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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喜福会》;儒家思想;美国精神;文化冲突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flicts and compromises between four mothers and their respective daughters in Amy Tan's novel The Joy Luck Club. The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American spirit represented by the two generations of mother and daughter are revealed, which ar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ecking order of family members in Chinese family and the equality idea in American family,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modesty and American frankness, the conflict between family awareness in Confucianism and inpidualism in American spirit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hineseAmerican daughter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Key words: The Joy Luck Club; Confucianism; American spirit; cultural conflict
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发表,便好评如潮,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九个月之久,获得多项文学大奖,令她一举成名。作品主要描绘了分别代表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母女两代人之间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心灵历程,展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进程。
小说中的四位母亲均来自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她们出生并成长于旧中国,在大陆的娘家都曾有着不错的家境,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早在她们赴美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她们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她们的四个女儿均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与生俱来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国文化中鼓吹的个体与独立,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基于这样的背景,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就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情形不同,反映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
本文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由于中美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小说中人物间的性格冲突,从而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促进不同文化圈的人们的和谐共处。
一、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美国文化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代表。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地域环境的差异,中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伦理思想。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源于不同的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倡长幼尊卑有序,家庭中小辈必须服从长辈,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不得有半点违背。《弟子规》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就是“反了”。
西方没有像中国那样一统数千年的传统核心伦理思想,但我们依然可以追溯到其渊源。在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很重。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核心是人文主义,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这极大地推动了个人进取精神。另外,在欧美文化中,人们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崇尚个性。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基督信徒“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国的伦理思想虽然起步较晚,但它继承了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伦理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其核心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特立独行,而不是百般服从”[2]431。美国伦理思想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却富有“美国特色”。美国“辽阔的土地、独立流动的气氛、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等,为美国伦理思想注入了鲜明的美国特征”[2]427,培育了独特的美国精神。
无论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还是独特的美国精神,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二、《喜福会》体现出的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冲突
小说中,随着对这四位女儿成长的描写,作者展示了四对母女间的代沟与文化隔阂。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四位母亲要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塑造自己女儿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期望教育女儿,而在美国生长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四个女儿要按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无法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两代人无法沟通思想因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四个女儿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美国人发生矛盾。在女儿方面,她们几乎都不能理解她们各自母亲的过去,而且常常为中国的习俗、规矩大伤脑筋。在母亲方面,因英文的贫乏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不甚了解,她们无法接受各自女儿疏远自己这一事实。此外,因失落感和望女成凤之心的膨胀,几位母亲都企图控制她们女儿的命运,这无疑激化了母女之间的矛盾。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和美国家庭中的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母亲龚林达一直试图教会女儿韦弗利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顺从父母,做事中庸,“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从小到大,每一个成长阶段无不浸透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儿女必须对父母尽孝。“孝”的第一层含义是不仅要尊敬父母长辈,物质上精神上还要无微不至地关怀父母,而且要养老送终、传宗接代。“孝”的另一含义是顺从。“顺”就是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按照孔子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但是,韦弗利从小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熏陶,强调独立能力,自我意识和反叛心理强烈,所以她抱怨妈妈对她“管头管脚”。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要求弹琴时,妈妈说:“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3]145晶妹顶嘴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 [3]146她认为“我不是她的奴隶,这不是在中国”[3]145,表达了她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无处不在的独立自主观念。妈妈的话一语道破了中美家庭中母女关系的区别。在中国,人们常用“女儿是妈妈的贴心袄”来形容妈妈和女儿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母女关系是诸多家庭关系中最和谐、最容易理顺的。美国伦理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之间是平等关系,是朋友关系。美国人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平等地位意识极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使得美国父母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小说中的四对母女之所以冲突不断,就因为女儿已经美国化了,是典型的“香蕉人”。而中国妈妈仍按华人的传统解释母女关系
