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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事故多发点;累计频率曲线法;鉴别
Abstract: Taking the Anhui province highway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road traffic accident-prone locations identification method and base data collection and arrangement; finds out the Anhui province highway traffic accident prone locations by using the cumulative frequency curve method, and at the same time finds out accident black spot, the traffic accidents segment number and total course changes during 2006~ 2010.
Key words: accident prone locations; cumulative frequency curve method; differential
中图分类号:U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1 工程背景
安徽省某公路全长102.7 km,原设计为行车速度80 km/h混合交通、双向4车道一级公路,路基标准宽度24.5 m,2002年建成通车。该公路全线交通条件良好,主要道路设有中央分隔带和硬路肩。但是良好的道路条件造成机动车车速加快,一旦发生意外事故,不易控制,机动车与机动车间的正面相撞、侧面相撞及追尾事故率较高。另一方面,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淡薄,极大地影响了交通安全。在一些安全设施缺失、标志标线匮乏、交叉口视距不良的地段,极易引发交通安全隐患。因此有必要将这些事故多发点(黑点)找出来以进行治理。
2 事故多发位置鉴别概述
事故多发位置的定义是:由于道路、交通设施、交通环境等因素本身的作用,导致行驶状态急剧变化,而在一定长度、交通流量和单位时间内发生的交通事故数量或特征与路段其他正常位置相比明显突出的某些位置(地点、路段或区域)。对事故多发位置的定义,不同的国家有多种不同的表述,国内更多的是使用“事故多发路段(点)”一词,国外则多称为事故黑点。事故多发位置的鉴别研究包括几部分的内容:资料收集、鉴别、原因分析、
改善对策和后评估,如图1所示。
图1事故多发位置鉴别的工作流程图
3 事故多发位置鉴别所需数据
道路事故数据涉及许多方面,按记录对象划分,完整的道路交通事故数据分为事故和环境2个方面。事故方面的数据包括事故地点、事故对象、事故形态、事故类型、事故结果和事故原因等,是对所发生事故的描述。环境方面的数据包括了除交通事故涉及者(人、车、车载物体)之外的交通外部因素,它涉及道路设施、交通设施与管理、天气气候条件、照明条件、路侧环境、交通环境等多个方面。事故数据是道路安全分析最基础的数据,而环境数据对安全分析则是非常关键的数据。事故数据的用处在于发现事故,而环境数据则能引导交通安全工作者找出事故潜在的根本原因和所应采取的改善措施。事故数据的采集内容、要求和方法是由使用的目的决定的,来源包括交警的事故登记、保险公司、医院、专项调查等。
4 事故多发位置鉴别方法和指标
4.1事故多发位置鉴别方法
国内外在鉴别事故多发点时,经常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4.1.1 事故频率法
该方法选取一临界的事故次数做为鉴别标准,如果某路段的事故次数大于临界值,则被认为是事故多发点。该方法的优点是计算与选择方便、一目了然;缺点是当若干地点事故次数相差不多时,难以作出客观的判断,即该方法没有考虑不同地点的道路环境条件及交通条件差异,可能导致将非事故多发点当作事故多发点进行改善。因而该方法只适用于鉴别小型的交叉口或道路系统。
4.1.2 事故率法
本世纪4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普遍开展了交通量调查工作。在鉴别事故多发点时,具有了交通量数据,因此,在道路交通安全评价中提出了事故率法。对路段而言,该方法以每年百万车公里的事故次数作为评价标准,交叉口则以百万车的事故次数作为评价标准。当路段或交叉口的事故率超过某一可接受的临界值时,即被认为是事故多发点。由于考虑了交通量与路段长度的影响,该方法要优于事故频率法。但是,这种方法容易导致2种情况:具有低交通量、低事故数的路段拥有高事故率;而具有高交通量、高事故数的路段拥有低事故率。
因此,当以它作为唯一标准进行事故多发点鉴别时,同样也可能导致将非危险路段当作危险路段进行改善,或滤掉了更为危险的路段。
4.1.3 矩阵法
该方法把事故次数和事故率结合起来作为鉴别事故多发点的标准,水平轴代表事故次数,垂直轴代表事故率。每一路段在矩阵中用一矩阵单元表示,矩阵单元的位置则表达了路段的危险程度,最危险的路段具有最高的事故次数和最高的事故率,在矩阵中为位于右下脚的单元。该方法的优点在于矩阵的大小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要来确定,同时兼顾了事故频率法和事故率法;缺点是只表示了路段的危险程度,而不能对低事故次数高事故率的路段或高事故次数低事故率的路段作出本质的区别,只是简单地将其看成是非事故多发点,同时也没有考虑临界值与严重程度的决定性作用。
4.1.4 当量总事故次数法
如果将严重程度不同的事故统一对待,只进行事故次数的简单累加,往往造成判断的失误。例如,拥有同样事故次数的2条路段,其中一条路段的事故死亡人数比另一条路段的事故死亡人数高,很显然,具有高死亡人数的路段的危险性也要高。如果不考虑事故的严重性,将判断为两者具有同样的危险性。因此,为了更准确地判断事故多发点,鉴别时应考虑事故的严重性,为此提出了当量总事故次数法。该方法通过一些计算方法赋予受伤及死亡人数一定的权值来计算事故的严重程度。由于该方法没有考虑交通量和路段长度,也存在与事故频率法同样的缺点,同时权值的确定对结果的影响也非常大。
