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投资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资本投资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资本投资范文第1篇

1.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类别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分为环境风险和管理风险。

环境风险是指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因对外界环境因素的突发性变化认识不足而导致投资损失的可能性和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包括:宏观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法律法规调整、产业政策调整、科技进步等;

管理风险是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因对人力资本特性认识不透、管理不当所导致的收益的不确定性或损失的可能性。分为管理者行为风险和被管理者反应行为风险。管理者行为风险包括:预决策风险、人力资本形成风险以及人、职匹配风险等;被管理者反应行为风险包括:职业道德风险、人力资本激励与约束风险以及人力资本流失风险等。

2.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界定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是指企业投入一定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发人力资本,然而在投资过程中由于对人力资本属性认识不够、利用和引导不到位,加之各种难以预料、控制的外界环境变动因素作用而导致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或投资损失发生的可能性。表现为未来若干年投资者的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的可能性或收益不能补偿投资成本的可能性。

二、

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体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等。在知识经济时代,当危机来临来时,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树立人力资本投资观念,完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体系,成为企业抵御风险,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三、人力资本的成本计量

人力资本的成本计量根据不同的需求可以分为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和机会成本三种。

1.人力资本历史成本法

历史成本法是指对相关的招募、甄别、录用和培训费用全部资本化,在资产使用有效期内进行费用摊销,按照资产类别确认亏损,或按照增加资产未来收益的任何额外耗费增加资产的价值。当数据可以确认时,这种方法是客观可行的。

2.人力资本重置成本法

重置成本就是估计替代公司现有人力资本成本。它包括:招募、甄别、录用、培训、安置和发展新员工达到现有员工胜任工作水平所需支付的成本。其优点是找到了资产的市场经济价值参照,局限性表现为其主观性。

3.人力资本机会成本法

人力资本的价值可以通过公司内部竞价过程产生,投资中心经理会对他们需要招募稀缺的员工进行竞标。竞标结果实质是对员工分类定价。这种方法有利于公司人员优化组合,实现高效益。[

四、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体系构建

1.做好职务分析,预防人、职匹配风险

职务分析是对企业各岗位职务的设置目的、中心职责、工作内容、权限范围、结构关系以及工作环境、工作条件等进行全面的分析、描述和记录,是现代企业HR管理所有职能的基础和前提。制定科学的岗位配置计划,做好人事测。评工作,根据岗位要求,将最合适的人配置到最合适的岗位。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动态协调和适应。

2.完善培训机制,预防人力资本能力衰退风险

培训需求分析是确定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的基本依据。科学的培训需求分析要综合运用人员测评和工作分析等技术,从整体战略发展、工作和员工个人三个层面,结合企业外部环境调查,全面深人展开。谨慎选择培训对象。建立培训风险管理机制以降低企业人力资本流失风险。

3.健全激励机制,预防人力资本流失风险

健全激励机制,对员工提升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促进作用,包括:物质激励:制定薪酬政策、改善福利待遇等;情感激励:加强与员工的情感沟通,尊重员工等;精神激励:荣誉激励、目标激励、自我实现激励、成就激励等。重视人力资本产权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给予员工合理的奖惩使员工产生激励效果,避免员工流失。

4.做好投资收益分析,预防人力资本专业性投资风险

由于人力资本的能动性和不可转让性,使得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较大,因此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应当做好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核算,运用战略发展思路来取舍项目,自觉规避投资风险,选择通用性人力资本即复合型、综合型人才,防范专业性投资风险。

5.确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指标,完善风险识别和预警、预控体系

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预警,是指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系统预防、纠正或回避人力资本投资失误与投资波动方面所具备的一种功能。从人力资本投资过程带来的结果入手,设计人力资本投资预警指标体系;根据人力资本投资过程内容及表现,按照其投资过程的特点及分类来构造预警指标,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和预警、预控系统。

参考文献:

[1]张攀平.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竞争力提升[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3):30.

[2]刘建英,谈娟.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体系研究[J].财会通讯,2009(3):136-137.

[3]侯金良.浅议企业人力资本及其计量方法[J].经济师,2009(2):189.

[4]吴立军.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及防范对策[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58-59.

[5]李静.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及规避措施[J].商场现代化,2009(3):291.

资本投资范文第2篇

关键词投资决策投资期权

将期权理论引入资本投资决策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引起国内有关学者的关注。但从目前研究的情况看，国内学者大多否认以NPV法为核心的传统投资决策方法，而从其他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反，近年来国外学者却并不完全否认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而是将其与期权理论结合，对其进行改进，从而更好地解决资本投资决策问题。这种改进方法的关键是确定基于期权理论的资本投资决策准则。本文将利用资本投资决策的期权特性来对投资决策重新进行评估，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1现阶段投资决策的特征分析

1.1投资的不可逆性

所谓投资不可逆性是指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投资所形成的资产不可能在不遭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变现。资产专有性是造成投资不可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资本所形成的资产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专有性，而专有性资产在二级市场上的流动性较差。换言之，这些具有某个企业或行业特性的资产很难为其他企业或行业使用，投资后很难收回而变为沉没成本。现阶段投资的不可逆性更加突出，每个企业都想开发出具有市场独占性的产品，以获得超额利润。这种产品往往是以前是市场从未出现的，对其的投资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新产品的开发一旦失败，其投资不可收回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银根紧缩可能使国内外投资者无法出售资产以收回他们的资金。

1.2投资的可推迟性

所谓投资的可推迟性是指投资项目在一段不很长的时间内可以被推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投资机会是可以选择的。多数投资选择并不是那种“nowornever”的机遇，即“要么现在投资，要么永远不投资”。这是说投资者在投资时机上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投资者可以推迟行动以获得有关未来的更多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某项投资存在可推迟性，则在面临外生风险的情况下，企业就可能通过推迟现在的投资以期获得更多的收益。

1.3资本的未来回报是不确定的

理论上，确定性是指投资者知道其投资在将来的所得回报或收益的概率为1的情况。因此，在严格确定的概率意义上，不确定性是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可能发生的价值状态的联合。一般地，不确定性有两个方面：“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就不确定性变量的性质角度而言，可把不确定性分为经济上的和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与经济的总体运行(产业价格、运行成本)相互关联。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与经济行业的总体运行不存在相互关联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由决策过程内生的。不确定性主要产生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因此，在作投资决策时，对投资回报的任何估计总是不精确的。投资的这种不确定性与期权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一般来讲，投资的不确定性越大，期权的价值就越大。

