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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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企业竞争力；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9-0259-02

1 资本积累理论的基本内容

1.1 剩余价值资本化理论

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即剩余价值资本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我们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我们考察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作资本积累。”

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有其客观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首先，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式的绝对规律，它必然驱使资本家去不断地追逐剩余价值，因此推动资本家去不断进行积累。其次，资本主义的竞争也迫使资本家去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能取得胜利，就必须采用新的技术设备，扩大生产规模，这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

总之，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积累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不断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

1.2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1.2.1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可以把前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可以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

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进，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必然努力使用先进技术和设备，以降低个别商品价值，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同时，先进技术的利用、先进技术设备的采用又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同样的劳动力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这样，总资本中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比例必然下降。所以，资本有机构成的比例的总趋势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的。

1.2.2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个别资本增大为前提，而个别资本总额的增大，又是通过两种基本形式：积聚和集中来实现的。

资本积聚是通过积累使单个资本增大，而资本集中则是把若干个规模相对较小的资本合并重组为规模较大的资本。资本积聚需要以剩余价值的积累为前提，而资本集中不以其为必要条件。另外，资本积聚在增大单个资本的同时，也增大了社会总资本，而资本集中一般不能直接增大社会总资本，但可以改变资本的结构和质量。最后，通过资本积聚来增大单个资本通常较慢。

1.3 决定资本积累量的四个因素

第一，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越高，同量的可变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就越多，积累量也就越大；第二，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首先，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同样的时间下，生产商品数量增多，价值会下降。在积累和消费比例一定时，资本家的积累量和消费量都可以增加。其次，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同量资本可以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最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旧的资本会以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如果个别资本家实现了这种社会进步，他会得到超额剩余价值，整个社会实现了这种社会进步，就会使资产阶级得到相对剩余价值。这都会反过来加速资本积累；第三，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的差额。所用的资本与所费的资本的差额的大小，取决于劳动资料使用的年限和数量的多少。劳动资料的质量越好，使用年限越长，每年转移的价值越少，差额就越大；第四，预付资本总量。在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已定的情况下，随着预付资本总量的增大，资本家可以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资本积累的数量随之增加。同时，预付资本量越大，生产规模也越大，因而也就越能增进积累。

2 资本积累理论与提高企业竞争力

2.1 提高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

提高企业的资本积累，使得企业有能力购买更先进的设备，引进或研发更先进的技术，这样一来，资本有机构成得到提高，同量的可变资本就可以让更多的不变资本发挥作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企业在相同的时间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些更多量的剩余价值反过来又可以加强资本积累，这样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就可以持续保持优势地位。

2.2 提高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提高企业的资本积累，可以使企业在相同的时间段内拥有更大的现金流。更大的现金流，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另一方面让企业在决策、投资、应付突况等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另外，现金流虽然不能获得投资收益，但相反来说，就可以避免风险，同时至少还可以获得市场利率，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企业的资产组合。因此，提高企业的资本积累可以让企业获得更大的现金流，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2.3 提高资本积累有助于实现企业规模经济

提高资本积累，可以扩大企业的再生产规模，表现为更大量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更大的再生产规模可以采用更专业化、更先进的设备，可以引进先进的大型企业管理运作方式，采用信息化的管理系统，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和资产的组合与使用得以优化。规模经济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使得企业在生产相同数量产品的条件下，单位产品的成本降低了。拥有比其他企业更低的商品成本无疑具有很强的价格上的竞争优势。

3 资本积累理论对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启示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虽说是以资本主义为研究解释对象，但如果不考虑资本积累理论中的产业后备军理论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理论，只考虑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的话，资本积累理论对我国企业发展是具有更高的借鉴意义的。因此，资本积累理论对我国企业如何做大做强，如何提高国内和国际的企业竞争力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3.1 扩展融资渠道，提高预付资本规模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预付资本量决定了资本积累量，而资本积累的速度和积累的效果又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扩展融资渠道，通过银行借贷、证券发行或是其他创新型的融资方法，提高预付资本规模。更大的预付资本总额可以大大地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在资本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比例一定的情况下，更大的预付资本总额带来了更高的积累基金，从而再生产又可以在更大的预付资本规模上进行，以此循环往复，企业的竞争力得到不断的加强。

3.2 加速技术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

企业采用更新的技术和相应的设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仅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同时也是导致资本以更大规模积累的原因。因此，高新而适用的技术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

