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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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茶文化范文第1篇

可是在祁门红茶的家乡安徽省，该省粮食厅1965年印制的10市斤的“安徽省通用粮票”，票面则是采茶姑娘采茶的图案，可算是突出了安徽的“祁红”名茶，可见安徽在计划经济时期，在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并没有忘记名闻遐迩的“徽茶”，也足见茶叶在安徽省的重要地位。10市斤的安徽省通用粮票为横式，四周有花边，四个角落各印空心的阿拉伯数字“10”字。顶端印有“安徽省通用粮票”，左中印有“拾市斤”字样，右中为采茶姑娘采茶图，在“拾市斤”与“采茶图”上面盖有一圆形“安徽省粮食厅”繁体字印章。粮票下端印“1965”。

在商品极度匮乏的年代，不但粮食供不应求，许多副食品亦供不应求。因此，向国家多售粮食，能获得一定量的“奖售粮食专用票”，它与紧缺物资挂钩，可以买到专用化肥、专用香烟等紧俏物资。而茶叶在许多地方已成为生活必需品，也同样供不应求，所以茶农向国家交售茶叶，政府发给一定量的“奖售茶叶专用票”，简称“奖售茶票”，给予一定原粮，鼓励、支持及保障茶叶生产。

安徽省粮油食品局曾于1988年发行了“茶叶收购挂钩粮票”，一套4枚，面额分别为原粮壹市斤、伍市斤、壹拾市斤、壹佰市斤。下还有“定购价、定点供应”等字样。再下面印有“有效期：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字样。正中盖有长方形印章“祁门县粮油食品局票证章”字样。背面盖圆形公章“安徽省祁门茶厂大坦收购站”。

凉茶文化范文第2篇

隶事游戏作为一代文化风习，表现了南朝士人对博学的特别推崇。这种推崇，是以学术主流的弱化和史学的繁荣为背景的。隶事在形式上逐渐向考试方向靠近，则与南朝察举制的复兴有关。隶事风习直接影响文学创作，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使典用事的，具体表现为用典繁密、追求生新、涌现了大批隶事形式的诗作等。

【关键词】 隶事 学术主流 史学 察举 策试 用典

南朝是一个文学日益新变的时代。除声律说外，使事用典的勃兴，无疑是当时文学新变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风靡一时的隶事游戏直接促成的。而隶事游戏作为一种表现博学的文化风习，又与学术思潮的变迁、察举制度的复兴等文化、政治背景息息相关。本文关于齐梁士人隶事风气的讨论，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一 齐梁文人的隶事风气

隶事又称策事，原指南朝文人聚会时的一种娱乐活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三《华阳博议下》曰:“六代文士之学，有征事，有策事。……策者暗举所知，令人射覆，中者为优，如沈约得三，刘显失一之类是也。齐梁之交，此风特盛，亦犹晋之清言。”以策事比清谈，足见其在士人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最早煽起隶事之风的，是南齐权臣王俭。《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

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机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 ① 又《南史》卷四十九《王谌传》附《从叔摛传》:

谌从叔摛，以博学见知。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团扇。坐簟执扇，容气甚自得。摛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摛乃命左右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

从以上材料大致可以看出，所谓隶事，就是分门别类列举与某事物有关的典实，以多者为胜，胜者往往可获一定奖赏。主持其事的人多具有较高地位或声望，出题后，参与者或以笔疏，或以口陈，较其多少以定优劣。应该说，这样的游戏，并没有太大难度，只要泛涉群书，博闻强记，便可胜出。它所较量的，仅仅是一个人的博学程度。

首倡隶事之风的王俭，正是一位学问渊博、号称“一代宗师”的学者。据《南齐书》本传载，其幼年即“专心笃学，手不释卷”，熟悉历代典籍;二十二岁上表求校坟籍，撰成《七志》四十卷，献于朝廷;齐台建，领吏部尚书，“朝仪旧典，晋宋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 ② 。以王俭的博学多闻，喜欢隶事这种矜奇炫博的游戏，自是理所当然，他本人也确实每以博学自矜。身为东晋王导之后，本属一流高门;又因辅佐萧道成取宋自立而位进三公，权倾一时;再加上他本人的学术文化修养，王俭在当时士林极具影响力，所谓“衣冠翕然”、“朝野慕之” （《南史》本传） 。一时才学之士，如名倾天下的“竟陵八友”等，或为幕僚，或为宾客，纷纷奔走于王俭门下。隶事之风，既经府主煽起，随即扩散到士林，自是顺理成章之事。梁武帝萧衍曾为王俭东阁祭酒，必定经常身与其事，只是当时名位尚轻，未有出色表现;即位之后，尤喜召集文士，以策事为乐:

……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 ③

萧衍虽也号称博学，跻身“竟陵八友”之列，然其学问文章在王俭座中和萧子良幕下，都算不上出类拔萃，多少有些受压抑的遗憾。即位以后，挟贵争胜，以满足长期潜伏的虚荣心。范云、沈约与萧衍久相游处，深知其心态，故能引短推长，以博取欢心。而刘峻狂放不羁，抢了皇帝风头，使满座皆惊，更招来武帝嫌恶，致使一生郁郁不得志。可见，隶事虽为一种游戏，其胜负在时人心目中，却有重要地位，上自皇帝和达官显贵，下至普通士子，都想争胜擅名。沈约虽老于世故，却也终于掩饰不住争强好胜的本性，结果深深得罪了武帝。《梁书》本传载:

……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

只是由于情感的偶然流露，才学隐藏得不够彻底，险些遭来一场横祸。像萧衍这样一心想在学问才艺上争胜的君主，在南朝之外，是非常罕见的。而齐梁隶事作为一种纯粹较量博学的游戏，不但此前罕见，此后也鲜有嗣响。换言之，南朝士人似乎比其他时代更为崇尚博学。“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 ④ ，正是躬逢其世的士人对这种风气的很好概括。那么，南朝为何如此崇尚博学?这种风气为何不发生在两汉或魏晋?其中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下文拟就此展开讨论。