2投资决策的期权特性

期权是一种选择权，期权最核心的特点是，期权持有人有选择买或卖的权利，而并非义务。换言之：期权最后是否被执行，完全取决于持有人，如果最后不执行，其最大损失仅以付出的权利金为限。公司得到一个投资机会如同拥有一种购入期权，它拥有可选择在未来某个时间购入一项资产的权利(但不是义务)，以求从项目中获得利润流的权利。因而，投资决策权类似于金融市场中的期权。其中，企业为获取某一投资机会，需先期进行可行性研究、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资本投入等，这相当于支付的期权费。企业在已获得这一投资机会后，就拥有了选择投资或放弃投资的权利，即相当于拥有了买方期权。企业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投资，即相当于行使期权，此时投资机会具有的价值就丧失，转化为投资的成本，而最终获取的投资收益则可能很大。企业也可以在不利的条件下不进行投资，即相当于放弃期权，损失的也只是已支付的期权费。

3基于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与传统投资决策理念的比较分析

传统投资决策方法是指以净现值(NPV)法为核心、根据NPV大小判断一项投资计划是否可行的一系列方法的统称。它是目前国内外投资决策所普遍采用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一旦NPV非负，项目即可投资；反之，则投资不可行。

举例说明：假设一个投资项目投资额为110万元，1年后，该项目产生的现金流有两种可能性：市场向好为180万元，若不景气为60万元，以后一直保持不变。从目前测算，其现金流为100万元。项目的寿命为1年。再假定市场向好、向坏的概率各为50%，无风险利率为8%。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估算出的资金成本为20%。

由传统的NPV法则，可求出：

NPV＝E(C1)/(1＋k)－I0

＝(0.5×180＋0.5×60)/(1＋0.2)-110

＝－10

因为NPV＝－10<0，故应拒绝该项目。

由期权理论，可以用二项式定价模型求出其价值。因为该项目相当于一个看涨期权，当现金流上升并超过执行价I1时，便执行，否则放弃。在第0年决策时，现金流为100万元，小于I0＝110万元，故放弃并等待。1年后，若市场看好，现金流为180万元，则投资，收入为E+＝180－I1＝180－110×(1.08)＝61.2万元；而向坏时，现金流为60万元，放弃投资，E-＝0；S+＝180/100＝1.8，S-＝60/100＝0.6。在不严格的情况下，可以不使用连续复利。由二项式期权定价理论可得：

P＝[(1＋r)－S-]/(S+－S-)

＝[(1＋0.08)－0.6]/(1.8－0.6)＝0.4

项目价值为：

C＝[PE+＋(1－P)E-]/(1＋r)

＝(0.4×61.2+0.6×2)/1.08=22.67(万元)

项目价值C>0，故该项目不能拒绝。

具体做法是期初不能投资，但也不能否决这项目，而应保留该项目的投资权。或者，应该以C＝22.67万元的价值出让该项目的投资权。

启示：由上分析可见，以NPV法为核心的传统决策方法忽视了投资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因而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缺陷。而将期权理论引入资本投资决策，可弥补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不考虑投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的缺陷。资本投资大多具有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这十分类似美式看涨期权的特性。为了寻找更有利的投资机会，推迟资本投资的权利就是一种期权——可称为资本投资期权。当一个企业进行一项不可逆的投资时，它就执行了投资期权，也就放弃了等待新的信息的机会，而新信息可能会影响投资效果的好坏和投资时间的选择。这也意味着即使市场条件发生逆转，该企业也不能不投资。这种期权价值的损失是一种机会成本，应作为投资成本的一部分加以考虑。即是：对一项不可逆的、同时是可推迟的投资而言，推迟投资的权利就是投资期权，且这种期权具有的价值必须在投资决策中予以考虑。

4对传统资本投资决策准则的改进

4.1项目的价值构成

任何项目的价值来自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来自项目的盈利价值(in-the-money-value)，该值仅为现在(t=0)投资时项目的NPV；其次，来自项目本身所形成的内含的期权价值，如信誉、市场地位等；最后，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的价值。因此，在评估投资期权价值和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投资期权的价值。

真实NPV(TheTrueNPV)＝项目的基本NPV(TheBasicNPV)＋（内含的）期权价值＋（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价值

4.2可推迟项目的价值构成

我们知道，考虑投资时间期权的价值(TheValueoftheInvestment-TimingOption,ITOV)，推迟投资将增加投资项目的价值。基本NPV按现行(t=0)折现率对项目的所有现金流折现后计算而得。真实NPV与基本NPV之间的差值即为投资时间期权的价值。一个可推迟项目的真实NPV等于考虑了投资时间期权的NPV(TheOptionAdjustedNPV,OANPV)，而OANPV可按美式看涨期权来估价。可用公式表示如下：OANPV=NPV+ITOV。

4.3基于期权理论的投资决策准则的确定

由于项目推迟的不确定性，则无论利率多大，OANPV总不为零。当利率等于OAIRR(TheOptionAdjustedIRR)时，期权的价值为零，因为此时期权充分盈利，即为了保持期权而推迟投资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执行期权并实现正的NPV在价值上的损失。例如：如果当商品市场价格等于约定价格时，期权的价值为0，此时期权已充分盈利。保持期权而推迟购买所得正好抵消了未立即购买而消费商品而有的损失。也就是说如果OAIRR小于IRR(内部收益率)可保证随时执行期权有足够的价值。

这样，对于现行的短期利率r，有OAIRR准则：若rOAIRR，则推迟投资。注意，这一决策准则实际上是执行美式看涨期权的标准准则。当ITOV=0时，OANPV=NPV，这时对于给定的现行短期利率来说，该项目的NPV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此时，如果拥有投资时间期权(ITO)的企业投资该项目，那么该企业就能充分利用项目中隐含的所有期权的价值。这种情况发生在OANPV=NPV时，而此时在ITO的寿命期间内可能不止存在一个利率。这就定义了该项目接受域，即OANPV=NPV时所对应的利率范围。由此，可得到OANPV准则：若ITOV=0，则进行投资；若ITOV>0，则推迟投资。

总之，在给定现行短期利率的基础上，投资项目的NPV能达到了它的最高值，期权能充分盈利，则进行投资；否则推迟投资。

5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的意义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有助于识别更多的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中包含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定价和对增长期权的分析，它通过给不确定性赋值，将那些灵活性价值大于投资现金净损失的项目识别出来，为企业和国家找到了更多的有效投资机会，拉动了有效投资需求。

改进的投资决策准则，有助于弥补传统投资决策工具的不足，为项目评枯、决策及经营管理提供更客观有效的分析结果。

总之，期权理论应用于投资决策，不是对传统方法的否定，而是在保留传统投资分析方法合理内核(货币时间价值等)的基础上，对传统方法固有局限性(忽视投资的不可逆性和可推迟性)的重大突破，增加了投资决策的灵活性和合理性。

