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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
我闻当今有李白,大猎赋,
鸿猷文嗤长卿,笑子云。
班张所作琐细不入耳,
未知卿云得在嗤笑限登庐山,
观瀑布,海风吹不断,
江月照还空,余爱此两句;
登天台,望渤海,云垂大鹏飞,山压巨鳌背,
斯言亦好在。
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摆超腾,既俊且逸。
或醉中操纸,或兴来走笔。手下忽然片云飞,
眼前划见孤峰出。而我有时白日忽欲睡,
睡觉欻然起攘臂。
任生知有君,君也知有任生未?
中间闻道在长安,及余戾止,君已江东访元丹,
邂逅不得见君面。每常把酒,向东望良久。
见说往年在翰林,胸中矛戟何森森。
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
身骑天马多意气,目送飞鸿对豪贵。
承恩召入凡几回,待诏归来仍半醉。
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
有敕放君却归隐沦处,高歌大笑出关去。
且向东山为外臣,诸侯交迓驰朱轮。
白璧一双买交者,黄金百镒相知人。
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
未尝一日低颜色。八咏楼中坦腹眠,
五侯门下无心忆。
繁花越台上,细柳吴宫侧。
绿水青山知有君,白云明月偏相识,
养高兼养闲,可望不可攀。
庄周万物外,范蠡五湖间。
人传访道沧海上,丁令王乔每往还。
蓬莱径是曾到来,方丈岂唯方一丈。
伊余每欲乘兴往相寻,江湖拥隔劳寸心。
关键词:典故 解读 误读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97-102
用典是古典诗歌的特征之一。松浦友久博士认为,中国古典诗歌语汇的继承性与“语言生活中对故事成语的爱好和辅助诗文写作的各种学艺百科全书(类书)的盛行”[1]有密切关系。正因为这种继承性,在传统注释学中,对典故的追索成为诗歌注释的重心。类书就像典故的花名册,常用典故(以下简称常典)中有那些尤为诗家爱用的典故在这些花名册中煜煜生辉,发挥“明星”一样的作用,姑且将其命名为“明星”典故。在进行诗歌文本解读及注释中,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应是常典易,僻典难,但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却发现,有大量的误注皆跟常典,尤其是常典中那些“明星”典故有关。“明星”典故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和干扰性,跟它们同时为诗家、注家所熟知有关,注家在不自觉中受其影响,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引证“明星”典故的命中率很高,但由于诗歌创作的丰富多样性,有时就难免张冠李戴,令典故的真正出处陷入迷雾之中,甚至千百年来以讹传讹,从而妨碍了对诗歌文本的正确解读。下面试举例说明。
例一、韩偓《八月六日作》(其一)
日离黄道十年昏,敏手重开造化门。火帝动炉销剑戟,风师吹雨洗乾坤。
左牵犬马终难测,右袒簪缨最负恩。丹笔不知谁定罪,莫留遗迹怨神孙。
关于“左牵犬马终难测”
邓小军所作笺证如下:
“左牵”句:用《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又用《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录灵运《山居赋》:“孰如牵犬之路既寡,听鹤之途何由哉!”(自注:“牵犬,李斯之叹;听鹤,陆机领成都众大败后,云:思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以秦相李斯被赵高所杀,喻唐相崔胤被朱全忠所杀;以李斯临刑回顾昔日牵犬逐兔之乐,岂知今日杀身之祸,喻崔胤昔日援引朱全忠,岂知后来身死朱全忠之手,是诚难测也。“左牵犬马诚难测”,与偓天祐三年所作《故都》“地下强魂必噬脐”意同,皆言崔胤临死必悔恨莫及[1]。
齐涛《韩偓诗集笺注》亦将此句定为李斯典,并引陈寅恪先生按语:“韩公谓朱友恭、氏叔琮等之被朱全忠所诛诚难测。”[3]
按:邓注、齐注将“左牵犬马终难测”定为李斯典,有两点不合。一是诗意不合,下句“右袒簪缨最负恩”,“负恩”者为“簪缨”,上句“难测”者自应为“犬马”。二是“左牵”之“左”字在李斯典找不到古典字面。与“右袒”相对的“左牵”,“左”字无疑是一个关键字,承负着重要的信息。陈继龙《韩偓诗注》援引《礼记·曲礼上》“效马效羊者,右牵之;效犬者,左牵之。”以及郑玄注“犬啮噬人,右手当禁备之。”[4]此说甚是。但陈注又说:“这里的左牵犬马者,指送玉册、传国宝给朱全忠的唐六部大臣,则未确。此六大臣在朱全忠面前均无“啮噬”能力,故谈不上“诚难测”。“左牵犬马”之“犬马”当指为统治阶级效劳之“犬马”,而“左牵”则形容其劣性难驯,具有反噬性的特点,此处应指投靠唐朝复又背叛反啮的朱全忠。
李斯典中虽有“牵犬”字面,但所述为游猎之乐,与此诗语境并不相符,两位优秀学者之所以张冠李戴,原因就在于先入为主,李斯典作为“明星”典故已深印于心,故见到“牵犬”字样即援以作释。
例二、陆游《排闷》
四十从军渭水边,功名无命气犹全。白头烂醉东吴市,自拔长刀割彘肩。
关于“自拔长刀割彘肩”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注曰:(自拔句)“史记卷七项羽配纪:‘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5]