3.3 适时通过并购提高企业竞争力

资本集中是企业快速扩大资本规模，提高预付资本总量，从而提高资本积累的重要杠杆。在现代社会中，企业的并购是资本集中的主要表现形式。并购可以使企业的资本规模迅速扩大，预付资本的增加可以大大加速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又反过来加速资本积累本身。所以，并购对企业的做大做强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企业通过并购可以获得规模和范围经济；其次，企业可以通过并购获得一定的垄断地位，从而获取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再次，企业可以通过并购获取高新技术，即通过并购拥有相应技术的企业来获得该项技术或专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8-707

[2]陈征等，《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新教程，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资本积累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积累 失业 相对过剩人口 经济改革

一、马克思的就业理论

马克思的就业理论与资本积累理论联系紧密。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单单分析就业问题，而是将就业问题纳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整体框架，把它与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下降以及经济危机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就能从深层次把握资本主义经济中就业问题的实质，并对其长期变动和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一）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马克思分别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与剩余价值资本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性，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在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会不断地进行技术的革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资本的有机构成在资本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不断提高，可变资本的增长落后于总资本增长。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剩余人口的出现，马克思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直接推导出过剩人口的必然性，揭示了生产资本的发展所造成的两种相互矛盾的人口变动趋势，深刻论证了这种人口过剩的相对性质。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积累的实质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关于失业类型的研究

马克思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包括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流动的形式就是指短期的失业，他们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潜在的过剩人口是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占领了农业导致大批农民被排斥，这些过剩人口需要流入城市寻找工作，但在存在转移障碍时，只能停留在农村，因而称为潜在的形式。停滞的形式是指长期失业，这些劳动力“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

二、运用马克思就业理论对我国当前失业问题研究

我国目前就业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就业形势也尤为严峻。而近几年沿海地区招工困难等现象的出现也暴露出我国就业问题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上的问题，结构性失业问题较为严重。我国严重的失业问题与就业结构问题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要解决国内目前的失业问题，就必须的分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竞争机制的引入

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不断完善与发展。坚持市场经济，就难以离开产权与竞争等问题。产权明晰也就意味着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即我国企业处于市场中要面临竞争，其必然在完成其社会职责遵守法律的同时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些条件和马克思对相对剩余人口的出现分析所用到的条件具有很多相似性，“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力的杠杆”。市场经济中资本积累过程中也存在这样的时刻，当劳动价格的提高使得利润变得迟钝时，资本的有机构成便会随之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相对过剩人口出现，相对过剩人口的出现使得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率开始上升。

（二）我国人口基数大，劳动人口多的基本国情

与其他经济资源相比较，我国劳动力是相对过剩的。因此，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下，过多的劳动供给和相对不足的劳动需求一直是重要的矛盾。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矛盾由于保障性的就业体制，处于隐蔽状态，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因为竞争与效率等的存在而暴露得更为明显了。

我国农村人口多，剩余劳动人口不断增加，随着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村土地不断流转，户籍管理制度的不断松动，这部分劳动者也将加速向城镇转移。这种转移虽然是城镇化过程中必经的，但是依然会使得城镇中从事脏苦累工作的工人自愿失业。反观城镇就业人数，虽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其绝对规模在扩大，再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城镇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失业人口的增多也难以避免。此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分流下岗的部分劳动者也仍旧没有实现再就业。

（三）我国就业体制的转变

我国的保障性就业体制向效率性就业体制的转变则造成了工作岗位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就业需求的需要。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的保障性就业体制逐步转变为效率性就业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及企业管理的需要。实行保障性就业体制能保证劳动者全员就业，但是保障性就业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竞争与效率的要求相互矛盾。在市场经济中，追求效率成为企业配置资源的原则，保障性就业体制不得不向效率性就业体制进行转变。而正是这种转变，使得失业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产物。

（四）就业的结构性问题

马克思曾指出分工的不断发展使得劳动者长期从事单一的局部的劳动，技能逐渐单一与弱化，一旦失业后便很难找到新的工作。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也不断地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向集约型转变。部分行业与地区出现对劳动力的供需不均衡，使得部分行业出现劳动力短缺或供给过量，从而在部分产业与部分区域内产生就业缺口，而另外一部分过剩的人口又无法在产业间进行转移，从而使得结构性失业问题更为严重。

三、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我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要解决就业问题，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基础，在经济不断健康发展的基础上还要从建立完备的失业保障体制，健全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方面来加以努力。