二 博学之风与学术主流的弱化

早在春秋时期，士阶层便形成了推崇博学的风气。这种风气，经过孔门师弟的大力宏扬，逐渐积淀为秦汉以后封建儒士的传统人格。当然，这种博学传统，随着不同时代学术风气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两汉的主流学术是经学。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立为官学的今文经学已成利禄之途，并逐渐走向烦琐支离和谶纬迷信;又困守一经，门户森严，严重束缚了士人的思想，正如班固所批评:“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 ⑤ 在这样的学风之下，士人自幼及老，笃学一经，无暇他顾，学业之专门，视野之狭窄，也就可想而知了。今文经学的繁琐、保守和迷信逐渐引起不满与批判，流传在民间的古文经学开始吸引着士人更多的兴趣，到东汉便出现了桓谭、班固、马融、蔡邕、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家。与今文家相比，古文家多不专治一经，讲究博学融通。然而，这种博学，大体还是在经学范围之内，以及与经学关系密切的小学、史学等。毕竟，经学还是汉代的主流学术，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还是儒家观念。因此，尽管东汉以来的儒士比西汉的今文家更为渊博，这主要仍是指经学知识的渊博，像班固、王充、张衡那样九流百家无不穷究的大学者，毕竟还是少数。这是由两汉的统治政策和学术风尚决定的。

曹魏正始年间，名士盛集洛下，何晏、王弼祖述《老》、《庄》，大煽玄风，遂使玄学成为魏晋时代的主流学术。玄学是精微玄远之学，以探讨事物之根本原理为宗旨，非有高才颖悟者，则不能窥其门墙，更遑论登堂入室。所以创立玄学以及善于谈玄者，都必须有非常之才，学之渊博与否，倒在其次了。何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 ⑥ ，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⑦ ，郭象“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 ⑧ 。可以看出，这些精玄理、善玄谈者，都聪颖早慧，天赋超出常人。在崇尚自然的魏晋人看来，得之于自然禀赋的才，显然比得之于后天修习的学更可贵，更能体现人的个性和价值。因此，就玄谈说，才重于学;就当时士人的社会声誉看，才高者重于博学者。所以刘劭《人物志》品第人物，把自然才性作为衡量标准;傅嘏、钟会等更就才性离合异同关系展开讨论。人物品评，也往往以才为重要依据，甚至出现了以才自矜而不愿读书问学之士。《世说新语》卷上《文学》:“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 ⑨ 天赋再高的人如果不具备一些基本知识，也是很难有创获的，后天研习有助于才的发展。这是学的必要性，魏晋时期也不乏博学之人。然而就整个社会风尚来说，才学兼美者固然最佳;如果必选其一，其高下轻重，还是判然有别的。

南朝学术，没有像两汉和魏晋那样出现主流，因而给人相对平庸的感觉。经学的衰微，从汉中叶开始经魏晋而至南朝尤甚。当时“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 ⑩ ，沈约撰《宋书》、萧子显撰《南齐书》都没有设《儒林传》，足以说明这一点。至于玄学，尽管南朝谈玄之风依然很盛，然而玄学发展的辉煌时期早已过去。即使是一流谈家，大多也只是陈述前人之说，而缺少开疆拓宇的能力。士人热中于谈玄，只是一种知识、门第的炫耀而非对真理的探索和对创新的追求。学术一旦不能创新，便没有发展，缺少活力，自然不会形成时代潮流。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于京师开儒、玄、史、文四馆，各自聚徒授业，正说明传统的儒学已丧失独尊地位，盛极一时的玄学也退出了学术的中心。这对南朝士人学无专攻，追求泛观博览，显然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因为思想失去权威，学术主流淡化，没有一门学科能吸引士人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个体才性和创造力既得不到充分发挥，便只能转入文学艺术中去。于是，在学术领域，士人“很容易把自己的思路引向拓宽见闻，在知识的陌生处寻找过去未曾涉足的领域，在更深更广处获取知识开掘的惊喜和乐趣” 11 。经学传统也好，玄学义理也好，都不再是士人唯一的栖身之处，而是与天文、地理、历史、律令、山川、鸟兽、草木一样，成为人们猎取知识的对象。在这种风尚之下，士人每以博学自矜，在集会中数典隶事以争高下，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考察南朝的博学之风，还要关注史学的影响。与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这种发展，并非呈均衡态势。大致来说，魏晋时期只是逐渐上升，到南朝则有突飞猛进之势。《隋书·经籍志》把史部分为正史、古史、仪注、杂传等十三类。正史67部中，魏晋16部，南朝31部;古史34部中，魏晋11部，南朝18部;仪注59部中，魏晋5部，南朝46部;杂传217部中，魏晋63部，南朝103部。其它各类也大致相似，南朝的数量都远远超出魏晋时期。其实，这样的统计还是保守的。南朝文运极盛，皇室诸王都盛藏图书，经侯景之乱，多毁于战火。仅就梁代来说，据周一良考证，“隋志著录反不如阮孝绪所列梁时史籍为多。徐崇所辑《补南北史艺文志》中的南北朝著作，也有十之六七不见于《隋志》。魏晋南北朝史书的撰述，可以说在梁朝达到了高峰” 12 。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那么，从数量上比较，魏晋和南朝悬殊会更大。也就是说，南朝史学的局面比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更为繁荣。史学已与儒学、玄学、文学一样成为当时士人基本的文化修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南朝有许多并非史家，甚至连士人也算不上，却专好读史之人。《宋书》卷七十四《沈攸之传》:“攸之晚好读书，手不释卷，《史》、《汉》事多所谙忆。”《梁书》卷七《高祖郗皇后传》:“后幼而明慧，善隶书，读史传，女工之事无不闲习。”《颜氏家训·勉学》:“东莞臧逢世，年二十余，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尚，卒以《汉书》闻。”沈攸之一介武夫，素无学问;郗皇后闺中碧玉，闲习女工;臧逢世军府小吏，官浊位卑。虽贵贱有别，身份各异，但对史籍的爱好，则殊无二致。可见，南朝史学的繁荣，不仅表现在史家纷涌，史著激增，也表现在整个社会对读史的重视和对历史知识的普遍兴趣。正是这两方面的结合，才造就了这一时期史学“门千户万，波委云集” 13 的局面。这种局面，对南朝的博学之风，无疑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史家来说，历史演进的每一过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一切成果，都应在史书中得到记载或表现。因此，博学多闻是史家最基本的素质。从史家之外的士人来说，由于史书包罗万象的内容，“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 14 ，士人对史籍的普遍研读，自然会开阔其眼界，丰富其学识。一个人是否博学多闻，精识强记，最能从其历史知识中表现出来。在南朝士人的隶事游戏中，经常可以看到有“策经史事”、“问《史》、《汉》事”等记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三 隶事与策试

