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诺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唇诺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唇诺范文第1篇
唇诺范文第2篇
“再有一周，这个红薯粉条深加工的厂房就建起来了。小兰村富民脱贫的‘三位一体’产业也将形成一条良性生态循环链……”一说起省高速公路衡大管理处工作队帮扶的核桃红薯粉条“三位一体”产业，小兰村支书宋立升就兴奋地算起了年终即将到手的第一笔收益账。
“小兰村118户贫困户通过土地流转金、股金、林下经济收入、红薯粉条深加工等年底分红项目，每人可获多重收益2000多元，其中土地租金一年1200元/亩，每户入股分红每股折合约725元，再加上有劳动能力贫困户的劳务薪金，年底小兰村基本就可以实现全部脱贫。”
听了这笔账目，“第一书记”董秋运站在已投入使用的小兰村村民服务中心前，远眺着近千亩的核桃种植基地，不由得想起了2016年2月刚驻村时，工作队三人许下的那份诺言：“这两年，一定要让小兰村在我们手里彻底变个样儿！”
越干日子越红火
四面环山，出路阻隔。从下车踏上小兰村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工作队就暗暗下了不脱贫不脱钩的决心。一诺千鼎，从此，一个不变的承诺，一份肩负的责任与担当，紧紧凝合在一起。
小兰村人口只有210户，而贫困户就有118户，工作队陷入了沉思：怎么办？怎么干？
“好日子都是干出来的！从今天起，我们三个也是小兰村的村民了，大家齐心合力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队在小兰村第一次村“两委”会上铿锵有力的话，和脸上坚定执着的神情，让村支书宋立升、村主任宋立勇深受感染，现在说起来还内心澎湃、涌动着激情。
驻进来，攻上去。克服山高路险与贫瘠不适，工作队夙兴夜寐，当起了小兰村脱贫致富的“领路人”。深入118户贫困村民家中，开展“一懂一摸二走五看五访”调研工作，掌握了第一手真实资料。把解放思想、打开思路、破旧立新作为破解小兰村落后的关键之举，把发展支柱产业、扶志增智作为工作重点，把走出去开拓视野作为突破口，实施“四个一”工程，推行“六项制度”，工作队决心交给村民一把精准脱贫的“金钥匙”。
组建“思想扶贫宣传队”，组织扶志研讨会、励志课，筹建小兰村“农民夜校”，开展扶志教育课，让乡亲们从心底鼓足拔除穷根的心劲儿。走出去考察取经，现场专业培训，学习山区果木栽植，开展免费职业培训，培养实用技术人才，邀请专家下地指导，精准谋划确立“核桃林果种植+林下红薯经济+红薯粉条深加工”三位一体的脱贫支柱富民产业，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党建活动……一系列活动就像密密实实铺垫在脱贫攻坚路上的一颗颗石子，在小兰村父老乡亲脚下延伸。
百姓心里有杆秤
万事开头难。面对有些村民最初的不理解，工作队驻下来，耐下性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工作、讲道理，与村民交流谈心。向各部门协调争取246万元“真金白银”投入，360度真情实意帮扶，小兰村贫困户纷纷受到感染，全力支持并投身到脱贫攻坚中来。
“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董秋运欣慰地说，“现在走在村里，就像走在自己的家乡，小兰村的父老乡亲老老少少都迎着盼着我们呢。”
产业是龙头。要想富，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产业作为支撑，要敢干、真干、实干。
“家里这一亩多地，原来只能种点玉米，种点自家吃的菜，一年下来也挣不了几个钱，还搭着辛苦和化肥钱。现在好了，村集体统一进行了流转，俺们不仅省了心，还有股金、租金可以拿，比自己种地强多了。俺老了，干不动了，正发愁今后咋种地呢。”近八十岁的村民宋泽荣现在一说起家里的地就如释重负，笑逐颜开。
以做好产业支撑、构建“三位一体”脱贫富民支柱产业循环链为重心，工作队扶持小兰村注册成立了“易县久益核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118户贫困户土地全部实现了流转。栽植完成的1000亩核桃树成活率在95%以上。入冬前，600亩林下红薯已喜获丰收，总产量近50万斤。
