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全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白居易的诗全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白居易的诗全集范文第1篇

①《春》选自《朱自清全集》，作者朱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有诗文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

②《济南的冬天》，选自《老舍文集》，作者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作家。

③《夏感》作者梁衡。

④《秋天》作者何其芳，现代诗人、评论家。

⑤《观沧海》选自《乐府诗集》，曹操，字孟德，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他的诗以慷慨悲壮见称。

⑥《次北固山下》选自《全唐诗》，作者王湾，唐代诗人。

白居易的诗全集范文第2篇

首先，朗读可以训练学生语感，提高学生感悟语言的水平。学生只有经常进行朗读练习，才可以流利入情地朗读课文，才可以考虑语调和语义等因素，才可以真正进入语境中。长期的朗读训练可以将文章语言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形成语感，丰富词汇，掌握语法规则。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在朗读的过程中慢慢积累沉淀形成的。“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说的是朗读与理解的关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则是形象地说明了读书量的积累会产生质的飞跃。朗读又是一种对作品进行再创造，把书面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的表达艺术。

其次，朗读可以将学生带入教学所需要的有利情境，收到很好的效果。清人贺贻孙在《诗筏》里说：“李、杜诗，韩苏文，但诵一、二首，仍可学而至焉。试更数诵数十首，方觉其妙，诵至全集，愈多愈妙。反复诵至数十百遍，口颌涎流，滋味无穷，咀嚼不尽。乃自少至老，诵之不辍，其境愈熟，其味愈长。例如曹操的《龟虽寿》，只有让学生反复去读，在读中去体会，去感知，才可走近诗人，感悟诗人空前伟大的胸怀，以至激情满怀。

第三，朗读，对于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也大有帮助。反复吟咏典范文章，”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有目的地选择构思、结构、表达方式上有特色的章节、段落，予以反复吟诵体味，久之，对文章套路的感性直觉增强了，胸中有了格局，品文便知道优劣，下笔就有了章法。青少年时读书采取”高声朗诵“和”密咏恬吟“相结合的方法，每读一文总是反复诵读吟味，用心领会它的意义、气势、节奏和神威。这种方法值得借鉴。

第四，朗读，还能使学生学以致用。根据课文内容的特点，可以选择适当的朗读方法，如教学《安塞腰鼓》一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读“，最成功的也是”读“。通过教师指导下的学生默读、朗读、齐读、精读、重点读等各种形式的读，来感知作者的主要写法，在读中品味文章的”美“，在读中陶冶学生的性情，使学生既领会了文章的主旨，又在师友合作探究中，经过学生自己的努力，完成了对知识点的掌握，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第五，朗读可帮助字斟句酌，修改文章。朗读对于检查语病，改正语音不通，拗口，逻辑不严密等问题，都有很重要的作用。鲁迅先生说：”在看和读之中，能够发现重复罗嗦的地方，把文字改精炼了；能够找出拗口，不通顺的地方，把语言改通顺，流畅了。“叶圣陶先生说：”读文章，写文章，最好不要光用眼睛看，光凭手写，还要用嘴念……自己写了东西也要念，遇到念不顺的地方，就是要修改的地方。“我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改诗时，就采用”读“的方式，”读“的修改法使白居易的诗明白如话，音韵优美，雅俗共赏。

第六，朗读能加强记忆，有益于健康。记忆是人脑的一种特殊功能，是人类储存知识的一种重要方式，朗读能加深记忆，巩固记忆，能呼唤人们的感知和想象，起到联想记忆的作用。通过音韵调的变化可以产生一系列的声音形象，并使之牢牢印入人们的脑海之中。总之，朗读可以通过视觉、声觉、听觉等器官的协调活动，把知识信息输送到人脑的储存区域，从而起到增强记忆和加强健康的作用。

白居易的诗全集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语文教材；情感教育

情感教育是指教育者依据一定的教育教学目的，通过相应的教育教学活动，促使学生的情感领域发生积极变化，产生新的情感，形成新的情感品质的过程。情感对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列宁说：“没有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新课标明确指出：在语文教学中，应“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提高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培养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具有阅读能力，注重情感体验”。但怎样达成新课标这一要求呢？我们认为方式方法是很多的，挖掘教材中的情感教育因素、让学生学习知识的同时培养情感是其中之一。