南朝何以崇尚博学，已如上所论。这种博学之风，为何以隶事形式表现出来?名士交会，为何以隶事为乐?这似乎与南朝察举制的复兴有关。

从汉代开始到隋朝科举制产生之前，察举制是王朝选官的重要形式。察举科目繁多，而与王朝政治、社会生活和士人仕宦前途关系最密切的，是岁举（常科）中的秀才、孝廉二科。在很长时期内，岁举皆无考试之法，被举者经审核后直接授官，因此强调被举者的吏能、功次，知识文化水平并不占重要位置。自汉顺帝实行“阳嘉新制”后，应孝廉举者必须通过以经学为主的文化考试 15 ，方可授职。某种专门的知识开始成为入仕的必要条件。西晋时又规定“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 16，显然是阳嘉新制的继承和发展。自此以降，察举中最重要的秀才、孝廉二科，都必须经过严格统一的由朝廷主持的射策、对策等文化考试（简称策试），文化知识越来越成为察举的重要内容。孝廉试经术，秀才试文辞（笺奏）渐成通例。

察举制在原则上是按择优制程序来选择和录用官员的，比起先秦的世卿世禄制、汉初的门荫制和任子制来，在抑制身份特权、官位世袭等非理性行政因素时显然具有较大的进步性。魏晋之际，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高门子弟只要凭借父祖权势便可轻易获得入仕清途，既无试职累功之法，又无经术奏笺之试，很快就能跻身于高级官僚之列。这必然对察举作为士人入仕正途的旧日地位构成冲击。东晋之时，皇权微弱，门阀世族权力极度膨胀。世家大族既可平流进取，坐致公卿，自然不屑于察举入仕;维护皇权和官僚体制有效运转的察举制衰落到历史最低点。与此相应，原来日益成为察举中心环节的秀孝策试也日趋荒废。元帝有意恢复察举考试，于是“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结果，“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 17 ;其后特听不试孝廉，而秀才依旧策试，结果还是一样，“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唯（谷）俭一人到台，遂不复策试” 18 ，足见因察举不振引起策试的低落。

自从寒门出身的刘裕凭借武力夺取帝位之后，东晋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与此相应，限制门阀特权，恢复选贤任能的察举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度极为低落的秀孝察举又出现了复兴势头。不仅由察举入仕者数量激增，高门大族也不再轻视察举，而是积极投身其中。作为察举重要环节的策试也得到高度重视，皇帝往往亲自主持以示尊崇。如宋永初二年二月，“车驾幸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 19 ;孝建三年二月，“策孝秀于东堂” 20 。南齐永明四年春正月辛卯，“车驾幸中堂策秀才” 21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诏研策秀孝，考课百司” 22 。由于策试是在中央朝廷举行的，表现优异者往往立刻倾动公卿，甚至上达天听，对士人的仕宦前途影响极大，自然会得到应举者的高度重视。《初学记》卷二十《荐举第四》引《梁刘溉等仪贤堂监策秀才连句诗》曰:“雄州试异等，扬庭乃专对。顾学类括羽，奇文若锦缋。”按“顾”当为“硕”之讹。“硕学”与“奇文”相对，都是对策者必备的素质，以及据以擢第的标准 23 。考官既以此期望应试者，士子更希望以此获得赏识。南朝是一个崇尚博学和文采的社会，士人的仕宦前途与其文化风习在考察博学和文辞的策试中交融汇合。而隶事作为风行士林的游戏，正是这种交融的自然产物。

在隶事游戏中，主持人多为有声望地位者，相当于科场考官，由其出题。参与者则如举子，各各依题列举相关典故，多多益善。答题形式，既有口对，亦有笔疏，这也与策试一致 24 。到了梁代，隶事已多称为策事，更可看出其与策试的关系。秀才策试多策五题，孝廉明经则史传未有明文。然《通典》卷十六《选举四》载梁时沈约论选举，有“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之语。秀才对五问，西晋已是如此，南朝沿袭未改。孝廉答一策，则史无例证。阎步克以为“一”是“十”之误。秀才对策重文辞，故五问已足;孝廉明经靠博学强记，故十问方可 25 。如果结合北朝制度来看，阎步克的观点是可信的。《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序:“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可见北齐孝廉试需射策十条。又《北齐书·儒林·马敬德传》:“依秀才策问，唯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迁太学博士。”进一步证明孝廉明经策试，需答十问。这是一种成熟、定型的考试形式，或于南朝有所借鉴。南朝隶事，最初只是在府主与僚友之间进行的游戏，内容既无定准，所策之事也不限量，而是多多益善，以至于有达百千条者。这种游戏发展到后来，不但参加者的身份有了变化，形式也越来越规范，考试的意味日益增强了:

尚书令沈约命驾造焉，于坐策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约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虽然，聊试数事，不可至十也。”显问其五，约对其二。 （《梁书》卷四十《刘显传》）

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倕、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 （《梁书》卷五十《文学下·陆云公传》）

荔幼聪敏，有志操。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倕问《五经》凡有十事，荔随问辄应，无有遗失，倕甚异之。 （《陈书》卷十九《虞荔传》）

以上材料表明:第一，策事内容不再随意，而多取于经史;第二，数量不再以多为胜，而以十事为常，一如孝廉、学校策试。唐代明经考试以及学校试经，也以十问为常，当源于此;第三，主事者依然为社会名流，而应策者不再为同辈僚友，而是多晚辈后生，甚至是垂髫童稚。综合这几点，可以推断出，由于受了南朝察举考试制度的影响，原来只是的隶事活动，越来越带有程式化的考试性质。童稚后生就社会名流策经史事，一方面是为了考察子弟后进的才性学养，是当时世族装点门面、周旋酬酢的重要项目，另一方面也是对察举考试的一种体验、模仿、学习，是培养教育子弟的重要方式。士族文化风习与家族门第前途的无间相融，促成了隶事的风行，并在形式上一步步向考试方向靠近。

四 隶事与用典

隶事风习影响到文学创作，是使事用典的兴盛。当然，文学作品中的用典，自古已然，不必皆与博学之风或隶事之戏有关。从先秦而两汉而魏晋，创作中的用典数量逐渐增多，征引范围逐渐扩大，用典方法也逐渐精进。然而，这种用典，多是因表达内容的实际需要而起，并未成为一种刻意的追求。文学史上第一个以用典著称的，是刘宋时期的颜延之。钟嵘《诗品》中指出颜诗“喜用古事”，可见已是一种偏好。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称:“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 26 强调其诗作在用典发展上的特殊地位。只是在刘宋时代，只有他和谢庄两人因用典繁密为后人注意。到了齐梁以后，则涌现出王俭、王融、任昉、沈约、王僧孺等用典名家，掀起了文学史上使事用典的第一个，并引发了当时文学批评界关于用典与直寻、才性与学问、自然美与雕饰美等问题的热烈探讨。以上情况表明，颜延之虽然开启了南朝一种新的创作思潮，而蔚为大观，则要到齐梁之际。其原因，既有文学发展内在的动力，如骈偶、声律的要求，也有外部的激励，如隶事之戏的影响等。齐梁时期用典繁密、追求生新和隶事诗的涌现，更多的是接受了外部刺激，即隶事游戏的影响。

