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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投资结构 研发本地化 制造业价值链 知识密集型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入世”以后,跨国公司尤其是世界著名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异常活跃,世界排名前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或分支机构。在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连续8年居世界第二位后,2002年全年外资合同金额为827.6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经突破500亿大关,达527.43亿美元,我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的第一大国。
跨国公司国际化的进程是自下游环节向上游环节演进的,从销售到生产再到 研究与开发。随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可以 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营销本地化阶段。跨国公司在其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往往先在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等地设立地区公司,以对华贸易的形式将产品输入中国市场,同时熟悉中国大陆市场。在这一阶段,跨国公司开始向中国输出技术,主要采取出口成套设备或进行技术转让的形式,并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在转让设备的过程中寻找合作伙伴,为在中国投资设厂做准备。
制造本地化阶段。从80年代后期开始,跨国公司开始在华进行试探性投资,建立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1992年以后,这一进程大大加快。仅在1992年至1995年期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00多家大举进入中国,建立了数千家企业,这些企业一般以制造业为主。
管理本地化阶段。随着在华投资企业的大量增加及在华业务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加快其管理本地化的进程,并提出了建立投资性控股公司和地区总部的要求。在1993年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后,仅1994年至1997年期间,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投资性控股公司和地区总部达到100多家,其中仅北京就有69家,跨国公司通过设立投资性控股公司,将在华的独资和合资企业股份转让给控股公司,使资金、人员、技术等生产要素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和优化配置,以实现其投资管理本地化的目标。
研发本地化阶段。9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生产系统向中国市场转移也相 当明显。生产系统的转移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应的技术能力来对变化的本地市场作出反映,包括使母公司产品适应中国当地市场和开发针对中国当地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在这种形势下,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发生了新变化,即开始为其在中国市场的长期目标而进行R&D投资。可见,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发展,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不断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
随着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到来,中国与跨国公司合作的新阶段正在形成。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也在不断地调整:调整并加强在制造业的投资,把中国作为“世界的工厂”;在华设立研究开发中心,把中国作为地区研发中心;积极投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把中国作为营运管理中心。下一阶段,对于中国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造业项目,跨国公司进行新投资将比较谨慎。随着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现,营运管理中心的附加值越来越大;与制造中心相比,营运管理中心在跨国公司的作用也将越来越突出。总之,在未来5-10年,跨国公司将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并将中国全面拉入其全球网络。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由世界各国共同组成的分工体系形成了一个利润与财富的“食物链”,处于上游的是拥有高新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发达国家,处于下游的是 作为廉价劳动力、厂房和土地提供方和发达国家产品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想最终进入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核心大国的角色,就不能仅仅凭借和满足于低成本的劳动生产率、巨大的潜在市场,也不能主要依靠政府大规模,但不一定是高效益的投资来推动内需,根本之道只能是逐步的逼近世界先进的核心技术,并在一步步地掌握和消化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从而逐步进入世界经济利润“食物链”的上游,并获得更高的附加值。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结构的调整方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主要动因是利用我国当地生产要素或进入当地市场。对我国而言,主要是希望利用外商投资来解决资金、技术、管理等问题,从而促进国内就业、增加出口。这就决定了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产业领域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中,超过70%的份额投入到制造业领域,我国制造业通过与外商在合作中学习、在竞争中提高,产业的规模、水平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国际产业转移的加速进行,为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和研发基地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通过吸引外资进一步吸纳先进国家的中等技术产业和某些高新技术产业制造环节,加强我国信息网络技术产业对外合作以及吸收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改进传统产业、推进企业及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近几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通过积极的引进外资已凸现出两大中心地带――长江三角洲中心带和珠江三角洲中心带。