现代教育家先生曾经说过：“人人都有情感，情感要转弱为强、转薄为厚，就有待于陶冶。”教材，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认知信息，还从方方面面反映了不同作者对自然、人生、社会的领略和感悟，往往集风景美、道德美、人情美于一体，隐含着丰富的情感信息。语文教材多为传世佳作，凝结了前人的智慧和心血，不仅向学生提供知识信息，而且还蕴藏了丰富的情感因素。如自然之美、社会之美、艺术之美、道德之美、人生之美。可以说，语文教材是美的天地，是美的世界，是情感的海洋，是情感的火山。如教材展示了《荷叶――母亲》的母女情、《背影》的父子情、《致女儿的信》的父女情、《藤野先生》的师生情、《春望》的爱国情等等。

这就要我们老师在教学前，应首先熟悉课文内容，把握文章的感情基调，确定用什么样的感情和学生一起走进课文，准确地再现课文的情感基调，唤醒学生的情感。如《苏州园林》，写出了苏州园林在我国园林艺术中的地位和影响，洋溢着叶圣陶先生对苏州园林的怀念和赞美之情。这些带着明显感彩的文章，在课本中为数不少。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认真品味。这些情感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审美的情感，包括愉快、悲哀、热情、憎恨、喜悦、神往等。第二类可以称为道德的情感，包含爱国主义情感、国际主义情感、正义感、责任感、同情感等。第三类叫做理智情感，它包括求知欲、好奇感、兴趣感等。

作为教师的我们要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使学生在学习中如沐春风，身临其境，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喜乐、共伤悲，爱其所爱，憎其所憎，陶醉其中，乃至达到忘我的境界。

要让学生领会教材中的情感，就必须让他们学会欣赏教材。文学大师朱自清说：“欣赏是情感的操练，可以增加情感的高度、深度。”通过对优秀教材文本的欣赏，可以让学生在冷静的比较中发现自我，重塑自我。当文学作品以文本形式出现在学生面前时，这种外在形式所构建的虚拟空间本身就召唤着学生运用自己已有的心理体验去充分发挥想象进行再构建、再创造。而学生在阅读作品前本身已存在一种期待视野，即其阅读习惯、趣味、心理、预期目的等等，当学生带着期待走进作品空间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丰富的心理体验，当这种体验与作者产生共鸣时，就会达到一种至纯至美的审美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心灵愉悦感。对于初中生来说，在这一阅读过程中，往往最能使其与作者产生共鸣的东西便是真挚的情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优美的作品是作者真挚情感的外化，只有真情才能打动学生稚嫩而又单纯的心灵。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忧患意识，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爱国热情，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正气，无不深深地打动了学生的心，让他们的情感得到陶冶。

面对教材和学生，教师的任务就是积极创设情境，做一个忠实的引路人和点拨者，去“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让学生打开心扉，尽情感悟，去做主动的探究者而最终得到愉悦的心理体验。这样，才能在生动具体的形象感召中陶冶其情操，培养其审美能力，养成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

［2］吴建民.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系统. 通化师院学报，2004，25（9）.

［3］秦训刚，晏济生.语文课程标准教师读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

［4］［6］伊春.对美育思想的再探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1（2）.

白居易的诗全集范文第4篇

关键词：苏子瞻东坡居士号白居易黄州

在中国古代，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除了名、字之外，还有笔名、雅号，作为人之为人的标记符号。芸芸众生，名、字、号如河汉星斗，似乎不足为奇，然而这些简单方块字的排列组合，却蕴涵了别有洞天的意味，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孔夫子曰：“必先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北宋文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篇中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宋代著名学者晁补之曾论名字说：“名者，所以制义出礼；而字者，相期于实以虚其名者也。”[1]司马光曾训示其子侄认为：“朝夕不离于口者，名字而已。尔曹苟能言其名求其义，问其字念其道，庶几吾宗其犹不为人后乎！”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自称用名，称人以字。“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

相对于字的庄重正式，号则多是轻逸随性的。号的形成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使用者本人起的，二是由他人所起且得到公认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多带一个或若干个号，著名的士人学者尤甚。那些缤纷多彩的号，从各个侧面展示了文人的心路历程，是其主人性情的寄寓，生活的显现，业绩的张扬，志趣的昭示，折射着时代的精神，寓含着后人的褒贬。不同时期人生各个阶段不同的号相加，实则可以视为“号”主人的一部活生生的历史。