例如,在韦弗利第一次婚姻期间,母亲常常不打招呼,随便来访,这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可却遭到了女儿的抗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往往不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姓名,这也是长幼有序的要求,否则会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懂规矩。《弟子规》中写道:“称尊长,勿呼名。”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不论长幼都可以直呼其名,越亲密越如此,体现了对平等的追求。小说中,瑞奇初次拜见未来的丈母娘,临别时,他紧握两位老人的手,说:“林达,庭姆,我相信我们不久以后还会见面的。” [3]189 林达和庭姆是韦弗利的母亲和父亲的名字,除了几个同辈的至亲好友外,无人这样直呼他们的大名。这个举动在华人眼里就是“没大没小”!可瑞奇浑然不知,还觉得自己与未来的丈母娘挺谈得来呢。但是吴晶妹和韦弗利等人由于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她们总是以“叔叔、阿姨”等称呼长辈。简单的称呼,体现的却是价值观的差异。
(二)中国式的谦虚与美国式的直爽之间的冲突
为了得到母亲的支持,经过精心策划,韦弗利带瑞奇来家里吃饭。因为她知道“烹饪是我母亲表现她的爱意、骄傲和能力的一种方式” [3] 186。谁夸颂她的烹饪,谁就会取得她的欢心。赴宴前,韦弗利反复叮嘱瑞奇:“饭后一定要告诉她,她烧的菜是你吃过的最好的。” [3]186果然她妈妈烧了一桌丰盛的中国菜,包括她的拿手好菜梅干菜蒸肉。按照中国的习惯,老太太对自己的拿手菜总是先谦虚一番,说自己的菜做得如何不好,其实意在获得大家的表扬。那晚,她满心欢喜地端出自己得意的梅干菜蒸肉,骄傲地放在未来女婿的面前,自己尝了一口后故意谦虚地说:“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 [3] 188那句话实际上是提醒大家快来尝一口,然后称赞她烧的菜如何美味可口。但是,在座的人还没来得及这样做,瑞奇就接着老太太的话说:“你知道,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 [3]188说着就在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倒上了一层乌黑的酱油,顿时老太太变了脸色,气得目瞪口呆,弄得在场的其他人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谦虚为美德,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更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绩;美国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对自己的成绩也乐于展示。瑞奇把一切都搅混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因为他根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这种自贬式的谦虚。
(三)儒家伦理中的家族观念与美国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
韦弗利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她妈妈喜欢到处炫耀,自己也跟着出名。女儿看不惯这一套,抗议道:“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 [3] 97儒家伦理重视家族的力量,一家人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母亲们望女成凤,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无形中给女儿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女儿成名了,母凭女贵,当妈的当然高兴。可是小说中女儿们崇尚的是美国精神中的“个人奋斗”。她们认为自己的成功纯粹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与父母无关。韦弗利对母亲行为的反感使她最终放弃了下棋。
(四)作为华裔的女儿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四个女儿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但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成长、思想及各自的婚姻,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的美国人发生了矛盾。韦弗利打算和白人男友瑞奇结婚。可瑞奇比韦弗利小几岁,她担心这桩美国式的婚姻会遭到母亲的反对。尽管对母亲心存怨恨,她还是想方设法试图先得到母亲的认可而没有如瑞奇所说的“说一句‘妈妈、爸爸,我准备结婚了’” [3] 189。母亲总是对瑞奇挖苦讽刺。韦弗利向朋友玛琳娜诉苦,玛琳娜建议:“告诉她住手,别破坏你的生活,告诉她闭嘴!”[3]182女儿让母亲闭嘴,这在儒家文化中也是闻所未闻。韦弗利虽然对中国传统伦理——孝道一知半解,却深知作为女儿,是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的,“你会被指控为杀人帮凶” [3]182。韦弗利一方面讨厌母亲干涉自己的婚姻,坚决要独立,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中国的孝道,这让她处于矛盾之中,非常痛苦。
小说主人公之一罗丝是位性格温顺的姑娘,一次她受白人朋友泰德的邀请出席他父母的招待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泰德的母亲婉转地表示不同意罗丝和泰德结婚。罗丝听后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没有公开表示反抗。当泰德得知此事时,他大为恼火。首先他对罗丝不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感到吃惊和不解,然后他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斥责他的母亲不尊重他的权利。婚后罗丝对泰德百依百顺,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爱他的表现。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夫为妻纲”、“夫唱妻随”的伦理要求。然而事与愿违,泰德反而对她产生了厌倦提出离婚。这下震动了罗丝,经过痛苦的反思后,她终于明白了,在美国,作为一个人,她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她决心为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斗争。泰德发现妻子原来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权利意识的弱女子,两人竟破镜重圆,生活得比以前更加美满。在这里,先是泰德违背父母之愿选择了亚裔妻子,而后一向没有主见的罗丝学会了对丈夫说“不”。这两件事都表现了美国家庭中的独立意识。
女儿们在与母亲们的不断冲突中长大,经历了各自的快乐、烦恼与痛苦,也希望能缓和一下母女之间的矛盾,试图去理解母亲。小说行将结束时,女儿们已意识到她们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并使其变为优势。吴晶妹的中国行从中国传统伦理角度看,实际上是在尽“孝”,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母亲们在遭到长期的反抗后,不再利用母亲的权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儿们了,注意到在她们生活的基础上女儿们正在谱写更为美好的生活篇章。母女间的这种和解,不只是两代人之间矛盾的化解,也是作家的希望,希望华裔的后代能在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和谐地融合。
三、结语
中国儒家思想和美国精神相比,无所谓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处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应该互相宽容、互相理解,取长补短。只有这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才能减少冲突,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参考文献
[1]朱永涛.美国价值观——一个中国学者的探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28.
