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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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的诗范文第1篇

1、无边落木萧萧下。

2、不尽长江滚滚来。

3、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4、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5、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但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6、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自此回。

7、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8、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9、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10、长波逐若泻，连山凿如劈。

11、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12、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李白《行路难》

13、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4、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15、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6、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长江的诗范文第2篇

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淡水养殖业较以前又有显著的发展，养殖技术有很大的进步与提高，青、草、鲢、鳙的养殖方法尤为完善，并有鱼类专著和农书等相关篇幅进行经验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养鱼理论。如明代黄省曾所著《养鱼经》及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及其他文献都总结了当时的养鱼经验，从鱼苗孵化、采集到商品鱼饲养的各个阶段，包括放养密度、鱼种搭配、饵料投放、分鱼转塘、施肥、鱼病害防治、桑基鱼塘生态养殖等都有详细记述，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以下主要从鱼苗的生产与贩运这一侧面来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淡水养殖业。

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鱼苗生产和贩运业，已往学者的研究已有涉及[1]，但多为断代渔业史或渔业通史中论及，专文论及鱼苗生产与贩运的则较少见。论及时期也以唐宋居多，明清则相对较少。事实上，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淡水养殖业的发展，鱼苗的生产与贩运更加兴盛，况且这二者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　鱼类的繁殖习性

1．繁殖季节

鱼类产卵孵化后称为鱼苗，俗又称鱼秧。各种鱼类的产卵繁殖对季节要求有所不同，有在夏间产卵的，但大多数鱼类的繁殖季节在春季，如农人广为养殖的一些鱼类如草、鲤、青等鱼类就多在春季产卵。浙东一带，“土人率以陂塘养鱼，乘春鱼初生时取种于江外，长不过半寸”[2]。诗文中有关鱼苗的吟咏，亦大多与春风、春草等相连。如明人诗《戏为友人千鱼苗》云，“闻君凿池种鱼子，远注浔阳一泓水。春风昨夜化灵苗，中有十万横波尾”[3]。《渔人》一首云，“江头春草生，江上春水长。十日不出门，鱼苗大如掌”[4]。又如《湘江渔父词》云，“柳花飘尽荻芽长，艇艇鱼苗有数筐。日晩江光看渐远，贩儿灯火下瀟湘”[5]。

2．产卵场地

不同鱼类的产卵繁殖对场地的要求也不一样，有的鱼类喜在静水中产卵、有的鱼类则喜在流水中产卵，但大多选择在江河河口或两种水系交汇、浮游生物饵料丰盛的水域为其产卵场，或称繁殖场。江西九江湖口一带为鄱阳湖水系汇注长江处，向来为一大型鱼类的产卵场地，上述《戏为友人千鱼苗》中之“浔阳”即指此地。又如史料记载说安徽新安山区一带，由于没有大型湖泽产鱼，宋代时民人食鱼即主要靠疏凿池塘养殖鲤、鲩与鲭等鱼类。而其鱼苗来源则为“首春，鬻鱼苗者来自湖口界中。买才数寸，日取草饲之”[6]。岳阳城陵矶一带是洞庭湖水系汇注长江处，也是一个较好的鱼类产卵场，史料记载云有“鱼苗洋湖，在巴陵县北十五里”[7]，古巴陵即今岳阳。此外，江上凡为江河水系交汇处，一般都可能成为鱼类的产卵繁殖场地。如上述浙东一带土人养鱼，即乘春天“鱼初生时取种于江外”。又如《渔人》诗中云江上之鱼苗，《湘江渔父词》中所云艇艇之鱼苗等。

[1] 如陈伟明《唐宋时期的渔业生产》，载《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又如丛子明、李挺主编《中国渔业史》中关于“鱼苗装捞专业化”等内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2]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浙江通志》卷一百六。

[3] （明）刘嵩《槎翁诗集》卷四。

[4] （清）胡文学辑《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三。

[5] （明）张吉《古城集》卷六。

[6] （宋）罗愿《新安志》卷二。

[7] 《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九。

二　兴盛的鱼苗生产业

1．鱼苗的捕捞采集：

据丛子明等编《中国渔业史》研究，隋唐以前，淡水养殖所需鱼苗尚少有自江河中捕捞者，养殖者或“求怀子亲鱼”放入池中，或用天然孵化之法。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十一转引《农圃四书·鱼种》云：“古法俱求怀子鲤鱼纳之池中，但自涵育；或在取近江湖薮泽陂泖水际之土数舟布底，则二年之内土中自有大鱼宿子，得水即生也。”唐宋以后，人们则多自江河中捕捞鱼苗售卖，养殖者购鱼苗入池饲养。明清以后，养殖所用鱼苗几乎全部取自江河而很少再用天然孵化之法。《农政全书》卷四十一云，“今人但上江贩鱼，取种塘内蓄之，饲以青蔬，岁可及尺，以供食用”；“今之俗惟购鱼秧，其秧也，渔人泛大江乘潮而布网取之者”。渔人在大江上乘潮布网而捞集鱼苗，并将所得鱼苗售贩于池养之人。这在明代学者黄省曾所著《养鱼经》中亦有记载，“仲春，取子于江，曰鱼苗”[1]。在九江下游的安庆地区，凡于池塘圩泊蓄养鱼类之人，“每年值春夏之交，在江上小孤山上下择流水回旋处捞取各种鱼苗，分别蓄置塘堰中，俟养成后取之”[2]。

以上多指的是江西九江湖口一带的鱼苗采集。前已述及，其它凡江河水系交汇之处往往也有鱼苗出产，如丹徒县高资地区的孩溪江即为一例。孩溪江也是一个兴盛的鱼苗产地，每年三、四月间渔人用特制的渔具捕捞鱼苗。方志中对其鱼苗捕捞采集方式记载颇为详细，“鱼苗俗名鱼秧，一曰鱼花，出高资孩溪江中。三四月间诸鱼哺子，于是渔人结小方囊连缀数十，置沿江浅水中”捕捞鱼苗以出售[3]。

2．鱼苗的选种与培育：

刚刚孵化之鱼秧极为细小，所谓“初也，如针锋然”[4]。又有诗云，“沙远晴波浅漾金，鱼苗初上小如针”[5]。但经验丰富的渔人“取水视之，才如蚊芒，辄能辨其种类多寡”[6]。也就是说，渔人对于刚采集上来的细如针锋的鱼秧，就能分辨出是什么鱼，数量有多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些鱼秧中往往混杂有肉食性的害鱼苗如鳢鱼苗等。如果没有及时将那些害鱼苗剔除掉的话，则养殖用的青鱼、草鱼、鲤鱼苗等就可能被它们吃掉。因此要将“能伤其众，稍大而黑鳞者去之”，即剔除不利于养殖的肉食性害鱼苗。

刚从江河中采捞到的鱼秧极为细小，因此，要用精饲料喂养一段时间，其喂养方法为“饲之以鸡鸭之卵黄或大麦之麸屑，或炒大豆之末稍”；待其稍长才能入池养殖，即“大则鬻鱼池养之家”[7]。当然，鱼苗的培育方式视所采集到的鱼秧规格大小而各异。明代黄省曾《养鱼经》云，“仲春，取子于江，曰鱼苗。畜于小池，稍长，入中塘”。对于长约半寸之鱼苗，宋代时即“以木桶置水中，细切草为食，如食蚕”[8]。

3．涝户、鱼苗厂与鱼苗街

前已述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江湖水系交汇、饵料丰富之地往往是良好的鱼类繁殖场地，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江州”，即江西九江地区鄱阳湖水系与长江水系交汇之地。江西九江自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规模最大的鱼苗孵化产地。南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编修的《绍兴府志》中说，绍兴、诸暨以南大片地区的大户人家，都从江州（即今九江）鱼苗贩子中买苗种凿池养鱼[9]。

在九江湖口一带，由于处于江湖交汇之地，是良好的天然鱼类繁殖产卵场地，鱼苗捕捞生产规模非常大，有专门以捕捞鱼苗为生的渔民群体。明代陆深《俨山外集》卷二十对此有详细记载，下引为证：

今人家池塘所蓄鱼，其种皆出九江，谓之鱼苗，或曰鱼秧。南至闽广，北越淮泗，东至于海，无别种也。盖江湖交会之间，气蕴所钟。每岁于三月初旬，挹取于水。其细如发，养之舟中，渐次长成。亦有盈缩，其利颇广。九江设厂以课之，洪武十四年，钦差总旗王道儿等至府编签渔人，谓之涝户。

据此条材料可知，江西九江一带有一独特的渔民群体，他们专门以捕捞采集并培育鱼苗为生。明洪武十四年，朝廷官府专门派饮差总旗王道儿等人前往九江府编定签发这一渔民群体，并把他们称为涝户，意为专门于江湖中以捞取鱼苗为生的人户。每年三月上旬，涝户们于江湖交汇之水流捕捞鱼苗。鱼秧刚上水时，细如发丝，涝户们即于舟中培育。大约即以前述之法，也就是用鸡蛋或鸭蛋蛋黄或者麦屑、豆末等喂养，等长到一定规格大小即卖于各地鱼苗贩运商。