（一）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增加就业的根本途径就是经济增长。然而扩大就业不仅仅依赖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还取决于增长模式的战略取向。我们应首先选择就业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盲目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含量，还应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最强的产业，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促进第三产业的合理发展。农村的相对过剩人口因土地流转与生产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增加，也要采取适当措施增加农村的工作机会。

（二）建立健全失业保障制度

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下，效率性就业体制条件下，失业的存在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健全失业保障制度，当前完善失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应当是：继续保持失业保险作为基本失业保障制度的模式不变，加快推进下岗保障与失业保险并轨，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积极拓展筹资渠道，不断壮大基金实力，在此基础上，加强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接，调整失业保险基金使用方向，逐步将保障重心从生活救济向就业服务转移。

（三）健全劳动力市场，扩展就业信息渠道

健全劳动力市场是完善再就业的关键和中心环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实质是劳动力的市场化，而我国劳动力市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逐步建立的，至今仍存在较大的问题，市场在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还难以充分发挥。我们要健全劳动市场需要从劳动力市场的健全与扩展就业信息渠道两方面入手，培育和发展多层次、多形式、多类型的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信息服务、职业咨询、就业指导、劳动协作等业务一条龙系列化服务体系。

（四）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素质，降低劳动者失业的转换成本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技术不断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也不断提高，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失业。这类失业主要是由于这部分劳动者缺乏专业的技能。几年来我国人才结构越来越跟不上经济结构的变化，人才结构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提高我国的人才储备与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同时使得劳动中能够适应当前工作对工作技能等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资本积累范文第3篇

一、引言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口抚养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10年的34.2%，少儿抚养比也不断下降，从54.6%下降到22.2%。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上升、人口抚养比下降是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1990～2010年由人口抚养比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长约为1.4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15% [1]。劳动力抚养负担的日渐减轻，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红利，是二十一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2]。

然而，2010年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中国社会总抚养比开始呈上升趋势，人口红利开始消失[3]。而且最近几年来，幼儿教育和养老问题格外突出。因此，研究中国社会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对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自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以来，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一直是人口经济学争论的热点。一些学者认为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4]，老年抚养比增加会降低社会储蓄率，提高资产价格，进而减慢生产率的提高，阻碍经济增长[5]。Hashimoto and Tabata（2010）将社会分为医疗保健部门和非医疗保健部门，认为老年抚养比的增加提高了社会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却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非医疗保健部门向医疗保健部门流动，降低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6]。李魁（2010）、张新起（2012）发现劳动力比例的上升和抚养比的下降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7，8]；黄赜琳（2012）通过对我国长三角区域分析发现，抚养比下降促进了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9]。然而，部分学者认为抚养比增加能够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SalaiMartin （2004）通过分析98个国家1960～1992年的数据发现，老年抚养比增加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10]；Aisa（2013）等认为资本的有效性是由国内储蓄率内生决定，进而发现抚养比增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11-15]；钟水映（2009）[16]等发现老年抚养比的增加能够提高社会储蓄，增加社会投资，进而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1，16，1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对的：Li（2007）通过利用世界发展指标的面板数据发现，一方面老年抚养比升高意味着老年存活率升高，这会提高社会储蓄率，另一方面抚养比的提高会增加当期消费，降低社会储蓄，老年抚养比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类似的，从总体来看，抚养比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19]；Prettner（2013）通过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少儿抚养比增加对人均产出的增加具有负面影响，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大小[20]；赵文哲（2013）利用跨国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60～2011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由于人口转变的行为效应和经济、社会的变化，少儿抚养比与老人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有所不同[21]；穆光宗（2008）、王颖（2010）发现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呈弱相关性和弱因果性[22，23]。

上述文献主要从储蓄率角度研究社会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在劳动成本上升和养老负担加重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2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进程动态地有机融合在一起，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25，26]；而且，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普及和改善教育、提高国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应该成为我国提高自身技术能力、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核心政策 [27-30]。因此，本文试图从资本积累角度，建立拓展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将储蓄和人力资本投资内生化，探讨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影响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二、理论模型

（一）微观层面

本文借鉴Diamond（1965）[31]的相关理论，建立拓展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并将人力资本投资引入模型。

假设迭代的社会中每个人存活三期：青年期，中年期和老年期。在同一时期同时存在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三代人，处在青年期的行为人通过借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中年期的人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并用部分收入来偿还上一期的借贷，部分收入进行消费，部分收入储蓄，同时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抚养孩子；老年期无工资收入，利用中年期的储蓄及利息来养老。