论文关键词:斯坦贝克;生态;生态伦理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重要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习惯上被评论界定义为“愤怒的作家”,其原因是,囿于当时的环境,批评家们只看到了《愤怒的葡萄》表达了作者对有产者剥夺穷人的愤怒,而没有发现其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它问世之后,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称“《愤怒的葡萄》属于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类的了不起的愤怒之书(angrybook)的范畴”,约瑟夫·沃伦·比奇说它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生产的在30年代被称为无产阶级小说的最好范例”。后来,又有批评家对这部小说大加抨击,说“斯坦贝克要么是描写低等的动物,要么是描写快要沦为动物的发育不全的人”,另一位评论界泰斗艾德蒙·威尔逊说:“《愤怒的葡萄》的字里行间充斥着令人作呕的空话。”“因为威尔逊不喜欢小说把人类降低到一种动物的水平上并让他们具有太多的自然本性,太粗俗也太低贱。”
但自从人类进入20世纪,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使人类从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盲目乐观和狂妄自大中清醒过来。因为,无数的事实说明“现在每天约有100多个物种永远消失,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速度还会加倍甚至翻番。这个星球上,维持生命的资源,如空气、水和土壤,正被惊人地污染或消耗。
诞生于20世纪的生态伦理、生态哲学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给人们解读文学经典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批评武器,人们开始从生态的角度重新阐释斯坦贝克的作品。美国著名生态学者,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教授(roderickfraziernash)在其生态学巨著《大自然的权利》中,引用了西尔多·罗斯雷克(theod.oreroszak)的话说,当代的环境主义“从根本上说是颠覆性的”,“因为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解构’当代美国的社会和文化”。比特·利斯卡的《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为斯坦贝克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变化,作者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预示了一种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倾向”。美国西南卡莱罗纳大学学者布瑞恩·马斯塔斯(bminmaste.璐)指出:“约翰·斯坦贝克是生态批评领域里一颗光耀夺目的明星”,“是没有得到承认的生态批评之父”。他还说:“事实上,在最近出版的许多生态批评的文集中,斯坦贝克很少被人提及。”
一、伦理与生态伦理
美国伦理学家戴斯·贾丁斯说:“伦理(ethics)一词来自希腊词ethos,意思是‘惯例’(custom)。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是指一般的信念、态度或指导惯例行为的标准。这样,认识到任何社会都有确定惯例的典型的信念、态度和社会标准,因而任何社会都有其伦理。’’
说到环境伦理学,贾丁斯指出:“一般地说,环境伦理学旨在系统地阐释有关人类和自然环境的道德关系。环境伦理学假设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能够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规范约束着。”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中指出:“伦理学应从只关心人(或他们的上帝)扩展到动物、植物、岩石、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或环境。”绪论丹)
早在弗雷泽·纳什之前,就有学者看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剥削、蹂躏所造成的巨大灾难。1915年,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讨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1940年,奥尔多·利奥波德(d0leopold)呼唤一种整体主义的生物中心主义道德,他称之为“大地伦理”(1andethic)。深层生态学/生物中心主义(deepecologyorbiocentrism)把一种至少是与人相等的伦理地位赋予了大自然。这对西方几千年来的传统伦理提出了公开挑战。“因为西方传统哲学否认人与自然之间有任何直接的道德关系。根据大多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身份(moralstanding),其他事物只有在服务于人类利益时才有伦理价值。”所以,几千年来,人类把大自然当做奴仆,“自然环境成了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是被我们大家的工业制度蹂躏的黑人”。
西方的哲学、文化和宗教传统是环境灾难、生态危机的根源,诞生于这种语境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西方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根深蒂固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植物活着是为了动物,所有动物活着是为了人类……自然就是为了人而造的万物。”托马斯·阿奎那更是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动物天生要被人所用,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相应地,根据神的旨意,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之……’’