《异号类编序》曰：“别号之兴，大抵始于周秦之际，瑰奇之士，不得志于时，放浪于形骸。兀自喜，假言托喻，用晦其名，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见，则闻于当时，传诸后世，其名虽晦，其号益彰，鬼谷鹘冠之流，盖其著也，自是以后，通人慕之，竞相相标。”[2]《说文解字》段注：“号，（呼）也。”古人立字以尊名，专给人呼；更立字以尊号，把号呼得格外响亮，便表示对号主人特别客气，特别尊重。《周礼・春官・大祀》“辨之号”注：“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3]如若说名、字承载着命运的注定、父母的殷殷希望，那么号则是个人个性的表现和理想的张扬，承载着后人的尊崇和景仰。

一

清嘉庆时编《眉山属志・凡例》云：“（宋）时天下以文名者六，而眉山得其三。”这里所说的“以文名者六”指唐宋家中的宋六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其中三苏是眉州眉山人。

宋仁景佑三年（1036年），苏轼诞生在眉山城内纱行的家宅，依旧历为十二月十九日卯时，为这个“郁然千载诗书城”[3]《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的名城再添光彩。苏轼，字子瞻，老泉长子，因排行之由又字和仲。关于其名、字的由来，《诗・韩奕篇》疏云：“轼者，两较之间，有横可凭者也。”《急救篇》注：“轼，车前横木也。”“轼”的本义是车前可以凭视的横木。 苏洵的《嘉集笺注》有记载，《名二子说》[4]卷十五“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子瞻”是苏轼一生行谊的主要表字。考察其本意，“子”即人之称，男子的美称。《说文解字》：“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人以为称。”段玉裁注：“《律书》‘子者，滋也。’言万物滋于下也。子本阳气动，万物滋之称。万物莫灵于人，故因假借以为人之称。”“瞻”即视之意。《说文解字》曰：“瞻，临视也。”[5]由“子”、“瞻”本意，加之“登轼而望”的意义推测，“子瞻”的意义是指这个美男子他日定当登高而望远，能洞察天地万物，必定大有作为。

而事实上苏轼也不负父亲的殷殷期许，《宋史・苏轼传》给予他一生的评价是：“器识之宏伟，议论之卓绝，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补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之所为也。”[6]“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7]正所谓名如其人，如若说“睥睨天地之间”是苏子瞻名、字所蕴涵的特立之志与豪迈之气的体现，那么“逍遥一世之上”则定是“东坡居士”这个号所展示的号之主人真性情的写照。

二

宋元丰三年（1080年）“御史李定、舒、何正言其表语；并媒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薹狱，欲置之死。神宗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8]这一事件史称“乌台诗案”。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谪任职于湖北黄州团练副使，不得不签书公事，形同罪人，家眷大小二十多人暂住皋亭，靠苏轼微薄可怜的薪俸，生活得非常艰难。苏轼虽然精打细算，但仍入不敷出，常常是斋厨索然。“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分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于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9]第二年，穷书生马正卿到临皋亭拜谒，适见全家食野菜，便向州守徐君猷说情，将黄州门外数十亩废旧营地交给苏轼开垦，他亲自耕种，种了些粳稻枣粟之类以此来稍济困窘。这块荒地被命名为“东坡”。据宋人洪迈所著《容斋随笔》[10]卷五“东坡慕天”条，《赠写真李道士》说：“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居士。”《赠善相程杰》诗说：“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此地之所以命名为东坡，而苏轼始称“东坡居士”，详细考察其缘由，得知是由于他仰慕白居易而起的号。苏轼被贬至黄州时候，正好与白居易贬至忠州的情况相似。元和十四年（821年）白乐天离江州赴忠州任刺史，植树于东坡，吟有《东坡种花》[11]，有“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载”，“东城春向暮，树木今何如？”的诗句。又有《步东坡》诗一首“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此外还有《别东坡花树》等诗。在苏轼《入侍迩侍》[12]一诗云：“定似香山居士，世缘终道根深。”在该诗的题跋中说：“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放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去杭州》诔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其序中也写道，“平生自觉老少粗似乐天。”且由于“其（苏轼、白居易）文章旨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要情，于物无著，大约相似。”（《四库全书本・二老堂诗话・东坡立名》）而也正因为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隔世知己之意，对“香山居士”的景仰之情使苏子瞻有了“东坡居士”的号。