先说用典繁密。颜延之是第一个因用典招致钟嵘诟病的作家。《文选》收颜文五篇，其中《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计142句，用典102处;《阳给事诔》151句，用典60处，《陶征士诔》195句，用典104处;《宋文元皇后哀策文》103句，用典52处;《祭屈原文》33句，用典22处。比起此前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颜延之的用典确实是最突出的，所以钟嵘批评这种风气，从颜延之开始。而齐梁之际的作家，用典之繁密，又远过颜延之。就《文选》收录统计，王俭《褚渊碑文》350句，用典276处;谢朓《齐敬皇后哀策文》101句，用典80处;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476句，用典382处;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24句，用典20处;陆倕《剑阁铭》46句，用典38处。可以看出，颜文中用典率最高的是《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达70%;而上引齐梁作家文，都高达80%以上。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有一段写临别惆怅:“朓闻潢污之水，愿朝宗而每竭;驽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则?皋壤摇落，对之惆怅;歧路西东，或以呜唈。况乃服义徒拥，归志莫从。邈若坠雨，翩似秋蒂。” 27 这些句子分别源自《尚书》、《左传》、班固《王命论》、《楚辞》、《庄子》、《淮南子》、《孟子》、曹植《应诏诗》、潘岳《七哀诗》、郭璞《游仙诗》等经史子集著作，经作者熔铸加工而成，可谓无一句无来历。如此密集的用典，在颜文中是非常罕见的。

诗歌中的情况也大致相似。《文选》所录颜诗中，《赠王太常》24句，12处用典;《还至梁城作》20句，10处用典;《应诏宴曲水作诗》64句，39处用典。颜诗用典虽密，大致来说，约占全篇句数的50%—60%左右，一些庙堂应诏之作比例稍高，而句句用典的则极为罕见。齐梁诗人的作品中，用典频率高于颜延之的比比皆是，通篇逐句用典的，也时有出现。如首煽隶事之风的王俭，有《春日家园诗》:“徙倚未云暮，阳光忽已收。羲和无停晷，壮士岂淹留。冉冉老将至，功名竟不修。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躬谢先哲，解绂归山丘。” 28 全诗10句，没有一句不用典，征引范围，涉及《尚书》、《诗经》、《楚辞》、《战国策》、《列子》、刘向《列仙传》、张衡《思玄赋》、曹植《箜篌引》等。有些句子，一句中数处用典。如七、八两句概括了历史上四位贤臣辅佐君主的事迹。最后一句“解绂”语出刘向《列仙传》卷上《酒家》:“屈身佐时，民用不匮。解绂晨征，莫知所萃。”“山丘”语出曹植《箜篌引》:“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全诗用典虽密，而语意不隔。又如王僧孺《为人有赠诗》:“碧玉与绿珠，张庐复双女。曼声古难匹，长袂世无侣。似出凤凰楼，言发潇湘渚。幸有搴裳便，含情寄一语。” （《梁诗》卷十二） 八句之中，引用了《诗经》、《楚辞》、《尸子》、刘向《列仙传》、王粲《公宴诗》、《世说新语》等著作中的人物、故事或语词，也是句句有典。这样的作品，齐梁之际不在少数。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齐梁时期诗文中用典的繁富密集，较颜延之时已有普遍提高。尽管这时已有不少人认识到“文章殆同书钞”的弊端，主张文章（尤其是诗歌）创作要自然流转，可并不能遏止这种潮流。即如谢朓提倡“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沈约主张“文章当从三易”，他们的作品也多以清新、流丽、自然著称。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创作中旁征博引。谢朓《酬王晋安》、《在郡卧病呈沈尚书》等，沈约《别范安成》、《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等，都可称无一句无来历。他们的用典之所以未遭讥评，主要在于贴切自然，而不在于少用或不用。盖齐梁作家生活在一个特别崇尚博学的时代，士人普遍的博闻强记为创作中大量用典和读者的顺利接受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谢朓、沈约、任昉等一流作家都是王俭幕下隶事游戏的积极参与者，入梁之后，其风弥盛。在创作中表现其博学多闻，是自然而然的。而当时衡文，用典繁富，则是一重要标准。如沈约“博物洽闻，当世取则” 29 ;任昉“既博物，动辄用事”30 ，“都下士子慕之”31 ;王僧孺工为诗，“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 32 。在这种评判标准激励之下，诗文中大量用典，显然不仅仅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至少部分含有表现博学的动机。这种动机，与他们在隶事竞赛中的争胜，是完全一致的。

次说追求生新。齐梁时代的博学风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文人有意追求用生典、僻典上。上文已提到王僧孺创作“多用新事”。所谓“新事”，并非陈寅恪所指的“今典”，而是指冷僻、不常见、不为人熟知的典故，因其不常见，故能新人耳目。这正表现了齐梁文人在创作中矜奇炫博的倾向，与隶事游戏精神更为接近。《诗品序》称:“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陈书》卷二十七《姚察传》:“终日恬静，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可见，这种使事用典追求新奇，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风气。王融《奉辞镇西应教诗》开头四句:“未学谢能算，高义幸知游。霤庭参辩奭，梁苑豫才邹。” （《齐诗》卷二） 短短二十字中，即融入了《论语》、《史记》、《战国策》、《汉书》等典籍中的语词或人事，可谓雕缋满眼，而“谢能算”三字，竟不知语出何典，也不知作者所指。王僧孺《为人有赠诗》起句:“碧玉与绿珠，张庐复双女。”碧玉与绿珠事尚属习见，而“张庐复双女”则不知所云，或有出处，而无可查寻，当是极为生僻的。谢朓《始出尚书省》曰:“中区咸已泰，轻生谅昭洒。” （《文选》卷三十） 上句“中区”语出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下句“轻生谅昭洒”则不知何解，或有典而僻，故李善注也付之阙如。这种生新冷僻的用典倾向，在齐梁之际是非常突出的。