按:“樊哙”典是借生吃猪肉来表达武将的粗豪骁勇。陆游此诗所写却是市上割肉,而非啖肉。正确出处应是《汉书·东方朔传》:
久之,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下来,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6]
将此二典混淆并非仅钱仲联一人,郑逸梅《掌故小札》中《胡寄尘对新之新见解》篇首云:
亡友胡寄尘读书多妙悟,往往能道人所未道…又云“白头烂醉东吴市,自拔长刀割彘肩。”自是好诗,然,剑字无作无声之例。放翁此语,出于《史记》,《史记》原文虽作剑字,然在此处何妨改为刀字,倘谓必欲从原文,则原文于割字本作切字,放翁已不能自圆其说,自当作长刀为佳,而割字亦比切字为优[7]。
盗传必究
将下列古文译成现代汉语
1.
颜渊、季路侍。子日:“盍各言尔志?”子路日:“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日:“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日:“愿闻子之志。”子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答:①颜渊、季路侍奉在孔子身边。②孔子说:“为什么不说说各人的愿望呢?”③子路说:“愿将车马和裘衣和朋友共同使用,④把它们用坏了也不遗憾。”⑤颜渊说:“愿做到不夸耀自己的好处,⑥不宣扬自己的功劳。”⑦子路说:“希望能听到您的愿望。”⑧孔子说:“使老人能享受安乐,⑨使朋友能够信任我,⑩使年轻人能够怀念我。”
2.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日:“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答:①齐景公向孔子问政。②孔子回答说:“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③齐景公说:“说得好极了!如果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④即使粮食很多,我能吃得着吗?”
3.①子贡问政。②子日:“足食,足:兵,③民信之矣。”④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⑤日:“去兵。”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⑥日:“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答: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只要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以及人民的信任就可以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追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什么都谈不上了。
4.①孟子谓戴不胜日:“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②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看也,③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日:“使齐人傅之。”④日:“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⑤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⑥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手王所。⑦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⑧王谁与为不善?⑨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⑩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
答:①孟子对宋国大夫戴不胜说:“你想要你的君王学好吗?我明白地告诉您:②这里有位楚国的官员,想要他的儿子学会说齐国话,③那么,是找齐国人来教他呢?还是找楚国人来教他I呢?”戴不胜答道:“找齐国人来教。”④(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来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在干扰他,纵使每天鞭挞他,逼他说齐国话,也是做不到的;⑤假若带领他到齐国城市、农村走走,把他放在那样语言环境之中,再住上几年,即使每天鞭挞他,逼他{兑楚国,也是做不到的,(因为他天天听到的是齐国话。)⑥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要他住在王宫中。⑦如果在王宫中年龄大的小的、地位低的高的,都是薛居州这样的好人,⑧那王会同谁干出坏事来呢?⑨如果在王宫中年龄大的小的、地位低的高的,都不是薛居州这样的好人,那王又同谁干出好事来呢?⑩一个薛居州能把宋王怎么样呢?”