4.1.5 质量控制法
1956年,Norden等人提出了质量控制法。该方法不同于以上各种方法,首先它假设各路段的事故次数服从泊松分布,然后将路段的事故率与相似路段的平均事故率作比较,而不是与所有路段的平均事故率做比较。根据显著性水平确定事故多发点的综合事故率的上、下限,如果所考察路段的事故率大于上限值,则被认为是事故多发点。本质上讲,质量控制法是一种基于假设的理论性方法。实际应用表明,该方法要比传统的统计方法好,但它没有确定事故多发点改善的优先次序,也没有考虑事故的严重性程度。
4.2 安徽省某公路事故多发位置的鉴别
关键词:分位数 股市 费雪效应
背景分析
近年来,随着物价水平的不断上升,通货膨胀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政府为稳定物价采取了多项经济措施,但通货膨胀的持续时间依然很长,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影响便是货币贬值、实际收入水平降低。按照古典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费雪(1930)提出的著名的费雪效应理论,在经济社会中,名义利息率应该等于实际利息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而根据股票价格与利息率之间的联系,可以推导出股市中的费雪效应,即股票的名义收益率应该等于股票的实际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因此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投资股票来降低货币贬值的风险,也就是说股票是抵御通货膨胀的良好投资品。
正如费雪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学中,没有别的问题比物价水平与利率关系的问题争论得更激烈了”,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股市中的费雪效应。因为从该理论提出之初就不断有与之相对的理论被提出来,影响比较大的有:Fama(1981)提出的假说理论、Malkiel(1979)和Hendershott(1981)提出的波动性假说理论以及Geske和Roll(1983)提出的反向因果关系假说。并且实证研究结果也相差较大,有的支持费雪效应理论,另外一些则需要用与之相对的其他理论来解释。
由于我国股票历史较短,因此对股市中费雪效应的实证检验起步也较晚,就现存的一些研究文献来看,其中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表明,我国股市中确实存在费雪效应,例如:刘霞(2011)对2001-2011年沪市和深市的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名义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中存在费雪效应悖论,即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无关,甚至是负相关,例如郭建军(2008)的研究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与股票收益呈负相关关系,并利用波动性假说进行了解释。班洁等(2010)的实证计量分析表明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没有一定的线性关系,并分析了产生费雪效应悖论的理论原因。
在本文中,将利用分位数回归的思想,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对我国股市中是否存在费雪效应进行再分析和再检验。
研究假设
费雪效应的理论基础是“人们的理性预期”,即费雪效应假设人们对通货膨胀率具有“充分的远见”,使得名义利率会随着通货膨胀率进行适时的一对一的调整,这样才能够实现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所谓理性预期是指理性的人们可以有效地利用一切信息,对经济变量作出在长期中平均来说最准确的预期。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人们在生理和智力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以及外界事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使得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只能达到“有限理性”的水平,具体到费雪效应中,可以推测,人们并不总能对通货膨胀做到准确理性预期,当发生没有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时,费雪效应失效。
另外,根据西方经济学中通货膨胀的相关理论可知,按照通货膨胀率的大小可以分为“温和的”、“奔腾的”以及“超级”通货膨胀。其中,“温和的”通货膨胀并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甚至有些人认为这种缓慢而逐步的价格上升对经济和收入的增长有积极的刺激作用,而“奔腾的”通货膨胀以及“超级”通货膨胀,由于价格上涨的速度较快,会引起较强的公众预期。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由于没有引起社会普遍的“理性预期”,因此费雪效应无效,形成费雪效应悖论。而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由于有较强的“理性预期”,因此也有较明显的费雪效应,并且通货膨胀率越高,理性预期就越强,费雪效应也就越明显。根据这种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费雪效应存在,并且通货膨胀率越高,费雪效应越明显。