齐梁文士创作中的“竞须新事”，还有一个重要方法是对常见典实进行改造，使之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南朝以前，诗人用典多从古籍中直接迻录原句，或只稍作改动。如曹操《短歌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魏诗》卷一） 四句全出《诗经·小雅·鹿鸣》。徐干《室思》:“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终之。” （《魏诗》卷三） 出《诗经·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嵇康《述志诗》之二:“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 （《魏诗》卷九） 源于《论语·微子》楚狂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可见，南朝以前诗歌的用典，多忠实于原典，比较完整地转录或叙述古事古语，因此，一个典故所占篇幅也就较长。到了南朝，这种用典方法已绝少见到。大多是概括、浓缩古事古语，或只截取原典中的只言片语以表情达意。虽然此前作家也有这样用的，但只是初露端倪;成为普遍风尚，则要到齐梁时期。任昉《出郡传舍哭范仆射》:“已矣余何叹，辍舂哀国均。” （《文选》卷二十三） “辍舂”典出《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这种以精简的语言概括复杂的历史故事的方法，在南朝是最重要的用典方式之一。又《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一引《庄子》:“鹊上高城之绝，而巢于高树之颠。城坏巢折，凌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时则蚁行，失时则鹊起也。”嵇喜《答嵇康诗》用此典为:“当流则蚁行，时逝则鹊起。” （《晋诗》卷一） 基本是转录原文。而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曰:“鹊起登吴台，凤翔凌楚甸。” （《齐诗》卷四） 只用“鹊起”两字表达同样的意思。由于这种用典方法尽量以最少的词汇表情达意，原典的文本环境大量隐退，容易造成语言的陌生化效果，非熟谙原典，往往看不出是在用典。这也是齐梁文人“竞须新事”的方法之一，其中虽有表意的实际需要，但也不排除矜奇炫巧的成分，只是更为隐蔽罢了。

再说隶事诗。齐梁之际创作中还出现了主题淡化现象，既非抒情言志，又非体物说理，只是把相关的典实罗列起来，出以韵语而已。这种现象，尤其表现了隶事之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萧衍《戏作诗》:“宓妃生洛浦，游女出汉阳。妖闲逾下蔡，神妙绝高唐。绵驹且变俗，王豹复移乡。况兹集灵异，岂得无方将。长袂必留客，清哇咸绕梁。燕赵羞容止，西妲惭芬芳。徒闻殊（当作“珠”）可弄，定自乏明珰。” （《梁诗》卷一） 全诗既没有集中刻画人物形象，又没有表现作者的感情，只是把历史或传说中的几个著名女子的事迹串联成诗。大约作者也意识到这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所以题为《戏作诗》。这种创作倾向在咏物诗中也有表现。阴铿《咏石诗》:“天汉支机罢，仙岭博棋余。零陵旧是燕，昆池本学鱼。云移莲势出，苔驳锦纹疏。还当谷城下，别自解兵书。” （《陈诗》卷一） 传统的咏物诗讲究托物言志。刘宋以来，言志传统衰歇，而热衷于对物体形貌进行细腻逼真的描摹。而阴铿这首咏石诗，既无寄托，又未体物，只是列举了几个与石有关的典故。全诗缺乏感情的内在联系，缺乏一气贯注的文脉，好似开杂货铺列清单。与文人在隶事游戏中给出一个题目，然后举出与题目相关的典故一样，这样的作品也仅仅是表现博学而已，甚至可以说是诗歌形式的隶事游戏。

这种诗歌形式的隶事游戏，在齐梁风行一时的物名诗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所谓物名诗，即以一个或一类事物名称为题，列举与该事物相关的语汇或典实，并用诗歌形式表现出来。如范云《州名诗》:“司春命初铎，青耦肆中樊。逸豫诚何事，稻梁复宜敦。徐步遵广隰，冀以写忧源。杨柳垂场圃，荆棘生庭门。交情久所见，益友能孰存。” （《梁诗》卷二） 十句诗中，嵌入司、青、豫、梁、徐、冀、扬、荆、交、益十个州名。又萧绎《鸟名诗》:“方舟却鹊，鹄引欲相要。晨凫移去舸，飞燕动归桡。鸡人怜夜刻，凤女念吹箫。雀钗照轻幌，翠的绕纤腰。复闻朱鹭曲，钲管杂回潮。” （《梁诗》卷二十五） 除末句外，每句都嵌入一鸟名。可以看出，这样的作品，主要是出于游戏娱乐目的，表现的是作者的博学和文字技巧，而非创作冲动的产物。齐梁之前，这类作品非常罕见;齐梁之际，则蔚为风气。除已引的作品外，还有王融《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药名诗》、《星名诗》、《四色咏》，沈约《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奉和竟陵王药名诗》、《和陆慧晓百姓名诗》，虞羲《数名诗》，萧纲《卦名诗》、《药名诗》，庾肩吾《奉和药名诗》等。而梁元帝萧绎，共作有十八首物名诗，可称这种隶事诗的集大成者，不但前人用过的题目都有续作，还开创了许多新题。这一类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都鲜有可取，只是作者表现博学和技巧的道具。而在齐梁之际，却能风行一时，成为文人聚会场合奉和酬唱的常见题材，其内在精神，是和隶事游戏完全一致的。这类作品，甚至不妨看做是隶事游戏的记录，是齐梁士人文化风习的自然产物。

在普遍推崇博学的风气下，出现这种以隶事见巧的游戏笔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种游戏，很少积极意义，反而促成文学作品中拘挛补纳、穿凿晦涩的弊端。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学创作总是离不开对前代文化遗产的学习和继承。用典自然贴切，可以使文学作品在精练的形式中容纳丰富的内涵，从而加强其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两个方面，不但在不同作家身上会有不同表现，即使是同一个作家，也往往功过夹杂。如任昉“晚节转好著诗”，却因“使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 （《南史·任昉传》） ，大为钟嵘诟病。可是他的《出郡传舍哭范仆射》用典虽密却妥帖自然，宛如自从口出。全诗感情深厚，意脉流畅，是南朝抒情诗中不可多得的名篇。至于沈约、谢朓作品中用典精彩之处，更是随处可见。正是由于齐梁诗人的丰富实践，使得用典技巧日益成熟，历史的语言材料与当下的表达需要日益融合无间，才出现了庾信这样杰出的用典大家。

以士族为代表的南朝知识分子特重博学，有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思想失去权威，学术主流弱化，是南朝士人转向泛观博览的主要原因。史学的兴盛，对博学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隶事作为一种矜才炫博的游戏，应运而生，深受士人青睐。由于察举考试的复兴，这种原先只是娱乐性的活动，也逐渐在内容和形式上向考试方向靠近。了解了这些文化背景之后，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南朝文学创作中为何会兴起使典用事的。这个的产生，与当时盛行一时的隶事游戏几乎完全同步，这种现象并非巧合，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的，两者统一于整个南朝崇尚博学的风气之中，以至于后人用原来只是一种娱乐活动的“隶事”来直接指称创作中的用典。在以后一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中，由南朝作家率先引发的用典问题，总是持续不断地激起争论，从而深刻影响了历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