而“居士”自命名的由来则更多地融入了苏子瞻佛、道的思想。“居士”，梵文Grha-pati，意为家长、家主、长者，或“居家之士”，当今中国的佛教社会已普称一切信佛教的在家佛教徒为“居士”了。唐宋时期，佛教盛行于我国，道教修行之人也自称居士，而这对上层知识分子文人雅士影响颇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苏轼早年读孔子释家书，受佛、道思想影响颇深，其著作《陈太初尸解》云：“吾八岁入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13]苏辙在《亡兄子瞻端名墓志铭》[14]中曾写过，“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也。’”苏轼读苏辙的《老子新解》，写了这样一段评语：“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有此书，则佛老而为二。”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南华寺》卷二十二）“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卷二十三）[12]“居士”一号，是号之主人以佛道中人自称，以寄其超然之情。苏轼遭受贬谪，于人生感到漂泊无依，故取佛道二教之论，以求身心安顿和自我的调适。由此观之，“东坡居士”一号既有追慕古贤之意，又有其性情的昭示。

后来苏轼又在东坡上造了几间屋，称为“雪堂”，并亲写“东坡雪堂”匾额。从此以后，黄州就有了一个东坡居士，时常往来于临皋亭与雪堂之间。此号一行于世，不但苏轼在诗文、书画、社会生活中举以自代，世人往往爱呼此号，并出现了许多变体，有直呼“东坡”、“坡”者，有敬称“东坡先生”、“东坡居士”、“东坡老人”者，也有省呼“坡公”、“坡翁”、“大坡”者，“坡”比“苏轼”更家喻户晓。

三

实际上苏轼一生行号很多，其中有以其学位、官职命名的号：苏轼年少得志，嘉六年便以最高等三等通过朝廷举行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考试，取得了贤良方正的学位，于是此后人们便荣称其为“苏贤良”；神宗宗熙四年，经过秘阁考试合格后，苏子瞻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在宋代，相沿唐代旧制，任馆职的皆称学士，于是人们便称之为“苏学士”，或称“苏太史”；哲宗元元年，苏轼被起为翰林学士，世人时称为“苏翰林”、“苏内翰”；元七年，苏轼又被迁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遂有“苏端明”之号。此外，还有其自命或世人因喜爱之冠以之号：苏轼到定州任知州并将其所筑石室命名为“雪浪斋”，并自号“雪浪翁”；宋哲宗元年间，因翰林院官署荣称“玉堂”，苏轼乃自号“玉堂仙”，“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12]；其壮年时，须髯络络飘飘，故而世人谑称其为“髯翁”，其晚年则苍颜白发，髯髯稀疏，这时又称之为“秃髯翁”；苏轼晚年谪居儋州，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当地人见他闲庭信步则笑谑称之为“笠屐翁”；而据洪迈《夷坚志・丙志》记载：“坡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苏轼一生或数典州郡，或管列六部，而因其在地方多有政绩，且每有佳作，人们也便多以其所在之地冠以姓氏相呼，于是便有苏徐州、苏密州、苏湖州、苏黄州、苏惠州之称，且因在这些地方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百姓也尊称其为“使君公”或“苏使君”；苏轼遇赦北归，途中曾得旨复朝奉职，提举成都玉局官，主要是负责管理成都的玉局、道观，故而世人称之为“玉局翁”，后又衍成“玉局老”。

在这些朴实无华但又蕴意深刻的号中，或名斋堂园塾，或托寄志趣，或流露隐意，或自我解嘲，而如此多的号中唯独“东坡居士”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史上，东坡居士这个形象比苏轼本人更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究其原因在此两方面：

