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审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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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最早出现在计划经济时代，规模和作用范围相对有限。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行政审批制度才大量出现，是在行政命令和行政指导逐渐消退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审批制度在制定之初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抑制市场的不良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的缺陷与不足，行政审批制度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于:行政审批概念不统一，由于行政审批的定义种类繁杂并且多样导致变相设定行政审批的现象较为严重，行政审批作为事前的管理手段，如果设置不合理，会严重压缩社会活力，提高市场主体经营成本并决定着经营的成败，甚至阻碍经济发展;非许可审批项目设定的随意性强，行政审批从大范围上讲可以分为行政许可和非许可审批，目前我国关于非许可审批项目的设定没有严格的统一要求，仅仅是以一些效力等级低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导致在现实中经常出现非许可审批设定的重叠交叉现象。非许可审批设定主体不明确，哪些事项属于非行政许可审批一般是由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务院名义的，然而在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地方政府颁布一些适用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非许可审批事项，这就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铺设温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面临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行政审批项目过多、过滥并且分布不均衡，大多集中于经济领域的管制，阻碍经济的健康自由发展，束缚市场调节机制的有效发挥。目前，行政审批项目的数目已无从计算，上到行政法规，下至地方政府的行政规章均有权设立行政审批制度。由于在上下级政府及政府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与协调，许多审批项目没有得到及时的排减，在数目上往往呈现出有增无减的趋势。行政审批与行政许可属于同一领域内的不同层次的两种制度，二者之间虽有区别，但更多的是联系。行为政审批是行政许可的上位概念，二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如何更好地分配社会稀缺资源、调整市场秩序、保障社会公平，二者在共同目的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行政审批制度对经济制度管得太多、管得太严往往会削弱市场的天然调节作用，束缚经济的自由发展。因此对于市场自身能够起到有效调节作用的政府就应该退居幕后，尽到服务性的辅助作用即可。

第二，审批行为不规范，审批项目设立随意，自由裁量权大，审批项目的设立没有设定标准。截止目前为止，国务院拥有审批事2100项，省一级政府拥有2000项，有些县级政府的内设部门也在自行设立行政审批事项，行政审批设定权门槛很低。行政审批作为众多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一种，其设定应该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应将其限定在对公民权利与自由最低干涉的限度以内。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任何行为都要进行事前审批无疑会降低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限制个人聪明才智的发挥，阻碍社会前进的动力。我国行政审批项目的设立太过随意大多没有经过严格的认证，将一些本来属于行政许可的项目被纳入非许可审批项目范围保留下来，从此规避了《行政许可法》的规制。还有一些根本不具备必要性的项目也被强行保留下来。审批项目的设定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标准，政府部门往往仅凭一时之需就盲目设立行政审批，项目之间难免会存在重叠与交叉，导致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在面对同一请求时却难以统一行径，给实践操作增添麻烦。

第三，行政审批体制不合理，审批权力与责任分离，监督机制缺失或者监督不到位，政府部门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设立了大量的收费性审批项目，形成了收费导向型的审批结构。地方行政审批制度功利性强，政府在制定审批项目的过程中并没有从实际需要出发，而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或者谋取额外收入而设定一些并不具有必要性的审批项目。在私权领域讲究有权利就必有救济，否则权利就会形同虚设。在公权领域讲究权责一致，正如有的学者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行使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所以要想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设置相应的责任机制，一旦他们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触犯法律的底限，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行政审批制度的设置更多的是赋予行政机关权力而忽略对行政审批制度的监督制约，导致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寻租现象严重，滋生腐败。审批机关在实施审批的过程中，不对审批对象进行监督或者监督不到位，只有出了问题在才采取相关的事后补救措施。由于责任制度的缺失，行政机关在实施审批行为时往往只注重过程而忽略对结果的监督，导致实践中不合法的审批事项层出不穷。第四，行政审批程序繁琐，审批标准、期限没有明确的规定，行政效率低下，多头审批、乱审批现象严重，损害了公民利益。行政审批制度由计划经济时代沿袭而来，繁荣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一直以来被当作衡量行政权含金量的标准，人治色彩相当浓厚。行政审批环节多，时限长，缺乏可靠的保障机制。行政机关随意延长审批时限，造成人浮于事，办事拖拉，行政相对人要通过行政审批，花费时间多，运行成本高，代价大，办事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二、行政审批制度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直以来大家往往只注重对现有制度的问题的探究，往往容易忽略对问题背后的原因分析。为此，本文试图从行政审批制度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着手，对问题背后潜藏着的原因进行深度挖掘，确保行政审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能够得以顺利进行。

(一)传统审批制度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为了规制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定了不少行政审批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一些旧的的审批制度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与淘汰却变相地保留下来。这些旧的体制虽然已无法做到与时俱进，但由于清理工作量大，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资源大等种种因素的限制导致大量计划经济时代的审批制度冗沉下来并或多或少对现行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这类原初的风俗习惯，辅以传统的经济文化土壤和固有的体系路径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点。用道格拉斯•诺斯的话说:“路径依赖是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新的制度往往是在旧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的基础上源发起来，因此，难免会伴随旧制度的烙印。

(二)经济体制转轨的影响当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初期，计划经济对我国来说，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舶来品，也是政府希望引进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掌控者社会的政治、经济命脉，对社会全局起着统分统配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引进，全能政府的权力应当有所退却，但对于从传统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过程中难免需要一段时间适应。由于经验的缺失，加之传统体制的制约，在转型过程中难免会依赖先前的行政审批制度来控制新的局面，这就为旧“法”新用创设条件。

(三)利益格局的影响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实质上是对行政权力和部门利益的重新配置，政府既是改革的倡导者又是改革的对象。在改革过程中，不仅触及政府在行政管制过程中显性或隐性的利益。行政审批制度的初衷是将调节市场秩序、分配稀缺自然资源、对特殊行业的准入许可的权利交给政府。因此对行政审批制度的占有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政治利益的收获，而改革则意味着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及对权力运行的严格限制，将社会权力关系法制化，打破原有的权力运行的随意性，产生新的利益格局。