目前,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及跨国公司已进入现代通信、计算机及软件、微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截至2002年止,长江三角洲已批准外商投资企业6400多个,协议引进外资已超过920亿美元。在珠江三角洲,深圳市利用配套能力的优势使加工贸易迅速向高新技术产业方向升级,2002年底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其出口总额比重达到23%。广东东莞市从事电脑信息产业的工业企业有近3000家。东莞利用“配套加工制造”这一独特优势已发展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瞩目的电脑信息产业加工基地。珠江三角洲已成为我国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外资的中心地带。在全球电子信息巨大的产业链中,我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已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年来,跨国投资产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服务贸易领域的跨国投资迅速发展,已占到全球投资总额的50%。这种趋势在未来一段时期的跨国投资中将会更加明显。首先是由于全球资本流动的日益活跃和各国金融市场的日益开放,不但为金融界的跨国投资提供了机会,也为其他领域的跨国投资提供了保证;其次是由于全球信息革命的深化和《基础电信协议》、《信息产品协议》等的实施,世界电信服务业和各国电信结构将大幅调整,市场开放步伐加快,传统电信业的跨国并购以及网络公司的全球扩散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为跨国投资的发展提供巨大推动力;第三,随着各国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度越来越大,传统制造业领域(如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的跨国并购,也在更深程度上依赖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我国制造业在跨国公司价值链中的目标定位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出现一种新的动向,即整个制造业价值链的增值环节明显向产品使用、维修等下游环节转移。世界产业结构的巨变和市场需求的回落,削弱了跨国公司在传统价值链中生产和销售的作用,使得许多按传统方式经营的制造业企业举步维艰。为此,许多跨国公司开始实施新的价值链策略,调整其经营重心。
以全球最大的美国汽车市场为例,近几年来美国汽车销售量一直维持在1500万辆左右,而汽车的维护数量与销售量的比率为13:1,此类现象同样在其他产业中也显现出来。与此同时,服务业占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上升到40%,而制造业仅占17%。对于许多制造行业(如计算机)来说,下游环节的营业额已是主导产品销售额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扩展制造业价值链的内涵,不断主动地开拓下游服务环节,已成为当代制造业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新导向。
例如,近几年来台商来大陆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产业。台湾八个主要笔记本电脑厂商都已经进入大陆内地,仅在苏州地区就有台湾六家笔记本电脑厂商投资。紧随其后来到内地的是电脑零部件服务商和产品供应商。继前些年台湾传统制造业掀起新一波大陆投资热后,近年来台湾服务业企业纷纷进入大陆,包括银行、保险和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
目前,在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主要部分,约为2/3左右;而服务业比重为20%左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全球服务业直接投资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约为50%)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层次偏低。由于市场准入方面的严格限制,截至2003年,我国在金融保险业、批发和零售贸易、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等行业的外商投资占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不足1%。
根据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作出的《服务具体承诺表》,我国服务业在金融保险、电信服务、商业、运输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将陆续取消。例如,入世五年内,我国银行业承诺取消所有地域限制,对所有类型的贷款不作限制;保险业则承诺逐步放宽最高股权限制,直至允许外资可以设立全资子公司;在分销业和零售业中,除对个别特殊产品有所限制外,其余都将逐步放宽设立企业的数量和对投资地域的限制;仓储、运输业在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情况下,放宽从业许可和股份限制,并给予国民待遇。
随着入世过渡期即将结束,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产业、行业导向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一项对欧盟136家在华投资企业的调查报告表明,欧盟企业对我国服务业的直接投资比重在未来将会明显上升,制造业直接投资比重将会有所下降。例如,在现有外商投资企业中,邮电通信的比重仅占3%,而今后欧盟来华投资企业选择该行业投资的高达57.4%,还有47%的欧盟企业倾向于投资金融保险业。
在当代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应深入研究我国在全球跨国公司价值链中的定位问题。以制造业为例,跨国公司价值链的下游环节,不仅能创造大量的营业额,还是公司重要的增值环节;与传统的生产环节相比,下游环节对投资规模要求较低,而创造的利润较高。一般而言,当代跨国公司在服务水平、管理经验、经营规模等方面都较我国企业高出很多,比较优势明显。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开拓制造业跨国公司价值链下游环节这一新的利润源泉,应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制造业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刘宏.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及趋势[J].安徽政协,2004(7)
2.王子君,张伟.外国直接投资、技术许可与技术创新[J].经济研究,2003(3)
两年前,深圳龙波手机行总经理张超足遇到捷信时,他与建设银行信用卡业务的合作刚刚告吹。面对一家自己从未听说过的捷克公司,面对一种从未接触过的消费金融模式,张超足犹豫了一如果跟这家公司合作,第二天款是不是能准时到账?下个月台作还能否继续?