四

相传李公麟在镇江金山画有一幅苏轼像，苏轼过此地，自题一首六言绝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2]。“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苏轼贬居时期的十多年比之任职时期的三十多年，无疑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我们在这里，把苏轼的一生概括为‘在朝――外任――贬居’的两次大循环，以此为主干来叙述他的生平。”[15]而苏轼则独把其被贬居作为其最大的荣耀，作为第一站的黄州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福地。与经济上的困窘相比，被贬黄州时期的苏轼在文学创作上却进入了丰收期。东坡于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次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时年四十五岁。元丰七年三月被命迁汝州，四月离黄州，时年四十九岁，总计在黄州时间为五年又一个月，而在黄州时所作书牍有二百七十九篇。他的散文，以从前的政论、史论、哲学论文而转为主以随笔、小传、题跋、书简等文学性的散文为主，笔法极其灵活，耐人寻味；经了人生中一番大起大落的洗礼后，他的诗歌，也从以前富赡流丽、丰满生动的笔调，走向以清旷的语句写出厚重的感慨，构思也更见细密；他的词作，也由对人生感慨的抒写，进一步发展了“诗化”的趋向，有的豪迈雄放，有的高狂洒脱，亦有的婉约情深，可谓出神入化。如朱弁所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16]《东坡先生真赞》中黄庭坚云：“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爱之也，引之上西掖銮坡，是亦东坡，非亦一东坡；槁项黄馘，触时干戈，其恶之也，投之于鲲鲸之波，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22]“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为“臣”的东坡与为“人”的东坡本是同一个，作为人臣，自当禀守臣节，但更根本的是作为一个“人”，以人格而立于天地间，寓居于人世。所以，仕途中的东坡义无反顾地践履臣节，贬居中的东坡则进入更宽广的“人”的境界。“人”比“臣”大，是为“大节”。――有了这种人生顿悟，以壮浪的姿态活于三教内外，以“坡仙”的姿态游戏人间。

而苏轼成熟的人生态度和完整的文化性格也正式从“东坡居士”之号开始形成：狂、旷、谐、适。

“乌台诗案”促成了苏轼人生思想的成熟。巨大的打击使他深切认识和体会到外部存在残酷而又琢磨不定的力量，使他的狂由抗世傲世转为保持对自我本真的追求。其词中有云：“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为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17]

元丰时被贬往黄州，他的《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随后，在元丰五年出现了一批名作：前后《赤壁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纱溪》（山下兰芽短浸溪）、《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等，都共同抒写了悠然旷远、超尘绝世的情调，表现出文化性格的稳固化。而“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此间但有荒江大山，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易议优劣尔。”[13]之谐与狂、旷植根于同一性格之中，以解嘲来摆脱痛苦，以轻松来化解悲哀。

且此时在黄州的“东坡居士”亦开始实现人生向艺术人生的转化。他主张要从凡夫俗子的普通日常生活中发现愉悦自身的美。《记承天寺夜游》在简练地写出月夜清景后：“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13]《临皋闲题》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书临皋亭》写出了江山主人的适意：“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人。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他的尽俗以成雅的人生态度，真正做到无往而不适。

“这一切，使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18]《坡突围》在经历了一场大的灾难，在经历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的人情冷暖，在经历了一次心底最深刻的自我剖析后，“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的苏子瞻，而这个人生的转折点毫无疑问是在蕴涵着苏子瞻“东坡居士”号之真性情才开始的，而后苏轼甚喜用“东坡居士”一号也是和成就了为“人”之东坡的始发站有莫大关系的，可以说没有黄州的开始，也就没有今人所见的苏子瞻。且在黄州期间的颇多创作，“立言”以留后世，“东坡居士”之号也随之使人们更为熟悉。而也因“东坡居士”之盛名，“坡仙”这一衍生之号也流传下来，清人郑文焯在《东坡乐府》中评苏轼《水调歌头》之词，谓其“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刘熙载《艺概》里又说苏轼之词“具神仙出世之姿”，于是有人常誉称苏轼为“仙坡”。元好问《奚官牧马图息轩画》云：“奚官有知应解笑，世无坡仙谁赏音？”

“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世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14]（《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这是四句秀才们的口头禅。从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百姓对苏轼“勇于任事”的感激，书生们对苏轼才华的钦慕，也就注定了苏子瞻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名人，而名人的效应在于，他的任何趣闻轶事都会影响深远。而在苏子瞻的轶事中，最有噱头的莫过于“东坡肉”的来历。

“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19]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做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名人效应再加上美食的影响，千百年来，仅仅是这样的轶事的传播，已经反映出一部人心中的文化史。宋以后中国百姓心中，无不有个东坡形象的存在。

五

“人生三不幸：年少登科者，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二不幸；有稿能文章者，三不幸也。”[20]虽不是针对坡有感而发，但东坡的一生在“为臣”的路上确实是坎坷不顺的，作为一个积极入世的士大夫，坡是“不幸的”。而经历过宦海沉浮的苏子瞻，却勇敢地承受了一个元大臣的命运，“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13]《杭州召还乞郡状》正如苏老泉对其“轼”及“子瞻”之意的期许；“也体认到人生创造的乐趣”，“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21]引苏轼语也正如“东坡居士”所蕴涵“寄寓”的狂、旷、谐、适。黄庭坚《跋东坡墨迹》[22]：“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 “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23]无论是在庙堂还是在江湖，世人都给予东坡肯定与赞誉。相比于有着庄重名、字的“苏子瞻”，或许他更贴近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是：竹杖芒鞋，吟啸徐行于中国大地的“东坡居士”。