渔民的鱼苗捕捞与售卖获利颇丰，因此官府特设有税收机构向其征收课税。记载，早在元代至大年间（1308-1311年）即在德安县南三进四十步设有鱼苗仓，后毁于兵火，仅存址基[10]。明代江西九江府设有专门机构——鱼苗厂以向涝户征收鱼苗税，即前引之“九江设厂以课之”，厂址就在德化县湓浦门外龙开河渡口。在嘉靖《九江府志》卷9《职官志·公署》中，鱼苗厂作为公署与各河泊所并列，官府并对其征收一定的鱼苗税以补财政。[11]

鱼苗厂之西有鱼苗厂巷，又称鱼苗街，路通湓浦港[12]。估计就是以鱼苗捕捞生产和批售为业的渔民——涝户的居住聚集地。前述《戏为友人千鱼苗》诗云，“闻君凿池种鱼子，远注浔阳一泓水。春风昨夜化灵苗，中有十万横波尾”。虽不乏诗文之夸张，亦可见该地鱼苗孵化及捕捞生产规模之大，数量之多。

除上述最为典型的鱼苗生产基地九江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其它水乡也有以捕捞鱼苗为生者。如在太湖吴中地区，有诗云，“官舍晩凉飞燕子，水乡人静卖鱼苗”[13]。又如在安徽安庆枞阳一带，明代张煌言有《枞阳谣》云，“八尺风帆百丈牵，枞阳湖里去如烟。……灯火湖光儿女笑，鱼秧种得不须田”[14]。

[1] 《丛书集成新编》第四十七册，第571页。

[2] 民国《宿松县志》卷十八《实业志·渔业》。

[3]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八《食货志十一·物产二》。

[4]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十一。

[5] （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二百四十九。

[6]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八《食货志十一·物产二》。

[7]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十一。

[8]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

[9] 丛子明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渔业史》，第44页。

[10] 同治《九江府志》卷七《地理志·古迹》。

[11] 河泊所是一种渔业税收与管理机构，详细情况参阅拙文《明代江西九江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2] 嘉靖《九江府志》卷二《方舆志·坊乡》。

[13] （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卷三百四十三。

[14] 《御选明诗》卷十四。

转贴于 三　鱼苗的贩运贸易

1．规模盛大的鱼苗市场

适宜的自然水文环境使江湖交汇处之鱼苗产地具有丰富的鱼苗资源，从而形成规模盛大的鱼苗市场。宋代时安徽新安山区一带的池塘青鱼、草鱼、鲤鱼养殖，其鱼苗来源即依赖“首春，鬻鱼苗者来自湖口界中”[1]。如前引之文云“今人家池塘所蓄，其种皆出九江”，“南至闽广，北越淮泗，东至于海，无别种也”，可见其产量规模之大，覆盖范围之广，亦可想见其鱼苗市场之兴盛。

湖楚一带同为江湖交汇之区，也是鱼苗的盛产地。明代太湖流域淡水养殖的鱼苗来源　地即为楚中地区。有方志记载云，“池鱼，一名草鱼，产楚中。贾人贩鱼秧到此，蓄之池中，至一二尺即市之。此中不产子，楚中长至四、五尺者方有子”[2]。由此可知，太湖嘉兴一带所长的草鱼，其体形尺寸一般尚达不到繁殖标准，只有湖湘一带长到四、五尺长的草鱼才能怀子繁殖。商人每年到湖广一带贩买草鱼鱼秧在该地区出售，当地民人购买鱼秧于池塘中放养，待养到一、二尺长即可捞取上市售卖。

当然，除了九江湖口、湖楚洞庭这些规模巨大、覆盖地域广大的超大型鱼苗市场外，其它一些江湖交汇之地也有规模较为可观的鱼苗市场。如丹徒县高资地区孩溪江的鱼苗市场，也出现“取之市者，千里争集”的盛况[3]。

2．鱼苗的长途贩运

规模盛大而集中的鱼苗产地市场与各地淡水养殖业对鱼苗的大量需求，推动与促进了兴盛的鱼苗长途贩运业。每至春间鱼苗孵化时，各地鱼苗贩运商即前往鱼苗产地批贩鱼秧至各淡水养殖水域出售。上述《俨山外集》所载云“南到闽广，北越淮泗，东至于海”这一广大地域范围的淡水养殖，其所需鱼苗都取自于江西九江；太湖地区嘉兴一带的草鱼养殖所需鱼苗取给于湖楚洞庭。如此，则每到春天三四月间，各地鱼苗贩运商必大量云集九江、洞庭等地批贩鱼苗，再经长途运输转往各地出售。例如，太湖流域每年春天即有专用的“鱼秧船”，前往鱼苗出产地――九江贩运鱼苗。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舆地略·物产下》记载：“鱼苗出九江，曰鱼秧。春间以舟由苏常出长江往贩，谓之鱼秧船”。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二》亦有类似记载。同治《苏州府志》卷20《物产》中亦云：“鱼秧，细如针缕；蓄之池，三年可食。在乡以此贩鬻。”

丹徒县高资地区孩溪江的鱼苗贩运，“船载肩挑，云屯雾散”[4]。其它又如《湘江渔父词》云：“柳花飘尽荻芽长，艇艇鱼苗有数筐。日晩江光看渐远，贩儿灯火下瀟湘”[5]，贩售者为减少因鱼苗死亡损失，连夜星火赶运“下潇湘”而去。

人们通过长期的鱼苗捕捞生产及装载贩运，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早在宋人周密（1232－1298）所著《癸辛杂识》中即记及鱼苗装载有特制的装盛工具“鱼箩”，有换水、激水等运输方法，至养蓄地时“纵鱼苗于广水布兜中养之一月半月”，即下池蓄养前先对鱼苗进行锻炼[6]。人们认识到鱼秧的生命力较弱，而且由于数量众多，装载密度大，很可能由于缺氧等原因而大量死亡，因此鱼苗贩运对运输条件与技术的要求都很高。

明清时期，人们更已纯熟的掌握了鱼苗装运技术。如丹徒高资孩溪江地区的鱼苗贩运，有专门的装盛器具和激水加氧装置，以保证鱼苗的高存活率。在运输途中的时间必须尽可能短，同时要求水中的含氧量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稍低就可能导致鱼秧大量死亡。所以贩运者“云屯雾散”以缩短运输时间；容器中鱼苗数量巨大，便采取“昼夜摇动，瞬息不敢稍休” 以增加水中的溶氧量，确保其高存活率[7]。

太湖流域前往九江地区贩运鱼苗的鱼秧船，由于鱼苗在运输途中因数量多、易缺氧而窒息死亡，故鱼秧船以极快的速度行进，而且要采取活水舱等供氧措施。关隘都不能延滞其运输时间，以使其到达目的地、进入蓄养池前仍能保持高存活率。此事由苏州督抚批示、饬令执行并进行备案，所谓鱼秧船“其行甚速，关隘不能阻止，由苏抚示饬在案”[8]。可见其时官方对淡水养殖业的重视程度，以及鱼苗贩运所需条件与技术的特殊性。

太湖流域的鱼苗贩运除以船运输外，又有“由四安旱路步贩者，谓之秧担”；由于以船运输所需之成本远远高于肩挑负担贩运，故“近日多用担、少用船者，以省费也”[9]。即减少运输成本以求多有营利。

3．官方干预与税收管理

在鱼苗的长途贩运过程中，也有官方的参于与干预。如上述清代苏州督抚批示、饬令并备案的，对于太湖地区贩运鱼苗的鱼秧船，为缩短其运输时间而确保存活率，“关隘不能阻止”。又如在高资孩溪江鱼苗产地，由于“贫民无赖在于出处及沿途勒索，所费不资。同治初年渔人控诸抚宪，丁公日昌揭示通衢，令所属文武佐贰各官在在弹压，由是费减”[10]。由于鱼苗贩运受到上述运输时间等各方面的限制，就给沿途的敲榨勒索提供了方便。渔人贩运鱼苗的成本费用过高难以获利，以致清同治初年渔人不得不诉诸官府以求保护。官方采取了较强硬的措施后，渔民的贩运成本降低。但由于自然水文条件已有所改变，天然鱼苗资源也就大为减少而“苗亦渐稀矣”。

明清时期，对贩运鱼秧的鱼苗船征税较重。如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三十四《户部·课程三·关税》记载：“鱼苗船，贩卖满贯船曰全苗，征二料银二十五两；本地装载船曰半苗、曰划苗，各止征一料银十七两五钱”。鱼苗船与茶船一样，都要“照商船之例征收”船料税银[11]。前述太湖流域湖州府地区鱼苗贩者为避重税，故“多用担、少用船者，以省费也”之记载即可为证。这种情形在清人诗文中都有所反映，如“几片红旗报贩鲜，鱼苗百斛楚人船。怜他性命如针细，也与官家办税钱”[12]。