工作队和村“两委”通过与易县“正四方”牧业公司多方接洽，建立了“品牌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产销一体合作运行模式，又投资近20万元，开工搭盖红薯粉条深加工厂房大棚，砌筑8个粉浆沉淀池。单红薯粉条深加工一项，年前就可持续带动小兰村近百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并大幅提升年底分红，较单纯的红薯收成至少多出了三成收益。
在工作队的帮扶下，目前，小兰村核桃红薯粉条“三位一体”精准脱贫支柱产业已形成了一条完整、可持续、良性发展的产业循环生态链。
工作队的真心付出逐步换来了小兰村的日新月异，赢得了村民们的支持和好评。走在村里，时不时就会有村民热情地打招呼，停下来说上几句话；还不时有村民赶到工作队驻地串门子、拉家常，反映情况、诉说困难，带上自家种的红薯、土豆、大白菜表达谢意。村民们真正把工作队当成了“娘家人”“自家人”。
百姓要的就是盼头
依托“依靠集体、用好红利、合作互助、定居供给”工作理念，工作队创新总结提炼了“一户一档一锦囊”精准脱贫工作法，定期会诊，动态管理，量人把脉，综合施策，精准制定了小兰村贫困户阶梯脱贫时间进度表，确保在脱贫攻坚路上不落一户不少一人，并着力精细化扶贫实施系列温暖帮扶。
工作队的这套工作思路、理念、目标要求和工作方法、经验，得到了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保定市委市政府、易县县委县政府等各级政府的充分肯定。保定市委书记、市长先后两次对工作队驻村帮扶工作做出批示，工作队的经验做法正在保定市宣传推广。
那个最初许下的承诺，正在工作队用心去扶、用情去帮、用力去做的“四+”全方位精准脱贫路上践行着。
“老百姓的盼头就是我们的目标！有了富民产业，老百姓的心里才踏实！脱贫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作为持续的财力支撑，‘四+’聚力三位一体产业，牢牢垫实了这个根基。”说起当初这条艰难的产业脱贫攻坚路，董秋运一时感慨万千。
“理念+方法”，脱贫方略精准了攻坚目标；“输血+造血”，支柱产业夯实了脱贫根基；“扶志+增智”，多彩党建凝聚了内生动力；“打造+提升”，“美丽小兰”培育了多种经济。一条500米靓化提升穿村河、一条40余幅脱贫致富宣传主题街，让小兰村换了新颜。两年林下经济发展，三年核桃挂果成熟，边坡次地种植板栗、冬枣等附属产业发展规划，又可持续增加集体收益。
攻坚在路上，热情“暖”寒冬。有了这个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产业一天天发展壮大，小兰村村民整体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干事和主动参与热情高涨，多少年都一片沉寂的土地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和活力。
唇诺范文第3篇
“废料变宝”冲刺第二代燃料乙醇
“秸秆、甘草、树叶，这些在很多人眼中称之为‘废料’的东西，其实都是宝贝。他们甚至可以成为车用燃料。”2008年12月16日，在诺维信公司位于北京上地的办公大楼，沟通经理朱晓青这样告诉记者。
说到燃料乙醇，朱晓青的眼神明显地亮了：“酶就像是打开生物世界的钥匙，它是一种蛋白质，通过它的催化作用，能够将植物废料中的植物纤维转化为糖，然后再经发酵制成为乙醇。将这些乙醇添加到燃料中，能够降低石油燃料的消耗，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我们把这种用非粮食作物生产出来的乙醇称之为第二代燃料乙醇。”
作为世界最大的生物酶制剂生产商，诺维信拥有近50%的世界市场份额，而在燃料乙醇领域，诺维信仍然具有不可比拟的领先优势。2007年2月22日，美国总统布什参观了诺维信位于北卡莱罗那的生物乙醇研发实验室和生产基地，并主持圆桌论坛推广新能源政策，诺维信成为美国燃料乙醇生产用酶制剂的最大供应商，成为世界关注焦点。
2008年11月24日，江苏太仓的宏达制酶公司（诺维信合资公司）四期扩建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该工厂是全球最大的酶发酵生产设施，主要生产用于燃料乙醇行业使用的酶制剂。
