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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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反周期法，经济空间法机制，经济时间法机制，经济—法权矛盾传导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经济学界曾居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一个稳定发展的系统，经济困难只是偶尔遇到的。近些年来，相当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我国经济运行存在波动性，并明确提出了经济周期问题。他们试图解释为什么会产生周期性波动，这种周期性波动的波长是怎样的。

对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法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经济周期是经济规律的客观表现，它要强制地发挥作用，而法的规范性本性也决定了它一定要强制地发挥作用。问题在于，是让法跟着经济周期跑，还是使法形成弱化经济周期的调整机制？

这里，有两种立法选择：一是反周期法（“逆风规则”），一是应周期法（“顺风规则”）。应周期法存在“多米诺骨牌”那样的现象。在盲目经济过程的牵动下，法跟着经济跑，而一个接续一个的法又使经济过程愈加振荡，振幅增大，波长延长。能不能找到理想状态的法并使之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动态平衡发生关键性影响呢？我在1988年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运行周期的法是反周期法，其规则是逆风规则的主张，1991年在《新经济法论——国民经济运行法研究》一书中作了进一步阐释。本文坚持认为，经济周期立法必须是反周期法，反周期法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体系里相互制约的法规范统一发挥作用，诸规范有规律地按一定方向和方式进行调整并发挥总体功能。

二、经济空间的反周期法

经济空间，是经济存在的空间形式。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媒介着商品经济的交换过程。为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货币关系立法必须符合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求。一定时期内流通的货币量，要与该时期用现金交易的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周转速度相适应。其关系式为：M＝PQ/V. 从公式可以看出，当市场商品可供量（待售量）Q和平均单位商品的价格水平P不变时，货币流通速度V就降低，从而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

在一定时期内，流通中货币需要量同现金交易的商品价格总额、单位货币周转速度的函数关系，决定货币投放活动所依据的法的性质。如果依据货币经济流通法投放货币，则纸币的发行量与现金交易的商品价格总额相适应，从而纸币所代表的单位价格量是稳定的；如果相反，采用货币财政流通立法，用财政“透支”的办法来使国家财政收支暂时平衡，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等情况，使国民经济运行发生严重障碍。

投资总量中一部分转化为消费资料购买力，流入消费资金，还有一部分形成流动资产积累。在这两个相关系数正常情况下，固定资产积累与投资总额的比例大体持平。在基本建设关系中，投资需求与固定资产投资存在的矛盾是：固定资产投资适当化首先要求控制投资需求，而控制投资需求又有待于固定资产投资适当化。

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立法选择：一是基建规模适当法。这种立法着眼于投资规模是否过大、投资结构是否合理、投资效益是否提高，强调固定资产投资权限范围、责任和责任措施，强调违法行为的可罚性。二是基建规模失控法。这种立法的明显特征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再加水”。譬如，国家确定了投资规模，但又有“适用除外”的规定，允许一些投资不纳入规模计算，一些条文规定控制投资规模和基建规模，另一些条文又规定奖励措施，实际上使突破投资计划和基建规模的工作，获得鼓励；有的法规规定不许乱上项目、乱批条子，但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程序立法、监督立法和责任立法，致使关于批准权、决策权的规定形同虚设。上述相互矛盾的规定，为基建规模失控打开了缺口。正是在这个意义和性质上，我们把这种立法，权且称为规模失控法。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失控，给国民经济运行造成了困难和混乱。主要表现在：（1）刺激了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膨胀；（2）影响了国民收入的稳定增长；（3）大上项目交付使用率低，停建、 缓建项目使投资不能发挥作用，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4） 导致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

基本建设规模的失控与适当，都有一整套规范在起作用。寻找这些规范的作用机制在构成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的法律机制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必须不断建立新的产业部门，开发新的资源，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无论是新增生产能力的新建，还是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改建、扩建，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企业，其内部经济关系和外部经济关系存在行为的失禁与约束问题。

企业行为失禁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目的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矛盾性。为了实现企业追求的利润、产值和人均收入三重指标，它们把生产经营目的的重心放在价格增殖上。企业行为失禁的法，必然导致：（1）对人均收入极大化的软约束造成企业短期行为；（2）单纯产值目标使成本虚拟化，形成投入品与产出品的过大价格反差；（3）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4）企业积累的弱化；（5）企业间经济合同违约率居高不下，形成“三角债”；（6）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和扩张冲动。

企业行为约束法，在注意企业内部、外部经济关系合理调整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对企业运营机制的调整：（1）对权限机制的调整；（2）对决策机制的调整；（3）对动力机制的调整；（4）对行为机制的调整；（5）对运行机制的调整；（6）对分配机制的调整；（7 ）对外部环境机制的调整。在企业经济关系调整中，企业运营机制调整是一种高层次的、总合性的调整。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运行的性质，不仅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要通过劳动者的消费，而且决定了这种消费的合理增长会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源泉。广义的消费，把生产消费包括在其中，但因为生产消费（即消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和生产性劳务这一行为及过程，实际上是直接生产过程，因而消费在这里属于生产消费范围。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的根本条件。企业内部安排合理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使积累和消费的总和保持一定的数量界限，防止和避免企业内部的消费基金膨胀，对于保障这一根本条件具有决定性意义。