鱼苗的大规模生产与贩运已如前述，由此可以从侧面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兴盛的淡水养殖业。史料中亦有淡水养殖的直接记载，如：“渔业分两种，一家鱼、一野鱼。家鱼者即池塘圩泊人力蓄养之鱼也，养家鱼者必先造作池塘圩泊，购买鱼秧，用食料蓄养，其长成甚速，隔年即可出售，获利极为丰厚。邻县怀宁、桐城等处筑池蓄鱼以营利者，其成效甚著”[13]；怀宁县“鱼岁有常课，乡间塘多养鱼花，每岁终以网取之，通呼之为塘鱼”[14]；青鱼“大者长三、四尺，产于江者曰，养殖于河沼者曰草青……草青则乡村池沼都有养殖，大约二、三年即可捕捉以出售或自用”[15]。

[1] （宋）罗愿《新安志》卷二。

[2]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八《食货志十一·物产二》。

[3]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八《食货志十一·物产二》。

[4]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八《食货志十一·物产二》。

[5] （明）张吉《古城集》卷六。

[6] 丛子明先生等主编《中国渔业史》，第44页。

[7]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八《食货志十一·物产二》。

[8] 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一《物产二》。

[9] 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舆地略·物产下》。

[10] 光绪《丹徒县志》卷十八《食货志十一·物产二》。

[11]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四十七。

[12] （清）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十四《鱼苗船》。

[13] 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

[14] 民国《怀宁县志》卷6《物产》。

[15] 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6《实业志·渔业》。 第四节 水产商贸与市镇发展

一 各鱼市、水市的地理位置

鱼市一般都集中在交通便利的江滨水浦、津梁渡口、大小港湾，或者鱼利丰富的湖泊、鱼池、陂塘等地，其鱼市规模有大有小，贸易额有多有少，因地而异。以下分类叙述：

1．江滨水浦

“江花夹岸江水深，此时尺鱼如寸金……家家卖鱼向江浦，大船小船不知数”[1]，初春时，鱼市价格颇高，渔人争先恐后将鱼船划向江滨水浦吆喝卖鱼，大大小小的渔船不计其数，错落有致的列成繁荣兴旺的鱼市景观。又如明人何景明《大复集》卷11《津市打鱼歌》一诗云：“大船峨峨系江岸，鲇鲂鱍鱍收百万。小船取速不取多，往来抛网如掷梭。野人无船住水浒，织竹为梁数如罟。夜来水长没沙背，津市家家有鱼卖。”大小船只使用网罟鱼梁各与江上取鱼，渔获物数以百万计，夜来涨水，淹没了水中的沙洲，渔民捕获的鱼儿更多，第二天早上，家家均于江滨鱼市出售鲜鱼。

2．津梁渡口

津梁渡口大都亦有渔市之设，有诗为证：

“鹧鸪声断雨初晴，渡口风来水气腥。村北村南齐晒网，钓舟闲在夕阳汀。”[2]

“津晚人争渡，林寒鸟独还。渔翁收网去，几个钓舟闲。”[3]

“横湖如疋练，风景此中稀。日暖赤鳞跃，天晴白鸟飞。寒松蟠石岸，春水没苔矶。几度斜阳晚，渔舟渡口归。”[4]

3．湖塘、港湾

在各大小港湾及鱼利丰厚的湖池陂塘边大都自然而成渔市，有诗为证：

“僧居映柳庄，渔市入横塘。”[5]

“湖乡风景三秋后，佛界轩亭四望开。……鱼商酒市晴偏集，钓艇莲舟晚共回。”[6]

“风雨方知客路难，飞鸿相逐渡江湍。港收渔市舟归晚……。”[7]

“纵横如叶傍汀沙，谁识张骞海上槎。白鹭行边长作市，黄芦深处即为家。云迷短棹穿荷叶，笛弄西风起浪花。几度雨晴归晒网，鸳鸯浦口夕阳斜。”[8]

设有河泊所的水域一般都有一定规模的鱼市、水市，有些市镇即与河泊所同名。如沔阳州明初设沙湖河泊所在州东一百二十里，黄蓬湖河泊所在州南二百里[9]，该州有沙湖市“在州东二百四十里”，黄蓬市“在州南二百里”[10]；其位置亦基本于河泊所公署设置地点相吻合。又如岳州府巴陵县明初设有鹿角古塚湖河泊所，公署在县南五十里[11]；该县有鹿角镇在县东南“洞庭湖滨”[12]。华容县明初设褚塘湖河泊所在县西南二十五里[13]，即有褚塘市在县南二十五里[14]。南康府都昌县明初设有柴棚河泊所，公署即在柴棚；柴棚镇在“县东南七十里鄱阳湖中”[15]。

与各鱼市、水市的地理位置相对应，凡江滨水浦之墟市都会有兴盛的水产商贸活动。从前已述及的明人富宁《南市渔歌》及何景明《津市打鱼歌》二诗的诗题也可推断“南市”、“津市”都是以渔业贸易为主的商业市集。在江西地区，有些河泊所的公署就设在水滨的市场边，对渔船征收渔税，“公庭依水市，官税在渔船”[16]，所谓水市，可能就是以鱼类贸易为主的鱼市。湖口县之风俗，“乡务农业，市熟操舟”[17]，从事商业的人员都能熟练的操纵舟船，说明市场也以依托水滨的居多。又如九江府小江市，“一名官簰夹，去府治西五里许，有河汇于大江，水涨通龙坑、赤湖等处。舟楫上下皆泊于此，又陆通德安、瑞昌……商贾贸易、四时如一，亦要会也”；杨家穴市“一名断腰，在江北岸，去府治二十里许。前有夹洲，袤延七八里，可泊舟楫，商贾交易不绝”；女儿港市“去府治三十五里，临宫亭湖，与大孤山相对。一港委曲，可泊舟楫，又陆通府城，四时贸易无异”[18]。小江、杨家穴、女儿港三市均为天然良港，故发展为大型的江滨水市，四时贸易十分发达。可以推断，在这些水市上，鱼市贸易肯定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3《捕鱼图歌》。

[2] （明）史谨《独醉亭集》卷下《渔村夕照》。四库1233-145

[3] （明）胡俨《颐庵文选》卷下《龙沙夕照》。（江西）四库1237-628

[4] （明）程本立《巽隐集》卷2《横湖》。四库1236-169

[5] （明）杨基《眉庵集》卷7《江村杂兴之十五》。四库1230-403

[6] （明）张羽《静庵集》卷3《登德清百僚山》。

[7] （明）高启《大全集》卷15《过吴淞江风雨不可渡，晚觅渔舟抵松陵官馆》。四库1230-201

[8] （明）史谨《独醉亭集》卷下《南浦渔舟》。四库1233-154

[9] 嘉靖《沔阳州志》卷7《创设志》。

[10]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1。

[11] 弘治《岳州府志》卷3。

[12] 《大清一统志》卷359《岳州府二》。

[13] 弘治《岳州府志》卷6。

[14] 《大清一统志》卷359《岳州府二》。

[15]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4。

[16] （明）王直《过江西河泊所》，同治《南昌府志》卷6《地理志·市镇》。

[17] 嘉靖《九江府志》卷1《方舆志·风俗》。

[18] 嘉靖《九江府志》卷2《方舆志·坊乡》。

二 水产商贸对市镇发展的促进

以上论及数量众多、贸易兴盛的鱼市、水市设置于各河湖水系的江滨港湾、桥梁渡口等交通要道，沿江的各大小市镇也大都分布于江滨港口等江河交汇之地。这二者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繁荣的水产商贸必然促进饮食业及居住业的发展从而加速市镇的发展，而便利的水路交通与繁荣的商贸又加强了各单一市镇之间的联系，从而有利于沿江市镇体系的形成及整合。以下即具体论述水产商贸对市镇发展的作用：

1．饮食业

水产贸易对饮食业的促进作用在饮酒与治鲙两个方面体现最为明显。前文已述及渔人与酒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凡有渔民处，必有酒；凡有渔村、渔市处，必有酒店。明清时期文人所作的诗词，往往是打鱼与饮酒并提、酒肆与鱼市并列，略举几例如下：

“连复井络，犬吠杂鸡鸣……垂帘酒肆列，入市鱼舟腥。”[1]

“绿阴夹道树重重，人杂渔樵远近通。回望酒家山色里，青帘斜飏落花风。”[2]

“湖乡风景三秋后，佛界轩亭四望开。……鱼商酒市晴偏集，钓艇莲舟晚共回。”[3]

“青枫岸隐白鸥沙，篁竹林中有酒家。日日得鱼沽一醉，何须分外作生涯。”[4]

“万嚅长江远，扁舟一叶孤。山连彭泽县，水接洞庭湖。客市鱼堪买，人家酒可沽。”[5]