选取1994～2012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重庆只有1997年之后的数据，故剔除），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年鉴》。

（二）回归分析

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开放度等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生性，因此，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39]。估计结果均通过了变量自相关检验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1）在控制了受教育程度、金融发展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后，少儿抚养比与人力资本积累显著正相关，老年抚养比与人力资本积累显著负相关，且少儿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大于老年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抑制作用，使得总抚养比与人力资本增长率显著正相关。（2）少儿抚养比与物质资本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老年抚养比与物质资本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且总抚养比与物质资本增长率负相关。（3）人力资本增长率、物质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但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关系数为0.0183）要小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关系数为0.197），说明我国人力资本回报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均负相关，说明少儿抚养比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正作用小于其抑制物质资本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同时人口抚养负担的增加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而，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由于两个原因：一是老年抚养比促进物质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影响与其抑制人力资本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负影响相抵消；二是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改变，使得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生了改变（即理论模型中的门槛值发生变化），以至于结果不显著。因此，有必要对经济增长模型进行进一步分阶段回归分析。

为了研究在不同时期由于经济社会条件变化，抚养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本文对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分阶段动态面板估计，表2为分阶段动态面板估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仍然是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先后经历了负相关、正相关和负相关，说明经济社会条件的不同造成了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这可能是由于上世纪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并不完善，人们教育观念不强，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较大，导致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落实，以及中国加入WTO，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老年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有所降低，而老年抚养比上升增加了社会储蓄，促进物质资本积累，进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显现出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而近几年来，由于养老基金的空账问题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突出，老年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抑制作用逐渐加大，进而抑制了经济的增长。

同时，从表1和2也可以发现：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金融产业的发展不仅没有促进，反而抑制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金融产业主要面向实体经济，而忽略了个人消费金融，我国2013年住户消费性贷款额仅占贷款总额的16.24%；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说明我国的科技投入并没有很好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此外，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说明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小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待进一步开发我国人力资本的效用。

四、结论与启示

以上通过建立一个拓展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引入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将人力资本投资和储蓄内生化，进而研究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的不同影响，从而探讨了抚养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进一步对我国1994～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动态实证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增加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小于其抑制物质资本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改变，老年抚养比先后阻碍、促进、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总抚养比与我国的经济增长负相关。

考虑到逐渐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逐渐放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少儿抚养比升高的情况，为降低社会抚养比升高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未来中国公共政策的改革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向：（1）完善幼儿教育管理体制和机制，从而降低少儿抚养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减少少儿抚养对物质资本积累的挤占。（2）实行更具弹性的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将养老金与工龄和退休年龄挂钩，鼓励人们延迟退休，从而降低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提高物质资本积累速度。（3）鉴于职业教育投资回报率要高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和学校教育投资回报率[48]，我国应该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从而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回报率。（4）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5）完善科技投入比例，提高财政科技投入在企业等关乎国计民生方面的比例。

资本积累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业经济增长；基础设施；人力资本；VAR模型；协整方程；

作者简介：刘晗(1989-)，男，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与理论，产业组织理论；