5.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日:“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日:“圣人之言也。”日:“圣人在乎?”公日:“已死矣。”日:“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日:“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日:“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庄子·天道》)
答:①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制作车轮,②扁轮放下锥子和凿子,走到堂上,向桓公问道:“请问,公所读的书中都是谁说的话呀?”③桓公回答说:“是圣人说的话。”又问:“圣人现在活着吗?”桓公回答说:“已经死了。”④轮扁说:“既然如此,那么你所读的书,不过是古人留下的糟粕罢了!”⑤桓公说:“我在读书,你一个制作车轮的工匠怎么可以妄发议论呢!能够说出道理就可以放过你,说不出道理,我就要把你杀死。”⑥轮扁说:“我是拿我所做的事情看出这个道理的。⑦砍削车轮,动作慢了车轮做得就不牢固,动作快了就砍不进去,⑧不慢不快,手上的做法和心里的想法完全吻合,嘴里却说不出来,技艺就表现在这里。⑨这种技艺,我无法让我的儿子了解,我的儿子也无法从我这里接受这种技艺。⑩因此,我虽然是七十岁的老人了,还要做这种制作车轮的工作。@古时的人和他的那种无法传授的东西,都已经死去了。既然如此,那么你所读的书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
6.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一心之奠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礼记·学记》)
答:①学生有四种过失,老师必定要知道。②一般人在学习的时候,有的过失在于贪多,有的过失在于求少,③有的过失在于看得太容易,有的过失在于半途而废。④这四种过失,思想情况是不同的;⑤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这以后才能去补救他们的过失。⑥所谓教育,就是要发展学生好的地方,补救他们的过失。⑦善于歌唱的人,能使人继承他的动听的歌声;善于教学的人,能使人继承他的远大的志向。
7.
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天,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天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日:“福兮祸之所伏”。(《韩非子·解老》)
答:①人有福,富贵就来到;富贵来到,衣食就美好;衣食美好,骄心就产生;骄心产生,就会行为邪僻而举动悖理。②行为邪僻,自身就会早死;③举动悖理,就不会成就事业。④内有早死的灾难而外无成功的名声,也就成了大祸。而祸根源于有福。⑤所以说:“福啊,是祸所潜伏的地方。”
8.
杨子过于宋东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恶者贵,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之父答日:“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谓弟子日:“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韩非子。说林上》)
答:①杨朱路过宋国东边的旅店。②店主有两个妾,其中丑的地位高,③漂亮的地位低。④杨朱问店主缘由,旅店的主人回答说:“⑤长得漂亮的自以为漂亮,我不觉得她漂亮;⑥长得丑的自以为丑,我不觉得她丑。”杨朱对他的弟子说:⑦“做了好事,要去掉自以为好事的想法,⑧到哪儿能不受到赞美呢?”
9.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辛日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日公卿宣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日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
注:1.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夏姬:人物的名称。辛日服:内衣。
答:①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都同夏姬,②他们都贴身穿着夏姬的内衣在朝廷上嬉戏。③泄冶劝谏灵公说:“国君和大臣宣扬,④百姓没有好的榜样了。⑤而且自己的声誉也不好,⑥您还是把夏姬的内衣收起来吧。”⑦灵公说:“我能改的。”⑧灵公把泄冶劝谏的话告诉了孔宁、仪行父,孔宁、仪行父请求杀了泄冶。⑨灵公也不禁止,于是他们就杀了泄冶。
10.