龙波手机行的7家连锁店大多分布在工厂区,消费群体多为打工族,所以尽管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给了他免息的优惠,张超足还是不感兴趣,“没有多少人使用信用卡”。而捷信提出的小额消费信贷模式,看上去可以尝试。他仔细衡量了风险,“作为零售合作伙伴,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让他们进驻到店里,然后让我们的销售人员给他们介绍业务,对我们来说,并不存在很大的风险。而且理论上可以留住一部分平日会因价格因素流失的顾客。”另外一个让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则是,看到捷信已经建立的合作伙伴名单中有“苏宁电器”的名字。
通过这次谨慎的冒险,这家小手机行成为了捷信最早争取到的一批零售合作伙伴之一。
今年3月,由中东欧地区最大国际投资集团PPF投资的捷信公司,成为首个获批在中国建立消费金融公司的跨国公司,同期获得牌照的还有北银、中银、四川锦城等消费金融公司。与这些具有国资背景的消费金融公司不同,捷信在获牌照前已经开始了实战,目前它在国内已有超过800个零售合作伙伴和2000多个POS消费点。
2004g以后,PPF的拥有者《福布斯》全球百位富豪榜上有名的捷克人彼得・凯尔纳,便开始频繁飞往中国。他在中国的电器卖场、超市里四处逛,观察着这里人们的消费习惯,尤其使他最感兴趣的是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支付方式。因为这关系到他十几年前在布拉格建立的消费信贷模式是否能在这里成功复制。
2004年8月,PPF集团在中国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它的业务已经遍及整个中东欧,涵盖了包括银行、保险和消费金融在内的完整金融服务、私人股本投资,以及不动产投资等领域,管理着超过100亿欧元的资产――是时候把版图向隔壁的亚洲延伸了。
此时的中国市场尚未出现消费信贷模式。于是,PPF决意让它旗下的消费金融公司捷信来打头阵。“那些希望买下一个手机的流动劳力或者需要一辆摩托车的农民,每个国家都有。”PPF集团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米乐・科雷沙不止一次这样告诉人们。他们希望借此吸引那些被传统银行忽略的消费者,给他们第一笔消费贷款去实现他们的消费需求,等他们的财富与国家经济同步增长后,再一步步地让他们拥有PPF的信用卡、第一辆车的贷款和抵押贷款以及保险等。
在PPF高层的眼中,捷信的这一套完全可以移植到中国来,因为不论在社会制度、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上,中国都与东欧有诸多相似,甚至连缺陷也一样――它们同样缺少完善的公民信用记录。但即使共同点很多,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严厉监管和公民的高储蓄率仍然令他们焦虑。
2007年7月,PPF与麦肯锡展开合作,一方面针对重庆、天津、深圳、上海四城居民的年龄、职业、收入和消费习惯等进行调研,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作了这几个城市消费能力的对比以及国内消费能力与其他国家的整体对比,并测算中国居民消费潜力预测;另一方面组成专家团分析中国的金融架构,甚至还不辞辛苦地组织了人户访谈和小规模试点。
与刻板印象中的保守情况相反,他们发现30岁左右的那些经济条件还可以的中国人并不难打开钱袋。事实上,房贷和车贷的流行带动了人们对信贷消费的认识,而且,即便坏账率偏高,愈发普及的信用卡起码还是让日常耐用消费品的信贷消费慢慢为人所接受。
“我们看到了好的变化,它让我们相信,即便没有非常详实的信用记录,依然可以开始消费信贷业务。”科雷沙说,“而且,尽管缺乏信用记录,但中国政府在公民信息的监控上却干得很漂亮,这对将来的催款是绝对重要的保障。”2008年4月,捷信(中国)的第一个分支在深圳正式开业。几个月后成都、天津、广州等地的业务也开始运作。
这家公司没有想到自己认为最难突破的一关却轻松解决。地方政府主动找上门请他们吃饭,了解东欧在消费信贷上的经验。而尽管它的业务听上去很新,但放贷完全靠自有资金而不涉及公民储蓄,并且依照中国法律还要通过信托公司中转才能发放贷款,官员们普遍对这么一个风险完全自己承担同时又能带来投资、刺激消费的外国公司持“为什么不”的态度。尽管地方政府并未给捷信带来实质性的优惠,但还是让科雷沙松了口气。
按照在东欧的模式,为了保证每笔贷款都被用来消费而不是被套现或者进入其他用途,捷信的模式是与零售商合作,在他们的商店里设POS点。看中了店中某种商品并且有贷款需求的客户在店里完成一个申请流程,录入个人基本信息并且与这个点的销售人员简单面谈,之后该客户的所有信息,包括捷信销售人员对他/她的直观判断就会进入后台的评估系统。30到60分钟内,就能得到明确的审核批复结果。客户支付了最低10%的首付金额后,就可以直接从商家处提货,商家则会在次日收到捷信的全额付款。接下来的关系就仅存在于信贷客户与捷信之间了。
在中国市场,这个模式也被沿用了下来。争取更多合作零售商成为捷信发展客户的关键。
张超足说,在他的龙波手机行与捷信合作1个多月后,捷信贡献的销售额就占到月销售额的6%,他还发现,这些贷款带来的几乎都是购买高端机型的顾客。
龙波与捷信的合作很快从1家门店试点扩散到其他6家分店,张开始给努力向顾客推荐信贷的龙波手机销售人员现金奖励。2010年2月,位于深圳保安区的龙波手机分店销售量约2000部,其中有180单使用了捷信的消费贷款,“这不到10%的业务,贡献了当月利润的30%”。
与商业银行贷款不同,消费金融公司贷款不需要抵押和担保,而且授信额度比信用卡要高,消费金融公司不能吸收公众存款,主要靠自主资金经营,如果大量借款人逾期不还款。它就将面临严重的经营问题。
捷信提供的贷款额度并不高(一般从540元到10000元),但每笔贷款的使用成本占比高达23%到33%。有人算过一笔账,以一台8000元的笔记本电脑为例,个人需首付30%即2400元给商家,捷信提供5600元贷款,若分为12期还则每月应还款为647元,12个月累计还款7764元。也就是说。需累计支付2164元的“利息+担保费+客户服务费”,贷款使用成本占比为38.6%。另外,若产生滞纳金,则是从当月还款日算起逾期的第11天,收取本金的6‰。有“记性不好”的人一年还下来还要多交两三百。有些人消费的满足感一过,还款时便患上了“大头症”。很快,网上便有人四处拉伙欲抵制还款。
风险控制成了捷信在中国发展下去的关键。
“对那些抵制还款的客户,我们会用法律的手段来处理。”捷信(中国)总裁托马斯・柯卡告诉记者,捷信认为绝大部分人还是值得信任的。他们也常常只用不到30分钟就把一笔钱借给这些人,依靠的是一套自
认为成熟的风险控制体系。