三、行政法制缺失的影响

我国行政法制与世界法制进程相比较晚，直到20世界80年代末才相继颁布了各种行政法律制度，相互之间也并未形成严密的行政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制度的出台更多只是为了解一时的燃眉之急，并未经过法律体系内部的仔细斟酌。由于立法技术欠缺，这些法律在实施后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行政审批制度在实施过程遇到的多种障碍和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四、行政审批制度问题的解决路径

(一)依照法定的标准清理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调整行政审批体制由于经济事务的审批是我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点，我们可以就这一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标准加以探讨。在经济领域中，哪些事项需要审批，哪些事项不需要审批，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等问题。在经济事务中的改革应该遵守以下原则:第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只要可以通过竞争、价值规律等市场机制来调节的，就应该由市场来调节，而不应设定行政审批;第二，通过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和其他自治组织的管理，政府就应该果断放手，而不需设定行政审批;第三，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也可以不设行政审批。这也是政府干预从缓原则的体现，政府的管理方式不应仅仅局限于应用强权的行政手段，必要的时候也应当给市场主体适当的自由空间，没有必要事事都要管理在前，只要能够通过事后的监督管理方式实现服务行政的理念，也就没有必要非设行政审批制度不可。

(二)严格行政审批的设定权限，规范行政审批行为一直以来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泛滥成灾的原因之一源于审批权设定的门槛太低。由于我国还没有制定出一部关于行政审批事项的法律，因此关于行政审批设定权的制度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能够借鉴得当，内化为本土的东西，就能够为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添光增彩。西方国家对于行政审批权的设定虽各不同，但都才行效力等级比较高的法律文件来加以规定，如美国，所有的行政审批均由联邦或州议会、或者地方议会制定的法律设定;英国则采行由地方政府选择设定的方式设定行政审批制度;日本则由法律来设定行政审批制度。根据我国现有的行政层级多，法律文件繁杂的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对于我国行政审批设定权应当限定在地方性法规以上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这样既可以取缔大量行政规章及其以下层级文件设定的行政审批项目，又可以纠正行政审批制度过多、过滥的毛病。

(三)加强对行政审批的监督管理作用，完善行政权责关系在行政监督方面，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审批和监督相分离的监督方式、社会举报等监督制度，这些监督制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是有限的，我们应该从多维度建立和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在加强内部管理的监督和管理时，一方面，明确岗位职责，行政审批权力和责任，过错实施问责制，防止行政审批权力的滥用。上级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机关实施行政审批行为的监督检查，对违法现象及时予以纠正。检查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更是不能松懈，应当将审批项目的监查工作纳入机关检查内容的范围，并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行政审批工作的监督检查。对违法审批者，坚决予以查处。另一方面，加强对行政机关的外部监督和检查，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媒体和群众的监督和检查，有效地实行政务公开，提高行政审批的透明度。

行政审批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政服务中心；“一站式”；行政审批；困境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249-02

一、引言

以行政服务中心为题名在CNKI的《中国优秀硕博学位论文数据库》上进行精确检索，共检得自2000年至2011年相关学位论文25篇，以政务超市为题名进行精确检索共检得学位论文4篇；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行政服务中心为题名进行精确匹配检索，共检得自2000年到2011年相关文章169篇，以政务超市为题名精确匹配检索到相关文章35篇；以行政服务中心为题名在《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到从2000年到2011年相关报刊、报道1139条。

二、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西方国家对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已经较为深入，不仅研究面非常宽大，而且已经深入到了一些具体领域。下面就国外对行政服务中心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行政服务机构的基本概念

1997年美国联邦基准协会的研究报告认为“一站式服务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解毒剂。在一站式范式之下，一个顾客所有的业务都能够在一个单一的接触中完成”。［1］

（二）行政服务机构的障碍以及解决对策

萨德认为政府部门主义是“一站式”服务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2］库彼克和哈根认为在行政服务机构的建设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缺乏部门合作；合法缺失；人员与技术问题等问题。［3］施龙和曼斯认为在“一站式”政府的建设中，要加强与公民的沟通与互动。［4］

从上述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他们基本是将行政服务机构纳入到整个国家的“一站式”政府的研究范围之内进行探讨的。这对于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行政服务中心仍属新生事物，理论界和学界对其缺少应有的关注和研究，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还不多见。下面就国内学者的几个重点研究方向进行论述。

（一）行政服务中心的产生及相关概念

杨四震认为，行政服务中心、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5］陈虎认为“政务超市”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顾客(公民)服务为核心理念的新公共管理范式下重塑地方政府的一个典范。［6］孔靓、柳彩莲认为“政务超市”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政府改革模式”。［7］

（二）行政服务中心的作用

杨树人认为行政服务中心的审批“一站式”对于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应对WTO的挑战，特别是在反腐倡廉方面，有着重要功效。［8］俞可平认为，“政务超市”是基层政府转变职能的一种很好的创新形式。［9］张霁星认为，行政服务中心对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意义重大。［10］

（三）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方向

中国社科院的周汉华认为，物理的行政服务中心将被虚拟的行政服务中心所替代。［11］李金龙等人认为从政务超市向执行局的发展是政务超市未来的发展趋向。［12］陈伟认为，行政服务中心未来的出路在于必须把服务中心纳入电子政务的整体框架之内，以电子政务统领服务中心的发展。［13］

（四）行政服务中心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吴爱明和孙垂江指出目前“一站式”服务只体现在收发材料环节，与其说是一种制度创新，不如说是一场“政府作秀”。［14］郭济认为，各地行政审批服务机构发展还很不平衡，还缺少理论体系与组织机构的有利支持。［15］吕维霞、陈哗将服务中心引发的难题归结为总体认识存在偏差，自身定位不甚清晰，法律地位不明确，运行保障制度欠缺，配套改革相对滞后。［16］张雾星认为，进驻“行政服务中心”的各部门与后台单位仍是一种“前店后厂”的关系，削弱了行政服务中心的实际意义。［10］陈时兴认为，服务中心缺乏强有力的体制支撑与法律保障，在协调部门关系中困难重重。［17］