根据其他一些理论(假说理论、波动性假说理论、反向因果关系假说理论等)研究成果可知,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系数应为负数,并且是显著的,但是费雪效应的存在会抵消该反向效应(将上述三种假说产生的效果简述为“反向效应”),总效应、费雪效应与反向效应的关系式如下:
总效应=费雪效应+反向效应
这样,在假设1成立的情况下,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费雪效应>反向效应,总效应为正,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系数应为正数;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费雪效应
假设2: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即存在费雪效应悖论。
假设3:在某通货膨胀率范围内,由于抵消作用,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本文将通过相关数据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要想验证上述假设,可以利用分位数回归的计量方法。Koenker和Bassett在1978年提出了分位数回归的基本思想,并且Koenker和Hallock(2001)对其理论和应用做了进一步扩展。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及OLS估计方法相比,分位数回归模型不再对误差项的分布做具体的假定,因此,研究具有偏态和非正态性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分位数回归模型具有更强的稳健性和有效性。另外,分位数回归模型允许所研究的回归参数在不同分位点处具有不同的估计值,不再局限于较简单的线性函数关系式,便于进行更细致的回归关系分析。
为对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定义:股票收益率ri=lnpi-lnpi-1,其中pi表示股票市场的月度收盘价;通货膨胀πi=(CPIi-100)/100,其中CPIi表示消费者价格指数。
检验费雪效应的模型定义为:ri=π`iβ+εi,估计参数β的正负标志着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同向或反向的变化关系,其绝对值的大小标志着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
(二)数据选择
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因此选择1999年7月至2013年3月的上证综指的月度数据和月度CPI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上述定义方法,可以得到上证综指的股票收益率和通货膨胀率共计163对样本点。1999年7月至2013年3月,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走势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在我国,通货膨胀率与股市收益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因此相关文献中的普通线性回归或协整分析有可能会失效,估计出的结果不具有一致性和有效性。
利用软件EVIEWS6.0得到上证综指的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基本统计量与单位根检验(Phillips-Perron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计算出的PP统计量,发现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均能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假设。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股票收益率具有左偏现象,而通货膨胀率具有右偏现象;收益率相对于通货膨胀率具有更高的峰态。并且,根据JB统计量,可以看出两者都拒绝正态分布的分布假设。因此,应该选择区别于普通线性均值回归的分位数回归作为研究方法。
实证分析
利用EVIEWS 6.0对上述数据进行分位数回归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最后一行给出了普通线性回归的估计结果)。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若采用普通线性回归方法,OLS给出的结果是斜率系数为负,并且是不显著的,如果只用该方法进行研究就会得出不存在费雪效应的错误结论。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看,第70、80、90分位数的估计结果是显著的,并且估计系数为正值,说明在较高分位数的情况下,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现正的变化关系,存在费雪效应,并且分位数越高斜率系数越大,说明假设1是正确的。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第10、20、30分位数的估计结果是显著的,并且估计系数为负值,说明在较低分位数的情况下,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现负的变化关系,费雪效应