诺维信在燃料乙醇方面的业绩蒸蒸日上，已成为诺维信抵御金融危机的法宝之一，而谁能想到10多年前，燃料乙醇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而把燃料乙醇带到中国，并影响中国政府做出发展燃料乙醇产业的，竟然是并非酒精生产企业的诺维信。
推动政府，开创中国生物燃料新纪元
诺维信和中国燃料乙醇的精彩故事，起源于1996年。
“诺维信和燃料乙醇有着特殊的渊源，事实上，我们是燃料乙醇在中国发展的开拓者和推动者。”诺维信中国副总裁柳永茂向记者讲述了诺维信和中国燃料乙醇非凡的情缘。
唇亡齿寒：与利益相关方共遇困境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酒精工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酒精生产企业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酒精行业却因为越来越激烈的恶性竞争而每况愈下。
酒精价格一路下挫，产品开始出现滞销，小企业纷纷裁员甚至倒闭。
1995年，诺维信与中国酶制剂生产商江苏宏达集团签订合资协议，主要生产用于酒精工业的糖化酶。然而在酒精行业江河日下的背景下，宏达的经营状况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那时，追缴货款成为了诺维信董事会上必不可少的内容。由于没有现金支付，汽车、酒精、生产酒精的原材料等等，都成为了顶帐的物品。整个酒精行业的开工率大约刚刚超过50%，宏达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诺维信深刻地体会了与利益相关方一损俱损、唇亡齿寒的密切关系。”柳永茂作为在中国推广燃料乙醇的策划者和直接参与者，对于十多年前国内酒精行业的困境仍然记忆犹新。
意外惊喜：找到困难解决之路
“我们能为客户做点什么？这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柳永茂说。因为只有酒精生产企业发展了，诺维信生产的用于酒精工业的糖化酶才会有更大的市场。
正当诺维信为此苦苦思索的时候，诺维信的陈乐仁博士从美国带回了燃料乙醇的相关信息：美国的酒精主要用于添加在车用汽油中，燃料乙醇按一定比例添加到汽油中，能大大减少汽车尾气中的污染物质，节约能耗。
据陈乐仁介绍，燃料乙醇在美国已经运用了二十余年，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如果中国的酒精也能加入汽油中做燃料，那么中国酒精行业的冬天很快就会过去。乙醇的生产需要大量的玉米，还能帮助解决当时农民“卖粮难”的社会问题。
这一消息使柳永茂眼前一亮，终于找到了解决中国酒精行业之困的方法。“燃料乙醇在美国的推广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补贴。诺维信作为一个外资企业要撼动多个中国政府部门谈何容易！”但是在当时考虑到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柳永茂下定决心引进美国技术，试着在中国推动生物燃料的生产。
竭尽全力：促成国家项目管理
此后，诺维信开始广泛搜集资料，与中国环境科学院合作，出资用中国桑塔纳汽车台架做实验，证实了美国的数据资料，在技术上充分证明了这一项目的可行性。
接下来，诺维信召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邀请了各利益相关方及国家有关部门出席会议。诺维信向与会者讲解了燃料乙醇在美国的使用情况，以及燃料乙醇在中国推广的相关设想，呼吁各界共同推动燃料乙醇在中国的发展。这一利国利民的好事得到了一致的好评。随后，国家环境科学研究院、金玉集团（中国最大的酒精企业）、诺维信三家共同起草的燃料乙醇推广报告提交给了国务院。
这样大范围、涉及多领域的项目推广必须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然而，近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诺维信没有从国家方面得到任何关于然料乙醇的消息。正当各种猜测和想法让人满脑狐疑之时，原国务院总理亲自批复燃料乙醇的推广报告，并指示原国家经贸委立即着手处理此事。
