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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企事业改革的深化,企业、事业劳动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应当引起注意。一是就业岗位的不足,导致劳动力过剩。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国有企业出现了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社会现象。二是由于体制不完善,使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存在两类用工的问题。固定职工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和养老、医疗保障;临时用工工资低且工作不稳定,没有养老和医疗保障。三是国有企业在体制改革或事改企过程中,事业单位部分人事员工与正式工在工资关系以及合同期限存在差异。这部分人多有后顾之忧,大量职工的利益受到损害。四是事业单位改革中,工资福利退休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岗位设置、竞聘上岗引起广泛关注。五是企业工会组织传统的工作运行方式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工会在保障职工权益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六是政府机关及职能部门缺乏对企业的有效约束,行政不作为的问题日渐突出。有些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对一些企业违反劳动法规的问题视而不见,漠然处之,使企业侵犯职工权益的现象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上述问题的存在,对社会和谐产生着非常不利的影响,既损害了员工的合法利益,又损害企事业单位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需要采取的几项措施
(一)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科学适用的利益协调机制,使劳资双方通过自我调整,获得双赢互利,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措施。因此,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必须坚持公正、公平的原则,课逐级建立政府行政部门、工会组织、用人单位共同参与的三方协调机制,并将其作为一种协调劳资双方利益的载体和平台,及时协调解决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纠纷和矛盾。只有通过正当途径主张劳资双方各自的利益,才能避免各类矛盾的沉积而引发社会问题。
(二)建立健全权益保障机制。和谐的劳动关系应是双方的权益都能得到保护,而不是保护一方的利益,侵害另一方的利益。特别是要对弱方要有更多的保护,防止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因此应建立一种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机制,帮助其实现自身的合法利益,让他们分享社会进步的红利。
(三)建立有效的管理控制机制。有效的管理控制机制是指运用法律法规等强制手段,对劳动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作出迅速反应,对侵犯对方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和及时处理。加强管理控制体系的组织建设,建立一支能够快速反应的劳动保障监察队伍,制定突发性重大劳资纠纷处理办法,扩大劳动保障监察的覆盖面,使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确保对劳资关系实施有效的动态管控。
(四)建立良好的矛盾疏导机制。经济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客观存在,要防止利益矛盾演变为冲突事件,就必须有良好的矛盾疏导机制。应建立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协调小组、完善工会与企业的沟通协调制度、规范劳动保障来信来访调解制度、开通劳动保障电话咨询服务专线等,使劳资纠纷得以及时疏导,防止矛盾积累沉淀,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五)建立敏感的预警机制。建立健全劳资纠纷预警机制,可以及时发现和预防重大纠纷和社会冲突事件,有效防止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事件蔓延扩大。建立企业工资发放监控系统,完善重大劳资纠纷处理办法、重大劳资纠纷报告制度,组成劳资关系预警机制,确保政府机关能够对各类重大的劳资纠纷予以准确的管控,为各类重大矛盾的处理赢得时间。
(六)按政策依法推进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依法与在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和接续社会保险关系。完善过渡政策,从税收优惠政策,离退休人员待遇给予保障。
三、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重点扶助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阶段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扶助弱势群体,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关爱互助环境,更要有具体的可操作措施。可采取调整经济结构,广开就业门路,赞助公益事业等办法,努力形成全社会关爱弱势群体的氛围。要进一步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整体素质,改善弱势群体自身由弱变强的能力。对长期不能就业的职工,应当提供他们力所能及的劳动机会。
[论文摘要]构建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笔者从分析图书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出发,探讨图书馆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途径。
2004年9月,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同时也向全党提出当前历史任务,给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大方向。只有和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健康稳定,国家才能长足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构建和谐社会,就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努力追求的理想。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事业中,图书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图书馆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彻底改变观念,体现和谐社会精神,对此图书馆要有清醒的认识,本文拟从图书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图书馆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途径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求教于同行。