（五）行政服务中心困境的解决对策

姜晓萍从明确职能定位，完善运行机制，健全制度体系，推进电子政务以及塑造行政服务中心文化等六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18］段龙飞认为在即有的体制安排下，通过机制创新可以提升行政服务效能。［19］董娟认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必须遵循行政组织法定原则，强化组织内部人事管理权，实现资源共享。［20］冯梦成认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应遵循合作整合机制理念，推进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建设。［21］

综上所述，理论界对行政服务中心的关注和研究愈见深入，并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对策，但这些研究多属归纳或解释性研究。从总体上看，目前对行政服务中心的机构和功能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还缺乏富有说服力的结论，全面深入的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大多数停留在对于“一门服务”这一服务模式的研究上，对于“一口受理”的服务模式还缺乏研究。

行政审批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商事登记；行政审批；行政许可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14）01-0019-07

商事登记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石。2013年全国“两会”后，中央政府掀起新一轮以简政放权、职能转变为核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热潮。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牛鼻子，是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对于降低市场进入门槛，激发经济活力都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此之前，广东省提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先行先试，围绕商事登记做了大量的改革探索，也就是说要通过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来解决企业注册登记的种种弊端。

商事登记是指商事主体或商业主体的筹办人，即行政审批的申请人，为了设立、变更或终止商事主体资格，依照法律法规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将登记事项向营业所在地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经登记机关审查核准并载于商事登记簿的综合法律行为。我国现行的商事登记制度充分体现了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要求，它是以营业执照为圆心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双重赋予，同时又以营业准入许可为前置条件，对登记要素进行实质审查为办理方式，以经营范围为管理半径，包括核准登记、行政监管、公共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针对工商企业进行管理的制度体系，换言之，它作为政府对市场进行管理的制度手段，是以行政审批的方式针对商事主体及其经营能力的法律化的行政管理。

一、我国商事登记制度发展历程及审批特征

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消失期（1949年―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政府的附庸，企业不进行工商登记。二是恢复期（1978年―1992年）。1982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明确企业未经核准登记，不得开业经营。自此，企业登记管理制度建设全面展开。三是发展期（1992年―2013年）。1994年以后，国家先后出台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企业注册登记的弊端日益突出，限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影响了社会资源配置的公正与效率，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自2013年起，广东省的深圳、珠海、东莞等市先后启动了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打破了整体主义格局下的商事登记的法律制度和实施规程，体现了“放松监管”的世界性潮流，商事登记制度进入了突破阶段。

从行政审批的角度分析，我国现行的商事登记制度呈现以下特征：

（一）从登记功能看是市场准入。现行的商事登记制度是制度体系最为复杂，承载政府公共行政任务和公共管理功能最为庞大的行政审批制度，它的作用是通过对商事主体的市场准入的严格管制实现的。商事登记的市场准入管制，相对于商事主体而言主要包括：一是获取市场准入的主体资格，不同的商事主体有着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责任形式。二是被赋予市场准入的经营资格，可以开展没有营业准入限制的经营活动。三是确定市场准入的活动范围，即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范围，超出经营范围的经营行为应属违规。四是符合要求的特定的经营场所。

（二）从登记行为看较为繁杂。一方面我国是整体主义的商事登记格局，另一方面又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商事登记制度。商事主体类型的多元化、商事登记立法体系的分散性，导致不同所有制形式、责任形式的商事主体进行商事登记时往往依据不同的实体法，适用的登记规程亦不相同。比如，非公司制企业法人、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等企业形式种类繁多，且有着各自的商事登记规范和实施程序，如公司法人及其分公司依公司登记程序设立，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依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程序设立，商事登记的实务操作较为繁杂、比较麻烦。

（三）从登记要求看门槛过高。企业登记要求多、门槛高、注册难的问题与商事登记制度的“一体捆绑”特征有关，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核准登记的内容较多，涉及注册资金、经营场所等商事主体情况的诸多方面。二是纳入前置审批的事项较多，据不同地方的统计结果，目前商事登记涉及到的前置事项大致在150项左右。三是对审批许可的要求较高，对需要商事主体出据的材料大多都要求提供原件，包括企业合伙人的全体签名等。

（四）从登记结果看是双重赋权。尽管各类商事主体的办理规程、适用法律、登记内容等并不相同，但进行商事登记的目的都是取得营业执照。核发营业执照是商事登记的结果，它包含有两个同时产生但相互独立的法律效果：一是确立了商事主体的法律人格，二是赋予了商事主体的经营资格。也就是说，登记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既可以作为商事主体的身份资格证明，也可以作为商事主体进入市场的营业许可证明。

（五）从登记工作看是范围管理。针对商事主体的管理是基于营业执照及其载明事项的营业准入管理，营业执照的市场准入功能是通过商事登记对商事主体经营范围的核准登记实现的。所谓经营范围，就是商事主体预先提出并经登记机关批准的允许从事经营活动的业务范围。由此，对商事主体的监管也是围绕是否超范围经营开展的，进一步讲，对商事主体的监管就是从商事登记开始的。

从实际情况看，以准入登记为前提、以年检制度作保障的商事登记制度并未解决商事主体的纯洁性问题。据深圳市统计，截止2010年4月，该市实有企业321，484家，历年累计吊销企业156，532家，注销企业266，735家，注销企业中已被吊销的企业有5，625家，占注销企业的比例仅为2.1%，占已吊销企业的3.6%，说明只有很少的企业是通过法定程序退出市场的。在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有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非正常死亡”，2006年至2009年的4年间就有67，237家企业被吊销，年均吊销量16，000余家，年度最高吊销量达到34，491家。上述数据表明，大量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并没有按法定程序退出市场，市场上有着数量惊人的“僵尸”企业；数量庞大的“僵尸”企业群体，仍然具有商事主体资格，不排除其中有的企业仍然拿着营业执照继续运作、经营和交易，但是根据现行的商事登记制度，登记机关既不能恢复这些企业的经营资格又缺少法律依据直接将其注销。这种尴尬局面，在国内其他地方普遍存在。大批“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但给市场交易的安全性带来了极大风险，也大大降低了社会交易信用度。