注释:

[1][宋]晁补之：《鸡肋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

[2][清]史梦兰辑，谷风主编：《辞书集成・异号类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3][宋]陆游：《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

[4][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元]脱脱等撰：《宋史・苏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7]卢国龙：《宋儒微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8][清]黄宗羲：《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卷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9][宋]苏轼：《坡全集》，《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0][宋]洪迈著，[清]孙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唐]白居易著，朱金城注：《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2][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3][宋]苏轼撰，[清]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4][宋]苏辙：《苏辙集・栾城后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5]王水照，朱刚著，匡亚明主编：《苏轼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宋]朱弁撰：《风月堂诗话》，《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17][宋]苏轼：《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8]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

[19]林语堂：《坡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0][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外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21][宋]苏籀：《栾城遗言》，《四库全书・集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

[22][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白居易的诗全集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丑,奇,分类,原因,分析

通常美能带给我们一些感观上的享受：看到花儿、鸟儿，我们会觉得生意盎然，听到美妙的歌声，我们会感到心情舒畅。所以对于美我们会有一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追求，在文学作品中也一样，我们乐于看到大团圆的结局，坏人也应该长着一副奸酸的嘴脸。可是当我们看惯了美，就会觉得视觉疲劳，这时候就需要丑来中和一下，我们开始欣赏西方的悲剧，接受街头的奇装异服，文学作品中也开始充斥着丑的要素。而古代文学中也有着很多的“丑”的描写，可是文学作品中的丑不仅仅是因为视觉疲劳，须分类看待。

一、以丑衬美

荀子说：“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

就是说丑和美是同时客观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而且人本来就有对于美和丑的鉴赏能力。

丑是作为美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但是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的，有时候作者对于丑的描写只是突出美，是对美的一种向往，美丑作为一对矛盾体共存或许只是为了互证而已。

唐代刘禹锡曾经写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句子，这里面的“沉舟”、“病树”都给人一种颓败之感，甚至是“病态”的，但是作者之所以描写它们是为了突出“千帆”、“万木春”这样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所以说丑的存在是为了突出美，而描写丑则更是为了衬托美。

葛洪在《抱朴子》中说的“不睹琼琨之熠烁，则不觉瓦砾之可贱；不窥虎豹之或蔚，则不知犬羊之质漫。”“锐锋产乎钝石，明火炽乎暗木，贵珠出乎贱蚌，美玉出乎丑璞。”

他这里也指出了丑的存在是为了衬托美。

在京剧表演中，一般觉得主角或好人看上去清爽一些，而奸邪小人通常画白脸，像曹超、严嵩等都化白脸，紫脸大多是表现沉着果敢的人物，像常遇春的紫三块瓦脸。在京剧中脸谱的画法是很讲究的，就拿白脸来说：演员化妆时把白色涂满整张脸，然后用黑笔勾出眉、眼、鼻翼和肌肉的纹理，这样才能刻画出剧中人物的阴险狡诈的性格。而生、旦是称素面或洁面，净、丑称涂面，分红棉、白面和花面；生、旦的面部化妆俗称俊脸儿，净、丑的化妆称红脸儿、黑脸儿、白脸儿等，都衬托了主角干净的妆容，也是以丑衬美。

以丑衬美属于映衬中的反衬，目的在于突出美。在突出美的同时也把丑带入了我们的视野。

二、以丑为美

以丑为美比较复杂一些，分为三类：

（一）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

当丑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后，人们发现丑相比美而言更容易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有些作者开始自觉的去描写丑。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丑本身，而是想要透过“丑”折射出生活得真实，这种经过了文人艺术加工的丑，已经具有了美学的意义，成为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这一类的作家代表首推韩愈。

韩愈是一个有雄才的人，很多人都很推崇他。比如白居易说韩愈“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但是韩愈的时文非常喜欢用僻字险韵，这就使得诗文读来非常聱牙诘屈。苏洵评价韩愈的文：“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鼍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抑自畏避，不敢迫视。”这个评语非常中肯，而且也同样适用他的诗。