作者简介：曹祖文(1988-)，女，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增长。按1978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在1978-2010年这段时期内由1117.6亿元增长到6910.3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8.74%，其中，增长率在10%以上的年份有9年，农业增长为负的年份有4年，农业发展总体态势良好。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农业发展并不稳定，不同年份的农业增长水平差别较大。由于农业生产易受自然和经济双重风险的影响，未来的农业发展将会面临来自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农业主要依靠追加土地、化肥等物质资本的投入量来提高农业产量。从长期来看，通过这些短期影响因素的促进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探寻能够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寻找农业发展的源动力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尤为重要。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并减轻贫困。Binswanger等(1993)[1]、Mamatzakism(2003)[2]、Romeo和Kurada(2005)[3]分别对印度、希腊、菲律宾三个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获得比人口增长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减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促进农业的增长。基础设施具有间接生产性，可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我国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来说更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鞠晴江和庞敏(2005)[4]采用双对数C-D函数模型分析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发展对农业生产增长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史明霞和陆迁(2007)[5]对1985-2004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从长期看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陈灿煌(2009)[6]研究了1980-2005年间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GDP的关系，发现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可见，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源泉。Schultz(1961)[7]批判了传统增长理论的观点，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强调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Uzawa(1965)[8]建立物质和人力资本两部门生产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源泉。Lucas(1988)[9]通过研究得出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源自于人力投资水平差异的结论。Romer(1900)[10]提出人力资本较为富集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Mankiw等(1992)[11]、Caballe和Santos(1993)[12]、Barro(2001)[13]、Bloom等(2004)[14]通过将人力资本引入生产模型中，对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国外研究经验来看，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那么，在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是否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对农村地区来说，人力资本积累是否也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孙敬水和董亚娟(2006)[15]利用1997-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农村人力资本在农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黄振华(2008)[16]估算了1985-2005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剔除人力资本因素后，全要素生产率被高估近30%，由此提出人力资本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杜江和刘渝(2010)[17]运用面板模型分析了1997-2007年间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结果表明除土地、物质资本等重要影响因素外，人力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的农村地区来说，人力资本积累确实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证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确实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少有研究者把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两个因素同时纳入模型进行研究。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费用基本上是靠国家财政资金的投入，对任一方面资金投入量的增加必然降低另一方面资金的投入量，因而必须找出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合理的财政支出配比以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用。有鉴于此，本文将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两者同时纳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为今后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提供参考，以期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二、理论模型

国内外的研究经验表明，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但考虑到我国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家庭资本投入对于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同时就现阶段农业发展水平而言，不应该忽视物质资本的重要作用，因而本文将私人资本投入也纳入到模型中进行分析。为了研究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各因素的作用，先将农业生产部门简化为一个超大型的企业，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同时借鉴Agenor(2008)[18]的做法，构建一个包含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的农业部门生产函数模型：

其中，Y表示农业部门的总产出，G表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E表示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Kp表示农村私人资本的投入；α，β，γ∈(0，1)分别表示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以及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λ∈(0，1)表示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总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比例。

假定原始的劳动力(L)不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对于农业生产没有促进作用，属于“剩余劳动力”，原始劳动力必须经过相关的教育和培训才能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为此，需要构造一个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在Agenor(2008)[19]所构造模型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的积累看作是教育质量、教师以及尚未经过人力资本开发的劳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E表示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量，Q表示农村的教育质量，L表示未经过人力资本开发的原始劳动力的数量，(1-λ)E是未投入到农业生产中的人力资本，也就是农村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数量，且κ(0，1)。由于原始的劳动力不可能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原始劳动力的数量必然要大于人力资本的数量，为了方便分析，把原始劳动力数目设置为人力资本数目的一个倍数：

对于教育质量Q来说，一般认为对教育部门投入的资金越多，越能够提高教育的质量，同时，教师的工资越高，也越能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严格督促学生学习，从而提高教育的质量。因此，参照张望(2011)[20]的方法，假定农村的教育质量是农村教育资金投入与教师人数比例的一个增函数，那么农村的教育质量可以表示为：

其中，IE表示对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量，同时ω(0，1)。

把(3)式和(4)式带入(2)式中可以得到：

经过化简整理，(5)式可以变为：

对(6)式两边同时除以E，经过计算和整理，可以得到一个E与IE的等式：

把(7)式带入(1)式中可以得到：

对(8)式进行化简，同时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

把设为常数项C，最终得到的理论模型方程式为：

其中，因变量为农业部门的总产出，自变量除了常数项以外，包括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以及农村私人资本的投入。上述理论模型反映出农业经济的增长受到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农村教育资金投入以及农村私人资本投入等因素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方法选用

研究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就是考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因素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属于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在对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中最普遍的做法是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但是，使用OLS法的前提是各变量必须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否则采用OLS法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极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从而降低实证结果的可信度。为此，本文将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总产出的影响。VAR模型不建立在任何经济理论基础之上，而是用模型的当期内生变量对模型中的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分析模型中全部内生变量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VAR的优势在于在估计的过程中不受任何假设的约束和限制，相比传统的OLS法而言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二)指标选取、模型设计及数据来源

1.指标选取和实证模型设计。

根据前述的理论模型，为了衡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G)、教育资金投入(IE)以及私人资本投入(Kp)对农业经济总产出(Y)的影响，需要设定相应的指标。农业经济总产出(Y)用农业总产值来衡量；农村基础设施投资(G)用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量来衡量，采用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资金投入量主要是因为由于公共品有非排他的特性，长期以来政府一直是农村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同样的道理，农村教育也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并且农村教育的资金基本上是由政府提供，因此选用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来反映教育资金的投入(IE)。对于农业生产来说，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资产以保证农业生产的高效率，固定资产投资的多少是衡量农业生产水平发展的重要标准，所以，采用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来反映私人资本投入(Kp)。因此，本文最终建立以下形式的实证模型：