消费是通过分配这个“中介”环节实现的。社会成员依靠分配、收入所得在消费领域形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消费关系。社会消费关系的性质和状况，不仅取决于与生产、交换、分配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关系，也取决于自身诸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调整社会消费关系的法，存在适度消费法与超前消费法两种互相排斥的法的作用机制。这两种法的作用机制，在消费需求、消费结构、消费水平、消费方式上，结果是不同的。

生产是消费的基础，但分配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条件。由于工资、奖金、津贴的“刚性”和个人收入最大化目标刺激了企业增长消费资金的冲动，因而在弹性的、松动的劳动报酬立法下，必然拉动社会消费的膨胀。看来，劳动报酬标准法可以解决消费需求的根据和最高界限问题。当然，在调整消费需求的规范体系中，劳动报酬标准法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如何确定消费结构的重心和比例关系，反映了两种法的作用机制的消长。是首先满足生存资料的需要，尔后有条件地逐步向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扩展，还是首先发展享受资料、发展资料？是首先发展高档次和奢侈消费品的消费，还是鼓励质高价低的中、低档品的消费？是逐步满足个人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还是减缓公共消费的增长速度而大力发展个人消费？在消费结构的调整中，判断是适度法还是超前法的依据应当是：（1）与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适应性；（2）对于人口规模和人口构成状况的反应效应；（3 ）与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4）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是多元的，因而对消费水平的法律调整关系到对国民收入的分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使用、控制人口增长、价格总水平和产品质量等的法律调整。这同样是一个综合作用的法律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对于适度消费性质的法和超前消费性质的法，应当认真加以区分。

需要说明，国民经济运行空间状态，是抽象成的“空间截面”。货币关系—基本建设关系—企业经济关系—社会消费关系，不过是这一“空间截面”的主要环节。

通过上面的简单分析我们看到，对国民经济运行空间的法律调整，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律系统：“经济流通法—规模适当法—行为约束法—适度消费法”系统：“财政流通法—规模失控法—行为失禁法—超前消费法”系统。这里，把前一系统称为“适当化法”，把后一系统称为“非适当化法”。法是一种客观强制力量，它一定要在国民经济运用中强制地发挥作用。因此，“适当化法”或“非适当化法”都会分别产生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

从社会经济后果意义上说，两种法律系统的存在形式和作用机制有三：（1）单一“适当化法”机制；（2）“适当化法”与“非适当化法”交错机制；（3）单一“非适当化法”机制。显而易见， 采用第一种机制，可以保障国民经济空间运行的良性状态。由于对国民经济运行实态和发展趋势的把握程度的差异，以及立法技术条件的限制等因素，往往在实践中存在两种机制交错的情况。就是说，在“空间截面”上，“交错”可能存在于同一经济关系，也可能存在于总体经济关系。譬如，在立法目的上原本是经济流通法，由于“企业挤贷款、贷款挤银行、银行挤财政”的缘故，致使在货币关系领域，其实际后果又成为财政流通法。再譬如，调整基本建设关系的法是规模适当法，但在企业经济关系和社会消费关系领域，可能存在行为失禁法或超前消费法。第三种法律机制是最糟糕的，它只能使国民经济运行产生恶性循环。

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经济流通法、规模适当法、行为约束法、适度消费法和与之对应的另一组法，不能认为它们分别是某项经济关系的立法，如不能认为经济流通法或财政流通法仅限于货币关系法（余此类推），而应当认为它们是调整某项经济关系的、形成同一作用机制的法规范的总和。譬如，基本建设关系领域的规模适当法，是货币发行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劳动力招用法、信贷法、企业积累基金使用法、基本建设程序法、计划法、利用外资法、国家经济机关权限法、企业债券法、自筹资金审计制度法、差别税率法，基建合同法、投资效益法等一整套匹配联系、内在统一的适当法规范的体系。试想，纵有控制基建规模的法律规定，然而面对财政“透支”过大，固定资产投资失控，银行贷款管理混乱，计划、经贸、财政、银行、审计、税务、工商管理等经济机关权限不明确，企业随意开拓金融市场，挪用生产资金、占用流动资金、用贷款抵充用于建设的自筹资金，国家不开征建筑税或不实行差别税率，不是把效益指标（投资回收期、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项目建成投产率等）而是把投资数量指标作为考核基建状况的标准等情势，基建规模怎么能真的控制住呢？由此可见，基建规模适当法是上述列举的一整套适当化法的总和。反之，基建规模失控法亦是上述关系领域一整套非适当化法的总和。

经济空间的反周期法机制，是越来越多地从由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而被认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造成社会经济消极后果的法现象，抽象为“财政流通法”、“规模失控法”、“行为失禁法”、“超前消费法”。按照这种解释，立法动机、法规的宗旨、法规的积极作用暂被排除在抽象过程之外。