韩愈的诗如《雉带箭》：“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馀尺，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虽然是一首短诗，但仍被他写的惊心动魄，跌宕起伏。

赵翼《瓯北诗话》中曾列出韩愈诗中僻涩难读的句子：“至如《南山》诗之‘突起莫问簉’，‘诋奸陷乾窦’，‘仰喜呀不仆’，‘堛塞生怐愗’，‘远枿壮复奏’；《和郑相樊员外》诗之禀生有巢力刚”，‘烹于力健倔’，‘烹斡力健屈’，‘龟判错衮黻’，‘呀豁疚掊掘’；《征蜀》诗之‘剟肤浃疮痍，败面碎剠〈吉刂〉’，岩钩踔狙猿，水漉杂鳣螖；投奅闹〈石宫〉{隆石}，填隍亻威亻密傄’，‘爇堞熇歊熺，抉门呀拗门曷>’，‘硂梁排郁缩，闯窦揳窋窡’，《陆浑山火》之‘亡皿池波风肉陵屯’，‘电光︺磹赪目目爰>’此等词句，徒聱牙轖舌，而实无意义，未免英雄欺人耳。其实《石鼓歌》等杰作，何尝有一语奥涩，而磊落豪横，自然挫笼万有。”

韩愈这是有意为奇，在用词用韵方面都别出心裁。但他并不属于反对礼教，而是一种艺术上的自觉的追求。

（二）对传统思想的颠覆，张扬个性

标新立异

古代的封建统治对人们的思想相当束缚，有三纲五常，有伦理道德，但是无论是历史上的哪一阶段，总有一些人反其道而行之。

魏晋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很多魏晋士人的怪异的言行。如：“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这个刘伶赤身非但不觉得羞耻，反而还怪别人跑到他的裤子中。

《世说新语》中还有这样一则：“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和猪一同饮酒，可能阮咸要算第一人了，魏晋的士人总显得豪放不羁，这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联系。

但是凡事都有一个度，刻意的去追求奇特，追求丑不仅引得别人厌恶，更让人觉得有标榜之嫌。

（三）文人的一种游戏笔墨

有一部分文人并不是在艺术上有追求，也并不对这个社会不满，而是抱着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他们会描写丑只是想自娱或娱人。

王和卿和关汉卿都作过关于的作品：

“假胡伶，聘聪明。你本待洗腌臜，倒惹得不干净。精尻上匀排七道青，扇圈大膏药刚糊定，早难道外宣无病。”（王和卿《双调·拔不断·王大姐浴房内吃打》）

“十指如枯笋，和袖捧金樽。掐杀银笋字不真。揉痒天生钝，纵有相思泪痕，索把拳头搵。”（关汉卿《仙侣·醉扶归·秃指甲》）

这两首都是描写的，关汉卿对她不幸的遭遇饱含同情的，而并不完全是讽刺。而王和卿只是想博人一笑而已。

赵洽的《丑妇赋》

“畜眼已来丑数，则有此一人。幍飞蓬兮成鬓，涂嫩甚兮为唇。无兮利之伎量，有妒毒之精神。天生面上没媚，鼻头足津。闲则如能穷舌，馋则佯推有娠。耽眠嗜睡，爱釜憎薪。有笑兮如哭，有戏兮如嗔。眉间有千般碎皱，项底有百道粗筋。贮多年之垢污，停累月之重皲。严平未卜悬知恶，许负遥春早道贫。

或人忽然而叹曰：可羞可耻，难生难死。甚没精神，甚没举止。结束则前褰后跢，披掩则藏头出齿。以犊逨兮为行，以屈淬兮为跪。五色鬼之小妇，三家村之大姊。豪豪横横，或恐马而惊驴；咋咋邹邹，即喧邻兮聒里。仡脂磨逻之面，恶努降肛之嘴。尔乃只爱说非，何曾道是。闻人行兮撼战，见客过兮自捶。打女而高声怒气，何忍更涂香相貌，摆敷妆眉。只是丑上添丑，衰中道衰。告冤屈者胡粉，称苦痛者烟脂。唯学嫉中出行，当十恶里矜持。厌蛊家问法，符书上趁师。

人家有此怪疹，亦实枉食枉衣。须则糠火发遣，不得稽迟。勿客死外宁可生离。所有男女总收取，所有资籍任相随。好去好往，信往信依。各自皆得努力，苦兮乐兮，焉知。”