参考文献

资本投资范文第3篇

推动民间资本参与农村土地整治，可以扩大土地整治的资金来源渠道。推动该项工作的全面迅速开展，也为了有助于提高全国土地整治的实际效率和成效，国家从政策层面一直在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

民间资本和政府投资在土地整理中的收益机制是不同的。政府资金投入属于着眼公共目标的投入，主要是为了有效地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和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此类资金不考虑经济上的回报；除了达到以上目标外，地方政府在此中的收获基本只是获得占补平衡所需要的补充耕地指标。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的最大区别就在前者着眼的是收益回报，而不具备单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特征。民间资本在土地整理中的投入虽然能在客观上实现以上目标，但如果不能构建出一整套投资的收益回报机制，实现资金投入的正常收益，则无法吸引到民间资本进入。因此，要推动民间投资参与农村土地整治，开展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核心问题是要科学地进行利益调整和分配。

成本收回和合理回报是个难题

民间资本的回报来源，在于对土地整治后的升值收益进行合理分配。这种升值收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产量提高带来的收益；一类是政策许可下的指标收益。

土地整治可以带来耕地面积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从而提高产量，增加收益。民间投资者可以通过事先约定，从增加的收益中分成来实现投资回报。但土地整治带来年度耕种收益的增加与投资额相比较小，要以此来形成合理的投资回报，则需要很多年来逐步实现。而且这种回报还要受年度丰歉程度、农户守约意愿、地块未来利用变更和国家政策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民间资本很难选择这种方式。在现实中也鲜有成功的案例。

按《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的60%，可以用作折抵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偿指标。一些地方对土地整治形成的新增耕地指标构建了一个指标交易市场，指标可以直接上市交易获得回报。由于可以迅速收回投资和得到回报，这种方式在民间投资进入土地整治的实践中应用较多。如四川遂宁安居区的一个案例中，采用的是政府与民间投资者按照1∶9的比例分配新增耕地指标；而江西赣县的一个土地开发项目采用的是3.5∶6.5的比例分配。这种分配新增耕地指标的方式多发生在以农地整理为主的项目中，由于农地整理成本普遍较低，民间投资者出售耕地指标后能实现资金平衡和一定的回报。

目前各地正在开展的以集体建设用地为主要对象的土地综合整治，如何引入民间投资实现其投资回报则成为一个难题。

集体建设用地整理成本远高于农地整理成本。根据对成都和重庆一些地区调研掌握的数据，根据地块原状不同，集体建设用地整理成本从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民间投资如进入该领域，不论是增加耕种收入还是新增耕地指标出售，都无法实现成本收回和合理回报。

按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的规定，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后的建设用地规模，在优先保证被拆迁农民安置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用地，并为当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预留空间后，剩余规模可用于城镇建设，同时要求“项目区建新地块要按照国家供地政策和节约集约用地要求供地和用地”，即在城镇周边可通过招拍挂方式供应经营性用地。如果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看作一个整体，则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环节是纯投入的环节，而收益部分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环节。因此，要引入民间投资的是在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环节，而他们的成本和收益的实现则是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的环节。

利益分配有三种方式可以选择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民间资本的回报分配方式有以下三种可能：第一种，固定比例的收益回报方式。政府与民间投资在项目开展前签订合同时确定一个基本的投资额度预算和固定的投资回报率，在验收时对其资金投入数量进行审计核定，从本年度的土地出让收益中返还其投入资金，并按照约定的投资回报率拨付其收益，相当于把民间投资者作为工程项目的承建商。《财政部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土地出让收益可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支出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民间投资在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中的投资内容都符合土地出让收益的支出方向，以成本加固定收益来支出，不存在法律问题。

第二种，以土地出让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回报。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在与民间投资者的谈判中相对处于较弱势，希望用更高的收益率来引进资金，个别地方出现了以当地土地出让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民间投资回报的案例。这种做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政策层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中对土地出让收入的支出方向有明确界定，不支持这种以比例方式分配投资收益的方式。其次，在市场行为层面，按比例分配收益一般限于两种情况：投资者和对收益的多少有重要影响的人，就像股东和管理者参与企业利润分配一样，因为企业利润的多少与管理者的能力有关，为了刺激和奖励管理者创造更好的效益，在利润中对其进行一定比例的奖励是常见的。但民间投资参与土地出让收益分配，民间投资者在国有土地使用权中没有任何权益，以权益拥有者参与出让收益的比例分配是不成立的；同时，民间投资者对于土地出让收益的多少没有影响，影响出让收益的主要是土地市场供求关系。因此，第二种情况明显不符合当前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一般市场规则。在现实中个别地方出现，此类情况应被制止。

第三种， 在“ 地票”或“ 指标” 交易中分配收益。由于第二种情况明显不合理，而又希望能避免以固定回报，而是以与市场价格相关联的回报率能有所变动的方式，来刺激民间投资进入，重庆和成都采用了“地票” 或“ 指标” 市场的模式。不管是农户和农民集体，还是民间投资，参与增减挂钩获得“地票”或“指标”，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但是交易获得“ 地票” 或“指标”者，并不能直接获得某块土地的使用权，重庆规定获得“地票”者仅仅获得优先选地权，在选定的地块进入市场时，还需要平等地参加招拍挂；成都规定通过“指标”获得的是参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准入权。在这种方式中，试图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两个部分分成两个市场，城镇建设用地增加部分走正常的土地公开招拍挂方式，“地票”或“指标”市场则将农村建设用地减少后获得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交易获得回报。但是这种方式面临众多问题，比如“地票”或者“指标”的法律和权利内涵，政策规定对市场影响，以及“地票”、“指标”和招拍挂出让这样一种复杂的双层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等。如何完善这种市场交易机制，给予民间投资更直接而稳定的回报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资本投资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教化;人力资本投资;资源配置能力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4―0078―07

一､引 言

人力资本投资究竟包括哪些形式,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自贝克尔(Becker,1962)将人力资本投资划分为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和迁移等五种形式以来,既有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围绕着这五种形式开展理论与实证的｡客观地说,它们确实都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能够对许多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解说｡但是,如果将现有的人力资本理论用于解释中国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区域间经济增长时,却会出现这样一个困惑: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存量(人口素质)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按理,这种关系也应在中国各省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比较中显现出来,可是,当我们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大反差的浙江和陕西比较时却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陕西省平均科技､教育和文化水平要高于浙江,而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明显优于陕西①｡但这种现象既不能从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本(包括国家投资)方面找寻(因为这些方面陕西都不亚于浙江),也无法笼统地归因于传统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因为陕西具有更广阔教育资源､雄厚的科技资源和强大的科技开发能力(王文博,1996;王忠民和郭立宏,1997)｡考虑到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劳动力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以及实际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劳动力流动至多只能较小部分地解释这一现象｡理论界将这一现象或困惑称为“浙江―陕西之谜”[5][9]｡