二、斯坦贝克的生态伦理思想的表现
1.作者极大地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
正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折射生态伦理观念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伦理观念,甚至反映一个社会的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斯坦贝克作为一个有着生态伦理思想的伟大作家,满怀深情地讴歌了人与人之间的爱心,特别是他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从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阐明了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
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统治自然绝对根源于人统治人。米尔布拉斯指出:“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统治的文明:这种文明被定向于允许一些人去征服另外一些人。”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西方文明认为“他们应当努力去统治对方,吃掉对方或者被对方吃掉。而美国人则相信,他们必须保持他们在全世界中的强者地位”。
斯坦贝克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深情歌颂了处于受压迫地位的黑人,以充满同情的心态描写了贫穷的流浪工人等。在他晚年发表的游记《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作者表达了对黑人的同情和赞美。在谈到黑人古柏家时,他写道:“他们是我惟一认识或有接触的黑人……当我听到,譬如说,黑人是个次等民族时,我在想,一定是有关当局得到了错误的信息。当我听到黑人都是脏鬼时,我记起了古柏太太晶亮的厨房。懒惰?古柏先生大型运货马车走在街上的得得马蹄声,总是在黎明时分扰我清梦。不诚实?古柏先生是萨利纳斯极少数欠钱绝不拖过当月l5号的人之一。
作者不仅赞美黑人的优秀品质,还对种族主义分子的丑恶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例如,对他亲眼目睹的女种族主义分子拉拉队反对黑人孩子上学的拙劣表演,他说:“这些女人的表现,赋予了‘母亲’这个词一些很奇怪的定义。更离谱的是,其中一小组人对此事已经熟稔到被称为‘拉拉队员’的地步。”
环境主义者提出:“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乔德的妈妈就是在人与人和谐方面的光辉榜样。在《愤怒的葡萄》中,作者热情赞扬了乔德的妈妈,即使自己家处于困境,她也随时准备帮助别人,把宝贵的食品分给别人。乔德妈妈是这篇小说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自始至终,她就是一位导师和女神。她没有姓名,一直被称做“妈”,这更增强完善了她的母亲形象。她细心关爱自己的孩子,也关心需要帮助的邻里的孩子。她善待公公和婆婆,当她看到邻居的孩子围在饭锅的周围,她慷慨地把本来不足的食品均给孩子们。她说:“从来没听说过乔德家或是黑兹利兹家有过路人要借宿、要讨点东西吃或是要搭我们的车的时候,拒绝过人家的要求。”当威尔逊怕因为自己钱少会连累乔德一家时,妈说:“你们绝不会连累我们。彼此互相帮助,我们便都可以到加利福尼亚了。”
在《人鼠之间》这个富有多重隐喻的小说中,作者歌颂了小人物的友谊。它讲述的是两个流浪农业工人关于土地的梦想和相依为命的故事。他们在农业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下被迫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幻想着有一天他们能有一小块土地,过上愉快自由的日子。尽管莱尼弱智,经常惹麻烦,乔治从不放弃他。有一次,莱尼又惹了祸,觉得对不起乔治,说要走,离开乔治。乔治说,“我需要你留下,和我在一起”,“要是你一个人住在山上,会有人把你当做一匹野狼把你射死的”。朴实的语言,深厚的感情!
斯坦贝克笔下的小人物之间的互相关爱、互相同情是对鼓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西方哲学的无情批判,也是对符合生态伦理的和谐人际关系的深情赞美和讴歌。
2.斯坦贝克控诉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
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和生态文学批评的矛头就是直指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主要策略是颠覆和消解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如人/自然、意义/物质、大脑/身体、男人/女人等的对立。在生态主义者和生态/环境伦理学者看来,强调自然的重要性,关注动物等其他自然现象,就是对以自然为敌、破坏自然、征服自然的文化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工业主义、享乐主义的抗议和挑战。
肇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自然是功不可没。但是,人类中心主义也随之登场。例如弗朗西斯·培根,要“让大自然及其儿女供人类使用,使她们成为人类的奴隶”。迪卡尔说要使人类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康德说“人是自然的立法者”,这类表现人类优于自然,要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豪言壮语,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在欧美的诞生并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标志着近现代生态灾难的开始。