“这是捷信开发的,我们全球的消费信贷业务共同使用的一套东西。”科雷沙说,“它将人的主观判断跟机器的数据分析结合起来,为我们筛选真正合适的客户。”除了机器以外,在捷信中国总部的风险控制组也需要对客户不同方面的条件进行评估。最后这些数据都会汇总到一个叫做HOMER的系统里面,通过各种公式、加权计算得出一个客户的信用分数。它决定了该客户能否获得贷款。
捷信对零售伙伴的选择也小心翼翼。在同一个零售商达成合作协议之前,他们会让对方提供公司的店名、执照、注册地、法人等信息,然后再派人去实地考察、拍照片,在确认了真有此店之后还要观察该门店的商品价位、主要客户群体、区位特征是不是跟捷信的服务对象契合,还要看这个店的销售额怎么样、质量、商誉如何。
谨慎还表现在商品的选择上。目前捷信的合作对象仅限于家用电器连锁、手机行以及成都、佛山等地的一些摩托车行,比起几何级增长的客户数,产品线的发展速度多少显得有些迟缓。对此,科雷沙表示,捷信选择的商品“对借贷者来说是一种必需品”。目前,捷信(中国)正准备推出针对家具的消费贷款。
从今年3月起,捷信唱独角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在获得正式牌照后,捷信不再需要南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公司负责募集资金、发放信托贷款,而能够自主提供全额担保。这将使它们的运营费用大大节省,不用再同信托公司分利。但目前竞争对手们已各据一方,它们的国资背景似乎更能吸引那些大型零售商。
而对于借出去的贷款,捷信也必须千方百计去杜绝坏账的发生。托马斯・柯卡告诉记者,与拥有储蓄的银行不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容忍相当比率的坏账发生,但对于捷信来说则不可能忍受。“不管逾期多久,我们都会坚持催收,不希望去定义什么是‘坏账’。”
账单、短信、电话一系列人们熟悉的催款手段之外。面对极难收回的贷款,捷信还不惜派人上门。对于那些流动性很强的劳动力,它也防了一手一早在登记资料的时候就要提供家乡亲友的联系方式。总之不论到哪里,都要找到这个人。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国际分工;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信息产业持续发展,信息网络广泛普及,信息化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并逐步向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演进。目前,从世界范围看,电信业是全球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产业之一。尤其近年来,移动通信更是为电信业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收益。而这一成绩的创造除了得益于发达国家技术得研发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生产制造也功不可没。不言而喻,这无疑是对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国际分工有效结合的最好证明。
一、通过手机行业看国际分工
1.信息技术的研发与拓展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创新才是产品的抗衰良药,这必然离不开技术的支持。手机已经不仅仅是对话工具,而是成为一种集语音、数据、图像于一体的多功能个人通信终端。照相手机,3G手机等高技术含量的手机日益受消费者青睐。此时具有高技术研发基础的国家凸现其势。移动通信技术的发端在美国,它在手机芯片制造领域的优势明显,每颗手机芯片的价值约为25-50美元,占手机成本的50%-70%,也是手机生产价值链中利润最高的部分。庞大的技术市场主要集中于美国,如美德州仪器和英特尔等公司,同时微软也积极与手机芯片主要供应商结盟,并为手机制造商提供芯片解决方案和参考设计。
2.技术强国外的其他国家对手机产业贡献
即使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实力研发芯片,但是没有世界他国的分工与合作,没有世界他国的优势发挥也不能满足全球手机的需求。此时,日韩虽在高端技术上欠优势,但其凭借拓展手机附加功能,外观设计而崛起。其重点就是重视用户的需求,重视手机应用内容的开发,将死气沉沉的科技品变得人性化、生动化。日韩手机以其外形精巧,外观精致,更胜一筹,甚至赶超欧美技术强国,也为全球的手机科技领域锦上添花。
手机产业是一个链条,技术不可少,可产品的组装制造也不容忽视。对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国家此时正是扬长避短,发挥其优势的时机。资料表明,目前日韩和中国的手机制造能力已经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近年来,手机跨国厂商纷纷将生产业务外包给台湾地区及亚洲地区的其他制造商,使这一地区产量迅速增长。自2002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生产商,其中2005年手机产量达到3.03亿部,约占当年全球手机产量的36.8%。据世界资料统计表明,韩国制造的手机销量也极为可观,全世界销售的每4部手机中就有1部为韩国制造。技术的开发与劳动力加工的结合无疑为全球手机产业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彼此也是不可分割的,正是这种国际分工,信息技术的推广,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力资源型的结合,这也是国际贸易中要素禀赋原则的体现,各发所长,优势互补,共同推进世界经济的稳步前进。这也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所在。
上述信息技术带动手机产业的发展的例子也明显透露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在参与信息技术分工中的角色还处于欠具有竞争力的弱势地位。在参与国际信息技术的分工中外商投资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一个优越的舞台,也日趋影响着我们在国际分工中角色的转变。以下将以外商直接投资为纽带分析我国参与信息技术分工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二、我国参与信息技术分工的现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将使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更加难以改变边缘地位的状况,但也给了我国新的发展机遇。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劳动与资金有着相互替代的某些可能,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尚有发挥巨大作用的余地,但随着资金与技术高度结合的经济发展时代的来临,经济规律显示出,劳动与资金的替代程度极大降低,其结果便是发展中国家固有优势的丧失,身处边缘地位的状况难以很快改变,南北差距将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重要地将体现在质量和结构上。