1图书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1.1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图书馆在体现自身价值、寻求政府支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充分重视。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和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地方政府看到了图书馆在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最大限度降低了图书馆社会效益的非直接性,凸显图书馆的社会文化价值。图书馆在调整职能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为当地经济、文化事业做贡献,更好地为地方领导的“政绩”锦上添花,甚至雪中送炭。图书馆尽量贴近国家政治重心,紧密联系当前实际,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一是围绕国家“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国民素质。发挥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财富保存者和社会教育、知识传播者的作用,真正体现图书馆作为社会大众深造、进修、终身教育的“没有围墙大学”的功用;二是抵御文化侵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当前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明显,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人类许多文明瑰宝、精神财富正受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腐朽文化、拜金享乐主义的无情侵蚀,许多优秀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有的遭到损害,有的甚至已被湮灭、同化,有的危在旦夕,对人类文明安全、各国文化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前提条件,一旦一个民族的文化消失了,这个民族也就从世界民族之林中消失了。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财富保存者能够担当起抵御资本主义文化侵略的责任和义务,起到保卫我国文化安全的战斗堡垒作用,因为图书馆有识之士深知,一旦文化消亡了,图书馆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1.2开展文化活动、丰富人们业余精神娱乐生活
最根本的目的是确实发挥图书馆的作用,图书馆贴近国家政治重心,发挥社会功能,密切配合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开展丰富多彩、卓有成效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活动。比如福建省图书馆邀请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易中天到福州开题为《城市个性与城市文化》的讲座,近千人的场地座无虚席,受到了福州市民的热烈欢迎,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也使得公共图书馆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得到提高和加强。又如,最近易中天、于丹、纪连海深受老百姓喜欢,其书《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纪连海新解乾隆朝三大名臣》颇得大众喜爱,正处热销之中,尤其是易中天的《品三国》,引起了广大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公共图书馆抓住机遇,多购入这些书及相关图书,加强宣传,让更多的读者到馆借书,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体现价值。
图书馆在提高我国公民国民素质,抵御西方文化侵略,保护传统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占领文化阵地,丰富人民大众文化生活等社会建设中体现了巨大价值,图书馆在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缩小信息鸿沟方面也有重要作用,上述的图书馆功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
1.3为地区实现文化战略添砖加瓦
图书馆改变观念,改善自己在社会公众心中的形象,贴近国家政治重心,体现自身社会文化价值,进而改善自己的生存、发展环境。在当前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中确实发挥出公共图书馆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贡献,从而让政府看到公共图书馆存在并发展的重要意义,争取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实现地区文化战略添砖加瓦,尤其是处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图书馆,如广东、上海、北京、深圳、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经济发展状况良好的省、市,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相继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强市的战略目标,图书馆抓住机遇,调整好职能和目标,努力开展工作,在省市实现文化战略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并且达到自身快速健康发展的目的。
2图书馆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途径
2.1改变观念,积极参与
长期以来,图书馆工作人员意识上形成一种错误观念,认为自己是国家工作人员,岗位属于事业单位编制性质,干好干坏一个样,一不会下岗,二不会少拿一分钱工资,一旦捧上了这个饭碗就不怕失业下岗,具有浓重的“吃皇粮”、“铁饭碗”思想。图书馆工作人员应改变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理念,积极参与和谐社会建设。
2.2建立相关制度,优化管理
当前,图书馆没有建立有效的人员“出口”和人员激励机制、工作考核制度。因此造成图书馆工作人员被动地为社会大众服务,等着读者上门借书,观念保守,甚至有的馆员素质低下,常与读者大众发生纠纷。且不论国内发生的“国图事件”和“苏图事件”,馆方和读者谁对谁错,他们已使公共图书馆甚至其馆员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加上图书馆与大众媒体沟通不足、有的馆员又与读者沟通不足,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公众形象已在某些程度上陷入困境,这不利于图书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故图书馆应建立人员分流机制和业绩考核制度,并制定相关处罚措施,对于考核不合格者应先予以教育,对屡教不改或是无法胜任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或轮换岗位,再不合格者直至分流,取消“铁饭碗”制度。此外,还应建立图书馆从业人员资格准入制度,严把公共图书馆“进人关”,逐步吸收高素质的人才到图书馆工作。2.3加强图书馆职业精神教育
部分公共图书馆员缺乏较强的职业精神和职业荣誉感,对图书馆工作这一职业缺乏正确的认识,图书馆员敬业精神淡化。因此,应加强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提高馆员素质,在对馆员的教育和考察方面,要业务技术和人文素养并重,使馆员对图书馆职业价值的认识上升到哲学高度,意识到自身作为社会公众信息公平获得使者的巨大价值,意识到自身作为社会文化、知识传播和保存使者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尤其是在保障社会底层民众信息公平获取权方面,更是不可替代。
2.4加强公共图书馆的财务管理
一是加强馆员教育,使其形成节约意识,制止铺张浪费,节省办公费用,并且建立监督机制,把节约纳入馆员考核范围,与馆员的职称评定和职务提拔相挂钩,有效制止浪费;二是要做好基础工作,强化规范化管理,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设置独立的财会机构,配备称职的财务人员,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加强财务监督;三是要做好预算管理工作,加强和提高公共图书馆的财务管理水平,争取实现图书馆财务管理的良好运转,节约不必要的开支。四是要优化资金的配置,有的馆领导宁愿买大部头书以充当“镇馆之宝”,而对群众喜欢阅读的图书购之甚少,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把有限的资金用在购买读者喜欢的图书上面,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促进社会公众信息公平获取,构建和谐社会。