“我当时大喜过望，有一种石沉大海又突见天日的感觉。”柳永茂回忆说。从此，燃料乙醇在中国的推广凭借国家的力量大步前进，项目的规划、政策、投资和实施完全纳入了国家管理的轨道。
“在中国燃料乙醇的推动中，诺维信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点火者。虽然我们也有困难，而且要消耗我们的资源，但是利国利民利客户也就是利自己，为什么不干？”柳永茂说。
着眼未来推动产业链条发展
创造新的需求，这是诺维信一直坚持做的。2005年，燃料乙醇的产量已经达到100多万吨，由于中国酒精行业春天的来临，诺维信的酶制剂销售额也得到了近30%的增长
近年，由于国际粮食危机的突显，以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为原料的第一代燃料乙醇生产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可再生资源的迫切需要使第二代“纤维乙醇”研究热席卷全球。
事实上，早在第一代燃料乙醇刚刚在中国推广之时，诺维信的美国研究中心就已经悄然忙于纤维乙醇的研究。几年间，美国能源部为诺维信的研究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也为此设立了目标，那就是要让酶成本降低到原来的10%。而现在，诺维信已经将酶成本降低到了原来的1/20这就使纤维乙醇的项目离工业化仅有一步之遥。目前，诺维信有150人从事生物燃料领域的专门研究，并与包括世界生物能源领先企业美国ICM等50多家相关机构建立了研发联系。
2006年6月，诺维信与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利用玉米秸秆生产乙醇，正式进入了中国“第二代燃料乙醇――纤维素乙醇” 生产工艺的新纪元。诺维信与中粮集团在黑龙江肇东建立了一个年产500万吨的纤维乙醇试验工厂。预计到2010年，诺维信将实现第二代生物乙醇的规模化生产。
唇诺范文第4篇
但心底依然留有你的位置
春风轻轻掠过你的面颊
只看待那是个金黄的深秋
也许只有窗前的风铃才能忆起
那是夏天与绵雨悄悄的爱情
细细的诉说着我们曾经的故事
尽管时间的脚步不可停留
但是青春仍是校园的主题
牵着的双手会随着夕阳的西下而松开
记住那一刻是我们17岁的承诺
不离不弃的歌词时刻回荡
而它会藏在冬天的夹子里
随着飘雪深深的凝固
唇诺范文第5篇
爱好生物，中学成绩倒数第一
1933年10月2日，约翰.格登出生在英国汉普郡迪本霍尔小镇的一个富裕家庭。少年时代，格登被自然界的各种生物深深吸引，甚至在学校养过上千只毛毛虫。尽管格登喜爱生物，但他的生物科成绩却十分糟糕。15岁时，格登在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求学。当时，在250名中学生中，格登的生物科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其他理科成绩排名，也非常靠后。为此，格登被同学讥笑为“科学蠢材”。
虽然理科成绩差，但格登对生物的热爱从来没有减少过，并立志成为一名生物学家。他的这一志向，被认为是痴人说梦。在1949年的学校成绩报告单中，一名生物老师如是评价格登：我相信格登有当科学家的想法。但是，以他目前的学业表现，这个想法非常荒谬。他连起码的生物学原理都没有搞明白，根本不可能成为专家。对于他个人以及培养他的老师来说，完全是浪费时间。
据格登回忆，这名老师名叫加德姆，其实并不是一名真正的老师，而是一个博物馆馆长，被校方雇用用来教那些成绩最差的学生。当年伊顿公学的这张成绩单，被格登装进相框里，如今还放在他任职的剑桥大学格登研究所的办公桌上。格登说：“这张成绩单是我唯一装在框内摆放起来的东西。每当遇到什么麻烦，比如实验无法进行下去时，我都会看看这份评价，来提醒自己要努力坚持，不然真的就被以前老师说中了。”
歪打正着，报考文科却被理科录取
中学毕业后，格登的父亲看儿子成绩如此糟糕，认定格登不是学习深造的材料，建议他参军到军队或在金融部门谋求一份职业。但当时金融部门的工作不太稳定，而因为身体上的原因军队又拒绝了格登的参军申请。实际上，格登当时是一位很不错的壁球选手，身体相当健康。遗憾地是，家庭医生将格登的一点感冒诊断为支气管炎，认为格登不适合军旅生涯。格登至今还庆幸自己没有参军，不然不会走向科学研究之路。可以这样说，是家庭医生的误诊，成就了今日的诺贝尔奖得主。