在笔者看来,造成“浙江―陕西之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既有的人力资本理论基本上将投资形式局限于教育等五种形式,而其中的教育又常常囿于狭义的范畴,亦即正规的教育,并且主要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和训练｡其实,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区域群体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也对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经济转型之际｡本文将那些对适应于新经济体制的非正式制度的认同并形成相应的行为规范的活动,称之为教化｡文章的主旨是通过对浙江―陕西之谜的解析､对既有人力资本理论的假设条件的拓展,论证这样一种新观点:教化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同时,在比较教化投资与其他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异同的基础上,就如何提高教化投资的收益率提出一些思考｡

二､关于教化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解

按照舒尔茨的观点,人力资本是一种为提高人的能力而投入的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则是指通过对人的投资,增加人的生产能力和收入能力的活动｡从形式上来看,虽然人力资本投资是对人进行各种投资的花费或者说资本化支出,但它实质上却蕴含着人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之能力在提升的潜质｡

联系实际来考察这一问题,在人力资本具有经济价值的潜质能力中,就我们的分析而言,尤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本所包含的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转换能力①｡对于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学者们有宽窄不同的界定[5][19]｡笔者则将其定义为:对经济条件或制度结构的变化作出反应､发现潜在机会,果断抓住机会,决定资源投放方向和投资组合,以获得更多经济成果的能力;而资源转换能力则是在资源配置既定的基础上有效制造产品的能力｡显然,两者分别对应于生产经营中的资源配置过程和资源转换过程｡

作为本文关键词之一的概念教化,与人力资本的这两种能力尤其是资源配置能力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人是观念的动物,马克思也曾以蜜蜂与建筑师的比较来说明人类劳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15]｡在经济学中,观念可以视作对人与人之间在生产和交换中结成的关系的理解和理解的差别[26],其中,价值取向､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等都可以看作是观念的各种表现形式;同样,解放思想也可以视为更新观念的另一种表述｡教化则是树立观念和更新观念的过程和方式｡具体地说,适当的教化可以减少降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减少机会主义风险､节约强制实施制度的费用,并经由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来变更人们的效用函数,从而增进生产性活动,推动经济增长｡

例如,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之间的不对称,当个人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无法迅速､准确和费用低廉地作出理性判断以及现实生活的复杂程度超过其理性边界时,人们可以借助于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等来走“捷径”或抄近路[12]｡这些非正式制度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简化决策过程,节约时间和费用｡另一方面,教化也有助于扩大和深化劳动及知识的分工｡梗概地说,观念影响着人类经济生活中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如果通过教化能够延展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那么,教化就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历史和现实表明,观念是人的对象化能力,包括人们认识､反映和利用世界的能力,理解和调整人类自身的能力,而建立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也就是提升了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不言而喻,这些非正式制度一方面产生于宗教､传统､习惯之中,另一方面来自教化｡倘若传统､习惯等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那就突显出教化的重要性,而在思想观念急剧变革的经济转型时期,则更是如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轫于20多年前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解放思想｡可以说,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思想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6]｡在经济学看来,如果思想僵化,没有创新,经济世界就成了一个简单循环的世界,就不会有现代经济增长｡事实上,现代经济增长必须依赖某种特定经济观念的普遍化和稳定化方能发生和持续,没有经济观念的准备和“时代精神”的培育,现代经济增长便不可能(罗卫东,2001)｡在我国,经济转型意味着资源占有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重新定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迫使人们不得不忘却旧体制,学习新体制,包括学习那些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价值观念｡在这个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过程中,人们首先需要获得和提高的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然后才是资源转换能力;而且,在转型初期,提升资源配置能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也远高于增强资源转换能力的人力资本投资｡解放思想,既为变革､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创造了条件,也为人们按照社会需求配置自身的资源提供了理论支撑,还可以降低新制度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8],从而降低制度的转型成本,提升了人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增强了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因此,我们可以把教化看作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在经济转型中,这是一种高收益率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以从教化投资与狭义的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人力资本投资相比较中进一步明晰化｡因为教化投资不仅增加了个人的人力资本,提高了个人的经济价值,而且也增进了社会品德,提高了社会经济价值,增加社会资本｡也就是说,教化投资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应｡关于这种外部效应,我们可以通过观念变革之于经济增长的分析而得到部分说明｡

库兹涅茨在研究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后指出,一个经济时代中技术和经济相互作用不仅伴随着制度变革,而且也伴随着有关社会信念的改变;而且,为了克服旧信念的阻力并孕育一套新的更合适的价值观所需的努力和时间部分地说明了每个时代的时间长度｡[13]这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定伴随着流行价值观念的迅速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又是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原因｡正由于此,我国学者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关注传统习惯､文化､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因素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譬如,吴敬琏和刘吉瑞在其专著《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中就单辟一章,论述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观念更新的关系;[24]孔泾源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一文中,对处于非正式制度安排中重要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12]樊纲的《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对“华人经济”与“东亚模式”的一种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在分析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之重要影响的基础上,强调要“走上制度理性化道路”｡[8]汪丁丁､光､盛洪､茅于轼等学者则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问题作了深入解剖｡在笔者看来,国内学者的以上论述,实际上都是从不同的侧面论证了教化的重要性,只不过没有从“教化投资”的路径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分析罢了｡

当然,思想观念的转变往往存在着困难性并严重滞后于现实｡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提醒道,“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岁或30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新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10]萨缪尔森也在其《经济学》中引用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发现革命性的量子理论而闻名的物理学家普朗克的《科学自传》中的一段话:“这一经历(指普朗克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经历──引者注)也使我有机会了解一件事实──在我看来是一件不平凡的事实:一项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说服它的对手从而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真理,而是由于它的对手最终都死了,而熟悉这一真理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萨缪尔森紧接着指出,这一教诲同样适用于经济学｡诚然,本文更加关注的是与推动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思想观念,不过,这些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其实也是如此｡[16]舒尔茨在《制度和日渐提高的人的经济价值》一文中指出,人的经济价值之增长对于制度的新要求,在这种适应新人力价值增长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上的滞后现象｡[18]这种滞后固然包括政治和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的滞后,但更是思想观念等非正式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①｡对我国来说,经济转型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滞后性｡比如,在社会经济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要求人们形成与此相协调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但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是难以一蹴而就的,从而会落后于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同时也增加了变迁的难度｡究其原因,主要是与正式制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变更或废止,在国家和区域之间具有较大的可流动性和可移植性相比,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等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难以在国家或区域之间移植,更多地只能是演进｡因此,从这些层面上来理解,我们关于“教化投资”的分析和研究,的确有进一步拓宽和加深的必要｡