（四）证照分离后防止管理缺位。商事登记始于行政审批，也是行政监管的开端，虽然不登记行为同样属于监管范畴，但事先登记更便于监管也是不争的事实，对行政相对人的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就是监管的有机组成。毫无疑问，实行商事登记是建立有序、安全和高效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改革现行的商事登记制度，在释放“放松管制”的有限政府理念的同时，还在传递着“服务为本”的服务行政的信念。就商事登记而言，实质审查是权力的开始，形式审查则是服务的起点，行政管理方式的本质变化，在一些时候会转化为对政府部门的挑战。商事登记的前置要求取消了，意味着原已形成的政府部门之间的业务协作关系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如果登记部门不再在行政监管的开端、市场活动的入口进行把关，而审批部门的监管力量没有充实、管理职能没有跟上，就难免形成监管的空白地带。从实际情况看，“证照分离”给审批部门带来了或大或小的管理负荷，登记机关减掉的记录事项有的还需要多个审批部门分别再补回来。就审批部门而言，监管方式要从过去“等人敲门”转变为 “出门找人”，而且必须找的准、管到位确实也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宽入”的目标达到了，但“宽入”不是“进入”、更不是“活动”，如果“进入”后的管理措施不完善，后续监管缺位、失位和不到位的情况就会逐渐显现。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反复强调的观点就是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整体构建、分步实施，应该逐步深化和完善。商事登记绝不是登记机关一家可以单独完成的。我们注意到，深圳市商事登记机关已启动了以商事主体为核心的“改革实施成效”的评估工作，这无疑是非常必要和负责任的。缺乏整体改革的制度安排，配套改革措施跟不上，深化改革就无从实施，改革的成效就会打折扣。比如，对商事主体的信用管理是改革的重要基础，像资本认缴制、经营场所申报制、企业年报备案制等，基于政府部门的内部信息共享、结果互认和基于外部信息检索、统一的商事主体信用公示平台，是商事登记“宽入”与“严管”的桥梁和纽带，是改革顺利推进的保障。再比如，实行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的“三证合一”登记，建立“一表申请、一门受理、一份档案、一张证照、三证合一”的登记制度，将登记机关的登记职能与税务登记职能合并。

五、对现行商事登记制度实施改革的问题

现实问题是变革的起点，改革的困惑是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认知和调解过程。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性创新，广东及深圳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刚刚起步，难免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外界对此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做清晰的梳理。

（一）实施规制管理的必要。国外与“审批”一词对应的概念是“规制”或“管制”。一般认为，政府规制是国家运用综合手段对市场主体的行为和利益分配进行配置的规范和制约，与宏观管理相对，政府规制主要体现的是政府通过干预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企业、个人或组织机构的行为来实现对市场经济生活的作用和影响。依据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政策的性质不同，政府规制可以分为以避免过度竞争或竞争不足、资源优化或配置低效为目标的经济规制，以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维护社会的公平和稳定的社会规制，以及以修正政府失灵、提高政府规制效率的行政规制。政府规制政策范围涵盖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和市场载体。政府规制的制度和方法比较多，通常运用的经济规制主要有：市场运行规制，反垄断规制，价格规制，环境规制，依据WTO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规制，以及如投资项目审批等其他规制手段。商事登记制度属于市场运行规制，是是否建立禁止特定行为、对营业活动进行限制的检查制度和准入制度。

商事登记的目的是申请人为了取得商事主体资格，对于政府来讲主要有三个功能：一是实现对市场主体的规范、监督和管理，二是促进市场有序、健康的发展，三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信息服务。也就是说，商事登记的功能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政府职能的定位，而这又直接关系到商事登记采取何种登记制度。

在实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中，各国这方面的基本经验可供借鉴：一是政府干预较少，商事登记效率较高。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法系国家采用了较自由的商事登记制度，登记程序简洁，提交商事登记材料少，批准速度快。二是重视法律对登记制度的保障，重视登记效力及法律责任的明确。如在审查阶段，登记机关只负责形式审查，而材料的真实性则由股东、董事、律师、会计师等负责，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三是尊重市场主体登记权利，保障自由行商权。四是强调市场自治和自我规范作用的发挥。五是政府重在执行管理政策，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保障交易安全。

（二）商事登记属性的法律。界定商事登记是属于公法范畴还是私法范畴，关键在于如何认定“登记”活动的属性。2004年7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将“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列入了行政许可，商事登记毫无疑问地应视为行政审批。持对现行商事登记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观点认为，将商事登记定位为行政许可有违商事登记的“私权”属性，也与商事登记的现实功能不相吻合，因此用行政许可的规则来苛求属于商事活动范畴的商事登记是不妥当和不必要的，因为选择登记是商事主体的权利和自愿行为，而予以登记是登记机关的义务。[1] [2]

我们认为，商事登记的过程是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审核材料和核准注册、发放执照的工作过程，也是创设商事主体的法律人格的形成过程，合法经营权的赋予体现了国家权力对商事活动的介入。考虑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从兼顾交易安全和市场效率的角度出发，公权力的介入无疑是正当和必要的。登记机关的核准登记行为显然具有较为浓郁的公法色彩，因此登记机关与登记申请人之间并不属于《民法通则》规范的关系，而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从这一点讲，对登记申请的审核和确认体现了国家对商事主体的管理意志。