在参军、求职和追求科学家之梦被认为不可能之后，格登转向研读英国古典文学，并申请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就读古典文学专业。然而意想不到是，他却被牛津大学生物系的动物学专业录取。格登一直不明白，自己明明申请的是古典文学专业，为什么会被动物学专业录取。原来，当时牛津大学的招生老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导致理科专业缺少了30个名额。因此，他们不得不从其他专业的申请者中寻找合适人选，而格登恰巧被选中。也许是歪打正着吧，招生老师的一个严重错误，成就了今日的诺贝尔奖得主。
格登进入牛津大学的生物系，由于在生物学方面知识的不足，他的父母不得不支付了一年的额外学费，以弥补这些缺陷。对生物学的学习，使格登对昆虫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毕业时，他打算申请昆虫学博士。然而，这次又没有达成所愿。最后，格登只得跟随迈克尔.菲施贝格（Michael Fischberg）教授研究胚胎学。在菲施贝格建议下.格登决定研究两栖动物的核移植，并选择非洲爪蟾（Xenopuslaevis）作为实验材料。
1958年，在牛津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时，格登从非洲爪蟾蝌蚪的体细胞中提取出完整的细胞核，成功克隆出了一只爪蟾，一举成名，他被称为“克隆教父”。他的实验吸引了各大科研机构的目光，其用于细胞核移植的工具及方法直到今天仍被广泛使用。
1960年，格登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导师菲施贝格建议他去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菲施贝格恰巧认识加州理工学院的乔治·比德尔（George Beadle），比德尔是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热门之一——噬菌体遗传学的先驱。通过这种关系，格登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获得一个博士后位置。然而，格登在噬菌体研究方面并不顺利，根本无法处理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在经历了一年的尝试后，格登终于放弃了噬菌体研究，重新回到胚胎学领域。尽管如此，格登仍然认为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一年教育非常重要，可以通过一些不同的研究方向拓宽思路。
潜心研究，发现细胞的特化机能可以逆转
1962年，格登的导师菲施贝格接受了日内瓦的一个教授职位。从而在牛津大学留下了一个空缺，系主任决定将这个位置提供给他。于是，格登从美国回到了英国，继续核移植的研究。
在格登之前，生物学家们都知道，哺乳动物都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来，在受孕之后的最初几天，组成胚胎的都是未成熟的细胞。这些细胞每一个都可以发育成成熟有机体中所有细胞类型的细胞。这种未成熟的细胞被称为“多能干细胞”。随着胚胎的发育，多能干细胞进一步形成神经细胞、肌肉细胞、肝脏细胞以及其他所有种类的细胞，这些细胞经过分化后，开始在机体内承担起特殊的机能。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这一过程是单向的、不可逆的。换就话说，成熟之后的细胞，是不可能再回到未成熟、多能性的状态。
但格登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假设：这些细胞的基因组仍然包含着驱动它发育成机体所有不同类型的细胞所需的信息。1962年，格登在一项被诺奖评审委员会称之为“经典”的实验中，以美洲爪蟾的卵细胞为实验对象，取出卵细胞内一个不成熟的细胞核，以一个成熟的特化肠细胞所含细胞核取代，而改性后的卵细胞最终得以发育成为一个正常蝌蚪。这一实验，首次证实了已分化细胞可通核移植技术将其重新转化为具有多能性的细胞。1962年，格登在英国《胚胎学与实验形态学杂志》以“细胞的特化机能可以逆转”为题报告了这一实验。