三､对“浙江―陕西之谜”的一种解读

结合以上的分析来解读“浙江―陕西之谜”,可以把这种现象之谜解释为人力资本所包含的资源配置能力差异所致｡为分析之方便,我们进一步把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细分为技术型资源配置能力､市场型资源配置能力和制度型资源配置能力｡技术型资源配置能力是指按生产的技术效率配置资源的能力;市场型资源配置能力包括寻找市场空隙的能力､抓住市场机遇的能力和按照市场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的能力等;制度型资源配置能力则表现为制度创新的能力､在新制度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以及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资源配置能力有时也可称为应付非均衡的能力,但这里的非均衡,不仅包括舒尔茨所说的经济条件变化造成的非均衡,也包括由于制度结构变化造成的非均衡｡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素质(质量)､劳动力数量､(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制约劳动力发挥作用程度的经济条件和制度结构等许多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但自从卢卡斯(Lucas,1988)提出把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的“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型以来,经济学家们比以往更强调人力资本的“增长引擎”作用[3]｡巴罗对98个国家自1960年至1985年间人均GDP增长率的比较分析证明,教育投资是人均GDP增长的重要原因｡[2]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可以通过以下的传递链条简约地理解:人力资本投资人的能力增强人力资源价值提升对经济增长贡献提高｡支持这种传递链条的许多研究表明,人力资源的价值与以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衡量指标之间存在很好的相关性｡例如,世界银行1995年人力资源核算的实证分析表明,受教育年限与人力资源的价值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其相关系数为R2=0.74(丁小浩,1997)｡不过,影响这根传递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因素都制约着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能,因而,我们比较人力资本对于浙江与陕西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必须剔除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以陕西与浙江的相比而言,无论是自然资源､实物资本还是国家对这两个地区的投资,在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陕西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从教育､科技实力来说,陕西也要优于浙江[21]｡由此可见,浙江的经济增长快于陕西,不能从上述因素中寻找缘由｡

笔者以为,产生“浙江―陕西之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既有的人力资本理论的隐含条件在浙江与陕西比较时并不成立｡一般而言,人的能力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先天禀赋;二是周围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三是后天的教育和培训｡人们的先天禀赋的确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也影响着人的能力,但如果我们在人数很多的区域间比较时,可以合理地假定先天禀赋在大样本中的分布是基本相同的,从而在比较时可以忽略此项①｡对于第二方面,由于西方国家许多地区之间的文化背景基本相通,来自这些地区的人们由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因素引起的能力差距不大,所以,西方经济学家们通常也就忽略掉了这方面的因素｡正由于在当代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中,人的能力来源的第二个方面──周围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和熏陶相同的假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从而,西方经济学家们仅从第三个方面出发,把异质的能力转化为对教育､培训的资金投入或受教育年限等同质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所得出的人力资本可以较好地符合于现实,人力资本理论的确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普遍适用性｡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所要求的这一环境条件是不存在的｡尽管我国各地区的根本社会制度相同,可是,地区间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却各异,在各地区间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价值取向,造成了制度型资源配置能力､市场型资源配置能力中的寻找市场空隙的能力和抓住市场机遇的能力差别很大,原来的狭义教育和培训也不能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提供具有强烈市场经济意识的经济行为者｡因此,如果说浙江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浙江人很强的资源配置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在改革初期只能从浙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去找寻｡

浙江许多地方世代相传的工商业传统,造就浙江一直具有较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氛围,形成讲功利､能吃苦､善学习､肯冒险､敢竞争的思想观念｡浙江求真､务实､开放､创新的人文精神与吕祖谦､叶适､陈亮的“经世致用”､黄宗羲的“工商皆本”､大禹的“敬业治水”､勾践的“卧薪尝胆”､王阳明的“批判自觉”等深厚的文化渊源相得益彰｡浙江在历史上还是中央统治力量控制较为薄弱的地方,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浙江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一直具有相对较高的比重,这便有助于保存和萌发较多的市场经济因素｡这些原因,加上浙江自然资源匮乏带来的生存压力,使得浙江人在改革初期就具有较强的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善于捕捉各种机遇,摆脱僵化的计划体制的思想观念和管理体制的束缚,抓住经济体制转型的契机,利用适当超前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获得“先发优势”,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相对而言,陕西人当时的资源配置能力就显得不足｡王忠民和郭立宏曾将陕西经济发展落后归结为“技术潜力所形成的供给结构与资源相对优势所形成的技术的需求结构的不匹配”,其实,这就是缺乏资源配置能力的一种表现形式｡[23]解开“浙江―陕西之谜”的一把钥匙或许就是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

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的差异性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相同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前苏联和东欧的激进市场化改革政策并没有达到改革者所预期的目标,研究前苏联和东欧改革的著作里经常论及那里的人不熟悉市场运作规则,缺乏“市场精神”｡在研究两德统一问题时,有些学者,如姚先国等也认为,德国东部地区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心理､观念上的无形障碍也许比有形障碍更难克服｡这些现象均表明,非正式制度是一种专用性很高的资产,同时也凸显了教化的艰巨性｡

“浙江―陕西之谜”告诉我们,在比较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本时,要注意西方人力资本理论适用的环境条件｡否则,如果不加区别地套用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有可能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我们应该根据结合实际情况放宽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假定条件,拓展人力资本的外延,不仅把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流动)等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看作是人力资本的构成因素,而且把该区域内劳动力受历史文化传统影响而形成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以及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相适应的道德规范等也视为人力资本的构成因素｡至于教化的形式,既可以是潜移默化式的,例如周围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也可以是头脑风暴式等各种形式,关键是要建立与现代社会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

四､简短的结语

既有的人力资本理论将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局限于狭义的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和流动,本文的分析则表明,教化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社会经济的转型凸现了教化的重要性｡将教化视作人力资本投资并没有否定原来的人力资本理论,而是一种补充和拓展｡

要提高教化投资的收益率:(1)重视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的教化,一方面教化的内容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使教化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同步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还要为这样的教化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2)政府应积极引导教化投资,并利用教育､宣传､法制､经济等多种手段,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形式,使教化真正落到实处｡教化投资具有的相当的外部效应,所增进的一部分资本存量又是社会资本,故政府应积极参与教化投资,甚至成为投资的主角｡教化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可以通过人员的交流和流动,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工业文明程度较高地区工作和生活过程中感受､模仿和潜移默化;可以在日常教育中能提高人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同感,增强人们的资源配置能力;也可以是政府促进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转变｡政府在促进思想观念､区域群体的价值取向等非正式制度变迁时,还有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之分｡但不管哪一种变迁,都应该注意教化内容的适当性､方式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注重教化的效果,避免传统说教的那些弊端｡而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降低信息成本等等,也有助于提高教化投资的收益率｡

教化投资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的分析只是在高度概括的层面上对其展开了一些考察｡至于如何细化教化投资,则需要经济学作出更加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BARRO, ROBERT J.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12- 17.