注 释

①本文凡引二十四史，皆从中华书局标点本，不另出注。

②《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

③《南史》卷四十九《刘怀珍传》附《从父弟峻传》。

④裴子野《雕虫论并序》，《通典》卷十六《选举四·杂议论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⑥《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

⑦《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

⑧《晋书》卷五十《郭象传》。

⑨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9页。

⑩《颜氏家训》卷上《勉学》，《四部丛刊》本。

1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307页。

12《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周一良集》第一卷《魏晋南北朝史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页。

13《史通》卷十《杂述》，《四部丛刊》本。

14《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

15考试的形式有射策、对策等。在此之前，已有经术射策、对策陈政等考试，然而都是特举考试。岁举考试从阳嘉新制以后才开始，但受此前各种考试选官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16《北堂书钞》卷七十九引《晋品令》，中国书店1989年版。

17《晋书》卷七十八《孔愉传》附《从子坦传》。

18《晋书》卷七十《甘卓传》。

19《宋书》卷三《武帝纪》。

20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21《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22《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

23详参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

24《陈书》卷三十四《文学·岑之敬传》:“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邪?’因召入面试。”从“梁武帝省其策”可见为笔试。又《南史》卷五十二《梁宗室下·始兴忠武王 传》附《亮弟传》:“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为国子生。天监十七年，诏诸生答策，宗室则否。帝知聪解，特令问策，又口对，并见奇。”可见又有口试的。

25详参《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233页。

26丁氏校刊本《历代诗话续编》。

27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引版本同此。

28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引逯书，不再出全名，只随文注称《梁诗》等。

29《梁书》卷十三《沈约传》。

30《诗品》卷二，《格致丛书》本。下引版本同此。

凉茶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语言；文化差异；贤妻良母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5-0153-02

语言是文化的直接反映，不同的语言会体现出不同国度迥然各异的文化背景。传统文化是各国民族最本质、最富有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一个民族在自身长期发展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以它虽然肇始于过去，却贯通于现在，还必然要影响于未来。由于它的存在和影响，人们在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都往往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广义上的文化，它包括人类通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大至国家社会制度，小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观念，以及各种生产工具、各式生活用品等。本文试图通过汉语和日语中的具体语言现象，探寻出中日间文化方面的差异。

在日语词汇中，有些词汇和汉语词汇是同形同义，有些则同形但不同义。同形不同义的这些词语往往会影响阅读理解和交流。不过，只要在学习中不望文生义，用日语辞典逐一确认或向老师请教，此类词语则不难掌握，初学时的障碍也会随之消除。

例如：床（ゆか）/地板，机（つくえ）/桌子，新（しんぶん）/报纸，汽（きしゃ）/火车，手（てがみ）/书信， 工夫（くふう）/办法，丈夫（じょうぶ）/结实，娘（むすめ）/女儿，大家（おおや）/房东大丈夫（だいじょうぶ）/没关系，工作（こうさく）/特工，料理（りょうり）/饭菜，境内（けいだい）/（寺庙）院内，（ゆ）/开水，日照（ひでり）/干旱，工事（こうじ）/施工，束（やくそく）/约定，（ひっとう）/首位，女将（じょしょう）/老板娘，文句（もんく）/牢骚，人（あいじん）/情人，成就（じょうじゅ）/完成，泥棒（どろぼう）/小偷，道具（どうぐ）/工具，心中（しんじゅう）/殉情自杀，行（しこうさくご）/摸索尝试。

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会发现，一些原封不动地从中国传到日语中的四字熟语反而成了交流的“陷阱”。这类词语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其词义出现了差异，而我们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原来语义加以应用，则会出现交流上的误解。

例1：落花流水（らっかりゅうすい）。

『辞苑解释为：男に女を思う情けがあれば、おんなにもまたおとこを慕う情けの生ずること。（比喻男女之间相思相爱）。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原来形容春景衰败，现在比喻惨败、大势已去。

例2：朝三暮四（ちょうさんぼし）。

『辞苑①目前のいにばかりこだわって、同じ果となるのにがつかないこと。②口先でうまく人をだますこと。③生。暮らし。（①只拘泥眼前的差异，而没有注意到结果相同。②用花言巧语蒙人。③生计，生活）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原比喻聪明人善于使用手段，愚笨的人不善于辨别事情。后来比喻反复无常。

以上述两个为代表的四字熟语与汉语是同形异义或增添了某些含义。我国学生学习日语时，稍加注意就会很快加以区别掌握，迅速增加词汇量。

在日语词汇中，还有些词汇是与汉字异形同义的，如日语中的“良（りょう）妻（さい）（けん）母（ぼ）”（日文）与汉语中的“贤妻良母”是异形同义。相同类型的四字熟语很多，如：“不（ふ）（とう）不（ふ）屈（くつ）”、“粉（ふん）骨（こつ）（さい）身（しん）”等。本文即以“良（りょう）妻（さい）（けん）母（ぼ）”一词为例来看中日文化的差异。

笔者在教学中注意到有的学生对“良妻母”一词的理解只停留在汉语语义上。因此，有的学生在毕业论文中也把“良妻母”作为日本女性的美德大加论述。还有一些学生对日本女性外籍教师以“良妻母”一词进行赞美时，日本女性却流露出异样的目光。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在现代日本社会，“良（りょう）妻（さい）（けん）母（ぼ）”一词已经由褒义变成了贬义。

在中国，“贤妻良母”一词自古以来一直是被用来赞美女性辛勤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的褒义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也是绝大多数男性心目中的理想标准。即使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也不失其赞美之义。尽管“女强人”、“铁娘子”在现实社会中也不乏其人，但在中国女性的内心里也不会拒绝这样的赞美。

然而，在现代日本，大多数女性并不把“良妻母”一词当作褒义词来理解。原因之一，在日本，受中国儒教思想的影响，人们很久以来一直把“男主外，女主内”当作是天经地义的行为规范。绝大多数女性结婚后，辞去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成为一名专职的家庭主妇，为了家庭、丈夫、孩子，心甘情愿地奉献着自己的全部精力。男子则早出晚归，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以保证家庭所需要的财力。夫妇俩在家庭和社会中分工不同，各尽职守，相安无事。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使一些年轻家庭陷入生活难的困境。单靠丈夫一人的收入很难像以前那样维持家庭的正常支出。婚后的女性重新走向社会去工作，来添补丈夫收入的不足。所以在日本出现了许多双职工的家庭。女性的地位不断提高和参与社会活动机会的不断增多，使得女性对丈夫在经济方面的依赖不再像过去那么强烈，自我意识不断加强。多数女性认为，单方面要求女性成为“良妻母”是不公平的。原因之二，“良妻母”一词与儒教思想的“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同出一辙。在追求男女平等的西方思想影响下，这一词语被当作是对女性的轻视。