2.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85-2010年，共计26年的年度数据。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量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从2007年开始财政部报表制度调整，因而2007-201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由财政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乘以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得到。由于没有直接反映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的统计数据，所以用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乘以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反映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直接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获得。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所有数据均以1985年的不变价格进行价格平减，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同时根据模型要求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大多是非平稳的，因而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先要检验变量是否是平稳的序列变量，如果变量是平稳的，则可以直接使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如果变量是非平稳的，就应该使用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在1981年提出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各个变量的平稳性。ADF检验的检验模型由AIC和SC准则共同确定，各变量的ADF单位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LNY、LNG、LNIE、LNKP这四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变量，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取变量的一阶差分值，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通过了检验，都是平稳变量，表明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VAR模型的确定

由于各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而这些变量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反映变量间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为此，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在协整检验之前，必须要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前述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要求，本文采用带有截距项而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另外，为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首先选择VAR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3，再应用LR、AIC、SC、HQ、FPE等统计量来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结果来看，除AIC准则认为最优滞后阶数为3以外，其余四项评价准则均认为最优滞后阶数应为2，因此，最终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

(三)协整检验

尽管各变量都属于非平稳的序列变量，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序列，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为此，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法来检验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上述检验含有常数项，不带趋势项

从协整检验的结果来看，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LNY、LNG、LNIE、LNKP等四个变量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以得到如下的均衡向量：

β'=(1.000000，0.071578，-0.375777，-0.477432，-4.395207)

LNY、LNG、LNIE、LNKP这四个变量的协整方程为：

协整方程的似然比统计量为121.89，各变量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从(12)式中可以看出，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各变量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衡量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为负，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LNY)将下降0.071578%，这与鞠晴江和庞敏(2005)[4]、史明霞和陆迁(2007)[5]、陈灿煌(2009)[6]的研究结论相反。一般认为对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越大，越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但也应该注意到，对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将会对其他如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不仅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还可能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抑制作用，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张海燕和邓刚(2012)[21]、李强和郑江淮(2012)[22]的研究结论中得到佐证。因此，本文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会对其他生产要素产生“挤出效应”，会阻碍农业经济的增长。以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衡量的农村教育资金投入对农业总产值(LNY)有正向作用，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每增加1%的投入，农业总产值(LNY)将提高0.375777%，表明教育资金的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有积极的作用，这与孙敬水和董亚娟(2006)[15]、杜江和刘渝(2010)[16]、黄振华(2008)[17]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以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衡量的私人资本投入对农业总产值(LNY)同样有正向作用，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每增加1%的投入，农业总产值(LNY)将提高0.477432%，资本投入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杨丽和陈莹(2009)[23]、曹跃群等(2011)[24]、魏勇等(2012)[25]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研究的范围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教育资金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另外，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在1985-2010年这段时期内，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比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更能促进农业总产值的提高，表明物质资本投入仍然是带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李宪印和陈万明(2008)[26]、闫俊强和李大胜(2009)[27]、左伟和张夏妍(2010)[28]的研究结果也都证实了物质资本投入确实要比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大。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在证实了各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协整关系后，可以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刻画各变量间的短期波动关系。在VECM模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以及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的滞后1期和滞后2期系数也都未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短期内各因素对于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很小。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物质资本的投入都属于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因而短期内这些因素影响农业总产值的可能性较小，只有在长期内这些影响因素的效果才能显现出来。

(五)方差分解

协整检验只能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不能反映出这种关系的强度。所以，本文在前面确定的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方差分解，全面了解各方程信息对模型内所有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农业总产值(LNY)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农业总产值的方差分解结果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总体上在滞后5期内，各变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都不是太大。从滞后6期开始，各变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开始显现，并且影响力在不断增大，各变量在滞后10期时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共计达到了75.32%。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支出(LNG)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在滞后6期内先上升后下降，从滞后7期开始影响力逐渐增强，最高时达到8.71%。国家财政资金对农村教育的支出(LNIE)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在滞后5期内缓慢上升，从滞后6期开始影响力显著提高，最高时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达到了40.14%。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LNKP)对农业总产值(LNY)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呈上升趋势，但是增长幅度不大，最高时影响力为26.47%。方差分解的结果同时验证了前述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中各变量与农业总产值间不存在短期波动关系的结论，基础设施投资、教育资金投入和私人资本投入都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短期内不会对农业总产值产生影响，其中教育资金投入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私人资本投入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较小。可见，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资本投入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资本积累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资本积累 全要素成产率动态面板GMM