一、爱情的见证:林冲之休书
林冲休妻出现在《水浒传》的第八回: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照。年月日。
这是林冲临行前主动写给张氏的休书,我们结合第八回的有关情节予以详细分析。
首先,张氏嫁事林冲三载,“不曾生半个儿女”,按“七出”之首条(“无子,出。”),林冲休张氏不会遭致半点诽谤。“‘女当承事筐,篚而无实,无实则无以祭,谓不能奉祭祀也。……妇不能奉祭祀,则当离绝矣,是夫妇之无终者也’。实,子息之隐喻也。”[1]再看张氏是否符合“三不去”原则:“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大戴礼记・本命篇》)张氏父亲健在,被休后有家可归;林父生前曾做过提辖,想必林家的生活也不会过度贫穷,因此张氏与林冲先贫贱后富贵基本上也是说不通的;至于张氏是否“与更三年丧”,小说没有交代。退而言之,即使林冲碍于礼制无法休妻,那么以他八十万禁军教头的地位,娶一小妾以延子嗣应该不难,而林冲却从未萌发此意,这一点自现于林冲对岳父的深情陈述中,“自蒙泰山错爱,将令爱嫁事小人,已至三载,不曾有半点差池。虽不曾生半个儿女,未曾面红耳赤,半点相争”。
其次,林冲被刺配沧州祸由妻起,按情由可要求张氏守节,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写下一纸休书。北宋末,虽有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叫嚣,但因尚未形成一条无形的制度,所以妇女改嫁颇为容易。就拿程氏兄弟来说吧,程颢之子亡故,其妻王氏改嫁章氏;程颐在外甥女婿去世后,做主让甥女另适他人。《水浒传》中,潘巧云、段氏三娘也是再婚之角色。如此看来,林冲写休书的初衷确实是怕自己此去“存亡不保”而想给“青春年少”的张氏一条出路。有人说,这是林冲借发配之机弃妻。错哉!小说第二十回写到,林冲在梁山站稳脚跟后立即派人回乡迎妻。
恩格斯曾经指出过近代爱情的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平等互爱;二是爱情重于生命;三是爱情与婚姻一起成为性道德的标准。林冲与张氏在生活中互敬互爱,林冲不娶妾不宿体现了他对妻子从性到情的忠诚,张氏一再怒斥高衙内也显示了她对丈夫无比忠贞的爱恋。林冲被刺配沧州,本可以用张氏换取自由,但他却宁愿披枷带锁踏上漫漫苦程,张氏握有林冲的休书,仍守节待夫,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其间的情感内涵不是“义夫节妇”四个字所能概括的。
古人云:“娶妻取德,娶妾取色”。恩格斯也说:“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女子,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2]可是林冲的一纸休书却很好地见证了夫妻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林冲不失为一个英雄气和儿女情均长的男子汉。
二、婚姻的休止:王庆之休书
王庆是开封府的一个副排军,平日里“赌的是钱儿,宿的是儿,吃的是酒儿”。其妻牛氏泼辣中不失贤慧,豁达间透出几分幽默。小说第102回写到:
那妇人骂到:“浪弟子,鸟歪货,你闲常时,只欢喜使腿牵拳,今日弄出来了。”那妇人自觉这句话说错,将纱衫袖儿掩着口笑。……那妇人又将王庆打了个耳刮子道:“鸟怪物,你又想了那里去?”当下妇人扶王庆到床上睡了,敲了一碟核桃肉,旋了壶热酒,递于王庆吃了。
“那妇人”即牛氏,她对王庆的禀性了解至深,一方面,她恨夫不成钢;另一方面,王庆虽蛮横,但“平时是爱妻子,孝丈人的”,因此她仍克尽为妻之责。王庆因染指蔡攸未过门的儿媳娇秀(童贯之女,杨戬之外孙女)而被发配陕州。牛父在王庆临行前,用三十两银子买得了王庆的一纸休书(见《水浒传》102回)。
首先,在购买休书的过程中,牛氏始终没有露面。由牛氏平时对王庆的不满,“郎当怪物,却终日在外面,不顾家里”,可以想见她对丈夫此次因好色而引祸上身的愤恨。加之牛父的补充:“你调戏了别人家女儿,却不耽误了自己的妻子,再加上又无一男半女、田地家产可以守你!”我们进而可以推知,和王庆离婚,牛氏也欣然同意的,这一点还可以从小说中找到佐证,“王庆向邻居人家借了斧凿,打开门户,到里面看时,凡老婆身上穿着的,头上插戴的,都将去了”。如果牛氏反对离婚,她完全可以学《华阳国志》中的张氏女“断发割耳”以示守节之志。这样看来,与其说是王庆休妻,还不如说是牛氏休夫。