饮酒则必有下酒之菜，傍鱼市而开的酒家，各类鲜鱼便是其最好也是最易得的菜源， “江边酒楼燕估客，割鬐砍鲙不论百”[6]。因此，各类鲜鱼的饮馔加工工艺即治鱼鲙之法必定日益精湛，有诗云：“日高湖冰解作块，水落旧痕出洲背。渔翁招摇沉网罟，上客游观缓裘带。跃青跳白举数尾，鲂鲤不言羊豕脍。……玉花行看登翠盘，素鬐早已扬清濑。”各地的名特优菜肴也因繁荣的商贸而得到传播，有诗为证：“平湖如席洲若块，渔子击水惊鱼背。一网数鳞如拾芥，骈头贯？相萦带。饔人挥刀飞雪花，座客停餐谈玉脍”。[7]

繁荣的商贸必然聚集大量的生产者、经营者及消费者人群，有人群聚集，则饮食业必盛；聚集人群越多，饮食业也必然越发达。明人薛瑄《敬轩文集》卷4《出汉口五首之四》诗云，“人家楼阁枕江烟，江上危樯泊万船”[8]。汉口的迅速发展是从成化年间汉水入江口改道之后开始的，其后很快便形成一个商业巨镇。商贸盛时，汉口江上停泊着数以万计的商船货轮，其时该地所聚集的人群数量可想而知。而饮食业的发展也必须同时跟上商贸的发展，这是一个自然的调节过程。前已述及，湖广为货物鱼盐之地，即言汉阳地区本身，其渔业经济也是十分发达的，水产贸易必定亦很发达。因此说，繁荣的水产商贸不仅促进了饮酒业与治鲙工艺的发展，对饮食业的其它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居住业

同上述对市镇饮食业的促进作用相对应，繁荣的商贸也必然促进市镇居住业的发展。衣食住行总是相提并论的，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四人方面，而商贸活动即涉及到食、住、行三大方面，可见商业贸易的重要性。水产贸易是商业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对市镇居住业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可以说，渔业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进了市镇的形成或促进市镇人口及规模的发展。

繁荣的商贸对市镇居住业的发展之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于系列配套服务性店铺市肆的发展，既包括数量的增长，也包括服务质量的提高，这其中又包括旅店建筑装璜、各类店铺是否齐全等硬件设施和店铺服务态度等软件设施。这一切都处在一种自然发展、自我完备的过程当中，即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同时也取决于官方的政策与管理。

可以这样推断，某些大型的市镇，最初就是由一些小小的渔村或鱼市、水市发展而成的。正德《安庆府志》卷8《建置志》记载，望江县杨溪长河雷港口河泊所“在急水沟，县南五里”；武昌湖河泊所“在武昌，县东北七十里”；泊湖鲚湖河泊所“在香草镇，县西四十里”；漳湖新口河泊所“在大沟河，县东北七十里”。而修于明代后期的万历《望江县志》卷1《舆地类·乡镇》记载，该县之市镇有“香草镇，在县西三十里，民居八十余家，泊湖所在焉。万历九年裁革，所基存。秋冬客旅鬻贩鱼盐舟聚于此”；“苏家嘴镇，在县北三十里，居民八十余家，武昌河泊所在焉。嘉靖三十九年裁革，所基存。秋冬鬻鱼之旅舟聚于此”；“新沟镇，在县八十里，民居夹岸七十余家。漳湖河泊所在焉”；“埭沟镇，在县东七十里，民居七十余家。昔漳湖河泊所在此，后移于新沟”。

对比二志所载可推知，正德年间各湖河泊所中尚只泊湖鲚湖所所在地成镇，即香草镇，而其它各地则均未成镇，因如已成镇，按修志体例当亦记为镇。但时至万历年间，各河泊所所在则都已成镇。从其地名中尚可看出前后之联系，如“大沟河”与“新沟镇”、“埭沟镇”；从二者之方位及距离更能进一步推断，埭沟镇可能即从原新沟河发展而成。估计由于鱼利的转移，漳湖河泊所由埭沟镇转设于新沟镇，“新沟”一名亦颇称玩味。望江县明初共设有四个河泊所，《万历志》中未记及杨溪长河雷港口河泊所，据《正德志》知其公署在急水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6记载，望江县有急水、新沟、埭沟、华阳、阳湾五镇。由此可以推测，杨溪长河雷港口河泊所所在的急水沟至明代后期亦已发展成镇。又据《大清一统志》卷110记载，吉水镇，在“县南三里，本名急水，西通便民仓镇”；其方位及距离与《正德志》所载基本吻合。由此可以断定，急水镇即由原来的急水沟发展而成，后又改名吉水镇。杨溪长河雷港口河泊所中之雷港口亦有雷港镇，在县东三十五里。由此可知，凡设置有河泊所的地方，基本上都发展成了经济较为发达、人口较多的市镇。上述香草镇、苏家嘴镇、新沟镇、埭沟镇四镇的人口规模基本上都是七、八十余户人家，以每户五口计，则各镇大约有350－400余名人口。其它各镇之规模估计大体亦与这几镇相仿。在各湖渔业经济有所衰落、河泊所陆续裁革以后，每至秋冬时期鬻贩鱼盐之舟仍聚集在原河泊所所在之市镇，说明仍有相当规模的渔业生产。由此也可以推知，明代前期渔业生产更为兴盛时期的渔业贸易当更为繁盛，其渔业贸易对市镇发展的推动也当更显著。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渔业贸易促进市镇的繁荣有一定的季节性，一般来说，在秋冬季节的捕捞盛期，其市镇经济要较春夏时期相对繁荣。

凡一定面积的鱼利较丰的河湖水域，一般都有河泊所的设置，这在第八章中已详细论述。河泊所建置办公公署位置的选择则有一定的规律，即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的江滨水浦、津梁渡口，如前述明王直所作《过江西河泊所》诗云，“公庭依水市，官税在渔船”。又如安庆府怀宁县山口曹颜河泊所设在皖水入江之口的皖口镇，又名山口镇，该地宋时即已成镇；宁国府鱼潭河泊所设在县东北三里的三汊河口，宣城县南湖河泊所设在县东北六十里的马山埠[9]。或者将河泊所公署直接创置于沿江的州治或县治，如扬州府高邮州河泊所设于州东北新城内，泰州淤溪薄湖河泊所与兴化县河泊所均设在州治或县治北门外，通州河泊所与宝应县河泊所均设在州治或县治南门外[10]。因此说，河泊所公署建置地点的选择与水产贸易对市镇的发展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

3．其它相关行业

兴盛的渔业贸易除促进上述饮食业及居住业的发展外，也能带动其它相关行业的发展第八章中曾述及捕捞生产盛时要有大量的渔业用盐，即水产防腐。渔业生产兴盛之地并不一定是盐产地，因此，其渔业用盐大都要从外地产盐区贩运。兴盛的水产贸易必定带动繁荣的盐业贸易，明清二代行盐引制度，因大有利可图，经营盐业的盐商在商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不乏豪商巨贾。盐商贩售之盐，虽以食用为主，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各湖区水乡，渔业用盐（为食用盐之特例）也占了一定的比例。本章第二节中已述及，在水产冰藏保鲜大量应用于渔业生产之前，鱼类防腐主要采用盐藏。一般用盐量占渔获物的二成，即每一斤鲜鱼就要用二两盐来防腐[11]；而每人每天的食盐用量其实甚少，只是因人口基数高，用盐总量才高，因此相对来说，渔业用盐的比例还是较高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盐商的活动是较为活跃的，亦必促进市镇的发展。

本章第二节中已述及明清时期已出现较大规模的冰厂，尤其是在清代后期，沿海一带用于海洋鱼类保鲜的藏冰业已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清沈德潜《元和县志》中对冰窨位置、数量、藏冰的全过程及其用途都有详细记载，“冰窨在葑门外，设窨二十四座……每遇严寒，戽水蓄于荡田；冰既坚，贮之于窨，盛夏需以护鱼鲜，并以涤暑”。其藏冰主要用于鱼类保鲜，兼以消暑。尤悼《冰窨歌》一诗体现更为明显，“葑溪门外二十四，年年特为海鲜置”。从其开办冰厂、设置冰窨的位置也能看出其与渔业的紧密联系，正德《姑苏志》卷21《官署上》与隆庆《长洲县志》卷5均记载，明初设长洲县河泊所在石家汇南，洪武十年罢后，移置常熟沙头河泊所于葑门外，仍其旧名。可见，该地正处于渔业生产和贸易较为繁盛的地带，故而促进了藏冰业的发展。