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有着生态学背景的作者深情地表达了对红杉林的感情,痛斥了滥采滥伐。他说,“红杉给人的感觉无法传达”,“红杉不像我们认识的其他树木,红杉是来自另外一个时代的使节”。有个人“借着地主的身份所带来的权利,他把所有的树都砍了卖掉。镇上所有的人都对这件事感到震惊,并且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因此,“对美洲杉而言,所有的人类都是陌生人,都是野蛮人”。
正如杰帕里尼在《斯坦贝克横越美国》的“导读”中说的:“斯坦贝克最好的小说之所以迷人,部分原因在于作者对于一块土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还有对土地上的人民和环境之间重要的关系都有深厚的感情。”导读,聊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美国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失败到了对人类精神本质的极端不负责任的地步,如同背信弃义。”当然,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早就谴责了由于人类的愚昧无知、贪婪掠夺造成的生态灾难。他在小说第一章就描绘了俄克拉何马州的生态灾难:“在雨水冲成的沟渠中,细土像流水似的直往下滚。土拨鼠和蚁狮一活动,尘土就像雪崩似的坍了下来。”此外,由于土地被过度开垦,地表土失去了保护,在干旱气候下出现的“尘暴”,把地表土吹走,“风越刮越猛,在石头底下吹过,卷起稻草和枯叶,甚至还卷起小土块……玉米用它软弱了的叶子与风搏斗,直到根部被猛掀猛撬的风刮松了”。
作者在小说的第十三章,对于造成生态灾难的人类的贪婪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我真不懂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天天有五六十车人从这儿过,都是带着家小和东西往西去。他们上哪儿去?他们去干什么?”“哎,我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真不懂。” “可是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呢?我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到底会搞成什么样子?”斯坦贝克用重复的手法反复发问,强调了人们的愤怒和困惑。对于这个问题,凯西是这样回答的:“譬如我吧,一向都在拼命跟恶魔斗争,因为我从前认为恶魔是我们的敌人。可是有一种比恶魔还要凶恶的东西抓住了这个国家,不把这个家伙砍掉,它是不会甘休的。”斯坦贝克不正是在暗示,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人类对自然的贪婪掠夺和无情蹂躏是生态灾难的始作俑者吗?
据统计,仅1935年3月,“一场新尘暴席卷了南部平原,毁掉了堪萨斯一半的麦作物,俄克拉何马的四分之一,以及内布拉斯加的全部——500万英亩全部被吹光了”。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尘暴总被说成是‘上帝的行为’,人类则是无辜的牺牲者。其实,尘暴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类的愚蠢,因为人摧毁了大平原的自然生态。”占阱’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的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的态度对待自然”。
对于人类这种愚蠢的行为,作者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警告说:“如果最多才多艺的生命形态——人类——用他们一直以来所使用的方式努力生存,那么他们不但会毁掉自己,还会毁掉其他的生命。”因为斯坦贝克深知,“自从希腊和罗马衰落,基督教出现以来,大自然在西方伦理学中就没有得到公平对待”。
3.作者充满爱心描写动物,体现了作者的生态伦理思想
盛行于西方社会几千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但造成了人类的贪婪无知和狂妄,也唆使人类对大自然实施了残酷的剥削,无情的掠夺和残忍的杀戮,从而导致多种动植物的灭绝。有人警告说:“由于人类的活动,地球生命面临着自6500万年前的恐龙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物灭绝问题。”人类在对待动物问题上一直沿用了错误的做法。
而斯坦贝克则在作品中,反复表现了自己对各种动物的感情和挚爱。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作者花了很大篇幅描写他的狗查理的活动。在《人鼠之间》这部小说中,开卷就是美丽的大自然和自然界里的动物。“沙滩上树底下,落叶积得厚厚一层,而且是那么干脆。一条蜥蜴走过便会嘎嘎地响起来。一到黄昏,兔子便从树林走出来,坐在沙上。涣熊夜行的足迹盖过了湿渍的洼地,还有从农场里跑出来的狗四散的脚印,和黑夜里跑来饮水的鹿打楔子般裂开的足痕。
在《美国与美国人》中,斯坦贝克谈到了一次打猎的经历。面对郊狼,他说,“我的手指迟迟不愿碰触扳机”“现在我对这两条活蹦乱跳的健康郊狼有了象征性的责任。在万物关系的微妙世界中,我们将永远被绑在一起”。
斯坦贝克的这种生态伦理观念可追溯到达尔文和梭罗的生态思想。生态思想的先驱梭罗在《缅因州的森林》中写道:“森林中并不是没有居住者,里面住满了和我一样善良而诚实的精灵。”他曾经“把翻车鱼、植物、臭鼬、甚至星星视为伴侣和邻居——换言之,他所属的共同体的成员”。早在梭罗之前的1835年,达尔文就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高傲自大的人类以为,他自己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值得上帝给与关照。我相信,把人视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存在物,这是更为真实和谦虚的。因为达尔文相信,“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它得到的视野就越宽广。的确,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文明的标准,就是他或她扩展其同情或道德的程度”。对人的标准是这样,难道说对一个社会的标准不更应该是这样吗?难道说斯坦贝克不正是一位有着高度的文明精神和生态伦理思想的作家吗?