[2]BECKER, GARY S.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 A Theoret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 (October, supplement): 19-49.

[3]EHRLICH, I. The problem of development: introduc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1-11.

[4]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 3-42.

[5]陈凌,姚先国. 论人力资本中的资源配置能力[J]. 经济科学. 1997. (4).

[6]戴园晨. 思想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1).

[7]丁小浩. 评世界银行对国民财富和人力资源核算的新方法[J]. 经济科学. 1997.(4).

[8]樊纲. 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对“华人经济”与“东亚模式”的一种制度经济学的解释[J]. 二十一世纪. 1994. (6).

[9]郭继强. 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构分析[J]. 经济学(季刊).2005.4(3).

[10]凯恩斯. 1937.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1]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2]孔泾源. 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J]. 经济研究.1992.(7).

[13]库兹涅茨.1966. 现代经济增长[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4]罗卫东. 论现代经济增长与“精神资本”[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6).

[15]马克思. 1867. 资本论(第一卷)[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16]萨缪尔森,诺德豪斯. 1992. 经济学(第14版)[M]. 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1996.

[17]舒尔茨.1960. 人力资本投资,载于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8]舒尔茨.1968. 制度和日渐提高的人的经济价值,载于舒尔茨著《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9]王开国,宗兆昌. 论人力资本性质与特征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6).

[20]王文博. 陕西高新技术产业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 当代经济科学. 1996.(4).

[21]王忠民,郭立宏. 求解陕西发展之谜――陕西科技优势与经济滞后的经济学思考[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4).

[23]王忠民,郭立宏等. 科技优势与经济滞后――求解陕西发展之谜[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24]吴敬琏,刘吉瑞. 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25]薛天栋. 中国地区的综合发展指标体系,载于刘树成､李强､薛天栋主编.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资本投资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环境;假设;目标;方法

    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特点与意义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具有较高使用频率的术语。然而,对于什么是人力资本投资,目前却还缺乏明确、统一的解释,在笔者看来,人力资本投资是以人为对象,以开发人力资源,或扩大人力资源存量,或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等为目的的资金运用行为。按投资主体的不同,它可以划分为个体投资、组织投资和政府投资三个方面。

    本文主要从企业主体的角度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问题,而不考虑个人及其家庭与政府的投资。与人力资本的个体投资、行政事业单位投资以及政府投资比较,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投资的目的主要在于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提高人力资源素质,以期在不断提高人力资源效率的同时,从人力资源方面培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强化企业竞争优势:(2)投资的性质主要体现为财务性投资。也就是说,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的其它任何投资一样,是以预期现金流量分析为依据,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财务目标为决策原则的一种财务投资行为。(3)投资的知识领域具有特定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从知识性投资方面看,是一种专属性投资,即无论是新聘员工岗前训练,还是在职员工的岗位培训,都是针对企业生产经营所涉及的特定知识领域所展开的,这就如一个电器专业的在校本科生,需要学习各类电器的各种(构造、生产、运行、维护等)原理,但对一个电视机生产企业的员工来说,对其培训的内容就主要限于电视机的各种原理。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一种财务投资,无疑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员工的操作技能和劳动熟练程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和产出率,进而能使企业获得人力资本投资的杠杆收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教授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演讲时曾经说到:“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之间的不平衡,己经减少了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实际上浪费了本可以用来促进增长的物质资本投资。”尽管詹姆斯·赫克曼教授是从宏观层面来描述在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存在的不平衡,但这一分析同样切合中国企业的实际。长期以来,企业在物质资本投资方面舍得花钱,买设备、上项目不惜一掷千金,而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则斤斤计较, 以至物质资本大量闲置或效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合理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无疑对实现企业内部的能力平衡,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是适应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利润及现金流量的多少,财务状况的优劣,从根本上说是由企业的竞争能力决定的。竞争能力特别是核心竞争能力是巩固和强化企业财务能力,进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培植和强化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在于建立一支专业知识丰富并能够实现效率平衡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正是适应这一目标要求的一种财务行为。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可以提高企业人力资源的专属知识含量,更充分地发挥知识生产力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而且可以形成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相适应的、维持企业高效率运行所必需的独特企业文化,因此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系统地构建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理论框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基本理论框架

    要构建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理论框架,首先应当明确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基本含义,这就如同要构建财务理论框架,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财务一样。然而,人力资本投资财务作为一个全新术语,想要从现有文献中找到其定义是困难的,笔者认为人力资本投资财务是指与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一系列价值活动和价值关系。其中,价值活动包括投资前的价值分析、预测以及投资后的价值监控、调节和评估等;价值关系则是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如投资额在各类型人力资源或其个体之间的分配关系、接受投资的人力资源个体对企业服务的契约责任关系等。

    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理论框架,包括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理论的构成要素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两个方面。其中,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理

论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环境、假设、目标和方法等几个方面。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环境是指影响或决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财务价值,因而是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所必须考虑的各种内外条件;假设是指为构建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理论和方法,而对不确定环境所作出的符合逻辑的确定性推定;目标是指人力资本投资在财务方面应达到的目的和要求,它服从于企业财务目标;方法主要是指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中所运用的财务价值分析方法。上述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理论体系。

    上述理论框架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企业在实施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管理时,首先应当了解宏观经济环境、人才市场环境以及企业的内部特点,在此基础上,根据环境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财务目标,再根据实现财务目标的要求,界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行为准则,并运用特定的定量分析方法评估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与风险,确定投资价值,以期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三、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环境

    如上所述,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环境是指影响或决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财务价值,因而是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所必须考虑的各种内外条件。那么,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应考虑哪些环境因素呢?