[1] （明）孙承恩《文简集》卷12《咏城居》。四库1271-164

[2] （明）史谨《独醉亭集》卷下《山市晴岚》。四库1233-145

[3] （明）张羽《静庵集》卷3《登德清百僚山》。

[4] （明）徐有贞《武功集》卷5《题谢庭循沧洲渔趣图》。四库1245-218

[5] （明）唐文凤《梧冈集》卷2《湖口县》。四库1242-558

[6] （明）何景明《大复集》卷11《津市打鱼歌》。

[7] （明）孙承恩《文简集》卷21《腊月同霍渭厓诸公乌龙潭观打鱼用坡翁韵》二首之一。四库1271-264

[8] （明）薛瑄《敬轩文集》卷4《出汉口》五首之四。四库1243-100

[9] 《大清一统志》卷116《宁国府二》。

[10] 嘉靖《惟扬志》卷7《公署志》。

[11] 参考丛子明等《中国渔业史》，第78页。转贴于 三　市镇体系的形成及整合

随着水产贸易的兴盛，各鱼市、水市逐渐发展成小型市镇，与各市镇贸易的发展相对应，明初各府、州、县甚或大多数镇均设有税课司、税课局以征收商税。兹举一例：太平府繁昌县设有荻港河泊所，公署在春谷乡，则其地应有较为兴盛的渔业生产和水产贸易。《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年（1377）九月，“太平府言繁昌县荻港镇商贾所集，户部委官收课岁计米八百九十余石，宜于其地置税课局，从之”[1]。由此可略窥荻港镇的发展轨迹，税课局的设置是对其地市镇发展的认同和进一步规定。据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方志记载，凡设有河泊所的市镇，几乎同时都设有税课司、局。而当市镇人口增多、规模扩展的同时，城镇治安也被提上了日程，于是又有巡检司之设。又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三年二月，太祖诏曰：“朕设巡检于关津，扼要道、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自设置以来，未闻其举职者。今特遣使分视各处，谕以巡防有道、讥察有方，有能坚守是职、镇静一方，秩满来朝，朕必嘉焉”[2]，凡治秩有序者则有奖。上述繁昌县荻港镇即设有巡检司。因此说，市镇功能是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的，而市镇的发展本身也就体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光绪《南昌县志》卷4《方域下·市镇》言，“市镇之设，所以聚商贾、通货财、便日用、利民生也”，这一叙述当可以大致概括市镇之功能。

商业贸易在促进各单一市镇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各市镇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促进市镇体系的形成及整合。在古代陆路运载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的条件下，无疑是水路航运要较陆路运输便利，其经济效率也是前者高于后者。因此，河湖水系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一般都要较交通闭塞的地区经济开发早、发展速度快，前者市镇体系的形成也要较后者早，整合程度较后者好。也就是说，从地形、地貌而言，平原较山区经济发达；而在平原区，河湖水系发育良好的地方又要比水系不太发达的地方经济开发好，市镇体系的发展程度也是如此。凡商贾聚集、市场繁盛之地大多都是水路四通八达之地，以下以江西南康府都昌县的市镇体系为例，列表说明：

据上表可知，都昌县的市集数量多，且几乎所有的集市都为通水路者，仅新桥市未注明通水路，但据其市集名“新桥”可推测亦为通水路之市。集市分布于县境各地，中境、东境、北境又各有相对来说最为繁盛者，墟市体系十分发达。其它府县水乡之墟市体系亦同样如此，如南昌府南昌县“村居稠密，每七八里或三数里辄有墟市；每市所属皆数千户，大者近万余户，而市肆多者不过数百，所积之货皆日用之需；……市多滨河，西成之后，远贾争集，帆樯林立”[3]。可见其市集之密，市镇人口之多、规模之大，商贸交通之发达。具体例言之，南昌县三江口市（江本作港），“地界三县，东北属进贤，南属丰城，过河而东南为临川。三、六、九日依市为集。薰莸杂处，设有主簿稽查。”市汊镇“濒河为市，西南通瑞河、东南通两广、下通省会以达于湖，对河为丰城，稍西即新建。商贾辏集，帆樯如织，为本邑一大镇。设有巡检把总。”茬港市“地临大河，上通抚建，下达省会，地密人稠。一、四、七日百货辏集，远近皆至。”[4]

上述南昌县三大市镇之例不仅说明了该县境内有发达的墟市体系，也体现出其以水路与邻境、省会甚至外省相沟通，以商贸航运相联系的更高层级的城镇体系。因此说，城镇体系的形成就是通过繁荣的商贸而实现并最终达到整合的，即墟市――小城镇――地方城市（府、州县治）――区域中心城市的多层级城市体系的形成，都是在长时期的商品贸易过程中由市场本身逐步调整、整合而最终形成的。渔业贸易则在整个商品贸易中占据一定比例，故其对市镇体系的形成及整合也就起着相当的促进作用。兹举一例为证：安庆宿松地区有“贩鱼之船，一曰鲜船”；船贩“除贩运本境及邻境之内河通水各市镇外，并贩运出江，上或九江、下或安庆，均为极大之销场。盖九江、安庆轮舟便利并可将鱼用篾篓装置转附轮舟运至沪镇等处，故贩鱼营业者每以船贩为大宗也”[5]。我们从这当中便可清晰地看到一个多层级的城镇体系，即小城市（内河通水各市镇）――区域中心城市（九江、安庆）――大型港口城市（沪镇即上海）。其商品贸易主体就是水产商贸活动，其交通运输形式就是水路航运。运船规格又因各江河支流水力承载能力的不同而各异，从小型的船只到大型的轮舟，故其商贸状况亦由少量、分散售卖到大量、集中转贩，规模不等。

[1] 《明太祖实录》卷115，第1881页。

[2] 《明太祖实录》卷130，第2059页。

[3] 光绪《南昌县志》卷4《方域下·市镇》。

[4] 同治《南昌府志》卷6《地理志·市镇》。

[5] 民国《宿松县志》卷18《实业志·渔业》。

小结

长江的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汉唐；含沙射影；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优化

[中图分类号]K23；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3-0038-07

汉唐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当今学者认为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负面影响，即生态环境不断恶化。①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考虑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地域性和时段性特征，经济的发展有可能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由不适宜人们的居住转变为适宜人的生存。

“含沙射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它的含义原为作为毒虫的含沙伤害人的方式，到了唐代，开始演变为暗中诽谤或者陷害人的行为，其词义的变化是否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有关。本文试从汉唐时期“含沙射影”词义的转变入手，探讨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优化过程，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含沙”社会影响力的减弱与“含沙射影”词义的演变

“含沙”作为一种毒虫，又名蜮、射工、射影、水弩、短狐等，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战国时期的文献已经有所记载，屈原《离骚·大招》中，“魂乎无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险隘，虎豹蜿只。鰅鳙短狐，王虺骞只。魂乎无南！蜮伤躬只。”①虽然含沙已经在南方存在，但是，这一时期，南北尚未统一，诸侯国间战争不断，经济文化交流并不频繁，含沙还不足以引起中原社会的关注。

秦汉帝国建立后，南北统一，中原社会加强对南方的经营和管理，南北社会的联系日趋紧密。由于南北生态环境的差异，中原社会十分在意南方的生态环境，尤其对于危及人生命的各种有毒之物。时人对含沙的分布状况有所关注。《搜神记》卷12中记载汉武帝时期，长江水中生存着含沙。“汉光武帝中平中，有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下之上中记载，“刘向以为蜮生南越。……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处，甚者至死。南方谓之短狐。”王充的《论衡》卷23《言毒》中，“南道名毒曰短狐。”道为方的意思，南道即南方。②南方到处都有含沙。另外，人们对含沙的形状以及含沙伤人的方式也有所认识。许慎《说文·虫部》中，“蜮，短狐也，似鳖，三足。”服虔也认为含沙似鳖，“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状如鳖，古无今有。”③他还指出含沙以沙射人，“含沙射人，皮入肉中”。④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大量中原人士避乱江南。他们的亲身经历，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对南方生态环境的整体评价。在他们看来，南方地区多毒物。受此影响，时人对含沙的认识更加全面。在分布区域上，三国吴人陆玑指出江淮之地皆有含沙。⑤东晋葛洪指出吴楚之地多毒物，其中之一为含沙。⑥南朝宋鲍照的《苦热行》中，“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瘴气昼熏体，菵露夜沾衣。饥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飞。毒泾尚多死，渡泸宁具腓。”⑦华南一带的毒物中包括含沙。魏收《魏书》卷96《僭晋司马睿传》中记载也记载了南方的毒物，“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障气毒雾，射工、沙虱、蛇虺之害，无所不有。”与秦汉时期相比，含沙的分布范围没有发生变化。

在含沙的形状方面，葛洪《抱朴子》卷17《登涉》中指出含沙似鸣蜩，“状如鸣蜩，状似三合杯，有翼能飞，无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蜩，即蚱蝉，“俱方首广额，两翼六足，以胁而明”。⑧张华《博物志》卷3中认为含沙似甲虫，“江南山溪中水射上虫，甲类也。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这一时期人们对含沙的认识存在着争议，明人李时珍认为含沙的形状和鳖、蝉、甲虫的外形皆有关，“射工长二、三寸，广寸许，形扁，前阔后狭，颇似蝉状，故《抱朴子》言其状如鸣蜩也。腹软背硬，如鳖负甲，黑色，故陆玑言其形如鳖也。六七月甲下有翅能飞，作铋铋声。阔头尖喙，有二骨眼。其头目丑黑如狐如鬼，喙头有尖角如爪，长一、二分。有六足如鳖足，二足在喙下，大而一爪；四足在腹下，小二歧爪，或时双屈前足，抱拱气喙，正如横弩上矢之状。”①如果李时珍的认识正确的话，那么汉魏六朝时期的人们只是从局部描述含沙的形状，没有从总体上把握。