三、经济时间的反周期法

经济时间，是经济存在的时间形式。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周期范畴，是着眼于经济时间而概括出来的。在“经济时间系列”，反周期法如图Ⅱ所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可分为经济过热运行期、经济疲软运行期、经济困难运行期和经济恢复运行期。

在经济过热运行期，经济过热的主要表现是：（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建总规模过大；（2）消费需求高速膨胀；（3）产业结构和生产结构不合理；（4）物价上涨幅度过高；（5）明显的通货膨胀；（6）国际收支状况不良。 经济过热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过高过快，其临界值可为9％。超过9％，即为过热。

为防止和控制经济过热而采取限制措施的法，是“限速法”。其中，限产法可以避免企业靠拼设备、争原材料和攀比速度而单纯追求产品数量指标；限销法可以避免企业在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在高消耗水平上粗制滥造产品，乃至推销伪劣商品；限税法可以避免通过种种不合理的优惠措施让税让利以刺激生产的“弹性税收”；限利法、限贷法可以避免通过降低贷款利率，降低储蓄利率以及不合理的贷款结构而诱发企业争贷款的盲目扩大再生产的趋势；限制进口法可以避免盲目进口、盲目引进技术和资金从而造成国际收支恶化的状况。限速法是限制经济过热的一整套法规范，不过，限产法、限销法、限税法、限利法、限贷法、限制进口法是限速法中最重要的法律形式。

与之相反，在经济过热时期采用“促进法”，即促使“大干快上”的法，不但不能对过热的经济运行实行有效的控制，而且会缩短经济疲软运行期的正常波长，甚至使国民经济经过短暂的疲软期而迅速进入经济困难运行期。

在经济疲软运行期，仍然存在两种不同的法，这就是“改善法”和“过紧法”。这一时期，一般会出现农产品生产趋紧，工业产成品库存积压严重，企业资金短缺，生产低速增长，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停工待工人员和待业人员增加等经济疲软局面。经济疲软又集中表现为市场销售疲软。针对国民经济低速增长或向零增长，可适用改善法。改善法，是改善经济疲软状态立法，其中心环节是经济结构改善法。产品结构改善法将保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品种、增产名牌优质产品、市场紧缺产品和适应农村需要的日用消费品，增产出口产品和替代进口产品，规定限制生产、淘汰生产和保证生产的产品目录；企业结构改善法以改善结构为手段，引导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发挥骨干作用并对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进行整备；农业结构改善法促进和保证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稳定高产，调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以及农、林、牧、副、渔各业间的比例关系；产业结构改善法将调整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保证能源部门、重要原材料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的稳定增长。为适应总体上经济结构改善的需要，应当制定与之配套的法规范，如倾斜政策法、资金流向法以及有利于扶植企业生产经营的法律。

法在这一运行期的目的和主要任务，在于调整经济结构，缓解国民经济失衡的矛盾，使经济稳定增长。“改善法”正是实现这一目的和任务的正确选择。应当指出，在国民经济失衡的矛盾面前，选择“过紧法”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过紧法”的基本点是采取财政金融上过于紧缩的办法，以控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膨胀。采用“过紧法”，不能适当松动银根，增加必要的企业流动资金和商业、物资及外贸收购资金；不能适当调整存款货款利率；不能适当增加投资以有助于计划内重点建设项目和企业的技术改造；不能适当调整商品价格和劳务费用；不能适当搞活流通。因为“过紧法”在国民经济失衡面前采取了“大砍大落”办法，无法刺激生产和经济增长速度回升，不能有效地改变短缺与过剩并存的疲软状况，缓解不了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矛盾，而且，它可能导致“经济滑坡”，使国民经济愈加恶化。“过紧法”不能弱化疲软周期，它很可能是使困难运行期临近的重要非经济因素。因此，采用“改善法”可能是有益的。

过渡到经济困难运行期后，国民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这一时期，经济运行近于混乱和崩溃的边缘。其突出表现是：（1 ）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2）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3）市场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针对严重经济困难的法，是经济困难对策法。这种法具有经济困难对策的性质，可称之为“对策法”，包括金融紧缩法、物价抑制法、企业组织化法、经济管制法、商品专营和配给法、劳动组合法和待业救济法、居民生活紧急措施法等等。“对策法”的立法目的，在于实现“软着陆”，阻止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和生产“大滑坡”的发生，减轻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推向经济的恢复。

在严重的经济面前，选择“刺激法”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有一种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排除非经济因素）是“需求不足”，因此主张通过国家立法来扩大对社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需求，以刺激社会生产。从这一理论根据出发，将求助于赤字预算法、通货膨胀法和商品倾销法等“刺激法”。其目的在于刺激生产和流通。这里成问题的是，采用“刺激法”能否达到这一目的。