它通篇让我们觉得怪诞可笑。

（四）当时的社会风尚的影响

一些怪异的社会风尚会影响人们的审美标准，继而影响文学创作。据史料记载：“元和末，妇人为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相关的资料在白居易的《时世妆》诗中有更详尽地记载：“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

所谓“时世妆”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打扮，可是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这种倒八字的眉形，乌黑色的嘴唇，想来就非常怪异，毫无美感可言，可当时这是流行，真是难以相信。据说还有一个妆容叫“血晕妆”，是长庆年间比较流行的，是把真的眉毛剃去，然后在眉下和眼上用红紫色涂画，看上去血肉模糊的，甚为恐怖。就像元稹说的：“近世妇女，衣服修广之度和匹配色泽，尤剧怪艳。”

从妇女妆容打扮的趋势就可以看出当时人的审美眼光，当时是一个崇尚怪异的时代，元和年间的出现的韩愈为代表的“险怪派”相信也并不是偶然的。

而汉代以瘦为美，盛唐以胖为美，被称为燕瘦环肥；春秋战国时期的楚灵王喜欢腰细的女子，有“楚王好细腰，百宫多饿死”的说法；古代对女子审美的要求还有以小脚为美，所谓“三寸金莲”这种奇怪的甚至是变态的审美历来数不甚数。

三、齐美丑

这种观点认为美和丑都是客观存在的，是平等的，不应该褒美贬丑，也不应该过于刻画丑而忽略了美。

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强调的是美和善的统一，把美同教化相联系；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强调真，他们所说的真就是道，就是自然。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就是说人们知道了怎样是美，就有了丑；知道了什么是善就有了恶。老子认为美是相对于它的对立面丑而存在的，并且它们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的，而且可以相互转化。

庄子发展了老子的这个思想。在庄子看来，只有道是最高的，而美和丑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都属于道。

庄子提出了“厉与西施”“道通为一”的观点。

“厉”通“疠”是指皮肤溃烂，而西施则是古代有名的美女。在道家看来，无论是丑陋之人或是美貌的人都是一样的。

庄子自己也创作了大批丑者形象，如《人间世》和《德充符》两篇中写了大批残缺、畸形，外貌丑陋的人，像支离疏、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哀骀它等。这些人有的是驼背，有的双腿是弯曲的，有的缺嘴唇、有的相貌奇丑。

道家的这个思想影响很大，使得人们对于美和丑的对立并不看得那么严重，那么绝对。其中较有成就的是叶燮。

叶燮认为“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凡物之义不孤行，必有其偶为对待。”如“陈熟、生新，二者对于义为对待。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无事无物不然：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举。”也就是说美丑是统一存在的。

美丑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转化：“大约对待之两端，各有美丑，有恶，并非美恶偏于一者也。其间惟生死、贵贱、贫富、香臭，人皆美生而恶死，美香而恶臭，美富贵而恶贫贱。然逢比之尽忠，死何尝不美？江总之白首，生何尝不恶？幽兰得粪而肥，臭之成美；海木生香则萎，香反为恶。富贵有时而可恶，贫贱有时而见美。”

无论是自然物还是艺术作品，美丑并不是最重要的。

也有很多是受到佛教的影响。

佛教宣传众生平等。佛教教人们摒除外物的干扰，而且佛教教人们超出爱增的境界，所以一切在佛教看来都是空幻的。

佛教认为“色即是空，色复异空”。而色就是指世间的万事万物，当然也包括美丑。所以美和丑也是虚无的。

佛教虽然认为美和丑都是虚无的，但并不是否认美和丑的存在。佛教从“梵人合一”“物我同根”的思想出发，认为“美丑一旨”“善恶无二”。

僧肇《维摩经注》：“万物齐旨，是非同现。”“若能齐是非，一好丑者，虽复上同如来，不以为尊，不等六师，不以为卑。何则？天地一旨，万物一观，邪正虽殊，其性不二”

万物相同，美丑也相同，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日益流传，佛教的一些教义思想也对人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四、小结

综上所述，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丑、奇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的。有的是作家自身的艺术追求，而有的则受到外界的包括政治、社会风尚、乃至佛道思想的影响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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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琳、邢培顺.苏洵苏辙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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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 翼勤.元稹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13 辛战军.老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14 叶燮.原诗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