这一时期人们对含沙攻击人的方式以及含沙射人后的症状也进行了仔细的探究。干宝《搜神记》卷12中记载含沙以沙射人，“江人以术方抑之，则得沙石于肉中。”葛洪认为含沙以气杀人，《抱朴子》卷17《登涉》中，“以气为矢，则因水而射人”。此外，含沙也可以攻击人影，使人患病。陆玑《毛诗草木虫疏》卷下中，“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见水中，投人影，则杀之，故曰射影。”张华《博物志》卷3中，“以气射人影”。葛洪《肘后方》卷下《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中，“以射人形影则病”。含沙射人中，症状明显，有发热、头痛、畏寒、浑身抽搐、结痂等。干宝《搜神记》卷12中，“所中者，则身体筋急，头痛发热，剧者至死。”《肘后方》卷下《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中，“初得或如伤寒，或似中恶，或口不能语，或恶寒热，四肢拘急，旦可暮剧，困者三日，齿间血出，不疗即死。其中人有四种，初觉则遍身体视之，其一种正黑如墨子，而绕四边突赤，以衣被犯之，如刺状。其一种作疮，疮久即穿陷。一种突出如石痈状。其一种如火灼人肉，熛起作疮，此种最急，并皆煞人。”

在唐代，人们对含沙的认识没有突破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认识。如在含沙形状方面，孙思邈认为含沙与甲虫相似，《备急千金方》卷25《治三种射工虫毒方》中，“其虫形如甲虫，有一长角在口前如弩，檐临其角端曲如上弩”。在含沙射人后的症状上，《备急千金方》卷25《治三种射工虫毒方》中所描述的与《肘后方》中的基本一致，“其初始证候，先恶寒噤瘆，其成疮似蠼螋尿，亦似瘭疽疮。射工中疮有三种：其一种疮正黑如黡子，皮周边悉赤，或衣犯之，如有芒剌痛；其一种，作疮久久穿，或晡间寒热；其一种，如火灼熛起，此者最急，数日杀人。”但是，与汉魏六朝时期相比，唐人所记载含沙的分布范围明显缩小，只分布于长江中游以南地区及岭南一带。白居易元和八年（813年）写给江陵府士曹参军元稹的诗中，②“君年虽校少，憔悴谪南国。三年不放归，炎瘴消颜色。山无杀草霜，水有含沙蜮。”③湖北江陵一带的水中生存着含沙。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所写的送别诗《送人贬信州判官》中，记载了江西上饶一带的毒物，“溪畔毒沙藏水弩”。④柳宗元的《与李翰林建书》中，“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⑤永州（今湖南零陵）环境恶劣，有蝮虺、大蜂、射工、沙虱等毒物。岭南地区也分布着含沙，刘禹锡的《莫徭歌》中，“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⑥沈佺期的《入鬼门关》中，“夕宿含沙里，晨行菵露间。”⑦

到了宋代，虽然医书中对含沙有所记载，但是相关内容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医书中的记载基本相似，没有较大变化。①而且，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只谈及岭南一带分布着含沙。“百越之地，……三月五月，春草黄茅，岚雾瘴氛，上炎下潦，飓风之所扇鼓，且土多毒虫、蚺蛇、沙虱，过而踣者犹十三四焉。”②作为毒物的含沙已经不被时人所重视。

从以上可以看出，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人们对南方环境认识的深入，他们也对含沙的认识逐步深化，无论是分布范围、形状，还是危害人的方式、射人后的症状。这说明含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较大，否则，人们也不会对此毒物过分关注。自唐代以来，除医书外，其它文献对含沙的记载逐步减少，反映了随着含沙分布范围的缩小，整个社会对含沙的关注度降低，含沙所产生的影响力日益衰落。与此同时，“含沙射影”的词义发生着演变，由作为毒虫的含沙攻击杀害人的方式，形象地转变为阴谋陷害人的行为。白居易的《读史五首》中，“含沙射人影，虽病人不知。巧言构人罪，至死人不疑。”③白居易用“含沙射人影”比喻使用计谋陷害别人的行为。随后他举出几个例子进行说明，“掇蜂杀爱子，掩鼻戮宠姬。弘恭陷萧望，赵高谋李斯。”这几个例子分别见《琴操·履霜操》、《战国策·楚策四》、《汉书·萧望之传》以及《史记·李斯列传》。④宋人欧阳修的《亳州谢上表》中，“造谤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阴以中人。”⑤诽谤之人必如含沙射影，中伤于别人。欧阳修此篇文章写于治平四年（1067年）。这一年正月，宋英宗去世，神宗即位。欧阳修因在丧服内穿紫袄，被御史弹劾。他以前所推荐的蒋之奇趁机诽谤，说他与儿媳私通。宋神宗彻查此事，证明欧阳修遭受诬陷，蒋之奇因此被贬黜，而欧阳修也被贬到亳州（今安徽亳县）。⑥明代归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3中，“《亳州谢上表》，欧公遭罹馋谤，故其言多呜咽。”⑦欧阳修对含沙射影的理解或许更为深刻。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枢密副使吴充指出，朝廷在广开言路的问题上，一定要仔细审查，不使善良之人造诬陷，“含沙射人，束缊还妇，怀阴害以中良善，托公谊以售私恩，此风浸成，实黯圣政。”⑧吴充用含沙射影比喻阴谋诬陷他人的行为。

二、汉唐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

秦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司马迁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指出，“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蓏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长江中下游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满足当地居民日常生活需要，人们的生产活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湿地广布、植被丰茂的自然景观。根据今人的研究，江汉平原云梦泽为平原—湖沼的地貌景观，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属于河网切割地貌。长江下游一带湖泊众多，沼泽湿地广布。①而且，长江中下游山地丘陵地带森林资源极其丰茂。②

含沙生活在潮湿的环境中，《肘后方》卷7《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中，“居溪旁湿地，天大雨时，或逐行潦，流入人家而射人。”沙虱不仅生活在水中，也生存在草丛之中。《肘后方》卷7《治卒中沙虱毒方》记载，“山水间多有沙虱，其虫甚细不可见。人入水浴及汲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及阴雨日行草中，即著人，便钻入皮里。”今人在研究这两种毒物的生存环境时指出，沙虱、含沙的传播媒介为恙螨，其孳生在阴暗潮湿的丛林边缘、溪沟江河沿岸的灌木杂草丛中等场所。③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为含沙的生存提供有利的条件。

东晋南朝时期，随着华北政局的动荡，北人的南下，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农业景观不断建立。在江汉平原，《太平寰宇记》卷146记载南朝刘宋荆州刺史沈攸之将荆州一带的沼泽之地开辟为农田的史实，“宋沈攸之为荆州刺史，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故以获名其湖。”《宋书》卷46《张邵传》记载了张邵在襄阳一带围垦汉水滩地，“及至襄阳，筑长围，修立堤堰，开田数千顷，郡人赖之富赡。”在江淮地区，淮南扬州一带，土地荒芜，《南齐书》卷44《徐孝嗣传》记载，“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陆地，弥望尤多。”南朝齐人徐孝嗣建议在这一地区开田辟地，“随地垦辟。精寻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异”。太湖流域的开发是以太湖为中心，从四周高地逐步向近湖沼泽地带发展，到了南朝末年，常熟二十四浦形成，这一地区的塘浦圩田得到较大发展。④宁绍平原西部山阴（今浙江绍兴）经济发展较快，出现人多地少的现象，于是这一地区的居民向宁绍平原东部沼泽之地迁移。《宋书》卷54《孔灵符传》记载对此进行了记载，“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赀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湖田即围湖造田，将湖周围的滩涂变为良田。《宋书》卷54《孔季恭传》史臣之论中，记载了江南一带经济发展的成果，“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隋唐时期，南北一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无论是平原，还是山地丘陵。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鄱阳湖平原以及洞庭湖地区，修筑大量的堤防工程，水网沼泽之地进入全面开发阶段。⑤在长江下游沿海一带，由于海水倒灌，农业生产受到制约，淮南、浙东以及浙西等地海塘的修筑，将沿海荒芜之地变为农田。《新唐书》卷143《李承传》记载李承在淮南楚州（今江苏淮安）修筑的常丰堰，“以御海潮，溉屯田瘠卤，收常十倍它岁”。《新唐书》卷166《杜佑传》记载扬州一带滨海废弃之地得到改造，“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太湖流域盐官县（今浙江海宁）的海塘在开元年间重新修建，“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⑥《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中记载了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海塘修筑的经过，“东北四十里有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开元十年令李俊之增修，大历十年观察使皇甫温、大和六年令李左次又增修之。”海塘的建设，促进太湖流域圩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到唐中后期，这一地区的塘浦圩田系统基本形成。①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带沼泽湿地广布的环境条件，决定了这一地区的水利设施必须兼具排水和灌水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开垦沼泽湿地的能力，使沮洳之地变为良田沃土。《全唐文》卷430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中，“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公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穑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风以布种，雨以附根，颁其法也。”沼泽湿地之中，榛莽丛生，有利于含沙的生存，农田的建立，杂草的清除，水环境的变化，使得含沙所依存的环境彻底发生改变，加快其消亡的步伐。