对商事登记制度进行改革，要消除的是以往行政审批制度所体现的“全能型政府”的烙印，转变本位主义、家长主义和包办主义下的以秩序为先的行政管理理念，改变对商事主体自由的缺乏尊重的行政审批运作模式。以秩序为首要价值的行政审批的制度构建和运作管理，其行政逻辑必然要突出更全面的“管理”与更严格的“监督”，现行的商事登记制度亦是如此。纵观我国现行商事登记制度，不难发现其对商事主体的诸多限制，比如，采取了繁琐的叠加式的前置审批的制度安排，对经营范围的登记强调绝对的目的性和越权违规，取得经营资格的条件严苛，对于注册材料采取实质性审查等。

（三）商事主体资格的审批。在我国现行的商事登记制度下，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的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是并存的，即“证照合一”的营业执照是企业法人的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之和。[3]主体资格是商事主体的法律人格，是商事主体作为民事主体必需取得的法律承认的独立权利和独立义务的主体身份，它既是经营资格的存在前提也是经营资格的承载者；经营资格是商事主体从事经营活动所具有的能力或者应当具备的资格，需要通过行政审批才能取得，只不过基于现实的必要性，政府一般只〖JP2〗会对涉及市场准入的领域和行业设置营业准入。从法律功能来讲，商事登记是一次登记两次赋权（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因此，商事登记本身就具有营业准入许可的含义，改革后颁发的营业执照同样承载着商事主体的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JP〗

《行政许可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机关应当当场予以登记。”登记作为行政审批的方式之一，是一种对企业法人资格的行政确认行为。如前所述，不同于商事登记的主体性问题，经营资格许可（即营业准入）要解决的是对特定行业、领域的营业准入问题，即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为了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通过设置特定的条件要求或者资格壁垒，对社会经济活动主体或其行为进行的各种限制，它既可能是对商事主体一种禁止的解除，也可能是一种权利的赋予。因此，相对于经营资格的普遍权利，营业准入具有法律效力的优先性。[4]

由此可见，营业准入与商事登记二者在审批属性上是存在着差别的：从许可作用上看，商事登记是对商事主体的法律权属身份的确认，属于初始登记，营业准入是对商事主体具有在特定行业、特定领域依法享有经营权的批准；从登记内容上看，商事登记登记的是与商事主体核心特征相关的有别于其他商事主体的基本信息，营业准入审批的是按照一定要求且符合相应条件的能力信息；从审批方式上看，商事登记的办理方式侧重形式要件是否完备和规范的审核，营业准入除此之外，多数还要做实质性审查，有的还要进行现场勘察、实物检验等；从申报结果上看，商事主体申报的目的是取得商事主体登记证，营业准入申报的目的是取得各类特许经营的许可证，对商事主体营业准入的许可就是对商事主体要从事的纳入政府特殊管制范围的合法经营权的批准。

（四）前置审批许可的价值。我国商事登记前置审批的制度安排的雏形源于1987年9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城乡个体户管理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家规定经营需要具备特定条件或者需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应当在申请登记时提交有关批准文件。”1988年7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作为最基本的商事登记法律文件，第七条第五款关于申请企业法人登记的单位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经营范围的规定，正式确立了企业登记的前置审批的制度安排，并成为商事登记制度的核心规则。前置审批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能称为制度，就在于前置审批方式所体现的既是法律法规对不同审批事项关联性所做的制度安排，也反映了政府一体运作和整体管理的实施要求；但是，由于行政审批“搭便车”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商事登记承载了许多不应纳入前置审批的审批事项。具体讲，由于缺乏立法约束，大量的规章、“红头文件”设置的前置事项贯穿于企业法人办理设立、变更和注销登记的各个环节，与放松管制的大趋势是相悖的，虽然这些年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前置事项已做了相当大的精简。实行前置审批必然使以获得营业执照为目的的需要取得营业准入许可的商事登记，具有门槛高、条件多、规定严、时限长等特征，给申请人留下了政府管制多、要求严和事难办的印象，抑制了创业投资的积极性；同时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很难准确把握商事登记的繁琐要求，使“一揽子”审批模式对商事登记效率的损耗而饱受诟病。取消前置审批，对于主体资格附带经营资格的商事登记而言，是切切实实的减负。

如前所述，商事登记包含着两个独立的行政行为，一是商事资格登记行为，确认商事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二是营业准入许可行为，赋予商事主体在特定领域、特定行业开展经营活动的营业准入资格。前置审批的制度安排就是在商事资格登记前的营业准入许可制度，可见，营业准入许可是对商事资格登记已取得的经营资格的叠加审批，因此如无特殊限制要求，取消前置审批并不影响商事主体既有资格权利的完整性；据了解，不受市场准入限制的已注册企业，即无须前置审批的商事主体，在广东省超过了工商企业总数的半数以上。

审批事项互为前置是行政审批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是由政府职能的整体性与审批部门的分散性造成的，并取决于申请人办理项目的复杂性、关联度，因此，前置审批是否合理、前置事项是不是过多过滥，不能简单地标签化。在商事登记中实行前置审批主要体现了权力的“理解”：一是出于政府整体管理的需要，对企业注册登记采取“一揽子”审批有利于保证商事主体履行应尽的社会义务。二是希望通过严格审批来保证商事主体的质量，提高商事活动的安全性，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市场失灵的风险。三是掌握相对完整的行政相对人信息资源，便于行政监管，提高行政管理的针对性、便利性和有效性。前置审批的制度安排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商事活动的复杂性，忽略了市场经济应是信用经济的本质，对市场经济能够通过商事主体的自由交易配置资源、校正行为和维护秩序的能力尊重不够。[5]

（五）形式性与实质性审查。行政审批的审查方式分形式性审查与实质性审查，一般而言，采取哪种审查方式是由审批事项的内容、要求和作用决定的，是由审批部门对该审批事项的理解、重视和需要决定的，也是由这个国家的法治程度、文化传统和市场完善程度决定的，总而言之，审查方式是政府权力的体现。世界各国商事登记的审查方式并不相同，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形式审查，认为注册登记乃是企业设立的一项法律程序，政府对企业的登记主要是提供一种权威而统一的程序，登记机关对于注册申请文件，只从形式上审查是否合规，也就是“只审查不负责”。二是实质审查，登记机关既要从形式上审查登记申请文件是否合规、是否齐全，而且还必须对申请文件所记载事项是否真实、合法、有效加以审查，承担了注册申请人应自己承担的真实保障、真伪裁断的责任，也就是“既审查还负责”。三是折衷审查，登记机关可以视需要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有对登记申请文件进行实质审查的权力，但无须承担实质审查的义务，也就是“有权审查但不负责”。[6]