    1.经济环境。经济环境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因而是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所必须考虑的各种宏观经济条件。这些经济条件包括:(1)宏观经济的现状与预期走势。一般而言,宏观经济的现状良好或呈上升走势,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价值则较大,企业可望从这种投资中获得的杠杆收益也较多,因而企业可适度追加人力资本投资,反之则应控制人力资本投资。(2)知识经济的发展程度。首先,知识经济的发展程度影响着人力资本的投资规模。我们知道,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资产结构和资本结构都将发生巨大变化。在资产结构中,无形资产的比重越来越大,并将成为企业资产的主要形态;在资本结构中,知识资本获得迅速扩展,并将成为企业资本的重要构成内容。可以设想,今后的财务结构评价,重要的不是考察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以及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结构问题,而是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本分别在资产与资本中的比重问题,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本的比重越大,表明企业生产经营的知识和技术含量越高,企业对环境的适应性越强,发展前景越好。也可以判定,今后的企业竞争主要不是市场营销的竞争、价格的竞争,而是人才的竞争,是知识富有程度的竞争,是创新的竞争。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培养人才、积累知识和开发创新能力,进而扩大企业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本的重要途径,无疑应随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其次,知识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从财务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投资价值是由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两个要素所决定。而无论是投资收益还是投资风险,都与知识经济环境息息相关。具体说,知识经济的程度越高,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可望获得的预期收益越大,投资价值越大,但由于知识更新频率的加快,使得投资风险也同时增大,进而会对投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应在客观分析知识经济环境的基础上,权衡投资的收益与风险,确保最大程度地实现目标投资价值。

    2.市场环境。市场环境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因而是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所必须考虑的各种市场条件。这些市场条件包括:(1)人才市场的供求与价格。人才市场的供求与价格直接影响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现金流量和风险,因而是人力资本投资应当考虑的首要市场因素。一般而言,若企业的人力资源类型在市场上供过于求,则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该类人力资源的市场价格相对低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投资的交易成本将会高于对外招聘的交易资本,企业内部投资的相对净现金流为负数。何况,当某类人才供过于求时,通常意味着该类人才所适应的产业已趋近夕阳产业,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将可能是风险大于收益,因此,对于这类人力资源,企业应严格控制内部投资。反之,若企业的人力资源类型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则企业内部投资的交易成本通常会低于外部交易成本,并且投资的风险小,因此企业可适当扩大内部投资。(2)科技市场的供求与价格。一般而言,若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知识的专属性不强,并可以随时从市场上购入,则企业对其进行内部投资是非经济的,何况运用这类知识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通常是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内部投资的风险相对较大,因此企业对以获取或积累该类知识为目的的人力资本投资应严格控制。反之,若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知识的专属性强,则企业通过内部投资获取该专属知识的成本通常要低于外购成本,并且一旦这种知识形成现实生产力,将会极大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进而能够提高企业投资的边际效益。这表明,对于知识专属性强的企业来说,可适度扩大以知识开发为目的的内部人力资本投资。(3)金融市场供求与价格。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需要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和成本又与金融市场息息相关。具体说,若金融市场供过于求,则外部融资的价格相对较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净现值也因此较高,这就势必会推进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反之,若金融市场供不应求,则企业不仅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融资难度增大,而且融资成本高,无疑会阻碍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

    3.企业内部环境。企业内部环境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因而也是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所必须考虑的各种内部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1)企业生产经营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一方面,企业生产经营的知识和技术含量高低决定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需求的多少,进而也决定着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规模的大小;另一方面,企业生产经营的知识和技术含量高低不仅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本的投资价值(即企业生产经营的知识和技术含量越高,人力资本的投资价值通常越大;反之,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则小)。而且也将通过企业价值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敏感程度来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2)企业竞争能力的现状。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竞争能力具有因果关系,这一点从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到论证。其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理论暂且不说,就当今影响最为广泛的核心竞争力理论而言,其创始人潘汉尔德和哈默在解释核心竞争力时认为,所谓核心竞争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有学者将这里的“学识”理解为支撑公司产品线的独特技术和生产技能[5](p32)。这种理解是否正确暂且不论,但至少说明了知识和技能对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进而也说明了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知识和技能形成或积累的重要途径,无疑与企业竞争能力的现状息息相关。(3)企业的财务支付能力。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需要资金,因此,一个企业的财务支付能力是制约其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财务能力强的企业,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支付通常较多;反之,则

力资本投资规模,这或许正是为什么大企业在人员培训方面舍得花钱,而中小企业却相吝啬的原因所在。(4)企业管理当局的态度。企业管理当局的态度是决定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又一重要因素。具体说,若管理当局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态度积极,就能够推动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扩大投资规模;反之,则可能会限制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这里,管理当局对待人力资本投资的态度又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这些因素除上述的企业生产经营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企业竟争能力的现状以及企业财务支付能力外,还有管理当局对待风险的态度、管理当局主要成员的学历层次和思维方式等。(5)企业结构资本的状况。结构资本是指企业的组织类无形资产,它包括企业管理当局的领导力、战略和文化、组织规则和程序、管理制度与措施、数据库和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品牌形象等等。结构性资本是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效率,进而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环境因素。一般而言,若企业管理当局的领导力强、战略规划适当、文化氛围浓厚、组织规则和程序科学,则能够提高人力资本效率,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反之则可能限制人力资本投资。  四、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假设

    人力资本投资财务假设就是对人力资本投资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环境事先作出的符合逻辑的确定性假定,它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理论研究与方法构建的基本前提。然而,由于环境因素的多元性和环境状态的多样性,加之研究问题的内容及其视角不同,对假设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这表明,对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给以统一的假设模式,不仅不现实,而且也缺乏必要性。尽管如此,人力资本投资财务作为企业财务的一个分支,一些基本的财务假设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些假设包括理性理财假设、有效市场假设、风险厌恶假设等。除此之外,为便于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决策分析,也有必要建立一些相对具体的假设,如:

    1.员工的服务期限可以合理确定。企业员工是企业人力资本的载体,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说到底是以员工为载体的专用知识和技能的投资。根据现代财务理论与方法,任何一项投资决策都无不依赖于投资的受益年限、年现金流量以及贴现率等因素,无不是在对这些因素进行合理预期的基础上,通过净现值分析来决策的。这样,合理预测各个因素的未来值就成为财务决策的关键。然而,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由于企业员工受身体条件的影响以及因比较利益而可能导致的迁移行为,难免使其对企业的服务期限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便于从定量方面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分析,有必要对企业员工的服务期限作出合理假定,如在进行某一层次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可假定该层次人

力资本的服务年限为该层次人力资本的平均年龄至60岁所经过的年数,而不考虑其它不确定因素。

    2.对相同层次人力资源的投资效率是相同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通常不是以人力资源个体为单位,而是分别对各个层次进行分析的。而我们知道,同一层次人力资源的各个个体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投资效率的差异,若要确保决策分析绝对可靠,则应以人力资源个体作为决策的分析单位,即分别对各个个体进行收益测算和风险评估,确定投资价值。但这样处理将会因人力资源构成的复杂性,而使决策程序过于复杂,不仅在实务上缺乏操作的可行性,而且也不利于构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理论方法或模型。要构建既具有理论逻辑性,又具有实际运用价值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方法与模型,就有必要舍去不同个体人力资源的效率差异,即假定处于同一层次的人力资源具有相同的投资效率。