长江中下游地区山地丘陵主要包括江淮丘陵、江南丘陵。其中，江淮丘陵从大洪山、桐柏山和大别山一直向东延伸，直至苏北平原洪泽湖一带。江南丘陵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南，五岭以北，由中山、低山及介于其间的丘陵盆地构成。茶树的种植、畲田农业的发展，山地丘陵地带的植被发生较大变化。

茶树适合种植于低山丘陵地带，《四时纂要》卷2记载，“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畔深开沟垄泄水。水浸根，必死。”随着野生茶树的驯化、人工栽培茶树技术的提高，茶树分布面积进一步扩大。“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②虽然陆羽主要讨论不同地区茶叶品质的好坏，但可以看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种植茶树，低山丘陵地带植被丰茂的自然景观发生改变。

在山地丘陵地带，畲田农业也发展起来。唐代畲田农业主要位于山南道、剑南道以及江南道所属州县周边的山地间。③时人已经意识到畲田农业对山地丘陵地带生态环境的影响。“畬山儿，畬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岳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鹤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崖出，芝术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罢仍再锄，千秋终是难复初。又道今年种不多，来年更斫当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④畲田农业破坏山地丘陵间的植被，直接影响到动物的生存环境，这在刘禹锡的《畲田行》中也有体现，“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惊麏走且顾，群雉声咿喔。”⑤虽然畲田农业破坏了山地地带的森林植被，但是它也清除了各种灌木丛林，改变了含沙的孳生环境。韩震在舒州同安郡（今安徽桐城）通过焚烧草木，消灭老虎和毒虺，“桐城……本同安，至德二载更名。自开元中徙治山城，地多猛虎、毒虺，元和八年，令韩震焚薙草木，其害遂除。”⑥山地丘陵地带植被的改变，灌木丛林的清除，使得含沙这种毒虫逐步消失，不再危及人的命健康。

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的发展、沼泽湿地以及山地丘陵环境的改造、植被资源的变化、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水利工程的修建，从根本上改善着当地的生态环境，含沙的生存环境发生明显的改变，其分布范围进一步缩小。这种变化也体现在瘴气分布范围变迁方面。战国西汉时期，瘴气分布的北界可能在秦岭淮河一线，长江流域为重病区。隋唐五代时期，主要分布在大巴山及长江以南，邛崃山、大雪山和横断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域，以大庾岭—衡山—鬼门关一线以南尤甚。江淮地区以及苏杭地区，瘴气已经销声匿迹。①瘴气的形成与南方潮湿的环境、茂密的森林直接相关，②森林植被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瘴气分布范围的变化。长江中游以南五岭以北广大区域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畲田农业主要集中在山地丘陵边缘地带，其深处植被茂密，因此，这些地方依旧生存着含沙、瘴气等毒物，环境恶劣。

在秦汉社会的观念中，南方属于恶地，疾病流行，环境卑湿。③然而，在唐人心目中，长江下游风光旖旎，美不胜收。江南，吴越，几乎成为“好山水”的代名词，④在张籍看来，广大的江南风光旖旎。“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苎。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⑤江南土地虽然卑湿，多虫蛇，但丝毫不影响他欣赏美景的心情。孟浩然《送袁太祝尉豫章》中，“江南佳丽地，山水旧难名。”⑥白居易也时刻惦念着江南的美景，“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⑦另外，他在《郡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中又写到，“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⑧崔国辅在《题豫章馆》中写到，“杨柳映春江，江南转佳丽。”⑨韩翃《送客游江南》中，“赏称佳丽地，君去莫应知。”⑩韦庄的诗中也谈到了江南秀丽的景致，“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11}总之，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造，由沼泽遍地、榛莽丛生的自然景观转变为农业景观，人们的生存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地区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更加适宜人们的居住，从而奠定了“含沙射影”词义转变的基础。

长江的诗范文第4篇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曹广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次洪水的峰值虽然比1998年、1954年更大，但是持续时间并不长，洪水总量并不大，对三峡枢纽工程来讲完全可以从容应对，“对下游防洪而言，三峡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控制作用”。

一直以来。外界对于三峡工程都存在一定争议。而此次上游峰值超过1954年、1998年的洪水显示了三峡工程在防汛抗洪方面的重要作用。

历经17年完成的三峡工程的确令整个长江的防汛抗洪形势发生了改观。例如历史上饱受洪水困扰的荆江地区遇百年一遇洪水可不分洪，遇千年一遇洪水可避免发生干堤溃决的毁灭性灾害。

不过正如国务院前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所言，三峡工程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治江仍需要稳定而巨大的投入。

“三峡枢纽确实减轻了洪水对中下游的压力，但由于河湖关系的变化等原因，中下游河段的防抗洪形势依然任重道远。”湖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高级工程师邹朝望告诉《望东方周刊》。”

特大洪峰的无惊无险

从6月中下旬以来，长江流域出现大面积强降雨天气，先后导致洞庭湖、鄱阳湖“两湖”水系多条河流水位超警戒线。6月20日三峡大坝首次运用防洪，拉开今年拦蓄洪水的序幕。此前为腾出足够库容，三峡坝前水位已在6月10日降低到146米附近。而水库在汛期不拦截洪水的情况下，坝前水位大约是145米。

在这次滞洪调度期间，三峡水库水位抬高近5米。据测算，通过三峡工程拦蓄作用，降低洞庭湖城陵矶河段水位0.4米左右，降低鄱阳湖湖口水位0.2米左右。

几天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第二次集中降雨过程，部分控制站点水位逼近或超过警戒水位。三峡水库也于7月9日再次拦蓄洪水。

7月11日，三峡大坝迎来入汛以来首次洪峰，最大流量达每秒3.85万立方米，三峡工程今年首次开闸泄洪。

因为预测到长江上游还会有较大来水，按照长江防总的要求，三峡工程于7月15日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将坝前水位恢复为148.79米。

4天后，超过1998年上游洪水峰值的洪水来袭。由于拦蓄洪水，三峡水库水位迅速上涨并持续攀高。

7月19日8时至次日8时，三峡坝前水位由146.93米抬升至149.81米，24小时内上涨接近3米，平均每8小时上涨一米。

“这次洪水对大坝而言也是个难得机遇，因为大坝要经过洪水考验，有些考验只有在流量较大、水位较高的时候才有机会观测到。”曹广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早已对一些观测项目做好布置，收集数据和资料，确保三峡工程所有建筑物、闸门、设备的运行安全。

三峡水库的总库容为393亿立方米，正常蓄水位为175米，其中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通过水库调蓄，可使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由约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7月20日上午，荆江大堤观音矶水位比1998年洪水时最高水位低3米多。

而到7月20日16时，三峡大坝入库流量降至每秒6.6万立方米，出库流量降至3.9万立方米，坝前水位升至151.18米。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总经理陈飞向本刊记者强调，三峡工程的第一任务就是防洪，“在整个长江主汛期，三峡水库都处于随时可以拦蓄洪水的状态。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可以通过‘拦蓄一控泄一拦蓄’不断重复利用，使防洪功能充分发挥。”

防洪作用重在调度

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与其调度方式密切相关。其防洪调度方式又主要考虑以控制沙市水位为标准，对荆江河段进行调度。

浩大的三峡工程于2003年完成135米蓄水。2006年三峡大坝全面挡水，并开始承担荆江河段的防洪任务。

2007年7月30日，每秒5.25万立方米的洪峰通过三峡大坝，三峡工程首次实施拦削洪峰任务。三峡水库按每秒4.8万立方米的流量控制下泄。

根据三峡枢纽的调度规程，在洪峰到达之前，把水库水位逐渐降低，腾出库容以备洪水，“这样一是起到削峰的作用，如果上游洪峰来得很大，就削减洪峰，让洪水比较均匀地下泄，二是错峰的作用，在下游洪峰比较大的时候，防止上游的洪峰和下游的洪峰汇聚在一起。”曹广晶举例说，如果三峡工程下游洪水较大，洞庭湖、鄱阳湖等地区降雨量大、水位高时，即使长江上游来水不是很大，三峡工程也要控制下泄，确保下游行洪安全畅通，若长江上游来水较大，下游水位不高，即使发生百年一遇洪水，三峡工程仍然会控制下泄流量不超过每秒5.67万立方米，以保证荆江水位不超过警戒线。

另外，如果遇到上游来水超过每秒5万立方米的情况，三峡水库将根据电站运行用水及上下游的水情，在确保沙市不超过警戒水位条件下，提出洪水预警和控泄方案。

他说，三峡防洪的周期基本是“下游防洪压力轻的时候，三峡水库通过下泄腾出库容以应对新一轮洪水；下游防洪压力重的时候，三峡水库拦蓄一部分洪水，以确保下游防洪安全。”