赤字预算的核心是增加预算支出。在企业流动资金相当困难的情势下，赤字预算无法避免，于是仍要发行国债和增加纸币投放。这样一来，不但不能有效地控制生产“滑坡”，而且会使财政赤字继续扩大。可以说，赤字预算法只能导致困难运行期经济矛盾的深化。通货膨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刺激生产，掩盖经济比例失调，但实行通货膨胀，会使物价居高不下，从而阻碍商品流通和货币流转，使“过剩”商品滞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通货膨胀法不能实现经济困难时期恢复生产和促进流通的双重目标。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在经济困难时期并未消除，但这一运行期中既可以表现出商品普遍短缺，又可以表现出商品结构性“过剩”。对于前者，往往实行“高价”政策，以期货币迅速回笼；而后者一般会产生竞相“甩卖”的局面。“甩卖”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可能收集一定的社会闲散资金，但人为扩大对物资和商品的需求，并不能解脱企业无法清偿债务的困境，反而动摇了国家信货的基础。由此看来，商品倾销法助长了资金、物价的巨大外部压力。

同“对策法”一样，“刺激法”也是一个体系。除上述列举的三个法之外，还有劳动关系上产生离职、失业的法（而不是为预防和控制失业和促进再就业的法）；在企业组织关系上导致企业停产、半停产或破产的法（而不是扩大企业联合、互助和发展企业集团的法）；在流通关系上助长市场秩序、流通秩序混乱的法（而不是正确而积极地引导消费、打开产品销路、开拓扩大市场的法），等等。

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困难运行期中的困难和矛盾是能够克服或缓解的，其运行期的波长也可以缩短到最低限度。在整顿政策和“对策法”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会走上恢复、发展的道路，从而进入经济恢复运行期。

扶助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法，是“助成法”，主要包括产业助成法、企业生产经营扶植法和合理化法。“助成法”的主要目标是：（1）恢复企业生产，促进停工失业人员再就业；（2）提高产品的产量和数量，降低成本；（3 ）重要经济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平衡发展；（4）积累和消费关系的比例恢复正常， 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5）市场状况显著改善，物价趋于稳定； （6）货币流通量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实现新的平衡；（7）出口扩，国际收支状况明显改善；（8）经济管理体制的改进。总之， 集中到一点，“助成法”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使之纳入协调发展的轨道，实行“缓起飞”，从而保障国民经济沿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我们把经济恢复运行期拉动经济扩张的法归结为“扩张法”是有理由的。国民经济稍一恢复，往往就引起国家行为和企业行为的扩张冲动，反映在经济立法指导思想上，是急于求成。投资的增加，刺激了基本建设规模扩大，因而很容易造成投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财政年度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企业扩大再生产，提高了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因而容易使“农转非”工作失控，冲破安排社会就业的必要保证条件；在优先发展轻工业、加工工业的情况下，很容易使刚刚基本恢复正常的经济比例关系走向新的失调；国际收支趋于平衡的转机，很容易诱发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技术和高档消费品，从而使逆差重新拉大。

上述相对立的两种法系统各自统一的性质、每一系统的结构复杂性以及其内部要素间的联系特征，都是用来表达法机制这一概念的。然而，只有把这种表达建立在详尽的文献材料、科学分析和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的基础上才能做到。

显然，它旨在说明：在调整国民经济周期性运行的法中，存在两种作用机制：限速法—改善法—对策法—助成法机制，作用的结果，是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这是可以指望的。尽管它不能改变经济周期，但能够使周期弱化，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促进法—过紧法—刺激法—扩张法机制作用的结果，是国民经济恶性循环。不容置疑，它使国家、经济活动主体乃至全体人民在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大放大收”中付出沉重的代价。

四、经济时间反周期法与经济空间反周期法的关系

经济空间法机制和经济时间法机制中每一组对应的法的相互关系性质，可归结为互斥性。这是指一种法的作用机制的实现对另一种法的作用机制的实现起排斥作用。譬如经济空间法机制中“行为约束法”的实现对“行为失禁法”的实现起排斥作用，经济时间法机制中“助成法”的实现对“扩张法”的实现起排斥作用，反之亦然。

那么，经济空间法机制与经济时间法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性质是怎样的呢？

在理论结构上，两者的相互关系存在互补性。经济空间法机制中的“适当化法”、“非适当化法”与经济时间法机制中的“适当化法”、“非适当化法”对应存在互补关系，即两种“适当化法”的实现，是彼此相互起促进作用的结果，两种“非适当化法”的实现亦是彼此相互起促进作用的结果。既然经济空间法机制和经济时间法机制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那么关于无论两者中“适当化法”的互补性还是“非适当化法”的互补性问题，都是容易理解的。

“适当化法”机制及互补性，为实现对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的最优法律调整创造了先决条件。然而，现实经济过程的矛盾，给其实现造成了难于摆脱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立法者总是期望于“适当化法”而其实施后果却又总是产生反差的根本缘由。

