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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那个平淡无奇的夏天,我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对面的一幢即将拆迁的简陋不堪的宾馆里度过了一个激动不已的失眠之夜。枕边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十多本外文原版小说和台版书,既有从工体附近的法国文化中心购买的于连・格拉克、米歇尔・图尼埃、莫里斯・布朗肖的经典作品,也有在第三极书局的港台图书专柜意外寻觅到的萧丽红、朱天文、帕慕克和玛丽莲・罗宾逊。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让我忘却了旅途的疲惫,阅读的目光所及之处,文字排版的区别、文化习俗的差异和装帧风格的不同渐渐地消失。夜凉如水,风吹书香向两岸,记忆的窗口和情感的闸门轻轻打开,那颗孤独猎手般的心灵能够听得见千里之外的回声。
在此之前,我和大部分读者一样,获得外文原版书和台版书的途径通常只有一种,那就是通过亚马逊书店或孔夫子旧书网、淘宝网开设的港台图书专卖店订购,且不说旷日持久的等待之苦,有时书的品相还不能尽如人意,更大的遗憾是无法亲身体验那种漫步书城左顾右盼的闲情雅致,当然也就无从感受书香四溢茶烟袅绕的美好氛围,只得凭空地去想象蓦然回首与书相遇阑珊灯火之下的温馨画面。
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日渐深入,我期望有一天,走进自己生活的这个沿海小城那些大而无当的书店,除了到处充斥着的封面花花绿绿的青春文学、挖坟盗墓的恐怖小说、粗制滥造的外国名著和泛滥成灾的教材教辅用书,也能够有一个僻静的角落是销售台版书的,映入眼帘的将是那些繁体竖排的古老的汉字。
我并不认为台版书的竖行排版给习惯横向阅读的人们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要知道我们的民族几千年都是这样延续下来的,从来没有人抱怨传统的书法艺术附庸风雅铺张浪费,反倒是有人把《论语》、《庄子》“心得”了一番之后招致一片骂声。如果有一天,所有的诸子散文、历史典籍、唐诗宋词、明清戏曲和章回小说都需要配上白话翻译、彩色插图以及庸俗无聊的心得体会,一律都以横排简体字出版时,那才是真正的悲哀。事实上,台版书也在悄悄地改变,我所读到的一些翻译作品,例如金兹布格的《家庭絮语》、鲁西迪的《魔鬼诗篇》和富安蒂斯的《我相信》就都采用了繁体横排版,读来反而感觉别扭。
对于爱好外国文学的读者而言,台版书或者说台湾地区的翻译家们功不可没。没有林水福先生,我们无法读到日本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的《沉默》和《深河》;没有张定绮先生,我们无法读到印度裔流亡作家鲁西迪的《午夜之子》和美国作家约翰・欧文的《盖普眼中的世界》、《寡居的一年》;没有刘森尧先生,我们无法读到获得布克奖的长篇小说《童年往事》以及西班牙电影大师布努艾尔的自传《我的最后一口气》。当然,这样的列举肯定是挂一漏万,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不少台版书纷纷引进内地,例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电影馆”系列丛书,湖南的“兄弟文化”出版公司发行的FROM与TO两个系列的社科书籍和翻译小说。风吹书香向两岸,中文的非凡魅力足以跨越浅浅的海峡,台湾的读者同样可以分享内地翻译家的劳动成果,例如萧干、文洁若夫妇翻译的《尤利西斯》、许渊冲等人翻译的《追忆似水年华》。不仅如此,余中先所翻译的法国作家韦勒贝克的《一座岛屿的可能性》更是先出了台湾“大块文化”的版本,几经辗转才又回到了国内,上海的文汇出版社将其更名为《一个岛的可能性》。而曾经翻译过但丁的《神曲》、斯韦沃的意识流小说《泽诺的意识》的意大利文学翻译名家黄文捷老先生的另一译著《家庭絮语》至今只有台湾“麦田出版”一家发行,未见国内引进,可谓墙里开花墙外香。
真正给读者造成不便的是那些翻译作品在人名与作品名称等方面的使用大相径庭,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台湾译名分别叫做贾西亚・马奎斯和波赫士,前者的代表作《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分别被更名为《一百年的孤寂》和《爱在瘟疫蔓延时》,如果说上述区别只不过是大同小异,那么南大的许均教授所翻译的法国作家图尼埃获龚古尔奖的长篇小说《桤木王》的台湾译名简直面目全非,摇身一变成为突尼耶的《左手的记忆》。其它诸如将拉什迪译名为鲁西迪、聚斯金德译名为徐四金、略萨变为尤萨、富恩特斯变为富安蒂斯之类的现象就不值得不惊小怪了。不得不指出,某些台版翻译小说随意篡改原作书名的恶俗做法让人气愤,例如将加拿大作家翁达杰的《阿妮尔的幽灵》改为《菩萨凝视的岛屿》、《身披狮皮》则改为《一轮月亮与六颗星星》。更有甚者,约翰・欧文的《为欧文・明尼祈祷》居然被张学友的歌名《一路上有你》所替代,如此大胆妄为不但愧对原书作者,也低估了广大读者的欣赏水平。
我以为台版书与内地图书相比,最大的优势可能不在其内容,而在于装帧设计的美观大方,整体的印刷质量以及纸张的光洁度、触摸的手感通常都要稍胜一筹。例如我所购买的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四卷本的鹿桥全集,风格清新朴素,就很值得珍藏。另外,有些书籍如果你不想去读内地的删节本,只得求助于港台地区出版的足本,例如里仁出版社推出的梅节先生校注的“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今天文学丛书”,其中收入了四川诗人柏桦的回忆录《左边――时代的抒情诗人》,负责封面设计的是陆智昌先生,鲜红的底色,烫金的书脊,一左一右交错纵横的道路给人以巨大的遐想空间,让我一见钟情不忍释卷。而此书在国内的命运却令人[欷,只有一部分章节收入柏桦十年文选《今天的激情》,此外,少人关注的《文学》也曾经连载过几期,凡涉及1989年敏感时期的文字荡然无存。
相形之下,不少内地图书之所以令人反感,并不仅仅是因为内容恶俗,更主要还是编辑校对工作草率,有些书籍错字连篇,漏洞百出。例如新星出版社“炒冷饭”重新找人翻译出版的英国作家麦克尤恩的获布克奖的长篇小说《阿姆斯特丹》,竟然连封面和书脊的译者署名都不一致。如果说这种疏失还可以原谅,那么充斥书架的各种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更是五花八门,互相抄袭,不少高产的“剽客”专门窃取他人的翻译成果,改头换面据为已有,粗略算来,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些擅长 “中译中”的隐形译者往往真实身份不可考。而那些正规的出版社似乎特别热衷于推出封面设计整齐划一的某某丛书,通常还是那种奇丑无比的精装本,又呆又笨。为了打赢价格战,甚至不惜在所有的书脊下方都印上一只嘴角衔有定价的绿毛鹦鹉。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些书籍的封面往往采用性感女明星的肖像或美国电影海报,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朽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也不能幸免,南京译林出版社就在该书精装本的封面赫然印上了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纽约黑帮》的剧照,令人不得不佩服设计者的娱乐精神。
相望盈盈一水间,风吹书香向两岸。只要互通有无,讲求诚信,我们一定能够赢得更美好的明天。