至于三峡工程拦洪或者泄洪的依据问题，陈飞告诉本刊记者，三峡枢纽上游共有100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三峡集团公司所属测控系统已经覆盖其中60万平方公里，“加上大渡河和雅砻江上一些兄弟单位的测控系统，上游流域面积水情测控已经达到80％以上的覆盖率。”

需要适应的新挑战

按照设计，蓄水到175米高程后，三峡工程将全面发挥防洪效益，可以抵御百年洪水，然而现在还暂时无法实现。因为在175米高程之下还有接近3万移民没搬迁，至少在今年还无法做到最好的调洪和蓄洪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三峡工程改变了长江中下游的水沙情况。这样中下游地区在“受惠”三峡工程的同时，需要做出新的改变。

2003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后，受上游来沙大幅减少的影响，长江中下游河道发生了长距离的明显冲刷。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相关人士认为，其情况比三峡工程论证阶段的预测结果冲刷幅度更大、发展速度更大。特别是临近三峡水库的荆江河段冲刷幅度明显。

以2002年至2006年为周期的统计结果显示，部分河段年均冲刷量是三峡水库蓄水前的近10倍。

数学模型计算结果也显示，冲利强度将从上游向下游逐步发展，长江中下游河道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大幅冲深的挑战：导致护岸工程损坏、失去对河势的控制。所谓河势，就是河道水流动力轴线的位置、走向、岸线和洲滩分布的态势。

河道冲刷导致岸坡变陡，使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崩岸频度和强度增加。根据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的一项统计，2003年至2007年荆江河段共有27个局部河段出现主要崩岸险情50多处。另据荆州河道管理局的数字，三峡水库蓄水前年均崩岸险隋15处、6500多米，蓄水后是26处、超过1.7万米。

一些崩岸险情已危及现有护岸工程的安全。比如之前发生的上荆江左岸文村夹崩岸距离荆江大堤堤脚不到50米。

事实上，在三峡工程完成后，加之金沙江向家坝等干支流控制性工程和上游水土保持工程的投入使用，长江中下游的水沙情况发生显著变化，对河势稳定和防洪安全的影响显而易见。而中下游堤防安全又是长江防洪的重中之重。

受连日高水位浸泡冲击，7月18日江西省长江九江段江洲、棉船江岸连续出现崩岸险情，其中棉船段水位已超警戒1.4米，棉船镇金星村九组两处崩岸，险段长度已经达到200米。保护人口接近4万的江洲大堤，也已超警戒水位线1.1米。

险情发生后，当地政府紧急调用数艘民船，拖运数百立方米石块护堤固坝。此前早在1998年洪水时，江西九江棉船大堤就发生过三次崩岸。

应当调整的江湖关系

长江属于雨洪型河流，因暴雨而引发的洪水具有极强的季节性。长江中下游洪水的突出特点是峰高量大、来势凶猛。此外，三峡大坝以下还有80万平方公里的汇水面积，尤其是支流众多、水量较大的洞庭湖水系和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江，都在三峡大坝的控制范围之外。

根据测算，一旦这些支流与干流洪峰重合，加上长江目前河道安全泄量严重不足，三峡工程并不能彻底解决超额洪量的问题。

以1954年洪水为例，当时分洪量是500亿立方米。这样即使有三峡水库调节，也还有近300亿立方米洪水要靠分洪等其他方式解决。

显然，除三峡枢纽工程之外，长江中下游的诸多湖泊应该同样起到重大的蓄洪作用，但邹朝望表示，从上世纪50年代往后，河湖关系逐渐发生变化，湖泊承载的洪水调蓄量日益减少。这样在同等径流条件下，长江水域将承担更大的径流压力。

以洞庭湖为例，邹朝望介绍说，从1956年到1990年间，连接长江与洞庭湖的荆江“三口”――松滋口、虎渡口和藕池河对上游枝城的分流分沙量均大幅度减少。从1956至1966年、1973至1980年、1981至1987年、1988至1990年四个时间段来比较，“三口”人湖总水量分别减少23.6％，37.5％，40.9％和50.0％。其中藕池口减少幅度最大，仅1956年到1988年间就减少分流量72.7％，减少分沙量78％。

“三口”分流的减少，使得上游同流量下，荆江流量加大，尤其是下荆江流量增加较多，最终造成水位抬高。高水位持续时间较长显然对荆江防洪不利。

此外，邹朝望还分析说，由于江湖流量分配的巨大变化使荆江径流量加大，导致城陵矶至武汉河段淤积，“三口”分流河道衰退。虽然进人洞庭湖的泥沙和淤积减少，但是城陵矶水位却不断抬高，这样持续发展的结果必然给长江中游带来新的险情。

邹朝望表示，虽然1998年之后国家采取措施积极恢复湖泊生态环境，但仍以工程性措施为主。而非工程性措施同样是根本解决问题的重要因素，它们包括：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鼓励人口外迁、对泛洪区土地使用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等等。

长江的诗范文第5篇

三倒拐悠悠百年历史

据长寿县志记载，位于重庆市东部的长寿区，有着上千年的古老文明。长寿的旧城称为“河街”，与水码头相连，是当时全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行人如织，十分繁华。至清嘉庆四年（1799年），虽然县属迁往至新城区的凤山新属街，可河街仍然是文化与经济的中心，于是一条连接新旧两城的小路便渐渐发展为街道，以方便人们来往于两城之间。因其依山而建，阶梯上下过程中有三道急转弯，人们就称它为三倒拐。而今天，居民口中的三倒拐还包括和平街（和平街发展于明代中叶修建的后街和上后街）。

那时候，河街与新城区居住的人口数量相当，上城下城均要经过三倒拐。狭长的古巷道，高低不平的青石板路，也不知磨破了多少前人的布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连接上下城区的缆车于1964年通车，三倒拐至此才算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三倒拐在历史发展中也曾多次易名：旧时曰“三倒拐”，八十年代后更名为“三道拐”，今天还原旧名“三倒拐”并设立了明确的路标牌，但老街道部门保留的门牌仍标示着“三道拐”。掐指一算，三倒拐至今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这条面朝长江的老街百多年来都是长寿区最重要的交通通道。历经百年沧桑，它见证了新城的崛起，也见证了长寿的繁荣。

旧时三倒拐有美誉称其为“手工业一条街”，其繁荣程度可想而知。当时街道上遍设各行各业，电影院、南洋烟厂（位于后井坎）、新友纱厂（位于八角井旁）、布鞋厂等，更包括随处可见的茶馆、酒馆、饭馆。除了厂子馆子外，各种小贩也相聚于此，包烟杆的手艺人，端着竹编的筛筛簸簸卖瓜子的，卖水果的，卖扇子糖的，更别提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挑夫棒棒了。

爬三倒拐通身汗

三倒拐起点于河街“文礼门”旁的老电影院，沿着周遭长满青苔的石阶拾级而上，用手抚摸着那饱受风雨侵蚀的石磊堡坎，古风旧韵扑面而来。走在这百年阶梯上，开始的漫步倒没有那么累。

路上碰到一位郭姓老人告诉笔者，和平街的建筑早于三倒拐，多数是正统明清建筑，并且保留了川渝一带房屋的穿斗夹壁特色，其中许多寺庙，屋居的雕梁、檐壁还能看出镂空的装饰痕迹。而三倒拐的建筑多建于晚清，甚至民国时期，建国之后又多次遭到破坏并屡次重修，“很多资料上说三倒拐有七百多年历史，不科学，就这片也才两百多年”，　他指着一栋砖墙房屋对笔者说道。

老人在此生活了五十多年，也亲眼看着老街的种种改变。“这是当年的川剧团”、“这是八角井”、“这是原来的警察厅，那时候我们都叫衙门”……边走边听着老人如数家珍地介绍着周围的房屋。老人的语气中没有听到一丝疲惫，而笔者已经开始喘粗气了。古街上有一棵受到二级保护的古树，行至此，才刚刚到达三倒拐的第一拐。郭老看见笔者已经累得不行了，便在此停顿，稍作休息。

再次起步，便一口气连过两道拐而爬到街道顶端。三倒拐的尽头是两座山壁，壁上各有一个大圆洞，郭老解释这是南城门，原来还有一扇木制大门，每当夜晚城门关闭，任何人是不准进出的。

一身大汗的站在顶头，俯瞰长江犹如一条青龙蜿蜒曲折流向天际，心头油然而生一种舒畅；再看三倒拐，则像一条乌龙盘旋于山际。

下三倒拐脚打颤

既然体验了“通身汗”，又怎能不体会下“脚打颤”？拜别了老人后笔者又顺着原路返回下去。有句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下三倒拐也是如此。一边继续浏览周边建筑，一边还要留意脚下已经被岁月磨得有些许光滑的石梯。

现在的三倒拐也拉上了电线，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器，主人的屋门经常是打开的。恰逢午饭时间，三两老人或妇女端着一大碗饭，聚在屋门口天南地北地聊着，偶尔传来一两声大笑，笑声里满是悠闲的幸福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