我国现行的商事登记制度采取了实质审查的审批模式，实质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注册资本、经营场所、营业准入等，这是由植根于我们独特的国情背景所决定的。比如，企业注册资本制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三次公司清理整顿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公司法》对设立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首期实缴数额以及严格验资程序都做了明确规定。《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施行细则，连续出现了企业住所、经营场所和场地等不同概念，也需要加强鉴别管理。

商事登记采取实质审查方式，必然实行注册资本实缴制，并附带严格的验资程序（在公司取得营业执照前注册资本需存放在银行验资帐户），这就提高了公司设立的资金门槛，降低了资本利用率，拖长了公司设立的时间。住所登记对应的是商事主体，而经营场所监管对应的是商事主体的经营行为，对营业执照地址登记的实质审查，住所登记的功能由送达地公示和管辖权确定作用变为经营活动符合安全的要求。对住所登记的实质审查，加剧了无照经营，也使得商事登记承担了对违法建筑的监管职能。事实上，只要违法建筑不当然是危险建筑且不被，就没充足理由禁止违法建筑内的居住和经营行为。商事登记的年度检验制度实质上是企业经营资格的继续确认，或者说是对营业执照所代表的合法经营权（含营业准入）的确认程序。[7]“宽入严管”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必然要求改变审批方式，解放商事登记，使其无须再承担实质审查的责任，也意味着商事主体的诞生将变得极为便宜。商事登记采取形式审查方式，《行政许可法》在第三十一、三十四和五十六条都给予了法律支持。

（六）商事登记制度的立法。商事登记制度、营业执照核发关系国家统一市场的建设，改革涉及法制统一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基本问题，还需要面对更多的不同层面的现实问题。现行的商事登记模式是否为商事活动提供了合理的行为范式？现实存在的登记受约束、不登记反而不受监管的怪状，是制度设置的原因，还是行政体制或行政管理原因造成的？“严进”可能诱发商事登记中的形式化、隐秘化的做法，对商事登记进行减负，“宽入”如何促进有效、有序和自由、安全的市场环境的建立？取消前置审批，但在营业准入的法律环境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会受到充分激发吗？

我国现行商事登记效力是整体主义的立法模式，申请注册企业不仅要具备法律制度所规定的主体要件如名称、资金、住所、组织形式等，同时还要取得涉及营业准入的拟经营项目的许可证，登记机关才能核发营业执照。虽然主体资格与经营资格分离立法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如香港地区的商事登记制度包括注册登记和商业登记，二者相对独立、作用各异，受不同的法例规制，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承担；对法律规定的特种行业的经营合法登记，实行的是与商业登记制度并行的许可证制度，在办理商业登记申请时，还须申请其他种类的牌照或被认可的专业资格。虽然存在争论，但迄今为止，世界主要国家均采取“整体主义”的立法模式是不争的事实。[8] [9]

在以行政机关作为商事登记机关的国家，都采取了中央机关统一主管的模式，确保在一国范围内行政管理上的统一性和登记效力上的权威性，这也体现了统一大市场的要求。

六、结语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层意义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使政府管理从主要依赖事前的审批式的职能管理向主要通过事中、事后监管的服务式的职责管理转变。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既是一个各种观点纠结在一起的非常复杂的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必须在实践中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的具体工作；既是一个伴随着大量争论的非常严肃的法律问题，又是一个涉及政府改革的重大决策；既是一个促进市场繁荣、企业发展的方式和手段，又是一个为了实现加快发展需要相应调整的管理方式和组织形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科学理性地对待。广东及深圳的改革探索和多方实践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拉开了一个沉重的体制、制度和管理的大幕，期待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综合配套改革的跟进，起到对全国统一的“商事登记法”的催生作用，此事不应再拖下去了。

[参考文献]

[1][6] 王妍.商事登记中行政权力定位的理论思考[J].北方法学，2009（14）.

Wang Yan. Theoretical Though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Orientation in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Northern Legal Science， 2009（14）.

[2][4][5][8] 王令浚.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研究[M].对外经贸大学博士论文，2007.

Wang Lingjun. Research on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Legal System.Ph.D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2007.

[3][7][9] 福州市工商局课题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初探[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3（5）.

Research Group of Fuzhou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ureau. Study on Commercial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2013（5）.

Interpretation of Business Registration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on Business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ation Practi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Shenzhen City

Ai Lin Wang Gang

[Abstract]Business registration reform， featured by easy market access and strict management， was introduced in Shenzhen and Zhuhai， Guangdong province on 31 March， 2013. It aroused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has had a domino effect on the social ecology， market environment，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gion.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sum up experience with the reform when necessary. As a mechanism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gulate the market， business registration requires administrative permit， and legalizes the approval of business players and their operation capabilities by way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Reform of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system， which is a cornerstone to the market economy， is relevant to the reforms in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func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business registration law”， interpretation of th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provides analysis and answers in both practice and theory to the problems and confusions with advancing business registration reform.