基于这种情况,我国参与国际信息技术分工主要是通过外商投资来实现的。同时引进外资也通常被认为是欠发达国家获取技术,尤其是关键技术的重要途径。对于部分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并不能单枪匹马鸡蛋碰石头般的盲目去参与全球的竞争,在技术分工中应认识到我们的劣势所在。目前我国的电脑、手机、机械制造等行业都存在着不少外商投资我国也大多充当者作为产品的生产制造者的角色,出口到世界各国。引进外资进行生产,这并不代表着我们落后于他国,加工生产的过程也是我们引进技术、学习技术,研发属于自己更新、更高技术的机会所在。
三、我国参与信息技术分工的发展趋势
1.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带来技术外溢效应
技术外溢效应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技术进步的最要重的一种方式。这种技术外溢效应可以概括为四种情况:⑴外资企业出现带来的竞争压力会促使东道国企业充分发挥现有技术的效率,提高产品质量。⑵是外资企业出现带来的市场竞争压力迫使东道国企业增加技术投入,提高技术水平,进行技术创新。⑶是外资企业将相关技术提供给上游或下游的企业。⑷是外资企业培训的工人和管理人员进入东道国内资企业。
显而易见,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无疑是对我国企业形成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当这些效应真正发挥作用时,对于提升我国整体工业化水平也是强大的助燃器。例如:我国手机行业中的三星、NOKIA、摩托罗拉,电脑行业中的东芝、索尼等外商投资公司已经带动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虽然手机行业、电脑行业中国内一些联想、厦新等品牌还难与世界顶尖品牌相抗衡,但是随着外商的投资的注入,技术的引进,从业人员业务机能水平的提高,我们依然可以创出高端的产品,在世界信息技术分工中不断升级,成为技术领域的带头人。所以说,外商投资无疑给中国带来了无线的商机。
2.我国参与信息技术分工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外商投资流入量也在逐年增加,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这也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一般而言,如果当地企业对“学习活动”进行的“投资”越多,越能从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中吸收先进的技术。当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到与其跨国公司差距很小时,这将反过来促使跨国公司从母国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以保持自己在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因此基于上述规律,引进外资对我国参与信息技术分工,提高国际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腾飞,增强我国参与信息技术分工的实力。
技术是关键,技术的创新靠人才,我国作为人口大国,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资源也是丰富的,为大力推动我国信息技术分工的升级大加砝码。据悉1998年4月曾经两次访问微软总部,其中一次深入到其较为核心的研究部门,从计算机上调出来的华人专家的姓名何止几百,这些人如果短期回来讲学、工作,将对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具有更重要作用。
我相信未来的不久,我国也将会慢慢成长为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国家,以更大的优势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推动这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不难看出,我国参与信息技术分工的前景还是大有可为的。
四、区域性国际分工
1.国际分工的概述
世界各国参与国际分工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只有在各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情况下,主动地参加国际分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各国国际分工的格局也在不断的演变着。
从80年代亚洲“四小龙”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参与到发达国家中的高技术领域里的分工,改变了曾经发达国家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产品,而发展中国家仅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格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现将两极分化有所缓解。进入90年代以来,日、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基本呈现一种扁平状态,处在当今世界国际分工体系的顶点。但发达国家近年来都全力以赴的促进产业的发展,便使得发达国家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
