心智的体操’,以人自身为目的,教育才能走出形而上学,获得单纯的高贵。”[7]

以“主知主义”为哲学导向的“知识课堂”,把传授知识和发展人的理性作为课堂教学的最高目标。在“主知主义”教育哲学观的指导下,“知识完全成了理性的事业,而理性则成了同人的需要、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生活绝对无关的东西,它实际上已经从现实的人中抽象出来,独立出来了。因此,传统理性主义所理解的知识的理性化,也就是知识的非人化、知识的非社会化。”[8]这无形中导致了教育异化现象的发生:教育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迷失了自己追求的精神家园,遮蔽了自己塑造人的灵魂的真谛。“在纯粹认知的和抽象逻辑的知识传递、讲求经济、效率、秩序的技术理性归训的遮蔽下,个人的自然需要、对自我和社会意义的理解与感受等等渐渐被排斥于主流的教育理论话语之外,加之政治、经济、社会等外在于教育自身的场域逻辑的强行介入,教育为‘人’而存在,并作为个体生命自然的舒展、生命的动感和勃发的生机与活力的具体展现形式,就更加难以寻觅其踪了。”[9]教育教学的主阵地——课堂教学,从根本上成了与人的生命活动相脱离,违背人的生长发展规律和生命活动规律的活动。同样,由“主知主义”而导致的“科技至上”的理念,也带来了人的异化和人性之间的冷漠。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使教育从理性世界回归到生活世界,回归到生命本位,课堂教学的教育哲学观就必然要发生改变。而“人文主义”教育哲学观就是符合“生命课堂”所需的教育哲学观。

我们知道,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文过程,是一个以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为指导所进行的人文关怀的过程。人文主义教育哲学观是以人为中心和以人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教育哲学观。它通过引导学生对自己生命的人文思考和人文建构来发现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促进生命的完善与升华。“生命课堂”的教学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师生之间生命相互交往的活动。而“把教学本质定为交往,是对教学过程的正本清源”。[10]教师和学生在“生命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民主平等的对话,互相影响、相互促进,使得各自的生命价值得以体现和彰显。而人文主义教育哲学观所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主旨,主张通过人文学科的传授使人的发展达到更高的水平和状态,以实现对人性的拓展,确证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力量——教育既要关爱人的生命,也要激扬人的生命,使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发挥出绚丽的光彩。因此,人文主义教育哲学观体现了师生生命发展的主体需要,反映了师生人生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生命课堂”主旨。

三、 生命发展:学生、教师、学校三位一体的发展

以“人文主义”教育哲学观为指导的“生命课堂”,是一种师生之间生命相互交往的课堂教学活动,必定能很好地促进学生、教师、学校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

1.学生:自主发展

我们知道,现代教育重视对学生的终身学习愿望、科学探究能力、创新意识以及科学精神的培养,而这些无疑都离不开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发展。而“生命课堂”的教学,就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有利于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富有个性的学习。首先,在“生命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有意识的创设学习情境,从而引导学生去认识知识、发展知识,进行知识的构建,为学生的自主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其次,在“生命课堂”教学中,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获取知识,通过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养成学生思考与探索的兴趣、发展自身自主学习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学生的学习策略和思考策略、科学探究能力和敢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得以养成。再次,在“生命课堂”教学中,民主、平等、合作的师生关系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愉悦宽松的学习环境,有利于学生在学习过程去发现、去质疑、去创造,有利于发展学生想像未来、憧憬未来、规划未来、设计未来的能力,从而真正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我发展。最后,“生命课堂”采用有利于学生自主发展的发展性评价机制。我们知道,发展性评价就是为了促使学生参与评价过程,包括制定评价标准,以实现评价标准的内在化,形成内在的自我评价尺度。发展性评价的采用,有利于学生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培养,有利于促成学生形成积极的自我形象。

2.教师:专业发展

从关注知识到关注生命,意味着教师的工作中心从知识的传授转到促进生命的发展。而要发展学生的生命,就离不开教师生命的发展,教师专业化的发展。因为“没有教师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高的教育质量;没有教师精神的解放,就很难有学生精神的解放;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没有教师的教育创造,就很难有学生的创造精神。”[11] “生命课堂”的教学活动是一种师生生命的交往活动,有利于教师生命价值的生成、专业品质的提升。首先,有利于教师观念的更新。知识本位观念下的教师角色是知识的传递者,是“以教书为主”的人,是“教书匠”。其实,“教书”只是一种手段,教师工作的对象是“人”,是具有鲜活生命的生命个体。所以,“教书”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教师的目的,“育人”、“成全生命”才是目的。在“生命课堂”教学中,教学成为师生间生命的活动,通过教学教师的生命价值得以确立。教师超越传统的知识传递者的角色,创造新型的教师职业形象和教师的角色,创造新的精神生命,重塑教师的素质。其次,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在富有创造性的“生命课堂”教学中,教师逐步培养起了对教学的兴趣与信心,从而产生了对教师这种职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为教师提升其教育科研能力奠定了基础。同样,当教师的职业成为一种专业,是专业就有更高的要求——教师在其职业生涯中,将成为学习者、研究者和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这种集工作的创造性、挑战性、趣味性等为一体的职业特点,必定会促进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提升。最后,有利于教师生命质量和生命品质的提升。“生命课堂”的教学过程,是师生之间一种共同交往、共享经验的过程。教学活动成为师生在特定情境和为特殊目的而进行的知识、态度、价值观等的分享活动,成为师生之间共同经历的一段美好的生命历程。

3.学校:持续发展

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合作精神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和养成,是学校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生命课堂”的教学中,教育教学活动成为“唤醒人的生命意识,启迪人的精神世界,构建人的生活方式,以实现人的价值生命(即人生价值)的活动”[12]。学生在师生之间民主平等的课堂教学生命交流中,逐步养成思考与探索的兴趣、科学探究能力和敢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形成勇于、乐于、善于面对未来生活的能力、态度和行为,进而造就在现代社会所需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实力。

总之,个体的生命是教育的基础,也是教育的最终目的,“生命自身的本体地位、生命的珍贵、生命的尊严,是学校教育应该尊重的”[13]。以“人文主义”为教育哲学观的“生命课堂”教学过程,是师生之间通过民主平等的对话,互相影响、相互促进,使得各自的生命价值得以体现和彰显的过程。以“人文主义”为教育哲学观的“生命课堂”,是追寻“课堂的生命活力”、追寻“教育的生命内涵”、追寻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14]的教育本义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冯建军.生命与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3.

[2]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4.

[3] 冯建军.生命与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

[4] 吕型伟.发展个性,开发潜能.上海教育,1998,(1).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69.

[6] 叶澜.教师的角色与教师专业化发展新探.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4.

[7] 吴松.教育与启蒙.高等教育研究,2001,(2).

[8] 林建成.现代知识论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社会科学,1997(6).

[9] 阎光才.教育的生命意识——由荒野文化与园艺文化的悖论谈起.清华大学教育,2002(2).

[10] 钟启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06-207.

[11] 叶澜.教师的角色与教师专业化发展新探.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3.

[12] 郭元祥.论教育的生活意义和生活的教育意义.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