其次,牛父用30两银子买休书是必然的手段。“那王庆从小恶逆,生身父母也再不来触犯他的”,如果牛父硬要王庆写休书,以王庆的“逆性”是不会接受的。牛父正是瞅准了王庆“平日会花费”的特点,很顺利地用30两银子换回了女儿的自由,避免了不必要的矛盾冲突。这有点儿类似《救风尘》中赵盼儿赚取周舍休书之场景。不过,王庆和周舍最大的区别在于王庆善待牛氏而周舍虐待宋引章,平心而论,如果王庆不寻花问柳,他绝对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周舍两头落空大快人心,而王庆得30两银子也是他该有的补偿。
三、“犯”、“避”之中露端倪
《水浒传》作者善用“犯避法”,这两封休书的设置亦是此法的分身再现。“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难,实能犯之难也。譬诸奕棋者,非救劫之难,实留劫之难。将欲避之,必先犯之。”[4]两封休书都是丈夫写在被发配之际,都是丈夫与女方父亲商议的结果。妻子没有插入其中。某一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那个时代的某些本质特征。
(1)两封休书都是丈夫所写,揭示了封建社会男子在婚姻中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封建时代,男女地位严重失衡,夫乾妻坤,“夫有出妻之理,妻无弃夫之条”(宋《清明集》)。姜尚之妻、买臣之妇被视为中国婚姻史上主动离夫的光辉例证,但她们也只能请求丈夫休弃自己,从根本上说还是夫休妻。《水浒传》书写于理学扬眉之际,正是丈夫地位得到了空前拔高与巩固的时代,因此,不管林冲与王庆的人品孰高孰低,作者都必须同时赋予两人休妻之权(这与林冲婚姻中平等的夫妻之爱无关)。或者说,这是《水浒传》的作者于无意识中维护着男性作为家长的集体意识。
(2)丈夫与岳丈商议离婚之事既透露出封建社会女性的失语情状,同时也指示着女子离婚的正当途径。林冲、王庆之妻们在离婚的过程中,都充当了“隐形人”,林冲一厢情愿休妻,张氏虽不同意但没有说话的权利,由其父张教头代言心声,张氏的到来恰好或者说是只能在林冲写罢休书之后。牛氏虽有离夫之心,也仅可由牛父出面赎买休书。这是封建时代女子离婚的正当手段,亦即男人和男人的对决。“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女子从出生到嫁人再至被休,只不过是被管辖权在父亲与丈夫之间的循环转让而已。
(3)围绕两封休书,我们也欣喜地发现,张、牛两氏父女之间都有着一种默契,即父亲都理解女儿,设身处地为女儿着想。张父一再请求林冲看在往日的情份上不要休自己的女儿,而当林冲决意休妻后,张父又毅然承诺要替林冲照顾好家眷专候他归来,这恰是其女儿的愿望,张氏闻讯赶来后的哭诉及其以后的行为即为明证。而牛父为女儿打抱不平、诱逼王庆写休书的言行中也自然流露出对女儿的怜爱。以前的文学作品描绘了很多女方家人面对被休之女时的举动,《诗经・氓》:“兄弟不知,其笑矣”;《孔雀东南飞》:“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阿母大悲摧”,他们或嘲笑,或为家庭因此蒙羞而悲哀,但鲜有同情理解被休之女者,她们成了林幸谦教授在《荒野中的女体》里所说的娘家的“第三者”。于此,《水浒传》作者对离婚女子与娘家人之间亲情的自然展示就显得尤为可贵。而最让人感动的莫过于张教头,自女儿死后,忧伤不堪,不久亦“染患身故”。
两封休书的不同之处在于:林冲“委是自行情愿”写休书,而王庆是被迫拟之;林冲的休书形同虚设,王庆的休书却是夫妻关系的休止符。两相对照,林冲、王庆人格的高下即见分晓。当然,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对比中反思了爱情与婚姻的关系。林冲主动休妻,妻却视休书如空文,仍然用生命捍卫婚姻;王庆被迫休妻,妻旋即一去不回头。张氏之所以不愿承认休书,就是缘于难舍与林冲的深情;而牛氏席卷财产一走了之乃因为王庆不仅从未给过她爱情,反而还送给她当头一棒(因男女关系被发配)。两封休书昭示着一个人生哲理:爱情是婚姻的凝固剂。