斯坦贝克的生态及生态伦理思想极其难能可贵。这实际上体现了生态伦理学家们提倡的把人的“天赋权利”扩展到动物、植物以及整个自然界的“大自然的权利”。他的这种思想类似于“生物中心伦理”(bio.centricethics)。该理论认为:“所有生命均有内在价值。”生物中心伦理的一个早期版本是阿尔伯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reverenceforlife)理论。施韦泽说:“落时分的非洲,我们正在一群河马之问乘船逆流而上,在我的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敬畏生命’。”
孙利民(1963―),男,吉林长春人,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讲师,原长春电影制片厂美术设计。研究方向:动画创作。
作为影视作品的一种创作类型,以题材性质和内容限定命名的家庭伦理剧是以反映社会和家庭伦理道德为主进行的影视创作。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家庭伦理剧就成为了这样的一种阐述平台,借助“家”这个社会组织的最微小单元,以个体和社会的间互交融,在根深蒂固的伦理本位文化传统和宗法血缘关系中,通过家庭中发生的各类事件,展示和探讨了爱情、婚姻、孝道、教育等种种问题及其深层的社会存在。因此,多年以来,以平民化的叙事视角、直面社会真实的价值取向的家庭伦理剧始终在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的多元语境中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并因此作为中国影视作品中的传统母题而恒久存住。
家庭伦理剧在我国影视创作的历史中有着悠久的传统。郑正秋肇始了家庭伦理剧的先河,开拓了以情感为核心的具有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内涵的艺术模式;蔡楚生凭借这一类型以现实的取材和颇具感染力的叙述风格凭借《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作品在中国影视史中树立了不可逾越的高峰;谢晋在政治色彩浓烈的社会背景中开创了家庭伦理剧的新途径……家庭伦理剧不仅拥有着辉煌的历史,当今,这一类型与军旅剧、谍战剧、农村剧等一道,构成了中国影视文化中的主力架构。家庭伦理剧的兴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作为中国电影类型中最为稳定长久的类型之一,它不仅源自中国源远流长的儒文化影响,还作为大众审美意义生成的心理基础必然要以鲜明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特色对社会伦理和道德问题进行反映。因此,在这一类以反映社会道德、伦理为内容的影视创作一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微调或质变。从1990年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中的里程碑《渴望》肇始,到1999年《牵手》,经过《一声叹息》《金婚》《钢的琴》《新结婚时代》《双等影视剧作品的热播,家庭伦理剧再度活跃,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收视热潮在二十多年的时间中,随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迭,。中国家庭伦理剧不仅完成了美学观念上的更迭,更籍由从理想回归现实的景观通过艺术的表达进行了某种反思。主流收视人群的热爱甚或是追捧必然为创作带来类型化的趋势,近而,部分家庭伦利剧的创作日益陷入了模式化的泥沼。因此,如何在家庭伦理剧的创作中走创新之路,并不断提升其类型的艺术蕴含,不仅成为影视艺术创作中的追求,更成为当今社会语境中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命题。以此为契机,对家庭伦理剧的类型创作进行梳理,并对经典之作进行再度分析,并在其中寻找其适应发展和热播的元素已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中,重温中国首部暑假档娱乐片典《谁说我不在乎》,就具备了别样的意义。
黄建新素以“社会问题题材导演”而闻名,有人曾说过,黄建新的影片全部“含着骨头”。在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他都或犀利直接或隐含暗示的对某一或某些社会现实进行展示及针砭。电影《谁说我不在乎》正秉承了黄建新的一贯风格。影片讲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在一个标准的城市三口之家中,通过女儿的视角,展示了因一张消失不见的结婚证所引发的所有事端。正是这样一个并无太大新意,反映中年夫妻情感危机的故事,居然以400万的制作成本赢得了1600万的票房回报。这样热烈的市场反应正缘于电影以深层的视角直接契合了当下中国城市家庭问题的实质。
影片在一开始就用突如其来的结婚证失踪打碎一家人的宁静和幸福。那么,是什么,让平静的生活如此不堪一击。影片中看似设置了许多理由及情感走向的铺垫,但其实,当将婚姻和人生在电影中并置时,发现黄建新给出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性命题:正是也只有无法相互理解才导致了一系列的失去。男主角顾明的工作单位被导演别具匠心地设置到了精神病院。这里应该是一个在所谓的正常人眼中充满非正常状态的人的地方。但这里却是整个社会的集中缩影。当人与人之间搭建起理解的桥梁时,就能放下拿起的屠刀;如若不然,结果就是整天“拿根猴皮筋打烂你们家玻璃”。而对待病人耐心细致的顾明在面对自己陷入偏执的妻子时却仅仅采用了敷衍和逃避。甚至当顾明面对对他一往情深的助手小安时,导演也有意识的设置了小安在关键的情节点中三次讲起了粤语,构成了彼此之间的沟通障碍,以致成为了二者之间永远无法横越的鸿沟……不仅如此,片中的许多人物之间都存住着因种种原因而造成的不理解而形成的障碍。这种障碍和浮躁才正是黄建新试图对观众所唤起的反思吧。