所以，为了使女性的自尊心不受到伤害，在当今女性参与社会活动日益增多的今天，要对日本女性赞美时慎重使用“良妻母”一词，特别是在新婚典礼上，更不能对新娘吐露“良妻母”一词。但在葬礼上可以对已故女性称颂“良妻母”。因此，我们在教学时，应与学生讲清楚这类词的用法，帮助学生更正确地使用这类词。

参考文献：

凉茶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鬼怪文化 传统文化

古往今来有很多关于鬼怪的故事，各国对于鬼怪的认识有所不同，鬼怪的样子也不尽相同，鬼怪文化在一个民族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通过鬼神文化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各国文化的差异，也可以了解到人们的思想观、价值观。

我认为中国人们对于鬼怪的认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些人认为世界上有鬼，一些人认为世界上没有鬼，从网上的资料来看我国从商朝开始，就已经有了关于鬼的记载，鬼的发音与“归”相近，其意义是人们死后灵魂再一次回归。所以鬼是指人们死后剩下的灵魂。也有人认为鬼是人的怨气形成的。但是无神论者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人的精神是依附于肉体而存在的，人死之后，人的精神随之消散，之所以有人认为有鬼，是因为他们身体或心理存在病患，或是在特殊的场景下因为精神紧张而做的错误判断。

我国人民对于鬼怪的信仰由来已久，上古时期人们用祭祀来祈求平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下产生苦难的根本原因不了解，误以为是鬼神在主宰着人间的贫富和祸富，把自己不能支配的社会力量加以神化，赋予“神权天授”的美名，剥削和压迫劳动阶级。各种朴素的原始宗教也无法抗拒这种社会力量，许多宗教演变为政教合一，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国王事无大小，都必需请示鬼神而后决。这种习俗至今仍有延续，鬼文化的盛行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活动，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现在仍然有供奉鬼神的人，在清明，端午等重要节日，仍然可以看到各种祭祀活动；在饭店、宾馆等公共场所，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有寓意的装饰物品；在乡下也存在各种与鬼神文化相关的活动，家里有久病不愈的人，也有去询问能与鬼神打交道的人。鬼也是恐怖电影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有些故事里的鬼，因为生前有未解决的问题，而留在人间试图修正问题，待完满解决后才能返回阴间。由于我国历史悠久，再加上佛教、道教、儒教的影响我国的鬼文化有鲜明的地域特点。道教的广泛流行，使中国的鬼文化呈现出道巫合一、鬼、神、仙相通的特点。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至南北朝而隆盛，它对中国鬼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地狱观”上。儒家对鬼神的存在持怀疑、疏远的态度，孔子认为应当“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但另一方面，儒家对与鬼文化有关的丧葬、祭祀活动又给于高度的重视。针对这一现象，有人认为，从根本上讲，儒家承认鬼神的存在。

我们经常谈论的鬼主要有以下几种，落水而死的淹死鬼，上吊而死的吊死鬼，冤屈而死的屈死鬼，当然也有因为饥饿而死的饿死鬼。有关遇到鬼的现象有以下几个例子：鬼打墙——民间传说在半夜或无人旷野、坟场，常有人独自赶路，明明是朝着一个方向在走，可过了很久后发现自己回到了出发的地点，最后在同一条路或一个固定的地方绕圈子。这样的情形可能连续维持一夜至数日之久。以科学角度来解释，原因是人脑的左右前庭系统有微小的差异，而不是人的腿的长短与向左转或者向右转的倾向的原因。在医学界有一项实验中，15个志愿者蒙住双眼，佩戴GPS接收器，试图沿直线穿过一片空旷的空地。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沿着这条路线蜿蜒前行，偶尔会绕圈，圆圈的直径小到20米。精神科医师也说这是人在紧张焦虑下产生的幻觉现象。

韩国有关鬼怪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后汉书》这部文献。他们眼中的鬼有点像我们经常谈论的精灵，就是在自然界中吸取了天地精气而有了特殊能力的植物或是动物，并且他们认为鬼是由阴气和阳气而产生的东西，所以与男人相比，女人更容易被鬼纠缠，与中国相同，韩国人也认为鬼是人死后而剩下的灵魂。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多数韩国人相信鬼的存在，并且韩国的鬼怪种类也很多。首先是类似蛇和鸟之类的鬼怪，例如两个女孩中的一个死了，这个死的女孩的灵魂因为迷恋人世间的而变成了像蛇一样的鬼怪。这个鬼叫做？？？，它藏在类似缸的容器中，到了晚上爬到女孩的床边去戏弄女孩。还有由植物变成的鬼怪，人们如果不肖剪树枝的话，树长得太茂盛了就会成怪，这个怪物有聚集鬼怪的力量，但事实上真正长得茂盛的树在韩国被认为神灵的情况却很多。此外也有某些家庭用品因为沾上了人的污垢天才日久而变成鬼怪的情况。例如烧火棍和笤帚。所以人们离开不住的屋子时，常常会烧掉这些不用的东西。这鬼怪人们看不到，但他会发出类似打碎东西的声音。但是韩国最有代表性的鬼怪是魅，魅的头上有角，只有一条腿，个子很高，魅与其他鬼怪不同，它不伤害人。

凉茶文化范文第5篇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东西方人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俄罗斯是中国的近邻也是现代史上关系最为密切的西方国家 ，它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中国都有着巨大影响。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的艺术教育体系曾经影响了中国数十载然而，就是在这相同的教育体系下所培养的学生其作品以及他们以后的艺术发展轨迹却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有趣现象是值得我们分析的。

2004年10月，受国家教育部派遣，我们十多名中国学生就学于莫斯科苏里科夫美术学院，进行为期三年的硕士阶段学习。由于我们都是来自国内高校的青年教师，所受的大学教育也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派教育模式下进行的，而现在这种模式已成为国内高校批判和屏弃的对象，因此，在留学的三年里 很自然地我们会把中国和俄罗斯的学生在各方面的表现作一番比较。对比中发觉中、俄学生的思维方式在绘画的各个方面的表现——无论是绘画主题的选择、风格的倾向和画面的处理、色彩表现、甚至是观摩作品的方式，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一些学生习作展中，我们可以一眼区分出哪是中国学生的作品、哪是俄罗斯学生的作品，甚至在那些十几岁开始．从预科读到硕士毕业，整个学画阶段都在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差别。之所以有这种差异，单纯用地域性差别来解释是表层的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所带来的区别。