[Key words]business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ation， administrative license

行政审批论文范文第4篇

一、完成的主要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税收执法督察工作，围绕工作大局，突出监督重点。今年4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执法督察规则》颁布实施，结合区局要求我处及时安排本年度执法督查工作，6月初，为迎接区局执法督查检查组，由法规处牵头组织，征管处、税政一处、税政二处、计财处、信息处共同组成检查组，对天山区地税、县局20__年5月至2013年4月的税收执法情况开展自查工作。以区局执法督查内容为重点，由各业务处（室）分别制定《检查项目表》，内容包括检查路径、检查方法、抽查比例等。对查出的问题，当场进行反馈，并要求天山区地税、县局限期进行整改。此次的考核结果纳入市局目标管理考核。

（二）接受区局督察内审组对我局税收执法及相关工作进行检查。作为被查单位我处积极配合督查工作，认真梳理督查结果，积极落实整改意见，及时出具反馈报告，为后期的整改工作打下基础。使我局今后的税收执法工作质量进一步提高。

（三）结合税收工作实际，扩大执法督察范围。2013年1月，我处组织人员对全市各区（县）局20__年至今，正在执行和已经终止的委托代征业务进行了摸底调查。对委托代征的范围、税种及计税依据、代征期限、票证管理、手续费支付比例及支付方式进行了检查规范，使执法督察触角涉及到税收工作的各个层面，为我局执法监督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打下基础。

（四）认真开展制度廉洁性审查和优化税务行政审批检查工作。今年4月，对全局系统各项规章制度和税务行政审批项目的检查，市局系统没有违规出台各项制度的现象，但是仍存在审批时限过长，审批程序过多，增设审批项目的问题，通过检查要求各单位都予以清理和整改，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纳税人，优化了纳税服务质量。

（五）认真完成税收宣传月和法制宣传教育及培训工作。

1.配合市国税局牵头开展税收宣传月活动，联合税政一处、二处，第一分局、征管处在“亚心网”进行“局长话税收”在线访谈节目，通过税务干部与广大网民直接交流，答疑解惑，解决纳税人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

2.认真整理归纳税收政策热点问题，通过案例的形式，运用纳税人通俗易懂方式在《晨报》、《晚报》、《经济报》等媒体开辟专栏，进行税收政策的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在报纸开辟专栏，对5起税务违法案件进行实名制曝光，对税务违法行为纳税人起到了震慑作用。增强了全社会依法纳税的责任感。

4.结合税收宣传月在全局系统开展第十个“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并按要求上报总结。

5.组织全系统干部1300余人参加公职人员学法考试，购买教材，辅导培训，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指派人员参加全市统一闭卷考试，进一步增强了全体干部依法行政、维护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意识。

6.按照年初我处的培训计划，从市委党校聘请教授对市局系统业务骨干进行依法行政业务培训，对依法行政、《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系统学习，并通过测试提高培训质量。

（六）进一步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完善业务类文件审核流程。按照规范性文件管理范围“宜宽不宜窄”的原则，我处对各业务处（室）出台的文件纳入管理，各处（室）草拟的文件提请我处审核，属于规范性文件的，按《乌鲁木齐地方税务局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操作规程》的规定制发；不属于规范性文件的，按公文处理流程制发。有效防止不当“红头文件”出台。

按区局要求完成《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实施后相关情况统计表及分析报告，为进一步做好规范性文件的管理打好基础。

（七）税收政策调研工作

1.3月中旬，乌鲁木齐国际税收研究会召开一届六次常务理事会，总结了20__年度研究会工作，讨论了2013年工作要点；宣读了20__年度优秀税收科（调）研论文表彰通报，为获“优秀论文组织奖”的五个单位颁发了奖牌。同时安排部署了2013年度课题和研究方向。

2.今年，乌鲁木齐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申报采取三个层次的形式，即：重点课题、专项性课题、群众性课题相结合，重点课题和专项性课题注重深层次理论研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群众性课题注重可操作性的探讨，相辅相成，理论服务于实践。今年研究会确定重点课题2个，专项性课题7个。

（八）上半年审理重大案件2起，涉税金额1901多万元。

（九）其他工作

1.制定并报送《乌鲁木齐市地税局法治机关创建活动实施意见》，不断完善依法行政工作各项制度。

2.上报市 人大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

3.向市法制办报送法制信息13篇，动态反应我局依法行政工作情况。

4.为全面做好“六五”普法工作，总结上报《乌鲁木齐市地方税务局“六五”普法中期自查总结》，查遗补缺，认真做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5.按照市局统一安排，完成维稳工作任务，听从指挥，统一行动，全处人员按时到岗，无一人因个人私事影响工作，体现了很强的团队意识。

二、存在的问题

1.与上级机关及相关处室的沟通、协调不够，造成有些工作被动，今后要积极加强与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区局及市局各业务处（室）的协作、交流，增强工作主动性。

2.我处上半年人员变动较大，有两人调区局工作，新增人员需要一个适应阶段，工作中会出现衔接不畅的问题。

3.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下半年工作安排

1.积极与征管处配合，完成好下半年的税收执法督察工作。

2.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工作，同时提高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工作效率。

行政审批论文范文第5篇

一是突出抓好重大活动通信保障工作。认真做好春运、“两会”、“第五届中国国际旅游节”及“中国兴化第五届千岛菜花旅游节”期间的无线电通信保障工作；积极组织和配合教育、人事、公安等部门，加强对各类考试期间的监测监听，圆满完成研究生入学考试、省公务员考试、高考、大学英语四、六级、会计师、卫生执业资格考试期间的无线电保障任务，查获作弊案件一起，抓获作弊嫌疑人2名，压制可疑无线电信号5个，有力地打击了利用无线电实施作弊的违法行为。我办被市政府表彰为“全市应急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二是突出抓好无线电管理“三服务”工作。走进公安局、文广新局、供电公司、通信运营商、长江通信管理处等单位，沟通了解重点设台单位无线电台站设施及发展、改造情况。与公安局分管领导探讨了关于拓展打击对讲机犯罪等方面的业务合作领域，与公安刑侦、治安支队相关负责同志研究制定了关于流动“伪基站”的查处及联合执法等相关工作流程；与市文广新局负责同志交流了擅自设置使用卫星电视干扰器的管理措施，就联合查处擅自设置使用卫星电视干扰器进行磋商，向通信运营企业了解《市城市移动通信基站规划》执行情况，帮助其解决在基站建设及运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是突出抓好台站规范化管理工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省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根据省无管局《关于开展全省无线电台站规范化管理专项活动的通知》要求，认真扎实开展无线电台站规范化管理工作。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组织领导、工作任务和相关要求，与市经信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市无线电台站规范化管理专项活动的通知》，组织内部培训，集中学习相关文件并按要求进行B数据库清理。