经济周期范文第2篇

一、“新经济”与经济扩张

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不论短期或长期，总产出都是就业量的函数，而且在达到充分就业的最大产出之前，总产出都是就业量的增函数，即总产出随就业量的增加而逐步递增。因此，从理论上看，在达到充分就业的最大产出之前，经济增长与失业是负相关的，经济增长越快，失业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但是，和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不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如果出现需求冲击，则高增长伴随高通胀；如果出现供给冲击，则低增长伴随高通胀。因为失业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不确定，所以，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不确定的。这样，在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就可能出现三种不同的组合。第一种组合：高增长，低失业，高通胀；第二种组合：低增长，高失业，低通胀；第三种组合：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其中，前两种组合比较常见，而且一般说来，第一种组合出现于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第二种组合出现于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第三种组合则极为罕见，只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胀”时期。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从1991年3月走出战后第九次衰退期到2000年12月，已持续增长了117个月，成为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持续增长时期中最长的一个。而且，20世纪60年代以来，只要美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25%~2.5%，其自然失业率就会维持在5.5%~6%的水平。但在最近一轮经济增长中，1992~1999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3.6%，1996~1999年更是高达4.1%，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则持续走低。1992年美国的失业率为7.5%，之后就逐年下降，1999年全年只有4.1%，2000年1~9月进一步下降为4.02%，创1969年以来的最低记录。通货膨胀率在1990年为5.4%，而1991~1999年平均仅为2.6%。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高两低”的良性运行态势，标志着在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中出现了第四种组合，即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同时并存。这种组合是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标准的经济理论所不曾分析过的。

美国新一轮经济扩张阶段中呈现出的“一高两低”的运行态势，与“新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新经济”是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知识经济不同于物质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知识产品的生产呈现出成本递减的特点。众所周知，任何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知识。因此，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差别，不在于产品中知识与物质成分的有无，而在于产品中知识与物质成分的比重不同。物质产品的物质含量相对较高，知识含量相对较低，而知识产品的物质含量相对较低，知识含量相对较高。知识产品的知识含量相对较高这一事实，说明知识要素的投入在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知识要素的投入主要发生在知识产品的研制和开发阶段，知识产品一旦研发成功，就可用很少的可变投入生产出来。因此，知识产品生产中固定成本的比重相对较大，可变成本的比重相对较小。因为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是随产量的增加而不断降低的，而知识产品生产中固定成本所占的比重大，其推动平均总成本下降的影响超过了报酬递减规律推动平均总成本上升的影响，所以，知识产品的生产呈现出平均总成本一直递减的特点。反映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则以减半的速度下降。1991~1996年，计算机微处理器的生产成本从每秒百万条指令（MIPS）230美元下降到342美元，下降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是任何传统产业所无法比拟的。导致知识产品生产成本降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人实际工资的提高相对缓慢。信息产业是劳动生产率极高的一个产业。从1995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幅高达2.8%，其中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信息技术产业。信息产业不仅自身劳动生产率高，而且信息技术在其他产业的广泛运用，还提高了传统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如大量使用计算机的制造业，其劳动生产率的增幅由20世纪80年代的3.2%提高到90年代的5.7%。在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的同时，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却比较缓慢。而实际工资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必然导致知识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

知识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对总体经济运行的影响，可用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说明。在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的下降意味着生产者的利润增加，因此，生产成本下降会使生产者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下的商品供给数量增加。换句话说，生产成本的不断下降会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不断向右移动。另一方面，总供给的增加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国民收入的增加又会导致总需求的增加，所以，短期总供给曲线的不断右移又会导致总需求曲线的适应性右移。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不断右移，从长期来看，就意味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率下降或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右移导致“新经济”扩张阶段出现的机制，还可更方便地用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来说明。众所周知，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是负倾的，反映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因此，短期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右移的过程，也就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左移的过程。因为失业率和通胀率长期同时下降，所以，作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移动轨迹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正倾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沿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左移，说明总体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运行态势。因此，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不是说明菲利普斯曲线失效，而是说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具有罕见的特殊形状。

二、“新经济”与经济衰退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出现以后，学术界普遍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有人甚至断言“新经济”的发展标志着经济周期的终结。然而，正当经济学者为“新经济”的发展而喝彩之时，美国经济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美国GDP的增长率从今年开始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趋势。2000第四季度，美国GDP的增长率还保持在1.9%的水平，而2001年前三个季度，这一增长率已分别下降为0.5%、0.3%和-0.4%。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也逐步攀升，9月份美国的失业率已上升到4.9%，与失业率最低的月份（2000年4月）相比，上升了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持续三个季度大幅下滑，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是确定无疑。