影片《谁说我不在乎》中的另一个侧重点是针对我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而来的。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是世界上的一种特殊结构。在这种特定的家庭中,因父母等长辈对子女的过分关爱,加之缺乏兄弟姐妹交流等情况,形成了独生子女一代人惯性的娇宠独断的奇怪状态。那么,在娇惯任性和情感缺失的状态中,父母望子成龙、子女负荷过重、孩子过早成人化及过分牵制父母生活等关联因素正是造成种种家庭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过:“家庭关系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促使民众更倾向于从家庭中寻找心理安慰。中国家庭关系的复杂性,也使得家庭伦理剧有很多好题材。”一般而言,家庭伦理剧很少涉及社会大事,均是围绕百姓的柴米油盐和生活琐事进行阐述。当然,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也会通过家庭伦理剧得以诠释。电影《谁说我不在乎》依循这一类型影视作品创作的传统不仅着重展示了家庭伦理剧形式中最为常态的夫妻关系,也同时关注了独生子女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在近代科学时代,最早的科幻作家也许是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兼物理学家兼哲学家开普勒!他在1610年写了一本小说《梦》,被阿西莫夫和萨根认作是第一部科学幻想小说。开普勒这部小说中的主角杜拉库图斯是一位女巫的儿子,也是开普勒名义上的老师第谷的学生。杜拉库图斯的妈妈的老师是来自月亮的精灵,每逢日食时,精灵就可以通过连接地球和月亮的黑暗隧道来往于地球和月亮之间。杜拉库图斯想去月亮上看看,他的月亮之旅其实是为了证明哥白尼理论的正确性。就是说,从月亮上观测地球,我们就能看到地球环绕月亮运动。既然作为月亮上的观测者会误认为地球围绕月亮运动,我们也会误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运动。杜拉库图斯喝了一些可以让自己昏睡的药,在到达月亮和地球引力的平衡点之后,就慢慢地滑向月亮。从这一点来看,开普勒已经知道月亮和地球都会产生引力,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开普勒的大脑中是否已经有了牛顿万有引力的概念?
开普勒的《梦》也许并没有启发他和牛顿去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却预言了万有引力,也预见了20世纪人类的登月之旅。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梦》是所有理性的科幻小说的样板:这些小说预言一些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科学技术,却未必启发科学家做具体的科学发现。毫无疑问,凡尔纳是最为成功的预言家,他的《海底两万里》预言了潜水艇的出现。当然,在1869年,《海底两万里》发表的那一年,真的潜水艇已经存在并用在了军事上。而靠柴油驱动的潜水艇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凡尔纳小说中的潜水艇的动力直接来自海洋(当然他无法预见到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核潜艇)。这本小说的冒险成分远远大于科学幻想成分。至于《地心游记》,现在还无法实现。而《环绕月球》,人类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就实现了,中国则在21世纪实现了。
如果说凡尔纳科幻小说的主题是冒险,那么威尔斯科幻小说的主题则是哲理。他的成名作《时间机器》是一切时间旅行和穿越小说的鼻祖。在小说中,威尔斯认为时间其实是第四维,这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主要观点之一。小说主角是位科学家,他造出了时光机并借以旅行到非常遥远的未来。这部小说在当时引起了关于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的讨论。直到20世纪60年代,物理学家才开始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框架下认真讨论制造时光机的可能。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在理论上,我们不可能制造出可以帮助我们回到过去的时光机。
威尔斯的另一部小说《隐形人》我过去也读过,确实有令人心惊的效果。隐形人在现代奇幻小说《哈利・波特》中也出现过,是以隐身衣的方式出现的。威尔斯的隐形人是通过一种药物使人身体的折射率和空气一样,而隐身衣的原理则不同。科学上,从2000年开始,物理学界开始在隐身材料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隐身材料能让平行的光线在材料中弯曲后再以平行光线的形式出现,如果在材料中藏有东西,利用光线探测这个东西的人就不会看到它。这虽然和威尔斯的想法不同,却也有类似之处。