美国站在当今国际分工体系的顶尖处,发挥其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领域中的创新优势,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日本和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则发挥其在应用技术领域中的开发和善于吸收最新技术的转换优势,主要从事一般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
但就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继续拉大,处于两极中间处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处不稳定的位置。一部分国家地区可能抓紧吸收新技术和结构调整,从而向发达国家靠拢,缩小与其差距。如:东亚区域的分工合作今年来在减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2.国际分工的新特点
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分工的联动机制,更好的促进世界各国的分工。例如: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把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前道关键工序留在国内,而把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组装工序转移到东南亚有关国家,最终产品则出口到日本或第三国,其目的是把生产经营活动分散到国际间成本最低的区域,以便获得东道国比较优势利益和对特定商品集中生产能带来的规模利益。
综上,从全球视角出发,认识当今的不同国际区域优势,从不同层面认识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的新特点,对于各国参与国际分工中发挥主动性,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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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寒寅著.供给创新和非对称突破.学林出版社.
[3]世界经济,2006(10)总第338期.
我国公益广告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步至今,已有近30年的发展历程,期间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和发展期,对公益广告的理论研究也在逐步深入。但从目前我国公益广告的发展的情况来看,并不尽如人意,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与政府、社会、公众对它的期望也相差许多。笔者通过近些年对公益广告活动的关注和研究,认为在以下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
一、将公益广告纳入我国广告法律体系的调整范围,明确公益广告的法律地位
公益广告要想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制环境,我们现行的《广告法》是1994年颁布实施的,其限定的调整对象和范围是商业广告,并不包括公益广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所以,将对公益广告纳入整个广告管理的法律体系中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对此修改,建议有两个途径:
其一是做彻底的调整,即在《广告法》中明确公益广告属于其调整范围,使《广告法》的第3条和第2条相呼应,并且在其它法规和规章中予以具体规范,形成一个对公益广告监管的完整法律体系。如:商业广告与公益广告应有明显标志性区别条款;公益广告视应同公益捐款享受免税待遇;禁止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混淆,有违法行为则广告经营者和者要承担法律责任等等。
其二是另行制定《公益广告管理办法》。建议广告行业管理部门完善公益广告管理规章,为公益广告完善的运作机制提供法律依据,用法规来规范媒体、广告公司、企业等主体的行为,将公益广告纳入规范管理轨道,形成公益广告长效运行机制。
由此,不仅使对公益广告的管理有法可依,又可以解决多年来公益广告主管机关归属的问题。当公益广告纳入《广告法》的调整范围后,则工商行政管理局即是法定的公益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这将进一步解决目前对公益广告多头管理、令出多门、职责不清的问题,更有利于规范公益广告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局是我国广告管理的主管机关,多年来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授予的职权,对广告活动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控制和指导,近些年国家工商局签发的多个文件中也提到公益广告的管理和发展问题。
因此,在《广告法》即将修改之际,建议增加有关规范公益广告的条款,明确公益广告的法律地位及主管机关,减少公益广告发展的障碍,发挥公益广告服务社会、凝聚民心的作用。
二、学习借鉴美、日等国的做法,创新公益广告事业发展机制
我国现有的公益广告运作模式是政府主导型模式,即依靠政府部门的支持和行政手段的执行,政府一直处于公益广告活动中的主导和统领地位。如由政府部门选择和确定公益广告活动的主题,其他参与者媒体、社会组织、企业等都处于被指导的位置。由于公益广告各方参与意识淡漠,使公益广告的策划、创意和传播目前还处在一个较低水平上运作。这种低水平的具体表现是:指令性多于自发性,盲目性大于计划性,精品不多,因而传播效果受到影响。因此,对现有政府主导的公益广告运作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就目前来看,可以借鉴国外公益广告的一些做法,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找到较好的公益广告运作模式。
美国的公益广告主要采用的是社会主导型模式,即以社会民间团体作为主要导向和力量的公益广告运作模式。美国的社会民间团体很多,有些民间团体有较大的声望和影响力,募集公益广告的运作资金相对容易,且全社会对公益广告的认同度较高,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如美国广告委员会,其广告活动资金大多来自募集和各种基金会的捐助,一旦确定了广告活动的主题,广告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会与志愿者们一起制作广告,一些顶尖的广告公司也会加盟进行广告创意。最后,媒体捐献广告时间和广告版面,公益广告得以顺利播放。