四、夫妻与君臣同构
在中国文学中,用夫妻类比君臣是一个古老的意象。屈原以夫妇相弃比兴楚王对自己的态度;《毛诗序》作者用《诗经》中的弃妇诗直接图解君臣关系;唐诗宋词中臣子作闺音以寄托失意之感慨的篇章更是数不胜数。“我们不必惊异,这象征并非突然,在我国古代,臣子的地位与妻妾相同”(游国恩《梦辞女性中心说》)。方玉润也说:“男女情与君臣义原本相通”。但是,在以抒情为主的诗词中,妻(臣)只能采取迂回手法,用满纸的哀怨折射出对方的寡情无义。小说偏于叙事,虽然在涉及君王时有褒饰之嫌,但作者可以通过细致客观地描述夫妻状况来呈现较为真实的君臣关系。下面,我将从这个角度出发对林冲、王庆的休书做进一步的阐释。
林冲与张氏好比是仁君与忠臣。义夫忍痛休贤妻,贤妻誓死为夫守节,仁君危难之际欲保全忠臣,忠臣忠心不移舍生取义;林冲被发配,昭示了仁君命运多蹇;张氏悬梁自尽,反映了忠臣宁为知己者死也不愿苟活于世的壮举。王庆与牛氏可比兴昏君与谏臣。王庆人品不好,昏君只知口体之欲;牛氏百般劝解均无效果只有弃夫而去,直臣苦谏昏君收效甚微可以另择明主亦或归隐山林。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臣子常走的两条路。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透过君臣关系反观这两封休书。君臣之间,君是完全主动的,他操纵着臣的命运,林冲、王庆作为丈夫,牢牢把握着休书写作权;臣,臣服于君,即使有意见也只能暗消于心中,张氏被林冲休掉,嚎啕大哭亦无法更改;当然,如果君暴虐之至,臣为了天下苍生可以借助得力之人起而反之,王庆不知悔改,牛氏难以接受,让老父出头替自己争得了弃夫之权。
《水浒》中不乏直接表现君臣关系的地方,如阮氏兄弟的渔歌:“酷吏脏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皇帝是贤明的,只是暂为小人蒙蔽以致逼走忠臣。我认为这是作者的敷衍之词,要想真实地了解宋元时期的君臣关系(《水浒传》作者更多地是在反思宋元历史),两封休书中有最真实的答案。林冲遭陷其实是在昭告这是个仁君落难的时代,“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3]王庆实则是宋元皇帝的缩影,宋江等人最初的被逼造反犹如牛氏被迫曲道弃夫,但少了牛氏去时的决然与彻底。因此,他们最终像张氏一样走上了死路。不过,相对于宋江一干人过度执着的愚忠之亡,张氏回报林冲真情的死,就有了重于泰山的味道。
最后,从牛氏“被”休我们也可以看出妻与臣的些许差别。昏君无道,贤能之臣取而代之乃属常理,而为妇者只能一味伏于夫。因此,《水浒传》中的李逵可以数次高呼“晁盖哥哥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作小皇帝”,但牛氏却不可挺身休夫。
五、小结
据先生考证,“林冲在宣和遗事里是押送‘花石纲’的十二制使之一;但在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却没有他的名字,元曲里也不提起他,大概元朝的水浒故事不见得把他当作重要人物。《水浒传》却极力描写林冲……”[4]而王庆、田虎之事也是《水浒传》作者续写的结果。可见,两封休书是作者有意对比着虚构的。通过对这两封休书的解读,我们既为林冲夫妻的爱情和两对父女的亲情所折服,同时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封建时代妇女生存的艰难。
参考文献:
[1]潘富恩.徐余庆.《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1。
[2]转引自:黄仕忠.《婚变.道德与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
[3]朱一玄. 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1。
[4].《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上海:上海书店印行197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