如果说美国“新经济”扩张阶段的出现主要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那么“新经济”衰退阶段的出现则主要是由需求方面的因素引起的。首先是消费需求不振。消费需求是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3。美国历来是个高消费的国家，其消费倾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一直是最高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新经济”的刺激下，美国的股票指数一路上扬。在股市财富效应的支撑下，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倾向节节攀升。1997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下降为3.1%，1999年个人储蓄率进一步下降为负数，消费倾向已超过极限。2000年3~4月间，美国主要股票指数在达到历史最高点后，走势突然急转直下。纳斯达克指数一路狂泻，从去年4的5132点，下跌到今年3月的1700点以下，不到一年就跌去了70%左右。道—琼斯工业指数也持续下滑，从去年3月的13000多点，下降到今年3月的9820.76点，一年之内下跌了24%以上。按市值计算，美国股票投资者的损失高达6.8万亿美元。股票市场下跌产生财富负效应，使消费者的帐面财富大幅蒸发，以致近50年来美国家庭财富净值首度出现下降。财富缩水使消费者的信心受到重大打击，到今年9月初，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连续12个月下降，从去年9月的142.5点下降到100点以下，为最近5年以来的最低点。财富减少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导致占美国GDP三分之二的消费支出萎缩。其次是国外需求疲软。美国自从1971年出现战后第一次对外贸易逆差后，其贸易逆差的总趋势是不断扩大。近年来，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美国的贸易逆差急剧增加。按1996年可比美元计算，1992年美国实际贸易逆差为18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0.27%，1999年实际贸易逆差增加到3229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上升到3.64%。短短7年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16倍以上，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37个百分点。外贸逆差的持续快速上升意味着美国的国外需求急剧萎缩。当美国股市飙升，财富效应明显，消费需求旺盛之时，国外需求的萎缩被国内消费需求的膨胀所抵消，其对美国经济的负面效应被掩盖起来。一旦美国股市急转直下，财富效应发生逆转，导致消费需求疲软，国外需求的急剧萎缩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就日益凸显出来。最后，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同时萎缩，势必影响企业的盈利空间。2000年美国公司的总体利润状况不佳，第二季度的利润增幅仅为2.9%，第三季度更是下滑到0.7%，自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企业利润已持续4个季度下降。企业利润的持续下降必然影响企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导致资本边际效率发生严重动摇，使作为引致需求的投资需求急剧下降。2000年，尽管美国国内私人总投资增长10.3%，高于1999年6.6%的增长幅度，但按季度来看，四个季度国内私人总投资的增长率分别为5.1%、21.7%、1.8%和-2.6%，全年国内私人总投资总的趋势是急剧下降。

经济周期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世界经济周期；区域性经济周期；国际传导；协动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相关性逐渐增强。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呈现了明显的世界经济协同性。因此，回顾和理清世界经济周期的脉络，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并从中寻找新的理论研究方向。

一、世界经济周期的概念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概念进行界定。从定性的角度，Canova和Dellas(1993)给出了世界经济周期定义的简单描述，即世界经济周期是在国别总量经济的跨国周期性行为中存在的共同特征。而对这种共同特征，宋玉华(2004)加以进一步的明确，她认为世界经济周期就是在世界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由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世界主要国家的实际经济活动呈现同步的扩张、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行形态，这种运行形态会重复发生，最终形成持续时间不同的世界经济周期运动。从定量的角度，Gerlach(1988)用波谱分析研究经济周期的跨国行为，发现大量国家的产出运动在经济周期频带上是相互联系的，世界经济周期是多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变动在一定的周期频带上的高度相关性存在；Gregory等(1997)则用时间序列相关性来界定世界经济周期，即全世界(国家)的经济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个序列相关的共同特征。

二、世界经济周期是否存在

(一)世界经济周期存在的研究

很多实例证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和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如，Dellas(1986)发现在英、美、德、日四国间，几乎存在长久的同一的经济周期。Backus，Kehoe，Kydland(1992)扩展了RBC(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模型，建立了包含跨国经济协动现象的I—RBC模型，在这个扩展的开放经济理论里，国家之间的消费是高度相关的，由此说明国家之间的协同性是存在的。Sarkissian(2001)也认为国家之间的消费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高度相关，特别是在萧条时期更是如此。而Canova，Dellas(1993)发现显著增强的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全世界面临着的共同的外部或内部经济扰动是生成跨国的经济周期行为的共同因素。Baxter，Kouparitsas(2004)的研究发现，如果两国之间有较高的双边贸易相关度，那么这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相关度就会提高；同时，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国家之间的周期相关度一般会比较高。Ravn(1997)的研究表明，除OECD国家政府支出显示了较弱的正相关性外，其他经济变量(包括产出、消费、总投资、出口和进口)都显示了很强的正相关性，并表现出良好的跨国协同运动性。Kouparitsas(2001)研究发现，七国集团的经济周期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后更是如此，他认为世界经济周期(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确是存在的。

(二)世界经济周期不存在的研究

Hickman，Filatov(1983)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通常表现得相当微弱，这种微弱的传导很易于被国内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趋势所控制而失去扩散能力。唐海燕(1999)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初期或以前时期，各国经济周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时间错位，同一时期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抵消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世界经济周期性特征。Kollmann(1996)通过与完全资产市场的对比，发现在不完全资产市场(即国际金融市场只能买卖债券合约)的两个国家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里，国家之间消费的相关关系比完全资产市场情况要明显弱得多。Selover(1997)在研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互动关系时，进一步发现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因为相互驱动而导致同步波动的假说并不成立，两国经济趋向同步波动是因为低水平的或者弱的冲击所致。

(三)区域性经济周期增强而世界性经济周期减弱的研究

四、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

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仅有较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胡鞍钢(1994)分区段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世界GDP年增长率波动特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1960—1979年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世界的相关系数非常小，而1980～1989年，相关系数相应增大。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以1987-2000年间的季度GDP数据为分析对象，得出中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为弱相关，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余芳东等(2001)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随世界经济的趋强而走强，随世界经济的趋弱而走弱，经济周期的“拐点”与世界经济动态的一致性越来越明显。