日本公益广告的发展借鉴了美国的模式,如日本广告协会(AC Japan)是目前最大的社会义务服务广告团体,是日本公益广告运作的核心。截止到2009年底,日本广告协会有1200个资源社团成员组成,包括:媒体、广告公司、商业机构等,每年协会从关注民生、回馈社会出发,举办多场不同主题的公益广告活动,全部由其组织成员承办,由专业公司进行相关数据、收集和分析,由广告公司会员承担广告创意和制作费用,媒体也会对协会制作的公益广告免费提供版面和刊播时段。这样一种以企业为主导力量运作公益广告的模式,被称为企业主导型模式。由于日本广告协会活动经费全部来自成员的会费和赞助,未接受政府的资金援助,因此公益广告诉求主题与社会热点问题息息相关,公益广告总是紧贴社会现实,真正面向广大受众,传播效果十分出色。
韩国公益广告的运作主要采取媒体主导型模式。韩国的公益广告事业是在负责韩国所有广播电视媒体广告经营的韩国放松广告公社带领下展开的,它为韩国公益广告提供资金,同时由民间专业人士组成的公益广告协议会进行决策。韩国只有电视媒体可以无偿,其他类型媒体都是以价格折扣的形式有偿。韩国公益广告协议会每年通过实施“公益广告主题国民民意调查”,确定年度公益广告主题,并通过公开征集及比稿等方式选择广告公司制作广告片,经过试映才会。此外,该协会还在每年举行两次调查,获得公益广告效果的反馈。
以上三种公益广告的运作模式各有特色和利弊,也有适用的社会条件,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不能完全照搬某一模式。如目前我国非营利机构力量相对薄弱,在民间募集资金也有较大困难,所以很难完全像美国一样采用社会主导型模式开展公益广告活动;企业主导的公益广告模式,要求众多企业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主动支持、投入公益广告事业,而目前大多企业的公益意识还不足,采取这样的模式还不具备相应社会的条件,实施起来也会面临较大的困难;以媒体为主导的模式,虽然能够较好地传播公益广告,但媒体在对公益广告的策划与创意方面的专业性和执行力方面,显然与专业的广告公司是有着一定的差距,很可能使公益广告的策划与创意水准受到影响,这 对于公益广告的传播和认知效果也是极为不利的。
基于上述的分析,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现状,笔者提出以下我国公益广告运作模式的发展路径思考:
首先,要肯定政府主导型模式在当前公益广告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此模式还要延续相当一段时期,以保证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稳定持续地开展。
其次,借助中国广告协会,或于2010年成立的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这样的社会组织机构开展公益广告活动。中国广告协会成立于1983年,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直属事业单位,是经民政部注册登记的全国性社会团体。目前,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广告协会单位会员51家,单位会员600余家,个人会员400余名,以及15个专业领域的分支机构。以中广协现有机构的力量和影响力,就可以担当起公益广告活动的组织工作:征集公益广告的主题,寻求协会成员及社会、企业、机构的支持和赞助,建立公益广告的效果评估体系等。这样就可以逐步实现从目前的政府主导型向社会机构主导型的过渡,并最终建立起完备的公益广告运作机制。
当然存这其中,政府的引导作用仍很重要。政府应当加强对公益广告活动的宏观管理和政策引导。在资金保障、法制建设、激励措施、监督管理等方面研究建立和完善相关措施,通过宣传提高社会参与公益广告的意识,提高广告主体对公益广告的贡献度,推动公益广告的发展和规范运作,形成公益广告可稳定、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整合政府、媒体、企业等多方社会资源,为公益广告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公益广告除了有党和政府各级部门的大力倡导和推动外,与媒体、企业、广告人及社会大众的努力分不开。
媒体的传播是公益广告得以发展的重要环节。媒体是公益广告信息的传递者,对公益广告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国的主流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直接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是党和政府管理社会进行宣传的喉舌,这样一种关系非常有利于媒体对公益广告活动的推进作用。例如,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肩负着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发挥着引领电视媒体发展方向、引领健康舆论的功能,这个责任意味着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的追求,对公益广告的重视就突出体现了中央电视台国家级传媒的责任与品质。自1987年开播公益广告栏目以来,20多年来中央电视台持续投入公益广告的创意、制作和播出,一直是战斗在公益广告活动的最前沿,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媒体。
在我国历来不乏热心公益活动的企业,同时各类公益活动也需要企业的积极赞助和参与。在80年代开展的“修我长城,爱我中华”活动,90年代开展的“希望工程”,2008年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大型赈灾义演”中,都有企业的支持和参与。1999年,著名爱国人士李嘉诚先生联合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知识改变命运”系列公益广告:广告分40集,每集60秒,每集都是一个故事。通过各个层面的人生变迁,诠释“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主题。企业是公益广告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为了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益广告活动,要整合政府、媒体、企业和个人等多方社会资源,为公益广告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例如:由政府部门明确规定各类媒体都有公益广告的责任,广播、电视、报纸、刊物、互联网等广告媒体要按照商业广告总量3%的比例,用于免费传播公益广告;企业和个人制作、公益广告可以相应减免税收;广告公司从业人员制作公益广告可以署名,增加他们在业内的影响力等等,鼓励更多的广告经营单位和人员参与公益广告活动。在国外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意识,企业、个人参与公益广告的多少,是企业社会价值的体现,是人素质高低的体现;这种意识非常有利于我国公益广告活动的开展,是值得推广和加强的。由此,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为主体,媒体、企业、个人积极参与,组织活动规模化、广告主题系列化的新型公益广告运作模式,可以保障公益广告事业稳定的发展。四、多渠道筹集公益广告发展资金