2.5改善图书馆工作人员待遇
馆员待遇差,比如高校图书馆专业人员,在学习进修、职称评聘、职务提拔及科研条件等方面,都比高校系统的其他知识分子群体来得差。待遇差又造成社会地位低下,馆员一有机会就“跳槽”从政或另谋高就,把图书馆工作当成“副业”,另外再搞一个“正业”,做事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只有改善图书馆工作人员待遇,才能够稳定“军心”,保证图书馆从业人员队伍的稳定性,促进和谐。
2.6积极开展公关活动,促进图书馆事业与社会文化事业的和谐发展
当前,图书馆应为保障社会公民信息自由获取权利以及社会弱势群体信息平等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与此同时,积极开展公关活动,并体现图书馆的社会文化价值,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身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图书馆事业与整个社会文化事业的良性和谐共同发展。比如广东省佛山市石湾区图书馆在促进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同时争取到作为社会公众一员的苏李秀英女士150万元捐款,图书馆在获得社会支持后既促进自身更好地发展,又回馈社会,投入到社会文化事业中,从而实现图书馆事业和社会文化事业的良性循环发展,这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
总之,图书馆工作人员应从思想上意识到“吃皇粮”思想的错误性以及图书馆职业精神的欠缺,彻底改变观念,确实为社会大众提供良好的服务,强化图书馆工作职业荣誉感,树立危机意识,加强沟通,力图改善并提高图书馆及馆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事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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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无论是按照基尼系数来衡量,还是按照收入分组还衡量,我国的贫富差距都已经进入世界上收入分配很不平等国家行列。在绝对的水平上,我国的贫富差距要比西方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有人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是城乡二元结构,基尼系数等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应该在城乡内部分别计算,城市算城市的,农村算农村的。这样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世界上一些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往往也是城乡二元结构。比如,巴西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但巴西的贫富差距也有相当部分是由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那么,这些国家是不是也要城乡分开计算贫富差距?进一步推论,有的国家贫富差距大,是不是贫富也要分开计算?
有人努力掩饰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也许是用心良苦,即担心注重利益关系的调整会影响经济发展,是在为继续坚持效率优先进行论证。其实这是一种缺少分析的看法。必须看到,在最近几年间,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在发生变化,需求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而且,能不能形成相对充沛的内需,是关涉到我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经济是否能够持续高速度发展的关键之所在。而要形成足以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度增长的内需,必须以调整利益关系为前提。现在的现实是,过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抑制需求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我国社会中20%的人拥有整个社会80%的财富,而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这个说法虽然有些简单化,但大体可以为多次调查的结果所证明。现在的问题是,拥有80%财富的那20%的富人,虽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开始处于饱和状态。而拥有20%财富的那80%的穷人,虽然有多方面的需求,但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这样的贫富格局不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是不可能旺盛起来的。
从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意义上说,协调利益关系,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是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现实的背景是,通过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因此,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要使市场经济体制能够顺利运转,我们必须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建立起来。
协调利益关系,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
调整社会中的利益关系与格局,当然需要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但更重要的是要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很重要,但机制更根本。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无例外地存在这个因素。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与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的两极化结构就开始形成和定型化,伴随这种定型化过程的是社会能力和社会权利的失衡。在强势群体一方,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而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弱势群体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弱势群体拥有的众多人口与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代表的比重是很不相称的。而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弱势群体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在这样的体制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在有关利益表达的讨论中,人们更多强调的是利益表达对于弱势群体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不全面。实际上,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利益表达不仅对于弱势群体,就对于其他群体包括强势群体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调节利益关系的基础是规范财富分配