    3.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与收益可以独立计量。独立计量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与收益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分析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然而,在现今的会计系统中,只有成本能够独立地计量,收益则反映了所有投资的综合净产出,它无法区分有多少是人力投资收益,又有多少属于非人力资本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分析,有必要假定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与收益均可以独立计量,至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能够按照合理的方法从企业的综合收益中加以分离。

    五、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目标

    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目标从总体上应该服从企业理财目标,即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但从具体层面看,要合理界定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目标,有赖于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特点作一分析。笔者认为,从企业角度考察,人力资本投资既有与物质资本投资相同的方面,又有其显着的特点。其中,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者都是以价值分析为基础,以追求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财务性投资,不同则在于:

    1.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战略性投资。战略是关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和策略。如何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关键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培植和强化核心竞争力,二是能够及时地实施产业或经营项目的战略转移,三是实现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战略调整。而无论哪个方面,都无不与人力资本投资息息相关。首先,根据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理论,在现代激烈的市场背景中,竞争优势的一个确定性资源就是知识,成功的企业在于创造新的知识,并在企业内迅速扩散新知识。换言之,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所在,是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一种以获取企业专属知识和技能为主要目的的投资,无疑对于培植和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是一种具有战略性特征的投资。其次,企业要顺利地实施产业或经营项目的战略转移,以及实现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战略调整,其前提条件在于有一批能够在管理、技术、知识和技能等方面驾御新领域或新企业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投资作为获取这些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途径,无疑对实现企业的战略转移或战略调整具有重大意义。

    2.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高收益高风险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以获取专属知识和技能为目的的投资,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它不仅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而且也是获取超额收益的根本源泉。 之所以说人力资本投资又是一种高风险投资,首先,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于物质资本投资而言,由于回收期长,加之人力资源的“活”性特征,使其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除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一些共性因素外,科技环境、人才供求状况、企业组织资本效率与文化氛围、员工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态等因素的变化都将会影响到人力资本价值,进而加大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其次,对于物质资本投资来说,企业可以根据情况随时转让,即使对企业不再具备使用价值的物质资本投资,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处置来回收部分现金流量。人力资本投资则不同,一旦其载体———企业员工所掌握的专属知识和技能过时,则其价值将会迅速下降,沉淀在这些员工身上的投资也将会随之由资产化为损失,更何况人力资本投资还存在着因员工瘫痪或死亡,而使其价值荡然无存的可能。

    3.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投资。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尽管在形式上是投资于有形的人,但其目的却在于获取以人为载体的企业专属知识和技能。由于这些专属知识和技能既不具备物质形态,同时又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符合无形资产的一般特征,因此属于无形资产投资范畴。然而,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无形资产投资而言,又具有其特殊的方面:(1)是一种依附于人力资源个

体的无形资产,对其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受人力资源个体的各种因素所制约,这些因素包括思想动态与精神状态、能动性和创造性、智力水平与体能状况等。因此,人力资本投资通常需要相关的结构资本给以支持,特别是需要做好与激励相关的各项制度的建设。(2)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无形资产是一种契约性资产,而非法定性资产。也就是说,专利权、专营权、商标权等常规无形资产一般都具有法定期限,在法定期限内受法律保护,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的无形资产主要体现为契约性资产,甚至是可以任意流动的自由性资产,在某种程度上,它类似于企业的专有技术和商誉,不具备严格的法律意义。

    基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以上特点,我们认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具体目标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最大程度地实现企业战略价值。企业战略价值是一种基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价值,它是企业价值的实质所在。一般认为,一个企业战略价值的大小是由其核心竞争力的强弱所决定的,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又来自于其核心人力资源。 因此,从最大程度地实现企业战略价值考虑,企业应在做好人力资源分层分类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投资的重心置于核心人力资源方面。(2)最大程度地获取投资风险价值。投资风险价值是指企业冒风险投资可望获得的超过资金时间价值的额外价值。从理论上说,它应当与投资的风险程度正相关,即投资的风险程度越大,投资者应当获得的额外价值也越大,反之,则额外价值小。然而,这里所指的额外价值主要是一种正向价值,即由额外报酬所产生的价值增值。事实上,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使得这种额外价值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即正向价值与负向价值,前者是由额外报酬所增加的价值,后者则是由额外损失而减少的价值。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合理预测投资风险的基础上,做好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力求最大程度地实现正向风险价值。(3)稳定人力资源,保全人力资本。保全企业资本既是企业理财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一项最基本的财务目标。保全资本包括保全物质资本和保全人力资本两个方面。这里,保全物质资本早己成为人们理财的一项基本法则,但对保全人力资本问题却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在许多企业的老总看来,设备不能损坏,现金不能短缺,对员工则是进出请便,他们宁愿让员工不满走人,也不愿提高一分钱的工资报酬,以至员工纷纷离职,人力资本大量流失。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源的资产属性,没有认识到员工离职的财务实质是无形资产流失。因此,在明确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特性,树立人力资源的无形资产观念的基础上,确立人力资本保全目标,对于稳定企业人力资源,防范人力资本流失具有重要意义。

    六、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决策分析方法

    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决策分析是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运用一定的方法或技术, 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性、风险性以及投资价值进行分析和评价,为人力资本的投资决策提出依据。人力资本投资财务的决策分析方法很多,除常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净现值分析法外,我们认为还可将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分析引入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构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价值链分析法。

    成本收益分析法是在对人力资本进行分层分类的基础上,按类别和层次分别测算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与收益,进而比较成本与收益,计算净收益,据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分析方法。净现值分析法是成本收益分析法的辅方法,它是在成本收益分析法的基础上,考虑现金流入流出的时间,并按照适当的贴现率折算现值,计算净现值,据以进行决策的方法。价值链分析法是在充分了解企业产品价值形成过程的基础上,以价值活动为单元,以各单元的价值创造分析为基础,以实现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决策方法。按照这一方法,企业除分析内部价值活动外,还需要对顾客价值链和竞争对手价值链等进行分析,以了解企业人力资源配置对实现顾客价值的适应性与薄弱环节,以及与竞争对手的差异所在,进而调整人力资本投

参考文献:

    [1]t·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7.

    [2]李忠民。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谭劲松。智力资本会计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李燕萍。人力资源管理[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5]袁宏庆。企业智力资本管理

[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6]张同全。企业人力资本产权论[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