格登的实验最终取得成功还得益于实验室的2个先天优势：一是实验室拥有可有效去除细胞核的紫外显微镜；二是菲施贝格的另一个学生已发现了可作为爪蟾遗传标记物的基因突变，这将很容易区别发育后代细胞核来自供体还是自身细胞核去除不彻底引起。基于这2个原因，接下来的实验格登选择肠上皮细胞作为核移植实验的供体。格登从带有遗传标记物的非洲爪蟾肠上皮细胞中取出细胞核，然后移植到正常爪蟾的去核卵细胞中，在随后发育的胚胎中鉴定出了遗传标记物，一方面证明了核移植的成功，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已分化的肠上皮细胞核仍有指导胚胎发育的能力，并没有发生遗传物质不可逆的改变。
这一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曾经遭到许多人的怀疑，不少科学家认为这完全不可能。但在重复实验的验证下，该结果最终被接受并引发了密集的研究，最终导致了哺乳动物的克隆。
1966年，格登的核移植实验又往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从蝌蚪肠细胞核进行核移植后，获得了完全发育成熟且可繁殖后代的爪蟾。这些细胞核可产生健康动物且可产生后代的结果证明：完全分化的细胞核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全能性，可指导所有类型细胞的形成。此后的1997年，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伊恩·维尔穆特（1an Wilmut）和基思·坎贝尔（Keith Campbell） ，通过类似的体细胞核转移技术，成功克隆出“多莉”（Dolly）羊，且“多莉”也顺利产下了后代。从而证明成年体细胞也拥有全能性，并印证了格登的发现。
1971年，格登转往牛津大学的最大对手剑桥大学。当年，剑桥大学医学研究理事会为格登及同事，在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提供了一层楼进行分子胚胎学的研究，此时格登担任研究教授。1983年，格登进入剑桥大学动物系，担任细胞生物学讲座教授和细胞生物学部的主任。1989年。格登进入剑桥大学很有名望的韦尔科姆细胞生物学和癌症研究所（Wellcome/CRC），并一直担任主席至2001年。2004年，剑桥大学为纪念格登的贡献，将格登所在的研究所改名为格登研究所。
老当益壮，79岁高龄仍坚持全职工作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格登主要研究分子生物学的机制和细胞核重编程的机制，格登对分子胚胎学领域的贡献几乎跨越了半个世纪，为推动该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奠基性贡献，这些贡献覆盖了该领域许多激动人心的重大进展，因此被誉为“动物细胞核移植和克隆研究领域的先驱”。
格登是一个非常亲和、朴实的人，像他这样的著名科学家，通常到了这个年纪和阶段，精力会更多放在教学和著书上，很少有人还会亲自动手做实验。而79岁高龄的格登教授，时至今日仍经常在实验室里工作很长时间。格登曾经每天早上开着破车送实验样本给学生做实验。每周五在做完实验以后，他会和学生们一起喝啤酒。在被通知获得诺贝尔奖时，他还在实验室工作。一名英国记者曾试图联系格登进行连线采访，但格登的实验室答复称：“格登正在工作，请不要打扰他。”
格登介绍说，自己最先得知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还是来自一家意大利媒体打来的电话，当时是8日早晨7时30分左右，他身在实验室，电话另一头要他谈谈自己的反应。不过，格登认为他们的消息并不一定准确。一个小时以后，格登接到了来自瑞典文学院的电话，告诉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一开始，格登依然怀疑是朋友或同事故意假装瑞典口音跟他开玩笑，直到最后才确认获奖的消息。
格登将和另一名获奖者日本人山中伸弥平分800万瑞典克朗（约合114万美元）奖金。对于这笔奖金，格登表示自己可能将奖金拨给他此前设立的一个基金，用于资助一些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
（作者单位：淮南联合大学）
人物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