强化六项工作：

一是强化依法行政工作。上半年，我办共受理行政许可事项17项，办结17项，办结率100%。开展行政执法11次。根据网民举报，对兴化市林湖乡广电站违法使用卫星干扰器现象进行了查处。4月，联合公安、广电等部门共同查处建市以来首起非法设置电台案。6月，会同长江通信管理处、长航公安派出所、边防联合在长江段开展了“坚决取缔大功率电台保障船舶航行安全”专项活动。活动共检查机动船舶25艘，现场发放宣传资料40余册，为船主提供法律法规咨询服务20多人次，现场拆除违规电台1部，对个别船舶电台超功率使用船主给予批评教育。开展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工作，经请示上级、专题讨论、调查研究等方式，决定保留原有6项行政许可项目，并上报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二是强化频率台站管理工作。上半年，我办共依法指配频率44个，收回频率6个，办理新设台站73个，为船舶申请呼号2个，核查执照到期台站58个，换发各类到期无线电执照267份。开展各项工作调研，探索加强频率台站管理新方法。对全市业余电台进行清理登记，整理形成我市业余电台管理情况调研报告，从现状、变化及下一步管理建议等方面对业余电台管理提出了意见建议；加强对重点工程、重大项目频率资源调研和服务保障工作，走访市重大项目办，了解2013年我市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的建设情况，分析其频率需求并做好统计工作，收集汇总频率需求情况并上报省局；组织开展无线电发射设备生产企业调研工作，对全市无线电产业进行摸底，了解无线电发射设备生产企业的生产产品、配套产品以及在研产品情况，形成调研报告并上报省局。

三是强化无线电监测检测工作。上半年,完成对四类常规频段占用度监测，累计固定监测4962小时（其中2个固定站共监测2162小时、4个小型站共监测2800小时）。结合我市实际，研究制定了重点频率保护实施办法，重点加强对航空导航、铁路调度、供电附控等频率保护性监测，累计监测1023小时。查处了大众汽车特约维修站等非法不明信号13个。迅速排查了电信分公司、泰兴兴浦化工、火车站等设台单位干扰投诉7起，维护了设台单位的合法权益。对靖江太和港务、靖江国信港务、泰兴豪庭国际大酒店等单位进行了频率预指配监测，共监测预指配38个频点，进行新设台检测70部，执照到期台站检测235部，检测合格278部，合格率91.1%。

四是强化无线电管理宣传工作。认真做好“防灾减灾活动周”和“节能宣传周”相关宣传工作，协调移动、电信和联通三家通信运营企业向全市手机用户发送公益短信，宣传防灾减灾和节能知识，取得较好社会效果；积极参与第十七届科普宣传周活动，接待区市民代表和科普志愿者40余人实地参观市无线电科普教育基地。加强信息宣传工作，健全信息宣传网络，明确专人负责，制定考核指标，定期通报讲评，上半年，我办在市及以上各类媒体发表信息140篇，并有7篇专业论文被《人民邮电报》、《中国无线电》等国家级媒体刊用。

五是强化县级无管建设。制定下发了《2013年市（区）无线电管理工作考核细则》，从组织领导、台站管理、信息宣传、设台服务及配合上级开展工作等方面，制定了科学的考核评分办法，并与各市（区）经信委签订了无线电管理工作目标责任书。在开展台站核查、行政执法、设台服务、设备检测、重大活动保障以及规费征收等专项任务过程中，注重与市（区）经信委协调联动，有力推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对市（区）无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请示事项，及时给予解答和回复，并结合工作进行面对面的指导和帮助。

六是强化机构自身建设。扎实开展机关绩效管理工作，年初确定年度重点工作目标并被列入市经信委年度工作目标计划书，细化分解制定每季度工作考核内容和目标完成时限，及时上报目标计划完成情况。认真开展规费征收工作，全面实行收费公示制度。规范财务和资产管理，4月份，我办通过了市经信委组织的财务内审，根据省局文件要求，按序时进度认真开展无线电基础和技术设施资产清核和分类登记工作。规范车辆使用管理和公务接待制度，完善了报批程序。

回顾上半年的工作，基本做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但是在创优创新、专业论文的撰写等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我们将在下半年工作中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改进。

二、关于下半年工作

下半年，按照省局和市经信委统一部署，重点围绕全年工作考核指标，继续抓好十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参与做好亚青会保障工作。根据省局明确的工作任务，积极参与做好现场保障工作，严格遵守工作纪律，认真开展工作协调，恪尽职守，勇于争先，展示无管办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工作作风。

二是切实加强对重点频率保护性监测。认真完成重要时期、重大活动期间以及有关考试期间的无线电通信保障任务。

三是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工作。根据全市效能监察要求，认真梳理权力事项，办理网上运行事项“零差错”，定期排查不足，不断完善提高。优质高效完成绩效考核工作目标，许可事项按时办结率100%，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工作规范有序。

四是认真做好台站规范化管理工作。认真做好频率台站库的完善工作，开展广播电视、雷达站、专业固定台和移动通信基站检测。加强铁路系统无线电台站管理，建立健全台站资料，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推进全市无线电台站规范化管理。

五是积极争创全省无线电管理宣传工作先进集体。认真筹划与组织条例宣传月活动，加强信息宣传，完成信息、论文撰写工作目标。

六是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定期开展执法检查活动，对不明信号查处、考试作弊等工作进行认真研究，提高案卷制作的数量与质量。

七是夯实基础技术设施建设。加强固定站、小型站、移动站、便携设备的巡检维护，进一步完善设备网络的规范化建设，安装应用设备网络规范化管理系统。

八是进一步做好不明信号和干扰查处工作。建立与完善非法不明信号定期查处机制，及时监测和查处违规设台行为，及时排查设台单位干扰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