一、 差别最大的表现是在绘画主题的选择方面

俄罗斯学生的作品多表现传统的和现实的题材，非常注重绘画作品的文学性表现，主要来自于宗教、历史、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风景等方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巨变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极大的痛楚，因此，在绘画题材方面俄罗斯人都会有意无意地抹去前苏联的印记．极力避免此类题材的表现 (除当代性艺术有刻意地表现 以外)。宗教的复兴和对近代俄罗斯伟大的民族崛起历史的缅怀，使刚走出困境的俄罗斯人找到了精神慰藉和对民族复兴的美好展望。而这些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尽的绘画题材和使之具有了当下精神需求的现实意义．因此传统题材在俄罗斯的延续，不能简单看作是古典复辟或是落后保守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在当代艺术环境中消亡。俄罗斯的当代学院教育绕开了苏联时期的影响而延续百余年前的传统，但是这只是避开了前苏联意识形态在绘画方面的影响，20世纪初俄罗斯的先锋艺术和苏联时代早期的艺术研究成果并没有被抛弃它们作为学院的教育传统之一还会延续下去。

中国学生多以现实题材、个人的体验或观念表现为主题。现实主义传统影响了中国数十年，以现实为题材创作的学生自然不在少数，而个人体验和观念表现则是国内当代艺术的主流，这些都反映在了中国学生的作品中。对于传统题材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只有中国画才是可以与之联系的，这主要是西画在中国没有经历古典阶段 没有表现传统题材的经验和传统。其次是中国传统的绘画主要是文人的自我表现 ，自古就很少注意作品的文学性和社会功能。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近代中国并不值得炫耀的历史和长期 “洋为中用”的文化史，造成了当代中国学生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疏离和断裂，这是作品很少表现传统题材和文学性表达的根本原因。

二、中俄学生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差别还表现在绘画的风格和表现技巧方面

中国学生的作品多为追求真实的写实风格或风格化的流行样式。与俄罗斯学生相比，由于中国现代美术缺少了对绘画本体关注与研究的现代主义阶段环节，因此，对于现代主义在绘画的风格造型、结构、空间、色彩等方面研究成果的运用中国学生显得要陌生得多。因此中国学生的写实风格面貌较为单一，是类似古典的技法、科学的色彩真实和照片效果的有机结合，风格写实、温和而投巧。追求风格化样式是中国学生作品当代性追求的直接手段．国内的、国外的成功个例风格会带来一大帮的追随者有的甚至是直接搬用。

这类作品缺乏原创性和民族的印记 急功近利是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环境的通病。相比之下，俄罗斯学生对绘画的态度更诚恳、执著和塌实些 修养更全面些，作品因此更具有绘画性。俄罗斯学生作品风格的民族化特征明显，虽然都在现实主义框架之下．但风格多变：有装饰性色彩的，有带表现性的，有传统 ”苏派 。面貌的．还有俄罗斯民族特有的诙谐的……无论那种形式，画面都具有很好的整体感和强烈的构成关系。画面对形体、空间、和色彩的处理都相当概括和具有多样性 并不以追求空间和色彩的真实为目的。俄罗斯学生很注意画面构图技巧的练习，在画写生或创作之前都会画很多的构图稿、色彩小稿。虽然作品的细节处理技巧远没有中国学生的精彩，但作品大的色彩关系和力度要比中国学生好得多，这与他们平时做大量的构图练习是分不开的。相比对作品观念和形式的追求．俄罗斯学生更愿意沉迷于对画面处理的乐趣之中。

三，在作画情绪方面中俄学生有不同的反应

中国学生作画时很注重把握情绪，在感觉良好时会从局部到局部依次走下去．即使构图出现问题也不会理睬，但是一旦情绪变化或中断就会影响作画的热情和作品的质量，作品的整体效果与情绪表达的完美结合通常是很难达到的。中国学生在整体与情绪表现的选择中往往倾向于后者 ，因此在作画过程中不大喜欢因为调整整体效果而破坏细节的一气呵成，也不会有像罗丹那样为了不影响整体效果而砍去巴尔扎克雕像手臂的那种魄力。这种习惯是与中国的写意传统分不开的 意在笔先 而所有的气韵、形象、笔墨、布局都在情绪的宣泄中逐一展现，忌讳情绪的中断，其中突出的是 “自然”二字。相比之下，俄罗斯学生则要理性得多 从构图、打形、铺色调、深入、调整到结束按部就班。他们的画面效果更多是依靠对绘画的理性理解和分析得到的．所有局部都不孤立．它们的刻画必须服从整体需要，每一个形状、每一个色阶都要仔细推敲。在很多时候，作为画面主体的形象在画面中也许仅仅是一个形状和一块色阶，甚至不惜牺牲掉它的立体感表现。俄罗斯学生的画面完整统一局部的塑造和表现都要严格控制在整体需求之下，所以在情绪表达方面无论高兴与否都不会对画面造成很大影响。虽然他们的作品显得缺乏激情、局部刻画较为呆板和不充分，但整体效果确实良好。

还有一现象是有趣的，那就是在博物馆里观摩大师名作时中、俄学生有非常不同的习惯．从中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人和西方人看待整体与局部关系的不同：俄国学生看画喜远观，少有贴得很近看的。大体从整体气氛、情节．到构图，到色调，最后到形象刻画、到技法分析等逐一分析；中国学生看画喜欢一开始就贴得很近，主要是看技法看材料。目光喜欢沿着局部与局部之间的表现关系而游走 ，很少有整体去分析画作的。

中国学生观摩作品忽视画面的题材气氛，而关注材料技法是有原因的：这里面有由于文化的隔阂缘故。如有些宗教或历史题材的绘画，我们很难了解画作所表现的情节，所以很少去关注：也有由于国内博物馆制度不健全难以看到名画原作的缘故。对于从小就很少见原作、特别是学画的学生，自然会对名作的技法材料看得更仔细些。这些原因对中国学生的看画习惯有影响．但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即使是在观摩简单的肖像作品时，中国学生也是喜欢局部观察的。前面我们提到传统中国写意的影响，中国画讲究物我两忘．作画时笔法、墨法、气韵、意境都在一笔一划中展现，而作者完全是以一种精神状态游走于其中，此时，物质形态的作者是不存在的．更不会象西画作者那样时刻以主宰者姿态出现。因此中国学生在观摩作品时很容易沉浸在那些笔法准确流畅、生动而富于变化的细节之中。类似于在中国园林里散步，一步～景地细细品味．而园林的整体效果是很少被注意的。中国学生作画也是这个习惯．喜欢沉浸在局部细节色彩的微妙变化、笔法的准确和生动等方面。

四 中俄学生作品之间的差异还表现在对色彩的不同认知能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