经济周期范文第4篇

1. 经济周期的概念和趋势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活动水平从扩张到收缩再到扩张的一种波动，一般呈一种规律性模式，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 

西方经济学将经济周期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比较典型的有3种：一是长周期或“长波”一般平均50年左右；二是中周期或“中波”，平均8至10年；三是短周期或“短波”长度平均约40个月。但战后经济周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趋势与特点，主要是经济周期的微波化和长波化，经济扩张期拉长，经济收缩期趋缩短，经济周期调整幅度也日益缩小。 

2.关于经济周期的解释 

关于经济周期的成因有多种解释： 

（1）乘数与加速数相互作用。萨缪尔逊等人提出的一种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支出的乘数同加速原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自我滋生的循环机制，使经济活动出现一种急剧扩张或急剧收缩的周期性变化。 

（2）创新周期论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周期与创新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一个企业的原发性创新往往会引起众多企业的模仿，引发更大的创新浪潮，从而把经济推向增长的高峰；一旦创新被很多企业模仿，创新浪潮便消失，经济开始出现停滞。只有当出现新一轮创新时，经济增长才会迈上一个新的周 期。因此，创新是决定经济从繁荣。衰退、萧条到复苏的周期性变化的主要因素。 

此外，还有存货调整论、消费不足论、货币性投机过度论、心理自生周期论、太阳黑子论、政治因素论等。萨缪尔逊将上述因素概括为“外生论”与“内生论”两大类。现代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经济周期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是由内外部多种因素决定的，政府应通过反周期调节来维持经济的长期稳定。 

如何理解新经济展现的一些新的规律与特点 

从过去几年的经济现象看，新经济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点。首先，从新经济的外部性看，由于新经济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较快上升，从而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宏观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其次，由于知识信息的可共享性、外溢性、扩散性，新经济部门 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潜质；再次，新经济增长有明显的非线性特点，如IT产业、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都是现超常规的跳跃式增长；第四，产品寿命周期不断缩短，90年代以前美国产品的平均生命周期为3年，现在IT产品的生命周期已降到1年左右。根据摩尔定理，计算机芯片的处理速度每18个月提高1倍，而价格却以每年25%的速度下降，而现在计算机芯片的处理速度已降至每12个月提高1倍；第五，新经济日益突破原有的时空限制成为全球化导向的经济，如IT和生物医药产业60%以上面向国际市场，因特网更是使世界联为一体；第六，新经济虚拟化达到了空前水平，虚拟资本的膨胀和虚拟经营的发展支撑了新经济的扩张。 

经济周期范文第5篇

一、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况

经济周期是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不断交替的运动，具体包括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用以反映国民经济在动态的增长中运行的起伏状态。它通常分为古典型周期和增长型周期两类。古典型周期是指经济总量水平的周期波动，也就是产量绝对值指标的波动；而增长型周期是指依经济增长率上升或下降而定义的经济周期波动，表现为增长态势下速度的加快与放慢。

经济周期按时间长度可分为四种类型：（1）短周期，即基钦周期，平均长度约40个月（3－5年）。（2）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平均长度8－10年。（3）中长周期，即库兹涅茨周期，平均长度15－25年。（4）长周期，即康德拉耶夫周期，平均长度50年左右。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6年，第二阶段从1977年到2000年。下面对改革前后这两个阶段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从波动的深度看，改革前五个周期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波谷平均值为－6.4％，总的呈现为古典型；改革后四个周期的深度平均为6.2％，波动转变为增长型。谷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抗衰退力。

第二，从波动的高度看，改革前各周期以高峰型为主，波峰平均值达16.9％，总的呈现为高峰型（波峰年份经济增长率大于或等于15％即为高峰型）；改革后波峰平均值为13.2％，总的呈现为中峰型（10％－15％）。峰位的下降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扩张的盲目性。

第三，从波动的幅度看，改革前各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3.4％，为强幅型；改革后平均振幅是6.95％为中幅型。波峰的显著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强。

第四，从波动的平均位势看，改革前波位平均为5.8％，属中位型；改革后平均波位是9.3％，属高位型。波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第五，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改革前各周期的扩张长度平均为2.2年，改革后为2.5年，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扩张期有了更强的持续性。

根据以上定量分析与比较，可把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征概括为：谷位深、峰位高、振幅大、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即“大起大落”；而改革后则可概括为：谷位上升、峰位下降、振幅减小、平均位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即在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改革前后的变化可以总概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这就充分表明，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在改革后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周期的解释多种多样，它们从不同方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做出了说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中存在引起波动的内在力量；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波动不过是随机的和未预期到大冲击的结果；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波动主要归结为错误导向的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新凯恩斯主义者把波动看作来源于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不过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内在特征扩大了一些这样的干扰，并使其作用持续存在。