而在政策和体制的层面上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前提是规范收入分配制度。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非规范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用诸如个人收入所得税等常规性手段进行有效调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过程已经比较有限。可以说,没有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规范化,任何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具体政策措施,在实践中其效果都要打很大的折扣,甚至不能发挥作用。
分析一下近年来我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具体状况,特别是贫富差距演变的具体过程,就可以发现,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处于失控的状态。进入21世纪之后,政府对社会中利益关系失衡的状况开始给予很高的重视,并采取种种措施,以遏制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发展。但从效果上来说,预期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贫富悬殊的趋势仍在扩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关键是与收入和国民财富配分有关的制度安排处于混乱之中。
我们可以以2002年为例,来看看在这一年里,我们共创造了多少财富,这些财富是通过何种渠道,以何种方式进行分配的?这些财富都分给了谁?政府有关部门能不能监控这个分配过程?2002年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年头,这一年我国GDP首次超过10万亿大关。如果将折旧的因素忽略掉,可以粗略地说,这一年我们这个社会创造了10万亿的财富。下面我们就看看这10万亿是如何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中进行分配的。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块是企业的利润,大约1万亿;第二块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大约2万亿,其中预算内收入为1.5万亿;第三块是城镇居民的收入,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如果城镇人口按4.8亿人(2001年的数字)计算,2002年城市居民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将近3.7万亿。第四块是农村居民获得的收入,200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如果农村人口按8亿人计算,2002年农村全部居民的纯收入将近2万亿。这四块加起来共8.7万亿。也就是说,还有1.3万亿找不到主儿,其中包括折旧、非货币化的部分、计算的误差等。应当承认,上述的计算是非常粗略的,当中有重复计算,有误差等,但大体还是看得出来我国国民分配的大致格局。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共10万亿的财富分配中,有1.3万亿找不到主儿。但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城市居民3.7万亿的收入中。这一块比重是最大的,而同时又是最模糊的。因此需要对这块财富的分配加以认真的分析。在这一块中,有一个部分是“工资总额”,按照统计部门的标准,“工资总额合计”是指国有、集体和其它所有经济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等。在2002年,工资总额约1.2万亿。3.7万亿去掉1.2万亿,还有2.5万亿。这2.5万亿包括城市中的个体职业者的收入,包括股息、利息、租金等收入。但我们知道,这几块加在一起,远达不到2.5万亿。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灰色状态,不过我们尚没有办法知道确切的数字或比例。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城市居民收入中,除了工资总额部分是处在国家的监控之下外,其余的2.5万亿,即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二,是处在国家的监控之外的。除此之外,我国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存量资产介入了分配,其中最主要的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在强征农民土地上获得的级差地租。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每年以不规范的方式分配的财富比例是相当大的。
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非规范化,给调节社会中的利益关系造成了一系列的困难。
首先,税收无法实现对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有效调控,有时甚至起相反的作用。在有的国家中,人们在税前收入的差距可能会很大,但经过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调节,这种差距会大大缩小。但在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显然还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结果是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其次,政府难以分辨富人和穷人,再分配的调节措施难以准确落实到人头。在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则将落实低保对象的任务交给了居民委员会。于是就出现了养宠物不能享受低保、使用手机不能享受低保等荒唐但却无可奈何的标准。
再次,工资占GDP的比例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工薪阶层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应当说,即使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比较,这个比例也是相当低的。
以理性和制度化的方式化解冲突
在过去20多年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分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这意味着社会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而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发生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将会成为一种频繁发生的、常规化的社会现象。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利益冲突中的是与非,我们要关注的是冲突的内容与性质,以及化解冲突的具体方式。
事实上,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在利益多元化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并不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类似现象的存在,在世界上是一个通例,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其利益矛盾和冲突比我们社会还要严重。但在这样的社会中,虽然严重的冲突有导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比如象前一段时间法国的骚乱,但在一般情况下,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社会互动方式,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进一步说,即使某些严重利益冲突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实质上导致冲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表达,而是利益对立的本身,甚至有时恰恰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民生新闻;和谐社会;辩证关系;注意并解决问题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5-0066-02