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有过一本科幻小说真实地启发了一位具体的科学家作出具体的科学发现的例子,但科幻小说确实会拓展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去想象当时的科学技术还做不到的事情。从开普勒的《梦》开始,直到不久之前的《黑客帝国》,都是这样。说到《黑客帝国》,我倒是觉得未来将会见证这个系列的主题的实现,即人类将越来越依赖电脑和网络。即以今天我们到哪里都有上网的欲望为例,无论中外都是如此。例如2012年3月我去了一趟曼哈顿,就看到在星巴克里的人无一不在上网,有人就是专门为上网去的。现在朋友聚会,我们很多人很快就爬上微博,发消息发照片,互相加关注。也就是说,网络和微博已经成为我们身上不可或缺的感觉和交流器官。所以,如果我预言未来人类将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生存在网络中,甚至在网络中吃喝拉撒睡,大概不会太离谱。
历经苦难,沧桑巨变]
名作简介:余华的小说《兄弟》分上、下两部,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重新组合成的家庭在劫难中的崩溃过程。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更甚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伦理颠覆、浮躁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片断摘录:宋凡平曾经教过两个孩子怎么做饭,李光头早就忘得干干净净,宋钢倒是记住了。当李光头饥肠辘辘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时,宋钢已经做好了饭菜,摆好了饭碗和那两双古人用的筷子,坐在桌前等着李光头,看到李光头吞着口水走进来时,宋钢的嗓子就会咝咝地响起来,李光头知道他是在说:你终于回来啦。
李光头吃着宋钢煮出来的米饭就像是在吃豆子似的,嘴里嘎嘣嘎嘣响个不停,把李光头的胃都吃累了,他常常没吃饱就开始打嗝,打出来的嗝也是嘎嘣嘎嘣地响。宋钢炒出来的青菜也是极其难吃。
宋钢涨红了脸,嘴里咝咝响个不停,宋钢能够说出声音的时候,已经知道如何把米饭煮熟了。那个时候两个孩子早就将宋凡平留下的青菜吃完了,只剩下不多的大米。
素材延伸:
五岁孩子的苦难与孝心
梁荣出生6个月时被诊断出先天性血管瘤,两岁多时,妈妈又突发脑溢血导致左半身偏瘫,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不久后爸爸离家出走,小梁荣就承担起了照顾妈妈的责任。
2014年,当别的孩子正依偎在妈妈的怀中给妈妈撒娇,有的甚至还需要妈妈追前撵后喂饭时,5岁的梁荣就已经学会了做饭洗衣服。上幼儿园学会汉语拼音后,就用字母帮识字不多的妈妈在药上用“aoe”做标记……
中央电视台2014“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大型公益活动颁奖典礼上,看到懂事的梁荣和妈妈一人一口,十几口才吃完这个家庭这顿饭最有营养的食品――一个鸡蛋时,看到梁荣怕妈妈吃后胃里不舒服抢着将掉在地下的土豆放在嘴里时,场内的观众不由自主地掉下了感动的泪水。
适用主题:生存;顽强;成长……
片断速写:时代的不幸让李光头与宋刚这两位少年承担起生活的苦难,生存的压力与生命的顽强让他们学会了生存的技能;家庭的不幸让小梁荣担负起本来不应该由他来担负的责任。反思历史,让灾难不再重演;希望完善社会救助体系,让每一个少年都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这是时代的重任。
[韩少功
词典的形式 乡村的视角]
名作简介:
《马桥词典》是中国作家韩少功1996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以作者当知青时下乡工作生活的湖南省汨罗县天井公社为取材地,以其风土人情为素材,集录了当地“马桥人”的日常用词,《马桥词典》共计115个词条。它以这些词条为引子,讲述了古往今来一个个丰富生动的故事,引人入胜,回味无穷。《马桥词典》是对乡村生活的真实描写,透视了一个民族生存挣扎的真实情状,挖掘了民族苦难的历史根源,同时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农村的又一个途径。1999年,《马桥词典》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之一。2003年8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A Dictionary of Maqiao》。
片断摘录:
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已经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往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嬉嬉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儿,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只不过是一大群科学亦即懒惰的人。
素材延伸:
短命的铁路
1865年8月,英商杜兰德在大清天子脚下的宣武门外,铺设了一条长约半公里的“展览铁路”,“以小汽车行驶其上,其迅疾如飞”,时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这样“展览”的结果,不但未引起人们的兴趣,反而适得其反,受到群起反对,最后由步军统令衙门“饬令拆卸”。
适用主题:时代;新与旧;科技与生活;保守……
片断速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人,不欢迎新事物。安于现状者,会讨厌新事物。既得利益集团,会排斥新事物。从动中走过来的人,不欣赏新事物。老迈之人,通常会反对新事物。凡是不接纳新事物者,有一个共性,即吹毛求疵并诋毁新事物。所以,马桥的的汽车惨遭汉子们的击打,宣武门外的铁路难脱短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