应该说，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地强调起源动力而忽略系统影响，强调冲击因素而忽略传导机制，是无助于正确理解经济周期波动的。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区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从内在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两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内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特性所导致的对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内部缓冲机制或自我调节机制，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一般来看，经济周期波动是大工业生产与大规模投资相互推动机制和供求约束机制这两种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过程。大工业的巨大扩张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它与大规模投资紧密相连。一方面，它既为大规模投资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建立与发展又反映了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又是引起大工业生产急剧扩张的重要动因。因此，大工业生产和大规模投资两者的相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首要原因。同时，经济周期波动还与大工业的扩张力所遇阻力密切相关，这种阻力是由供求平衡状况形成的，或来自市场需求约束方面，或来自资源供给约束方面。因此，供求平衡约束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另一个物质性的原因。

外在冲击机制，是指系统外的冲击通过系统内部传导而发生的经济活动，对来源于外生变量的自发性变化，可以是随机的或是周期的。外在冲击主要包括：货币供给性冲击；以投资和消费、财政和货币需求性的实际需求冲击；由于农业重大自然灾害或石油供应等而导致的实际供给冲击；体制变动冲击；国际政治和经济冲击等。

外在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初始原因，内在传导则是系统内部对冲击的自我响应和调整。几乎所有的外在冲击都要通过内在机制而最终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因此，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原因来自于经济体系内所特有的推动力和抑制力。内在传导机制决定着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决定着经济周期的基本形态，而外在冲击只是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其产生叠加影响，使基本波型发生变形。经济的周期波动是经济内在的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业成分比重大，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因此，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其特殊原因及传导机制。

1、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波动是造成国民经济周期波动最直接的内在原因之一。从周期波动看，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有显著的相关性。投资波动决定着经济波动，并大于经济波动幅度。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波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乘数——加速数机制而形成，同时又受供求机制约束。在扩张期投资的急剧扩张带动着工业生产的急剧扩张，引起需求的急剧膨胀，带动社会各种需求连锁地旺盛起来，从而进一步带动工业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生产的急剧扩张。经济扩张最终会受到供求约束，从而依照扩张时的传导链条，相应导致直接需求和间接需求的萎缩，国民经济增长也就出现了波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粗放式的，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决定投资波动的主要方面，一直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而政府部门的投资直接服从于政治目标，往往会作出扩张经济和投资规模的决策。因此，政府投资的波动一直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震源。随着政府调控政策工具的增多以及决策的科学化，波动周期明显变长，波动幅度相应减小，这就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

2、农业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这是由我国农业经济占很大比重和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决定的，农业对经济波动虽不构成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影响，但却对经济增长具有最根本性的影响。工业波动是最易觉察也最易被认可的波动，但它仅是一种表层的波动。既然国民经济各部门是有机联系的，经济发展由农业而至工业是其一般规律，那么，农业就不可能独立于经济循环之外，它离工业波动愈远，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就愈深刻，从而也就愈难以纠正。我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产量增长率的波动，往往导致随后的经济增长波动。它的波动幅度虽然没有社会总产值波动大，但它往往是后者波动的先导，有着明显的“超前性”和“扩张性”，比后者先行1—3年。农业波动对国民经济周期波动作用的传导机制是：农业波动影响投资波动，投资波动影响工业波动进而对国民经济波动构成影响。农业波动对投资及工业的影响是通过粮食、原材料、劳动力、市场这四条渠道进行传递的：粮食可储存性较强，对投资的当期影响较小，滞后期一般为1—2年；原材料对投资的影响，虽不象粮食那样直接，但对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轻工业部门构成威胁；当农业景气时，农民会自动将资金和劳动力转移至工业或其他非农产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反之，作用则相反；农业波动将直接影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到消费品市场，特别是工业品市场的购买力。

3、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第一、二、三次产业增长率的波动，构成整个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一定时期内各次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变化，决定着该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状态特征。一般来说，第一产业波动幅度较小，但易受自然条件影响，很不稳定；第二产业波动幅度较大，经济的周期波动本来就源于现代机器大工业；第三产业波动幅度较小，又不易受自然条件影响，较为稳定。我国产业结构的独特性表现为：农业基础脆弱，后劲不足；工业结构向加工工业倾斜，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而基础工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大了供求约束的作用，结果造成经济波动的扩张期不能持久，很快就因“瓶颈”部门制约而进入收缩阶段。

4、外贸依存度的变化。外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往往是与大规模投资和生产的扩张相互发生作用。由于中国的经济扩张主要不是受需求约束，而是受供给约束，因此，当投资需求大大提高，生产迅速扩张导致社会总供给不足时，短期内最有效缓解“瓶颈”产品短缺的办法就是进口，从而相应延长了经济波动的扩张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规模显著扩大，外贸依存度显著上升，使我国调节经济波动的能力有所增强，从而使经济波动有所减缓。可以预见，随着加入WTO后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进一步上升，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将更直接影响我国的进出口变动，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波动。

5、人为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这里主要指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等因素。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受政府方面影响更大，因而，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周期，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周期。改革前，我国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是，不断地追求和推动经济的粗放型、外延型的超高速扩张，势必人为地造成“大起大落”；改革后宏观调控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加强了“逆周期”调节，从而使经济波动趋于平缓。

三、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