1 报道民生新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
构建和谐社会与报道民生新闻,二者联系有机而紧密,是一种辩证关系。
联系和发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律的总纲,表现在报道民生新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辩证关系上,也就是二者紧密关联,相互促进其对方的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要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代价太大的矛盾,力倡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力保环境不受污染、生态不被破坏。一句话:人与自然共在,人与自然和谐。而报道民生新闻,则要力避以人为经济增长中心,却忽视或甚至忘记了人赖以为生的自然资源环境之以往一般新闻的报道习惯,它将更加监测着人与自然共生、人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科学取用以及人的生活环境、生存环境状况。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或者严重危机的时候,报道民生新闻只顾及一端“民众生活‘富’”,却没有顾及另一端“不远的将来资源环境‘穷’”,采取“头痛医头(头痛就报道说“头痛”)、脚痛医脚(脚痛就报道说“脚痛”)”而不是联系起来看问题,采取中、西医结合的辩证施治诊疗方法虽然可能会一时奏效,甚至会很有轰动效应,但对于长远来说,那种“杀鸡取蛋”的方法、弄得本枯末萎,只见眼前的生命,而未来人们却无法生存。就是说,以民生为出发点和归宿,注重资源与环境,不可耗损太大,报道中要以这样的经济增长来保民生。
构建和谐社会,就要统筹城乡,协调区域,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平衡。而报道民生新闻,则正如目光宏阔而辽远的“望哨”那样,对其中的统筹与协调、发展中的不那么平衡,与以往一般新闻的报道不同,多关注于未能统筹兼顾的另一方,没有协调一致的另一区域,或城或乡,或东南沿海或西北山峦,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中的失衡方面,作出其见微知著、扶斜补正的特殊贡献,此可谓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报道民生新闻,这方面要“目光远大”,绝不可以专于一点而不及其余,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注意平衡,这地区与那地区,城市与乡村,党委和政府在怎样抓、怎样做。有个统揽全局、保持基本平衡的问题,不能揪住一点民生问题,本来是再协调发展下去就能解决的,但是新闻报道者却没看远,举起关注民生新闻的旗帜,结果是帮了倒忙,新的更难克服的“不平衡”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人,主要在于组成社会的全体成员之素质提高和作风纯正。因而,促进社会和谐,其关键点还在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普惠社会美德。要培植勤政为民的意识,提高执政为民的能力。而报道民生新闻,从一开始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移风易俗作用,真可谓报道民声新闻,其“生”也逢时,“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不可忘记了:思想道德、精神意识的高尚与否,直接影响社会风气,而社会风气的好坏,间接地影响着民众生活,却直接地影响伦理道德、精神生产。把人民群众希不希望、满不满意、期不期待、相不相信,作为纯净社会风气、强化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唯一标尺,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文明建设和提振人民群众信心,应对危机,共克时间,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方面的报道,将从更深内容的层次上通过正确导向和舆论监督以进一步地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以上从内容上将“报道民生新闻”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二者进行了既综合而又略加归类的分析,便可以从中看出其两者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是报道对象、报道内容,而“报道民生新闻”方面则是舆论向导、舆论助力。这两者将会在并肩行进中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这也将极大地促进社会和谐,极力地推动科学发展。
2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报道民生新闻所值得关注的问题
说到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报道民生新闻所值得关注的问题,轻松一点说就是需要提醒的问题,严格一点说就是必须注意的问题。这里仅仅是就报道民生新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而言,因为报道民生新闻的活动显然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设历程之中,或者还只能说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这个部分还不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硬性部分,却恰好只是相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精神生产方面之软性部分,属于“软实力”,也属于“巧实力”,但它也必然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必须部分,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万万不可或缺!这里所主要列举的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报道民生新闻的主要问题,主要是指既属报道民生新闻方面的问题,又紧密联系着构建和谐社会方面。至于民生新闻还所能报道的其它方面却并不涉及,虽对报道民生新闻来说并非全面,但在此特别说明,尚希读者明察。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值得报道民生新闻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所要报道的民生新闻之时新性的提升。民生新闻既然是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事实的报道,终归是属于“新闻”一族,必须具有时新性,更不可仅只涉及民众生存日常生活琐事,并打着“平民”的旗号,来装饰报刊版面、或点缀广电节目、甚或摆设网址页面等。这就是把此类报道的时新性改为平淡化了,也便远离了新闻报道的正鹄。尤其在今天金融危机而严峻地冲击实体产业从而严重地影响到新闻媒介组织的经济收入支柱之一――产品广告宣传时,适当地报道民生新闻也还是要有新闻竞争的观念意识:应该尽可能地于“第一时间”做“即时报道”。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值得报道民生新闻关注的问题之二,就是所要报道民生新闻之主体性应该再商榷。这决不是与提出“民众立场”唱一反调。从新闻传播的实践活动来看。即便是再多的新闻传播媒介都把那些“三斤酱油、两斤盐”的餐饮生活之事给刊登完了,至于版面或节目、网页等新闻传播媒介,总是在“等米下锅”,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若照此看来,报道民生新闻那就是有选择的。既然是有所选择,那就肯定会有新闻“把关人”或新闻“守门员”,就有民生新闻采用的主观立场,即民生新闻的主体性,所报道的民生新闻之主体性应该突出或加强,如果失去了民生新闻由专业新闻传播工作者选择的主体性,并且逐渐增强其主体性的意识,民生新闻就很可能成一杯无味的“白开水”,终究会被有品牌的“绿茶”所取代的。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