图2给出了分位数回归系数与分位数之间关系的对应图。从图2中可以看出,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估计系数呈倒S的形状提高,在最高分位数附近,估计系数接近于1,说明在最高的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预期的通货膨胀能够完全反映到股票收益率上。表3给出了分位数系数对称性的卡方检验结果,该结果不能拒绝估计系数对称的假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中国股市中,费雪效应随着通货膨胀率的增长呈现出对称性的增加或减少。
结论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股市中是否存在费雪效应的3个假设,并结合股市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数据特点,针对通常普通最小二乘法带来的非一致性估计结果,采用了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证实,费雪效应存在与否取决于通货膨胀率的大小:当通货膨胀率较高时,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即费雪效应存在,并且通货膨胀率越高,费雪效应越明显;当通货膨胀率较低时,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即存在费雪效应悖论;在某通货膨胀率范围内,由于抵消作用,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1.班洁,戴菲菲.中国费雪效应悖论的实证分析[J].中国证券期货,2010(4)
2.刘霞.通货膨胀与股票收益关系的实证分析[J].特区经济,2011(9)
论文摘要:股东会与量事会的博弃是公司治理的关键一环.对于二者权力分配的灰色地带如何解决?由此引发的权力冲突如何判定呢?本文认为股东会应当只就公司经营中的特定事务作出决策,而除此之外的公司经营事务的决策权均应由董事会拥有和行使。对于具体划分标准,其一为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定;其二为“商业经营判断规则”的运用。
现代企业制度下,随着股东日益国际化和分散化,公司治理结构发生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演变,公司更大程度上是由董事会掌控。这也就必然带来公司股东与公司、公司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此,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博弈成为寻求公司、股东以及公司经营者利益平衡、完善公司治理的关键一环,也影响着公司经营的效率。
一、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定位
由于公司经营的风险主要由股东承担,公司经营的好坏同股东利益的能否实现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股东大会作为公司决策机关是股东利益之必需,也是保障股东权利的基础所在。
随着股份的分散化,股东的多元化,出现了少数大股东控制公司的情形。对于众多的小股东来讲,受知识、时间、财力等因素的限制,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微弱,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问题凸现。在此情况下,董事会的独立地位被肯定,董事会依法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代表公司并行使经营决策权的公司常设机关,执行股东会决议,对股东会负责,但在法律和章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独立的职权,具体负责公司决策。
二、英美公司法中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力配置
英美判例法认为,除章程另有规定外,公司的事务管理权由董事会排他地享有,公司股东大会可以控制被章程授予董事会权力的唯一方式是修改公司章程,或者如果公司章程允许,他们可以通过拒绝再选他为董事的方式,他们本身不能篡夺公司章程授予董事会的任何权力。英美公司法中,除公司制定法及公司章程对股东会的保留权力外,公司的一般管理权归董事会享有。
三、我国公司法中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界限的判定及实践建议
股东会职权中包含有重大经营管理事项的决策权,董事会的职权之一是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同时又享有公司经营事务的决策权。那么,在公司实际经营决策过程中,股东会的决定权与董事会的决策权不可能绝对的径渭分明,极容易造成权力的混淆,或争夺决策权,或以此相互推诱责任。
那么,对于二者权力分配的灰色地带如何解决?从规范的角度来讲,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共同承担这一任务,并且两者各有侧重。《公司法》重在提供一系列的判断规则以提供指引和救济,对二者权力作初步基本的界定。但明确具体的界分列举二者权力更应是公司章程的重点。因为显然只有公司自己最清楚在法律限度内如何进一步细化二者权力。在这一点上,《公司法》无法做到比当事人更聪明。①从《公司法》措辞来看,股东会决定权针对的是“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董事会决策权针对的是“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根据一般词义的理解,股东会的决定权是更宏观层面上的,是针对公司的重大经营事项。但这个立法措辞上的细微差别只是为具体权力行使范围的确定提供方向上的指示,缺乏实际判断的操作性,在公司章程没有作出详细规定时,由此引发的权力冲突如何判定昵?