一、前言

众所周知，世界各国间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显著差异。以往文献已对这一现象从生产要素积累、资源禀赋、宏观经济稳定、人力资本、法律制度以及国际贸易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此外，金融发展程度这一变量也受到广泛关注。

Schumpeter （1934） 提出银行可以通过选择出具有创新优势的企业来促进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Levine （1997）认为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分散风险，促进资源有效分配，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促进资金转移，及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径促进国内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众多实证文献都证明了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仅有少数文章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个部分，即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此外，在一国金融发展的衡量上，以往文献多集中考虑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较少考虑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后来也有文献研究股市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详细研究股市的发展对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部分的影响。因此，本文从改善金融发展衡量和细分经济增长两个方面做出改进，较为全面地研究金融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利用2000年至2007年欧洲、亚洲和北美50个国家的数据，借助动态面板技术，探讨了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对资本积累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本文的样本数据，我们发现，1）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股市对总体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作用；2）金融中介和股市在促进资本积累方面均起到重要的作用；3）金融中介和股市对全要素生产均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指标衡量

（一）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

下面式子描述了产出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达到稳态前，我们可将人均GDP的增长分为两部分考虑：资本积累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

在现实中，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能完全解释一国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将经济增长分解成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两部分。全要素生产率是考虑实际人均资本积累率后，残余的实际人均GDP增长。它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技术的发展，人力资本积累等等。本文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代表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用实际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来衡量。根据Beck （2000）全要素生产率由实际人均GPD增长率减去0.3倍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增长率。

（二）金融发展指标

本文将同时考虑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用私人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金融中介的发展，选用股票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股市的发展。

三、数据

本文的数据样本包括50个国家2000年至2007年的数据 。资本存量增长率和政府消费与GDP比率的数据来自EIUCountrydata数据库。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通胀率，人口增长率，进出口总和占GDP比重等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存款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占GDP比例及股市市值占GDP比率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金融结构数据库。平均受教育年数数据来自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

四、实证模型与方法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的基本模型如下：

x是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本文首先将私人贷款与股市市值之和（金融系统发展程度）加入模型，考察金融系统发展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然后将私人贷款和股市市值同时加入模型，分别考察金融中介和股市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Xi，t是控制变量，根据Beck （2000）选取初始人均实际GDP，平均受教育年限，政府规模，贸易开放程度，通货膨胀等变量为控制变量。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初始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国家通常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加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控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高的人力资本一般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和个人收入，因此该国将有更高的经济增长和储蓄。政府规模，即政府消费与GDP的比率，可以衡量不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公共消费。贸易开放度，即进出口总和与GDP的比率，可以用来衡量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加入通货膨胀率这一变量可以控制一国宏观经济稳定与否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计量方法

为了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结果的偏误，本文使用动态面板GMM计量方法。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时间序列较短（8年），而截面单位数量较大（50个国家），因此适用于该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此外，考虑到GMM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选择和无序列自相关的假设，本文也对回归模型进行了Sargan检验和序列相关性检验，以确保GMM模型的适用性。

五、回归结果及解释

回归结果与本文的预期一致，金融中介和股市均能促进资本存量增长。金融中介的发展能够帮助企业募集更多闲置资金，用以扩大生产，并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累积更多资本。因此，资本存量的增加与金融的发展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股票市值也对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增长率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股市为流动性不足的项目的融资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股市为他们提供了对冲和分散风险的机会，从而促进更多资金进入股市。因此随着供给和需求的增加，投入的资金量和交易量随之上升。

我们发现金融发展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无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除资本积累增长之外残余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其变动的因素极为复杂，在学术界的研究中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释。虽然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JamesB.Ang（2011）认为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的高薪会使得人力资本将从创新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从而导致技术创新降低。

六、结论

本文重点从实证上研究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发展对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总量增长的影响。运用动态面板GMM分析方法，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金融中介的发展对于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股市的发展对人均GDP的增长不具有显著影响。第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均会对人均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有显著正影响。第三，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中介的发展还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都没有显著的影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