公益广告是一个高投入,短期内少回报或者是无回报的活动,所以长时间让热衷于公益广告事业的媒体、企业赔钱做公益广告是不现实的。首先建议政府部门建立国家公益广告发展基金作为开展公益广告的专项资金,专款专用、统筹使用,发挥政府资金的最大公益广告宣传效应。其次,建议采取市场化、多渠道的公益广告融资方式,通过企业赞助、公开竞标、公开拍卖公益广告的所属权等方式筹集资金;建立相应有效的公益广告基金捐助机制,使得集资活动经常化、规划化、法制化,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有了较为充足的资金,就可以加大对公益广告创意、策划、设计、制作和传播等方面的投入,提高公益广告的思想主题、艺术表现、文化内涵和传播效果的质量水准,强化公益广告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改变目前我国公益广告主题缺乏创新、制作水平不高、表现手法较单调,难以引人兴趣和思考,难以实现应有的社会效益的现状,最大限度实现公益广告的社会效果。
五、推进公益广告理论研究
研究公益广告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由于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差异,世界各国对公益广告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方法各有不同,对其定义的理解和发展的进程也各有千秋。我国对公益广告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有很多课题需要深入探讨,也要借鉴外国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虽然这些年政府对公益广告投入不少,做了很多公益广告,但精品少,效果不突出,与我们对公益广告的研究不够有关,毕竟公益广告的发展仅有二十来年的时间。所以,要鼓励开展公益广告学术研讨和公益广告作品评优工作,支持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的建设,拓展研究思路,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综合研究;建设中国公益广告资料库,系统收集、整理中国已有的公益广告研究成果,收集世界各国经典的公益广告研究成果,提高公益广告的创意水平和制作水平,对公益广告精品设立重奖,推动公益广告事业的发展;同时,应注意中国公益广告作品及科研成果的国际化,努力在世界范围内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提升中国公益广告研究的开放性和先 进性,展示良好的中国形象。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现今公益广告的发展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表现,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公益广告存在的问题并不能掩盖公益广告在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以及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进一步对公益广告发展的研究和探讨,从我国公益广告运作模式改革的路径等五个方面,提出完善公益广告事业的构想。我们相信公益广告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再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支持下,通过改革使我国的公益广告在整体的水平上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公益广告将获得快速、持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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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Global Chemic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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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出版周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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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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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1-8003
国内刊号:11-4759/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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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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