首先确定的是,股东会应当只就公司经营中的特定事务作出决策,而除此之外的公司经营事务的决策权均应由董事会拥有和行使。这符合商法追求效率和安全的基本理念。公司的日常经营事务很繁琐,需要决策者灵活掌控,及时、正确地作出决定。然而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等都有严格的法定程序,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加上股东不直接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对状况、形势不清楚,尤其在遇紧急情况时,可能会延误时机,给公司造成损失。再者,公司作为一个知识集合体,它通过知识积累过程获得新知识融入到公司之中,形成公司法人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公司内部的知识积累等特殊智力资本资源是公司获得超额利益的关键。②相比股东而言,董事了解更多的市场信息和公司经营信息,更能做出符合公司利益的正确决策。
【关键词】儿科;抗生素;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R15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515(2011)12-0212-02
抗生素作为现代医学中主要的杀菌手段正在被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合理的使用抗生素可以有效的减缓细菌抗药性、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疗效。小儿作为特殊群体,抗生素的使用尤为重要[1]。探讨不同抗生素的使用及其比例,可以明确儿科诊疗中抗生素的使用情况[2],为进一步研究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抗生素作为现代医学中主要的杀菌手段正在被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合理的使用抗生素可以有效的减缓细菌抗药性、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疗效。小儿作为特殊群体,抗生素的使用尤为重要[1]。探讨不同抗生素的使用及其比例,可以明确儿科诊疗中抗生素的使用情况[2],为进一步研究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1458例儿科感染性疾病患者的病例均来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我院儿科三个病区,其中男性706例,女性752例。
1.2调查方法:采用填写调查表的方法,对儿科感染性疾病病例进行回顾性调查。调查表设计的调查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科别、出入院日期、诊断和治疗情况。
1.3数据处理,对计量材料采用SPSS13.0forWindow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数据分析采用统计分析方法。
2结果
2.1患者年龄分布
儿科的病人年龄大部分在3周岁以下,这个年龄段身体器官未发育完全,对细菌的抵抗力很差,容易发生细菌感染。
2.2疾病种类
大部分为呼吸道感染中引起的感冒与肺炎,感冒患儿中使用抗生素的几率接近90%,肺炎患儿100%使用抗生素。
2.3抗生素给药方式比较
静脉注射与口服为主要的给药方式。
2.4使用抗生素种类
上述使用量最大的10种抗生素未发现儿童禁用和慎用的药物。用药安全性符合标准。
2.5抗生素使用方式
联合用药以头孢类/酶抑制剂与喹诺酮类为主。以单一用药为主,两联以上使用比例占21.53%,
3讨论
儿童时期各个器官尚未发育完善,因此儿童极易受到细菌感染,并因此引发药物的毒性反应和过敏反应[3]。因此合理的使用抗生素在儿科显得特别重要。我院是漯河市儿科医院,对儿科抗生素的使用也在不断加强管理,成立了以业务副院长为组长,院各药房主任、感染办主任为组员的抗生素合理使用督查组,但调查过程中仍发现,抗生素的使用还存在一些问题。
3.1抗生素使用率过高:
在本次研究中,不该使用抗生素而使用抗生素的有779例,占53.43%。其中用于预防感染的占29.38%,抗生素使用特征不明显的占22.87%,无理由使用的占1.18%,反映了个别医生仍存在对抗生素的过分依赖和滥用现象。
3.2静脉用药过多:
抗生素使用时应严格控制局部用药和预防性用药[4],本次调查中,抗生素静脉注射接近70%,与抗病毒类联用占53.46%,存在严重的使用不合理现象。
3.3使用高档抗生素:
抗生素使用首选疗效好的普通抗生素,但部分医生仍有不考虑病人的实际情况,不考虑用药是否得当,偏爱“用药养医”。而一些药品推销,更导致了不合理用药。
因此,儿科用抗生素药应该根据临床症状、病理学等具体情况合理用药,不可滥用,给药方式应采取多种相结合,降低静脉注射所占比例,遵从抗生素协同原则,尽量使用普通抗生素药品,安全合理使用抗生素。
参考文献
[1]胡仪吉,姚林燕.压髓感染的管理.中国实用儿科杂志,1995;10(6):333。
[2]林柳卿.门诊儿科抗生素使用情况分析江西医药2009.10(44):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